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科学，介奏叫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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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译 本 序

　　听到本书的中译本即将在中国出版，感到特别高兴。我有幸在1985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几个大学作了讲演。我走了不少地方，遇到许多学者和学生，通过通信和他们的来访，我同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着联系。由于这些接触，在我看来，在本序中简要地讨论一下下面这个困扰人的问题似乎是有益的，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西方"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又兴起了一种反科学的情绪，主要是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部门的学者当中——而正好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研究却处于它最多产和有利的时期。

     现在有反科学运动存在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它似乎是出乎意料的。正如伟大的思想史家艾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的论文"浪漫主义意志的神化"中所指出："19世纪的先知预言了许多事情……但是迄今为止，据我所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预言过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会被对个人或阶级意志的崇拜所支配，而拒绝理性和秩序，把它们看作是精神的囚笼。"

     其他受尊敬的学者也作出了类似的论断。例如，哲学家苏珊·哈克（Susan Haack）新近说，我们现在进入了"荒谬的时代"。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在《纽约时报》公开地告诫他们说，他们希望达到客观真理是徒劳的，因为在认识论层次上，科学家声称在自然界中找到的规律同支配一种球戏的任意规则没什么差异，与他相仿，一位社会学家把相对主义推向极端，宣称用医学方法来治疗印度的疟疾以取代老的蚊帐是把科学思想阴险地强加于轻信的土著居民。社会学家桑德拉·哈丁新近在对她的许多追随者谈话时宣称，牛顿的《原理》和"强奸手册"是一类货色，在别处她又写道，科学是"用另一种手段的政治"。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记者约翰·霍根，他所受教育主要是文学评论而不是科学，他在他的新近的著作《科学的终结》John Horgan,The End Science,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 Pub.,1996;中译本已由内蒙古远方出版社于1997年10月出版。——中译者注中宣称，从现在起科学家必须满足于仅仅解决一些小的疑难。当然，科学正在到达它的终结这种论点在过去已被宣告过多次——或许最令人难忘的是在1900年前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的进步只能在数据中加几位小数；或者在1918年，当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宣称（如我在本书第五章中所论述的），科学是一种癌症，很快将杀死文明本身；或者，甚至大物理学家P·A·M·狄拉克，他在某个时期曾认为随着量子力学的兴起，大部分物理学和全部化学原则上都得到了说明。霍根的思路的新奇性在于，他主要是自以为是地宣称，科学中一切伟大的思想均已发现，留下来的已不能证明是真是假，因此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Ironic",约翰·霍根的《科学的终结》的中译本中译为"反讽的"。——中译者注。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引用了科学家们与他的谈话中经过挑选的部分，其中许多人被引导到怀旧地回顾他们作出自己贡献的时代来同他们认为前景不太妙的今天作比较。自霍根的书出版以来，自然科学每个领域的新发现实际上都如洪水般地滔滔不绝，当然，这表明我们正处于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之中；我们面对着新的、很基本的科学前沿，不论是有人认为发现了有质量的中微子，或者是星系的加速似乎有一种斥力在起作用，或者是几乎每周都有用遗传学来说明生理和精神病的突破。正如霍根的书的一位评论者说，霍根真正寻求的"答案"是，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明。但这是陈旧的混淆范畴，即把自然的范畴和超自然的范畴相混淆。正如该书的另一位评论者布赖安·海斯（Brian Hayes）在《美国科学家》（American Scientist）中所写，他的结论是：如果说，霍根的书并没有说清楚"科学的终结，它至少预示了［他那种］科学写作的终结"。这些少量的言论给出了关于诋毁科学和理性本身的思潮的一小点迹象和指标，对于这种思潮科学家仍然只是很偶尔地作出回应。这种被动状态可以用更关注从事他们自己的研究来加以说明。但是我相信，面对着这种对科学的认识论和道德权威性的攻击和挑战，这种消极被动性终究是错误的。我的希望是，本书将帮助它的读者理解什么正处于紧要关头。

