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羽毛

高频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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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鸡汤”煲科普——评连岳《爱科普，用爱科普》

                            ·方舟子·

　　有一位以给少男少女煲爱情“心灵鸡汤”出名的专栏作家连岳最近给一本科
普文集写了篇序，也如对待少男少女一般，给科普作家煲上了心灵鸡汤，教育科
普作家要“用爱科普”，除了有知识，还要有爱和同情心，要确定自己得站在弱
势群体这一边，不要为强势群体背书，而且科普作者应该也把谦卑放在第一位云
云。

　　爱、知识以及同情心这个“人生三要素”是从英国哲学家罗素那里搬来的，
这位鸡汤专家也讲了个罗素的故事让科普作者学习，据说曾经有个老太太在罗素
演讲后发言，声称宇宙像一只乌龟驮着一群乌龟，而罗素的说法不太正确。于是
据说能“平静面对所有的疑问”的罗素“兴致勃勃地开始和老太太探讨宇宙是不
是乌龟家族”。

　　其实，这个“乌龟故事”乃是个民间传说，故事的主人公有人说是罗素，更
多的人说是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或其他人，而在故事中，主人公嘲笑着反问
老太太：“乌龟又是站在什么东西的上面？”一点也不平静不兴致勃勃。多读点
罗素的文章，就知道他身上洋溢着智力优越感，对愚蠢的人和愚蠢的问题一点也
没有“爱”和“同情心”。比如罗素曾经说过一句在这里很应景的、可当成是针
对鸡汤专家这种人说的名言：“一个蠢货对一个聪明人的言谈所做的报道永远也
不会准确，因为他会不知不觉地把听到的话翻译成他能理解的东西。”他还说过
一句同样值得深思的名言：“我们伟大的民主社会仍然倾向于认为一个蠢货会比
一个聪明人更诚实。”

　　可见鸡汤专家不仅讲错了故事，还立错了榜样。虽然他对科学所知甚少还时
不时地闹点科学笑话、支持伪科学（比如相信有“民间大师”预测了汶川地震、
把某种低毒化工产品说成剧毒之类），但这并不妨碍他毫不谦卑地指点科普作者
要把谦卑放在第一位，看来懂科学的人需要谦卑，不懂科学的人反而是可以高高
在上的。要求科普作者把鸡汤专家本人都做不到的谦卑放在第一位毫无道理。最
杰出的科普作家，例如阿西莫夫、萨根、爱德华·威尔逊、道金斯等人，那可是
一点也不谦卑，而是充满了自信，一种来自科学力量和科学事实的信念。固然，
在科学分工日益精细、科学知识极大丰富的今天，一个科普作者所不懂得的科学
知识要远多于所懂的，但是这并不成为谦卑的理由，因为并没有人要求你去科普
你不懂的东西，去科普自己不懂的东西，再谦卑也不行。如果你要科普的东西是
你真正搞懂的（不一定非得是本专业的东西），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去科普，为
什么要谦卑？科普固然应该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但不等于要低声下气
地迁就、迎合读者。对伪科学、迷信就应该理直气壮地驳斥，莫名其妙地谦卑起
来反而让人觉得它们还有几分道理、可以和科学平起平坐似的。面对“乌龟理
论”这种谬论，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谦卑地与之兴致勃勃地探讨？就因为其提出
者是个老太太，所以再荒谬的谬论也必须谦卑地对待？

　　更荒唐的是，鸡汤专家竟然也要对科普讲政治，要求科学服从其政治利益，
要求科普作者只能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这真算得上文革时期“政治挂帅”、“文
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翻版。难道也想在科普作者中划分左中右政治路线？科普作
者如果不把自己当成政治活动家或政治活动家的御用文人的话，他只能是站在科
学一边。弱势群体有不科学、反科学、伪科学的言行，就不应该纵容，强势群体
有符合科学的举动，就应该背书——当然，强势群体不科学、反科学、搞伪科学，
也要反对。弱势群体并非就天然正确的，在科学问题上尤其如此。

　　鸡汤专家还很有同情心地为科普作者的前途担忧起来了：“一个科普作者始
终面临的危机是，科普文章的可替代性太强。仅仅为了得到科学知识，可以非常
方便地查问维基百科及更专业的资料库，他为什么要看你的科普？因为他感觉到
你除了有知识，还有爱，还有同情心。”那些对自己要科普的内容缺乏真正的理
解，靠谷歌和维基百科拼凑科普文章的作者也许会有这种危机感，所以要靠低声
下气来招徕读者，靠插诨打科来取悦读者，把科普变成了庸俗的娱乐、快餐式的
消费。但是，维基百科的知识是靠不住的，专业资料库的材料不是一般人能看懂
的，科学的道理并非人人可以靠查百科、资料库就搞明白的，科学之美、科学方
法和科学精神更无法通过查百科、资料库就能够领略的。优秀的科普作品从来靠
的是科学知识本身所展示的美丽，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优秀的科普作品也很难
被替代。鸡汤专家还是先担忧自己的鸡汤能被喝到什么时候更好。

　　有爱和同情心当然是好的，谦卑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德，但是这些都不是鉴定
科普作品的好坏、对错的标准。也许它们是鉴定心灵鸡汤的标准，那样的话，鸡
汤专家自己留着用好了，比如，以后碰到自己不懂的科学、科普领域，至少也要
学着谦卑吧。

2008.12.6

附：
　　一只罗素喜欢的松鼠

　　连岳

　　科学松鼠会的书马上就要出了，姬十三让我写个序，他很客气，要给我稿费，
我也很客气，不要稿费，因为给科普书写序，正是我的一大乐趣。

　　祝此书快快上市，早日大卖。祝这些天才少年们出更多的书，让更多人喜欢
科学。

　　爱科普，用爱科普

　　连岳

　　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科普就是需要的。严格来说，多
数文章可以算成科普，不过有的在普及社会科学，有的在普及自然科学。科学松
鼠会普及的，是后一种。但无论是哪一种，罗素先生说的人生三要素，是好文章
追求的要点：爱、知识以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

　　曾经有个老太太在罗素演讲后发言，声称宇宙像一只乌龟驮着一群乌龟，而
罗素的说法不太正确。乌龟说当然不太符合主流科学，在哲学史、数学史及文学
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的罗素先生，兴致勃勃地开始和老太太探讨宇宙是不是乌龟
家族。他并没有以现在的时髦作法，对这个老太太怒喝一声：愚民！疯狗！傻逼！
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以漂亮的科学背影退场。

