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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792

曾在时政转过的帖子,怕以后找不到了,又搬到这儿来。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带一个北京人走走吧!我们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长的老房子台阶,北京人谈的是"极左强硬派的……"。走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讨着"和平演变、一国两制"的可能。当我指着一栋建筑说,"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诞生,是德国民主政治的起点",北京人正预测朱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后的政坛变动。到了布拉格,行过卡夫卡写《蜕变》的老家和他当年踽踽独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扫视一番,继续他刚才的话题:"何东昌下台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好象在带一个两眼迷离梦游中的人走过大白天的世界,我只好沮丧地住嘴。他是第一次来到欧洲,也很可能从此不会再来,但是他对眼前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视若无睹,而且,因为他根本不感觉自己的无知,所以对与眼前多种异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压根儿不觉得遗憾。他象一个瓶子,盛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满得溢了出来,容不下一点点对其它世界的好奇。
     
    同样的这个北京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会忿忿指责到中国观光的外国人,陡然立在岳王庙前、站在山海关头、行过赤壁淝水,而毫无思古的联想,缺少历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说,在走过逐鹿古战场时,会感情澎湃而致热泪盈框。
     
    他看不见自己的矛盾。
     
    一只盛满中国意念、满得溢出来的瓶子,撞见我这样只有吊儿郎当半满的瓶难免就觉得看不顺眼。
     
    最近,我挨过两次骂。
     
    一位对农村研究相当有成就的大陆学者问我人在欧洲是否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我答道,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极少。     
    "是吗?"访客用怀疑的眼光探询着,沉吟片刻,然后还是忍不住地吐出心中不满:
     
    "自己的国家弱,人家会平等看待你吗?你说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认你是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洋人的世界你进得去吗?你把别人当人看待,怎么知道人家也这么看你呢?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前讲什么地球村、世界公民,是可笑虚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觉……"      
    劈头一顿义正辞严的教训,训得我哑然无声。
     
    哑然,因为我找不到可以用来和他解释、沟通的共同词汇。
     
    当然不是幼稚地说种族矛盾不存在。在经济困难的德东遭受本地人攻击的大多是亚非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后,发现乌鸦到哪儿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国受歧视,印度人在英国、土耳其人在德国、墨西哥人在美国……回过头来,非洲人在中国、韩国人在日本、菲律宾人在台湾……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我的体验里,华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样,受别人歧视同时歧视别人;我因此并不随身携带一个"被害者情结"的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自己被歧视的例证。你说这就是缺乏民族自觉,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觉吧!
     
    第二次挨骂,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我开车。
     
    戴晴在后座数落着张艺谋一流以中国民族的愚昧和落后去取悦洋人的中国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一类近乎出卖民族的片子。
     
    我说,《大红灯笼》没看过,但《菊豆》我倒很欣赏。
     
    "什么?"戴晴声音高起来,用流利好听的京片子追问,"你倒说说看,你欣赏它什么?"
     
    我欣赏电影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和人的自然欲望间的张力,喜欢其中各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电影暴露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要说有的话,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昧和偏执,表达了"人"的困境。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里发生,重要的是故事里头传达出来的人和命运的澎湃冲突……这电影简直好极了。
     
    "那你就是个洋人!"戴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方向盘几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个多才多艺、明快可爱的人。我也佩服她对北京当权者的挑战。可是这回我真恼火了。车子稳下来之后,我侧头说:"你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权决定谁是中国人。"
     
    我恼火的是,怎么大陆知识分子老有那么一个自我满足的自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他家私产(对不起,我当然承认这是大大地以偏盖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合乎这个尺度——譬如"满涨的民族意识",他就赐给你作为"中国人"的荣耀,否则你就是洋人。别忘了,在中国的文化里,说哪个人不是"中国人"那可意味着数祖忘典,是个严重的谴责和污辱,不能闹着玩的。
     
    这把尺,用在台湾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个刻度标准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来,所有的人就必须匍匐在地,敬领圣旨。台湾属于"祖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尺一旦决定了你是中国人,你要犹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我极尊敬的作家曾经说:"应台,你若赞成什么公民自决的话,那咱们就一刀两断!"咦,奇怪了,意见不同都不行吗?不行!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见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对和不对。爱民族是有道德,不爱民族是没有道德。就这么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会模棱两可。
     