杰拉耳德·霍耳顿
1998年10月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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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么是科学的标记？什么是隐隐呈现的一切科学活动的适当的最终目的——假如有这样的目的的话？科学家可以要求什么样的合法的权威？对于这些老问题，每一个时代都试图作出它自已的回答，今天又以新的活力争论着。在本书中，我选出了大多是在本世纪出现的回答，首先是来自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言论与行动。正如我以前的著作的读者们所预期的，我的目的不是要抽象地理解这些言论与行动，而是要从特定的历史场合的自然背景中来理解。 　　因此，第一章追溯了19世纪经验论者关于好科学应当是怎么样的观点——主要是恩斯特·马赫的著作所代表的说法——如何影响了（通常以十分间接和变化了的形式）20世纪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诸如雅克·洛布、B·F·斯金纳、菲利普·弗兰克、P·W·布里奇曼、W·V·蒯因及他们的一些同事的思想。与第一章相类似，随后的各章讨论了有关阐明科学的正确使用、科学的目标和合法性的观点的争论和修辞学，这些观点是阿耳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和尼耳斯·玻尔这样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发表的，但也有一些是像约瑟夫·佩佐尔特和沃尔特·考夫曼这样一些较不知名的人所发表的。因为，现在已经清楚，一般可以分别追溯到牛顿和培根的两种从事科学研究的标准模式，它已不再适合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需要了，第四章专门讨论第三种补充的解决方案的兴起，可以论证，这种方案的来源是托马斯·杰斐逊研究科学的进路。

　　本世纪下半叶，从各个方向传来日益强烈的声音，这些言论认为，"好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科学，就他们所知，最终要么是自我毁灭的（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的观点），要么是破坏社会平衡的（例如，引自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著作）。因此最后两章集中在如何理解两种对抗：一种是认为各门科学按它们的本性最终是要衰亡的观点同相反的观点之间的冲突，该相反观点认为各门科学注定要结合为一个理解所有自然现象的首尾一贯的整体；另一种是科学实践者同科学反对者之间的更为大众性的战斗，后者提倡"替代的"科学或者反科学，特别是，提倡这样一种形式的世界观，在该世界观中，反科学是一种有政治野心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贯穿全书，在学术兴趣和大众性激烈争论的过程之间，有明显的交叉；我的希望是推进前一种对抗，而对后者则作某些澄清。

　　我愉快地感谢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对本书的部分研究的支持，并且希望再一次表示我对琼·劳丝（Joan Laws）女士在把思想转变成印刷品所需的所有工作中的极好帮助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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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恩斯特·马赫和实证论的命运（1）

　　1910年到1914年之间，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委员会收到许多科学家的信和呼吁书，提名恩斯特·马赫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候选人。在这些书信中，H·A·洛伦兹赞扬马赫的"美 妙 的工作"，特别是声学和光学方面的工作，确实它们至今仍未失去光辉，他又补充说，"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知道马赫的历史和方法论著作，并且"许多物理学家尊称他为大师，是他们的思想导师"。(几年以后，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在1916年对马赫的悼词中，更为引人注目地说："我甚至相信，那些自命为马赫的反对者的人，几乎不知道他们曾经如同吸他们母亲的奶那样吮吸了多少马赫的思考方式。"

      费迪南德·布朗的提名信指出，既然诺贝奖 很快就要授予新的时空理论，那么它应该首先授予马赫，因为他是这条思想路线上最早的创导者，又是一个大实验物理学家；而且，布朗也坚持认为，马赫通过"他的明晰的、深刻的 物理学历史研究"和哲学澄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注１）众所周知，在这些信送到斯德哥尔摩前不多年，爱因斯坦——他后来在他的《自述 》中承认，马赫的《力学》曾对他有深刻的影响，而马赫的批判论证的范例是他发现相对论 所必需——写了一封信给马赫，自称为"敬仰您的学生"。（注2）

