自由的羽毛

高频激光

一、传播媒介的影响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或者戴维·白金汉的《童年之死》，如果看过，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探讨童年问题的著作，前者写于1982年，后者写于2000年。要证明你脑残的问题，必须从娃娃说起，如果你有兴趣去阅读这两本书，大概就会像对着一面镜子一样，看到了现在脑残的你的成因。

我记得在90年代，有家报纸上曾经报道过，某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没事唱的歌曲是叶倩文老师的《潇洒走一回》，于是该记者感叹现在的孩子没有儿歌可以唱，只能唱成人的歌曲。类似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儿童过早接触成年人的信息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在家长看来是件好事，一方面可以他们在小的时候接触到更多信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早点成熟，以后就不会吃亏受欺负；还有就是家长都有望子成龙的心理，让他们多知道一些知识多掌握一些技能不是坏事。但这些想法在尼尔·波兹曼看来都是坏事，因为媒介信息破坏了儿童的正常发育和成长，让他们该有的童年时光因为过早过多接触成年人的信息而压缩，并过早的消逝。波兹曼老师认为电子媒介（电视的参照是电视）是童年消失的罪魁祸首。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象中的乌托邦是儿童应该自然生长，读该读的书，知道该知道的事情。

儿童心理学家戴维·艾尔凯德指出：“现在的儿童被他们的父母、学校以及媒体催赶着度过他们的童年，那些在工作中承受了过多压力与挫折的家长将他们的焦虑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从很小的年级开始便给他们施予压力，要他们在学校和各项组织性的体育活动中获得成功。”

你会说，早知道有什么不好？早慧是罪过吗？当然不是。一个自然度过童年的人和一个靠催化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在童年的时候优劣谁都能看得出来，显然知识就是力量，知道多的人显然比知道少的人有各方面优势，但是到了成年之后，问题会慢慢显现出来，至于究竟有什么问题，前面提到这两本书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犯罪和人格缺失方面，似乎论据不太充分。但我觉得这两个作者某些观点还是可以参考的，比如在脑残这个问题上，他们二位不知道这个词，但是讲的道理都差不多。童年时期接触信息过多或者过多接触不是和自己年龄的信息，确实会对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电子媒介带给人的不是思考，而是接受，电子媒介的普及，实际上给一个家庭制造了一个同质化的氛围，电视一门白痴媒体，它适合成年人消遣，不适合儿童接受，哪怕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儿童喜闻乐见的卡通片。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媒体（报纸、书籍）可以给儿童带来认知障碍，也就是说你不好好阅读分析理解，你就不明白是咋回事。电视比较形象化，你不存在认知障碍，包括现在流行的动漫和电子游戏，认知障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可以让更多儿童和青少年接受，这是一个市场的需要。小时候认知障碍越少，长大了认知障碍就越多，就越容易脑残。有时候，儿童的“虚假世故”（我们称之为“小大人”）只是传播媒介带来的假象。当你的智力并不能足以去判断一些成年人该判断的信息，而去判断了，会有一种成熟的假象，但这个假象终究会在你成年之后付出代价，比如该你明白的时候你却不明事理。我觉得吧，一个人一生当中该知道的东西，该如何知道，早知道跟晚知道，如何理解是说不清的事情，诸多儿童心理学家都用不同方式解释这些，但是说不清楚，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方法，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环境都不一样，结果自然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共同要面对的是大众媒介，比如电视、电脑、书籍……

很遗憾，波兹曼在2003年去世了，我真希望他能写一本分析互联网对人的影响的书，比如《青年的脑残》。其实不管是波兹曼还是白金汉，他们都注意到了发达的媒介对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我从童年说起，主要是想分析一下你的脑残其实不是现在形成的，而是在你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形成了。这是先天不足，谁让你赶上了这么一个花样年华的好时代呢。

此文被我严重删节，因为篇幅太长，看王老师原文
http://www.wangxiaofeng.net/?p=2199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8-29 23: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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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0003:






  这次为北京 JO 运动员提供安全套的，一家加拿大橡胶制品公司的“尚牌”产品。

摘自 王小峰 博客  http://www.wangxiaofeng.net/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8-29 23: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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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作者 @ 2008-8-31 6:08:48 阅读(11055) 评论(78)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如果教育可以“开民智”，如果受教育的人更善于独立思考决策，更珍视理性与自由，那么一个独裁的政府就应该实行“愚民政策”，减少公立教育开支，降低公立教育水平。但事实上除了古代封建社会，这种推断并没有得到二战以后从亚非拉苏联东德等广大国家收集的数据的支持，这推论什么地方错了？

