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科学，介奏叫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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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关于科学的终结的争论

　　甚至当科学声称在实现它的统一理解所有自然现象的目标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功之时，反对的力量一直聚集在实验室之外，力图否定我们所了解的科学的合法性。在近代史的不同时期，这种对科学在文化中的作用的挑战曾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的根源却是古老而又强壮的。
　　人们可以在思想和行动上作出怎样的反应呢？存在着有用的先例。本章集中注意两种主要的、基本宗旨上对立的观点之间的对抗：一种观点主张科学按其本性最终要衰退；另一种观点论证说，科学最终注定要结合成前后一贯的理解一切自然现象的整体。
　　对今天的大多数科学家而言，第一种观点似乎太不合理，不值得认真对待；他们都不太注意一些当前流行的著作，这些著作声称，科学，在传统上是新的见解、物质进步和思想解放的持续的源泉，现在可能要结束了——达到它的终结——不仅仅是承认科学的力量有其局限性，这些局限对科学家们整个儿说来是十分明白的。
　　但对科学史家而言，关于科学可能衰退和死亡的争论，既不是一种矛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种思想在过去已有人提出了许多次。举一个例子说，在19世纪末，许多新问题不能用当时已流行的机械论作为基础的物理学来解决。欧洲科学家爱弥尔·杜·布瓦－雷蒙在失望之中写道，科学终于遇到了理解所不能突破的壁垒，对于这些壁垒之外的东西，我们将总是一无所知。"人永远是无知的"(Ignorabimus)的呼声高扬起来，并且立即转变为激动人心的口号"科学破产了"。这种论调很快传播开来，并得到某些科学哲学家的鼓励。这些科学哲学家要求科学家应当能够通过他们的研究发现现象后面最终的形而上学的实在。当推测可能要破产了的科学突然产生了像量子论和相对论这样的进展时，整个流行病就停止蔓延了。
　　既然我们可以料到这种对科学会终止的思想的迷恋会持续地反复出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知道怎样最好地从整体上来思考这个题目，怎样来设想科学最后终结的可能性。这里历史将帮助我们。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实际上所有关于这个结果的提议，都是由两个基本宗旨思想之一或另一个来促成的。
　　一种思想认为，科学是沿着曲折的路线演化的，但在总体上是上升的。它承认偶尔有停滞状态，甚至暂时的下降，但它也看到指数增长的高速发展。所以，平均起来，在科学知识的状况中，在于它的会聚、它的内部的一致性、它的预测的精确性、它对自然常数值的改进等方面或多或少是稳定地增长。在那种统一的科学（Gesamtwissens chaft）鼓舞着马赫的学派及其后继者的时代（参见第一章），所有这些增长意味着进化。对立的观点认为，科学的理解上升一段时间，但是然后又下降和衰退，呈现一种循环的状态。人们可以称第一种观点的追随者为"线性论者"，他们的背景往往是实际上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他们把科学看成主要是自主的活动，不是首先靠外力的推动。在他们的著作中呈现出来的科学的典型形象是一条前进中的河流系统，分出支流后来又汇合起来，最后通向对自然界的某种整体论的理解。
　　另一方面，"循环论者"往往把科学设想成不是有目的导向的、进步的、累积的活动。他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科学循环的形象奠基于一个生命机体的生物学比喻上，它从孩提时代发育成长为青年，再成为老年直到死亡，或者是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比喻，一个革命时期，接着是一个常规时期，接着又是另一场革命，导致另一个不可通约的状态——是心灵的阵发或变化的序列，完全不肯定有可证明的进步。循环论者在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中更为常见，而且，同线性论者相反，他们认为科学明显地或者甚至主要地由社会过程所推动。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认为科学就是某种一般时代精神的表现，或者甚至主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本质上同奕棋的游戏没有什么区别。
　　一般讲，对于这种基本宗旨上对立的观点，人们不能期望通过某种简单的检验来决定赞成一种观点，并反对另一种观点。尤其是，它们对应于并且可能来自两种十分对立的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看法——对于循环论者是默认物质躯体的不可避免的衰亡，对于线性论者则断言超越循环、"跳出"循环是可能的。这里可能同宗教史学家所熟悉的不同的时间观念有一种共鸣的联系，就是说，在基督教有关历史时间的解释暗含着线性的发展，而与此相对立，在东方宗教和神话的时间观中，则暗含着循环的变化。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作这样一种分析。而是，我们将试图通过举出每一方的最雄辩的倡导者的论据来公布这两个剧本。接触一下两个有趣的心灵可能有助于人们更好理解在理智层次上，这个所谓的科学的终结问题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我们被上面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迷住了之前，我们至少应该抽一点儿时间来认出在周期性地要求终止科学后面更有感情基础的动机。它们不是对如果持续的科学研究真正终止之后，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作出理性评估的结果。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不会仅仅是顺利地安顿下来过简单朴素的生活，如同在某个波利尼西亚波利尼西亚（Polynesia）,指中太平洋的群岛。——译者注的天堂，或者回到农业的伊甸园。相反，人类可能面对几乎难以想像的灾难，因为我们的地球并非处于平衡状态，而现代的知识不足以保证可持续的未来。但是，导致背离理性的主要动力——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是一种很深的恐惧心理，即害怕自哥白尼以来空前的、日益加快的科学进展的序列，害怕它们所具有的解放作用，它们已经剥夺了大部分人口某种自信的本能基础，把这些东西作为迷信扫到一边。同时，科学通过技术手段增加了我们暴力的本能会使我们自身遭受破坏的规模和潜力。这些当然是正当的忧虑。而学者和科学家们正严肃认真地指出这些忧虑。关于思考科学命运的循环学派的思想基础的最直接的洞察，或许可以通过下面这部著作来达到。这部书由一位不著名的、贫穷的德国中学教师花了十年的劳动而完成的，至今仍是最吸引人和耸人听闻的著作之一。该作者当时才30多岁，有一个古希腊数学的博士学位，并具有百科全书式的雄心。这1200页的巨著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烛光下写成的，对全部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条顿式的理论，其中点缀着戏剧性的预测，有相当一部分荒谬的思辨和某些敏锐的洞察。但是他的这部书的引人注意的总的结论早已由它原来的书名《西方国家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揭示了，也就是西方文明（包括它的科学）的衰退、消亡。以后的英文版只给出了一个不完全的书名《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West）。[注2]作者的名字当然是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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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难以理解的著作发表于1918年7月，正当可怕的大战渐渐地接近它的苦难的终点。这部著作是一种即时的感受，一种不可抗拒的挑战。有关它的争论科学家也参与了，一共持续了几十年。3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在他的关于施本格勒的批判性研究中评论说，尽管有它的所有缺点，而且甚至正是由于有这些缺点，"这部书仍然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最接近于我们的时代基调"。4而且确实我们在其中找到了当今议论的荒唐和极端的语言的先躯，从阿诺德·汤因比（施本格勒的直接后继者）的著作中，从西奥多·罗斯札克、查尔斯·赖克的著作中，从刘易斯·芒福德的最后的几本书中（他承认受惠于施本格勒），从所谓新时代作家中，甚至从若干有关激进女性主义科学的作者、以及第六章中指出的反科学运动，都会看到这种熟悉的语言。施本格勒的关键观念是，对于人类的每一部分，每一个时期，历史基本上取同一过程遵循同样的形态学。并且从那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然地得出特殊的活动形式，不管是社会、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心灵－宗教的活动形式，还是的的确确的科学活动形式。人类的每一种伟大的文化——例如，古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不仅与我们的西方文明同样有效和显赫，而且每一种都是具有类似结构的戏剧。那就是说，每一种都经历同样类似季节性的循环，从它的初春到在它自己的冬天的最终葬礼。因此，在西方，我们自己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要按照可从已有的先例算出的时间表走向死亡。施本格勒说，我们的时代不是相当于雅典的培里克里斯时代培里克里斯（Pericles）是雅典的政治家，培里克里斯时代（约为公元前495年至429年）是古雅典文化的鼎盛时期。——译者注，而是相当于在残暴的凯撒统治下的罗马时代。我们碰巧已非常接近我们这一循环的终点。对我们来说，已不再有希望创造出伟大的绘画、音乐、建筑或科学。他说，我们最好的战略是勇敢地退休并且至少要试图看一眼下一次浪潮的升起，这一浪潮来自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施本格勒告诉我们每一次循环如何进行，如何从始到终。施本格勒追随尼采宣称，每一次循环的开始是以他称之为太阳神阿波罗的精神为标志的，我们能在古希腊雕刻中看到的引起灵感的独特形体是这种精神的象征。同它一起的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注重形态，注重对经验的有机诠释，而不是后来取代它的力学的或数学的诠释。循环的开始是一个沉思的时期，而还不是调查研究的时期，是信仰的时期而不是怀疑的时期，是高艺术的时期而不是称之为仅仅"崇尚科学"的时期。可是，在这一循环的某个点上，会出现一个阿波罗神和它激活的文化的历史性转变阶段。它让位于它的对立面，所谓的浮士德时期，它开始时带有一种颇为日尔曼式的孤寂的浪漫主义，渴望无限，但渐渐地变得愈来愈理智化了。从而一种文化被改变成为仅仅是一种"文明"。现在重视的是因果观而不是命运观，注意的是因果关系而不是歌德所说的"活的自然"，注意像无限和虚空这类抽象概念而不是你可以感觉到、嗅到的明明白白的土地。在一种文明中，灵魂的优先地位被智力所取代；对人的需要的关心退化为关于钱的争论；数学愈来愈渗遍各种活动之中；因果性原理被强加在对现象的理解上；而自然界被诠释为"科学的反宗教"的汇集中一些定律的网络。对欧洲的古代世界，从文化向文明的过渡在4世纪完成；施本格勒提出，对于我们西方社会的循环，19世纪末开始了同样的过渡。如果像在过去的几次循环中那样，我们所处的阶段不会突然终结。它将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我们在世界政治中也进入了最后阶段，其标志就是用赤裸裸的"权力意志"来取代"国家公仆的思想"。