      与此相仿，钻研新量子力学 问题的第二代物理学家(例如，韦纳尔·海森伯和沃尔夫冈·泡利)也发现马赫对他们思想的 指导作用。 　　在科学史上的每一时刻，我们都发现有少数人物，他们被他们的同代人认为，是对有关 科学实践的任务以及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的一些老问题作出新回答的人。从19世纪80年 代到20世纪头20年，马赫就是这样的少数人物之一。至少在科学家中，他被公认为是，向渗透19世纪科学的"绝对"观念(例如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绝对的实体、绝对的活力)作经验论挑战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之一。在哲学家当中，因为马赫有力的坚持经验论的科学观，有人敬佩他，有人则攻击他，或许哲学家莫里茨·石里克在一段简明的讲话中抓住了这种经验论科学观的最本质的要点：

　　马赫是一位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又是一位心理学家，而他的哲学……出自这样一种愿望，即找到一种任何科学研究中他都可以坚持的的一种主要观点，即当他从物理学领域进入生理学和心理学领域时一种不需要改变的观点。他达到这样一种牢固的观点是通过回溯到一切科学研究之前的所与，即感觉世界，而达到的……因为我们对有关所谓外部 世界的一切证据都只能依赖于感觉，所以马赫认为，我们能够且必须把这些感觉和感觉的复 合作为那些证据的唯一内容，因此就不需要额外假设在感觉后面隐藏有一个未知的实在。这样，就可以排除物自体的存在，把这看作是一个未经辩护和不必要的假设。一个物体，一个物理客体，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比较牢固的样式的感觉的复合，也就是颜色、声音、热、压力等等这些感觉的复合。尽管马赫一再否认他提出了一种系统的哲学，他还是抓住每个机会确保他的影响会远远地扩展到物理学之外，正如他希望它会扩展到他的祖国的边界之外一样。而且，确实结果是，他的学说使它们自身——更通常地是通过马赫精神而不是通过直接传授生硬的实证论陈述——被许多欧洲人和美洲人所采纳或所适应，这些人通过广泛的智力活动追求现代化，他们被不能压服的少数人的观点所感染，公然拒绝形而上学的和僧侣统治集团的体系，提倡统一的、以经验为基础的世界观。在马赫1867年担任布拉格大学实验物理教授职务以后，那里形成了他的思想的拥护者和批评者的一个大网络，在几十年内，使他成为建立现代世界观的核心人物之一。（注4）

     他们的著作不仅被物理学家所阅读，所争论，所使用，而且也被数学、逻辑、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 、建筑学和教育学中的大思想家所阅读，所争论，所使用。（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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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的学说，时常是以大大修正了的形式，首先是缓慢地，后来越来越快地被纳入欧洲学者的思想之中，而且我们看到，特别是被纳入这个他遗憾地从未能去访问的美利坚合众国 的学者的思想之中，他曾称美利坚合众国为"我最深切地希望去的大陆"。（注6）

      确实，可以作出如下的论证并且在这里将得到一些范例的支持，这就是，归根到底，对于马赫思想的发展和转化，没有比美国这个传统上对经验论和实用主义开放的国家更为肥沃的土壤了。例如，联系到J·B·斯塔洛和C·S·皮尔斯，人们讨论过19世纪美国学者就准备热情接受欧洲的实 证论或经验论。他们并不缺乏独立的思想，他们也时常坦率表达不同意见，在这方面，人们只需要追踪一下斯塔洛的《现代物理学中的概念和理论》一书中的创造性思想，或者读一读皮尔斯关于马赫的《力学》的评论中严厉批评的段落就行了。但是，美洲准备接受马赫。在这方面有某种劝善惩恶的道理。我们从马赫的各种自传中知道，他在大学预科时，本笃会(Benei ctine)的神父认为他没有天分，孺子不可教，因此，这个年轻人在奥匈帝国中感到如此受压抑，以至于准备移居美国。（注7）

