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羽毛

高频激光

周云蓬

1970年出生于辽宁。幼年时，因患眼病随母亲四处求医。整个童年充满了火车、医院、手术室和酒精棉的味道。9岁时，彻底失明。留在视觉中的最后影像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这就是后来周云蓬弹琴写歌的动因。
1980年入沈阳盲童学校读书。
1994年毕业于长春大学中文专业，大学期间最爱的书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和《局外人》。
2001年 只身前往西藏。 2003年 录制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
2007年 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中国孩子》

　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满意。
Q：对你今天所达到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和他人分享？
　A：保持怀疑和矛盾，让自己永远处在动的状态之中。

Q：对你父母那代人和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你了解吗？你们之间有代沟吗？
　A：了解一些，他们的生活多是病态的利他主义，或是自顾自的小民思想，前者是臣民，后者是草民，但作为向国家纳了一辈子税的劳动者，他们本应是良好的公民，有担当也有话语权，但显然这是他们一辈子欠缺的东西。代沟是有的。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这个时代不要以“大中华”或“天下”这种堂皇的概念来压迫个人的生存。胡适说得好，首先要争取个人的自由，然后才是国家的自由。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都太实用了，缺少一种看似无用的审美价值，和形而上的思考。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慈悲，像圣雄甘地那种人，是有领袖气质的人。我最钦佩缅甸女政治家昂山素姬。台湾客家歌手林生祥有首歌叫《菊花夜行军》，在歌里他是一位纵横捭阖的领袖，只不过他领导的是月光中的菊花。他以美匡正时代，以歌对抗强权，他是我心目中的领袖。

　　 　　Q：你怎么理解责任？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在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每个人履行属于自己的那份义务，当然捍卫自身权利也是种责任。三者中自由最重要。
　　 　　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史记》，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
　　 　　Q：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A：身心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Q：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天气好的时候我觉得幸福。越活越老让我不安。最大的担忧是，还没死就痴呆了，给亲友带来麻烦。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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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说话的爱情
　　                                                     词/曲:周云蓬 演唱:周云蓬
　　
　　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没有窗亮着灯 没有人在途中
　　我们的木床唱起歌儿 说幸福它走了
　　我最亲爱的妹呀 我最亲爱的姐呀
　　我最可怜的皇后 我屋旁的小白菜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境里 虚幻的徘徊
　　徘徊在你的未来 徘徊在我的未来
　　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 冒着热气期待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高频激光

徐友渔的BLOG    http://www.tecn.cn/thinktank/author.php?id=28

                                          为什么要扼杀中学历史教材改革？

据报道，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全面投入使用才一年，现在已被废止。

废止的原因，是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并且指责“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这些人除了发表会议纪要，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

中学历史教材的改革，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为了现代化建设提高公民素质的需要。近20年来，修改历史课程的标准、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是国外流行的趋势，是为了加强基础教育和培养人材的必要措施；另外，史学界在占有新材料、扩大观察历史的眼界，在内容和观点上推陈出新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历史教科书必须吸取这些成果，跟上学术研究的发展，才能适应形势。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就是根据这种精神，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编写的。

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构思、编写、出台、使用，具有现存体制无可质疑的合法性。编写人员在领受任务后，一直严格做到所有编写构想、框架都必须符合市教委的指导思想，按照审查通过的《行动纲领》和《课程标准》来组织材料编写。所有章节都是经过这样的程序：编写者完成文章以后，专家负责内容的准确和深度，一线教师从教学角度来审读是否合适课堂教学，最后由主编负责统稿。在经过上海课改办的3道审查以后，最初完成的教材从2003年开始在上海近百所初中、高中进行先期试点使用，并根据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调整、完善，在试用3年后，去年9月1日起作为上海“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

这样的新教材，是编写人员花费6年的心血，经过上级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精心指导、审查，广大教师的反复实践才完成的，凭什么可以被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轻而易举地封杀？这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是真知灼见，还是个人特定的学术观点，亦或不过是沿袭左倾思想的陈腐之见，是需要认真辨析的，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的意见公之于众，让广大专家学者，历史教师，乃至学生和民众来评说、判断？事实上，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的负责人和权威的人士就认为上海教材没有政治问题。当然，与任何事物一样，这个教材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那是可以通过讨论、争鸣来克服与完善的，封杀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严格按照现存体制的程序工作而落得如此下场，还有什么“依法办事”可言，怎么让人对“以法治国”抱有信心？