    问题在于，“教育”并不必然“开民智”，它本身也可以用来“愚民”。尤其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暴力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警察的执法通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加文明），与之相比，控制传媒和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便要突出的多。

在一篇出色的论文中，耶鲁大学的John Lott指出：越是专制的国家，在公共电视台以及公立教育上的开支越多。当然，有人可以反驳说：专制政府一般在任何公共开支上都比较多，电视台和公立教育可能并没有特殊之处。然而Lott的研究发现，这类专制国家在大幅度支持公共电视台和公立教育的同时，公共医疗等开支并没有显著增长，甚至还有下降。换句话说，这些政府确实把公立教育和电视台放在了优先的地位。

如果专制政府要利用公立教育体系“洗脑”，那就应该趁早，而且应该尽力控制其他方面的“反洗脑”，一个例子便是抑制“家庭教育”，尽早用专业洗脑的公立教育来取代家庭教育。

一般而言，孩子在早期的成长中和母亲的相处时间远比和父亲的长，那么抑制家庭教育的有效做法就是把孩子和母亲尽早分离。怎么做呢？

第一是鼓吹女性是“半边天”，尽力鼓励或强制更多的女性投入到家庭以外的生产劳动中。这方面的例子不用Lott数据分析，中国人不会陌生。只要稍微回忆一下毛时代各种招贴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便知道。而事实上Lott的分析也发现专制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确实更高。

第二种做法是尽早开始公立的学龄前教育，而且尽早的开始灌输意识形态。这方面的例子我们也不用从其他国家早，“时刻准备着”的“少先队”大家都有经历，而“三热爱”里没有一项和家庭有关。（提醒一下，三个热爱对象是党、祖国以及社会主义，“党”排第一）

第三种做法是摧毁家庭价值观，或者直接拆散家庭。Haskey 1992年的研究发现，在东德和西德分裂之前，两个国家的离婚率相似，当然价值观等等也都相似，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嘛。但分裂之后，东德的离婚率一路上扬。看过电影《窃听风暴》的人大概不难明白是为什么。

这里让我用中国的例子发展一下Lott的最后一项推论：如何让“洗脑者”，就是我们“灵魂的工程师”们，心甘情愿地加入到“洗脑”这一伟大事业中？毕竟，政府不直接参与洗脑，老师们才是洗脑的中坚力量。

Lott的分析用的是种族隔离严重时期的南非的数据。白人老师教白人学校，黑人老师教黑人学习，亚裔老师教亚裔学校。让白人老师宣扬种族隔离的合理性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本身是制度受益者。难的是让黑人老师也来宣扬这制度的合理性。分析发现，虽然白人老师的绝对工资水平比黑人老师高，但黑人老师们的很多暗地里的收益不小，那是说政府需要工资以外的东西来“贿赂”这些人。就好象在抗日战争期间，让鬼子打仗不难，让“二鬼子”打仗就需要一些技巧。虽然总体上“二鬼子”的装备远比“鬼子”差，但“二鬼子”们从乡里乡亲处得到的明的暗的收益可能要比“鬼子”们多得多。自然，为了保证他们这些额外的收益，皇军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爱搭理的。

顺着这思路：让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谈论政治甚至谈论独裁的好处不难，难得是让人文类教师闭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降低文科教师的工资，减少文科专业的人的经济收益，进而贬低全社会对文科的看法。用不了多久，说话的人便越来越少，而且说出来也没人听了，因为没有“用”。

中国今日文科的衰落自然不是文化传统使然，这过程也并没有开始于民国，而是始于“新中国”。反右和文革之后，这局面更是陷入了恶性的自我循环。读者须知，与科学技术相比，文科的经济回报率较低乃是普世现象，而这类真正塑造灵魂的学科能在西方大学兴盛，靠的是坚定不移的“树人”的教育理念以及各方经济资源的大力支持。在公立教育一家独大的中国，社会不提供回报，政府卡着脖子，人文教育是没有出头之日的。近年兴起的那些所谓“国学院”，尽皆欺世盗名，其中教师的水平可以让城管汗颜。

三四年前，中国政府对文科教育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投资扶持，主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各大学术机构中的马列研究室一夜之间纷纷起死回生，科研经费教师工资一路上扬，甚至从来“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研究生报考也“忽如一夜春风来”。而高举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其他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永远都是死路一条死气沉沉，只能用来塑造幽灵和鬼魂，而不是灵魂。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走遍天下”是不需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行尸走肉也可以走遍天下，而且从来不懂得“怕”。