    这样一把尺有个名字--"文化沙文主义"。凡是沙文主义都是一种自我膨胀,因为自我极度膨胀,所以眼界最远处只及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以外的世界则毫无兴趣。自我膨胀有时候以极傲慢的姿态出现。譬如在我们心目中称人"中国人"是赞美,称"洋人"是贬抑骂人的。有时候自我膨胀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现,譬如碰到任何冲突都不经考虑地以种族歧视的被害者角度加以诠释;然后以这种诠释来指责他人,武装自己。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议分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识分子(假定知识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象我们这类隔岸观火、使不上力的边缘人。也因此,对大陆知识分子暗暗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迷离只观自己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尺度来衡量整个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划开而毫不自觉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心疼——一个忧国忧民、党国大爱的沉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自然地面对外头的世界。      
    然后,当然也觉得些微不安。对中国远大的未来,我实在没有什么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只瓶子,如果不留点空间,时时注入新鲜的水,那满盛的陈水是会发霉的。     就让我做个吊儿郎当半瓶满的中国人吧!
     
    写于1993年
2008-11-30 11: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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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台湾是什么?--龙应台作品系列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0911

  龙应台:正眼看西方

   说台湾非常崇洋?

    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
    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为招架之用。“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

    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
2008-11-30 11: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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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纳粹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7152

龙应台: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0910

节选

.......台湾是个标语地区。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到“迎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公车里坐下,猛抬头就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了厕所,大概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科学”、“检举坏人就是保障好人”。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马杂乱的大街上,好像鼓励开车的人要冲锋陷阵。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努力造出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不掉?他的动机在哪里?

    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贴个“整洁为强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幅:“兵役是光荣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门柱刻上“作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的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的效果呢?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说,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街头、学校、车站,贴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 ........
2008-11-30 11: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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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选材政治家的四人论战

这场论战涉及了四个主要作家,每人的文章都很长,不在这里摘选观点,以免影响各位的阅读和判断。

龙应台: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059

杨恒均:龙应台,台湾不需要你说的那种政治家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070

邵建:给我们一个公民社会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107

徐贲:让民主优秀起来:谈杨恒均批评龙应台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122
2008-11-30 1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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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徐贲:当今中国的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0108

    最近,在报上和网上都读到了一篇题为《性学家力挺梦幻之岛 与世界接轨》的报道,说的是性学家潘海先生提出建议,在珠海建设裸泳海滩。潘先生提出三条理由:旅游经济效益、生态文化、有益健康。大概是为了避“文化(科学)搭台,商业唱戏”之嫌,潘先生还特别提出,性开放“有助于思想解放……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脱光衣服游水或洗澡,在乡下或野地里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与性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性学家的提倡和提高,才与性和性解放沾上了关系。由于性学家的干预,原本只是个人的私事,变成了有公共意义的事情。
     
    一. 脱内衣和脱外套
     
    性学家所说的裸泳因“裸”而成为禁忌。自古以来禁忌最多、最厉害的两个领域就是性和宗教。今天,宗教禁忌已逐渐被政治和思想禁忌所取代,但性禁忌却仍然延续。如果说后一种禁忌的象征是内衣,那么前一种禁忌的象征就是外套。

    契可夫小说《套中人》中的那个别利科夫就是个禁忌特多,也特别在意禁忌的人物。别利科夫“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

    不仅如此,“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禁忌都象给别利科夫那样带来“恐惧”,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羞耻”。性就是给人带来羞耻的那种禁忌。“羞耻”和“罪感”不同, 罪感与内心(“痛感”)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看见”)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见不得人)的东西或事情。  
    内衣是这视觉界线上的最后屏障,一般人卸去这条屏障,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感觉到无地自容。潘海先生建议,裸泳海滩上不得允许穿衣者进入。确实,在一群人中,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肯脱掉那件保护羞耻的最后的内衣,其他人就不能毫不在乎地把羞耻心完全抛到一旁。

    在公共场所裸泳,并不能把“裸”这一私人行为改变为公共行为。无论有多少裸者共泳,他们都会排斥其他不裸的公众。排斥他者、不让他人看见的行为不是公共行为,不应该放到公共生活中来提倡。

    最近几年,在公众视线下,商业的、文学的、艺术的脱内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些打破禁忌的事情也往往被提到“与世界接轨”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其实,即使在西方,也并非人人都会去裸泳,许多西方人的性观念远比我们那些“敢脱”的国人来得传统。要与世界接轨,有许多别的事情可做,“敢脱”未必是最紧迫的。

    说到脱内衣能够解放思想,令人想起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那个新世界里,与性有关的事情样样解放,但思想就是不解放。在那里,人人可以脱内衣,但就是不能脱外套。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人人身上都套着一件比别利科夫的还要狭窄的外套,一件定制的、非常难脱的思想外套。

