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羽毛

高频激光

崔卫平 @ 2008-9-24 13:04:00
http://www.bullog.cn/blogs/cuiweiping/archives/181654.aspx

如果我不能写得太快，那么就要写得慢一些、更慢一些，记下“毒奶粉”事件以来自己的感受。这场导致一万几千名婴儿住院、几倍于这个数字的孩子受影响，这件事情真是糟糕透顶。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还能够说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等待人们去说么？环顾四周，发现许多朋友与我一样，再次陷入极度失语当中，忍受因为无语和发不出声来的折磨。

是因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还是因为该说的，早已经说过了？抑或是面对这样残酷粗砺的现实，我们的语言已经完全失效，它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现实？找不出任何一种话语能都与这样的现实相匹配？

某种折磨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失语与发声的挣扎和挣脱中，我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而仍然找不出言词，找不出任何可以采取的方式。然而在这样的沉默中，我们会不会由此而变得麻木，变得熟视无睹，变得见怪不怪？这是有可能的。而这种时刻，也正是我们的死亡之日，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死亡。

类似的死亡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已经经历过多次。下面是我亲耳听来的事情，当时我除了感叹之外，并无其他反应。这几天每每想到此事，会觉得自己参与隐瞒了一件可怕之事。

大约是2005年春节，我见到了乡下的表姐。她告诉我她们那个地方当年秋收的稻谷不能吃，因为用了一种剧毒的农药，有人将这种稻谷的皮糠弄下来给猪吃，结果猪吃死了。种田人对这种事情的处理办法是——将这批稻谷全都“卖去了上海”，当地人再买别的稻谷回来吃。

表姐是一位养猪能手，她没有说起自己家的猪栏里发生类似的事情；她也识字不多，见识有限，我不知道她说的“上海”是否确切。但是有一件事情肯定是确切的，那就是她们买来外地的稻谷自己吃，将认为有毒的大米悄悄卖到了别的地方。并且这件事情在当地完全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众人皆知的。

这种事情我听了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去向什么部门反映、向什么人汇报？我不能想象，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有某一张办公桌的后面坐着这样一位官员，他能够耐心地听我将事情说到底，而不觉得我是神经病？！或者我能够受得了他那种傲慢、轻蔑的眼光，在他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为什么要自讨那个其辱？“这种事情，多了去了”，我是这么给自己找台阶的。

哀哉，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便深知自己的努力没有意义。我的心里是不是居住着一个老牌靡菲斯特，那个只会嘲笑的魔鬼，对我们任何的行动报以冷笑？它的使命就是使得我们丧失任何对于事情的新鲜反应，将我们的热情浇灭，令我们行动意志瘫痪？在这个意义上我与那位没有谋面的官员是一致的，我们都被一种符咒控制住了，感觉不得动弹。就像接受了一种药物，尽管口、鼻、眼还是接受外部信息，但是从手臂到心灵，已经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应对，如同得了麻痹症一般。

而我为什么又要知晓这些事情？是什么人偏偏将这种事情放到我的面前来？让我忍受如此晦涩、无力和困顿？在这个意义上，我痛恨听到这类丧失或灭绝人性的消息：每听见一次，就意味着我的人性又一次沦陷，我的心灵里又造成一个大窟窿，我的头脑内又留下一个深坑。我们不得不与这种东西同处一室，不想忍受也必须忍受，不能忍受也必须忍受。百般无奈之中，最好是退居一角，仿佛冻僵和冻伤一般。

从前也有朋友将这样那样的消息发给我，关于一位乙肝患者不能入学，她才有十五岁；关于一块被强占的土地，面积不大但是使得一家几口人流离失所；关于一位在狱中的朋友，他与怀孕的妻子来我家时，给我们带来了离奇的影像。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然而，我的人性被冻伤了！这是无法测量的！日日陷入这种无用、无效和无能为力，陷入这种无语和沉默，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变成了一堆狗屎，或者当了只会干活、不会说话的奴隶。我与周围人欢笑、插科打诨，但是，就是不说出心头那件最大的困惑，那些难言之隐。

说，还是不说，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判断的问题。

而我们丧失最为严重的，则是一种起码的判断力。

高频激光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0911

说台湾非常崇洋？

    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

    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为招架之用。“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

    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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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llog.cn/blogs/immusoul/archives/181909.aspx

土摩托 @ 2008-9-25 0:00:00 阅读(3172)

据说丁俊晖道歉了，我能不能不接受？

丁俊晖决定代言蒙牛的时候，蒙牛还没出事吧？丁俊晖又没做错什么，瞎道的哪门子歉呢？这不明摆着是小丁的经纪人经过仔细考虑后做的不要钱的形象广告嘛？

相比之下，我反而觉得郭德纲还可爱些。一个没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不能理解藏密减肥茶为什么是骗人的东西，于是拒不道歉，起码可以给丫一个诚实分。

体育界真正该道歉的是刘翔。你想，假如一个记者，说好了周一下午5点前交稿，到临了印刷厂等着开机了，丫来电话说昨晚发烧，稿子没写，你说丫该不该道歉？道歉是轻的，开除了我都没意见。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到处嚷嚷说不接受他的道歉，一看就没当过编辑。

丁俊晖为什么明知自己没错还要出来道歉？还不是被“广大人民群众”逼的？！奶粉事件一出，凡是粘奶字的都成了被告。人民群众那个义正词严啊，不知道的以为中国人是天底下最有正义感的人，难怪中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呢。

刘翔的道歉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不接受，也是正义感在作怪。人家的脚后跟疼成那样，还怎么比赛？多不讲道德啊？这时候就没人想想，那么多观众被忽悠了过去，那么多商业广告费被挣了进来（想想都有谁分了这笔钱），是否应该对观众、对商家讲讲正义感。

正义感是最不容置疑的，也就最容易扎堆儿。

凡事一扎堆儿，就容易互相刺激，互相攀比，然后头脑一热，就什么都忘了。今年出的很多烦心事都有一群人急于表现扎堆儿正义，口号喊多了，就忘记了应该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地震预报，汶川地震没预报出来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总得想想为什么吧？可是我却看到一群人急于表现自己的扎堆儿正义感，把矛头指向地震局，甚至不惜把救世主的宝座让给了癞蛤蟆。

要是听他们的，中国人估计没几天安生日子过。幸好9月13号没出什么乱子，要不然你说这帮人该不该被判个煽动闹事罪？

有人预测说，奶粉事件过不了几天就会被人遗忘，我非常同意，因为很快就会有新的糟心事儿吸引大众的眼球，让大家伙儿再表现一次扎堆儿正义。至于说到底应该如何解决问题，没人关心。

依我看，一件看上去很坏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原因不外乎3条：

1，确实没办法避免。
2，这件坏事同时带来了更多的好处，没人看见。
3，这件坏事的危害程度还不够大，让坏人心存侥幸。

地震预测目前就属于第一种情况。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能预测地震，但现在的技术根本做不到。所以应该让老百姓断了这个念头，把精力放在长期预防上来，减少损失。

转基因农业属于第二种情况，这个以后再说。

牛奶事件，我觉得3种情况都有。中国的土地和财力，能否做到每人每天一斤奶？微量的三聚氰胺到底有多大的危害？该不该因为质检总局测出的百万分之一的三聚氰胺，就纷纷改买进口奶粉，或者改喝豆浆？中国人就喜欢矫枉过正，用炮弹打蚊子。从当年的SARS，到今年的奥运会，再到奶粉事件，莫不如此。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扎堆儿正义。

要想解决问题，又不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必须放弃扎堆儿正义，实事求是，讲讲科学。

再回来说丁俊晖。我觉得他确实做错了，但不仅仅是代言了蒙牛。依我看，明星们根本就不该代言他们不懂的产品。丁俊晖代言球杆还靠谱一点，他毕竟懂行。可是，他打球好，难道是因为喝了蒙牛的缘故？另一个例子就是姚明，他代言的可口可乐我敢肯定他教练不会允许他喝，这种代言本身就是荒谬的，不负责任的，姚明早就该道歉了。

