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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人家那么穷都能创造艺术
2008-9-25 23: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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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戴震

宋石男 @ 2008-9-27 9:22:25 阅读(4959)
http://www.bullog.cn/blogs/siyi/archives/182891.aspx

戴震灭理存欲
《晶报》专栏

在中国历史上,“道德”二字,常会伸出蛇牙咬人。即使在今天,谁若站到“道德”高地,也多半无往而不利,无往而不厉,起码可以发动人肉搜索引擎打倒二奶。可在200多年前,就有一位明白人,只用四字即摇落了道学家的方巾,曰:以理杀人。

斯人即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皖派领军人物,乾嘉百科全书式学者,同时也是走在时代尖端的思想家。

据说戴震10岁才能说话,晚慧犹如阎百诗。但他一说话就不得了,辞锋犀利如弹簧刀。在私塾时,读朱熹《大学章句》中的一节,他问塾师:怎么知道这是孔子所说,曾子所记?师答:朱熹说的。又问:朱熹是何时人?师答:宋人。再问:孔子、曾子是何时人?师答:周人。接着问:周朝宋朝相距多少年?师答:差不多2000年。最后问:那么朱熹是如何知道的?塾师汗流浃背,无以为答,只好说:这小子真是个变态啊(“此非常儿也”)。[1]


他18-20岁随父贩布,养成观察社会、自由思考的习惯。在商人的运筹计算中,他又锻炼了逻辑思维。如果不遇到若干重要人物,戴震的最大成就可能只是创办“休宁县家家乐超市”,难以成为一代学宗。人之成器,不但要才气,还要运气和人气。

他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皖派开山人江永。20来岁时,戴震从其治经学、算学、音韵学,后青出于蓝。有天,江永举了几个历算问题,说困扰自己十多年了。戴震看过,立即“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江永欢喜地叹息:“累岁之疑,一日而释”,更认戴震为“敏不可及”的天才。[2]

他遇到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史学名家钱大昕。30来岁时,戴震因祖坟问题与族豪打官司,结果县令是个贪污犯,拿了族豪的钱,要来修理他。戴震只好跑路到北京,随身只带了几本书,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几件,搞得体味浓郁。这时候钱大昕与其相见,长谈终日,目其为 “天下奇才”,并在京城学术界内广为推荐。戴震很快名声大震,结交一时名流,如秦蕙田、朱筠、纪昀、王鸣盛、卢抱经、王昶等,随后就馆于纪晓岚、王安国。在王氏家中,他更培育出乾嘉训诂大家王念孙。

他遇到的第三个重要人物是四库提要总纂官纪晓岚。晚年,纪邀其入四库馆,撰写部分四库提要。戴震也许写了数百条,但如今已很难一一辨清,“同进士出身”的他,在官场的地位就像如夫人,露不了脸。

戴震本人,涉猎极广,于学无所不窥。于天文则有《历问》、《续天文略》等,于算学则有手校古算经十种等;于历史地理则有精校《水经注》;于机械学则有《考工记图》;于方志则主修《汾州府志》;于经学则有《毛郑诗考正》、《尚书义考》、《仪经考正》等;于训诂则有《声韵考》、《六书》、《声类表》等,于文学则有《九章补图》、《屈原赋注》等。[3]他不但著书,并且将知识运用于实际。他家乡的珠塘,每逢雨季常爆发山洪,民生为苦。当时,人皆以为是龟精作怪,但戴震不信这些乌龟王八蛋的迷信,亲去勘查洪灾现场,提出防洪方案,又与乡绅一同募资,在珠塘建筑石坝,蓄水约百万立方米,坝下辟有水渠,直通新安江。平时关闭闸门,以利灌溉;若遇山洪肆虐,即开闸放水。于是珠塘水厄,消解泰半。[4]



戴震的著书颇多,其中最有价值的,我以为是《孟子字义疏证》。在排字机式的犬儒著作的丛林里,这书显得分外骄傲、夺目、不群。书名为疏证,实是戴震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学著作,与其说他注孟子,不如说孟子注他。在此书里,戴震阐述了自己最重要的思想:“灭理存欲”。



我们知道,清代的官学是理学,又叫宋学,祖师爷是南宋朱熹。其核心思想为后代腐儒简括为“灭人欲,存天理”。在理学家眼中,“天理”与“人欲”势不两立,如同水火。他们的祖师朱熹,甚至连美女的酒窝都看不惯,还专门写诗吓唬大家说:“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5]



戴震却要挑战宋以来运转千年的理学风车。



他揭发“理”之虚伪与凶狠:“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又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些文字,如今读来,痛快淋漓,凛凛犹生。[6]



他同情“欲”之真诚与必要:“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并进一步发挥说,“君子不贵无欲”,“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 所谓无欲之人,要么是行尸走肉,要么是伪君子。八荣八耻里有一条说的好:以性欲强为荣,以性冷淡为耻。[7]



在今天,上述思想可算常识;在当日,却掀起轩然大波。《孟子字义疏证》一出,即遭到四库馆臣的围殴。纪晓岚恶狠狠将书扔到地上,破口大骂戴震丧心病狂;翁方纲写大字报《理说——驳戴震作》,斥戴震为文理不通之狂徒;程晋芳也写《正学论》,指戴震为异端,甚至比释老更败坏“仁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大字报”未必发自真心。比如翁方纲,在戴震去世后,还偷偷向凌廷堪推荐《孟子字义疏证》。这么看来,中国文人作“梁效”的无奈,并非始于文革。[8]



戴震曾对弟子段玉裁吹牛逼,自己虽然生不逢时,但肯定能长寿。遗憾的是,他死的时候只有50多岁。戴震去世后,京师同志挽联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可谓推崇备至。段玉裁为老师作年谱时,自己也80岁了,段氏记载了上面的挽联,然后感叹说:“呜呼!先生之所学,无愧此语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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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2] 洪榜《戴先生行状》

[3]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

[4] 道光年间修《休宁县志》

[5] 朱熹《朱子全集》

[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7] 同6

[8] 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

[9] 同1
2008-9-27 12: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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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我持保留意见

金融关乎民生。深思熟虑,再慎行。

人渣 @ 2008-9-27 4:49:29 阅读(710) 评论(2)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cn/blogs/kaiecon/archives/182894.aspx

曼昆今天终于对百名经济学家反对救市方案这件事情表了一点态,我翻译一下:

“我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对我们当前处于的复杂情况,脑子里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一方面,我同意那些签名的经济学家的很多担心以及一些其他对救市方案的批判。

另一方面,我很了解伯南克。伯南克至少和所有那些签名的经济学家一样聪明。更何况,伯南克要远比这些批判者有更多的信息。美联储的员工中有一些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政策经济学家。作为联储主席,伯南克显然了解状况,并且知道各种政策方案的优劣,而且他一定比任何坐在办公室里的大学教授更明白所有这些。

如果我是一个国会议员,我会私下里和伯南克坐在一起,听他最真实的想法。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个方案是应该做的,我会把自己的所有怀疑放在一边,按照伯南克的建议做。”
2008-9-27 12: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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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 探访京城黑监狱

莫之许 @ 2008-9-26 23:03:48 阅读11817
http://www.bullog.cn/blogs/mozhixu/archives/182812.aspx

2008年9月21日

9月21日早上接到一位河南上访者的短信,他们被关押在陶然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面胡同里的黑监狱。

几年来一直听说黑监狱,本以为进入08年以后消失了。这次出现,我决定去看看,这样邪恶丑陋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