      确实，马赫很难适合奥匈帝国的主流，他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家(这一事实后来阻止他在维也纳被聘为教授)；在政治上更接近于奥地利式的社会主义；一个反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积极战士(后一点甚至为布拉格警察局报告所证实)；并且是下述观点的不知疲 倦的宣传者，这个观点就是"一种作为一般文化进化结果的摆脱形而上学的观点。"（注8）

      在科学方法论方面，马赫在起初也是一个局外人。但他的早期论文之一，即1866年写的一篇有关质量定义的一种新的工具论根据的论文，已经显示出他的强有力的方法论观点， 但却为J·C·波根多尔夫的《物理学杂志》(Annalen der Physik) 认为是不能发表而 退稿。今天很难以理解，在马赫参加的19世纪后30年的澄清概念的工作以前，物理科学基础是多么浅薄和独断，当时某些德语物理学教科书仍然有这样的意思，即概念的意义是在更高的 形而上学层次上探索的。最终的结果是，在物理学中，其他领域也一样，在许多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有哲学头脑的青年科学家，在他们的学生时代或者在此后不久，时常在他们发起的读 书俱乐部中，遇到马赫的以及有关的著作，并对这些著作着了迷。在这些著作中，有亨利· 彭加勒的，他比马赫年轻16岁，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受益于马赫；也有皮埃尔·迪昂的著作，他在1909年8月10日写信给马赫说："允许我自称为您的门生。"（注9）

      除了这两个人，还有赫尔曼·亥姆霍兹，古斯塔夫·Ｒ·基尔霍夫，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理查德·阿芬那留斯 ，恩斯特·海克尔，J·B·斯塔洛，卡尔·毕尔生以及其他类似人物，他们都是这些青年科学家热切阅读的著作的作者，这些书引导读者的思想进入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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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卡勒斯(1852-1919)

　　不仅科学家和学者，还有形形色色兴趣广泛的普通人也被马赫的思想所吸引。在把马赫的著作引进美洲的早期阶段，关键性的但未被充分认识的中介人是保罗·卡勒斯，他是《 开放法庭》(Open Court)和《一元论者》(Monist)这两个期刊的编辑，也是出版上 述两刊 的开放法庭出版公司的编辑。卡勒斯生于德国，在蒂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个业余哲 学家，一个不知疲倦的作者，他企图建立一种不可知论、一元论的和进化论的世界观。在差不多30年间，他同恩斯特·马赫进行了大量的、大多数是未发表的通信——是同马赫通信最多的人之一——其中许多信件留存下来了。通过他们的信件，人们可以看到马赫与那些对他的思想感兴趣的同时代人的相互影响。

（注10）多年来，卡勒斯的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拉萨尔镇的出版公司，致力于尽可能多地用英文出 版马赫的著作；这包括大量论文和15本书（包括首次出版的和重印的等等)。马赫的《通俗科学讲演》(Popular Scientific Lectures) 英文版(1895)甚至出在德文版之前，《 认识论与谬误》(Erkenntnis und Irrtum)一书中的三章也是如此，后来卡勒斯把它们收录在一本小书《空间和几何》（Space and Geometry)之中。马赫对于经常出版他的 书的美国出版商，是一个热情的合作者，在1890年8月26日他给卡勒斯的一封信中说："对 我来说《感觉的分析》(Analysis of Sensations)在美洲出版是特别重要的"，1894年 3月20日他又写道："我觉得为美国的读者写书是有特殊的价值。"与此相仿，1889年8月1 1日，他接受卡勒斯的倡议，在《一元论》的创刊号(1890)上发表他的论文(又按照卡勒斯的提议题为"感觉的分析——反形而上学"）并加上一段引言："推翻一切形而上学哲学的时 机似已成熟。我把本文献给贵刊，相信美国将是新观点最为发展的地方。E·马赫。"人们曾经共同希望，这些出版物将吸引日益扩大的美国读者队伍关注马赫的思想，这个希望很快开始实现；甚至他们之中那些能够阅读马赫著作德文原版的最杰出的学者，也往往引用这些英译本。正如马赫满意地指出的那样，由卡勒斯出版的他的《力学》的英文版的发 行量比德文原版的大得多。（注11）