　　一个写普及性文章的人，应该像罗素一样，平静面对所有的疑问，哪怕其毫
无知识含量。这种做法才合乎逻辑科学：正因为他没有知识，你的普及才有价值，
如果他跟你知道得一样多（或者比你更多），为什么要来看你的普及文章？在现
代社会分工极精细的背景下，优秀的科学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我
不知道。"科学的进步使人谦卑，科普作者，应该也把谦卑放在第一位，因为他
们最知道，在自己身后，其实有海量的更内行的专业人士，只不过，他们没有写
文章罢了。科学松鼠会的模式，志同道合者的聚集，其实是科普比较有效的存在
方式：每个人都只写自己的专业，这既增加了文章的公信力，又避免了在所有科
学议题上发言的尴尬——因为科普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没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种
类的科学 。

　　一个科普作者始终面临的危机是，科普文章的可替代性太强。仅仅为了得到
科学知识，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问维基百科及更专业的资料库，他为什么要看你的
科普？因为他感觉到你除了有知识，还有爱，还有同情心。这就牵扯到科普作者
为谁代言的问题了，科普作者的人文关怀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确定自己得站在弱
势群体这一边，他们申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推动社会的进步，
都需要科学知识的帮助，也希望自己在面临专业疑惑时，有科普作者能出来帮助
他们。强势群体不需要你的背书，在任何时间，他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将不科学的
东西包装成科学的样子。随便抓一个弱势者，你都能从他身上发现诸多不文明、
没科学的印迹，用科普的名义暴打一顿，又轻松又愉快，每次都能技术性击倒。
但是这种文章你多写几篇，读者就抛弃你，因为他觉得你不过是借了几个科学术
语自大而已，你其实并不在乎他缺乏科学知识的痛苦，你甚至希望以他无知的丑
陋来衬托出你英俊的科学脸庞。

　　科学松鼠会具有知识，这个毫无疑问，他们也在强化爱与同情的特质。但愿
他们很快可以成为一只罗素喜欢的松鼠，成为弱势群体信任的松鼠，成为最让人
喜爱的科普吉祥物。

高频激光

土摩托-- 什么是爱？
http://www.bullog.cn/blogs/immusoul/archives/236164.aspx

有个作者--傻傻的谦卑混乱的爱 -- 也谈连岳的“序”
http://www.bullog.cn/blogs/shafa/archives/236284.aspx

高频激光

梁文道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gwendao/archives/239170.aspx

多年以来，辗转做过几份杂志的编辑，也曾替不同的报刊策划过各种版面，其中最苦恼的一件事是找不到人去写科学题材的文章。有时候明明出了一件震撼全球的大新闻（例如瑞士的CERN建 造了可能产生微黑洞的对撞机），但就是找不到恰当的人选去谈它。想必是我识人不多，有些时候，市面出了一本人人叫好的科普书，可是每个写手听到之后却都摇头摆手，避之则吉，结果显得我们的书评版很偏食。这个情况到了某些年度好书选的活动里就变得更严重了，几十本候选书目竟没有一本科学书，而且各个评审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五十年前，英国学者斯诺（C.P. Snow）曾经用"两种文化"去形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这个有名的说法在今天的学术界早已被人批得体无完肤，大家嫌它太过粗疏。但甩开"两种文化"的框架不管，斯诺所描述的那种现象却是我们至今都能痛切体会得到的日常现实。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读书人不懂科学居然是正常的，一份书评杂志几个月不介绍一本科学书籍竟是不用辩解的。就算越出狭义的文化圈，我们主流媒体的科学素养也是十分贫血，在同一篇报导里面往往出现前言不对后语的逻辑谬误。为了省事，许多编辑记者干脆照译外电，对于有点技术含量的名词则略过不理，又或者不作解释，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已经不只是念人文科学的不懂自然科学，更是大众媒体在自然科学面前的集体失语。

偏偏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发展史上的奇异拐点。比起五十年前，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丰富了；比起五十年前，我们治疗疾病的能力增加了；比起五十年前，科技应用对生活的影响变得更广泛更深入了；然而，比起五十年前，社会大众对科学与科技的怀疑却也越来越深。这几乎是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从未见过的现象，科技的进展居然与社会整体对它的不信任同时增长。本来大家怀疑甚至否定的只是昔日那种盲目的乐观情绪；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把人类推向了高风险处境，环境的危机使全球面临末日的恐慌，所以没有人再能天真地相信科学与现代技术的进步必定能够带来更好的明天，新的发现未必是新的许诺，新的技术也许会带来新的问题。可是，这种怀疑并不到此为止，它竟然还深入到所有科学研究（更准确地说，是科学家）上面；似乎「科学」二字就必然包涵了一个阴暗的面相。

正是在公众对自然科学渐感不满的背景底下，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开始大幅削减高等教研机构的资助，于是当年英国的科学家人人自危，担心他们和一般人的距离会损及科学的长远发展。所以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英国兴起了一股"公众了解科学运动（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牛津大学更设立专门教席去推动这场科普潮，聘请了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及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担任首届"西蒙伊公众科学了解讲座教授（Simonyi Professor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直到今年10月才告老退休，被专研"群论"的数学家Marcus du Sautoy接替。

回看道金斯十几年来在这教席上的工作，很多人都觉得他太过偏执地鼓吹无神论，把一个以普及科学为宗旨的讲席变成了宗教辩论的战场。然而这也正正说明了"公众了解科学"运动的性质变化，因为道金斯对宗教的攻击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见于各种宗教的基本教义派怎样造成了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在他看来，这种宗教激进化的根源之一正是公众对科学的无知，或者盲信于某种不够确切的科学（或说"伪科学"）主张。也就是说，在影响世界局势的宗教问题上，科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其实看看我们今天面对的种种重大争议，从核能的运用，人类生命的复制，基因食品的流行，全球暖化的现象，药物的研制与营销，互联网上的道德议题……一直到堕胎算不算杀人，几乎每一样都和科学与科技拉上了关系。要是少了相应的知识准备，公众以及决策阶层不只无法明智地判断，甚至根本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讨论。 问题在于当大家一如既往地乞灵于专家的意见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各种不同乃至于彼此矛盾的看法，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公众需要认识科学，但是他们该怎么认识，又要认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又有什么方法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整体科学知识水平？传统上，学术界有许多量化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检测一个国家的国民科学知识水平。方法不外乎设定问卷，列出一系列由浅至深的问题，然后让受访者作答，再结集分析，打一个综合的分数。这种方法把科学知识假定为一个稳定的水库，相信有些知识是确定无误的，而且人人都该对它们有某种水位的认识。所以我们才能在基础教育里面设置课程，把这些知识教给学生，觉得那就是现代公民合理的科学知识水平了。可是在前述那些足以左右人类未来的重大争论之中，我们才知道建基于这种假设下的科学教育不单追不上局势的进展；而且也根本没有一套百分之百准确无疑的知识可教。根据科学史家John Pickstone的分析，"公众了解科学"运动渐渐总结出了另一种对基本科学知识的看法，把重点从被动的受教育大众转移到每一个构成公众的持份者( stake holder)身上。意思是先不要预设一大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储备，而要看关注某一个课题的公民有没有相应的知识和判断的能力。例如一个预备要兴建大型化工设备的小区，当地居民或许可以不太清楚基因改造的技术，却不能不知道化学污染的成因与解决它的方式。