至于说郭德纲的代言案子，我觉得更大的错误在消费者身上。如果你看见丫那副身材，仍然相信那个减肥茶有效，那我劝你还是先去买盒脑白金补补脑子吧。

不说了，说啥都没用，还是听歌。Eminem《The Real Slim Shady》。歌词特好玩，流氓嘴里有时吐的才是真理。
http://www.tudou.com/v/lf_uio3u0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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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猪猫 [121.32.101.*] @ 2008-9-25 8:58:26

     自三鹿奶品企業被不法奶牛和奶農添加三聚氰胺之事被新西蘭總理挑破之後，上頭就已经把報道內容、范圍、规模給傳媒明确指引。竟然還有部分報紙、電臺、网站置之不理，充耳不聞，我行我素，没有和中央保持高度絕對的一致，故意泄露“國家機密資料”，如患腎石嬰兒數量,家属的要求等。讓國外反華分子“妖魔化”中國民族工業有可剩之機，造成許多不明真相的外國政府封鎖“中國製造”奶品。使上頭大事化小、醜事變美事的六十年來革命傳統手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上頭十分頭痛，十分被動，十分震怒。

     以後，上頭說什麼，你們才能說什麼。上頭沒有說的，都是國家機密，黨的機密，你們不能說！否則就是故意泄露國家機密，就是賣國賊，就是民族败类。為什麼我們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确”的？!因為上頭始終把醜聞用國家機密、黨的機密外衣包裝著，永遠把真相藏起。你們膽敢撕破上頭的畫皮，難道忘記二十年前那天晚上廣場上所發生的事情？！

      上頭的臉皮，就是你們的飯碗；就是你們的家庭；就是你們的性命。和上頭过不去，是要丟飯碗坐牢殺頭的。我們是“人民的儿子”。你們什麼都不是！我們從來可以不要臉皮，你們不可以不要。總之，上頭養活了你們，你們看着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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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llog.cn/blogs/ranyunfei/archives/181890.aspx

冉云飞 @ 2008-9-25 8:48:46 阅读(9578)

三鹿、蒙牛、伊利等一系列中国乳品企业的产品，大规模陷入三聚氰氨给消费者特别是婴儿的生命危害之中，其令人发指的程度，说他们间接杀人也是不为过的。但不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乳品企业自身的反应，都是令人失望乃至愤怒的。在如今这个信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都使得人们对政府、企业的作为在具有纵向比较的同时，还有一横向比较。这个横向的比较，使得中国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中国企业视消费者为傻瓜的愚蠢行为，暴露在世界民众面前。但他们竟然觉得如此的处理，真是“多、快、好、省”。“多”就是大规模按平了行业的灾难；“快”就是放弃必要的程序来直接进行行政干预；“好”就是暗箱操作，让民众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做出有利于政府、企业的选择；“省”就是让法律缺席，成功地继续让“依法治国”成为一句十足的口号。这样大的消费者与企业产品之间的冲突，以及对生命的伤害，居然没有法律什么事，这实是此次三鹿奶粉事件，政府和企业勾结在一起剥夺民众利益的典型做法。



在此种情形下，近日，蒙牛、伊利等109家乳品企业和207家乳品流通企业联合发布了一个诚信宣言，除了低估消费者的智商，只有搞笑成份。没有法律的参与，没有行业自治，没有传媒的透明报道，各级地方政府深陷诸种企业的瓜葛之中形成官商勾结，没有真正的监督，要我们相信你们的自律，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以为靠宣言可以忽悠民众利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以为喊口号就可以治国的政府一样，十足的谵妄愚蠢。这一点上看，倒是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何以是一种互生品，政府说自己“伟光正”，企业就来个我们是“信得过企业”；政府天天喊为人民服务，你们就天天喊自律，这些喊在嘴上的东西，有什么意思，除了政府和企业在忽悠民众利益时的同构外，看不出你们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政府和企业同为忽悠大王。政府六十年来忽悠民众利益，却以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让民众利益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企业也像政府一样黑心，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没有理性发展之预期，百年老店、著名品牌，只有在真正把品质和消费者的权益当回事的企业才能创造出来，而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几乎还没有诞生。他们以为靠他们自己自律，靠他们说自己一定要诚信的屁话，就可以解决企业的质量问题，让民众相信他们所作所为。在以前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可以成功，但现在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忽悠了。


二：政府口号治国，企业宣言当家。政府视中国所有空间都是他们的地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打上他们喜欢忽悠的口号，从“伟光正”的自我表扬，到“一人结扎，全家光荣”，从乡村到城市，无一不充斥口号这样的“牛皮癣”，他们就靠这样的“牛皮癣”愚弄民众的心智，实现了利益剥夺六十年，破坏了中国人精神健康的环保工作。真可谓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政府胡喊口号，企业来瞎搞宣言。以为靠宣言就可以挽救他们行业造假，给民众造成实质性伤害的事实，这种无耻的忽悠真是太有才了。你们搞忘了去年6月21日你们才在南京信誓旦旦发表的《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了吗？你们的自律何在？如果民众相信你们，无异于缘木求鱼。没有真正的制度建设，越黑心的企业搞起宣言来越起劲，越黑心的政府喊起口号来越来电，因为搞宣言和喊口与的成本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投入极低而产出极高，无本生利的行为，谁干起来不电呢？


三：政府和企业都是自吹自擂的表演艺术家。三鹿奶粉事件的处理方式，还沿用了旧有的政府急风骤雨的行政干预做法，一方面甩出几个不痛不痒的替罪羊，搞两个象征性辞职，另一方面搞两个对着电视镜头喊“感谢党”的象征性赔偿，再来两个领导跑马观花的“关怀”，接着把所有媒体扣住，让他们嘴里含着“中宣部”这个封条，没有谁能够发出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以做自我表扬——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民众生命安全——就可以把无耻的坏事翻晒成好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企业也是搞花架子，利用传媒对他们广告的忌惮，挖空心思来进行所谓攻关，屏蔽和截发于己不利的信息。他们可以花钱在一切可以买通的关口，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媒体从业者，君不见2006年10月18日中宣传部、中组部和新闻协调小组成员陈小力带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八家媒体前往内蒙宣传伊利的盛况吗？这种明目张胆害人的“奶托”还少吗？


四：专制制度之藤上的两颗歪瓜劣枣。没有真正的竞争和不受制约的权力，政府的不堪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就暂且不说了。而企业与政府的深度勾结，他们把主要功夫都花在与官员的勾结（你看许多企业引以为荣的领导视察照片，就不难看出这里面的官商勾结）上，如请某官员拿批文，如何打点质检局，拿到国家“免检产品”称号。能拿来这种方便他们蒙骗公众利益的招牌，再拿出钱买通媒体，进行不实的宣传，就可以从消费者那里套现了，至于我这个品牌的公信力，能蒙就蒙，实在蒙不住了，我就再来发个宣言，来做“检讨状”，从而进行新一次的忽悠。说到底，中国经济是个官商勾结的二尾子经济。


五：法律缺席使政府和企业为所欲为。政府帮企业来灭火，不让法律来解决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纠纷，其与民争利，与商业的勾结的嘴脸暴露无遗。企业有政府这颗既有丰盛税收和强大军队罩的大树罩着，不为所欲都困难。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着企业买单（赔偿、治疗等善后）、用军队（含地方警察）的力量困住民众不敢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这样的保护下，我们怎能相信企业的一纸宣言？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替企业买了单，到时等风波过后，企业就是会去“看望”一些主要官员了，当然这一切媒体就不去“表扬”了。三鹿奶粉事件，让法律缺席，不准律师介入，更进一步表明官商勾结到了何种令人发指的地步。像三鹿、蒙牛、伊利这样的企业，应该让消费者去打官司将其彻底罚垮，才会让他们真正注意产品的质量，如果不经这一层，任何冠冕堂皇的宣言，都只不过一张废纸而已。