来到太平街破旧的青年宾馆,沿着南侧胡同到拐角就是62中学,胡同右拐大约一百多米,看到一些居住人家,一个光着膀子胖胖的中年男子蹲在那里。看不到黑监狱的迹象,于是问光膀子的,关押上访的地方在哪里?那人问哪里的,我说河南的,他往旁边一指,就是青年宾馆的后面,有一个白色的铁门,那里就是。

白色的铁门紧闭,旁边一个窗户,里面一个女孩在看电视,一个男的躺在床上。我敲门没有答应,敲窗户,女孩叫醒男子,说人家来接人呢,快开门。男子慌慌张张地找锁,一边问我,哪里来的,我说河南的,然后他突然好像感到了异样,说找驻京办和他联系。我说认识一个人叫王金兰,要见一面。对方说没有这个人。我于是给王金兰打电话,一会她来到窗前,要求出去,不被允许。我开始对这窗户拍照片,对方把窗子关上。

很快,周围涌出来六七个男子,一个人伸手要夺我的相机。那位光膀子的男子突然冲过来,照着我的胸部就是一拳,一边做凶神恶煞状,一只手里拿着锁头。我很平静。任由其侮辱谩骂以及偶尔的拳头。他们一度想把我托进黑监狱,但被他们的头阻止了。等他嚣张累了,我说,我可以走了吗?对方开始说不准走,后来可能感觉到了什么,放我走了。临走,我回头说,你会为今天的行为感到后悔的,不是谁要惩罚你,而是因为良心而后悔。

我还会去的。这不是管闲事,黑监狱是北京的一个毒瘤,是中国的一个毒瘤,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黑暗丑陋的角落,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有责任拍案而起。

2008年9月22日,  探访京城黑监狱(二)

昨天接到一个河南上访者王金兰的短信,她被非法关押在陶然亭公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门一个地方政府办的黑监狱里,我去了那里,见到了她,她不能出来,我在窗外往里拍照,被看守殴打。称之为黑监狱一点儿也不为过。这里关押数十名上访者,政府雇佣打手看管。与正规的监狱相比所不同的是,这里监禁的上访者完全是无辜的,他们在国家信访局或者最高法院等信访部门正常上访时被带到这里关押,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

我打算把这个黑监狱曝光,今天又来到这里。刚刚进入青年宾馆南侧胡同不远,就看到一个黑监狱的高个子看守坐在凳子上和人聊天,几乎同时他也认出了我。

距离黑监狱的门口几十米拐角处就是62中学门口,我在校门口观察地形,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方便拍摄的地方,一边和朋友们联系,黎雄兵律师正在赶过来。

等到近六点,黎律师因为堵车还在很远的地方,怕天黑下来,所以决定我一个人进去。我的记者朋友在62中学门口作为接应。未到黑监狱门口,四五个看守已经在等候了。刚走近,他们就喝问干什么,我说要找一个人,对方说让我赶紧离开。其中一个穿红上衣的看守很 面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此人就是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刘凤祥,三年前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胡同里,他和众多的接访者曾经殴打过我,没想到这里又碰面了。

我说你们这样非法拘禁上访者是非法的。刘局长大声说,谁说我们拘禁人了?他们都是自愿的。我说,随便举一个例子,王金兰是自愿的吗?他说,你怎么知道她不是自愿的?我掏出手机准备给被关在里面的王金兰打电话,刘局长上来一把夺过我的手机,照我的脸上就是一拳,一边大声呵斥让我滚开,说这是政府的事情,你管得了么?后来知道,刘局长殴打上访者一向是最凶的,很多上访者都怕他,也都知道看守们都叫他“刘局”,可能信访局里面也只有这样的官员才适合到这里工作。

我坚持不走,刘局长旁边的大高个猛烈推搡间杂着拳头和耳光,把我一直推到62中学门口,我的两个脸颊都挨了拳头。昨天那个光膀子的男子拎着铁链子锁吼叫着冲上来,被旁边的人拦住。我对着正在走出校门的同学们大声说,请你们记住,就在你们身边,有一个黑监狱,关押无辜的上访者。

王金兰从里面发出短信说:“他们不让出,这里有31人,刚才有个洛阳钢厂的女的叫刘翠花被地方打断肋骨,带着输液针头被带过来,现在走廊里。” 之前她发短信劝告我千万不要来,危险!说地方政府给雇佣的流氓打手,打人轻的一次1000元,打重的一次3000元。我想那个光膀子的北京人,可能是这里面最凶狠的打手。

在62中学门口,看守们发现了我的媒体朋友,大高个看守上前夺过她的手机猛烈在地上摔碎,我告诉他们赶紧撤离。几个看守把我拦在那里,一边焦急地不断地给地方政府打电话,要求赶紧把王金兰接走。

场面暂时平静。我温和地问一个刚刚打我的大高个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竟然怒吼起来,“你管我干什么呢,有本事你考公务员去,当了大官,改变这个现状!”我说,我跟你好好说话,你生什么气呢。

过了十几分钟,地方来人了,王金兰被带出来,接她的是一个法官。这时,事实上王金兰和我都自由了,看守们为自己找个台阶把王金兰交差,巴不得我们赶紧离开。她说,自己是在到最高法院正常上访时刚填完表就被带到了这里,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我问王金兰愿不愿意跟法官回去,她说愿意,只要地方政府愿意好好谈就行。法官承诺,不会再对她怎么样,答应好好谈,这样,我们分开了。

回到办公室,平静下来,心理开始很难过。不是为我被打,也不仅仅是为那些打手,而是为了黑监狱的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国家制度的悖论。曾经收容遣送站里面关押的一类重点人口就是上访者,2003年以后,收容遣送站没有了,黑监狱应运而生。河南省政府信访部门买通见利忘义的宾馆,雇佣黑社会打手,加上给自己的亲戚安排就业,组成了这个黑监狱,国家信访局周边类似这样的黑监狱还有很多个。青年宾馆普通房间对外价格是每天120元,但一个房间关押六七个上访者,每个上访者地方政府要给宾馆每天付150元。

我也在想,是不是更多去理解他们,当那个高个子说有本事你考公务员当大官改变现状时,我能理解他对这个体制的不满。可是想到那么多无辜的弱者被殴打甚至被打残,我不能把人的尊严标准降得太低了。某种意义上说,这里远比黑砖窑更可怕。这里必须改变。我要努力把阳光带到这里,哪怕是一点点,相信终于有一天,这个可怕的角落能够消失。

2008年9月22日
2008-9-27 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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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時代的信任

梁文道 @ 2008-9-27 1:31:27 阅读(8096)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gwendao/archives/182852.aspx

節本原載於《南方週末》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响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之后,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座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部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出租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

这又让我想起中央电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各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这是一个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严重脱离的国家。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型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黏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

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 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詨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这个词来称呼我们。

活在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数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这面标语。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已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

齐泽克对哈维尔这个故事的阐析很精到,他说:「对官方意识型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其灭顶之灾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识型态太当真了,并且将其付诸实施」。

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绵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2008-9-27 13: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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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战法上的精彩片断

1,秘版 losern 写的好文章。

     男人 女人那点儿破事儿有毛秘密!
     http://bbs.revefrance.com/thread-638877-1-1.html

2 ,水区的精彩     
年度总结报告
http://bbs.revefrance.com/viewth ... ;extra=#pid14777327
2008-9-27 13: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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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9-27 14:43 发表
1,秘版 losern 写的好文章。

     男人 女人那点儿破事儿有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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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总结报告
http://bbs.revefrance.com/viewthread.php?tid=639602 ...