    脱内衣不只关乎性解放,也关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私域和公域的区别。个人的脱不脱是小事,而维护社会的公、私域区分却是大事。有人认为这种区别是多余的,想方设法要破除这个区别和这二者的界线。政治上的国家主义曾经试图用国家权力全面彻底管制全社会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私人领域。19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曾经天真地试图用“肉体政治”来解决社会不公正、制度非正义的问题。强行消除公、私域的区分,以一个领域代替或宰制另一个领域,即使不造成灾难,也会带来严重困扰。这些都还是不远以前的事情,我们应该汲取它们的危害教训。
     
    二. 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曾任著名的艺术和社会科学季刊《Salmagundi》的主编罗依斯(Robert Royers)在一篇题为《美国“高级文化”对性的态度》的文章中批评了60年代的“肉体政治”浪漫主义,直接针对的是坎·凯西(Ken Kesey)的《飞越疯人院》。罗依斯称这种“肉体政治”为“性政治”(porno-politics)。“Porno”一词的词义由“卖淫”而转为泛义的“性”,所以还有“黄色”和“色情”的意思。

    “高级文化”试图把“性”和“色情”区别开来,去除“性”的原始、粗鄙的欲念成分,把“性”转变成“文明”和“体面”的对象。艺术家、作家把性转化为审美对象,教授、学者把性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中的“性”往往被认识为存在于社会规范中的人文力量,释放它可以为人带来“解放”的效果,可以“有助于思想解放。”这是社会科学中的“性”与医学或生物学中纯科学的“性”不同的地方。

    社会意义上的“解放”是挣脱,是摆脱。解放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什么当中挣脱出来,另一个是挣脱到另一个什么状态中去。解放是破,也是立,只破不立的挣脱并不具有真正的解放意义。公共社会中的“破”和“立”都必须通过公共政治手段才能实现。然而,性政治其实是一种“反政治”(anti-politics),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公共政治。

    罗依斯指出,“性政治的鼓吹者通常是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既缺乏理想,也缺乏实现目标的耐心。”热衷于性政治的往往是一些“梦想家”,“他们在陈规戒律前充满了无力感,无力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关系。……他们于是常常退缩到各种各样的性政治之中。”等待这些性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往往是深刻的失望和沮丧,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结构照样压制和封闭”,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对他们的性解放理想无动于衷。”性解放者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解放目标,再加上无法改变政治体制,又无法影响民众的双重无力感,他们的“性和谐”理想很快就变质为“为性而性”。 [注1]

    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而言的,没有禁锢又何必需要解放?以“性政治”来寻求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道,这本身就很可能落入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之套中。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并不发生在所有的社会领域,即使同样发生的,性质和程度也不相同。谁都知道,新闻、言论公共传媒领域,可以允许“很黄很暴力”和“很黄很原始”(“裸”就是其一)的东西,但却不允许涉及“很政治很敏感”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也不能涉及“很政治很沉重”的历史反思、历史批评。

    用“性”来寻求针对当今中国政治思想禁锢的解放之道,给人一种饥不择食、药不对症的感觉。抗战时期,许多高校搬迁到四川去,大后方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不少青年大学生得了肺结核。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锋,但供应极其匮乏,不是一般得肺病的青年学子所能得到。他们在绝望的境遇下开始尝试种种“特异疗法”,其中包括喝火油(就是点煤油灯的燃料)。他们都不是愚蠢之辈,但在绝望的情况下照样能做出我们今天看来是愚蠢的事情。文化革命期间,出现过一些医学奇效疗法,如喝盐卤、打鸡血针(从雄鸡鸡冠上抽血,然后注入人的静脉),说是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今天,痛感于“思想不解放”,性学教授和学者又在带领我们去做集体病急乱投医的蠢事,为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开出的竟用性解放来治疗的药方。

    单纯的性研究很难确立一个明确的政治、社会目标。它对性禁锢、束缚的理解本来就有局限。性性研究者感觉到性习俗规范的束缚,将其当作必须打破的陋见陈规。但挣脱束缚、打破陈规之后呢?社会是不是就此能够变得制度更正义、政治更民主、宪政法治秩序更良好呢?还是可以就此进入一个反朴归真、自然浑成的“和谐社会”?