六：没有诚实可行可信的危机公关，就没有政府和企业的未来。这几年来，我们没有少看政府和企业在危机公关面前的丑陋和可笑表演，而诚实可信可行的危机公关方法，少不了法律的公正介入，媒体不受制约的公开报道。如果没有这些，没有谁相信政府和企业的所谓自律，也没有谁相信他们日趋消亡的公信力。当政府和企业没有公信力的时候，爆发信任危机后，他们没有不受到公众抛弃的，被唾弃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2008年9月25日8：47分于成都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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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
黄集伟 @ 2008-9-25 18:07:03 阅读(1771

http://www.bullog.cn/blogs/huangjiwei/archives/182166.aspx

《卡萨诺瓦是个书痴》=汉密尔顿作品

还好，没堵车，纳博科夫得以安安静静坐在私家车的后座上写他的《洛丽塔》，在前面给他开车的，是他老婆。老纳媳妇目不转睛，直视前方，分单双号后，车不是特别多，可现在必须留意别误闯奥运专用线。这种组合老纳媳妇早习了。有时，当后座上传来密集而少有停顿的笔纸摩擦声时，她会舍近求远，先绕道灯市口，兜个大大的圈子再奔北直扎，躲过鸟巢所在地北四环，直插天通苑。这么好的女人搞得汉密尔顿有点看不过。他在本书里特别强调的，就是“开车的”与“写字的”悬殊反差。书里，汉密尔顿公然夸奖：“她替他做了所有的杂役苦差……替他录入手稿，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她在操心置办。”

还好，写过《瓦尔登湖》的那位梭罗彼此矛盾的那两句话没搁一块儿说。在杨澜访谈录里他一副木讷之相，在芙蓉王背后的故事里他一副智者的雄辩之姿。而当他说完“生意使得它控制下的每一样东西都受到诅咒我能从写作中得到快乐就足够了”这句话时，所有观众都看见主持人的眼眶红了。不过，芙蓉王永远也无法知道的背后的故事是，离开湖南卫视上飞机，飞机刚刚滑进起跑线，梭罗就摊开前面的小面版开始写信了。信是写给詹姆斯-鲁塞尔-罗威尔的。在信中，梭罗嗫嚅来去，核心意思其实是一句坚定的警告：新书付梓后，“每页6美元、33页、一共198美元，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还好，总会忽发奇想直言不讳想啥说啥大名鼎鼎的海明威的这封信直到本书出版时才公诸于众。此前，曾有狗仔队找到过这封信的照相版，但就在新京报付高价买下照相版预备将其见诸报端时，报社专聘PS专家赵某指出照片右上角的一处破绽。狗仔照片供者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只好如数退还钱款，终于免于起诉。汉密尔顿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此番公布的海大师亲笔信绝无PS。信是海明威写给责任编辑马克-斯韦尔-帕金斯的。在信中，他先是特别声明自己绝不是“一个站在聚光灯下渴望出名的女演员”，可在接下来熟人不讲理的滔天抱怨里，他说：“我已看过新书的封面。我名字所选字号是不是太小了？”

还好，最初我就没留意本书的“书痴”正题，而只对副题中“真知与奇谈”这几个字产生浓厚兴趣。我把它放在马桶前的那个小架子上，没用书签，也没折页。每次上厕所，抄起来就看，看得稀里哗啦地笑个不停。我不是从前往后看，不是相反，而是翻到哪页读哪页，果然字字句句不是真知，就是奇谈。事实证明，这个副题最契合全书，相比正题，它在传递本书内容要旨时更直接干脆。副题未能成功荣登正题宝座，我猜就是是因为它太长了。我记得，某高人的确是讲说过“演讲要像超短裙越短越好”这样的话的，可关于“标题”，高人什么也没说。他干嘛不多说几句？

还好，直到目前为止，除了写些个不着四六的读后感，世界上尚无读者鸣谢作者的习惯。说到致谢，汉密尔顿在本书第三章里有专门探讨。在汉密尔顿列举的“致谢”样本中，最极端的一例发生在小说家卡明斯身上。他在致谢页写有“NO THANKS”这行字下，将曾经拒绝过该书出版的14家出版商的名字一一列出，并特别要求美工将那14行出版商之名排成一个骨灰罐模样。至于那款平庸的致谢格式，我愿小声儿承认，是的，我用过。在很多年前我的《晚安纸家具》的致谢辞里，我的鸣谢亲友总有20来位。当然，与作家勒康柏比，虽本质上五十步笑百步，可毕竟是他它将平庸演绎至极：他在自己新书《指导》扉页上开列出的“题献”亲友团名单漫长无比，总数多达39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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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与脆弱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09-25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153

“中国的签证系统回到正常了，显然奥运会结束了。”9月22日《南华早报》社论版的漫画上，一洋一中两位光头老兄坐在酒桌旁的叙旧。

“是啊，污染和食品恐慌也回来了”。中国光头回应说。他们的头顶上方的鸟笼里，一只鹦鹉正带着防毒面具，笼外的小牌上写着：今天不用牛奶，谢谢。

世界上两个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在九月陷入不安。美国人看着曾经自以为是“宇宙之王”的投资银行的崩溃；而中国，则从八月的胜利与欢呼，迅速转入悲伤、愤怒与恐慌了，升腾的神州七号都未能冲淡这些情绪。

从山西的尾矿库的溃坝，深圳舞厅的大火，到被污染的牛奶。那个高效运转、全民和谐的中国形象，一下子让位于冷酷与机能失调——政府冷漠傲慢，商界道德败坏，媒体监督缺席……无辜的人来被迫要承受这一切，即使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愤怒，都找不到宣泄的途径，更不清楚这种愤怒能否转化成某种有效的成果。美国的银行家只是丢掉工作，而中国的不幸者则丧失了生命。

神州七号的升天与肾结石的婴儿，是理解此刻中国的两个角度，它们映衬出两个完全不同、却彼此共存的中国。一个中国可以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举办最壮观的运动会、将人送上太空，创造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个中国则无法教育好年轻一代，放任天空与河流被污染，漠视人的价值，甚至对自己的未来都毫无怜悯……

如果前一个中国是一台轰然向前的庞大机器，后一个中国则是它源源不断的燃料。而且，看起来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前一个中国，由政府官员与在过去二十年中崛起的商业与文化精英们构成，他们彼此或许存在着某种利益上的冲突，却不复有观念与原则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受控制的政治权力，垄断资本获得的金钱与社会达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到了一起。他们为自己筑造了金色的围墙，却时时感到墙外的不安与躁动。金色围墙与墙外的躁动使他们既自满又脆弱，他们经常在傲慢与过度敏感之间的摇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们愈加头脑封闭，处于self-denial（自我否定）和self-deception（自我欺骗）之中。

而另一个中国则长期处于原子式的分散状态，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形态，也因此没有一致的力量。即使有一刻，他们因为群体的愤怒，而发出了声音，表现出力量，但这总是昙花一现式的，它注定难以持续。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已潜移默化接受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只希望自己能在这场拼搏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早日摆脱眼前的现状，或者有朝一日进入金色围墙之内。他们也容易受到操纵，多年的宣传教化既使他们对一切嘲讽，也同样使他们极度轻信。他们与其说是真心相信什么，不如说因为匮乏的生活，而主动选择了相信些更缥缈的东西，作为调剂生活的需要。

而曾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们，依偎在金色围墙周围。他们或许充满抱怨，但仍强烈的期望保持现状，以保存自己刚刚获得的一切。除去他们自己那个小世界，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腐败、污染、公众事故、贫富差距，此刻的中国既受困于这眼前重重挑战，更受困于勇气与想象力的丧失。整个国家正像是一个身形庞大、内心焦灼、头脑幼稚的巨人，既轻易的为一些表象而兴奋不已，也不断被身上的各种疼痛而坐卧不安。她意识到问题的最终症结，但是它从来不敢正视这现实，或是大胆设想另一条轨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沿着原有轨道向前，终有一日会出现问题。但是金色围墙内的人将自己的家人子女送往了别的国家，然后开始自我欺骗与原谅，或许最努力做的是拖延它出轨的时间；而剩下的人们，则深感无力，或许唯一的期盼是，下一个掉出轨道的不是自己，因为他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不幸故事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之外，你看到的是前一个中国，它日益强大、富有希望；如果你生活在其中，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但是那些乐观者总倾向于将之视作“成长的代价”。在你成为这代价的一分子之前，你很难意识到这“代价”到底是什么？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高频激光