正如尼采所预测的那样，我们的世纪是专制统治的世纪，是渴望武器的凯撒为统治世纪而斗争的世纪——甚至在后台，一种全新的文化正在为占领阵地作准备。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施本格勒的忧郁的戏剧，其中科学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施本格勒告诉我们，科学中的浮士德要素由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的著名自白简要地阐述了，他写道："自然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现所有变化下面的运动，以及它们的动力；那就是说，把全部自然科学分解成为力学。"这种愿望不仅仅是想在多中找到一的普遍渴望的表达。施本格勒更明确的指出，在我们的科学中"看到的自然图像［转化］为想像的关于一个单个的数值上和结构上可以度量的秩序的图像"。如果他是在今天写的话，施本格勒或许会把他引自亥姆霍兹的话用物理学家利昂·莱德曼新近的一段话来取代，莱德曼被当前物理学家中统一纲领的成功所鼓舞，冥想现在科学的目的是把一些支配一切自然现象的定律简化为一个可以在T恤衫上写出的方程。接着施本格勒介绍了他最惊人的思想，它在新的外衣下也已为人们所熟悉。他警告说，文明的冬天阶段的特征正是当高科学在它自身的领域中最富有成果的时候，正是它自己的破坏行为的种子开始发芽的时候。这有两点理由：科学既在它的学科范围之内也在它的学科范围之外丧失了它的权威，而在科学自身的内部升起的对立的、自我破坏的要素最终将毁灭它。他说，科学在它的实验室之外丧失它的权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倾向于把只适用于自然宇宙的思考技术不自量力的误用到历史领域。施本格勒认为，科学分析的思想风格，即"推理和认知"，在人们实际上只需要"直觉感知习惯"的领域失败了，他把这种"直觉感知习惯"等同于阿波罗之灵和歌德的哲学。但是，施本格勒补充说，即使在自然宇宙内，也有来自科学自身王国之内的对科学权威的攻击。因为每一种观念，甚至在科学中的观念，归根结底是"拟人化的"，而且每一种文化把这种负担纳入关键观念和对它自己的科学的检验之中，从而科学就成了受文化制约的幻觉。例如："形式的观念属于古典的［循环］，可见实体或秘密的属性的思想属于阿拉伯的，我们的力和质量观念属于浮士德。"特别是，近300年来的浮士德物理学已经是一种动力学的物理学和"实验方法"的物理学，这二者，施本格勒说，都是权力意志的例证，它使一个民族在文明阶段雄心勃勃，这时"不仅要询问或者说服自然而且要强迫自然"他认为，本世纪我们大家都匆促追随实证的科学成就只是掩盖了如下的事实，即正如在古典时期那样，科学再一次注定要"用它自己的剑自刎"从而为未来的世界观让路，他称这种世界观为"第二种宗教"。确实，在他的循环理论指导下，施本格勒告诉我们，"有可能预见西方科学将到达它的进化极限的日期。"而且在施本格勒的书末尾的一张方便的编年表中，他允许我们同时看到他的千年根基并找到那个决定命运的日期。这就是2000年。确实，在施本格勒的心目中，科学中衰退和瓦解的迹象在1918年就已经明朗了。他说，物理学已受到一种"毁灭性怀疑"的感染，"迅速增加使用统计方法，只追求结果的概率，而事先放弃绝对的科学严格性（这是有希望的上一代人的信条)"表明了这一点。——注意在新近有关科学的酒神式著作中对此也多么熟悉。建立一门自足并自给的力学的可能性必须放弃，因为"方法论上的认知者中的活人侵入了已知的无机形式的世界"。此外，相对论的无情地玩世不恭的假说（他这样称呼它）击中了动力学的真正核心。量子观念被认为是具有同样破坏性的。施本格勒补充说，"今天这么快地建立了假说的纸牌房子，每一个矛盾立即被一个新的匆促提出的假说所掩盖"，对此他真感到担心，所以，放弃对精确性的绝对性的追求，采纳概率主义，已从内部削弱了科学的基础。例如，我们无法确定放射性材料样品中哪个原子在以后的某个时刻衰变，是现代科学的直接的致命伤。似乎取代因果性观念的命运观已被无意地引入自然图像之中。施本格勒还说，然而现代科学自找毁灭的另一个终极因产生于它倾向于理论、倾向于符号定向。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所有独立的学科都在汇聚成一门科学，一种在科学的冬天还原为"少数伟大的公式"所表征的"融合"。但是，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倾向现在已使我们正好回到每一种新文化开始时期最初和最简单的活动，这种活动总是它的原始宗教精神的一部分：这就是，全神贯注于数字的规则性。数是最早的宗教信仰和礼仪一部分；在每一种信仰中，例如在微观宇宙同宏观宇宙的关系这类神圣概念中，或者在建立史前结构以服务于宗教礼仪和天文学的过程中，都出现数字神秘主义。他又说，如我们所知，所有这些内部癌症，将很快杀死科学，而归根结底，我们将发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从来就不要分析和证明，而只要信仰。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这种精密科学三个世纪以来的狂欢放纵，同西方文明中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一道，正在走向终结。确实，在这种最终的行动中正在上升的唯一活动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技术。像是一种后记，在他后来的著作《人和技术》（1931）中，施本格勒补充了他的意见，即先进的技术同它不计后果的不断增生的产品最终也将暗中破坏西方社会，因为按照他的异乎寻常的预测，科学和工程教育将要失败，在形而上学方面穷尽了的西方教学水平将不足以维持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吸引力正在消失。"浮士德的思想开始对机器感到厌腻了……而正是最棒的有创造力的天才正在背离实际问题和科学……，每一个大企业家都有机会看到他吸引的新雇员的智力品质的下降。"同时，以前被过分剥削的人种，"已经赶上他们的老师"并已经开始超过他们，"锻造了针对浮士德文明的心脏的武器"。非白种人国家将采用技术工艺转过来利用它们来反对白人发明者。施本格勒的评论者之一简单地总结施本格勒1931年的预言："他们已经能够廉价出售西方工业的产品。最终他们将征服西方国家本身。"这位科学终结运动的祖先就是这样说的。显然很容易在这部著作中找到一些具体的缺点，就像在今天喧嚷不休以引人注意的衍生版本一样。从这些缺陷中最突出的缺陷，人们不能不看到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走样了的翻版，更具体地看到施本格勒和他的继承人常有的对科学的基本误解。例如，使用概率和量子因果性并不是放弃全部因果性本身。熵的概念并不如他所想那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宇宙的热寂。个人的主观性并不剥夺科学对全部客观性的要求。如此等等。尤其是，施本格勒是真正的19世纪的思想家，他不能预见科学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的急剧国际化，即使西方文明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最终衰退了，而某些其他的文化取代了它，仍可以有把握地打赌，在回到全面的原始主义不久，新的学校又将讲授欧几里得几何、哈维的血液循环、牛顿的动力学、爱因斯坦的时－空、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和沃森－克里克的双螺旋。这些轮子不能不被发明。另一方面，人们必须把敏锐地坚持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在它们的源头方面有一种隐蔽的联系这一点归功于施本格勒，尽管他称科学有"反宗教性"。而施本格勒的循环论见解中特殊的、不流行的观点同一个很不同的人的著作中的观点有某种类似。实际上我们现在已选择这个人作为对立的、科学命运线性观的代表。为此目的，人们可以转向其他科学家的著作，例如约翰尼斯·开普勒或者汉斯·克里斯琴·奥斯特或者尼耳斯·玻尔的著作。但是更适当的是选择一篇也是在1918年发表的文章作为线性论者的范例。这篇文章发表在施本格勒的书出版的几个月之内，作者几乎同施本格勒同年，而且他那时候也仍然是一个在他自己的圈子之外并不知名的人。这篇论文原来是庆祝马克斯·普朗克60寿辰的一篇讲演。而施本格勒刚发现普朗克的工作对科学是毁灭性的。年轻的讲演者的名字是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施本格勒也挑选出他的工作作为科学瓦解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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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欧洲历史中的黑暗时期登上历史舞台，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开始他的简短但令人难忘的讲话：[注6]"科学的庙堂是一座有许多不同的厢房的巨大建筑物。"在其中，有许多人爱好科学出于显示他们非凡智力的快感，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短期的功利目的。但是令人高兴的是，还有少数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仅仅是因为深深地渴望知识本身。是什么东西把这少数人引入科学庙堂的呢？他们从事科学研究有两个动机。一个是消极的——渴望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难受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但是也有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是以适当的方式形成一个简化的和容易领悟的世界形象，一幅世界图像"，一种关于经验的世界如何相互一致的前后一贯的见解，"通过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这种形象来取代经验世界（叔本华的一个概念），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按自己的方式所做的事情。各人都把他的或她的感情生活的重心放到这种形象及其构成中去，以便由此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和谐和宁静"。物理学家正在建造的世界图像仅仅是其他可能的图像之一。但"它要求在描述各种关系时的严格精确性"。因此，物理学家必须满足于首先研究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例如在那里所有的摩擦力都可以忽略不计。"这允许他去描绘我们经验可以接近的最简单的事件。"真实世界的更为复杂的现象是不能立即以必要程度的逻辑完备性和精确性来研究的。因此，在研究问题的开始，科学家力求"高度的纯粹性和明晰性，但要牺牲完整性作为代价"。　　这种简化的还原论——对此，从歌德经过施本格勒到今天的浪漫主义的批评家，是如此坚决地反对——只是爱因斯坦科学进步理论的第一个初步的阶段。他继续说，历史教导我们，一旦世界的形象在简化的基础上成功了，其结果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推广到每一种自然现象，在它的复杂性和完整性方面，全都和实际发生的一样。还原论只是通向永恒的综合的道路上的迂回路线。这时，超越当时德国知识分子的教育（Bildungs）理想，爱因斯坦揭示了他所理解的科学的长期历程，即科学的命运：从普遍定律出发，"应该有可能通过纯粹的演绎得到关于每一个自然过程(包括生命过程在内)的描述——也就是理论"。一切精确知识最终统一的前景是最终的目的，这也就是爱因斯坦认为科学要力争达到的目的（Telos）。我们在这里可以妥善地指出，事实上，在这期间的年代里，在这个方向和在物理力统一的纲领中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发现很大一部分化学正是真正有效的原子和分子物理的一部分；通过DNA发现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之间的桥梁；发现行为状态同一个人的遗传天赋或生化失衡之间的深刻联系。