　　人们知道有关马赫和卡勒斯关系的许多事实，已有一段时候了。（注12）所欠缺的但又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个不像处于 前哨地位的卡勒斯会成为马赫在美国的第一个宣传者；还需要更详细和同情地理解，这两个人彼此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一对奇特的人的合作像是一种感悟共生的行为。这样一种探讨必须在别处给出；在这里只需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就是当马赫的《力学》在1883年出版时，卡勒斯曾以极大的兴趣读过这本书，后来他写道："我立刻认识到他身上和我有一种同源的精神。"确实,《力学》的英文版是这个羽毛未丰的出版公司 首批计划之一，对此，马赫曾向卡勒斯保证，"我很高兴仔细审阅英文版。"（注13）尤其是， 在马赫在世时，除了两篇发表在《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伦敦,1865,1866)上的文章，马赫所有用英文发表的20篇论文，不管是从已出版的著作还是从手稿翻译的都 发表在《开放法庭》和《一元论 者》杂志上。出版公司也负责出版他所有的书的英译本。

卡勒斯明显地尊敬马赫，他只是偶尔在信中，在编者按中，或者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某些 论点的保留。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与马赫同类的知识分子，他"对马赫教授的敬仰不比他最热诚的门徒和追随者差"。而马赫在回信中也表示了他的愉快和敬意。例如，在1890年1月2 6日他写信给卡勒斯，说，他很喜欢卡勒斯的新书《基本问题》(Fundamental Problems )，并补充说，"您的座右铭……'实证科学'我是完全同意的。一般讲，对您的一元论的观点，我很有同感，我发现与我本人的考虑有许多共同点"。（注14）

人们可以期望马赫以这种方式接近卡勒斯。他不是那种抓住任何机会来扩大他的影响的人。但对于马赫在已发表的信件中和私下表达的对卡勒斯感激之情是真诚的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当然，他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有这种感受。卡勒斯在出版公司的工作使他与"美国公众"相接触，使他的著作"成为国际性的"。（注15）卡勒斯至少参拜过马赫两次(189 3,19 07)，并且计划至少再访问一次(1913)。马赫可能也是在他持久的同情美国的背景下，了解在拉萨尔的运作。像许多欧洲人一样，在这方面他可能也有某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在卡勒斯不时送给他的有关美洲的书中，有一些有关美洲印第安人的书，马赫通过人类学的研究，对此也感兴趣。此后，新世界仍然吸引着马赫的家庭。在不同的时刻，他的儿子路德维希都曾 计划移居美国；马赫自己也一直希望至少能访问美国一次，但始终没有实现。而且，在美国，马赫不仅有敬佩他的人，并至少还有一个家庭成员在芝加哥，那就是他的表兄弟威廉·兰 。（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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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马赫和卡勒斯之间的多重联系，马赫在美国场景的出现是大量的，并且大部分是成功的。除了他们个人的友谊，确实他们彼此认为他们具有同源的精神，都是为现代科学世界观奋斗而受围攻的体制外人，而包围他们的一切，正如马赫所说"这是反现代主义的 时代"。（注17）