就拿今天的中国来说吧，到底要吃下多少三聚氰胺才会中毒，地震又能不能预警，这一切都是大家关注的日常话题，可是在介入和讨论之前，我们有没有充份的底子去理解其间最基本的事实呢？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够不够严谨？过不过关？这一切都是目前的基础教育无法独立完成的；毕竟，我们很难想象中学课程会详细教导学生三聚氰胺的化学式子和检测方式。

因此，科普的工作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从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最了不起的杰作，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庞大的系列出版物。王云五先生当年策划这套文库是为了普及国民知识，替方兴未艾的大小图书馆建立基础馆藏，所以《万有文库》里的每一本书都力求深入浅出，让读者广泛接触各门新知。在这四千多册一千多种的丛书里面，光是"自然科学"就占去了一百九十一种（即百分之十八左右，这还不算"工业科技"、"农业科学"、"医药卫生"、"交通运输"等几个类别），乃所有项目中最大型的一个，也是王先生最引以为傲的手笔之一。

这就是民国文人和出版界的识见了，在他们看来，"赛先生"不只是空洞的口号，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贵客。反观今日中国书市，不仅没有一家大型出版集团会以同样的眼光规划自己的出版品，科普书在市场的占有率上也远远不及史地等人文类书。莫非现在的中国人都已经很懂科学了？连假鸡蛋都造得出来，所以大家也不必再看什么科普书？

我常常怀疑作者是问题的根源之一。不是读者对自然科学失去了兴趣，而是能够引发兴趣的作者太少。我长年订阅《Scientific American》和《New Scientist》，虽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看得懂，但总是被那些作者妙趣横生的文笔打动。身为一个专业媒体人，我有时甚至觉得他们说故事的能力要比我强得太多，令人自愧不如。为什么这么一帮理科出身的家伙能够写得出如此生动的文章呢？且先撇开那些职业写作的"科学记者"不提（这是外国许多主流大报都会开设的职位，专门请一些拥有高等学位的记者报导科技新闻），许多科学家自己就是文化素养相当高的人，能用巴哈的平均律为例轻易说明数学的历史演变，以文学史上的冷僻典故形容"弦论"的争议，顺手拈来，毫不勉强。

如果有时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理分途一定是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我们的文人和科学家似乎太过礼让，文人把科学常识全让专业人士操心；科学家往往更狠，干脆一股脑把掌握文字的能力也统统推给对方。于是就出现了我在书评杂志上找不到人谈科学的窘况了。惯见的作者群根本不大看科普书，学院里的专家则不大懂得使用常人的语言写字。

在这样的背景底下，"科学松鼠会"于我而言是个莫大的发现。从前看惯了方舟子那种火气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群人会在时事评论为主的博客群上轻轻松松谈地科学。在"脑残"和"汉奸"等语言炮弹漫天飞舞的硝烟之中，他们的科普小品简直有点像是带甜的凉茶。当然，我绝对不是要科学作家都从战场的前线撤退，回到田野快活地咬干果。我只是觉得任何一个勇悍的战士也是从小长大的，在派出科学战斗的士兵之前，不妨先多培养几头松鼠。

高频激光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12/200812091258.shtml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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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内300多名各界人士发佈了“零八宪章”，就中国的国事及走向作出全面的建设性宣示。
   
    我们注意到，此宪章的签署者涵盖中国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自由人士、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和草根维权人士，是近年来罕见的民间政见之集合性表达，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之觉醒、勇气之提升和力量之壮大。作為海外各界华人，我们為之一振。
   
    签署者一本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又基於理性、独立、权利与责任之现代公民精神，廓清歷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所言切中时弊，主张客观中允。
   
    对此，我们深表钦佩， 对宪章之各项主张深表赞同。
   
    近三十年来，中共官方一改给中华民族带来诸多灾难的“以阶级斗争為纲”的施政方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还公民以部分自由，由此造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宽慰。但在政治上，当局依旧坚持专制，垄断新闻，控制司法，各种社会利益无法正常表达，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乃至於腐败盛行，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环境坏毁，公正不彰，社会衝突不断，暴力事件时有所闻，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堪忧。
   
    因此，我们又深感不安。
   
    值此世纪之初，回首百年中华现代歷程，其中之歧误挫折和奋斗牺牲，我们有诸多感喟。对“宪章”所言“自由不昌，则中国距现代文明尚远矣”，深以為然。如何汲取教益，把握时机，让中华民族能在本世纪迈上现代文明的康庄之路，于内达成社会安祥，族群和睦，人民幸福；对外主持正义，於人类福祉有所贡献。这既取决於新兴的公民社会之努力，亦有赖於执政者的远见智识，能否适时开啟社会对话之门，加速制度更新，振衰起弊，清明司法，还政於民，以期化戾气為祥和，消祸乱於潜隐，為民族的良性发展奠定不颓之基趾。
   
    在此，我们特发表声明，以示我们对国内各位公民先进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华人各界与国际社会给与关注，也希望中国当局能倾听社会之呼声，正视民意，从善如流，啟动“宪章”所倡言的制度改革。
   

     如此，则人民幸矣，民族幸矣，世界亦幸矣。
   
    海外签名名单：
   
    （第一批58人，

高频激光

冉云飞

http://www.bullog.cn/blogs/ranyunfei/archives/241306.aspx

冉按：以前在天涯和SOHO小报开博（前者被封，后者被删）的时候，已经贴出了《大师们谈常识》前五部分（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今天在感冒中不想多写，因此贴出第六部分，希望朋友们观看，并请尽力传播，这样的常识越为人知晓于社会的进步贡献越大。


    编辑《大师们谈常识》已经得了数百条，以后希望能在编排方式上有所改变，一是用拚音，二是用笔划，三是按英文字母，四是内文因内容而有所分类，便于查询。潘恩的《常识》就以广泛地传播了民主自由的知识而著名于世，传播信息和常识，是我们知识人的一点应该终身持有的任务。不要怕点滴之功，功用不大。任何人都是一点点开窍，然后才能在思想上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准备将《大师们谈常识》一如既往地编辑下去，形成一种辞典性质的东西，来让民众看到更多此前不曾知晓的东西，为他们选择自己的自由生活作铺垫。