总之，现代形式中，多中求一的老命题，已成为产生诺贝尔奖的题材。这已不再完全是浮士德之梦了，他在歌德的戏剧中宣称，要么是他获得关于万物的知识，要么他必定仍然是一只蛆虫。还是回到爱因斯坦的讲话。在这一点上，他发出警告，关于所有科学门类最终统一的总的计划，尽管产生空前深刻的洞察并且是一个强有力的动机，看来像是不会有很快的或可预见的结果。追踪科学进展的迂回曲折的路线是没有终点的；我们的手中可以有无限多的任务。一个理由是，不管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功是多么巨大，我们确实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或有把握的算法，因为我们必须靠人的可错的思考能力来进行工作。科学的模式远不是冷酷的理性向无情的胜利进军，这只在蹩脚的科学教科书中存在。爱因斯坦在这里坦诚地承认，他在以后还要一再尝试着去做，同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哲学相反，他认为"要得到［伟大的］基本定律，没有逻辑的通道，而只能靠直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怎么都行，或者科学已经丧失了它的权威，并且注定要盲目地从一个发现或理论体系瞎闯到下一个。虽然从经验到理论的基本原理没有逻辑的桥梁，因此也没有关于哲学实在论本身有效性的证明，但在实践上我们对我们理论的真实性有很好的检验方法。此外，有这样一种惊人的事实，即在成分非常混杂的科学共同体中有可能取得一致。有迹象表明，"经验世界确实唯一地规定了理论体系"。即令我们无权先验地预期任何这类对应，但我们纳入我们理论的秩序多少能够而且时常引人注目地做到同其他人（当他们检查我们的预测时）在自然界中找到的秩序相对应。这为什么可能？为什么我们有限的心灵如此经常又如此好地深入到外观后面找出少数普遍有效的定律？它怎么能够在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之间来来回回找到出路？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坦诚地承认，他没有确定的回答。但这没有使他在沮丧无助之中崩溃。他有一个大胆的建议——我们的心灵受到"莱布尼兹高兴地称之为'先定和谐'"的指导。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哲学家和牛顿的同时代人，曾经假设，我们有发现关于物体的规律的能力，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中两种独立存在的东西（精神和物质）统一的一个方面。两者中的每一个都遵循它自己的规律；但他们可以在同情的协调行动中相互作用，多少像一个弦乐器，由于与第二个与它合调的声音发生共振，而使声音提高。或者，用莱布尼兹自己的话来说明这种和谐互动的可能性，这些话必定使爱因斯坦感到高兴："灵魂遵循它们的规律……身体遵循它们的规律……可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相互遭遇并彼此对应，就像两只钟完全校准到同一时间。正是这个，我称之为先定和谐理论。"我们今天的科学家更可能从设想我们的观念和环境间的对应的进化基础来援引论据。它们这样做的小部分原因是因为有点儿证明，而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爱因斯坦比喻中潜在的神学情调感到不快。只有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他们通过阅读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中有关的评论熟悉莱布尼兹的讨论，才会更自然地接受这种比喻。但是，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对这种潜在的情调决不会感到不快或是意外。在接近他的带有这种形象的论文结尾，爱因斯坦又简要地回答下面的问题，就是尽管缺乏成功的保证甚至缺乏他们工作的目标，那又是什么诱导人们去研究科学的呢？他的结论是，把这种坚持不懈研究科学的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力或修养"是错误的。而是，"促使人们能够作出这样的成就的感情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在恋爱中的人的感情状态相类似的。［那就是说］，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感情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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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年代中，爱因斯坦继续在他能找到的每一个场合解释并发展这些见解：科学是有目标的计划，人们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没有终点。尽可能地对物理宇宙作出最好的客观描述，这是一个使命，虽然这只有靠一个人的主观能力和本质上是任意的概念来进行工作。这是能把逻辑理性和直觉结合起来的人的活动（同施本格勒假设二者不相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有在坚实的证据和信仰二者的基础上（有时甚至根据美学的理由）前进的本事。从事科学研究既需要分析，也需要综合。总之，科学要调动我们全部才能和渴望来为愈来愈合适的世界图像的形成而服务。在一些较次的头脑看来，像是一些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人们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的混合物，在爱因斯坦看来却是互补的必需。因为爱因斯坦在这顺便的引文中暗示了科学家和信仰宗教的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因此，对于爱因斯坦和施本格勒及其追随者不同，不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有固有的冲突这一点，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在以后的一些论文中，7他进一步阐述了他深有体会的论据，即科学活动，探索宇宙中合理性的证据，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可以预期，他对他称这为"宇宙宗教"的描述，不是感情脆弱或思想狭隘的产物，也不是结合成宇宙宗教的宗教和科学二者的产物，不能以为宇宙宗教同任何宗教机构所深切坚持的观念有很多一致。爱因斯坦的"上帝"观念不是圣经中的上帝，不是干预一切的神。而是(他的见解部分来自斯宾诺莎)为了必要地提醒人们，科学从它最早的开始到我们今天，仍然保持有单个的、不分化的总体的标记，它鼓励人类作固有的无穷尽的探索，既寻求说明，又寻求超越。　　可以在爱因斯坦的线性论观点和像施本格勒及追随者那样的循环论者的观点之间看出少数相似性。例如，爱因斯坦也反对实证论的更为帝国主义式的主张。但在他们二者的本质的、压倒一切的差异是，对于爱因斯坦和大多数现代科学家来说，科学有可预见的终结的想法是语词矛盾，而且与此相反，是毫无根据的。对于他们来说，从事科学出自"直接的需要"，既无确定的时间表，也无可靠的算法，本来就是一种动荡多变的活动，人们可以在奥托·纽拉特的论文"反施本格勒"[注8]中找到一个容易记住的类比："我们好像在外海上航行的海员，必须重建他们的船但决不能重新从头开始……他们必须利用老结构中的某块在水上漂浮的木材，修补他们的船的骨架和船体。但是他们不能把船放在船坞中从零开始。在他们工作时他们得待在老的结构上并和狂风激浪打交道……这是我们的命运。"这种关于科学的图像，是把科学看作是面对巨大困难永不停息、自我建构的事业。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改进了这种因素：[注9]
　　我的想像不是单个一只船，而是一个船队。每只船上的人都试图重建他们自己的船，他们在任何时刻都不作太大的修建避免船会沉掉。此外，人们还从一只船向另一只船传送给养和工具，彼此喊话，提供劝告和鼓励（或者劝阻）。最后，人们有时决定他们不喜欢他们所乘的船而且一起搬到另一只船上去。有时一只船沉没了或被放弃了。这会有点儿混乱；但是这是一支船队，没有一个人会一直完全在所有其他船只的信号距离之外。我们没有堕入个人的唯我主义的地狱（或者不需要堕入），而是被邀请参加真正充满人性的对话，把集体性和个人责任心结合起来。
　　两个同时代的人代表着两个关于科学最终命运的对立理论（它们都得到广泛的支持）的绝端的形式，当我们回顾它们之间的这种对抗时，应该明白它们并不包括从我们世纪末的观点看来一切可能的观点。只要指出一个意见分歧就行了，一小群但人数日益增多的科学家现在似乎十分喜欢一种工作风格，它既不是按照线性论的轨迹，也不是按照循环论的轨迹，而是公开地选择一种固有的多元论。他们放弃关于各个部分（甚至在一门科学之中）最终一致的期望。这些人可以称做分裂者，而不是堆合分类者。他们在科学进展中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科学时常依赖于这两种研究特性的互动和交替——正如科学靠两条腿前进一样。丹麦科学家汉斯·克里斯琴·奥斯特在他的时代背景下把这一点说得很好：
　　一类自然哲学家总是倾向于把各种现象结合起来并发现它们之间的类似性；另一类则正好相反，竭尽全力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差异。两种倾向对于科学的完美都是必要的，一个是为了它的进步，另一个是为了它的正确。第一类自然哲学家被整个自然界的统一性这种见识所指导；第二类的心智更多地指向我们知识的确定性。第一类人的精神集中于寻求原理而时常忽略独特性，也常忽视了证明的严格性。另一类人认为科学只调查研究事实，但他们在值得赞许的热忱中，却时常看不到整体的和谐，而这正是真理的特性。那些为在他们周围的每样东西寻求神性的印记人认为，对立面所追求的是不光彩的甚至是反宗教的；而那些从事真理探索的人，把另一批人看作是非哲学的热心人，而且或许是意想天开的蔑视真理的人……这种意见的冲突使科学保持生命力，通过一种振荡式的进步来促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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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科学命运的两种主要模型有差异的第二种"少数"类型，由物理学家P·W·安德森的信仰作代表。[注11]安德森看到一种"科学的阶层结构"，它原则上不允许还原到一组基本定律，然后人们可由这一组定律"重建宇宙"。例如，尺度问题和复杂性问题不允许基本粒子的大的聚集体的性质可以仅仅通过单个粒子行为的外推而得到理解。而是，通过类似于每个复杂性层次中"突现"的老观念的过程，可以设想产生全新性质；因此，每一个层次像是有一个它自己的概念结构，而且也可能有它自己的进步速率和方向。这些同线性论者的理想是完全相反的。在线性论者们看来，科学的阶层结构并不分隔科学的不同层次，而只是帮助固定基本性之矢的方向，它指向自然界最终规律的发现。因此，史蒂文·温伯格写道："自然界有绝对的具有很大简单性的定律，所有的科学门类由这些定律呈阶层状地导出。"　　正如在前面建议过的那样，很少有希望抽象地决定，在各种各样科学的进步的模型中，最后哪一个将占优势。然而根据现有的证据，人们可以预测，大多数活跃的科学家将继续以最大的努力反对循环论模型，反对它认为科学已穷尽了它的使命的想法。他们顶多在听了某些方面现在认为科学进步在理智上是难以辩护的，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思想时，感到迷迷糊糊。科学家们将不顾这些主张，继续坚持认为，科学家的特殊任务和才能是要寻求可证明的真理，无论手头有的手段是多么有限；他们既不需要为他们要在收到的信号中寻求理性意义的动力而致歉；而当他们面对大洋的惊涛骇浪重建他们的船只时，他们混杂的动机、没有保证的工具和他们没有终结的研究纲领将继续吸引他们。注释1.例如，1989年10月举行的第XXV次诺贝尔会议在给会议参加者的邀请信中包含了如下的有关会议事项安排的几段话："当我们研究今天我们的世界，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即我们已到了科学的尽头，科学作为一种统一的、普遍的、客观的事业，已成为过去。甚至认为，科学是一种新近形成的联盟这种共同看法，一种导致宏大的科学方法论的共同看法，也分崩离析了。