    性学家们研究性,对社会中人的性行为、性现象提出看法和建议,这本是他们的专业工作范围。但愿他们千万谨慎,不要轻率地在性解放和破除政治、社会思想禁锢之间搭上“直接解放”或“曲线解放”的关系。其实,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既不难诊断,药也是现成的。我们并不需要到西方、到外国去求药,蒋经国先生曾经给台湾思想解放开过种种解禁之药,就证明很管用。“思想解放”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要解放的思想,在解虚幻的“性禁”和“泳禁”之外,还有哪些更现实的,甚至还不能公开讨论的“禁”需要认真去解、快快去解。那些不能公开言说,不能公开讨论的“禁”是套在我们思想上的别利科夫外套。为了思想解放,现在要紧的不是脱内衣,而是脱外套, 脱那件别利科夫一辈子都没能脱下来的外套。
     
    [注1] Robert Boyers, “Porno-Politics.” Ken Kesey,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Text and Criticism, ed., John C. Pratt.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3. p. 437. First published as “Attitudes toward Sex in American ‘High Cultu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76 (March 1968), 36-52
2008-11-30 1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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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罪羊拯救不了我们的道德灵魂:谈范美忠事件

徐贲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299

摘录
一. 旁观者的罪过

......范美忠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先救自己,而不是他的学生,在面对舍己救人的道德考验时,他失败了。但是,所有那些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他的人们,他们就一定能成功地经受这个考验吗?如果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说“是”,那么范美忠事件所拷问的就不只是范美忠老师一个人的灵魂,而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集体灵魂。

    华裔美籍作家汤亭亭的自传作品《女战士》中记述了这样的一件往事,作者小时侯在学校欺侮过一个同龄的亚裔女孩,理由是那个小女孩沉默寡言,老是不作声。汤亭亭打她、掐她是为了逼她能开口说话。长大后,汤亭亭才明白,她自己当时就是一个怕说话的孩子。她在别人身上发泄的其实是隐藏在她自己心灵深处的自卑感。因为不敢面对自己的缺陷,她才需要把别人当作替罪羊。长大后的汤亭亭变得成熟了,因为她跨过了从拷问别人到拷问自己的门槛。

    范美忠事件中出现了许多对这位失职老师的口诛笔伐,其中是不是也会有用拷问他人来获得少年汤亭亭渴望的那种道德心理补偿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所有讨伐范美忠老师道德义士们,如果他们处在范美忠当时生死一念间的境地中,是否就真的会有与范美忠完全不同的行为。在人的道德决心和实际行为之间,常常会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差距。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宣誓要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这么说的人当中,肯定有自以为是真心诚意的。但是,当文革路线被扭转时,有几个人是真的站出来,用生命和鲜血去捍卫那个路线的呢?

    在对范美忠的拷问中,有一个经常被忘记的事实,那就是范美忠本人是一个地震的幸存者,一个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他逃生自救,并不是站在安全位置上对陷于危难的学生袖手旁观。但是,他自顾自的行为实际上决定了他对别人(学生)只能是见死不救。因此,他事实上还是一名漠视他人苦难的旁观者。在这个意义上,范美忠犯下了哲学家雅士贝斯所说的“道德罪过”。

    雅士贝斯承认,“无能为力可以成为(不行动的)理由,因为任何道德法则都不能要求人们去壮烈赴死。柏垃图就说过,在极度危险的灾难情况下,苟且偷生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因无能为力而不行动却并不能使人免于道德罪过,“无助的不行动总是会有一些行动的余地,这种行动虽有风险,但仍然多少有一些效果。”

    我们拷问范美忠老师在地震时到底有没有行动余地,追查他到底负有何种“旁观者”的罪过,是他的懦弱(行为),还是他的无耻(言论)。就在这个时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旁观者”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生活世界中的常态?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当无数冤、假、错案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都当过旁观者吗?我们当中不是还有人甚至落井下石了吗?在弱势群体的利益一次又一次被侵范的时候,在社会非正义事件一次有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是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或者替人解难呢?我们鄙视范美忠的见死不救、冷漠旁观,难道就一点点也不包含对我们集体道德怯懦的自卑和自鄙?如果范美忠需要为他的罪过忏悔,那么我们自己呢? ..........

二. 妖魔化范美忠不会使我们更善良
三. 将范美忠逐巫不能救赎教育
四. 危急情况下的职业道德
2008-11-30 12: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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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关于法国人研究日本色情文化1

声明,18岁以下和心理承受能力差的请直接越过。

看日本色情文化断断续续有些年头,好奇之心由性趣转到了探究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碰巧今天发现了些新的信息。

按接受信息的顺序来一一说明,在这个过程中,菊与刀总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1,先推荐一个ARTE 上的节目 Haruki Yukimura et Nana-Chan
Réalisateur: Xavier Brillat

     Une jeune femme traverse un jardin japonais. Elle vient rendre visite à un "maître", un homme âgé d'une soixantaine d'années qui l'accueille avec solennité et respect. À peine le rituel du salut accompli, il va inlassablement nouer des cordes autour de son corps composant des figures de plus en plus complexes. La jeune femme est d'abord habillée, puis seins nus, puis totalement dénudée. En expert, le maître fait et défait ses liens, l'obligeant à prendre une succession de poses improbables...