无根的丹青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09-18

部分摘选，全文见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021&page=3

这些言论，也是过去8年的陈丹青给予中国公众的印象——一名机智、犀利、渊博、直接的批评家，语言别致、感受细微的散文作家。事实上，我对于他的认识，是从他的写作，而不是他的画作开始的。

我记得200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我阅读到那本薄薄的、黄色封面的《陈丹青音乐笔记》。此刻的陈丹青已是个被过度谈论的人物，在杂志封面上、在电视屏幕前、还有互联网上，他几乎可见头皮的板寸、冷冷的眼神、有点阴柔的英俊，还有那不变的黑色中式褂子，已是此刻中国社会最难忘的形象之一，像是某个民国人物——或是一名刚刚卸了妆的梨园爱好者。我记得书店里长期摆放着那两册一套的白色的《纽约琐记》，还有偶尔增加新的书名《多余的素材》，或是《退步集》……我没有购买，一方面，它们变得过分时髦，在一群自认为有想法、有性格的年轻人中，人人都在谈论陈丹青，就像几年前，他们谈论王小波一样；另一方面，我对于艺术所知甚少。我模糊的记得他作为画家的标本意义。1980年那组《西藏组画》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在某种程度上它帮助中国人开始重新开始观察他们熟悉的世界。或许是对此刻中国艺术家正在获得暴发者式的地位感到嫉妒与不屑吧——他们没有特别才华与真诚，在这个视觉主导的时代，却获得过分的关注。所以，我对这个30年前暴得大名，然后在纽约销声匿迹，如今又归来的人物，保持着下意识的回避——过去十多年中，有多少人将在异国生活的贫乏经验，贩卖回国内。

但在那个夜晚，阅读这本偶然购买的小书，我却感得到自己内心的潮湿。上一次类似的感受，是来自于余华的散文集《高潮》，也是他倾听古典音乐的历程。我搞不清曲目的名字，记不住音乐家的名字，更分不清版本，但古典音乐却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清晨时，它被我清理头脑，沮丧时，我从中获得安慰与鼓舞，而我工作时，它则飘荡在空间里，我知道当我需要一个抒情的结尾时，我该听一段拉赫马尼诺夫。我喜欢余华，是因为他试图在音乐中寻求叙事，在肖斯塔科维奇的旋律和霍桑的句字之间，找到相似的回应，那都是人类心灵的密码。

陈丹青则让我在音乐里，听到那些往事与记忆。比起他对于音乐家和音乐会的品评，我更喜欢他自身境况的描述。我喜欢他那样的语句，“终日作画，音响常开着。八九年冬初，是在迟午，纽约第104频道古典音乐台正播放肖邦”；或他对第一次听到《拉科齐进行曲》的记忆，那是1970年的赣南山中，他用自制的收音机偷听台湾的广播，“因是山野荒村更深人静的偷听，台湾女播音员的款款语调格外柔美”，“柏辽兹管弦乐一声声清亮清亮地奏起来，传过海峡这一边”……

比起余华那绵延、曼妙的长句子，陈丹青的措辞像是一截截被折段的小黄瓜，简短、干脆、滴着新鲜的露水，而且有一种读惯了翻译体文字的我不熟悉的白话文味道，像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年代某个变种。除去语言的新颖，日后令他倍受争议批评风格也显露出来——即使在最抒情的段落，他强烈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意识，也从未丢失。

这本书一下子颠覆了我，之前对他的回避，转化成一种敬意。以至于几周后，当我见到他本人时，有一种难以化解的紧张。那是在洪晃主持的一个谈话节目上，在南三环一间由破落舞台搭建的录影棚里，我们围坐在暗色藤椅上。大部分时刻，我们听陈丹青在谈，那时，他辞去清华大学的教职的新闻，正沸沸扬扬。我对于他当天的谈话内容，全无记忆，却记得他是多么的会谈话——流畅、紧凑、选词新鲜而恰当，并且会在适当时刻爆出一两句粗口，仿佛他依旧保持着上海弄堂里的少年意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9-25 21:42 编辑 ]

高频激光

我对他的表现，充溢着赞叹与羡慕。“你的语言方式是怎么来的”，节目后，我问他。他一字一顿的说，他有老师，但他现在不想说是谁。但是，我也感到一丝不悦，我猜是因为他身上流露出的某种傲慢——他似乎对一个刚见面的年轻人，懒得多说上几句。几个月后，在另一次人数众多的宴会上，我再次碰到了他，我们在饭店门口相遇，我叫上一声陈老师，他的鼻腔中冒出“哼哼”两声冷笑，我分不清那是什么意思——算是某种招呼，还是他在人群中同样感到不自在？我只觉得他的某种冷，倘若在街头碰到他，我是不好意思拉他去咖啡馆里，去和他谈谈我的焦虑和梦想，指望他给我某种启示的。

我不知道这种小情绪是否影响了我对他的判断。总之，在我印象中，2005年后的陈丹青，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谈的公众人物。他指责教育的堕落，批评建筑的夸张与无根，他追溯摄影的历史，谈论文艺复兴的内核，分析消费与时尚，还突然开始就鲁迅演讲，和人谈论八十年代，他还四处推荐木心的作品——对，这就是他所说的老师，在很多人看来，他将木心放在了后者不匹配的高位上……

至于他个人的绘画，倒是很少有人去追问，人们感兴趣的是他对那价格高涨的艺术市场的意见。他变成了各种观点的生产者。

有那么两年时间，我觉得他说得太多了，太快了，太流畅了，以至于让人怀疑他说的是否真诚，那些观点是严肃的思考，还是一场聪明才智的表演。这种怀疑，或许也是我对于八十年成名的另一位杰出人物阿城的态度。他和陈丹青等几位经常被形容成那一代最敏锐与智慧的人物，他们智力与经验似乎可以完成各种事。但我却发现，他们有智慧和感召力，却没兴趣承担起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更严肃的使命。或许，他们年轻时被各种空洞的口号弄得心力交瘁、遍体鳞伤，以至于怀疑严肃的使命，是另一种劫持和欺诈。我不知道这种要求是否是另一种专制，或许在潜意识里，我期待这个社会能够有真正的智力风范与道德勇气，而不仅仅是将自己的生活过好的聪明（或是狡猾）。

陈丹青，仅仅是又一个极度聪明的人吗？还是他的努力中蕴涵着些别的东西？

因为这此采访，我开始真正阅读陈丹青。我承认，它让我吃了一惊。不错，这些断断续续的文集中的一些，我已在报纸与杂志上阅读过的。不管何种题材，陈丹青总有能力将它表达得与众不同。我记得他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讲演，他说到鲁迅的脸，“这张脸非常不买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和俏皮”，我还对他引用贝特鲁奇所说的“高贵的消极”过目难忘……

而且，我得承认，他对教育、建筑、电影、当代艺术的诸多判断，是惊人的准确。他的写作风格也无比鲜明，他拥有强大的直觉，能敏锐在繁多的表面现象之下，寻找到被人忽视的东西，他的形象思维比逻辑思维强大得多，用铺陈、类比、列举，来取代分析、推理与逻辑……所以，他的文章中，被记住不是整体结构，或是具体的结论，而是他经常性的灵光一闪，或是格言警句——那里面有戳破窗户纸的畅快。

这种艺术家式的敏锐是他应对如此繁多话题的主要方法，而他的哲学与思想基础，与其说是来自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不如说来自于他自称的“常识与记忆”。对于“常识和记忆”的寻找，则耗费了他整整半生，如今仍在这个过程中。