　　"我们开始把科学设想为一种更主观和相对主义的计划，是来自社会意识形态和态度——例如，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而又在它们的影响下运作。这导致严重的认识论问题。如果科学不谈历史之外的、外部的、普遍的定律，而只谈社会的、世俗的和地域的东西，那么就没有方法谈科学后面的某种真实的东西，即科学所反映的东西。"在同一种精神下，1991年12月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了一次会议，主题是"进步：一种在危机中的观念和信念"；邀请信评论说，"进步的观念"是"在对理性和物质进步的信念的基础上陈述的。这两个信念的价值和有效性现在都受到严重的怀疑。正是这种形势产生了信仰危机"。我将以下列文献作为分析的根据，引文也引自它们：Oswald Spengler, Der Unt ergang des Abendlandes: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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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Ge stalt und Wirklichkeit(Vienna,Leipzig:Wilhelm Braunmüller,1918):Spengler,D e 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Umrisse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Muni ch:C.H.Beck,1980),它在修订版中包含了vol.I,Gestalt und Wirklichkeit,和 vol.

　　2.Welthistorische Perspectiven（原版出版于1922年）；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vol.I(New York:A.A.Knopf,1926),and vol.II(1928);Spengler,Der Men sch und die Technik:Beitrag zu einer Philosophie des Lebens(Munich:C.H.Beck,1931), 译为Man and Technics:A Contribution to a Philosophy of Life(New York:A.A.K nopf,1932); Spengler,Briefe,1913-1936 (Munich:C.H.Beck,1963),译为Letter sof Oswald Spengler,1913-1936 (New York:A.A.Knopf,1966).

　　3. M.Schroeter,Der Streit um Spengler:Kritik seiner Kritiker(Munich:C .H.Beck,1922),和Schroeter,Metaphysik des Unterganges(Munich:Leipzig Verl ag,1949)中总结了争论的某些方面。

　　4. H.Stuart Hughes,Oswald Spengler:A Critical Estimate(New York:Char les Scribner's Sons,1952),pp.164-165.

　　5. Hughes,Oswald Spengler,p.121.

　　6. Albert Einstein,"Principle of Research"(误译，应为"Motivations of Re search")载Ideas and Opinions(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Inc.,1954),p.22 4.（中译文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年版，p.100-103——中 译者注。）
　　7. 包括三篇文章，也载 Einstein,Ideas and Opinions.

　　8. Otto Neurath,Empiricism and Sociology(Dordrecht,Boston:D.Reidel Pu blishing Co.,1973)中的第六章。

　　9. Hilary Putnam,"Philsophers and Human Understanding",载 A.F.Heath编 ，Scientific Explan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p.118.

　　10. Hans Christian Oersted,"Thermoelectricity",The Edinburgh Encyclo paedia,1830.重印在Kirstine Meyer 编，H.C.Oersted,Naturvidenskabelige Skrif ter,vol.2 (Copenhagen,1920),p.352.

　　11. 参见 P.W.Anderson,"More Is Different",Science,177 (1972):393- 39 6.
　　12. S.Weinberg,"Why Build Accelerators?",载Luke C.L.Yuan 编,Nature of Matter:Purposes of High Energy Physics(New York: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 atories,1965),pp.171-172.Weinberg 加上这个有趣的评语作为脚注："我并不一定希 望暗示我们能够期望在今后几个世纪内能够发现一组最终的物理真理（虽然我偶尔相信我们 将发现）。也许我们将发现愈来愈基础的科学的无限回归，或者甚至我们将跳出科学本身的 边界而到某种新的思想方式，对此我们现在无法想像，就像柏拉图无法想像现代科学方法一 样。无论怎样，不仅仅是科学家将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感到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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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反科学现象（1）

　　通常定义的反对科学可以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对占星术感兴趣到攻击相对论，从由于对科学无知而相信虚假事物到支持李森科主义或神创说。这些攻击中的哪一些相对地说可以忽略，而哪一些比较危险？对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传统不满的这些征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和文化预示了什么？一旦我们有了一个讨论反科学信仰（或者"替代科学"、"类科学"）的框架时，我们将认出这样一些信念是立足于个人的功能世界观；这是长期反对常规科学权威以及现代性概念（科学自身是牢牢地嵌在其中的）的合法性的斗争的一种征兆。对反对科学信念的分析也许最终会导至确认一种处理对立观点的战略，这些对立观点周期性地试图把它们自己从明显无害的层次提高到实现政治上巨大野心的层次。确实，常规文化分析家可以把不同于"反科学"的题目在对科学和技术作社会和政治维度的任何研究中给予优先地位。某些学者可能更多地考虑在这儿是否同文学艺术中对西方传统的类似反感的广泛传播有联系。其他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的文明所面对的更迫切的问题是报复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种族斗争、或赞扬暴力的过分发展（即弗洛伊德在"为什么要有战争？"一文中称之为人类的"破坏本能"［"Dest ruktionstrieb"］的东西）。和这些相比较，反科学似乎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题目值得给予认真的注意，尤其是因为它在历史上并且潜在地同那些其他的更明显的危险不祥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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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表面

　　近来，一个会议声称要帮助前苏联国家的学者去理解和探讨开放性政策在它们的出版界开展的促进了"其他的认知方式"的百花齐放，去理解和探讨神秘主义者、千里眼或有透视力者、占星家、外星人、信仰治疗者和其他我们所熟悉的其他角色。正如在西方对以从事科学和工程作为职业的兴趣下降一样，在那些国中家类似的态度也变得突出了，所以，看来一个警钟已在两个大陆敲响，这个警钟号召我们深思，（借用约翰·C·伯纳姆的一部有用的书的标题）"迷信怎样取胜和科学怎样失利"。[注1]我们似乎被敦促去分享任何可以预期有助于治疗国家的疾病并使它恢服健康状态的知识。我们作为启蒙运动的子孙，认为我们的同胞有权利也有责任在这个浸透鲜血的世纪之末追求这种健康的状态：即理性的、进步的、反迷信的、赞成科学的状态，摆脱民间巫术、奇迹、神秘、假权威和盲目的偶像崇拜这些中世纪的祸根。可是，良心要求我在一开始就声明，我将不企图提供一张有关这种天堂的地图。第一，如果我们要正确地把握这个问题，反-这个范畴必须重新表述。确实，我们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略述如何在适当的层次上思考反科学。反科学一词可以把太多的十分不同的东西归并在一起，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往往骚扰或威胁那些自认为是更开明的人。我们必须从迥然不同的杂物中分离出反科学中真正烦人的部分，以便我们能分辨"真"科学（好的、坏的和不置可否的；老的、新的或刚刚出现的）；病态科学（如在欧文·朗缪尔的论文中所写的那种人，他们认为他们在搞科学，但实际上却被误导了）；2伪科学（占星术和超常的"科学"）；非常明显的愚昧和迷信（"金字塔的神力"）；科学主义（过分热心地把科学模型引入非科学领域；大大夸大了的技治主义者关于科学技术力量的主张，诸如"星球大战"的计划）；和其他形式。这样，我们将能够聚焦在现象的唯一的最有害的部分：伪科学的胡说八道的类型，它自己却想成为"替代科学"，并且这样做是为政治野心服务的。这里我们俄国的同行也许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因为他们过去几十年有不愉快的经验，例如李森科主义、攻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攻击宇宙学家，因为他们被认为触犯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信条。这是需要密切注意的一般领域。我们必须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例如，许多小报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不明飞行物仅仅是提供给纯朴无知者的一种广告而已（除非像据说在俄罗斯科学院中新近成立了研究"不明飞行物学"的部门，对不明飞行物的狂热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然而，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过滤出、命名并分析我们称之为"反科学运动"中真正危险的部分，我们从文献中得不到多少帮助。在文献中没有关于它的充分的、严肃认真的讨论，甚至也没有关于感受到反科学的威胁的现代观点的讨论。我们进入这项研究全都同样需要更好的理解。我们也不真正理解虚假观念的一个前题提条件和原因，即美国科学盲的猖獗蔓延。有关于这个题目的大量文献；这里我们只需要提到总统科学顾问送给国会的一个报告。