太好了,省得爬楼四处找素材。
2008-9-27 20: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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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吉首的留言

Re: 吉首骚乱再起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183028.aspx

灵魂起舞 [湖南省吉首市] @ 2008-9-27 14:01:03

我在遥望发财的梦想,有多少家庭被蒙骗上当。昨天已忘,掏干了钱囊,与你重逢在融资的路上,手头愈来愈紧,只能回想,有利息的日子,像在天堂。怄也.怄也.怄也...谁在呼唤,钱已花光,昂贵的猪肉像白云在飘荡。东边喝酒,西边麻将,一堆堆的开支谁在结帐?在没有融资的沧桑的路上,致富的路在何方?只好再捏紧裤带,来碗面汤。怄也,怄也,怄也...

什么是融资?给我们起蒙的还是政府的文件,那就是把社会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支援地方的企业发展。明文规定高出银行贷款利息的三倍是合法的利息。这样的思路真的不错。明确的说就是,一万快钱一个月的利息是300元,这样好的政策的出台,无疑是给我们这穷山僻壤送来了福音。既支援了地方的经济的发展,又为自己获得了利益。于是,老百姓纷纷拿出自己买断工龄的钱,卖田地的钱,有的老婆婆,把自己一生省吃减用的攒了一辈子的钱也拿出来,去融了资。那融资的火热的劲有如80年看日本电影《望乡》,几家默认的融资房地产企业里,天天是排着长龙的存钱队伍,那时我刚卖车,也把自己半辈子的血汗钱填了进去,没事做的我,还被熟人委托去排队,帮办一个人的手续送我50元辛苦费。这个融资的队伍愈来愈庞大,企业的竞争也愈演愈激烈,利息此起彼高,一浪压过一浪,最后,利息从原来的年36%提到60%,又从60%涨到96%,最后企业老板几乎疯狂的提到了120%的年利息。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谁都是覆水难收。假如,这是一个大的赌场,政府干什么去了?既然是违法的,为什么要让它自由泛滥。为什么不制止这种违法的行为,明知道控制不了这样的局面,明知道资金链会断,为什么要让更多的人进去,现在是全军覆灭。政府对企业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冻结余下的资产。没了利息日子里,忧心忡忡血本难回?多少的家庭孩子没了大学的学费,变的一贫如洗。群众上访了,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政府的大门外,交通堵塞,铁路堵塞了,他们要干吗?他们什么都不要,要的是一个理!他们统统在非法集资的乱棍下而喊屈。他们要问:当我们准备从家里的箱底掏钱时,政府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是个违法的圈套呢?我们还以为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是支援社会主义的建设呢?愤怒的人们不由而同的都要找,我们的父母官论理,于是,州政府的大门外的人渐渐汇成了人的海洋,从后面看是黑压压的人头,从前面看是千万张木然的脸。那是9月24号的这天的下午,这样持续的聚会和示威,也不知道是事态暴露后的第几次了。一辆标志是湘U.A0004的小车,我们代理州长坐在车里,在警车的开道下,不顾已经是没道的人海硬性前行,有一60左右的妇女被车挂了一下,群众要求领导出来解释,没反映的情况下,那妇女就死死趴在车头,也无法阻挡车的步伐,车还在左右摇晃的向前缓行,一直在千万群众的众目睽睽下,带着企图甩掉车头妇女的目的,前行了200多米时,直到前面横着一辆正在打倒的大货车,才被迫停了下来。这时愤怒的人们一拥而上,发生了车里的人被打,车被掀了个四脚朝天的冲突事件!由于,目击者太多,谁是谁非?自有天理!自古道:民为水,官为舟。舟离不开水,水能掀舟。现在这里的局面是,很有点战争的味道。政府从外地调来了数车特警,全副武装。铁路所有要道布满了武装警察。他们头戴钢盔,左手拿盾,右手持棍。我们这些山里人,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真实壮观的待战场面。在州政府的大门外,站了里外三层的特警,警察,武警!他们站的那僵式,如电影《大战兵马俑》出土的那些将士的英武。这个战斗的序幕即将拉开,战争的枪声和鲜血将怎样,那又将书写什么样的人类社会?我们谁都在拭目以待!

暴力发生在9月25湘西州政府的大门口,特警乱棍反击围攻群众!死伤暂时无从统计。晚上10点28,站了一天的围观的上万的群众愈来愈密集,也愈来愈多,人流长达千米,抵达南北天桥下。这时,围攻进入了高潮!在大门外站着守护的五排特警武警被攻击的发了火,第一次用水射击人群,人群只是猛然往后退了一波又急速浪回。两天的这个游戏里就一直在守与进的这个架势下进行着,一个领导也不出面来解决。这时人群中有人抛石头砸向警察的盾牌,很大的砸响声,马上跟随锨起阵阵欢呼声!起吼声!!很有节奏的啦啦声,那千万人的呼声浪潮,使得警察激怒。在一声命令之下,如被惹红了眼的军犬,怒吼着,挥舞着警棒!飞快反扑向四处狂逃的人们,只听见阵阵惨叫声!他们疯狂地横扫着眼前的障碍物!连停在出事点的两轮车也没逃过此劫!

身份:圈友
发帖:31
9月26日,州政府的大门外异常的安静。也许,警察也因为没了人群不见了。会永远这样安静下去吗?
2008-9-28 1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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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关于胡佳

胡佳怎样获诺贝尔奖---专访滕内森
风卷云舒 [122.230.33.*] @ 2008-9-28
http://www.bullog.cn/blogs/mozhixu/archives/183528.aspx

        滕内森---国际和平研究协会主席,在近日接受的采访中预言中国的胡佳将获得本次诺贝尔和平奖。滕内森先生并不是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和其他和平组织成员一样,可以向诺贝尔委员会进行提名。每年他都会发表谁会最终获奖的预测,即使这个人有可能并不是他自己提名的或并不是呼声最高的提名者。

    我们联系了滕内森先生,想了解为什么他会最看好胡佳,以及诺贝尔委员会是通过怎样的程序作出最终选择的。

华尔街日报(以下称华):为什么您最看好胡佳?
滕内森(以下称滕):今年的和平奖可能会倾向于把奖项颁给一位跟人权有关的提名者。因为从2003年起就没有一个和平奖的获奖者是完全因为人权而得奖,而今年正好是国际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
所以我想寻找一位或是人权运动的积极分子,或是人权受到迫害的人。而我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放在第一位,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是达赖*,但他并不住在中国。诺贝尔委员会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中国提名者。这些年我曾推测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母亲会获奖,但没有。然后又有一位harry Hu(不好意思,不知道是谁),但一直没有一位很显著的人能得到提名。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没有预测一位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会得奖,是因为我觉得诺贝尔委员会会比较谨慎,避免在中国奥运前去打扰中国。当中国的国民情绪完全寄托在奥运这件大事上的同时得奖,可能这个奖会被曲解。
而现在中国的奥运已经开好了,而且开得很成功,那么中国应该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批评了。

华:和平奖曾经颁给过正在狱中的人吗?
滕:1935年Carl von Ossietzky 获得和平奖,被纳粹逮捕,并引发了对希特勒的暴力反抗事件,当时希特勒禁止任何德国人接受和平奖。然后1991年Aung San Suu Kyi在狱中获奖。