文献：

John R. Lott, Jr. <Public Schooling, Indoctrination, and Totalitarianism>, 1999, JPE.
(《公立教育，思想灌输，与极权》，1999年，“政治经济学学报”）

Hasky, John <Patterns of Marriage, Divorce, and Cohabitation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1992, Population Trends.
(《欧洲列国的结婚、离婚以及同居模式》，1992年，“人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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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llog.cn/blogs/lihaipeng/archives/167552.aspx

李海鹏 @ 2008-8-16 23:04:25 阅读(5244) 评论(18) 引用通告 分类: 北京客

大学毕业那一年，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嫁给了上一届的师兄，作为两名中文系同学，当时他俩身穿礼服，乘坐敞蓬汽车穿过寒风劲吹的大连街道，冻得瑟瑟发抖，却仍坚持着在棒槌岛的沙滩上念完了《红与黑》中他们最中意的选段：“来吧，一切都很好；勇气，我一点儿都不缺！”听了他们无畏的宣告，大海就泛起了不平静的波澜，而我正是旁边那个忍俊不止的家伙。如今我旧事重提，可不是在讽刺什么，至少不完全是。这事儿是有点儿离谱，尤其在今天看来，但更重要的是，它正是他们一生中的美好时光的一个部分——人世间所谓的美好，其实就是未必美好却恰逢其时吧？

在豆瓣网，我参加了“搞笑新闻搜集小组”，也参加了“悲惨新闻搜集小组”，我发现两边儿的新闻其实差不多。我越来越能嬉笑着看待悲伤，也越来越能庄重地对待笑话了。以往我会觉得，对着大海念《红与黑》是脑袋抽筋的表现，现在却会想，时光荏苒，我们已经失去了多少往日的生活啊。年龄的增长会让你不再像以往那样高估聪明的价值，更少享受嘲弄的乐趣而更多地体恤他人。

我觉得我们说太多的笑话，也许是生活速度太快，每个人都有眩晕感之故。心理学家说嘲笑是对恐惧的回应，说得蛮对。如今在网络上，在饭桌上，人们嘲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多，可是并不比以往更自信吧？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经说，当他对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他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跟茨威格完全一致：年轻人未必总是对的，但是即使错，他们也总是有理由的。对今日的中国生活来说，“今天和昨天与前天之间的桥梁”同样不复存在。我们可能轻易地认为，我们已经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上飞驰了这么久，多年以前的土路上必无风景。我们也可能会满足于自己的成熟，而不再珍视诸如“天真”、“信念”之类的东西。比方说，在1993年，如果我能知道多年以后我就是这个样子，当个记者遛遛哒哒，没准儿就干脆自戕了事。那个时候我怎么可能忍受如此平庸的日子呢？别忘了，“勇气，我一点儿也不缺！”如今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勇敢只是滑稽的和可爱的——年轻人总是显得比成年人勇敢，恰如小型犬总是比大型犬显得勇敢，可是宠物专家说，那不是勇敢，只是容易激动。然后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嘲弄那些冲动的小狗。

我们有着成年人对年轻人的嘲笑，现在对过去的嘲笑，优越感对卑微的嘲笑等等。有时我觉得整个国家都发出着各种笑声，尽管我们仍旧比较木讷迟钝。过去是凡有水井处皆有柳词，如今则是凡有Web处皆有嬉皮笑脸。有些人可以把嘲笑变成一种艺术，可是在我们当中，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太少，业余爱好者却太多。因此一方面我蛮喜欢看某一两个人逗趣，另一方面又苦恼于到处都在白痴似地笑个不停。

格外令人讨厌的是成年人带有成见的笑声。在YOUTOBE网站上曾经有过一个风靡一时的短片，内容是一个男婴不知道为什么咯咯笑个不停，这孩子长得可爱，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让看片子的大家都跟着开怀大笑了一场。我喜欢这样的笑声，它就是因为觉得好笑而笑，不附带任何偏见。成年人的笑就没这么简单了，要是内涵丰富起来，实在是让人觉得了无生趣。如今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没有什么是没被我们嘲笑过的，可是其中有多少是经过甄别的呢？