高频激光

媒体文化、大众文化则已无比昌盛起来，三十年前，人们没有渠道表达，而现在人人都有很多话可说，却不知自己说的尽是无用的垃圾。

而陈丹青则像突然被卷入了层出不穷的争论中，他敏锐的感受力、他阅读过的书籍、他刻意寻找的表达方式，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30年前，他用法国人的视角来对抗苏联的僵化传统，而现在他则用多年游荡积累的常识、用民国白话文的传统、用少年时说粗口留下锐利，来刺破这个迅速膨胀、思维混乱的时代。

或许他的精神资源并不充沛，不外乎是对往日传统的追忆，对已被认同为常识的强调，但是由于他的敌人目标实在过分显著与愚蠢，不管是那不断扩充的城市、不断官僚化的教育机构，还是不断庸俗化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仍刀刀见血。在这些鼓舞他的精神力量中，鲁迅再度鲜明的站了出来。

陈丹青再度回到了过去一个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传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悲剧、不断堕落的中国文化图景。他们用各自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现状，但却始终发现，他们力量微弱。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我们模仿他们，不断自我反省，却发现这种反省并不奏效。鲁迅哀叹、讥讽“吃人的传统”，但是当陈丹青成长时，这些传统已经夭折，但此后并未出现一个新世界，相反的，失去了传统的人，在以更高速度的堕落。他不断碰到类似的困境，在他年轻时，他需要打破封闭、需要更多的信息，但他再度回到中国时，他发现尽管面对如此多的信息，年轻人的头脑却以另一种形态封闭着……

他继续求助于传统，求助于记忆，求助于常识。他不断引用着约翰·伯格的名言：“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他重复着民国的精神，民国人的面孔与风范——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与进步之后，人的质量反而降低了。


六

对我来说，此刻的陈丹青，有点像是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末的英国所扮演的角色。阿诺德目睹了英帝国的兴起，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物质主义，支配了维多利亚时代，他试图通过古希腊传统，来恢复英国社会的贵族精神、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阿诺德的批评被形容成“矗在艺术、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血腥十字路口”。

而陈丹青呢？你当然不能苛求他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深度，他自己早已承认，他是断层中的一代，缺乏足够情感与知识背景，去企及更高的地方。他也没有打破语言的壁垒，去进入更大的思想与知识空间。但是，他的方式却是相似的。在我们谈话时，他再次提到了，这个时代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感受力”，三十年前，他为中国的美术界寻找某种“新的语言”，而今他在公众中的广受欢迎，仍依赖他与他在文字中的“新的语言”。

当然，他没有马修·阿诺德式样的道德与伦理热忱，他将诗歌、文学视作新的宗教形式。这使得陈丹青的表达，充满快感，却可能变成了某种漂亮的表演，它锋利，却不温暖与鼓舞。我不知道在那他内心深处，是否存在着某种持续的信念。而人类的辉煌，经常是依靠这种信念而不是头脑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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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怒汉
卓别灵 @ 2008-9-25 15:24:03 阅读(4196)
http://www.bullog.cn/blogs/zhuobieling/archives/182096.aspx



   一个生长在贫民窟的拉美裔男孩被指控杀了自己的父亲，两个目击证人看到他行凶，凶器是他不久前购买的弹簧刀。所有证据都明显又确凿，当12名陪审员走进陪审室进行投票裁决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5分钟之后就可以离开法院，去看一场棒球赛，或者，谈一笔生意。
       11人认为“有罪”，只有一名陪审员认为“无罪”。他认为“无罪”的理由并不是掌握了翻案的证据，他只是觉得面对这个男孩的未来，面对一个生命，陪审团不应如此草率地作出决定，而应该本着“推定无罪”的原则去质疑那些证据，看看它们是否经得起推敲。根据法律，12名陪审员必须意见一致才能宣判，于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天，12个不同经历背景，不同职业阶层的中年白人，在狭小的陪审室反复讨论，演示，阐述，甚至争执，最终12个人都得出了“无罪”的结论。
        这是1957年的黑白电影《12怒汉》(12 Angery Men)的情节，影片片长90分钟，只有开头结尾大约3分钟的戏发生在陪审室外。没有案情的闪回，因为影片的目的不是探询凶手是谁，而是通过12位陪审员的语言，情绪和态度，来表现是什么因素让我们看不到真相，从而无法捍卫正义。这些因素往往来自人们内心的偏见、歧视、对他人权利的漠视、想当然的思维定式，甚至个人生活中遭遇的问题。首次执导电影的悉德尼·吕美特用不易觉察的镜头设计，不断加剧着影片紧张气氛和情绪张力，摄影机的视角逐渐下移，从俯视、平视再到仰视，构图也越来越局促，从中景到脸部特别乃至眼部特写，这些做法让这部空间有限，主要靠台词推动情节发展的影片有着悬疑片一般吸引力。12位演员中，除了亨利·方达，其他均为当时不知名的演员，但是从表演上说，这是一出阵容整齐的精彩的群戏，每个角色都会以不同方式留在观众的记忆里。
        《12怒汉》是一部内涵深刻，手法又极其简洁的经典，在IMDB的影迷投票排名中位列第10，它所表现的主题到今天依然不过时。50年后的2007年，曾经以《烈日灼人》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翻拍了这部电影。
        米哈尔科夫被称为俄罗斯的斯皮尔伯格，《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之后，他有7年没拍电影，这次翻拍《12怒汉》，他加入了当代俄罗斯元素，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冲突，意识形态差异，一次陪审团的讨论，成了一个国家的缩影。他本人在片中扮演最后一个裁定男孩无罪的陪审员。
        俄罗斯版的《12怒汉》(12)获得了 第8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据说普京看了这部影片潸然泪下。
        车臣男孩被指控谋杀了养父，一个俄罗斯军官，由于法院内部装修，陪审员们在邻近中学的体育馆里进行投票裁决。这一版《12怒汉》比老版拥有更大的空间，镜头变化和场景调度也比老版丰富。和老版相比，新版的最大不同是增加了闪回段落，男孩和亲生父母在车臣的生活回忆，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双亲，他目睹了战火中的一片狼籍，这些片段穿插在陪审团的讨论和争执中，让影片显得更沉重，也让影片探讨的法律问题有了更复杂的社会环境。
        给一个以简洁著称的经典增加内容是冒险的，很容易产生“注水”之嫌，更何况俄罗斯版的《12怒汉》比老版长出一个小时。不过米哈尔科夫没有浪费这多出来的一小时，他为这个经典结构注入了浓烈的感情色彩。影片结尾处，陪审团一致裁决男孩无罪的情景与男孩在拘留室以跳舞来驱寒的情景平行剪辑在一起，让人不由得不幻想那舞步就是正义到来的脚步。影片中多次出现一幅画面，雨中，一只狗从战火的废墟深处跑来，它始终没有跑进画面的焦点，而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中，我们终于看清了它，它叼着一只人手。和老版结束时那种长出一口气的释然不同，这个结尾让人陷入更深的思考中。
        两个《12怒汉》都是具有心灵力量的电影，它们展示了公正产生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一个人的良心和责任心，他没有滥用也没有忽视自己手中的权利。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9-25 15:38 编辑 ]

高频激光

王小峰的博 -   不许联想 http://www.wangxiaofeng.net/

答案在哪里飘荡？

前些天新闻报道说，患三鹿肾结石的孩子治病可以免费。我不知道这笔费用到底由谁出？政府还是三鹿集团？但不管由谁出这笔钱，至少是对受害者的一个轻度安抚。

在三聚氰胺事件出现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有三鹿奶粉这个牌子，后来了解，这个牌子主要面向低端市场，像雀巢之类的面向的可能是高端市场。这意味着消费三鹿奶粉的家庭大都是工薪阶层，他们在经济能力上相对较弱，同样，在话语权方面相对也较弱。他们可能都想不到如何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即便想到了，也不知道该如何伸张自己的权利。所以，“免单”这类的小恩小惠是安抚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很多权利的公民的最好办法。

如果我女儿因为吃了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了肾结石，我绝对不满足于治病免单这一最低等的恩惠，我还要让企业赔偿精神损失。但是，当我翻看了贵国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之后，我泄气了。