华:颁奖给胡佳会激怒中国政府,诺贝尔委员会愿意这么做吗?
滕:委员会是由挪威国会选择的人员组成,他们是退位的政治家,或是边缘化的政治家,他们的运作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国会对他们的决定不能进行干涉。
诺贝尔委员会有时是大胆的,有时不是。决定把和平奖颁给Carl Von Ossietzky的那届委员会是十分有勇气的,而害怕英国的反对而不把奖项颁给甘地的那届委员会则是懦弱的。
目前这届委员会已经受到了很多批评,批评他们把奖颁给了相对而言并不是直接跟和平有关的人员,不过他们虽然把和平奖的内容放宽到了很多领域,但并没有一个奖项的颁发引起世界上的反对。

华:胡佳的所做作为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得到这个奖?
滕:胡佳还很年轻,他只是涉及到一些反日的示威,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大背景下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具有象他那样的品德的突出人物。有一些人被政府流放了,所以不太能选择。
在我们协会中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的一些同事认为诺贝尔委员会只有在一个独裁国家朝着更独裁方向发展时才会可能把和平奖颁给这个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中国在人权方面有进步,虽然在奥运期有退步,但也可能只是因为奥运这件大事让中国觉得紧张的缘故。他们认为委员会可能会把奖颁给一个越来越压迫人民的国家,比如说俄国,作为对这种行为的反对并引起世界的注意。

华:您提名的人有多少机率能获奖?
滕:2000年我猜对了金大中,2001年我猜对了安南,2002年我没有猜对卡特,2003年和2004年没有进行预测。2005年我猜对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和Mohamed ElBaradei ,所以说我有一半的猜对的。2006年Muhammad Yunus 获奖让我很惊讶,尽管他是我提名的。而去年的国际气候变化协会和Al Gore得到了广泛关注,这点我也猜对了。
2008-9-28 1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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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我对中国制造形势感到忧虑”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1075

要保护有提升潜力的中小企业,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大批中小企业转移甚至倒闭,会损伤地方经济的元气,伤了元气以后要恢复,就有很大难度了。”——吴敬琏
     
    “不能仅仅因为企业规模小、劳动密集,就要求它转移。”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9月22日,在东莞参加本报“广东再出发———从东莞突围看珠江东岸经济带升级”论坛的吴敬琏,谈及产业升级转移是否一定要以一部分中小企业的利益作为代价时,他认为首先要引导和帮助中小企业升级,要保护有提升潜力的中小企业。
    南都:吴老,您对东莞,甚至中国制造业当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吴敬琏:对此我感到很忧虑,而且很早就感到忧虑了。2003年在浙江调研的时候,我就对浙江制造业需要转型的问题表示过忧虑。

    南都:浙江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在东莞,这样的所谓龙头企业不太多。
    吴敬琏:拿温州来说,这几年大企业的数量也有所减少,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南都:现在政府希望把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内地去。
    吴敬琏:是存在这个问题。在浙江,这种趋势6年前就开始出现了。因为人们生活条件改善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就对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往往支持这些高污染的企业,这些企业关了门,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受到影响了,再就是各级领导也都要面对GDP的考核。
     
    “企业诚信重在建立法治”
    南都:现在很多外国人,也包括有些国内群众对“madeinchina”普遍存在不信任感。这种看法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影响吗?
    吴敬琏:这些误解不是今年才存在的。比如前几年的玩具出口,美国人一看到中国人生产的玩具就害怕,担心含有很多有毒成分,因为小孩经常会放到嘴里咬。
    南都:您的看法呢?您一直在说,中国需要完善法治,另外一个是诚信的缺失。
    吴敬琏:关于诚信缺失的问题我曾经讲过,怎么才能有诚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建立法治。但是我们往往偏重或者希望通过说服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说教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南都:有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缺乏广泛的宗教,对生命没有敬畏感,导致大家什么都不怕。
    吴敬琏:这不是宗教能够解决的问题。昨天我参加一个论坛,许小年教授在论坛上发言,说中国人不敬畏市场,而总是想驾驭市场。
    南都:那您赞同这个观点吗?
    吴敬琏:同意。市场运行具有自己的规律,我们只能发现规律,顺应规律,而不能凭借主观臆断去试图“驾驭”它。要对客观世界和自然心存敬畏,因为在它们面前,人是很渺小的。有些人觉得有了权力就可以凭自己的想法去干,而且认为可以干成。
     
    “不能仅因劳动密集就转移”
    南都:您对“双转移”怎么看?
    吴敬琏:我对广东“双转移”的具体政策不是太了解,但是我觉得,在当前的状况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一些高污染、低盈利水平的企业肯定是要转移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引导和帮助现有的一部分企业升级呢?通过努力实在无法升级的一部分企业肯定要被淘汰的,它们自己也会主动选择转移的。但是在中国要创业,要发展,困难很多。

    南都:产业升级和转移是否一定要以一部分中小企业的利益作为代价?
    吴敬琏:这就要具体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小企业,什么利益。前面我已经说过,首先要引导和帮助中小企业升级,而且不仅是中小企业,大企业也存在提升的问题啊。不能仅仅因为企业规模小、劳动密集,就要求它转移。这就需要社会共同呼吁,要保护有提升潜力的中小企业,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大批中小企业转移甚至倒闭,会损伤地方经济的元气,伤了元气以后要恢复,就有很大难度了。
     
    “阵痛多久取决于环境和应对”
    南都:虽然您总是说对广东不太了解,但我看报道您到广东还是来得蛮多的。
    吴敬琏:上世纪90年代初来的次数多些。
    南都:今年您好像也来广东调研过?
    吴敬琏:是的。
    南都:您调研之后,看到这边的情况,是比你想象中的严重,和你想象的一样,还是要好?
    吴敬琏:和我估计的差不多。有一些领导同志的认识和我们的认识好像有差距。
    南都:您觉得差距在哪里呢?
    吴敬琏:我认为沿海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是部分领导同志不认为很严重。对于一些我认为是缺点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是优点。比如说与香港的经济合作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广东这边的限制太多,而一些领导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实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整合能力太差。这两种观点的差距就很大了。

    南都:有些官员也很急于转移一部分企业,但实际上他们也不很清楚自己将来的路在哪里。
    吴敬琏:确实是。其实这就需要企业、政府、行会包括我们媒体共同努力,实现积极、有效地沟通。

    南都:有人把珠三角、长三角目前经济面临的状况称为“中国式的阵痛”,您觉得这种“阵痛”要维持多长的时间?
    吴敬琏:很难推测。既取决于内外部环境,还取决于如何应对。如果应对不当,“阵痛”也会导致难产,如果再处理不好,也不能排除有更坏的情况出现。

    南都:您自己来说,是乐观还是悲观?
    吴敬琏:我是比较悲观的。有关东莞问题的那些文章(报道)我认真读了几篇,文章给出的信号不是很清晰。比如(报道)说东莞的工业仍然强大,证据是有提升的基础,后面又说问题很多。这个逻辑上是不对的,不符合形式逻辑的“充足理由律”。

    南都:您所看的那些文章也代表了这个社会,包括研究者,普遍对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么看。
    吴敬琏:分析问题的第一件事是说清楚“是什么”,而不是说怎么解决的问题。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到底是强大,还是有可能强大呢?前面这么讲了,后面又说有些人认为不强大,所以是什么误导了,又是什么唱衰了,这就没法讨论了,自然也就不能通过讨论得出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当美国的债主危险性很大”
    南都:美国近期连续出现的金融事件,我们都想知道您对这两年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中国的影响怎么看?
    吴敬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问题是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问题,现在叫做“碰头”,它的后果都暴露出来了。简单地说,就是世界经济格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美元变成唯一的世界储备货币。美国自身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超前花钱。美国就利用这样一个货币格局向世界借钱,因为美国发行这么一张纸,大家都承认是一张钱。所以就发生了美元超发,流动性泛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国家要善于利用,同时要保护自己。我们这些年来开始是利用它,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凭借干硬苦力活借给美国钱,当美国的债主,国内通胀和抵御外来风险的危险性很大。但问题就在于,我们不但没有看到危险性,而且还认为好得不得了。几年前就有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存在很大危险,主张人民币升值。但是在舆论上,我们总是少数,而且被说成是屈服于外国压力的卖国者。