去年，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出台曾经引起风波点，那是因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这篇报道的作者并没有认真、全面地研读过教材，态度有不负责任、制造轰动效应之嫌。问题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什么老是改不了“海外媒体过敏症”的毛病，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思想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主心骨，走自己的路，不要外国人一说三道四，就要追责任，想对策。

     中国长期流行这样一种现象，不论你干得多苦多累，成绩有多大，群众多么满意，一封告状信就使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甚至还要“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人曾经表示，不能让锐意改革、成绩显著的人仅仅凭8分钱邮票的一封信就打倒。中国人对这种靠“8分钱邮票”横行无忌的现象既熟悉，又深恶痛绝，我们什么时候能结束“做事艰难，坏事容易”的局面？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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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友渔

相比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国人可能是最没有信仰的。当然仪式不见得最少，中国人历来对赵公元帅的礼拜最勤，对关公的作揖最多，但这算是信仰吗？其实，不管有多少野狐禅，信的是钱，仰的是利而已。

今天，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是很不正常的，法国人克雷蒙梭有句名言：“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心肝；30岁之后还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头脑。”在我们这里，信社会主义主义的多半是远远超过30岁的，往往是七老八十的，尤其是被称为“老同志”的人，而30岁以下的人不但不信社会主义，什么主义也不信。可见，现在的人是既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

但是，缺乏信仰似乎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具有的特征，而且是令人不安的特征。因为，中国人不久前刚经历过极度有信仰，信仰得走火入魔的时代。我们可以把1966至1976年称为“信仰的时代”，一个信仰偏执得既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的时代。从那个时代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信仰的坚定程度和无处不在：“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捍卫XXX”、“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事实上，当代信仰的缺失不过是对那个信仰时代的反动，1966至1976年的虚假、盲目、狂热透支了中国人长时期的信仰。

一位研究文革的外国学者辛格（Martin Singer）说：“对大多数中国青年学生而言，文革代表了一种伤害性的失去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中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很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

另一位汉学家石文安（Anne F.Thurston）对文革后果作总结时说:“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

旧信仰的丧失是好是坏？人们莫衷一是，见仁见智。有人看重旧信仰中虚伪、强制，“以理杀人”的一面，对于“躲避崇高”发出由衷的赞叹；有人高举信仰的大旗，大声疾呼要抵制道德的溃败，坚守理想的高地。前一种人对历史的经验有深切体会，但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宁当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种痞子心态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信念和主流价值？后一种人只管信仰和理想的有无，不看它们的具体内容，人们有理由怀疑，对他们来说，法西斯时代的统一意志和统一步伐也是一种理想境界。

古往今来，信仰不过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精神、文化、心理样态的正常表现，但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反常的时代走过来的，所以我们谈及信仰时情况就要复杂一些。我们曾经有过分虚幻的信仰，所以现在有令人忧虑的虚无；我们曾经有对物质享受和经济利益的极度蔑视，这导致了目前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文革中最高领袖的指示是：“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文革结束后，年轻人中间讨论得最为热烈的问题是：个人利益、个人前途有没有合法性？当中国现代化的征程重新启动时，我们曾经需要对传统理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拨乱反正。但是，我们不应该永远以那个反常的年代为参照，我们也不应该相信“矫枉必须过正”。

不论作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说当今中国商业力量扩张、物欲膨胀，是不过分的。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能与这种力量和欲望相抗衡的信仰的作用，是很难看到的。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并发出呼吁：我们应该找回失去的信仰、归回失去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满足于人目前这种只是由利害结成的人际关系！

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人际关系？那因为不满现状而臆想出来伊甸园，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哪一个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信仰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时代，是学生斗争老师校长，子女揭发家长的时代。不错，那个时代提倡雷锋精神，“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但后来人有所不知的是，还有“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笼统地反对物欲是偏颇的。那些已经发财还只想进一步发财的人固然很鄙俗，但那些为温饱问题所困的人顽强的物质追求却令人同情，对后一种人而言，物质追求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解决信仰问题之前要解决生存问题。

值得注意和令人欣慰的是，在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有条件沉醉于物质享受的人群中，已经有不少人把信仰放在个人生活的首位。我见过一些社会学调查报告，知道当前中国各地都有一些老板或白领是基督徒、佛教徒，或者信奉道教、儒教，以及我们不那么熟悉的其他宗教，这些社会学调查报告还指出，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在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工作时，诚信度往往高于一般人。