   我们生在一个自由民主知识缺乏的社会，很多人终其一生不知道民主自由对自己过上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的重要，这是件令人心痛的事。人应该自由、健康、有趣、充满创造，有在法律范围内主宰自己所做之事的权利。但这一切离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我们要继续努力。很多人面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灰心、绝望，心情不佳，我都可以理解，但我认为这并不一种较好的态度。事实上，你灰心、绝望，不可能对你所面临的事情有何帮助，相反倒可能是于自己有损。如果不能马上解决问题，我们首先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这是一种较为积极的拯救。我面对问题时，常不是用灰心和绝望的态度来面对，而是在艰难的时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来逐步化解。面对残酷的现实，不是要你去做一个硬汉，而是你可以自我改变，寻找不到最优解决办法，你可以寻找次优。能做一点事，总是比什么事都不做更好，这也是我能坚持做《四川信息掮客周刊》的原因。刚多赛说得好：做好事是不够的，要用好的方式去做。



    下面是《大师们谈常识》（6），请朋友们观看。朋友们若有看到比较好的常识，可以跟帖或者发我邮箱，将不胜感激。让我们一起将《大师们谈常识》编纂得更好，以便使民主自由之光照耀中国。



76：偏见一旦为自己找到理由，它就会从容不迫。——Willam Hazlitt

77：“当政府怕人民的时候，人民就有自由；当人民怕政府的时候，就便是专制”。——杰弗逊

78：“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

79：“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恰达耶夫

80：“思想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们比任何别的办法或权力更能保护我们不受邪恶势力的侵犯，更能引导我们走向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柏顿

81：“以英雄的品德为基础的人类制度，必定会有一个脆弱或堕落的上层建筑。”——柏克

82：国家是危险的机器——华盛顿

83：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索尔仁尼琴

84：最容易有罪恶感的人，通常也是最愿意让事情有所改观的人——艾伦．G．约翰逊（社会学家）

85：“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布什

86：“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米奇尼克

87：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国家，爱之也何居？——陈独秀

88、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压制——伯特兰．罗素

89、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伯特兰．罗素

90：与其被动地同意别人的看法，不如理智地表示反对，因为如果你信自己的智慧，那么你的异议正表明了更多的赞同。——罗素

91：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李大钊

92：官僚不是天使！（Bureaucrats are not angels）——布坎南

93：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爱因斯坦

94：基于出卖、背叛而提供的证词，即使是事实，也不应采信。因为出卖、背叛是连犯罪者都厌恶的品质，绝对不能以罪犯都鄙夷的行为来对付罪犯——贝卡利亚

95：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又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时；当一个人并没有掌握真理，而又要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时；当一个人固守陈腐的教条，而拒绝历史进步时；当一个人目空一切，自作井底之蛙时，这个人必然是不宽容的。——房龙

96：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殷海光

97：教育全体大众，让他们了解一切，这是我们的自由得以长久的可靠保障。——杰弗逊

98：资讯是民主社会的流通货币。——杰弗逊

99：之所以暴君可以立足，是因为拥有良知的人民沉默。——杰弗逊

100：让理性占据她的宝座，让每一个观点和事件都由她裁定。大胆的去质疑，哪怕是质疑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真有一个上帝，他一定更欣赏理性的礼赞，而不是盲目的恐惧。——杰弗逊

101：任何政府都必须接受监督，当舆论自由时，也不会有例外。如果政府是公正的，就无需害怕舆论的攻击和反攻击。自然没有赋予人任何其他的手段去发掘真相，无论对象是宗教，法律或者政治。我认为，得体的政府，应该对它的赞扬者和监督者都不在意，如果对于前者大加褒扬而对后者横加迫害都有失公正，是政府在犯罪。——杰弗逊


2008年12月12日8：20分病中于成都

斐多

高频激光，去大家说喜欢的书帖子里面也说说你喜欢的书籍和作家吧

高频激光

斐多，

    我看了那个帖子而没留言。
    一来是因为近2年未曾看除专业之外的正经书，再者，几个月前我发过1个交友的帖子，里面很详细的写了自己的阅读习惯和简要心得，而事未竟。
     不愿乱写，伤神呀。

斐多

原帖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2-13 21:17 发表
斐多，

    我看了那个帖子而没留言。
    一来是因为近2年未曾看除专业之外的正经书，再者，几个月前我发过1个交友的帖子，里面很详细的写了自己的阅读习惯和简要心得，而事未竟。
     不愿乱写，伤神呀。 ...

那个交友的帖子在哪里？能否提供链接？
如果你平时读了什么不是很正经的书，欢迎一起分享　不一定要很深刻，不一定要成系统。漫画、言情、地摊文学．．．

高频激光

http://www.bullog.cn/blogs/aiww/archives/243040.aspx


艾未未

     自己吓唬自己，也是自恋一种，意识到存在是可以被自我掌控的。

    当一个社会的民众，不敢威胁政府时，只能被政府威胁，在哪都一样，没什么好商量的。

    首先是怕事，也不管怕的是什么事，一概都怕。一代代怕下去，只能是练就比谁更能忍的功夫，也就是比谁更能装孙子。子子孙孙装下去，国人就都是龟孙子的后代，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一下你的父亲，估计这也是不堪，或是一问日本人，他们应该是更了解我们。

     再就是怕事实，为什么会恐惧事实呢，所谓事实，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本来面目，或是事情发展所呈现的结果。什么样的人因什么原因，才会害怕事情的本来面目，唯一理由是，事实所呈现方式与当权者的愿望相违，或事情的结果不必是这样，发展成这样有其原因，有原因就会有责任，而这个责任是不能承担的。有了是非，就有了责任，就有了承担。不愿承担责任就只能是混淆是非，没辙。简单地说，所有的谎言，对事实的掩盖，扭曲，篡改，回避，都是由于无法承担责任，由于胆小怕事。

    长期的说谎，使得这个政府早已经是没脸面对事实，胆子也就越发萎缩了。谎言无论是来自个人还是来自群体，都是为了逃脱责任。政府不承担责任，要政府做什么，要政府的理由本来就是做替死鬼来的，它不死，就只能是你死了。这样的社会要维持，就只能靠打打杀杀，公然说谎，靠封杀，监禁，诬陷，司法舞弊，还要有很多很多的警察，军队，监狱，精神病医院。

    没有民主的社会，也就没有了是非黑白，没有了责任。台湾民主，华人社会中的唯一的，阿扁恐怕是要承担了。美国民主，不到两成的黑人中，生选出个总统，四十八岁没背景没钱财。美国人民把权力交给了信任，信任就是要承担责任。有七千万的天下第一大党，听到也就吓死了，因为压根就没人会信它，也就自己骗骗自己吧。