    南都:这次金融危机是不是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或者是全球化的危机。
    吴敬琏:会有一段时间,就像1929年大危机以后。1929年以后,凯恩斯主义就抬头了,所以这种对于市场的怀疑也会加强。

    南都:可能美国相关措施的出台和当年凯恩斯主义都有很相似之处。
    吴敬琏:是的。所以现在值得去读一读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批共产主义,它实际是批凯恩斯主义。

    南都:那您认为这次的危机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吴敬琏:我看世界经济不大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我担心的是中国。

    南都:您以前好像也说过主张政府救市的问题。美国大规模出手,中国也降印花税了。
    吴敬琏:不对不对,我根本不是这样说的,我的原话是说,现在很多人主张救市,我们的股市现在成了这样,是应该救治的。要救治,就应该知道它害了什么病,怎样对症下药。在我看来,它害的病就是政策市、寻租市,要救市就要把这个病根治了。

    南都:吴老,那您认为现在单边收印花税对股市的影响,反弹到底会有多大?
    吴敬琏:我不知道。昨天在一个论坛上,吴晓灵向传媒呼吁,不要再对中央银行施压放松银根,这样施压到最后会出现很不乐观的结果。

    南都:吴老,现在股市还有没有脱身的机会?(救市)这个方法能起多大的效用?
    吴敬琏:(笑)这种话不是经济学家应该说的。  
   
本文责编:qiuchenxi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2008-9-28 20: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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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段落

如何面对公开的侮辱

五岳散人 @ 2008-9-29 11:11:45 阅读(5000) 评论(42)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cn/blogs/yaobo/archives/183883.aspx

周老虎事件以一种在所有人意料之中、但隐隐尚抱有一丝希望的状态下,终于出现了目前这个最无耻的判决。郝劲松律师的那把巨大的、上面写着“替罪羊”字样的黑伞,就是这次判决以及当地司法机构的象征。一级政府如此明火持杖的侮辱了所有还算有正常头脑的公民,面对这种侮辱,我个人没有办法在任何层面上直接与之抗争。

但对于当地政府对我(仅代表个人)公然的侮辱,我至少还有这么个权利可以使用:向主导这次审判的所有相关人士竖起中指:操你妈!

在我看来必须如此对他们,不能让这帮王八蛋以为侮辱了就完事儿了。有本事因为我骂了你们,也告我一个什么“侮辱人格”(或者是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吧,如果你们还觉得自己有那玩意儿的话。
2008-9-29 10: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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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名失踪儿童家长北京上访历险记

2008-10-1 01: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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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拜读中,楼主辛苦
2008-10-1 09: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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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231&page=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09-28

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这部书的作者杨继绳,曾任中国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35年。书名《墓碑》,副标题“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上下两卷共1100页,香港天地出版社发行。

在正文之前,我得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如此重视《墓碑》。1988年,我在哈佛大学作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的助教,协助他——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文革”的头号学者——教“中国文化大革命”一课,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西方主要学府里专为“文革”开课的人。迄今,这门已开了整整20年的课,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传统课程。他强调“大跃进”的失败是促发“文革”最大的因素。这段助教经历让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一直很关注。后来,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也给研究生讲过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尽管我刚回香港,诸事繁忙,但十几天来,一直在看这本书,看得非常慢、非常吃力。我之所以要在FT“三十年回顾”专栏中谈这本书,是因为它是我20年来所读到的那么多研究“大跃进”的著述(既包括中文也包括英文)中,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20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我相信,这本书在学界的影响将会愈加显著。作者从1990年代初就投入精力做研究,成书至少是花了15年的时间。作者以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有在全国采访的机会,他搜集的资料的扎实程度,在我所见过的这方面的著作中,无与伦比。据作者自己介绍,在写这部书前,他也曾读过相当多的翻译自外国学者、海外华人写的相关著作。他的感觉是:这些研究者远离中国,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所以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些作者无法像他到处调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全面调研的时间和条件。因此,杨继绳虽未经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但他的方法却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基本的要求。

作者19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杨继绳在研究中,还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个是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个是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Gerard Calot)。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王维志、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读很少,而曹的《大饥荒——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那部书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访问学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以清代中国“府”的历史人口资料为基准,测算大跃进期间的饿死人数。

三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专业背景不一样,王是做统计学的,曹是做历史人口学的,但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

这些数字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这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而且在全人类文书记载上都是空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学者森(Amartya Sen),曾把中国的大饥荒死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指出这大大超过了印度40年里所有饥荒加起来的死亡总数。森的结论很有名:中国如此规模的大饥荒能延续那么长时间,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顾世界近代以来的饥荒史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未发生过长时期的大饥荒,因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尽快反应,采取措施。所以森强调,导致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千万人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政策被延续了三年以上,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因为没有议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选举,正是因为缺少了对执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错误政策尽管每年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仍然强制推行下去。森在《发展与自由》中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普通百姓参与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定会被扭曲,一定不会产生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生活状况持续改善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继绳1100页密密麻麻的研究成果,是以详细的数据资料论证了森从经济学上得出的结论。杨书中用的那么多细节,超出我的想象,尽管在这方面我以前看了相当多资料,然而读这部书,常常目瞪口呆。

举个例子。以前人们总认为死人是从1959-1960年大跃进进入高峰时才开始,杨继绳调查发现,其实从1958年下半年起,就有饿死人的现象,也有人试图反映。但这种反映往往到了地区一级就被压下去了。杨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好几个重点省——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12个省。饿死人现象,第一波最狠的是从河南开始。

饥荒蔓延,甚至连“粮仓”江苏,也有部分地区饿死人。杨继绳还跑了山西、广西,福建等省的几个地区,发现饥荒在这些省区也有。饿死人,河南信阳是一个典型,因为这里是“大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地区。据统计,信阳仅在1958—1959年期间,饿死人按当地公安局的口径是40万人。后来的调查证实,实际上当地掌握的数据超过了100万人。多数干部不敢讲,而敢于向上反映问题的基层干部被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上级打成右倾分子,受到批斗。杨继绳采访过一对反复遭打压的信阳干部,张树藩夫妇,都是为了反映这个问题受到严重迫害。今天张树藩已去世,夫人李瑞英还健在。接受杨采访时,她提到一个细节,那时信阳路边常看见饿死的人,基层还上报死人尸体被吃掉的事件。这些细节让人看了受不了——哪一个村子大概被吃了多少人,谁吃谁,包括吃路边人的尸体,吃自己家的死人,甚至包括自己家把自己家的小孩杀死吃掉。

这种惨状叫人受不了,张树藩的夫人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她以前的一个老战友是李雪峰,华北局书记。她曾试图通过李向上反映,但信件还是被立刻退回来,因为李不敢。

为什么不敢?因为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定下来的。直到后来死人的情况实在太普遍了,真实情况陆陆续续报告到了上面。这些报告,杨继绳做了详细记录,是哪天写的,哪天文件递到了哪一级,比如说监察部门把报告递到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手里,习递到周恩来手里,然后递到最高层毛泽东手里。可是报告到了最高层后,最高层把饿死人看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九个指头”是伟大成就,饿死人是一个指头的“枝节问题”。在这之前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批评毛的大跃进政策,已经被打倒。