3美国公众的科学知识现在是这样一个水平，"接受调查的一半成年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要花一年时间"（p.8）。（我们从其他调查知悉，[注4]不到7%的美国成年人可以按照最一般的定义称作是有科学知识的，只有13%的成年人有理解科学过程的最低水平，而且有40%的人不同意"占星术终究不是科学"这种说法。）特别是，"教学这个职业已经发生危机……我们现在每当增加一个数学和理工科教师时，就要失去13个"。（p.5）教师中只有下列百分比满足中学授课的最低标准：生物学中29%，化学中31%，物理学中12%（p.6）。典型的情况是，有几乎30%的美国中学，甚至不开物理课（p.5），只有20%的中学毕业生学过任何一类的物理课程。"在最近的国际科学评估中，与12个国家的学生相比较，我们的中学生在物理学方面居第9位，在化学方面居第11位，在生物学方面则居末位……在数学方面，我们的最好的!3%与其他国家相比，往往落入最低的25%。"（p.25）[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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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反科学现象对我们关系重大在今天，美国的现代科学的成就、技术的业绩，二者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空前辉煌，而美国成人中能算作有科学知识的人的百分比却如此之低，这不仅具有讽剌意味，而且需要作出深入的解释。与这个智力上的重要之点相联系的是政治上的重要之点：在一个民主国家，不管公民多么不知情，他们确实正当地要求在作出决策的桌子旁占一席之地，即使那些决策有很大的科学技术内含。在这里潜伏着错误决策和最终的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因为我将举出例证，历史一再表明，对科学以及科学世界观的不满，可以转变成为同更为险恶得多的运动相联系的愤怒。反科学现象在西方和东方知识分子内心中引起的正是这类想法。不然的话，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所有的占星家、反进化论者、招魂术士、有特异功能者和新时代思想传播者只能是我们屈尊俯就的对象或是娱乐的资料。我们似乎能在这些多方面的现象后面——现在我们用难堪的沉默这种谨慎技巧来掩盖对有关的历史、地理等等的无知——认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一种在今天人们的自我意识中潜在的致命缺陷。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在本世纪开始后不久，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就教导神魂颠倒的公众说，现代科学思想本身包含着会导致西方不可避免地没落的毒素，他称这为"形而上学的穷尽"；而马克斯·韦伯则宣称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将世界系统地"祛魅的过程"，结果将丧失"在纯实用和技术价值之上的任何意义……［一个］在利奥·托尔斯泰的著作中提出的最原则性的问题。"6在到了20世纪的末尾，我们将发现广泛地缺乏对科学本身的正确理解也许要么是我们文化没落的一个源泉，要么是我们文化没落的一个显示真情的象征，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吗？　　认为单独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复杂的社会发展是大大的过分简单化；但是人们必须不忽视它，把它作为我们考虑的一部分。而且这并不是人们不熟悉的观点。对［理性］枯竭或被放弃的命题以及它在早期历史中的类似物的最雄辩的分析之一可以在E·R·多兹的书《希腊人和非理性》7中题为"害怕自由"的最后一章中找到。在荷马时代之后，公元前[注6]世纪希腊启蒙运动的兴起，是以"希腊人中用理性思维取代神秘主义的进步"为标志的。但到了伯里克利的统治终结的时候，潮流逆转了，传授天文学或对超自然现象表示怀疑又成为危险的事情了。宗教膜拜、占星术、巫医和其他类似的实践是长期没落开始的征兆，多兹称这为"非理性的回潮"。接着，多兹问道，我们现在是否已进入了理性主义第二次伟大实验（一般将这等同于科学革命和启蒙时代）的末尾阶段？甚至这儿是否有类似于古代打开深渊的理由之一——即"当知识分子进一步撤退到他们自己的世界之中［从柏拉图后期开始］，大众的心灵就日益没有自卫能力……而且没有领导，愈来愈多的人在解脱的叹息中复归到原始的快乐和舒适之中"？
　　到15世纪后期，"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理性主义同大众信仰的回归征兆相匹配"。二者之间的鸿沟扩大到"接近于完全分离的状态"。在一个官吏们没落的时期，群众在精神上失去指导，成为占星术之类广泛传播的捕获物。大部分是由于"政治条件：在罗马征服希腊前的痛苦的半个世纪当中，特别重要的是知道什么将要发生……有一个世纪或者更多，个人曾经面对面地看到他自己的思想自由，现在他从可怕的前景之前惊吓逃跑——占星术的僵硬的定命论比日常责任的可怕负担要好得多"。自由并不导致确定和安全。在这儿，谁会不听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大审判官雷鸣般的声音？
　　只要群众还有自由，科学不会给他们面包。最后，他们把自由放在我们脚下并对我们说："把我们变作奴隶，但要给我们食物……"有三种权利，也只要三种权利，就能够征服并永远俘获这些无能的、为他们的幸福而造反者的良心——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
　　人们可以不理会这些阴暗的想法而指向光明面，尤其是高科技在实用上普遍受欢迎的魅力。尽管美国只有一半的成人人口相信人类是早期物种进化的后裔，尽管有一半美国人在知道正方形一边之长后还难以确定另一边之长，美国公众在民意测验中，比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中（例如法国和日本）的公众，一般表示更相信科学技术的潜力是一种好的（至少在抽象的意义上）力量。从这一事实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宽慰。这种未通报的关于公众兴趣的论断并不因有文件根据的、有关科学家的矛盾感情而有什么麻烦，他们对科学家的感情要消极得多。在今天的美国，或许是宗教而不是科学，才是私人和国家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就像17世纪的清教徒那样——正如托克维尔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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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30年代所看到的样。现在，我们的成年人中有1/3（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福音派新教信徒）说他们是"重生的"信徒；一半以上的人相信通过祷告每天出现奇迹的可能性；60%的成年人说他们相信地狱对于要永远受罪的人是存在的。每年个人捐赠给宗教机构的财政支持现在已超过[注7]50亿美元。但在这儿又是这样，人们很少意识到有什么矛盾，尽管事实上现代的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很大一部分正是从对这样一些矛盾的反应中演化出来的，而且确实仍然因为不能在科学和信仰这两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之间的鸿沟架起桥梁而痛苦。与此相对照，一般美国人的绝大多数，据报道在这些不同的力量之间完全不感到有什么冲突。[注8]　　类似地，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是反科学的思想在美国很流行，但也有重要证据表明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或铁板一块式的态度，而是一种潜在地对立意识的共处。我们将看到，这适合于要求变革的战略。就像地壳中不同构造的板块往往以相反方向运动，有时产生灾难性后果一样，今天组成一般人的精神状态的各种各样的要素并不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正如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审判官知道，自由的以启蒙为基础的观点如果认为它已经胜利，那么它就是欺骗自己。确实，20世纪后期浸染了"亲科学"观点的世界图像是处在颇为脆弱的少数派地位，只要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没有设法创建充分有效的机构或其他思想论坛，以供他们讨论或与别人讨论科学在这些方面的力量和局限性之用，情况就是如此。（在大多数主要大学中的科学－技术－社会研究的令人不安的小小的立足点，正是这种不受重视的一个证据。）
　　作为对立观点的反科学：否定科学合法性的力量内部矛盾的证据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必须把反科学现象放到另一个分析层次上。为了用更令人满意的术语来理解反科学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对我们文化的未来暗示着什么，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认识开始，即没有一文化可以是真正地在反对"科学"活动的意义上反科学的（例如，在《美国英语遗产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Language］中，把科学定义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鉴别、描述、实验研究和理论说明"）。尽管某些科学哲学家将为这样一个定义的某些方面伤脑筋，我却甚至在最狂热的"反－科学家"那里，也未发现他们号召反对这类活动本身。此外，反科学现象也决不仅仅是"正常的"世界观的不完备的、或愚昧的、或受损害的形式（而许多人认为"正常的"世界观标志着历史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相反——且把平庸的、相对无害的、或愚昧的变形放在一边——更有深度的所谓反－科学家所提供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清晰表达的、功能性的和有潜力的对立观点，其中存在着一种对非常不同于常规科学的"科学"的忠诚。那种对立观点的历史功能，不下于在广泛意义上否定（常规）科学的合法性：这种否定扩大到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主张，而首先是它的经典的、固有的扩张主义野心，即要规定人类进步的意义和方向的野心。总之，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是一场古老的、持久的、顽固和难以好转的战斗。许多忙于在他们的实验台上工作的科学家在听到这些话时会感到惊讶。但是，纵观历史，每一个大社会都经受过相竞争的党派在三个标题下的争论：即权力、生产和信仰。科学远非仅仅是实验室墙内愉快的活动，几乎比任何其他活动更深刻地牵连到所有这三个方面。自17世纪以来，科学已日益进攻性地申言在三者的每一方面的优先权，毫不顾及以前占有者的权利。自从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以来，他们分别承诺全能和全知，他们的追随者继续呼喊着这些希望，科学和科学驱动的技术已经艰辛地深入到整个权力、生产和信仰的三位一体之中，并且改变了它。17世纪的科学家要求人们重视他们，主要的根据不是他们能更好地计算行星轨道和炮弹的轨迹，而是他们在取代整个前科学信仰体系方面的作用。自那时以来，三个多世纪中，他们已指出了他们的宏伟纲领，要形成一个奠基于理性科学的不可抗拒的、笼罩一切的世界观。这样一种专横的计划当然引起了西方社会以前的主要文化主宰者的反感，他们一直抗拒要他们靠边站。在19世纪，科学的主张逐渐世俗化了，但在其他方面只是扩大了它的野心。詹姆斯·弗雷泽（《金树枝》［Golden Bough］）的作者）教导说，西方的文明已经成功地通过了从神秘到宗教到科学这几个阶段。