我自己也常常发出笑声，其中的大多数也很无聊，不过我倒是喜欢在东京的一次。当时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请我们在三角宽他们家吃了怀石料理，味道很不错，然后就带我们顺路参观东条英机的墓地，想请我们实地体会一下日本的宽恕死者的文化传统。在墓前他说了一句多余的话：“请各位不要侮辱死者的墓地。”我突然就想到了自己冲东条英机家的墓碑尿尿的样子，于是腹中暗笑不已。这笑来自童稚年代，就像看到校长摔了一跤一样不可遏止。它毫无声息却又如此剧烈，以致东京上空紊流丛生，鸟儿都飞不稳啦。

（第一财经周刊）

斐多

图片上的好。正确教育我们做身不残智也不残的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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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近期写的文章极为精彩，多摘几篇。

http://www.bullog.cn/blogs/lihaipeng/archives/155796.aspx

李海鹏 @ 2008-7-8 0:52:27 阅读(2945) 评论(17)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

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谈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还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

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戮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疯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惟一可以享受的乐趣。

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高频激光

http://www.bullog.cn/blogs/lihaipeng/archives/118927.aspx

李海鹏 @ 2007-10-11 21:40:53 阅读(1075) 评论(0) 引用通告 分类: 没分类
   应该是在大二或者大三，我在《外国文艺》上看到几个短篇小说，看完了往回翻，找作者的名字，发现是个陌生女人，叫朵丽丝.莱辛。我心想，记住了，下次去书店看看有没有她的书。等真买到她的书，我已经毕业两年了，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叫什么忘记了，也许就是《朵丽丝.莱辛短篇小说选》之类的吧，又过了两年，我看了《金色笔记》，到2005年，又看了《简·萨默斯日记》。

   傍晚小睡醒来看到新浪短信得知她获奖，那一瞬间我弄错了一件事：我首先想起的是《想像一下你临终那一天》和《回家找玛丽》，后来才明白过来，我弄混了，那不是她的作品，是安.贝蒂的。这么说，在莱辛的小说中，其实并没有哪一个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对她的记忆是基于整体质量的。

   《金色笔记》是一流杰作，不需要我多说，已是定论。她的短篇小说也是一流水准，至少读任何一篇都决不会失望，都能得到教益。作为一个实力派作家，她不是很惊艳。但是如果抱着惊艳的要求，作为读者，可能我们这一生可能就将永无所获了。包括莱辛在内，大约有50个作家的信息构成方式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方式并不一致，但都充满张力，包含了小说家们几百年积累而成的对世界的理解力，说句最俗的，对我养家糊口很有帮助。

   年轻时喜欢过的作家都是我的亲人，某种程度上我跟他们比跟亲叔叔们亲多了。因此在今天，特别祝贺一下了不起的朵丽丝.莱辛奶奶——现在中文媒体都叫她多丽丝.莱辛了。我为她感到开心。

高频激光

http://www.bullog.cn/blogs/lihaipeng/archives/118931.aspx

   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结尾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这个人：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这句话中有一半儿借自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的名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很显然，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同一本书，让许佳同学印象深刻的句子，则是描述两个人分手的，他们如此年轻，以致不会耽于哀愁：“爱情真像一场决斗，让我们再彼此深深地看上一眼。”

   徐星同学最喜欢的则是这本书的结尾一段：

   “在美国、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坐在一个古老的、破败的河边码头上，望着新泽西州辽阔的天空，端详着延伸到西海岸上，形成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的未开发的土地，以及延伸出去的条条道路，和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来来往往的一切和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我知道，现在，在爱荷华州，在人们允许孩子们哭泣的地方，孩子们在大声的哭泣着，今夜，星星就要出来，你可知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这颗黄昏的星星一定正在低下头来，在把它那熠熠的光辉投向原野，不一会，全然的黑夜就要来临了，黑夜将给大地祝福，将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隐没掉最后一片海滩，而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自己在可悲的趋向衰老以外，还将有何遭遇。我想念着狄恩，马瑞阿狄，我甚至想念老狄恩，马锐阿狄，我们一直没有能找到的老父亲，我想念狄恩，马瑞阿狄。”

   真是年轻无极限，悲凉痛快，酣畅淋漓啊。

   废话太多了，其实今天要说的是凯鲁亚克的另一本书，《荒凉天使》。《在路上》里的狄恩到这本书里变成了科迪.珀姆雷。1956年，斯奈德同学向凯鲁亚克同学介绍了荒凉峰，于是凯鲁亚克同学申请了一个火情了望员的工作，独自在饥谨山脉中呆了63天，脚下是荒凉峰，北面是霍佐敏峰，南面是杰克峰，他在那里与世隔绝，孤独、恐惧，漫步、参禅，冥想宇宙与人生的秘密。随便选一段儿平静好看的吧：