杨继绳写的信阳因饥荒人吃人的场面令人发指,我所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也没有这样的残酷。在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他在这些地方找到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或者是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目击者。而且,这些细节不止来自一处。在安徽亳县,杨也找到了,包括什么村,哪一家这些细节。亳县全县饿死人超过20万,因为饥荒太严重,以至于有人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这是1960年春荒最严重时发生的,亳县的五马公社,十九里公社,黑桃林,还有城父公社,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详细资料——这样的细节在书中有上百页。

我以前知道的都是片断的,我的安徽家乡也有类似的事,小时候呆过的一个村子原有120多人,饥荒后剩下来60多人,死了近一半。村里的老人跟我们讲过死人的惨状,也提到有人因为吃了亲人的尸体后,精神上受不了而发疯了。

这部书建立在全面详细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之上,令人震撼的,还不仅仅是那些恐怖的细节,更震撼的是,他对这个人间悲剧的深刻发掘。我相信,如果大经济学家森要是懂中文,看到这部书后,一定会写出一篇更有力量、从制度角度来探讨饥荒的论文。

杨继绳披露的一些数据令人深思。在1959—1960年期间,发生那样范围的大饥荒,并不是因为当时政府手中没有粮食。杨查了当时粮食部的资料,在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期间(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粮食部1959年11月的数据,当时库存粮最高达到887亿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饥荒最严重时,当时中国粮库里也还有403亿斤粮。但这期间并没有将库存粮拿出来大规模救灾。开仓放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毛时代,没有这样做。杨继绳计算,1960年4月,全国库存粮400多亿斤,按照当时的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你可见当时的政治体制是多么的僵化和严酷。

书中开列了所有大饥荒时期的征粮数字——明明产量没那么高,一经浮夸后,征粮的数字就要大大提高。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1960年期间,不但没有从粮库里拿粮食出来进行全面救灾,反而多征粮,多征了68亿斤——因为层层高压,层层浮夸。

书中还记载了中国高层在那期间的争论。杨继绳采访了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还有别的一些老干部。彭德怀和毛都是湖南人,都回去做了调研,彭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有一段,他说主席家乡的韶山在1958年报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我了解只增产了16%,我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他说只增产了14%。韶山因为是毛主席的家乡,国家给了不少的帮助和贷款,主席自己也去过这个公社,彭德怀原话说,“我曾经问主席,你了解得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们谈过”。彭认为毛不实事求是。

彭在庐山会议上这样讲,并非没有受到过鼓励,鼓励就是来自毛本人。在1959年3-4月份的上海会议上,毛大讲海瑞精神,而且把明史的《海瑞传》送给了彭,要彭向海瑞学习,敢于对皇帝直言不讳。然而4个月后,彭对毛像海瑞一样讲实话时,却受到无情的打击。几年后发动“文革”,就是以毛的“彭德怀也是海瑞”的“最高指示”为导火线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至少有三重意义。

第一,30年前的改革最早就是从安徽凤阳开始的。凤阳采取的办法,就是分田单干,它受到万里、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大力支持。这个办法在三年大饥荒时已经出现,救活了不少灾民,而且就是因为安徽的做法当时反映上去了,总结这个经验时,一位中层干部讲了一句话,“哎呀,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办法,只要把肚子吃饱就行。后来这句话就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名言,因为邓*小*平在1962年时引用过这个话。如果不了解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给中国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复活的重要性。

杨继绳的书,正是中国必须要从毛体制走出来才能有活路的最有力的说明。

第二,这部书显示出了作者伟大的勇气和对自己的人民、民族、国家的忠诚。杨为什么把书起名为《墓碑》?他讲了四层含义,第一是他父亲也是饿死的,他为父亲立一座“碑”;第二他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同胞立“碑”;第三是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制度立一个“碑”;第四,书写到一半时,他的身体检查患有重病,他发誓必须在死前把书完成,等于是给自己立了一个“碑”。所幸,杨在复查时发现没有那个重病,但他还是对这本书出版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做了充分准备。

今天中国的口号是“以人为本”,但空喊没有用,必须落在实处。而这本巨著用详细资料揭示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层不是以人为本,不管这个国家多么“伟大”,都不可能给本国民众带来实际好处。试想当年,若稍有一点“以人为本”的精神,只需把粮仓里的粮拿出一部分,就能救活许多灾民。如果在1960年代,中国不是拼命跃进,而是以民为本的话,绝不会在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时,每年还出口粮食——出口粮食换回机器(书的第15章)。

这部书的第三个意义可从纯学术上讲。在人文社科方面,中国学术传统最强的就是史学——因为有了司马迁的传统,中国史学一直博大精深。中国史学几千年来,不乏我刚才提到的伟大的道德勇气。如果我们能对本民族、本国人民的命运抱有真正的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史学传统就能在今天的学者手里结出伟大果实——让我们的笔为20世纪的中国作证
2008-10-2 20: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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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同行——北川6小时

http://q.ifeng.com/group/article/19650.html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方玄昌(发自北川)
  5月15日,14点56分,灾难发生三天后,我作为一名记者进入北川中心灾区。

  16点30分,我伫立在了北川县城的“中心广场”,此时的我心里只有两个念头:第一,这个城市已没有任何重建的必要;第二,我不想写作这篇报道。

  我失去了继续采写的勇气;这里惨不忍写。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本刊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走过死亡谷

  在进入北川县城之前的一段下坡土路上,我和同行的几位记者看到了先后被抬出的两位伤者和两位死者。伤者以白布蒙着眼睛,死者被蓝色塑料紧裹全身。

  然后,踏着残垣断壁,我们走进县城了。“这一片石头下面,是不是就有埋着的人?”我问。在我的右边,山崩后滚落的石头覆盖了原先的道路和房屋。大的石头大约有几十吨到上百吨。

  往里走,我的左边出现了东倒西歪的成排房子。隔着一条塌陷得似乎进入地缝的巷子,远处几间残破歪倒的房屋中冒出淡淡的黄烟,周围是一片废墟。

  接下来是一条“巷子”:中间一条临时开辟出来的路;左边是参差不齐、摇摇欲坠的各式房屋;右边是一眼看不出头的、一块块硕大无朋的石头,残破的钢筋混凝土和汽车、摩托车的零件卧倒在这些石头下面。

  然后看到了第一滩淡淡的血迹。紧接着,看到了蓝色透明裹尸袋裹着、临时放置的第一具尸体。她斜躺在道路左侧,散落的头发遮盖了她的脸,身体半裸,腋下一道口子裂开,暗红色的内脏若隐若现——但伤口是白色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血。