当然，他是错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三种制度的沸腾的混合物之中，作为我们文化基础的它们相互之间的挑战和彼此试图否定对方的合法性的尝试仍在继续。因此，19世纪的浪漫派艺术家要用他们所谓的视觉物理学来取代当时的机械论物理学，例如诗人布莱克就认为，牛顿、洛克和培根是"地狱中的三位一体"，他们对人性有撒旦般的影响。与这些信仰相类似，人们在19世纪看到了催眠术、骨相学、桌上招魂术和电创生命形式的盛行。今天，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群体，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反对他们设想的今天科学在我们文化中的霸权。这些群体并不形成协调一致的运动，而且确实彼此都相互不感兴趣；有些人集中注意科学的认识论主张，其他人注意科学通过技术所产生的后果，另一些人则仍然盼望回到现代以前的浪漫主义的科学版本。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一共同点，就是他们每一个以它自己的方式所提倡的全都是科学的终结（如我们所知的）。这就是使这些根本不同类的集合体在操作上形成一个松散的联盟的缘由。这一当代的反对派、这一群反正统者的最突出的部分有四个。从思想上最严肃一端开始，有一类现代哲学家，他们主张科学现在能够要求的地位不过就是一种"社会神话"的地位——这是玛丽·赫西[注9]所用的术语——更不用说科学社会学新的一翼，他们希望，用布鲁诺·拉图尔的话来说，"要废除科学和小说之间的区分"。[注10]第二部分是，有一群与社会脱节的知识分子，人不多但很有影响，其中阿瑟·凯斯特勒是突出的模范。对他们来说，注定无知是最坏的创伤。但是，新知识非凡的增长率和我们作为教育者有污点的记录已经使他们感到无能为力，而且，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体面地承认，他们感受到难以承受的"羞辱"。[注11]这样，强有力的知识分子，在前几个世纪中他们是科学的朋友和最有用的批评家（考虑更周到的文化批评家仍然如此）发现他们已被抛弃了——在恼怒中，他们写下了对科学的攻击，在凯斯特勒的后期著作可以找到这类攻击。第三部分是我称之为酒神们的复活，以及他们对从新时代的思维到渴望的东方神秘主义的类似物的奉献。12有些人的根源来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有些人的根源来自60年代的反文化；但他们全都同意现代思想最坏的罪过之一是，可以客观地得到数据的概念。第四群人也是很不同的，是运动的激进的一翼，由桑德拉·哈丁这些作家为代表，哈丁主张，今天的物理学"甚至是物理学本身的一个可怜的模型"。13对她来说，今天科学的致命缺陷是"男性中心主义"，以及对科学理性进步的信念，它们已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地点，她写道，在这儿"［需要］一场比现代西方文化奠基人能够想像的一场更为激进的思想、道德、社会和政治革命"。14一位和她有类似心态的伙伴甚至走得更远，幻想科学是带有力、能量、动力或冲突这样一些想法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投影。这四类人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相当大的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三个因素已为对现代科学和技术感到沮丧奠定了基础，并且全都朝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两个是国际性的，第三个是美国本地的，而它们全都在那些有意使科学失去合法性的人们的手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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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是，随着科学和工程现在成了现代生活（从生到死）和中心部分，广泛地关心科学驱动的技术的真实的或想像的后果是不足为怪的，而且实际上有些后果还是科学家和工程师首先加以考察并公之于众的。有趣的是，我们现在不太听到有关害怕机器将取代人的劳动的言论了，这种言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曾引起骚动。而今天人们更为关注的观点更加接近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在他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所表达的观点，后来在1937年他给麻省理工学院院长K·T·康普顿的信中再次表达了这种观点，罗斯福在那里写道，工程师的责任应该包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更完美地适应环境"，和设计一种机制"来消除科学的影响引起的震惊"。[注15]今天对工程的质问者往往走得更远得多，害怕技术的装置一旦使用不当能够导致野蛮行为的技术化，或者剥夺这个地球维持生命的能力。通常心怀这类恐惧的小市民不相信绝大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已充分地致力于遏制这些威胁，或者制定政策的高级机构已经认真地考虑了他们的抗议。这就引导我们进入第二个因素，今天国际生态运动是这个因素的一个指标。甚至早在大多数科学家之前，某些批评家已直觉地感到支配地球上各种物种的健康生存的相互联系的脆弱和细嫩，他们的方法和他们的修辞学可能并不是很正确，但他们的动机却是达尔文式的。对生态的系统考虑的需要，既是为了它的仁慈的意义，也是因为明显的威胁，这种思想还是颇为新颖的，到了20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才出现为一种全球思维，而且一定会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关注的事情。当然在这以前已经有很重要的先驱，诸如约翰·米尔和帕特里克·格迪斯，他们以他们的地域性或可地域化的关注使我们有了思想上的准备。雷切尔·卡森甚至只集中注意某些化学物质对生态系统的威胁。我们现在甚至更加珍视这些先驱者，因为他们为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意义作了准备，这种全球意义是从他们提供的信息外推出来的。我们现在知道一种对生态系统的比较局部的伤害，可以并且时常产生远胜过"顺风传播"的效果。人们在这儿想到原子弹试验中危险的放射性散落的发现；印度农民的灾难可追踪溯源到尼泊尔的非森林化；切尔诺贝利灾难对人们和农业的影响；亚马孙雨林的大批毁坏的悲剧；汉福德工程的污染沿着莱因河、洛夫运河和许多其他地方的广泛传播；干旱与洪水与遥远地区不好的土地经营之间的联系；当然还有持续的——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奋起并大声疾呼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臭氧空洞和温室效应。那正在争取一种新的全球管理的道德观的公民们，一再发现他们在学术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只有比较少的明显的和直言不讳的同盟军，而在实业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则更为稀少了。　　最后一个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随着许多科学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上升到突出的地位，在美国的反应中引发了某种事情，这或许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但实际上是基本健康的——这就是，对这种状况的怀疑，就像对任何形式的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权威的怀疑一样。正如机敏的政治科学家唐·K·普赖斯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往往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反应，这植根于我们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哲学。美国从一开始对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权威的最盛行的态度本质上是否定的，而且我们建立政治制度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反对中央集权的主张。在共和国的头一个半世纪中，科学家被看作是体制外的人，甚至是一种反对已建立的权威的力量，是向一切教条挑战的人，也是创建这个国家的反对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继承人。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作为一位化学家、政治作家和神学家都是同样非正统的，当他逃离英国时，暴民们摧毁了他的房子、图书馆和实验室，当他作为一位反对国王和他的教会的不同政见者到达美国时，托马斯·杰斐逊拥抱了他。科学家成为进步信念的继承人。但是，普赖斯说："在过去的一代，对这种传统有一次尖锐的决裂。"16当科学家的人数大大超过过去，而他们的工作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时，他们就不再认同不同政见者，而是认同权威。因此，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仍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科学家——他们慢慢地理解这种反应——已日益成为怀疑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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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图像观念的一个框架

　　这样，否定常规科学及其主张的合法性的力量已从历史新近的各种发展得到了有力的帮助。人们对多方面的反科学现象的下一步考察取决于一组观念和公设的使用，在这里我只能对分析的基础作一略述。下面就是纲要性的介绍。
　　1.虽然个人在实际的相互冲突的社会实在中的行动，不能用简单的术语加以说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科学史和其他领域中的研究却告诉我们，意见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一个一般健全的、地图般的有关个人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运作的基本信念的群集指导的。这是实在的一种表象，在这个实在中，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事件并不仅仅是在那儿发生，而且它们还有意义，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那种意义。"[注17]
　　例如，对美国个人价值一览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个别案例中，人们能够识别一个一般世界图像中一些首要要素的群集，诸如爱国主义＋宗教＋国家安全＋稳定＋"道德"，人们可以用传统主义一词把这些要素作一个总结。
　　2.形成个人精神地图的基本信念群集不一定是内部一致或互不矛盾的。恰恰相反，十分像是有内部矛盾，甚至可以拥有奇特的过量的矛盾，而且往往拒绝否证。这方面的例子有，实行奴隶制而又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在纳粹德国，德国科学家积极参加"纯化"科学的运动，更不用说训练有素的德国医生在参加种族灭绝时却把他们自己看作是社会的"医治者"。