     在这里，我们普遍不信任，你说什么也没有用，就是不信任，你哭也好闹也好，这个信任是不会属于你的，因为你在所有可以真实的时候都说了谎，几乎无一例外。人们也是没有办法，如果还信你，那不如直接糟贱自己抽自己，当然不会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这样，只好选择了不信任，这是最轻松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一个没有理想没有品格的政党，不面对事实，不承担责任，耗在那里，只能是为了利益。你想与这样的党谈判伦理道德，怕是永远没有人会与你谈的，因为你不配。在人的世界中，事实和真相是要让位于利益的，历来如此，这是人类发展史，也是人类为什么会发展，这点都不清楚，也配要民主不是叫人耻笑。

     民主是个奢侈品，是要用血来换取的，新鲜的血不是喝了毒奶的脏血。这样的血在中国怕是不多，有血的话，中国所剩下的也多是脏血，这种脏血至多也就可以制造出几声爱国咿呀的尖叫。

    中国人不明辨是非，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哪怕是最小的责任。只能是剩下一个远离事实真相，远离科学进步，反人类文明的社会，一个说谎的，欺诈的，腐败的，无能的，反人类的政治统治，一些在水深火热中自己吓唬自己的百姓。

高频激光

http://www.bullog.cn/blogs/zhangxiaozhou/archives/244393.aspx

文/周云蓬

饥饿是当年圆明园画家村的重要属性，十年过去了，画家们做了一次集体的、横跨北京的大逃亡，迁徙到宋庄。宋庄是一个发福了的中年版圆明园，但曾经的饥饿仍在许多人心中留下烙印。

九月末，我参加了一次以喝酒吃饭为辅，以艺术展览为主的宋庄大party。我是作为歌手被邀去，为大家助兴的。举办这次活动的朋友之一费晓胜大谈特谈这次party是由栗宪庭鼎力赞助，还邀请了张楚，据说下次还会邀请许巍。

车行过“中国宋庄”的大牌子，继续开了三四公里，费晓胜先带我们吃了一顿正餐。席间，他秘密塞给我两百块钱说是车马费，又说这次经费有限，以后发展好了钱会越来越多。吃完饭又上车，开了一公里，过一个小湖，就到了这次party现场。是一个画家自己的院子，院子极端庞大，装几百个人没问题。

一进院子，空气里弥漫着烤羊肉串的味道。我先遇到一个过去住在香山时的女邻居，她是一名福建的女作家，最近刚刚搬到宋庄。“哎，云蓬，想吃点啥，我赶紧给你弄点烧烤。”刚说了一句话，我就被费晓胜拉到二楼的天台上，据说这里是VIP席，人们都在一堆一堆地聊天，费晓胜问我喝什么酒，我想了想，说红酒。因为凭经验，红酒是最先被喝光的。啤酒、二锅头则不忙喝。一杯红酒下肚，我又遇到了一位做道士打扮、从前总出没于香山的王某某。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和我的另一个朋友李铁桥的一段小故事，李铁桥是从挪威归来的先锋萨克斯手，一次在我香山小屋后面的坟地里苦练萨克斯，这时王道士出现了，王道士听了一会，以为他是初来乍到的嫩手，就问：“你认识李铁桥吗，那是我哥们，哪天我引见你认识他，跟他学两手。”李铁桥大惊，“啊，你认识李铁桥？你跟他熟吗？”王道士说，“熟啊，老朋友了。”这段故事被李铁桥写入他的博客。

第二杯红酒喝完，一个画家拉着一个女人过来，为我们互相介绍：“这是周云蓬，他写过一首歌叫‘不要做中国人的娃’。”我的第二杯红酒差点喷出来。那个女人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还说，“你们艺术家的生活太枯燥了。”我以为下面要谈关于赞助的事情，或是要买我几张专辑，结果没有什么结果。就这么一耽误，红酒已经没有了。我听到周围人都在抱怨“烧烤怎么没了”，“哪还有红酒啊”，我就赶快囤积了一瓶燕京啤酒，果不其然，过一会，连啤酒也没了。

演出开始了。先是麦子和他的乐队，麦子现住宋庄，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叫“微哲学”，他那天的演出就是在音乐的伴奏下阐释他的“微哲学”的原理。但是音箱太差，基本上听不大清。演出是在院子一进门的左侧，搭了个大台子，这让我想起当年参加艺术团在城乡走穴时的情景。话筒是上世纪在街边唱卡拉 OK的话筒，音箱是本世纪在地铁车厢里卖唱的那种音箱。麦子完了，小河登台。小河还是很认真地进行他“一个人的交响乐”，几乎把所有舞台资源都利用上了。舞台上有一个破旧的架子鼓，他一边打鼓一边呼麦，最后鼓被他打破了，他的演出也结束了。接下来是张楚，张楚唱了“蚂蚁蚂蚁”，还有一首新歌，感觉张楚也很不适应这些舞台设备，演完就走了，没留下来吃晚饭。等我上台时，音箱、话筒都已经到了它们承受的极限，我给大家唱了“不要做中国人的娃”，就下台了。下台后我问费晓胜，这音箱是花多少钱买的，他说，不是买，是花三百块钱租的！

演出完，大家想在一起聊聊天，我们的车刚出大院，一辆警车停在外面，警察大喝一声：哪来的。我仿佛从酒山肉海的宋庄又被打回到圆明园查暂住证的时代，幸好小河机智，说我们来看展览，“哪儿的展览”，“就在院子里”。警察进院子，我们得以脱身。

到一个饭店，也是一个画家开的，服务生是个聋哑姑娘。小河点菜，她听不见，小河就在点菜单上画一个碗，碗里几根线，上面画几条热气，姑娘就给我们上碗面条。画个向日葵，她就上盘葵花籽。我想让小河画一条中国龙，可惜他不会画，不然就可以给我们上盘小龙虾。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最崇拜的画家马良，他画啥就有啥。

半夜，我们半醉半醒地从艺术的宋庄回到现实的北京。

高频激光

http://www.bullog.cn/blogs/garbledtext/archives/244697.aspx

杨恒均

婉君：你好。

四天前你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杨老师，今天看到你的签名了，我有些担心，又看到你到了北京，我就更害怕了。北京很冷，你要注意安全。如果你出事了，就不能写博客了，而你的博客一直带给我温暖和希望。

婉君，谢谢你的关心，我在回信里安慰你说，朋友说北京这几天突然冷起来，可能要迎来2008年的第一场雪。你知道，我好怀念京城飘雪的日子，于是就提前飞过来，我想，也许某天早上起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你说看了我的信，破涕为笑……你还说，老师你总是那么乐观，一直以来，你都在虚拟的世界里和我们谈心，传递我们乐观，帮我们认清现实的同时，鼓励我们对未来不要失去希望。你还在信中说，你突然间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阅读我的文章了，你说，我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揭露、批判和愤怒的同时，总是不忘描绘一条希望的路，一条通向光明未来的路。