   “我向上仰望霍佐敏峰，它依然充满力量，红褐色的顶峰高耸入云，我捡起那把铁铲，小心翼翼地择路而上，一边往桶里盛放新鲜洁净的白雪，一边填满某个很深的新雪洞里胡萝卜和卷心菜之间的空隙。我回来了，把桶里的雪倒在锡盆里，在灰土飞扬的地板上泼了点儿水。我拿着那个桶，像日本老女人似的往下走，穿过美丽的石南草地，给壁炉拾点木柴。
   这一刻，全世界都是星期六的下午。”
   从印象派诗人和画家们开始，到凯鲁亚克那拨人了结，在不到100年的时间，生活曾经可以是伟大的。如今，生活可以是渺小的。将来呢？渺小亦未必可得吧。“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自己在可悲的趋向衰老以外，还将有何遭遇。”

高频激光

1, 为鸡感
李海鹏 @ 2007-1-31 0:13:28 阅读(1063) 评论(0) 引用通告 分类: 扯淡

   ""我听过不少人说，美国欧洲太平静了，没劲，我们这边儿风云激荡如在历史旋涡之中，特有意思。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但只是在自己没有为鸡感的时候。"
http://www.bullog.cn/blogs/lihaipeng/archives/118941.aspx

2, 美人卷珠帘
李海鹏 @ 2006-4-9 21:55:18 阅读(940) 评论(0) 引用通告 分类: 北京客
http://www.bullog.cn/blogs/lihaipeng/archives/118973.aspx

    "阿佳妮在《罗丹的情人》中扮演的女雕塑家卡米尔.克罗岱尔，亦是我心目中的大美女之一，神经质的性格使其魅力大增。另外，罗伊.阿伦德哈蒂也是我心目中的美女典范。这位印度女作家以卓越的长篇小说《卑微的神灵》获得布克奖，眼睛像牛犊一样漆黑，嘴唇像佐罗一样傲气。这么说吧，要是她年轻10岁并且肯做我的女朋友的话，我一定给她买最好的棉花糖吃，整夜整夜地不让她睡觉……要她讲美丽的故事。

   如此倾慕心灵之美，似乎有点儿不合时宜。我们生活在一个三角内裤的时代，而不是四角的，人们更爱享乐而忽视灵魂。我并不是完全反对这一趋势，如果你是美女，没准儿我还假装银行大盗来诱惑你呢。我只想强调这个事实：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不是我们家常那一款，真正的美女也是一样，她们是人们心中的至美世界的象征，又以性格的细微光芒，让人引为知己。"

  3, 我们为啥应该反对民族主义
李海鹏 @ 2006-2-11 20:12:23 阅读(509) 评论(0) 引用通告 分类: 没分类
http://www.bullog.cn/blogs/lihaipeng/archives/118988.aspx

    "在《经济观察报》2月13日44版“专题”的文章《丙午立宪》中，作者黄一琨引述了邹容在《革命军》中有一句话：“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补偿这几百年的耻辱。”在我看过的各种民族主义名言中，这是最有中国特色也最具备戏剧感的一则。"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9-1 20:57 编辑 ]

高频激光

谢谢LS 的信息
http://wiki.france5.fr/index.php/MA_REVOLUTION_CULTURELLE

Synopsis

" J'avais à peine dix ans quand j'ai été projeté dans cette folie. Le tourbillon m'a aspiré : un gamin, encore dans les jupes de sa mère, jeté dans le tambour d'une machine à laver. Quand il m'a recraché, j'étais un homme. Tu parles d'une crise d'adolescence ! Des souvenirs choquants, douloureux m'assaillent aujourd'hui, mais aussi une mémoire heureuse de ma jeunesse, de liberté, de comédie humaine, drôle, absurde... et j'oscille entre rire et larmes du haut de mes cinquante ans ".Xu Xing, écrivain chinois, emmène le téléspectateur au coeur de son enfance et de son adolescence, ravagée pa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 elle lui a coûté ses illusions, sa famille dispersée aux quatre coins du pays, et son premier amour, qui l'a dénoncé quand il s'est déclaré... Un film sensible, parfois drôle, souvent amer, et qu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onne la parole aux Chinois eux-mêmes, les humbles, les modestes, les victimes sans nom de la grande folie voulue par Mao Zedong. Un témoignage précis, précieux et émouvant, qui fait découvrir, d'en bas, une parole réellement chinoise sur cette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ncore largement taboue. (Programme sous-titré par télétexte pour les sourds et les malentendants)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9-1 21:33 编辑 ]