地址
http://plus7.arte.tv/fr/detailPage/1697660,CmC=2308236,CmPage=1697660,scheduleId=2287346.html
    (ce programme ne sera disponible tous les jours sur arte+7 qu'entre 23h00 et 05h00 du matin.)

2,如果你非常好奇,可以马上看这个
Entretien   -Xavier Brillat et Agnès Giard

http://www.arte.tv/fr/accueil/Ec ... -Nana-Chan-/2321234,CmC=2321296.html

3, 然后,发现Agnès Giard 是位专家,于是进一步地

Reportage - Erotisme au Japon   (提醒,吃饭前后慎看)

http://www.arte.tv/fr/accueil/Ec ... -Chan-/2321584.html   
在该网页得下面有视频链接。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30 19:10 编辑 ]
2008-11-30 18: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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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关于法国人研究日本色情文化2

Agnès Giard 和她的研究  http://agnesgiard.over-blog.com/

1,  Nippon frippon   par Jerôme Farssac le 28-03-07
http://www.critikart.net/livre.md/111_l-imaginaire-erotique-au-japon


2,   L’Imaginaire érotique au Japon

L’imaginaire érotique au Japon propose un décryptage des fantasmes actuels, dresse le tableau exhaustif des mœurs japonaises et remonte à leur source.
En dévoilant l’origine des obsessions courantes ou rares qui travaillent 127 millions de personnes sur cet archipel en sursis, secoué par des spasmes incessants, ce livre d’art lève le voile sur ces pratiques érotiques si bizarres à nos yeux, mises en perspective et replacées dans un contexte historique et mythologique.

Comment décrypter les différentes facettes de l'érotisme au Japon ? Que ce soit dans l'ar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t dans l'économie, les « folies nippones » s’inscrivent dans la logique d’une esthétique très ancienne, celle du monde flottant (Ukiyo).

L’ancienne culture poétique de l’instantané et de l’éphémère se perpétue à travers les images d’héroïnes aux grands yeux miroitants qui affrontent des monstres à tentacule. Et les filles en uniforme de collégienne, qui affichent leurs maquillages outranciers dans les rues de Shibuya, ne sont que les dernières incarnations de la Déesse du Soleil, Amaterasu, dont descend l’Empereur actuel, 250ème du nom…

L’érotisme au Japon se trouve à l’épicentre d’un tremblement de terre créatif permanent.

L’Imaginaire érotique au Japon  – fruit de dix ans de reportages au Japon – se divise en 11 chapitres portant chacun sur une spécificité de l’érotisme japonais : l’obsession des culottes, la fascination pour le masque, le goût des femmes-poupées, la hantise de la fin du monde, le sentiment national de la castration, etc.

Les chapitres sont illustrés par des oeuvres d'art dont certaines sont signées par les plus grands noms de l’art contemporain : Takashi Murakami (chef de file de la pop-culture otaku), Makoto Aida, Tadanori Yokoo (figure d'avant-garde des années 70), Suehiro Maruo, Gengoroh Tagame (star du manga gay hardcore), Kago Shintaro, Ryo Yoshida (créateur de l'école Pygmalion)…

Les autres œuvres, inédites, témoignent de l’incroyable créativité du Japon des années 2000. Photographes de geishas futuristes, peintres d’estampes numériques ou créateurs de poupées-mangas, une trentaine d’artistes – les fers de lance des nouvelles galeries d’art au Japon – ont accepté de participer à l’aventure de ce livre.



« Fascinante descente ethno-érotique dans les fantasmes
et l’au-delà sexuel des Japonais »
(Coup de Cœur FNAC)

"Le sexe étant aujourd'hui plus important que l'âme, rendons lui un peu de son esprit à l'occasion de la parution de l'impressionnant (beau, exhaustif, précis, cultivé, allumé, en couleur, etc.) livre d'Agnès Giard, journaliste spécialisée dans les contre-cultures, et sobrement intitulé L'Imaginaire érotique au Japon.

Un ouvrage suffisamment dense pour qu'on l'éprouve comme une expérience érotique en soi, tout au long de quelque trois cents pages illustrées par les plus grands artistes contemporains nippons dans un vertige de propositions et de figures parfois proches de l'hallucination (à cet égard, une mention particulière aux photographies en noir et blanc de Ken-Ichi Murata, qui creuse les rapports entre la femme et les tentacules de plastique s'évadant d'anus offerts et de vulves pétrifiées)...