  大约十米外是第二具,同样是半裸,半趴着,看不清致命部位,也看不出性别;其右上是第三具。然后是连续摆放的第四具、第五具……左右两堆,横七竖八铺出一二十米。

  周围同行者,没人再说话。

  这边一具腹部高高隆起,该是一位孕妇。看得出来,她的腹部没有明显受损。我在想:灾难来临的一瞬间,她全力保护了肚子里的孩子。

  那边一具身材格外瘦小。或许,他(她)还只是一个学龄儿童吧,我想。

  ……

  继续前行。三个军人正在往裹尸袋里装一具尸体,她的肢体已经明显残破,一个战士正用铁锹将她晃晃荡荡的一条手臂往里塞。

  左手边出现了第一具没有装袋的尸体。他(她)胸腔开裂,内脏迸出……

  右手边,他(她)横卧于一块巨石下,肢体残缺,脑浆迸裂……

  路中心略偏右,他(她)躺在裹尸袋里,脑袋只剩下了脖子上的一小部分。

  ……

  一群公鸡和母鸡在石头堆里一片裸露出的废墟中啄食。紧紧捂住口罩的我实在不愿意多想,但,它们主人的身体或许就散落在这四周围……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条巷子。地势开阔一点了,成队的官兵席地而坐。回头望去,才看明白,我们实际上走过的是三天前大自然刚刚造就的一个峡谷;组成峡谷一边的石头堆,掩盖了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死亡之谷。人类作为特殊物种所持有的优越感、以及生命的尊严,在这里全都被彻底粉碎。

  老县城,最后一座高楼兀立不倒

  这里原先是一个广场。

  该是一个原本风光不错的广场。广场上面,意外地矗立着一座保留了原先大致面目的大楼,“北川大酒店”五个字赫然在目;酒店下面一个小门上方,“北川映象食府”六个字完整无损。这与周围层叠的预制板碎块、瓷砖碎块和弯弯曲曲的钢筋铁条形成对比。只是,酒店侧边的墙体已经崩塌,大楼仅剩支架支撑。

  劫后余生的当地百姓说,大楼右上方的废墟,原先是一座中学。现在,成百上千的老师和学生就在那些被层层巨石覆盖的废墟下躺着。

  从另一个方向放眼看去,视界开阔了:广场下方是一条河流,现在则由于上游水流被滑坡、崩塌的山体阻隔住,这条河成了死水潭;河道上,一条漂亮的索道木板桥通往对岸。只是现在,支撑索道的两根桥柱已经严重倾斜;对面,就是北川老县城。

  情景再一次让我震撼。

  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到老县城的全貌——全城伏倒,唯一对视线造成一点点阻挡的,是一栋几乎还直立着的一二十层高的破损大楼。

  与新城因山体崩塌而被埋在石头堆下不同,老县城的靠山部分是被土质山体所埋——罪魁是滑坡。“地震一开始,半边山体坠落,依山建造的三五排房子被推着向前冲出,前面的房子被一排排推倒,一直到河岸边。”亲历这场灾难的刘卫国(音)描述,当时的情景如同多骨诺骨牌一样,“那底下至少埋了9000到10000人,我的三个家人也在那里面。”

  跟老县城相比,刚才走过的、属于新县城的死亡谷已经很好了:它至少还有那么一些歪歪斜斜站立着的房子。

  在满目白森森的废墟中,那硕果仅存的一栋大楼看起来意外地不协调——真该把它拿到新城这边来。记得有学者在评论红楼梦的结尾时曾经说,是千万具尸体堆砌而无一生者的景象悲惨,还是死人堆里摇晃着站起一两个生还者更悲惨?我想,走到这里的人们,在看到作为“唯一生还者”出现的这栋倔强的大楼时,应该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对比。

  一边是滑坡,一边是崩塌——北川县城就这样被包了饺子。

  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流泪

  在广场临河的人行道上,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棵景观树。旁边,意外地存留了几条公园长椅——这恐怕是全城绝无仅有的、还具有正常使用价值的公共设施。在这里,我看到了三三两两结队返回县城寻亲的幸存者。

  悲壮的叙述开始了。

  “冒烟的那边,就是老县城的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旁边。我当时在绵阳……我全家6人,他们5个都失踪了……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在上面找,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喊了一天,没有听到一点应答……”

  “当时我在(新城区)这边打工,做电焊,她等我回去(老城区)吃中饭。可我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也没回去……我们还没有孩子……我恨(自己)啊……”

  “我家还好,只埋进去一个……我们还有4个人。我们邻居家只跑出来一个。他小孩本来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又回去带小狗,就没再出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小狗跑出来了,他回去找孩子,看到它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上面一圈圈地跑、叫……”

  “我弟弟(当时)刚从绵阳回来,他先来了我家(房子在新城区,后来在余震中完全倒塌),离开时已经是两点多,(算起来)他刚到对面(地震就发生了)……我在上面扒了一圈,喊了一圈,没有找到……地震要是早五分钟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近了那具尸体……但我不敢仔细看。他身上剩下的半件衣服像是我哥哥的……他死得太惨了,我不愿意看到(证实)他就是我哥哥……”

  ……

  一张张疲倦的脸,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但始终没有人哭泣,我甚至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以往习惯看到的那种悲痛。一个个故事,说者缓缓道来,听者惊心动魄。

  在我打算尽快结束这段采访的时候,略感意外地,我遇到了一家四口:老两口,带着一个侄子、一个儿媳妇。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有20多人,现在就剩下我们4个,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年轻的李姓妇人说。她转身指着旁边的年轻人、自己的小叔子:“他刚刚结婚不久,媳妇也被埋进去了。”

  她公公已经六十多岁,尽管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我孙子辈最小的只有不到三岁,都一块埋在底下……”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上有老母,临年遭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李陵与苏武书》中描述的这段千古悲情,在此黯然失色:这些刚刚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幸存者,甚至失去了控诉的情绪。

  终于有人流泪了;终于有人抽泣了——是我这个不合格的记者。“你不要太难过,”老人轻轻安慰我。他突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我咬牙紧闭嘴巴,使劲盯着他的脸,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叔叔,能告诉我您和您全部家人的名字吗?”静谧了一分钟后,我问。他低下头去,约半分钟,抬起头来,轻轻地说:“不用了吧……”

  ……

  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五分钟后,同事吴晨光不合时宜地从北京后方打来电话,让我再一次失态——在同事面前。

  地方政府要道歉!我也要道歉!

  采访还得继续。必须调整方向,否则我会崩溃。回到我的本行——寻找科学问题去吧,这样我或许会好受些。

  “这些大缺口都是这次地震后崩塌形成的吗,以前这里有没有出现滑坡?”

  仅仅一个问题,情况变了,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些许的愤怒。

  “中国古代都发明地动仪了,现在还说不能预测?”

  “那么多青蛙跑出来,还说不会地震?”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蛇跑出来,看到了鸭子到处乱跑……”

  “政府官员肯定都知道要地震,就是欺骗我们老百姓!”

  “你是北京来的记者,肯定知道真相吧?”

  我无言以对,尽管我知道他们说得并不“科学”。

  更细致、翔实的回答出现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边的山体就被检查出有地质灾害的危险,北川县城是在危险区,那时专家就说应该移民,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移民?”

  “四五年前,这些山上就发现了裂缝,说明已经很危险,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出人命?”

  “政府也知道危险,他们只在山脚下用铁丝网拦截,那怎么可能拦住这么大的崩塌?他们早就该给我们移民!”

  “到现在他们还在撒谎,说北川县城只有几千人被埋;这个县城,常住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再加上临时过往的行人、商人,最起码也有两三万人!到现在,一共才跑出去几千人?”

  一位出生在北川、现在全家在绵阳、灾后回来企图从废墟中寻找老朋友的刘姓中年人总结:“北川因太过危险而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早就应该知道。政府的确掩盖了很多实情。”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对他们所说的情况必须进行调查核实。但,我现在跟着他们出离了愤怒。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他们连哭泣都不会了,还会撒谎吗?眼前所见也在证明他们的结论。

  突然间,我心里一阵剧痛。我想到了离开北京之前自己采写、编辑的一组稿子。我告诉了我们的读者:准确预报地震,科学还达不到;动物的异常行为,未必总是预示地震将要来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者,以及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中不该负有太多的责任。

  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任,要向《中国新闻周刊》的所有受众道歉:预测是科学问题;但决策预判,却不完全需要依赖于科学。

  我也要向北川的万千死难者道歉:把你们所承受的灾难,归因于科学不够发达的无奈,对你们是不公平的!