N前年，我在贵国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个家伙，抽了20年的KENT烟，结果得了肺癌，然后就把烟草公司告上了法庭，最终胜诉，获得了一大笔赔偿金。这消息让我看得有点狐疑，明明吸烟容易导致肺癌，为什么明知故犯最后打官司还能赢呢？但是这件事最终让烟草公司在生产香烟的时候不得不注意有毒物质的含量，把危险降到最低限度。你能说那个的肺癌的美国公民无理取闹吗？未必。这也是一种间接监督方式。假如，烟草公司胜诉，又会是什么结果呢？他们完全可以不顾烟草当中的有毒物质含量，继续生产毒物含量较高的烟草。那个得肺癌的同学用自己的生命给其他烟民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贵国的赔偿制度是补偿性的，不是惩罚性的。这大概是跟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关——意思意思就行了，适可而止，不要得理不饶人……这都是一种厚道的美德，几千年来一直被传扬。对，在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美德有它的好处。因此，在此美德基础上制定出的各种法律，凡涉及到赔偿——行政赔偿和精神赔偿，都是点到为止。

但是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这是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时代，可法律上很多意识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早就不合时宜了。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用各种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可是在追求的是同并没有很完善的法律来制约，人们在追求利益的时候就可以有持无恐。有底线都可以突破，更何况很多时候都没有底线呢。最终倒霉的是无辜的老百姓。

你妈逼牛奶里面含三聚氰胺又不是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是人加进去的，如果这种恶劣行为仅仅以一种补偿性赔偿了事的话，那么将来牛奶里面可能还有氰化钾。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宪法》课，讨论为什么中国公民没有罢工的权利，据说是工厂公司都是国家的，如果罢工，损失的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受到损失，反过来个人利益也受到损失，因此公民有罢工权利实际上是侵害自己的权利。好，暂且我们认为这种荒唐逻辑是对的。那部《宪法》是在1982年颁布的，那时候公司企业都是国家的，我们认了。可是现在呢？私营企业的员工如果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应该可以罢工了吧？但是也没有。这说明，公民本来该具有的某些权利因为某种逻辑而被剥夺了。

赔偿制度也是这样的思路，因为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有钱会让你们更幸福，如果国家把钱都赔给你们，你们还怎么幸福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领域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尤其是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这两个牵涉到大面积公民人身安全的问题，至今无法真正解决，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有这个问题，光靠领导引咎辞职不行，因为他们二十个月后又是一条“好汉”，你糊弄谁呢？

如果一个煤矿发生坍塌或者瓦斯爆炸，矿主能赔偿死难者家属多少钱呢？我估计肯定不多，不然怎么老死人呢，而且不管死多少人都不妨碍那些煤老板们买汗马洋楼。同样，那些因为喝了牛奶得了肾结石的孩子，不管全国有多少，那些企业老板还在振振有词，还在据理力争洗清自己，还在想着企业形象，还在勾画着明天如何“造福”人类，就算是按照今天的法律把该赔的都赔了，也就是在他们的奶牛身上拔根毛，喘口气又活过来了。你以为死了几个小孩就能让他们认清事态严重，你也太高估自己的智商了。我认为，修改产品检验标准只是解决皮毛问题，因为你总有想不到的时候，既然人敢为财死，你就得让他死得狠的一点，如果不建立一套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还停留在补偿性赔偿制度这个层面上，再修改多少遍产品质量检验标准、颁布多少部法律都不解决问题。这个性价比的账，做老板的都会算。所以，必须要惩罚的让他们肝颤才行。

中国的赔偿制度仅仅局限在精神赔偿，而且还是补偿性的，并且只限于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等人格权赔偿方式并不包括金钱赔偿。我上学看一些法律专家讨论这个问题，据说是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才看重金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高尚着呢，才不会看重金钱。而且，如果以金钱换算生命，到底多少合适呢？也没个勾股定理之类的公式，司法上很难执行，索性就别算了，反正人早晚都是一个死。所以这么多年就稀里糊涂过来了，现在恶果一点点显露出来了。

一个人要行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男人
白鸽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安眠
炮弹要飞过多少次，才能永远的消失
一座山要存在多少年，才能成为沧海
人们要经受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人要回眸多少次，才能佯装不见
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才能看到蓝天
一个人要倾听多少回，才能耳闻呼喊
生命要消亡多少次，才能唤得真知

你说呢，李长江老师？

高频激光

我有很多T恤衫，但是这件我最喜欢。
不过它现在不能穿了，领口变形的厉害。
穿上之后低胸的会露出股沟。
有一次我穿这件T恤衫去一个老外家玩，
差点没让进门。
主人说：这在我们国家都是画在厕所上的。
我觉得上面的歌词倒是很有寓义，
这个小卡通的命运很像中国人。




出了本书，却卖的这么贵     定价：￥188.00　当当价：￥129.72　

又写下了这么假惺惺的一段话。

      《欧美流行音乐指南》诞生于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在那个年代，我们买唱片时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这张唱片的背景，也不知道演唱者的情况，更不知道音乐是什么类型，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有时仅仅是凭着对封面的判断，买下唱片。我当时想，如果能有一本书，辅助大家去听音乐，该多方便。这也是当年我和章雷努力把这本书促成出版的原因。

还找来几个帮凶，

       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摇滚乐辞典，现在依然是。对摇滚乐队的译名，过去望文生义、以讹传讹处太多，此书力求考据，寻其本源，由此将十余年来摇滚评介中出现的大量误译——予以纠正。比如Dire Straits不是恐怖海峡，而是窘迫；Green Day不是绿日，而是青春日；Motorhead不是摩托头，而是摩托党；Take That是接招，INXS是过度，Laibach是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德语旧名，Jethro Tull是播种机发明家的名字，Husker Du的意思是“你还记得吗”，来源于50年代瑞典的一项赌博游戏……读着这些正确的“小知识”，我必须屡屡脱帽致敬，感谢这群著译者的无名奉献。
　　　　　　——李皖

　　这套工具书非常好，当年我不但自己买了，而且还买了两套送人。这套书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一套工具书，所介绍的乐队、音乐人和公司不仅详细而且非常有代表性，对世界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后来也出过很多类似的工具书，但是从整个欧美流行音乐文化史来说，这本书的涵盖面是最全的，可见编委下了很大的功夫。
　　　　　——左小祖咒

　　不管王小峰的网络按摩术如何风月无边，《指南》是真心热爱音乐的岁月堆积出的传奇，也是他严谨一面的最好展示。
　　　　　　——郝舫

　　王小峰同志九十年代在报章杂志上介绍西方摇滚乐的大量文章，和第一版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曾经指导了我们那一代进步打口青年的淘碟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相信这本再版的宝书仍然会成为新一代下载青年BT电驴加iTunes时必备的利器。
　　　　　 ——罗永浩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9-25 22:03 编辑 ]

高频激光

作者:袁越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码：282 页码    ·出版日：2008年
·ISBN：9787208076266    ·条码：9787208076266

内容简介
作为一个1960年代出生的人，我已不可能紧跟这个时代。我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嘻哈文化的发展历史，从中寻找规律，发现嘻哈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所有的专家都说，嘻哈文化包含了嘻哈乐、霹雳舞和涂鸦这三种艺术形式，但术业有专攻，《20世纪最后的草根艺术》将重点研究嘻哈乐的发展史，我将告诉大家，为什么嘻哈乐被认为是上个世界流行音乐领域里的最后一种草根艺术。

作者简介
袁越，男，1968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工程专业，1992年留学美国，获生物学硕士学位；1994年至2004年在美国从事生物技术研究；2005年回国定居，并受雇于华纳唱片公司，从事欧西唱片进口业务，现在《三联生活周刊》担任记者，乐评文字见于《音像世界》、《我爱摇滚乐》和《轻音乐》等多家刊物，专著有《来自民间的叛逆》（2003）。