今天早上，我推开窗户，迎来的是寒风，没有雪，有些微的失望。于是，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急切的查看签名，我发现那一串签名比前一天更长了——那是继我们303位联署人的后续签名。

我让目光轻轻扫过这一串陌生的名字和熟悉的灵魂，就在眼睛感觉到有些发酸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你——你的名字，字体是那么纤弱和细小，职业是那么平常和微不足道，挤在那长串的名单中，仿佛对着我微笑，我又好像听到你在说，杨老师，别怕，我也来了。

北京依然没有下雪，但我已经感到春天的温暖。这一刻，我想把你拥抱，我想拥抱你大写的名字。婉君，如果说我的文章曾经给你温暖，带给你希望，我现在才知道，我正是从你们的身上体味到温暖，感觉到希望。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我们的未来也不应该掌握在他人之手。如果我们一味悲观，除了抱怨还是抱怨，愤怒、然后出离愤怒后还是愤怒，那我们怎么会有希望？悲观的人只会怨天尤人，乐观的人才会思考和探索未来，只有对自己有自信的人才有勇气说出心中的愿望和理想。

不曾忘记，在我们都很小的时候，母亲多次抓着我们的小手，用慈祥的目光鼓励我们说，孩子，勇敢的说出来吧。后来，母亲老了，我们长大了，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再也不愿、不能和不敢说出心中的愿望和对未来的期望。于是乎，在风雨仓皇的岁月里，我们成了素质最低的、被代表和任人宰割的一群不明真相的人……

中国很大，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都独一无二，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都不想这个家发生动乱，这已经是全国人民普遍的共识。可是，不能乱并不是不要变，中国目前已经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果不在尚可控制的情况下选择正确的方向，如果不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改革，拥抱民主自由的理念，等到不能不改变的时候，大乱将难以避免。

婉君，你曾经在来信中问我，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中国往何处去早就不是一个问题了，问题在于，在利益集团的阻挡之下，中国人不但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往何处去，甚至连讨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现在，到了我们凝聚民众的力量，上下和解，达成共识，为我们的民族建设一套核心价值观，为我们的国家树立一个能够持久追随的目标——那就是包含了中华民族价值观中优秀部分的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观，那就是中国人追求百年而不得的民主宪政。

你也多次向我表达过深切的关心，担忧剧烈的变化甚至革命会给中国带来大乱，这也是我的忧虑。实际上，在没有就目标达成共识之前，这样的担忧本身就在被利益集 团利用。你不妨回头看一下，在过去一百年里，这个地球上最乱、人民生活最悲惨的正是那些因害怕“乱”而保持了几千年不变的旧体制、拒绝拥抱普世价值观的国 家和民族。

在那么多顽固不化、逆历史潮流的人抵制政治体制变革的时候，思考和向往民主政体都有可能让你失去自由，试想，你又如何能够以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去清醒地思考乱与治？

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一定要走宪政民主之路的时候，我们反而应该静下心来去思考如何避免最终祸及老百姓的乱，以及如何去和平的实现转变。这些天我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从亚洲和前苏联、东欧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权者很少有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从善如流的，于是民主几乎都是在以暴风骤雨般革命的方式 一夜之间一蹴而就。然而，这种方式虽然毕其功于一役，却也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如果放在中国，后果也许更加严重。于是我在思考，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在我们 的民族和国家达成全面共识的情况下，上下结合一步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族和国家的进步？

放眼世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竟然是同为中国人的台湾，以及即将在几年后实行全面普选的香港，一个是在让人尊重的蒋经国先生手里开始，另外一个则是被中国大陆领导人小平早就设计好的。这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你一定会说我太乐观，因为记得你以前多次写信质疑过我，你说，知识分子犬儒了，老百姓被愚弄了，统治者不可能放弃绝对的权力。那么，你看一下签名，你一定承认，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犬儒了；如果你再看一下签名，你一定还会兴奋地说，要想在长时间里愚弄所有的人也是不可能的。

婉君，你还一度对我寄托于体制内最高领导人不以为然。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并没有对某一个领导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许，更没有期盼明君的出现，我是对人、对中国 人，对体制内的中国人没有绝望。你知道我也是从体制内出来的，那里有很多优秀的中国人，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忧国忧民、充满理想，但是，是制度和体制产生的 那种文化让他们每每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如果回顾60年共和国的历史，让你历数党政军领导人的高尚品德和丰功伟绩，你会惊讶的发现，除了少数几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共和国败类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例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叶剑英、赵紫阳等等）都是很优秀的，可他们缔造和保卫的共和国却怎么会在57年饿死了那么多人，在文革中整死了那么多人呢？……是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产生的文化。

但制度是人建立并维系的，再强大的制度也不能束缚住人性的光辉，所以我们看到就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小平同志在几经打压后仍然挺起了他矮小的身躯，果断的实行 了经济改革，让东方的巨人慢慢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虽然还没有站起来），我们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过上了比以前富裕很多的生活；接着还有耀邦、紫阳……耀邦 以他活泼开朗、无拘无束的风格，拨乱反正；而紫阳则更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只要他当时认错和屈服，就能够留在利益集团的最顶端，但他却毅然决然，在寂 寞和不自由中度过晚年——正是他的“失败”给了我们认识人性和制度的又一次机会。

如果说，当时他们的失败在于利益集团太强大，而且缺乏了“群众基础”，那么，此时此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交通的发达，随着公民社会的壮大，随着民众的自我觉醒，你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人民已经准备好了！

我还记得你好久以前问过我，我是怎么认识和理解民主、自由的，是什么力量支持我推广民主自由和法制的理念。我也一直想告诉你，我走南闯北，用脚走过民主和非 民主，用眼睛看过非民主和民主，一开始我就坚持不谈主义、只关注问题的原则。我对比在各种制度和国家里看到的“问题”，从这些孤立的“问题”入手，思考解 决之道。

在这个“不问主义，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虽然民主政体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中国那些所有困扰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例如绝对的权利、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却绝对只有民主宪政才能够解决！于是，我不能不从各种各样的“问题”回到“主义”，在经过大脑思考后，我决定用我的双手推广民主自由和法制、人权这些普世理念——

说到这里，我还想告诉你，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用脚、眼睛、手和大脑来认识和推广民主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心——一颗包容的、充满爱的心才能真正拥抱民主并让民主造福于民众。