威廉·詹姆斯(1842-1920)直接受过马赫著作的影响(有文献证明这种影响)的第一个大科学家是威廉·詹姆斯, 他能阅读德文原著，不用等英译本的出版。詹姆斯只比马赫小几岁,在教育和兴趣方面都与 马赫相仿；他原来学物理科学和医学，曾在欧洲作广泛的旅行，包括在柏林、海德堡和德累斯顿作学生时的简短和重要的时期；他曾任哈佛大学的哲学和心理学教授。他的深刻和有影响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1907)使他在美洲建立了声誉，并被认为是当时的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是少数其著 作在欧洲也被广泛阅读的美国科学家之一。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最初是作为个人斗争的出路而提出来的，这场斗争曾被称为詹姆斯的"康德危机"。实用主义哲学同马赫的观点有许多方面相一致，例如在寻求思想在感觉中 的意义时，可以从思想的实现来预期。早在1875年，他就在反对称之为"想升天的泰坦"的德国的上一代人，他提名的反对者有古斯塔夫·特奥多·费希纳，亥姆霍兹和马赫，他们是 新一代人的模范，他们的"精神很健康地摆脱了""神学和反神学的偏见"。詹姆斯也对马赫的实验结果有很深的印象，他在他的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引用了这些结果。此外，正如拉尔夫·B·佩里所指出："从马赫那里，詹姆斯学到了有关科学史的知识，他容易地接受了科 学概念的生物学的(进化的)和经济的功能。"（注18）

当詹姆斯在1902年6月27日答复马赫要求他接受《通俗科学讲演》(Populrwissen schaftliche Vorlesungen)的献词时，他对他同马赫的关系作了最有理解力的叙述：我想同情通常是相互的，正如我十分喜欢您的思想的整个格调和气质，您也在我的著作格调 中发现了某种东西，虽然它们并不完美，但仍使您高兴……我确信……您我彼此今后还会读到 对方更多的作品，并且共同对确立真正哲学的思考方式作贡献——我相信，从整体来说，这种真正哲学的思考方式，正是我的方式。（注19）

几个月以后，在收到马赫的附有献词"同情和深深的敬意"(Sympathie und Hochach tung)的新书以后，詹姆斯在1902年11月19日写道，他试图教给他哈佛的学生"一种关于 世界建构的描述，即世界是由'纯粹经验'建成的，这些经验以各种方式与人们彼此有关，但它们本身又是确定的经验"。在使用同情(symp athy)一词时，他们两位指的是"影响"这个困难的概念的核心。限于篇幅，不能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回应都作介绍了。像马赫和詹姆斯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一种随意选择的——但又是挑选的——亲和性状态的发展。（注20）

心理学是第一个感觉到马赫影响的科学领域，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他自己对实验生物学和心理物理学的研究，引起了美国心理学家的注意，他们认真地阅 读了他这部分工作的著作。（注21）由于美国在心理学和哲学(当时这两个领域还没有明确 划分 )中的本国的经验论传统，他们对马赫心理学之内和之外的思想，都抱接受的心态。如果预观一下随后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1930年，当莫里茨·石里克在布道式地访问美国之后回到维也纳，在新建立的恩斯特·马赫协会作了一个题为"美国的科学世界观"的报告 。他从许多科学领域中独独选出一个，说，在那里，对经验心理学特别重视，为科学世界观 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基础。而赫伯特·费格尔，石里克宠爱的学生之一，于1930年来到美国，成为"我们的观点的第一个'宣传者'"，他回到维也纳时带去一个消息，这就是他认为美 国的行为心理学家是"我们的运动在美国得到的最亲密战友"。（注22）在30年代的这种联盟有一部分是由詹姆斯同马赫之间的接触所促成,他们的接触始于19世纪70年代。（注23）