编辑推荐
不知从哪个乐队开始，嘻哈的时代又到了，我们的时尚青年从1980年代穿着喇叭被手提录音机当街跳起霹雳舞，到1990年代穿着牛仔被手拿电吉他模仿朋克摇滚，再到21世纪穿着低腰被手拿MP3播放器模仿痞子饶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国内近年来涌现出不少新的饶舌乐队，他们在外观上都把国外乐队模仿得难辨真假，可骨子里却没有学到饶舌乐的精髓，他们其实没什么话要说，很多MC甚至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除了翻来覆去地直称他们的时代到了之外，说不出别的内容，这样的饶舌乐队充其量只能说是饶舌乐的高级歌迷而已，离一个真正的饶舌歌手还差得很远。

序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进口的东西肯定比国产的好了。不知谁先开的头，我们不说“好”，说“酷”了。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玩摇滚的比玩流行的更“高雅”了。不知从哪个乐队开始，嘻哈的时代又到了。我们的时尚青年从1980年代穿着喇叭裤手提录音机当街跳起霹雳舞，到1990年代穿着牛仔裤手拿电吉他模仿朋克摇滚，再到21世纪穿着低腰裤手拿MP3播放器模仿痞子饶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说起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摇滚可不是急先锋，这个头衔还得让位给霹雳舞和迪斯科。尽管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人会把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当做第一首饶舌歌曲，可如果你到大街上随便拉来一个中学生，他肯定会指着街边小店门前挂着的周杰伦或者潘玮柏的海报告诉你，这才是中文嘻哈乐的偶像。如果你告诉他这两人是伪嘻哈，他会不屑一顾地告诉你：你老了，我们就是稀饭周杰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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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第一章 布朗克斯的壁画
先知的话就写在那些廉价公寓和地铁站台的墙壁上
如果美国也像中国一样设立直辖市的话，纽约肯定第一个当选，因为她和其它美国城市完全不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小联合国。站在曼哈顿的大街上，你会看到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并肩同行，加长豪华轿车和小贩的推车争道，珠光宝气的白领丽人和衣衫褴褛的乞丐一起走出地铁隧道。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使纽约成为孕育新潮流的温床，无数新的艺术形式就在这里诞生。

纽约的白天虽然光怪陆离，鱼龙混杂，可一到了晚上，人们还是会按照各自的种族和贫富差别，回到各自的街区。哈莱姆、皇后区、布鲁克林、格林威治村……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代表着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亚文化圈子。布朗克斯（Bronx）是其中唯一一个和美国本土连在一起的街区，也是纽约最穷的街区。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这里就被黑人和来自中北美洲的拉丁裔居民所占领。他们住在政府修建的设备简陋的贫民公寓里，外面是破败的街道和荒芜的杂草。许多人为了骗取保险金而纵火，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救火车的警笛声。

经历了195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终于获得了选举权，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各种学校，去任何地方购置房产——只要他们出得起钱。事实上，在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种族歧视政策之后，美国黑人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经济地位都远远落后于白人，两者根本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贫富差距代替了种族歧视政策，成了黑白之间新的分界线。贫穷的黑人们聚集在房租便宜的街区，听着自己的音乐，说着自己的语言，崇拜着自己的明星。
那时布朗克斯的黑人青少年们极为崇拜黑人歌星，包括雷·查尔斯（Ray Charles）和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大名鼎鼎的吉米·亨德理克斯（Jimi Hendrix）则不在此列，虽然他是黑人，但他的音乐是属于白人世界的。黑人们还极度崇拜李小龙，这个来自东方的小个子影星在电影里敢于和庞大的恶势力作对，而且他总是单项匹马，用拳头（而不是语言）征服世界。这样的独行侠特别符合黑人青少年的审美观。不过，黑人们最崇拜的明星当属黑人职业运动员，尤其是篮球明星，朱利叶斯·欧文（Julius Erving）的一头非洲爆炸式卷发和炫耀性的扣篮成为当时青少年竭力模仿的对象。对他们来说，打篮球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出人头地。一个精妙的过人或者欧文般的大力灌篮比最后的比分更能让黑人小伙子们兴奋。

当然，打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金钱。多年的贫穷生活使得黑人青少年极度崇拜金钱，当职业运动员是他们迅速致富的一条捷径。那段时间布朗克斯区内不多的几块篮球场上经常可以看见一群群光着膀子的黑人小伙子在打篮球，许多人脖子上都带着指头粗的金项链。对金钱的崇拜使得当众炫耀财富成为布朗克斯区的一种时尚。

“嘟嘟嘟”，场外响起了传呼机的叫声，这种时髦玩意在当时除了医生以外，就属布朗克斯的黑人们用得多，以至于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经常会被“嘟嘟嘟”的叫声所打断。你会看到一个正在打篮球的小伙子走到场外，拿起传呼机看了看，然后冲同伴嘀咕几句，拿起衣服匆匆离去。当地人都知道，又有一笔生意做成了。
这人卖的是毒品。
吸毒在黑人社区有着很长的历史，当年红遍纽约的“比波普”（Bebop）爵士乐手有很多都是海洛因的瘾君子，参加越战的美军士兵也有很多人迷上了海洛因，其中黑人士兵尤甚。美国政府在那段时间策略性地忽略了对毒品的控制，坊间更有传言CIA利用贩卖毒品得到的钱支持南美反政府游击队。种种原因加在一起，使得毒品（尤其是海洛因）在布朗克斯泛滥成灾，毒品贩子大发横财，贩毒成了职业体育以外布朗克斯黑人致富的另一条途径。那时最流行的毒品叫“快克”（Crack）——一种可供吸食的廉价海洛因，许多瘾君子依靠贩卖“快克”来满足自己的毒瘾，因此毒品贩子的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当地最大的公害。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财富，大街上经常可见浑身珠光宝气的贩子们开着敞篷卡迪拉克轿车招摇过市，为自己的买卖做着活广告，他们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成了布朗克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除此以外，还有一类人也很吃香，那就是老鸨。在中国，男人靠女人吃饭是没本事，可在黑人社会，这样的男人反到是个宝。很多老鸨都属于很有魅力的男人，能说会道，黑白两道通吃，有名的老鸨手下往往控制着不止一个妓女。和毒品贩子相比，老鸨们不但有钱有闲，而且手里有女人，因此他们尤其深得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们的崇拜，他们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们对待女人的态度，影响了很多年轻人。
当然，这两种行当都是非法的，不管是被警察抓住，还是被街头小混混盯上，结果都不太美妙。因此这些人纷纷组织起帮会来保护自己。一时间布朗克斯涌现出无数黑社会组织，什么“原始骷髅”、“野蛮浪人”、“标枪队”、“皇家巫师”、“七皇冠”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成群结队地从布朗克斯街区招摇而过。帮派分子把布朗克斯分成了一个个势力范围，用暴力保护贩毒和卖淫业的利益。

不过，有很多加入帮派的青少年们的动机并没那么复杂，他们就是想寻找一种归属感。在他们天真的想象中，帮派就像是李小龙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一伙人团结起来和对手打架，并在打架的过程中建立永恒的友谊。于是，在那几年里布朗克斯到处都在打架，暴力成了家常便饭。著名的“黑桃党”领袖“非洲王班巴塔”（Afrika Bambaataa）曾经这样形容当时布朗克斯街头的情形：

如果你无意中撞了某人一下，或者误踩了某人的脚，甚至多看了某人几眼，立刻就会招来一大群人的围攻。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一场小型战争就会打响，而且这种战争将会持续到整个布朗克斯，乃至整个纽约，因为一些大的帮会，如“原始骷髅”和“野蛮浪人”等势力很大，在整个纽约，甚至外州都有他们的分部。
就像意大利黑帮小说和中国武侠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布朗克斯的黑帮们都对自己的领地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忠诚。不用说抢生意了，外帮的人在自己的街区走一趟就是打架最好的理由。一些敌对的帮派出于挑衅的目的，派人在深夜里偷偷溜进敌对方的领地，用喷漆罐在墙上涂写自己帮派的名字，就好像国内旅游景点常见的“到此一游”。他们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准确的名字——“贴标签”（Tag）。不用说，一个标签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一场血战的开始。