       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国有一个信仰的复兴运动，但可以期望人们会自生自发地追寻和坚守信仰。这样的信仰者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只会是少数，但他们像商海中的孤岛，像物欲沙漠中星星点点般的绿洲，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之所在，希望之所在。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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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涛：作家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20 -23楼)

    1972年，一个16岁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写了情书，给一个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女孩。 情书的字里行间里，没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这个饱受精神煎熬 的少年对眼前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情书让同样单纯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惧，最后 ，她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关了起来。 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 ，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点，上海。曾经的青涩少年此时正坐在一间小型放片室里，黑暗的周围是一张张平静的脸：大学教授、电影工作者、记者、大学生。56人的房间座无虚席。   
    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个已经52岁、叫徐星的作家，是一个温和的愤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勤杂工的徐星，其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这一次，作家徐星被关注的是拍了一部纪录片—— 《我的文革编年史》。

    在中国内地，"文革"依旧是历史的禁区。大众传媒、大中小学教材 ，鲜见其踪影。上世纪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至今未获官方回应。由于题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编年史》注定是一部不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纪录片。   
    在这部8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徐星的初恋故事只是一个切入点 。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贯穿了全片，把观者带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岁月。徐星既是一个自述者，讲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又是一个寻访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访"文革"事件，以唤醒被掩盖的公众记忆。两条线索在影像里并行而交叉，照见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浮沉。   

    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1966年，我刚刚十岁，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 ，生活一夜间全变了……"  随之而来的，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除四害时一车一车的麻雀… …一个异样的年代扑面而来。
    "随着暴力的升级，父母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儿 ，可是我看到的这些，即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把我从他们的下 放地送回到北京，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   
    "从12岁时开始，我有了一个让大多数孩子羡慕的机会 ，每年两次单独上路去看望远在甘肃的母亲，很快我就迷上了这种路上的生活，学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与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仅没能好好上学，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   
    1966年的中国，正发生着刚满10岁的徐星无法理解的事情 ：批斗、大字报……那时，他的父亲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后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医生，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   

    每年两次去甘肃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火车里挤得和罐头一样，跟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孤独，使得他从12岁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少年时的经历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强烈。长大以后 ，他慢慢懂得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20年后，这番经历最终化为他记录历史的作家梦，又10多年后，化为拍纪录片的动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 …为了童年的记忆，我找到了一个个默默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开始拍片的。这一年，"文革"结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写成了剧本。
    最初，他试图复原一些红*卫兵的记忆，"我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 的那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2006年春天，他带着法国摄影师去了哈尔滨、重庆、南京 、韶山等地。但他很快发现，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 ，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徐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这种遗憾的感觉 ，在他采访卞仲耘事件时最为强烈。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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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的一角，一锅炉工推着的平板车上，马桶盖下露出了一双脚 ，身上流出的粪便沥沥拉拉流在车下，我认出了是校长……"  
    片中，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讲述着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后的场景。
    画外音则介绍，"这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有非常好的老师 和教学传统，学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国家领导人也把子女送到这里。4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当年是我打的人，我错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面对徐星，悲愤交加："(学生打死老师 )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 师，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开了"文革"中"红八月"杀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 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祸不单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垚三天内失去了世上最 亲近的三个人：爱人卞仲耘、他们夫妇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原《大公报》名记者、中宣部国际司干部刘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 宣部跳楼自杀的。
    纪录片里，作家、诗人刘自立回忆父亲自杀当天的情景：
    "父亲中午临上班前，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我，这个举动不同往常 。我在家里并不管钱……。"16岁的刘自立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楼的邻居敲开家门，对他说"你爸爸死了"……   
    刘自立再次出现在纪录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会上 。当年的校友、作家徐晓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批斗结束后，刘自立在校门口被押上囚车。  

    纪录片没有介绍刘自立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2008年2月27日，面对记者，刘自立说了许多：当年，父亲的 "叛党自杀"，并没有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他的立场并未完全转变，与父亲"划清界限"和对父亲的刻骨怀念，双双并存。但很快，他因质疑"血统论"，攻击领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监狱的10个月，他学《毛选》，背诵《矛盾论》、《实践论》 ，对于批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会，却深深触动了他。触动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种亲情的负累。   
    批斗结束那天，他默默地望着姐妹追随囚车的身影，不敢喊出声来 ，怕连累了她们。车越开越远，她们消失在远处，他收回视线。这段记忆，始终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楚，这种感情震撼是怜恤还是后悔，是自责还是愤恨。   