　　3.基本信念的单个集合不一定在时间上是稳定的。可能有显著变化；人们有时能够通过根本不同的信念体系之间的屏障。俄国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年轻时自认为是伏尔泰和他的启蒙观点的忠实"信徒"；后来，她愤怒地把他的半身塑像丢弃到屋顶室中。
　　4.一个人的基本信念的群集，在一个观念化世界中组织起来的信念体系，在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有用的名词世界观或世界图像或Weltbild,但现在多少失去了基础（至少在英语中是如此）。这一概念同罗伯特·K·默顿的重要概念思想感情（sentim ents）或者"一个感情上首尾一贯的思想感情和信念的环节"有相当大的重叠；这些以言词或行为支持并表达它们自己，而行为"又反作用于思想感情，加强、塑造并且有时改变着思想感情，因而整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注18]
　　5.任何两个人的世界图像可以大部分（如果只是暂时地）相容，或者相冲突，或者彼此互不相关。
　　6.一个特定文化中，在任何特定时间，许多部分重叠的个别世界图像的群集是可以识别的（例如，"环境主义者"对"热心开发边疆者"，或者"传统主义者"对"个人主义者"，或者"家庭趋向"对"成就取向"）；但是人们有时或许可以通过回想比在当时更清晰地在这些竞争的群集中认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图像，它可以表示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者至少可以在流行的世界图像中认出占统治地位的成分集合。
　　7.因为在一个大的集合中会出现一些个人的变形，而且每一个世界图像有许多成分，没有单个的变形有资格被认为是"纯粹的"案例。
　　8.各种各样的单个的图像中的每一个，包括它们的科学的核心，是在它自己的术语中内在地起作用的，虽然从不同的世界图像的观点看来，可以认为它是不合适的。因此，一个海员仍可以用地心模型来适当地计算方位。墨西哥的辛涅坎特科·马雅有一个符合要求的地震理论，按照这个理论，立方形的大地的四个角据说是放在四个巨人的肩上，地震则是由于这四个巨人的突然的运动。类似地，未受教育的但一般强烈地"亲科学的"儿童和"科学上无知的"成人的科学观念形成一个复杂的但在功能上是科学蒙昧的状态。[注19]在科学蒙昧状态中，自然界的事实形成一个像是无限的、原子的、无联系的集合；物体如不继续推动就会停止运动；电流过电线就像水流过管子，只是要快得多；空间是个大容器，其中物质在时间的开始就出现了；时间到处是一样的，而且不可改变地按它自己的方式向前进；概率和定标度的概念几乎没有，科学和技术很难区分；因果模式在大多数时候有效，但是深奥不可测和有奇异魔力的事物偶而也进行干扰；科学提供了真理，但是时而以前所知道的每一件事物结果却完全错了，需要进行一场革命来找到真正的真理。如此等等。
　　9.没有世界图像是真正反科学的，只要它总有一个核心成分包含了关于物理和生物宇宙的一个功能性的原始－理论。
　　10.世界图像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它是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并使之起作用。正如埃里克·埃里克森所说："于是，世界观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观念，当它在历史上可行时，就把一群人的意象整合起来。按照我们的公式，它使训练有素的人们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组经过挑选的可证实的事实；它释放一种联合的眼光，以增进历史的实在感；它使一种日益扩大的伙伴关系及其强烈的工作承诺具体化。所有这些倾向似乎确认了某种历史真理，而这在以前只是直觉地领悟的。"这样，埃里克·埃里克森指出，个人"能够夸耀世界的中心之感，但在行动上留有余地"。[注20]正如对科学家或者任何其他群体一样，世界观也把对立的眼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体和共同行动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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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既然按照定义，世界图像是这样一个体系，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作的，它是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它能够（而且时常做到）排除个人的经验的私自的、私人的、想像的部分，　　例如一个人与艺术的相互作用；世界图像的目的首要的是公众的、社会的和认识论的。
　　12.个人的和共同体的世界图像二者，都相对于它们的对手和对立面，定义了它们自己。这一基本事实——不仅在语言的字面上为真（注意词典的原始结构）——对于一些科学史家是熟悉的，他们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科学的世界图像的兴起是以同它们的对立面（通常是它们的先驱）划清界线为条件的（例如，相继的系列是牛顿派的、浪漫派的、机械论的、电磁论的、相对论的、经验论的世界图像）。
　　13.科学的世界图像，不论是否"适当的"或是"现代的"，是个人的一般世界图像中嵌入的部分。
　　14.在一个世界图像的一般成分和科学与技术成分之间通常有某种可信的联系。（这不仅仅是由于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有反对使用汽车、电话和室内抽水马桶的怪癖；它们不适合于他的受传统束缚的精神地图。与此相反，彼得·加利森已经证明，人们能够在一个现代世界图像中找到科学、认识论、建筑和自由政治的连贯性。）[注21]
　　15.可是，并不需要在每一个案例中有这种连贯性。（注意，例如时常遇到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神创说＋高度关注技术的群集这种起初令人惊讶的倾向。但是有政治目的的反科学运动可以在战略上利用科学。）
　　16.对于大部分人口，偏爱占星术、神秘主义、信仰治疗之类是一种世界观的一些仅仅形成表面现象的态度，或者是它的一些副产品。它们受到一个特殊的世界图像中的更基本的信念集的滋养。但这样做是"亲科学的"态度。
　　17.如果一个世界图像不包括标准的西方科学世界图像作为它的成分，那么它大概会被那些其世界图像包括标准科学世界图像的人看作是一种对立的世界图像。
　　18.但是情况是对称的：二者之中的任一个可以当作另一个的对立的世界图景。
　　19.也许使用替代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一词比反科学一词更为适当，但是替代一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这样一些观念同"真实"科学在同一本体论的或实用的层次上。因此，人们宁可用类科学（parascience）一词。
　　20.在任何世界图像的核心处，作为它的具有认识论意义的主要认知结构，有一组基旨概念和预设，这些大部分是无意识地提出的、不可检验的、准公理式的基本信念，被它的信徒发现是起作用的。在科学世界图像特例中，这些基旨假说或基旨命题的例子在不同时候有基于不同基旨的解释方案，或者基于基旨"阶层论"，或者基于对立的反基旨"整体论"；机械论模型或是数学模型；偏爱活力论或是唯物论；进化或是稳定状态或是退行进化。[注22]与此相对照，在一以宗教为基础的世界图像中，按照格哈特和罗素的意见，"关系的基旨"要"显然从……称之为传统教义的：上帝、天恩、原罪开始。用更哲学化的语言来说，例如康德所说的，它们是上帝、自由、不朽；或者用当代的话来说，神圣、世界、人类。这三种表述不同的基旨，是一个代表性的一览表，而不是全面详尽的一览表"。[注23]
　　21.将一个世界图像同它的对立的、替代的世界图像相区分，最基本的东西是，在第二个世界图像中，包含相当数量的反基旨，以替代第一个世界图像中的基旨。
　　22.一个世界图像和它的对立-世界图像可以互不相容，但它们不是在逻辑上不可通约（例如，像卡尔·萨根这样的环境主义者和像爱德华·特勒这样的热爱技术者，一般并不因对他们的概念或目标的相互误解而彼此分开）。
　　23.正如个人的世界观可以随时间而变化一样，一个群体对世界图像中一个特定的基旨集的忠诚也是依赖于时间的；那就是说，一个共同体坚持一个世界图像中某些基旨的强度可以衰减，而另一个共同体中它们的对立面却会增强。这样，一个似乎是"新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图像可以在一定期间占据中心的舞台。（例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接受了伽利略审判中所拒绝的许多要求，包括科学发现的平等地位和权威性。）
　　24.对于一些个人和一个共同体，对于一个世界图像中一个特定的基旨集的忠诚，有时都能够看作是同外部条件（例如政治条件、经济条件）的变化相关联，这些条件检验现有一般世界图像的功能性或向它挑战。（例如，在新世界探险后广泛接受哥白尼学说；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动乱之后科学唯物主义的兴起，和哈普斯堡皇朝崩溃后实证论的兴起；在大萧条时期和越南战争时期反科学运动在美国到达了极盛期；刘易斯·芒福德从早先的技术学者转变为60年代的反科学批评家。）
　　25.此外，在一个既定的世界图像中，对基旨的忠诚的变化可能会揭露或加深原有的内部矛盾或冲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拥护整体论的反科学运动的兴起；1945年公众对核"胜利"和科学的短期的热情和在广岛后时代对这些事件长期的重新评估；在东欧废除国家意识形态之后，潜在的种族、宗教和地区的对抗再度浮现。）
　　26.由外部压力促成并增进对一个世界图像中的内部矛盾后的认识，能够为最有效的教育干预的发生提供机会。（正面的例子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战略。）这样一种干预（而不是简单地试图"纠正愚昧"或"排除错误"）是最有前途的处理机能失调（包括贬低常规科学并否定其合法性等症状）的方法。有一种对科学的态度包含有内在的议事缺陷，甚至不能排除比较简短的干预。公众议事日程基金会1980年开始的一个示范实验提供一个揭示真相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有全美国不同城市参加，每个城市选9-14名代表，6个这样的代表组被召集起来开展广泛的讨论，来决定一些政策或道德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相当大的成分看来需要有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例如，有关老年问题、可裂变物质同位素的分离等日益富有迫切性问题研究所需的智慧）。在晚间的开始，参加的几个组中的每一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可预料到的未经考虑的反应，揭示了通常对科学技术无知的程度，就像在许多民意测验中发现的那样。但在晚间的结尾，在各组被迫在已有的解释材料的帮助下，对有关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进行争论，并且彼此争吵，对同样的问题进行第二次表决。结果是第二次表决（"经过考虑的判断"）的结果同第一次表决完全不同，接近于专业科学家小组关于同一问题独立判断得到的结果。因此，通过某种关照和资料来源，人们可以希望"处理好"有社会和政治维度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即使在一个比较简短的时期之内并且是明显准备不够的小组。[注24]
　　27.一个社会或一个共同体在既定时间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图像是难以理解的，除非人们已经研究了该社会或共同体所谓的特定历史的"特殊论"(the specific his toric"particu larisms")或"例外论"（"exceptionalisms"）。这对美国来说肯定是真的，美国的例外主义更是如此，从殖民时代的开始，已经密切联系到科学思想和其社会组织。美国有一些基本的事实令外国的观察者困惑不解，诸如美国的缔造者渴望有一部反映牛顿的物理学和宇宙论的宪法，以及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类似中央科学部的机构，这些事实大大地影响了科学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注25]