Ceci étant dit, on ne réduira pas cet ouvrage à une compilation de fantasmes incarnés dans d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et artistiques délirantes (pour notre oeil européen du moins). Non, il faudrait plutôt le situer à mi-chemin entre le beau livre et l'essai ethno-érotique sur le Japon contemporain, véritable héros underground de ces pages et - cela transpire de part en part -, intarissable source de fascination et d'affection pour l'auteur.
De l'amour des petites culottes usagées vendues en distributeur automatique au culte des poupées maléfiques qui disent le sexe de la mort, des vidéos érotiques de seppuku à la question sociétale des strip-teases, de l'angoisse nationale de la castration à l'inflation des gadgets sexuels tel que le sexe jetable à déflorer, de la presse transgressive kitsch pour lycéennes aux bars à fellation, au Japon, l'imaginaire érotique ne connaît pas de limite. De quoi faire rougir le pays du divin marquis."

L’Imaginaire érotique au Japon, de Agnès Giard, éd. Albin Michel
340 pages / 800 illustrations
Prix : 35 euros
Format : 18 x 24 cm
Parution : 20 novembre 2006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1-30 19:12 编辑 ]
2008-11-30 18: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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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若干人中的一个

http://www.bullog.cn/blogs/alading512/archives/229841.aspx

贾樟柯遭遇二逼实录

阿丁 @ 2008-11-30 21:57:44 阅读(1595) 评论(20) 引用通告 分类: 瞎B转

    我最难过、感情上最不舒服 的一次经历,是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一届带去的是《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当时的一位主持人,她先用英文讲了一通,我没太听明 白。然后她自己翻成了中文:我要在这里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 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

    这个主持人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也没有成见,我相信也不是别人让她说这番话的,那是她真实的认识和感受。正因为是她真实的感受,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刺痛。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同样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我们已经到了不承认有别的现实,不承认有另外一种现实的地    步。                                                               
                             ——贾樟柯的某次访谈片段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2-3 00:57 编辑 ]
2008-11-30 19: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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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他们追求

深圳榜样: 走上街头公开追求民主
莫之许
http://www.bullog.cn/blogs/mozhixu/archives/229626.aspx

你准备好了吗? 08.11.28
艾未未
http://www.bullog.cn/blogs/aiww/archives/227506.aspx


摘录 (艾老师的这篇文章让我深感纠结)

在这里对来看我的博客,关心我的人说,谢谢三年来的厚待。

几天前,我本来想对大家,说如果留言请留下真名。这样做才是有尊严的,才不被他人被行恶的人们取笑,中国人让自己的孬种取笑的日子应该结束了。也许你会说,我害怕。我说,那你不必留言,或是去其它的地方吧。既然现在他们已经封了博客的评论,做了手脚,这样做你也不必了。

一个执政党,所有的行为都是下流的,猥琐的,阴暗的,说不出口的,放不到桌面上的。我好奇,在你们的眼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们还是人吗?天下岂有此理。

做我能做的,用我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我早已经准备好了。在我这里,你们确实遇到麻烦了。

我还会一如既往的谈我的看法,直到我不能发出声音,你也不要有幻想。
2008-11-30 19: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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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美女

法国最受欢迎的十位女星  

someone

http://www.mtime.com/group/lesfilems/discussion/63180/
1. 凯瑟琳·德纳芙
2.伊莎贝尔·于佩尔 Isabelle Huppert
3. 朱里叶·比诺什 Juliette Binoche
4. 芳妮·阿丹 Fanny Ardant
5.苏菲·玛索 Sophie Marceau
6-10 见原贴

注,照片无序排列
.................................................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2-3 01:02 编辑 ]
2008-12-3 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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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推荐luc 的博客

非常优秀的博客。
专业影评, 关于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影视工作者的介绍尤其精彩。

Luc 不看电影, 还留在法国干吗
http://www.mtime.com/my/197021/
Luc 在法国 漂流
http://luchan.spaces.live.com/
2008-12-5 22: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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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我们小人物的责任

冉云飞

http://www.bullog.cn/blogs/ranyunfei/archives/234974.aspx

赵紫阳先生在八九事件的艰难时刻,力劝学生忍退广场,曾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话当然是极沉痛的,真有家国之慨,似有风木之悲。我想赵先生的感慨,是混杂着自己身处峰顶而即将下位,复念血洗恐将不免的复杂心情而说这番话的。中国自古伤心地,民众而今仍是屁。复何言哉!复何言哉!