高频激光

2006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原版
李海鹏 @ 2006-1-16 21:35:37 阅读(662) 评论(0) 引用通告 分类: 没分类
http://www.bullog.cn/blogs/lihaipeng/archives/118998.aspx

    今天我们又一次向你祝贺新年，今天我们敞开心灵，重申往日理想。今天我们在广州大道中289号的高楼上，打望着南国天空，怀想着一年来风雨走过的国家。这一天我们擦拭信仰，心灵安宁，如在世界开创的第一个早上。今天我们洗掉过去一年的灰尘，再次沉思往日理想。

我们重申往日理想，是因为我们耳边不时听到36年前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来自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我们不断默诵这个宝贵的句子，直到它刻在心里。新闻会过时，纸张会变旧，油墨会模糊，甚至信任也会偶尔消弭，只有它才把我们的心灵与你的心灵联系到一起。

我们默诵这个宝贵的句子，因为它就是我们情感，我们的伦理，我们的理应担当之事。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从来不想放弃，从来不敢放弃。它温暖过你的心，一直种植在我们的灵魂里。

我们不必放弃，因为你们的心中正在生长着力量。你们不停奔波，即便徒劳无功，像我们一样；你们默默劳作，守望襄助，像我们一样。你们心中生长着力量，那是民智的力量，正像先贤们梦想的那样。

不是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可以闪出光亮。不是每一天，每个人，都可以热烈燃烧。但是很多人在发展着纯正的品格，让它无声地生长，直到更多的人闪出光亮，更多的人热烈燃烧。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一句真话能温暖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有力，让我们再前行。

我们愿中国更有力，正像在过去一年中取得各种可贵的成就；我们愿中国再前行，消除在过去一年中仍未完全消除的积弊。

过去这一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一个大国初步形成，民权有所进步，政府平抑楼市大利民生，疏通价格体系，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打破城乡壁垒。这一年，对改革路径的反思空前醒目。在自由经济与福利公平之间，如医疗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政府和公众都在审视何为合适的平衡。这一年，仍有官煤勾结、权钱交易、稀薄的道德感和某些官员的冷漠无情、残酷的惟理性主义和无约束的经济游戏。

我们愿中国更有力，再前行，改善政府公共管理的不足之处——完善民主制度、化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精简党政机构、消除腐败、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教育、文化、科研体制的合理化等等。

我们愿中国的文化再前行。这一年，娱乐事件引发了空前程度的公共关注，又恰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我们乐见流行文化的兴盛，欣喜于国民的快乐性格的发展，但不愿有任何人沉溺于轻浮的生活。

我们梦想着这样一个国民集体的出现：他们既拥抱物质生活，又体认精神世界；他们现实，但有梦想；他们精明，但有坚持；他们以个人幸福为生活的首要目标，又不摒弃远见；他们仁爱，但不软弱；他们勇敢，但深知和平与和解的可贵。如此我们将不再重复60年前的痛苦，如此我们将真正地配得上中国之名。

我们也要像史怀哲先生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讲坛上那样呼吁：我们要重视尊重生命的伦理。不要让不公平造就隔膜，不要让不公正造就冷漠。不要再有一个洪水肆虐的沙兰镇，因为我们见过那里的悲伤；不要再有一个阜新矿难，因为那里充满绝望；不要再有任何一种本可避免的悲剧，因为那样会让人们把不好的现实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成规。

我们坚信无力者终将有力，悲观者终将前行。我们的信心，源于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每一个人的幸福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我们可以永远没有新的梦想，如果这个梦想达到；我们可以永远没有成就，如果这个成就在你的手中完成。祝你新年快乐。愿你更有力，愿你再前行。

    （经陈明洋老师修改过，是最好的版本。跟见报版本比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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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文

　　2008年5月20日

　　至今，《与女儿谈商业模式》已有13次，这些文章大体反映我跟陈笛的许多对话内容，只不过为了便于读，在写下时，对部分内容做了些补充。看到这些对话，许多朋友在问，“为什么跟女儿谈商业，而不谈伦理、道德、《论语》、《中庸》？这种教育是否太重利轻义？”

　　 教育小孩当然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但是，教子女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几年关于读经的话题炒得很热，许多人认为那才是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内容。我不这么看，原因很多，其一是《四书五经》的东西没有几个小孩能读懂，特别是对于像陈笛这些中文本来就不好的小朋友，就更难。