那段时间整个布朗克斯到处可见涂写得歪歪扭扭的帮派符号，混杂着“厕所文学”似的猥亵图案。美国报纸形容布朗克斯“就像一个原始人聚居地”。难怪有人会把涂鸦和原始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人类最早的文字和绘画就是刻在墙上的，那些壁画是史前人类留下的唯一的文明记录。可随着纸张的出现，壁画反倒成了不开化的标志。尤其是当城市出现后，现代人似乎已经习惯了建筑物光洁的表面，任何图案都成了一种破坏，一种反文明的精神污染。
如果布朗克斯的壁画永远停留在帮派标签的时代，那后人恐怕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可是，几个有绘画天赋的人出于对简陋的帮派标签的不满，开始自己设计新标签，从此，这些帮派符号变得好看起来。再后来，一批富有造反精神的非帮派画家终于意识到，墙是世界上最便宜、最实用的画布，他们开始行动了。从此，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涂鸦”（Graffiti）诞生了。

真正意义上的涂鸦艺术家大多数都和帮派无关，他们都是来自底层的穷人，喷漆罐和颜料都是从商店里偷来的。他们都是一些有想法的人，从此纽约的墙上出现了警世格言。他们都是一些有才华的人，许多绘画方面的新鲜笔法（尤其是美术字体）由此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一群极富表达欲望的人，他们没有报酬，心甘情愿地常年出没在纽约的黑夜里，为的只是让行人看一眼自己的作品。为了和帮派的“贴标签者”，以及头脑简单的涂鸦者划清界限，他们把自己叫做“作家”（Writer），而不是“画家”（Painter）。
为了不让警察抓住，也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增添一种神秘的色彩，这些“作家”都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签名。他们的签名大都是一个简单的单词，加一个数字后缀。第一个被报纸提及的“作家”名叫“Taki 183”，那篇文章出现在1971年的《纽约时报》上。主角真名叫做德米特利斯（Demitrius），Taki是德米特利斯的希腊文简称，183是他居住的街道的名字。那篇报道是第一篇比较严肃的讨论涂鸦文化的文章。　
很快，涂鸦者们就不满足于静止不动的墙了，他们打起了地铁车厢的主意。纽约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地铁系统，铁轨像街道一样遍及整个纽约市。那时，上早班的纽约居民经常会惊讶地发现，昨晚还好好的地铁车厢突然变成了一个流动的涂鸦展览会，上面画满了五颜六色的图案。那些字母都好像是一个个气泡，充满了动感。最绝的是，换了一趟车，居然还是一样的图案！于是，他们记住了一个签名：Phase 2。
这个Phase 2是1970年代初期最有名的涂鸦画家，他原名叫隆尼·伍德（Lonny Wood），毕业于布朗克斯区克林顿中学。这个中学曾是早期涂鸦画家开会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就是纽约交通局的停车场，报废的地铁车厢就囤积在那里。因此那个停车场成了他们练手的地方。伍德是个黑人，极富才华。他创造的“气泡字母”是布朗克斯涂鸦风格的最佳代表，被誉为是涂鸦界的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著名的爵士小号手）。
继Phase 2之后，纽约的涂鸦又经历了多次风格转变，出现了三维字母，列车动画（一系列人物动画，地铁列车开起来之后人物就活动起来）等一系列新创意。一批有才华的涂鸦画家成了明星，比如SUPER KOOL 223、El Marko174、Staff 161、Cliff 159、Flint 707等等。当时的纽约市长林赛对此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混乱的纽约市有许多远比涂鸦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处理。市政府的放任自流是涂鸦艺术，乃至整个嘻哈文化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纽约的所谓“上流”艺术家多次试图把涂鸦艺术据为己有。几个画商曾经于1973年在曼哈顿的SoHo区举办过一次大型涂鸦画展，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他们让涂鸦画家把作品画在画布上，放在展厅内标价出售。结果可想而知，展览遭到了评论家们的蔑视。那几个画商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那些画在公寓的墙上或者地铁车厢外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涂鸦。
后来，一个名叫福莱迪（Freddie）的人把一批涂鸦画家组织起来，到位于纽约下城的朋克摇滚俱乐部里进行推销，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他手下的一个名叫萨莫（Samo）的涂鸦画家以其出色的技巧和个人魅力赢得了很大的知名度。这个出身布鲁克林区的画家真名叫做让-米歇尔·巴斯奎（Jean-Michel Basquiat），此人无论是在涂鸦领域，还是在画布上作画，以及后来的立体雕塑，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一直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是一个活着的涂鸦作品。一部以他为背景的记录片《纽约垮掉派电影》（New York Beat Movie）真实地记录了他一天的生活，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可惜的是1988年巴斯奎死于吸毒过量。后人经常把他同摇滚界的元老，吉米·亨德理克斯相比。
经过这一次短暂的复兴之后，涂鸦艺术便在美国销声匿迹了。政府日趋严格的管理让涂鸦者们心惊胆战，广告商们对涂鸦技巧的模仿则让涂鸦者们彻底失去了动力。但是，在世界其它一些管理松懈的城市，涂鸦艺术至今方兴未艾。1989年的那次实况转播让许多人第一次欣赏了柏林墙上的涂鸦杰作。无论是欧洲的马德里还是南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今天仍能在大街上和地铁站里见到涂鸦艺术家们的作品。
虽然有一些涂鸦爱好者坚持不承认涂鸦艺术和嘻哈文化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紧密的关系是不容置疑的。它们都起源于纽约的布朗克斯区，都与纽约的帮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早期涂鸦画家同时也是嘻哈乐DJ或MC，早期很多嘻哈音乐会的广告画也都是出自涂鸦艺术家之手。更重要的是，两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是来自草根的艺术，是被社会遗忘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出的声明：虽然我们没有话语权，但我们仍然有话要说。
美国民谣歌手保罗·西蒙在他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寂静的声音》里唱到：
先知的话就写在那些廉价公寓
和地铁站台的墙壁上
那么，先知们究竟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第二章 穷人的舞蹈
因为经济等原因，用唱片伴舞渐渐成为时尚。英国的“北方灵歌”现象为后来的嘻哈乐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模式。迪斯科舞曲从纽约传向全世界，DJ弗朗西丝·格拉索第一次把唱片当作制造新音乐的工具，一种新的DJ方式由此诞生。
“我们这儿是挺危险的，可整个社区都充满了暴力！”布朗克斯区内的一家名叫“迪斯科狂热” （Disco Fever）的舞厅老板萨尔·阿巴提罗（Sal Abbatiello）这样说道，“我的舞厅开了10年，总共才死过3个人！我雇佣的一个保镖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死在我怀里，只是因为他劝一个顾客不要当众吸食海洛因。可比起外面来，我的舞厅要安全多了！布朗克斯恨不得每周都要死一个人，所以我不在乎。我这个舞厅每周开7天，从来不关门。来跳舞的什么人都有，大家都对暴力事件习以为常了。有一天晚上舞厅里有人开了一枪，大家呼啦一下子跑了出去，可却都赖在门外不走。不时地有人推门进来打听：“你们把那个尸体运走了没有啊？外边还有好多人等着进来跳舞呢！”
是的，他们穷，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险，前途黯淡无光。可布朗克斯人只要还活着，就要跳舞！生活的重担不能阻止他们寻找快乐，舞蹈几乎是布朗克斯的居民们惟一的娱乐。

多年的礼教束缚和理性文明的熏陶让许多中国人忘记了舞蹈的欢乐，甚至很多人把身体的自由摆动当作一种淫秽的恶习。可对于大多数非洲和南美洲的居民来说，没有什么比舞蹈更能带来灵魂的解放。即使在今天的非洲，每当黑夜来临的时刻，你总能看到人们对着月亮张开双臂，围着篝火尽情舞蹈。对他们来说，跳舞是一种休息，一种释放，是和神对话的惟一方式。领舞的人是村子里的巫师，他负责指定时间地点，负责招集村民，负责发放致幻的毒蘑菇，负责领舞。对于舞民来说，他就是上帝。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巫师是不存在的。顶替他位置的人名叫DJ。在嘻哈文化的发展过程中，DJ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详细介绍嘻哈乐的前辈DJ之前，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DJ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