　　类似的例外主义也曾在苏联运作，因为它也（以它自己的方式并得到很不同的结果）在建国之初，把它最初的希望立足于据说是从科学得到教益的基础之上。
　　最后，在一个个人的或共同体的一般世界图像中，科学和政治的成分往往寻求相互适应和相互支持。当这些成分的每一个都很好地建构时，这可以产生更大的一致性；如果这些部分自身每一个都处于混乱之中，那么它的整体也可以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从而导致整个世界观突然发生灾难性转变的潜在可能性。[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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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现代性？一个社会学观点

　　为了帮助我们认真地思考科学和反科学的支持者之间的对抗，我们已概述了一个框架，现在我们要转向寻求对科学无知或对科学抱敌对态度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它们所表达的一般世界图像。这里我们立即遇到一个假说，对科学观点的敌意或不感兴趣主要指的是反对一种世界观，我们可以用现代的一词来表示这种世界观。
　　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的必然等同于更好的——今天有一些很明智的人并不迷恋于现代主义27——也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否认人们将因定义这个麻烦的概念而倒霉，至少在艺术史中在现代和当代之间划界是极困难的。然而，我们至少必须指出，人们可以在哪里以一种操作的方式找到它。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在当今广泛接受的一般世界图像同它的各种各样的反对者之间的竞争中，有一个区域，在那里挑战是强烈的，有一个当代性的移动的界面，在那里有一种潜在的或真实的对抗状态。用一个通常的但不合适的术语，那是在"传统的"和"现代的"之间，以及"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作出区分的舞台。这种有时很令人动感情的遭遇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通过个人的经验都是知道的。今天对于某些较年老的人，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勇敢地拥抱超越当时居统治地位的现代主义的新观点或许可以由他们不顾一切困难支持弗洛伊德、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布莱希特（Brecht）、格罗皮厄斯（Gropius）、乔伊斯（Joyce）……以及从约翰·洛克到伯特兰·罗素的自由的历史理论作为例证。而且他们看到，随着前沿的移动，新一代人现在认为这些东西大多是过时的风化物，已被新的反正统者(拉康［Lacan］?约翰·凯奇［John Cage］?罗伯特·威耳孙［Robert Wilson］?等等)推到一边。
　　真的，现代主义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概念，呈现出一直变化的面貌。用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话来说，现代主义经受了没完没了的试验。当伽利略提出后来成为我们的"现代"科学世界图像的一部分的四个伟大的新奇性——自然界的定量化、自然界的力学化，使直接日常经验的世界同科学的世界保持距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世俗化——时，当时意大利已确立的观点（以耶稣会士科学家的深奥工作为代表）发现它自身同伽利略的新奇性是完全对立的。如果当时有现代这个术语的话，那么耶稣会士也许会称他们自己是现代的，而称伽利略为后现代的。与此相类似，牛顿的世界对于18世纪的普通人来说，就像夸克和10维空间对今天的非科学家一样。很少有人怀疑，每天"现代"人，带着他和她的缺点，慢慢地在西方走向前台。我们最初看到现代人是在，例如，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他在其中细致地尝试现实主义地再现现代人——这部小说在19世纪50年代是太先进了，结果使福楼拜受到控告。福楼拜的现代人——是书中唯一一个在横扫了一切其他人和他们的世界的普遍的大灾难中生存下来的角色——是一个第二流的、偏激的药剂师奥梅斯先生，他向"苏格拉底、富兰克林、伏尔泰的上帝的宗教……和1789年的不朽原则"忏悔。最后，只有他和他的家庭"兴盛而快乐，……只有他们万事顺遂"。他的儿子，名叫拿破仑和富兰克林，"在实验室中帮他的忙……而且能一口气背完毕达哥拉斯表"。他百折不挠地把他对苹果汁的制造和植物上小虫的行为观察寄到科学院去。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祝贺这个新人的高升："他刚刚荣获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不需要进入有关现代主义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的争论的每一个方面。为了适当地规定现代人在我们的历史阶段的精神地图，人们确实必须把几个不同的点连成三角形。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通过寻求从仅有的两个基点出发的视线的相交来得到关于"现代的"一个操作概念，一个基点是社会学，另一个是思想史。我们现在将简要地看一看从每一个基点得到的结果——而且将发现这些结果趋于一致。
　　社会学进路的一个例子是阿列克斯·英克尔斯和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的先驱性工作，该工作是从《变成现代的》（Becoming Modern）一书的开始的。[注28]还有其他的候选人，但是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英克尔斯小组的结果将是一个很好的开端。29通过考察6个"发展中"国家（从智利到以色列和印度）的每一个当中的1000人，研究者们寻求跨国家跨文化的结果，它们将揭示"人类当中不仅是潜在的而且……还是现实的心灵统一体"。因此一个在一种文化中是现代的人在另一种文化中也会被承认是现代的，除了"他的文化在其他方面已经赋予他的独特的态度"（p.118）。
　　在我们的时代，跨文化地定义某个人是现代的已出现四条基本标准：是一个知情的参与活动的公民；有明显的个人有效感（感到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和世界中的事件）；高度独立和自主；对新思想和新经验抱开放的态度（"认知上灵活"），包括对技术创新和对以前神圣的或禁忌的对象的科学探索显示特别的兴趣。某些现代机构（例如工厂）的明显特征需要并加强上述标准的特性，而上述特性也反过来需要并加强现代机构的特征，这些现代机构"需要这样的个人，他们能遵循固定的进度表，遵守抽象的规则，根据客观证据作出判断，并且听从不是由传统或宗教批准而是由技术上胜任而使之合法化的权威，"（p.4）。正如人们会期望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主张工业化和官吏制度化，往往会重组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使之合理化，在这项研究中确认的现代人的个性适合于现代城市为基地的工业秩序的规范，这种工业秩序要求接受的条件，作者把它们规定如下：个人的可流动性；在工作和生活中随时准备适应变化；一种创新的以及功利主义的精神；对人们之间的非人格化、不偏不倚和差距的容忍。这些同部落或旧秩序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特征就是被动性、安于现状、个人服从上级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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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研究中也使用的分析标准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标准，对各种题目掌握的信息量；面向现在或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重视技术技能和教育；对人有可能控制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信念；长期规划；科学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对物理、生物世界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因果规律性的信念。并不奇怪，与我们强调一个世界图像中一般部分和科学部分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一致，我们发现按照上述定义的现代人在下述标题下也显示出特征性的行为和见解：血缘关系和家庭（由于可流动性对大家庭的威胁等等，但是加强了直系亲属之间的联系），女权（包括支持节育），宗教（增进世俗化），政治（渴望参与），和社会分层（社会地位同技能和教育相联系）。　　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到的关于这种"现代人"的跨文化的心理社会肖像画出了一个颇为前后一贯、内部明晰的世界图像，即使它只适用于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此外，由于作者们所给出的一些理由，诸如人们集中于那些国家当时的个别工作，所研究的样品显然只包含男人，作者们明确表达这是值得关心的问题，并且需要在未来作更多工作，他们也指出初步的证据，"对于妇女，最终会出现的样式大致类似于我们在男人的案例中所观察到的样式")（p.311）。我不知道在美国或欧洲的据称是更"现代的"人口中是否做过类似的有关现代性影响程度的经验研究；但是在欧美，无疑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要么甚至不能适当地符合这里所描绘的现代性的范例，要么至少相互抱有自相矛盾的态度。[注30]
　　我们人口中的一部分的最明显的反现代的特征正是，他们在他们的世界图像中支持各种形式的从占星术到"加魅"科学的类科学——支持必然与上述现代性标准（诸如容忍非人格化和重视［常规］科学本身，特别是对物理－生物世界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因果规律性的信念）相矛盾的要素。例如，考察一下容忍非人格化的标准。在现代世界观的科学部分中这是一个必不可少之点。或许科学方法的最基本的方面是，不管一切个人对做这种事的感情和心醉神迷，相对于私人的愿望或个人的差异而言，结果是完全不变的。所以爱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说到他"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尝试……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之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的目标浮现……在我的心目中"。[注31]
　　而马克斯·普朗克，为把量子化引入物理学道歉，说他首要的动机是寻求"绝对"，即寻求这样一种知识，它不仅对所有的人都成立，而且如果有地球外的生命的话，对它们也成立。[注32]容忍非人格化是常规科学的核心；但从类科学的观点看来，这是极其可厌的，因为它赞美的焦点是人，它甚至把"意识"引入原子，并且有其他的准－万物有灵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