婉君，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取 得的经济成果不成比例的集中在利益集团和社会精英（包括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和经济、知识精英）手里，而广大的工农兵却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无 论是你，或者是我，又或者我的那些朋友们，大家都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实行，对于我们来说，至少从经济利益上，显得并不那么急切，或 者换一句话说，民主的到来并不能给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带来直接和立即的经济好处。这不能不说是很多社会精英对于民主持摇摆和犹豫的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在中国认识和实行民主除了脚、手和眼，以及大脑的思考之外，绝对不能缺少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爱心。如果那些囿于自己小圈子的经济利益的人能够认识到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把中国从几千年的困境中带出来，才能够让所有人的子孙后代生活在公平、公正的社会里，享受免于恐惧和贫乏的自由，中国在追求民主自由之时就能少走弯路。

可是我们毕竟不能小看利益集团的阻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同样不应该动不动就拿几千年的历史来吓唬自己，现在也许是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有希望的时代。在民众逐渐觉醒，在知识分子不再犬儒时，如果能够上下合力，就算那些利益集团再强大，也不敢逆历史潮流和大多数民众的意志而动。

婉君，中国是到了上下协力共同组建核心价值观，树立国家远大目标的时候了。我知道一句俗语，说比作容易。在当今的中国，任何改变都有一定的风险，但坚持不改 变却绝对有更大的危险。最容易的事也许是树立民主宪政的目标，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群策群力，一步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实现中国人的百年共和 梦。

婉君，人民已经准备好了。

杨恒均 2008-12-15
北京

高频激光

都快忘了，不好意思。


守株等人
http://bbs.revefrance.com/viewthread.php?tid=442934&highlight=%2B%E9%AB%98%E9%A2%91%E6%BF%80%E5%85%89

连弹武侠与网络小说，纯个人喜好
http://bbs.revefrance.com/viewthread.php?tid=564260&highlight=%2B%E9%AB%98%E9%A2%91%E6%BF%80%E5%85%89

高频激光

''让现实去复杂，我们自己单纯''

南方都市报：回到常识，有时会不会把问题简单化，很多人往往认为现实是有复杂性的？
　　
    连岳：常识都是简单的，没有复杂的常识，所以问答专栏的存在基础就是需要跟一个具体的人对话，它只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并希望对旁观者提供一种思维储备，它不应该追求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解决任何现实问题，都不必用“复杂的现实”作为目的，只能回归点对点的接触，华佗也要为某个病人把脉，孟姜女哭倒长城，她的眼泪也是一颗一颗冒出来的；再举个庄重一点的例子，曼德拉只不过一天一天累计刑期，如此把“问题简单化”，却解决了南非近乎无解的种族隔离与种族宽容。
　　
   “复杂的现实”，这是最常见的偷懒思维，它支撑了对偏见的屈服，对个性的打压，它使你的无力感泛滥，它甚至能变种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阴谋论”，压垮潜在的改革者。让现实去复杂，我们自己单纯。改变自己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能做的。我极度厌恶有人摇摇头叹息：“现实是复杂的……”，这种人去恋爱，结果就是“恋恨”；这种人去写文章，就会变成怯懦的文匠；这种人就算有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头，也会指望权力的垂青；这种人就算手捧《福音书》或者《华严经》，渴望的，也不过是对他人的控制。常识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就像道德只宜律己一样。不能打老婆是常识，跟世界怎么复杂无关吧？一个人光顾色情业，得知道用安全套能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也能保护他人，这也是常识，而他却是复杂世界的一部分。

南方都市报：无论在时评专栏还是在情感专栏中，你的文字都有一种机智和趣味，在写作中对有趣性的注重，王小波、罗素对你的影响更大，还是你在媒体的供职经历使你对传播效应更为重视有关系？
　　
    连岳：罗素与王小波，都是机智而有趣的人，文字能力也高过常人，罗素一生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量惊人的文章，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媒体人，因为他没有“专业文学大师”小说诗歌之类的“重大文本追求”，反而着力于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与理解他的观点。我供职过媒体，知道罗素这点其实是媒体传播的核心技术，它因为比较难做到，反而被有意忽视，所以会出现许多中国媒体人摆出一副大材小用的委屈模样。
　　
    既然我选择在媒体上写文章，那么，传播效率就是我应该考虑的，让尽量多的人看自己写的文章，这是媒体人的职业道德之一吧？如果做不到，不是读者错了，而是作者水平不行，媒体人若指责大众“素质不行”、“愚民”，发一些“无法可想”、“没有救了”之类的感慨，那基本上是自证其无能与无聊。炫耀智力不是媒体文章该做的事，让你的读者方便、愉快地获知资讯与观点才是你的本职———我很庆幸自己想通了这点。

南方都市报：有评论认为，连岳的情感专栏和时评专栏，除了表面的问题各不相同，背后的根基却是一样的。是这样吗？那么，你自认为背后的根基是什么？
　　
      连岳：是。你爱你的女人，这是爱情，你爱你的国家，这是时政；你恨不爱你的女人，这是爱情，你恨不爱你的国家，这是时政———这些行为后面，共同的根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你”。
　　
南方都市报：哪一个写得更快？哪一个更费心力？
　　
      连岳：写的速度差不多，不过情感专栏更费心力，情感话题无禁区，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必须每周交稿，所以有些稿件是在医院里写的。而时政文章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想写的写不了，经常可以不写，上个月，就暂时停掉了所有的时政专栏，只在blog里发些议论。当然绕开重大话题，写些鸡毛蒜皮，时政专栏一天可以写十篇，但是这种方式不是我能接受的，就像我们现在去看靖康二年的某位时评作者，他文中丝毫未提及宋徽宗被金兵俘虏，却喋喋不休地谈瘦金体的艺术地位，那么，他就参与了历史虚构，谁会尊重他呢？

高频激光

http://www.bullog.cn/blogs/siyi/archives/246907.aspx

宋石男

四一按：这是我介于书评与笔记之间的一篇文章，为省事，也为了诱惑大伙儿亲自去阅读所推荐书籍，直接或间接引语概不注明出处。



1、事件、经历和神话

事件、经历和神话，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唤醒过去，实质都建立在对史料的不同体验之上。


事件，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力求客观的叙述，目的是了解和概括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

经历，即各个不同层面的人拥有的思想、产生的感觉以及付诸实践的行动。比如，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北部中国曾经发生的巫术、谣言、狂热和地方军事扩展，促使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春夏迅速发展起来。前述要素包括义和团运动本身，均是一种经历。

经历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再现，它们总是独一无二的，但当现实生活需要这些经历时，它们就马上被加工成神话，并且成为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文革期间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
（推荐阅读：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2、群体与意见领袖的“模仿循环”