     当然以晚生责备贤者的眼光来消极地看,赵先生这话,也不是没有一些负作用的。因为赵先生这话,有极强大的民众基础,以至于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君不闻乡村僻野至繁华都市,我们的国人、我们的父兄常如此说:“我们这一代就这样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吧”。一代代地说着这样的话,人皆得以隶使之,惨死户牖之下,弃置荒野之中,人之尊严几不曾闻。虽然活得悲惨,但国人的子息繁衍观念从未曾稍减,正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以及为祖宗存一血脉,为家族留一点生气的观念,左右着夫妇俩为生育而奋斗,至于说他们是否活得幸福,子孙是否有真正人一样活着的尊严,他们是不大考虑的。而对于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虽然也曾有些努力,但却总是易于灰心失望,而无不寄望于下一代,此种想法,代代相传,真可谓子子孙孙无穷尽矣。


      这种将过上美好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想法,推给下一代,寄望于他们。我认为是我们长辈不负责任,不努力的表现。有许多人把自己不努力尽一些社会责任,包括批评政府的许多措施失当,不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归于自己有家有室有子女。这样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我认为正因为自己有子女,才更应该为子女的未来努力。这种努力,当然不只是让他们过上比较好的物质生活,更要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人说我小孩子上的是好学校,但在党天下的笼罩之下,你的学校有多好呢),做人有尊严(这尊严是有豪车巨宅就自动有的吗?一个没有制约的大黑社会组织,拉肥猪是常有的事。黄光裕的问题可能很复杂,但拉肥猪之嫌岂能完全避免?),恐怕不能完全一代代毫无止境地寄望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才行。自己的责任不推诿给别人,自己的负担不随意卸担,才有一点起码的做人态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许太责怪普通老百姓了。但对于有一定知识的阶层来说,恐怕此说就不能算苛求。


       把任何事之不成,都推给罪恶的制度和恶势力的强大,当然是很减省的法子,也是自我逃逸的最佳法宝。自己不负此生之责,却屡屡只寄望于下一代去改变,天下宁有如此之老滑头耶?制度之改变之改良固然是当下中国的大问题,但在制度未改变之前,就不能做些微的个体改变吗?就不能做积跬步以至千里之努力吗?这说明我们自己不仅少责任感,更是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嫡传信徒。做任何事,就希望速成,看得到可以掌控的结果就去做,否则不想与闻,这正是国人太过“聪明”的自我戕害。专制制度当然是造就我们对美好生活缺乏理性预期的大敌,也是让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在短视中自我愚乐、自我欺骗的“护身符”。把责任都推下一代的同时,也还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比较刚性的制度(我再次重申,制度之害是我们美好生活的大敌,但不是全部)。前两天我写了几篇关于告密的问题,有不少人就认为完全是制度的错,告密的个人似乎不应该负自己的责任。似乎中国人全是受害者,没有加害者,好像害中国人的都是外星人。所有加害者都把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特如此,还以只是受害者身份混淆视听。


      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个情感缺点,就是充满暮气,悲哉秋之为气也。装嫩固然肉麻,但卖老尤为可叹。人生还没有畅快地活过,就开始盘算如何苟活,了此残生。这样的生命质量虽可以理解,但实在不敢恭维。吾国之人的心态,常是三十岁即开始言老,四十岁即可抬去活埋了,此正是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大胆狂言四十岁以上之人“皆曰可杀”的愤极之语的内在因由。国人卖老作风之文化遗传,正所谓心如死灰,枯井无波,无人不作心伤语,见人即作感怀诗,自然受到彼时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来针砭。


       任何人都有自己个人选择的自由,我们固然不能命令该怎样做,更不能规划别人的生活。但我认为要真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每个小人物都应该从自己开始做力所能及的改变,使制度趋于合理而良善,而不劳大人物来“传檄而天下定”,这样的梦想我们做了几千,只不过迎来了一批批“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朱元璋、毛泽东。

2008年12月6日9:30分于成都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2-6 12:02 编辑 ]
2008-12-6 11: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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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国旗与"伟人"神位护不了任何人

五岳散人
http://www.bullog.cn/blogs/yaobo/archives/235024.aspx

我天朝五千年辉煌的文明,讲究的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所本。就拿拆迁这事来说,目前最流行的风气是被拆迁户除了房顶上放钉子、用各种手段拒绝某些人进门之外,其必备的设施一般都是国旗。至于是飘扬在窗口还是房顶上是可以探讨的,但这个装备一定要有。而此设备的进化版是除了国旗以外,伟人照片也被贴在房子上。比如这两天已经被强拆的“贵阳最牛钉子户”就是如此。