    多年后，刘自立在评价徐星的这部纪录片时，充分肯定它侧重普通人 受难的叙事角度。刘说："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难者。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无辜死亡。这是用民疯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刘自立看来，纪录片没有触及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 —何以那个社会突然之间陷入疯狂和暴力？这个过去40年的历史，在此后的社会中并无反思和发掘 ：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凤毛麟角。   
      在这部纪录片，没有讲到刘自立和徐晓以后的命运。大概在1969 年或1970年，出狱后的刘自立，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对于民疯和纳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确立了他今后观察问题的角度。   
    徐晓也在经历着很多事情：地下阅读、被诬入狱……慢慢开始了反思 。"文革"结束后，她和刘自立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今天》相遇，曾经的"阶级敌人"成为朋友。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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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们到李子林投奔亲戚 。上午11点左右，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席庆川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处于武斗的环境里，加上人年轻，反应比较快，赶紧喊卧倒。这时，第二枪响了，就听见母亲'啊'的一声倒下去了，痛苦地捂着胸部，我扑到母亲身上，看到鲜血从她衬衫渗出来，我马上撕下自己的衬衫去堵伤口，血不断往外涌，母亲绝望地望着我，我大声地狂叫妈妈妈妈。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着我。这时，对方又朝我们开枪。我站起来，狂舞白衬衫朝对方大声喊：我们是老百姓。但是对方又用机枪扫射过来，我扑倒在田埂下，子弹打在周围'噗噗'作响，枪声一停，我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1968年，重庆"8?15"与"反到底"两大造反派发生大规模 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在避难的路上被造反派开枪打死。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门口。那里的野树残碑间，葬着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墙上写着：谁家孩子长眠于此。   

    席家兄弟讲述惨剧场景之后，纪录片里的镜头转向墓地门口 ，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   

    席家兄弟后来的命运，纪录片没有讲述。实际上，即使40年后 ，席庆生的心灵创伤仍未平复，他把母亲的遇难称为"国恨家仇"，电话里他情绪依旧激动："为什么无辜者被枪杀，为什么一个靠卖血养活5个子女的伟大母亲被当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复一年，席庆生和弟弟来到公园扫墓，反思。同时 ，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烧着。

    他向记者说：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得知杀母仇人苏某某，是个孤儿 ，当过兵，与母亲同属"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释就医。席庆生迅速制定了复仇计划。当时，他26岁。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庆生刚刚有了女儿。那天中午 ，他化装后穿着白色警便服，从重庆宽银幕电影院偷来一辆吉普车，计划在中午11点40分到12点，趁医生护士出去打饭的时间，把仇人带出去勒死，连人带车甩进300多公里外的乌江。但万万没有想到，11点50分，席庆生赶到医院时，那个房间已经空了。从此以后，席庆生再没有打听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席庆生还是不能原谅苏某某，他始终忘不了母亲遇难时 那种绝望、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庆生在电话里反思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 ，我们能多受点正常教育，也不会这样子。事实是，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英雄教育、战争教育，战争在当时就像一场游戏，对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种情绪一旦有机会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缓缓地流动。观众的又一阵苦笑，来自一个老人回首监狱生涯的 感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站在这里。"但很快，笑声被另一种残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的见闻："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 ，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旋转，每枪毙一人，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有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喊'别杀我！别杀我！'"   

    1969年，这个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为创作了传唱全国的 《知青之歌》，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逮捕，历经上百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9年劳改之后，才活下来。   

    拍片前几个月，任毅和两个难友到当年的监狱旧地重游 ，三个人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前3米，像从前一样，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犯人进去。那一瞬间，三个人心里都是无比悲凉。   

    当初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面对记者，任毅说，我突破了那个时代的 底线，说了100%的真话，而遭受了彻彻底底的摧残。  

    "对于过去的苦难，保持沉默，就等于白受了。我们就是告诉人们那 一段历史，不能够再重演。"任毅曾经给中学生作报告，讲他的经历，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学生从来没有听得那么认真过。   

    但是，后来的效果却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在发表感言时 ，讲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生活在你们那个时代，该多好啊！没有人管，可以造反，到农村去……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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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来了……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两个年级的姑娘。 "

