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冉云飞 提交日期:2007-9-30 8:30:00
冉按:我曾经写过一篇《我被逼成藏书家》的文章,对中国在四九年后的图书馆管理制度深致不满。我说我为什么买许多书,就是因为中国大小图书馆和任何官府衙门的性质完全一样,门难进、难脸看,事难办。“藏书家”我当然是不敢当的,只不过是藏书比较多而已,当然为了言说的方便,就来了个“标题党”。为什么藏书较多呢,不是我富有,不是我有藏书的空间,而是因为想看书、想写点东西、想做点研究,图书馆又不方便,因此只有节衣缩食,长期搜罗,好让书们到我家中来为我所用,到目前为止,我出的十几种书与公立国立的图书馆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不想去借阅,而是这种管理方式使读者却步不前,这也是官方如此管理的目的。很多人满足于将书聚在自己家中,而不想聚书之成因。聚书当然有是自己爱好使然之因由,但中国的糟糕的图书馆管理制度,让纳税人无从去借阅,也是民间聚书热潮在中国持续不退的一个因素之一。要言之,中国几千年来的民间藏书传统,是建立在专制独裁制度下,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国家及公立图书馆对图书的垄断,不允许不方便民众借阅,以便形成知识垄断,从而造就愚民种子。
到过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人,都知道国外的图书馆是如何的方便民众,哪怕你是外国人,去查看、阅读是异常的方便。而且图书馆的布局非常立体化,国家图书馆、州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如某专业资料的典藏)等,应有尽有,遍布各州之城乡,形成相当密集的知识网,让民众随时随地去吮吸知识的甘露。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完成到图书馆去学习的社会教育,从而使教育无时无刻不充溢民众生活中,让他们随时可以学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国家与公家图书馆(相应的博物馆、包括公园等)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公共资源,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托管者应该给民众提供的公共产品,任何公民均可以在规定的开馆时间范围内,随时随意地翻阅(除有些文物类书籍之稍有限制外,但中国这很容易成为一个借口),这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求知权利。再看这些国外的图书馆的服务与便利,真正为纳税人、为读者服务的态度,是中国国内的图书馆管理望尘莫及的。
但专制愚民的中国,他们不会把开启民智作为一项把民众纳税钱用在刀刃上的举措,此点在四九年后更是层层加码而有意为之。四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图书馆,完全成为一项官方愚民工具而不是开启民智的工具。一方面销毁的所谓反动黄色武侠书籍之多,是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这方面我有资料显示,将会做一个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完全消灭公家之外的任何图书馆,实则便于书籍借阅流传之控制,从而完成一种思想控制;再者图书馆借阅的分级(这个分级并不公开,但实则一直都有)主要是为一些提供阅读特权,在研究的名义下,实行知识垄断和思想控制(如港台书的借阅,如以前看金瓶梅等);四是哪些可开架借阅,哪些不可开架(文革时有,现在也有。文革的开放阅读书目我手中有,非常荒唐),先入为主地替民众进行阅读筛选,也是为了愚民之必须。总之,四九年后到目前的图书馆管理,愚民是图书馆的核心,除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外,图书馆之配备不系统,经费之短缺,不提高服务质量,这些都是官方有意为之的愚民之一部分。中国有许多大学有图书馆系,有许多人研究目录文献及收藏管理之学,当然目前很出色的研究者也不是很多,像袁同礼、赵万里、王献唐、王欣夫、刘国钧、冀淑英等先生这样的专家,目前可能近乎绝迹。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没有人研究四九年后图书馆管理制度对于愚民的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图书馆管理的研究出不了一两个针对实际问题有所反应的研究专家,是对不起四九年后官方对图书馆的大规模管制的。
但中国几千年来图书馆管理中,辛亥革命后至四九年前,由于诸种原因,国家没有武力的高度统一,反而成就图书馆管理诸方面于民众来讲的辉煌时期。我读毕李怀宇兄的《访谈历史》(广西师出版社2007年9月版),其中至少有三人特别提到民国、国外的图书馆与国内目前图书馆的不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极权政府是怎样进行知识垄断和思想控制,从而进行愚民的。
下面是李怀宇兄访问何兆武、何满子、陈乐民与资中筠四位与图书馆相关片断,特录如下,以让大家观看中共与国民党在文化管理上的区别、专制制度之中国与民主制度下的外国在文化管理上的不同。
2007年9月30日8:26分于成都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10-5 12:1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