  对于北川的所有生者和死者,地方政府都必须道歉!因为他们对这场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这些该负责任的人,现在也有很多埋在废墟底下。

  我一瞬间的极端想法:如果政府真的不肯承担责任,那么,把所有罪责归我吧!无论如何,生者必须对死者要有一个交代!

  在以上文字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泪眼模糊。

  走过危桥·农民逃生路

  继续前行。这时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到上游观察据说已经危险万分的枯竹坝。

  又走过了一大片废墟。有幸存者介绍说,这一块原先有一个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一个税务所。“税务所里平时有二三十人,保险公司日常上班的有三四十人,银行该有更多员工。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顾客。地震时,这些建筑瞬间破裂伏倒。”

  终于抵达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叫做“两桥一洞”的地方——中间一个隧道,两头各连着一座桥。这是北川通往茂县的必经之路。由于夜晚马上就要来临,这里已经快成为无人区。

  我走向“两桥”中的第一座桥。走到桥头,站在引桥上,我看到主体桥梁的这一头已经整个断裂开,掉下去一米多深,断口处暴露出乱七八糟的钢筋。

  我跳了下去,走向对岸。

  三四百米长的桥梁,现在断成了几十截。原本是一座高速路通道的桥梁,现在变得如此崎岖不平,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处或数处又宽又深的裂缝。几十截断桥,实际上仅仅依靠暴露在外面、游丝连带的那么一点点钢筋支持。

  事后,我真的怀疑,当时我只要脚底用力一跺,整座大桥将立时崩塌,我也将从一二十米高的桥上随断梁坠入下面完全干枯了的河道。或许,我的背上还将压上几十吨桥梁。

  就在我将要麻木地走过对岸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几个跟我一样麻木的人,他们正从对面走上这座超级危桥。是一群难民。他们刚从农村翻山越岭十多个小时,逃到了这里。

  按照刚才指路人的描述,我通过“两桥一洞”,然后右拐走两公里,就将抵达枯竹坝水库。走过危桥、走过隧道之后,我看到了第二座桥。我知道,我的计划必须改变了。

  第二座桥,已经彻底断开,中间一道三四十米长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时也阻住了从这里通往茂县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现了一群人。是军人。他们在原先显然没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还真被他们走出了一条路。哦,不对,原来是一块巨石滚落压出的路,“路”两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现在才知道,刚才那群难民,就是从这条路上下来的。一个带队的军官告诉我,山的那边有灾民,由于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断,只好翻山越岭、从原先完全没有路的山上走下来。他们这群军人就是上山接应难民的。而我要看大坝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须走这条路到山顶。

  从这里,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滑坡后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宽的滑坡缺口,使得这座山变得出奇的险峻。那些难民们正是从这个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过来,经历了华山一条路的考验。

  “叔叔,我没痛。”

  来自成都的三个年轻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企图走上山脊拍摄这条逃生路。但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我的帮助下,他们走到了第一段山坡的中段,看到上面山脊上倒塌建筑物的碎块滚落,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

  我走上了山坡,路变得平坦一些了。脚下踩着的,是横卧的断垣残壁——原先这上面还有不少建筑。山脊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军人在往上走,他们一部分任务是要到上面最危险的路段去保护难民通过,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六七个小时,到山那边的漩坪镇去帮助一座学校的600多名中小学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个临时休养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难民,其中包括两个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几个大人轮流背着孩子走路,早已疲惫不堪,见到一张铺有毯子的椅子,纷纷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险了,多亏有解放军帮忙,我们才能安全地走过来。”来自漩坪镇敏溪村的难民曾福全说,他们整个漩坪镇在灾难发生后完全跟外面失去联系,甚至到现在也不很清楚北川县城的具体情况。“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们村一个平时爱听收音机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点点信号,才知道总理已经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们第一批难民经过十几个小时,才从这条路走出来。”

  下面这段路依然危险。尽管我也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但体力保存得显然还是要好过这些不吃不喝翻山越岭六个多小时的难民。下面巨石滚出的那段路,必须腾出手来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只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弃继续采访。二话不说,我抱起一个小孩就走。另一个孩子,则由一个解放军负责照料——事实上,这些官兵经过连续奋战,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快,谢谢叔叔!”孩子的妈妈说。

  这是我进入北川后三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听到“谢”字——此前我已经多次帮人忙,也看到了别人的相互帮忙。在这里,“感谢”两字似乎纯粹是多余的。

  孩子没有吭声,双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颈。

  山脊上的断垣残壁随时可能断裂、翻倒。尽管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了问题。在踩上一块裂开的预制板、往一堵横着的混凝土墙攀爬时,我脚下突然踩空:预制板整个断了。我的身体急剧倾倒,抱着小孩的左手,连同孩子一块重重地砸在混凝土墙上。

  “叔叔,我没痛!”我自己和背后紧跟着的孩子母亲都没来得及出声,孩子抢着说。她的双手依然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这是这个小女孩与我相伴整个过程、近三个小时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谎话。她的腿脚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夜出北川

  再次不理智。为抢时间,我带着这群难民冒死走过了这座危桥。解放军已经不再帮忙,我轮番抱、背两个小孩过桥、走路。

  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来,牵着那个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让她自己走;同时,也让其他大人保留体力,让另一个小孩自己走。这时是19点50分,天已经比较黑了。

  “坚持,到了县城那一头,你们就有水喝、可以吃到东西了!”我成了他们的指挥官。大家都跟着我,走得很快。我必须抢在天完全黑之前,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亡谷。

  20点5分,我们走过了广场,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闭上眼睛,不要睁开,叔叔抱你走这段路。”另一个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围的大人轮番背着走。

  情况还好。天还不算太黑,偶然间,还有一些救援人员的矿灯或者手电筒能帮我们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使劲摁住口罩——但这也只是聊胜于无。小孩的一只手抱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脸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进入县城之前借来的这副口罩已经被汗水浸透,没有多余的口罩给他们。整个队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这将近一公里长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安全帽。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孩子的妈妈形近崩溃。走出死亡谷之后,在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最后冲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问我名字之外,反复念叨的就是这一句话。但不行,这一段距离是山体崩塌带,有危险——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性。

  21点20分,我终于将这群难民送到了接待处。看着他们拿到水喝,我如释重负。

  遗憾:我忘了捐钱

  23点整,我搭上了几个志愿者的车,赶回成都。

  在车上,志愿者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还有两人被救出,两个人都还保持完全的清醒状态,其中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在救援人员挖开废墟后,还是自己从里面走出来的。

  让我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居然丝毫没有为他们感到庆幸的喜悦,反而突然感到一阵悲凉——莫名其妙地为他们感到悲凉。

  凌晨1点半,抵达新都。终于要吃今天——不,准确地说该是昨天——的第一顿饭了。在几个人争着要付饭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忘了给难民捐款。又是一种奇怪的情绪:我当时居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自责感。当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感到很遗憾:我应该给那天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难民捐钱——他们太需要我们这些幸运的人们的帮助了。

  哦,差点忘了,我背出的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红,她的父亲叫李顺军,在汶川打矿石,震后音讯全无。她妈妈说,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点知道,自己和女儿,还有不愿离开家园而没有随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还平安地活着。
2008-10-2 2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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