    徐星犹豫了很久，提笔写了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那是1972年冬 天，在北京××中学，他16岁，上初三。
    与刘自立的觉醒相比，少年徐星在激昂高亢的革命声浪中 ，开始了初恋。初恋的感觉幸福而晕眩，却是见证了那个年代人性的扭曲，与宽恕的力量。  
    情书寄出去了，他等来的不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而是公安局岁月。
    片子里，那个叫颖韬的姑娘，30多年后，特地从美国赶回来 ，讲述情书的故事："那是一封发自内心的，很大胆的匿名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的不满。"   
    "我当时特别害怕，把信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由于父母不在身边 ，颖韬不知所措，她最后把信交给班主任，一个从公安局下放来的教师。班主任一点表情也没有，再后来，他用胜利者的神态，告诉她：我们把他抓住了。那一刻的颖韬，心如刀绞：我们这样信任老师，他却利用了我们。   
    "从公安局出来后，我成了不良少年，出于对社会的失望 ，我在学校里混日子，后来到了陕北，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纪录片没有具体介绍徐星的蒙难，它以上述画外音结束了对情书事件的叙述。   

    徐星告诉记者，30多年后，自己才从颖韬处得知，班主任用鉴别笔 迹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他。接着，公安局的人把他从家里带走，要他交代反动思想的来源，这以后，他被关了四十多天。   

    情书事件以后，徐星再也没有找过颖韬，他觉得自己看错人了 。1975年，他高中毕业，然后插队，入伍，1981年复员回京。再见到颖韬时，已是十多年后，她在教书，他在写小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轨迹里。直到2007年，拍完纪录片，即将回美国的颖韬在机场，对徐星说出压在心底的忏悔："这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原谅自己"。   
    离开学校以后，徐星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老师。拍片时 ，徐星曾经想找到他，但是没有找到。在徐星印象里，他今年应该70多岁了。在当年的全班照片里，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照片在纪录片里放出来时，为了保护肖像权，他的面部打了马赛克。   
    "我一点也不恨他。在我看来，他是个不错的老师，也是个受害者 ，当时两个小孩子把烫手的山芋抛给了他。在那种环境下，他也只能这样做。"徐星说，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性被扭曲被伤害，是非常残酷的，而展示自己的黑暗过去，正是对自己人性的审视。   
    关于人性的扭曲，徐晓在接受采访时称，她有时也在想 ，如果再回到当年的批判会，自己会不会打人呢？她觉得也很难说。"当年批判人，所有人都要参加，个人完全没有判断力。至于社会上忏悔者少，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觉得是个人问题。具体到个人，我会觉得当年很荒谬，我很可笑，但是没有个人的羞耻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这部片子，徐星已看得有些麻木了。
    2007年底，拍了两年的片子杀青时，他心里一片茫然 ，曾经的伤痛让他沉重。这沉重，使他在上海的放片会上遭遇质疑。  
    那是影片结束时，掌声和灯光一起降临，1米88的徐星 ，站起来答观众问。
    在一些观众看来，这部纪录片不是一部"伤痕纪录片" ，它并未继续1980年代"伤痕文学"式的控诉，在揭开"文革"这道中国人的伤痕的同时，更像是一部思痛录与忏悔录。上海一位大学教师说，影片的示范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文本价值。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梳理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文革"。  

    不同的声音仍然存在，一位学者质疑徐星的"文革"叙事过于主流 。

    一个80后的姑娘徐星：为什么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呢？  
    徐星说：不知道过去，就没有未来。

    姑娘问：为什么不能轻松一些呢？

    这让徐星感到非常悲哀：历史真的被遗忘得很快，这个社会最成功的 地方，就是只用了几十年，就把人从以前的"革命者"变成了消费者。   
    片子在北京放映时，一位老先生说："我问过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四人帮吗？有人说'知道，就是马恩列斯。'也有人说'是香港的四大天王'。"   

    刘自立认为，对于历史的无知，源于某种强迫遗忘症。他说 ，人们既要对现在社会上不幸的人有恻隐之心，也应该对历史上无辜死难的人，抱有是非感和同情心，否则，我们将无异于禽兽。   

    "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也触动了观映的年轻人 。一位80后的青年，在博客里写道：对于我们这一代80后的人来说，"文革"是尘封的历史，它充满了神秘色彩，吸引着我们的好奇。它也许是《青红》里的悲惨世界，又也许是姜文所描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位电影爱好者，受徐星的启发，准备买部DV，把父亲的"文革"岁月拍出来。  

  南都周刊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30 编辑 ]

高频激光

龙应台   http://www.tecn.cn/thinktank/author.php?id=125

                   龙应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
──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  24- 28 楼 )