当领袖们打算利用观点与信念来影响、支配群体时，通常有三种重要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或者将推理肤浅化、将证据预设化），是征服群体头脑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我就说你是傻逼，绝对不证明你是傻逼。因为严谨的证明过程会相当漫长、枯燥、艰涩，群众没有耐心也没有体力去追随。老毛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决不屑于论证“为何反动派是纸老虎”。与此类似的还有全球通广告语“我能”，以及奥巴马对此的改译“yes we can”。

但是，如果没有不停地重复断言，影响可能转瞬即逝。拿破仑曾说，最有效的修辞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从《诗经》到脑白金，都相当明白重复的力量，前者因而流传百代，后者因而风靡一时。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有效重复，而在此种重复中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沉默的螺旋”）而不存在异议，或者反对声音微弱如垂死者的呼吸，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亦于此启动。


有大众的流行意见，也有小众的流行意见。前者譬如“抵制法国货是爱国的正义之举”，后者譬如“杨佳是英雄”。这些意见在混乱的头脑中极易流行，因为头脑混乱就如疯狂一样，极易传染。在精神病医生中，不少自己就变成了精神病，而据说有些疯病甚至可以由人传给动物，比如广场恐惧症。

传染在大多时候又是通过模仿进行的。人们会不知不觉模仿意见领袖的言行，而在潜意识中，则多半藏着通过模仿而得到或分享意见领袖的成功的渴望。

意见领袖的成功，来自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形成的巨大影响，也即所谓名望。值得注意的是，与流行意见相似，名望同样也有大众与小众之分，恕不举例。现实中，名望对其受众群体的影响力乃至支配力是卓著的，可能麻痹我们的判断力，让我们充满惊奇和敬畏。而这惊奇和敬畏所指向的对象，却往往只是名望本身，而非名望背后的真实个体及观念。

在被模仿的同时，意见领袖也不得不模仿或者重复自己之所以被模仿的东西。他曾经制造的公众观念，即使随着时光流逝而在自己心中有所改变，也很难大声讲出来。因为如果这样做，追随者模仿起来就会过于困难，甚至由此产生怨气，站到他的对立面去。

由于意见领袖及其追随者的“模仿循环”（我生造的一个词儿），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就极易造成言论、价值观或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乃至行为的高度相似。在大众圈子内，人们因相似而获得认同，进而产生安全感；在小众圈子里，人们相互抱着取暖，因小群体中的相似而获得“我道不孤”的自信，又因与大群体的不相似而获得“遗世独立”的骄傲。


大多数意见领袖的悲剧在于，不管他们如何讴歌群体运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在群体运动中，意见领袖自己就是最大的受骗者。他们当初站起来对抗旧秩序，嘲笑它的不合理和无能，指责它的不合法和高压，要求更多的自由与更大的进步。他们理所当然地想象那些响应者，也渴望同样的东西。然而，响应者们真正渴望的也许不是意见领袖呼吁的自由，而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的自由，进言之，他们要的也许不过是建立在空洞概念、狂热标语、激进思维基础上的另一种统一信仰而已。托克维尔的话尖锐到残忍，但并非全无根据：“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一旦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状况，叶芝诗歌中描绘的图景很可能就降临大地，甚至已经降临：“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

（推荐阅读：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3、在群体运动中，恨比爱更有力量

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群体运动都满带戾气，与暴力同行。因为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在所有令人聚结在一起的胶水中，最好用的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自我中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再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如海涅所言，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几乎所有利用群众运动起家的专制者，都相当擅于利用仇恨的力量。曾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杀光，他答道：“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创造一个新的‘犹太人’……关键是要树立一个具体的敌人。”有学者认为，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在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推出一个接日本人班的新魔鬼，却被共产党树立成了新魔鬼。

恨为何有如此凝聚力？很简单，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通常不会寻找同好，甚至会把同好视为情敌。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志同道合者，所谓“与子同仇”。

奇怪的是，我们的恨意常常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更可能的反应是鄙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更奇怪的是，我们释放出的恨意也并不总是指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却常指向一个毫不相干的对象。譬如，长期被意识形态洗脑现又身处经济萧条巨大压力下的中国青年，轻易就被煽动，走上街头，去抵制法国货。

在充满恨的群体中，个体又常常会失去个人责任与个人目标，成为“无名氏”，或者实验器皿酿造的漩涡中的草履虫。而随着无数个体的身份与责任感的丧失，又可能进一步强化群众运动的狂暴，使漩涡越发巨大。

消除群体戾气有一个好办法——让其中的个体重新发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发现自己的个人利益目标及相应责任。

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后被拍成经典电影）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一群南方白人聚集起来，要对一位被误判为强暴犯的黑人罗宾逊处以私刑。罗宾逊的律师阿蒂科斯站在暴徒前面，矛盾一触即发。这时，阿蒂科斯8岁的小女儿走到人群当中，偶然认出其中一个人，叫出他的名字，并跟他聊天：“你还记得我吗？坎安宁先生，我是路易斯，有次你给我们带了山核桃，记得吗？”起初，那个叫坎安宁的先生及人群都没什么反应，小女孩就继续谈笑。忽然，坎安宁蹲下来，拍她的肩膀，说：“我会代你向我儿子问好”，接着站起来，大手一挥：“我们散吧！”他叫着：“回去吧，朋友们”。


小女孩无意的举动——叫出一个人的名字，跟他拉家常，使他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个体，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发生改变，进而促使一群高度“去个体化”、无法辨认的乌合之众转变为一群市民的集合。最后，这帮重新找回姓名的人没有实施任何暴行就解散了。


（推荐阅读：阿伦森《社会心理学（第五版）》）

4、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另一种诠释

自由不是指完全不存在限制，而是指不存在有害的限制。

人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我们只能要求机会平等，而不是一刀切的人人平等，否则就是人民公社。

平等与自由不是一码事。平等是表示关系的词，自由是表示否定的词。很多时候，自由与平等不但不是一码事，还是相对立的两个东西。

詹姆斯.斯蒂芬认为，法国人爱全人类的方式，也即所谓博爱，是他们众多最不可宽恕的罪恶之一。詹姆斯的父亲是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其后任是阿克顿），终身致力废除奴隶制并最终看到废奴成为现实。他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不是泛泛而谈的博爱，而是冷静的思想：“能够要求绝大多数人类的，不是爱，而是尊重与正义”。事实上，他认为博爱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最多是宗教信仰或者“伪善俱乐部”的教条。

（推荐阅读：詹姆斯.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

5、托克维尔的预言

“如果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想想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以及1986年后的台湾，托克维尔在1856年的预言颇足玩味。

他还说了这么些犀利闪亮的话，虽然略带点儿贵族精英感：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推荐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