　　其二，这些经典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已过时，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生活，那么，你能给他的最好礼物之一是不让他成为“儒家”人；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生和同事，我们这些人普遍表现得“中庸”、太“儒”，所以，在美国和其它非“儒”社会里特别吃亏，儒家压抑个人表现，而个人表现、主动表现又偏偏是现代市场营销所必需的个性和技能。我们常抱怨中国缺乏品牌，其中的原因当然与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有关，但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崇尚的被动个性，在于压抑个人表现的儒家主张。为什么市场营销这个行当起源于美国？为什么在美国生活的印度人普遍比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更擅长市场营销，也比后者在公司高管层中更成功？“中庸”反对竞争、反对主动伸张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一个行为过于“儒”的人，只会被动地等待别人给他以本来就该属于他的东西，总是把主动权留给别人，而不是自己争取、保护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中国公司走出去营销、投资时，困难重重，原因也在此。你如果爱子女，就不要通过《论语》、《中庸》把他们的手脚束缚住。

　　其三，如果要教《论语》、《中庸》，到最后，又变成做父母的高高在上教训子女，而不是平等地交流、对话。“三纲五常”的主张不是人格平等，而是以年龄、性别规定的等级服从关系。

　　我跟许多朋友一样，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这种背景有些朋友会不愿意提起，但我自己从不遗憾。实际上，让我终身遗憾的，不是在农村长大的背景，因为那些经历造就了我整个人的基础，没有那些基础，或许我整个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最遗憾的是从小到大，跟父母、兄长没有过真正的对话交流，就是那种跟自己真正谈得来的朋友才有、能产生共鸣、能让你感到近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我对父母、兄长都有独特的感情，只是那种感情更多源自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把我从小带大、供我读书，源自他们是我的父母、兄长，而不是靠对话交流、心灵沟通形成的感情。这种以亲情为基础的感情更多是因回报义务、“孝敬”责任所致，是没有选择的义务；相比之下，以心灵沟通为基础的感情更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因为“谈得很开心、很默契”自然感受、建立的。

　　之所以给我留下这些遗憾，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很穷，生存的挑战是每天面对的事，在亲情之间做心灵沟通、感情交流，那会是不现实地奢侈；另一方面，在“三纲五常”秩序下，也不应该在代际之间、在兄弟之间有平等的“心对心”对话，父亲在子女面前、兄在弟面前总要表现得威严，表现得不可接近，更不能表现得平等，前者可以大声训话，而小辈只有听话的份。在这种文化场景下，子女跟父辈、弟弟跟兄长间怎么能有真正的心灵沟通？让做子女的除了知道要无条件地“孝敬”、听从长辈之外，还能有什么空间去与长辈“心对心”对话、建立自愿的感情呢？由于年龄不同、生活阅历各异，这本来就使与父母、兄长的沟通很难，难以有共同语言，而“三纲五常”秩序真是雪上加霜。

　　正由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此，在我做父亲后，下决心不要让女儿重复我的经历，宁愿让女儿感到我是她们可以谈心、平等交流的朋友，不要让她们感到我是威严得不可近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如果今后女儿只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才跟我联系，而不是因为跟我谈话投机，那会是一种失败。我和夫人的养老不需要靠女儿她们，即使发生病残也不需要她们的经济回报，所以，我们没有指望任何经济上的“孝敬”回报，实际上更多想到的是将来给她们留下多少遗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可不必对女儿来不来就行使做父亲的权威，对她们训话，而是想法如何跟她们沟通、接近。爱她们还来不及，又何必打骂她们、在她们面前表现得威严不可近呢？

　　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女儿感兴趣的话题，找到她们的兴趣点，然后，针对她们的兴趣点去对话讨论，以此展开沟通。而陈笛恰恰又对两个话题最感兴趣：一个是如何赚钱成为亿万富翁，另一个就是世界历史。这下好啦，她算是天生幸运了，我们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话题，商也好，文学、哲学、历史也好，只要是女儿感兴趣的，都能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传输做人的道德、伦理，而不是只能通过《四书五经》来传授做人的道理。而实际上，在我跟陈笛的交谈中，已多次涉及到伦理道德的问题、做人的问题。通过与陈笛的交流对话，也让我真正地学到，人的本性真的是很天然的，只要你对人、对社会有足够的敏感度并细心观察，即使像陈笛还没有学过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她照样能想到如何管理一个公司、领悟到不同商业模式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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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llog.cn/blogs/chenzhiwu/archives/172373.aspx