之所以说这个是有所本的,大致这位贵阳钉子户的前辈是明朝初年某太守。当时正好是靖难之乱,燕王朱棣要夺侄子的江山。兵发某坚城之下而数战不克,朱棣大怒,就把那时候的原始火炮拉上了战场,打算给城墙来一次强制拆迁。太守一看路数不对,连夜大书几十张“太祖高皇帝”的神位牌子放到了城墙上。朱棣一看就傻了眼,直接回营洗洗睡了——他是以他爹给他这个藩王清君侧的旗号去篡位的,直接要是把他老爹的神主牌给轰碎了的话,这仗就没法打了。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正是在此。

利用国旗与伟人照片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其内心深处的思考可能是这样:国旗代表的是每个国民,我现在就是在用国旗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伟人是缔造这个国家的人,大致的意思相当于“姜子牙在此,百无禁忌”。两者相辅相成的结果,就大致是那位太守在城墙上高悬太祖神位的作用了。

问题是世事变迁,燕王朱棣之所以不敢用大炮对付神位还有个重要的原因:那是他老爹。他老爹是皇帝,从任何意义上也代表着这个国家,家国一体嘛。国旗与伟人像可不是这种公私兼备的象征物,它能象征你的利益与权利,也就能象征别人的利益与权利,甚至从我们这里的一般逻辑来看,这些象征物更适合的使用者倒是具有权力的政府机构。两者要是都举着同样的象征物发生冲同的时候,到底这东西是代表谁、保护谁就实在是不好说了。从某种意义上看,象征本身固然有力量,最根本的力量还是在自身。那位太守要是手下没有兵的话,朱棣也早派人爬城墙把他爹的神主牌请下来了。所以,以不论什么样的象征物来比大小,到最后还是力量之争。

纵观历史,这种象征物之争往往是无效的,燕王朱棣的例子倒是特例。而纵观短短的拆迁史,这些东西的效果如何也是不言而喻,至少到今天为止,我是没看见某人因为自己的房子顶挂国旗而窗悬伟人就能令强制拆迁者三拜而退的镜头。由于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没啥效果,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才有了超越于各种象征物之上的法律,也有了裁决的机构——法庭。

而当我们真正信仰这些象征物所代表的价值时,一般来说是不会把它们当作盾牌的。只有不能真正相信其价值的时候,才能拿出来壮胆。这个道理很简单,要是真相信的话,早就去法庭上争取自己的利益了,即使没有特别满意,也会承认法庭与法律的判决结果,何至于让这些东西来护佑自己的财产呢?

所以,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你很难看出这是对于这些象征物的一种恭维,只能是看作聊胜于无的无奈。更有甚者,把伟人画像挂出来,可能是源于当年我们这里那个发疯的时代。那时候如果不注意损毁了伟人画像可是很大的罪名。到现在还用这种思维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能不说是一种挺不靠谱的事情。这也难怪我们这里的法制建设如此步履维艰了。维护自己权益的人与应该依法办事的人,其实心中都没有法制的概念,也没真的把这些象征物当回事儿,这要是能有进步才是活见鬼。
2008-12-6 11: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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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重要的名词再释

转)最强自由民主文章,一刻钟颠覆你的思想之四:再聪明,洗脑也没商量
雅各
http://www.bullog.cn/blogs/eden/archives/234353.aspx

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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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由人民任命  
  下面说说选举和任命,大家先比较一下这两个句话:“美联邦首席执行官是由美联邦人民任命的,联邦立法院的立法员也是由人民任命的,美联邦的各个邦国和地方政府的执行官和立法院也都是由各邦国和各地方人民任命的,由人民任命官员的制度对人民有利,由大官僚任命小官僚的制度对官僚有利,基国也应该施行对人民有利的人民任命官员的制度,废除由大官僚任命小官僚的制度”。
  
  对比“美联邦首席执行官是由美联邦人民选举的,联邦立法院的立法员也是由人民选举的,美联邦的各个邦国和地方政府的执行官和立法院也都是由各邦国和各地方人民选举的,由人民选举官员的制度对人民有利,由大官僚任命小官僚的制度对官僚有利,基国也应该施行对人民有利的人民选举官员的制度,废除由大官僚任命小官僚的制度”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两个句子的差别,很明显第一个句子更有说服力。另外任命这个词更能说明谁掌握核心权力,谁是权力的来源。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选举这个词已经被官僚主义基国几乎彻底妖魔化,已经极难表述人民掌握核心权力的意思,而任命这个词由于是官僚主义基国用来表述大官僚任命小官僚的制度,所以基国很难去妖魔化这个词,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民请使用更具战斗力的“由人民任命”,而少的使用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妖魔化的“有人民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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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6 1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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