1.「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文革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导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教育部长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采，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他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一九七五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31 编辑 ]

高频激光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型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一九五零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菁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吶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野火」书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33 编辑 ]

高频激光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一个人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教育部长，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突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 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象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和其它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验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限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34 编辑 ]

高频激光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这条路的地基结构是清清楚楚的：台湾人已经习惯，情况再坏，总有下一轮的选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选票在他手里。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那么，如果生活方式的选择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所在，你跟他谈「血浓于水」、「民族大义」、「国家大业」等等大叙述，是不是完全离了题？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35 编辑 ]

高频激光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菁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出。 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成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5分之1和最低的5分之1一直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官方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吗？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担。如果两人的大陆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权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费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讨好北京，不单会招来民进党的趁机挞伐，也会带来历史的审判。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对于生活在大陆的有思想的人们而言，也恰恰是他们最愿意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不懈的目标。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2005/5/24 香港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36 编辑 ]

高频激光

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  
                                                                                                          ————与华人世界对话

我们，华人世界
我们下了飞机不需要调时针。我们说话不需要翻译，迷了路可以开口就问；我们随手买份报纸，拿来就可以读。电视上的新闻和酒酣耳热的辩论，不需要解释就可以听懂，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华人世界”，同时区、同语言、同文同种。


我们的履历非常相似：大多数的我们都有贫穷的童年记忆，少年时对于镇压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觉察，大学时开始对西方的开放自由有所向往；成熟时，却发现现实中有太多的人为障碍，阻挡着我们对梦的追求。


我们的梦，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开；颟顸的专制者，下来；让公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从北京到新加坡，从香港、澳门到吉隆坡，我们都在梦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且从长时期的殖民和专制统治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知道，公平正义既不能依靠“仁慈”的异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为替天行道的本族专制者；民主，遂承载着我们深重的期望。


在这一种梦想和苦闷的交织下，台湾的民主十几年来变成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因为它在华人历史上开创新局之外，也因为它的发展有我们熟悉的轨迹：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同时将经济成果投资于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后，人民转而向威权政府挑战要求政治参与，逐渐开展出今天的民主体制。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9-1 21:28 编辑 ]

高频激光

   华人心底蠢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着相似的规则发展出民主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缘观念、凌驾法治的泛道德思维方式等等，与讲究社会契约、强调权利与义务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轨？民主是不是会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会带来社会不安？或者，以华人的公民素质，有没有资格实行成熟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公开的当代实验，在所有华人眼前进行。这个实验究竟怎么样了呢？

台湾政府在沙斯（SARS）期间的慌张混乱、上下扌干格，相较于新加坡或甚至于北京政府在处理善后时的剑及履及，在华人世界兴起一个流行的说法：处理危机时，民主政府不如威权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处理危机，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楼暴起，大开大阖，相较于台北建设因为与民众长期沟通协调而出现的“牛步”效率，也加强了一种印象：民主等于低效率。
  
    台湾国会里相互嘶吼、打耳光、扯头发的镜头传遍全球，国际社会引为笑谈，华人社区更是当作负面教材。民主制度里可能有的弱点，譬如粗暴多数牺牲弱势少数，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长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恶凌驾专业判断，在台湾民主的实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随着国会不堪入目的肢体和语言暴力，辅以电子媒体的追逐耸动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于政治“台湾化”这三个字已经在大华人区中成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综艺化的代名。


     
    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走到了2004年3月20日的总统大选。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枪响、离谱的公安、诡异的医疗；像三流的肥皂剧：控诉不公又提不出证据、要求正义又提不出主张、召唤了群众又不知如何向群众负责；像不忍看的闹剧：总统的肚皮公开展示，仿佛肉摊上等待卫生检查的一堆肉。


       这是亲痛仇快的一幕：对民主本来就敌视的人，用台湾民主的走调来证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对民主抱着憧憬而希望以台湾民主的成功来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虑。一名南京的年轻学者来信说，“台湾的乱象动摇了全世界华人对民主制度的期许和信心。也许这是民主必修的课程，但是如果学费太昂贵，会使想注册的人望而却步，而部分注了册的人则可能决定退学。一次大战后意大利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类似的悲剧在台湾上演，将不仅仅是台湾的悲哀，也是全中国人的悲哀。”

     
    我们，究竟能不能为台湾民主的“荒腔走板”辩护？在“警匪肥皂闹剧”里，可不可能读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15 14: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