关于后儒家文化的中国社会如何重建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话题，以后慢慢谈。在结束这次不谈商业模式的文章之前，我们还是谈一种模式，即家庭代际模式。这也是一天早晨送陈笛、陈晓上学的路上谈的话题。当时，我就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病残、意味损失保险，所以，等儿女长大之后，儿女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回报老人，“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经济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文化秩序，其它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执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 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选择要生，生小孩之后，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未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不再有任何义务了。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以这种方式让子女小时候起就“恋家”、念父母。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空间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这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笛当然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说，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被怀胎、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小孩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他们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美国的老人就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很小年龄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家庭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来到人世间的子女在自己出生之前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但他们从小开始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社会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儒家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不管你自己也成年或者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这真是一种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的不公正，他们要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

　　 好就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恢复儒家的传统也难，在自己的未来经济安全、生活需要都能通过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自己的家庭从经济利益交换的功能中转变出来，让家庭重新定位在感情交流、心灵沟通的功能上，以能够跟子女在任何话题上的平等交流沟通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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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高校颓风日甚的深层原因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682  

    各种渠道的“项目”和“课题”越来越多，经费投入的力度和学术“成果”的数量都甚可观，五花八门的“学术”活动既隆重又频繁。然而看看那些热闹上市的“作品”吧，有的弥漫着“官腔”，有的充满了“商气”，以至抄袭剽窃、胡编乱造，其中有不少被人们称之为“文化垃圾”。 ( http://www.tecn.cn )
   
    晚明首都南京的繁华，不过是大厦将倾的回光返照，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就是描写这种繁华的。去年在《中国新闻周刊》上读到曹红蓓的《在烟花烂漫中坠落》一文，觉得她用这个标题来揭示这幅画卷所蕴涵的文化意味，不仅很到位，而且发人深思。的确，事物的败落，尤其是人的精神的败落，往往都是在表面繁华的“热闹”中发生的。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我主要指人文和社会科学）不就颇有些“在烟花烂漫中坠落”的样子吗？至少在大学文科各种“热闹”的烟花烂漫的景象中，我们正遭遇着精神的麻木和萎缩。譬如曹文中说到，“士子”爱作秀，拿学问当“玩物”，“士风”浮薄；文人以自己的“知识”和“科技”优势上市行骗，等等。她特别提到，在“钱神”的威力下，斯文扫地，社会风气浮薄而虚夸，为了多捞“好处”，“士”（学者、文人）与“商”（买卖人、企业家）便“互动”起来：“士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 这“士商互动”，简直活画出了当今我国学术界精神麻木和萎缩的一个“奇观”。 ( http://www.tecn.cn )

    不是吗？官员（或曾为 “士”）和商人（企业家）手中有“权”和“钱”，便向“文”靠拢，弄个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头衔戴戴，甚至被大学“特聘”为教授、博导之类，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时髦得很，在“业内”可增加竞争获胜的筹码；而大学的某些教授、博导们则时时事事觊觎着“权”和“钱”，一方面视“官位”为至宝，怕官、羡官、依附官，不忘“中国文化是侍奉主子的”，一方面为了“兼职”赚钱，敢目无校纪，随意缺课或叫研究生代课，即使自己上课也忘不了与“商”的联系，手机在课堂上就堂而皇之地响起来。难怪民间短信有云：“教授慕官而又像商人，官员、商人则很像教授”。 ( http://www.tecn.cn )

    但我认为，这却不能怪 “官”和“商”那一方。他们追求“文化品位”完全是正当的，他们中的有才华者要是真做起学问来，也不一定比教授、博导们更差。我就读过官员的“学术著作”，并不比学术界弄出的那些伪劣之作差到哪里去。问题恐怕主要出在“士”这一方。正是因为这些“士”们不好好做学问，把学术庸俗化、商品化了，或者工具化、政治化了，一句话，是他们糟蹋了、矮化了为学之道，才使得本来不学无术的“官”和“商”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用以“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的那些空名和虚假的头衔。要说风气坏，那是双方联手搞坏的。

未摘完，请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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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如何参与时代命运的演讲  
演讲词摘选   www.sixiangguo.com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 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 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让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 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昨天刚画的，都是二十根直线。左边二十根线围着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星状体，右边是横竖十根线垂直相交，有点像是围棋盘。

     左边这幅图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点与其他端点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点——权力中心。在这种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点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体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瘫痪了。而右边这幅（画成球体可能更准确些），交汇点明显增 多，任何两点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

     昨天，准备这个讲稿时我想知道从左上角的a点到右下角的b点有多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 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出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然，在这组模型中，精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 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