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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在中国的媒体生态中，专业主义不再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而是成为一种“话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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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们借用了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理论，通过对中国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进行的社会学调查和人类学上的人种志研究，揭示了新闻专业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的语境之中得以重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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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它与其他三种“话语实践”——党派主义、儒家思想和市场经济体制——一样，被中国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根据其所处的具体语境进行挪用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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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中国学者从本土化的角度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的反思在许多方面与西方一些学者对其所作的批判性研究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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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媒体领域，党派主义和专业主义之间的对立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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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新闻媒体的发展进程中，这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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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党派主义”和“专业主义”这些术语本身也需要做历史的反思。长期以来，“专业主义”一直被奉为西方新闻理念的圭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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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主张的客观、公正和平衡的报道原则成为西方新闻记者的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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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应当用一双“上帝之眼”来观察世界。
但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专业主义”的批评也日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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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正是通过对专业主义的对立面——党派主义——的重新思考来剖析新闻专业主义的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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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对美国十九世纪党派报纸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它们在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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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些党派媒体上出现了哈贝马斯所期望的公共领域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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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缺乏的恰恰是党派主义所具有的这种“参与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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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与性”的缺失，记者试图把自己与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剥离开来，做到与社会现实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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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森看来，这种“疏离”无论从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是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