在1882年，当詹姆斯和马赫二人都还刚刚开始变得知名的时候，詹姆斯在对欧洲一次学术访问中来到布拉格，并写信给马赫请求会面，并指出，他，詹姆斯"很熟悉"他的著作。马赫(他的英文很好)也读过詹姆斯的一些研究成果，他们二人于1882年11月 2日在布拉格有一次极好的会见，在会见中詹姆斯被马赫的精神力量所制服。（注24）此后 是二人相互影响的年代,他们彼此引用对方的著作，保持着通信联系。（注25）马赫给詹姆斯的6封信的原件还保存在哈佛的霍顿图书馆中。1884年1月29日，马赫通知詹姆斯，詹姆斯的"schoenen Versuche"("美丽的实验")将在他的新书中加以讨论；1890年10月17日，他称刚收到的一本《心理学原理》"非常美妙和有趣"。1902年6月10日他感谢詹姆斯给予他"这么多充满教益和愉快的时光"。在他著名的1907年6月28日的一封信中,马赫确认,在他的思考方式中, 他接近于实用主义，尽管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术语。1909年5月6日，他为詹姆斯的赠书而致谢，当时他已有了相当数量的赠书，"我要感谢其中大量的新观点"。（注26）

除了他们出版物中的引文和语录，以及通信中的表示，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第三个基本上是工具论的证据存在于已出版著作的注释的形式中。威廉·詹姆斯的大量的藏书在他死后，有部分散失了，有一大部分保存在哈佛的霍顿图书馆。这些书中，有许多他加了页边注、字下线、摘要等等。这些书的作者从笛卡尔到斯塔洛和伯纳德·布伦坦诺（Bernard Brenta no）。（注27）

从詹姆斯的出版物中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他有比现存图书更早的版本；从詹姆斯在 他保存的《认识与谬误》和《感觉的分析》版本上的注释可以看出，他很仔细地阅读了马赫的著作。很快地浏览一下第一本书，可以看到32条字下线(包括某些句子和若干段落的某些部分)和13条页边评注(有些写有"W.T."(威·詹)表示同他自己的观点相似，有大量的批注表示了同意和不同意)。（注28）类似地,在詹姆斯保存的《感觉的分析》一书中，在头38页中有13条字下线和其他标志，还有20多条注。此外在两书中，詹姆斯在封里做了他自己的索引，特别标明那些段落和他的观点一致，或者是他当前感兴趣的。读了这些标志、注释和索引，就可以理解詹姆斯在 他收到《认识与谬误》一书后写信向马赫致谢时所说的他将"贪婪地吞读它"这句话了。

正如朱迪思·瑞安所指出，在谈马赫的《感觉与分析》的场合，"詹姆斯显然查遍［这本书］，寻求实用主义的根据，以确认他自己对日常理性价值的信念"。考察一下詹姆斯的这本马赫的著作，也支持他的如下论点，即马赫的著作的1886年版，"同詹姆斯的1884年的论文和他1890年的《心理学原理》的一章有隐秘的联系"。就詹姆斯的早期思想的形成来说，他在马赫的《力学》1883年原版中的注释(也保存在霍顿图书馆)甚至更为重要，对于这本书，詹姆斯对重要的思想也作了他自己的补充索引。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出了著名的挑战："这部著作不是一本讲授力学的教科书。它的意图是作一种启蒙，或者，更明白地说，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和启蒙。"因此，它决不是易于掌握的，而且它同时还是科学史研究，是对力学中论题的详尽分析，是关于使人们的思想明晰的议论，是18世纪的某些启蒙的论著的继续。从詹姆斯的那本马赫著作来看，证明他精通该书；就他的注释来判断，他对马赫关于牛顿的时空观和因果性观点的讨论最感兴趣，他的索引称这些为概念的"经验性"，例如平衡的经验性，关于这些，詹姆斯仔细地查阅了全书，列出的条目达12页之多。其他的作者也讨论过马赫同詹姆斯之间的通信的某些方面，讨论过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和偶尔的不一致。（注30）但是詹姆斯的马赫著作的版本证明了，这些著作在他准备写他自己 的巨著时给予他的强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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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洛布(1859-1924)

　　在威廉·詹姆斯于1910年逝世以后，对美国心理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大概要数约翰·B ·沃森了。可以认为，沃森以他的论文"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1913)开创了行为 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很快出现了三个行为心理学家(或者，更恰当地说神经行为心理学家) ，他们在各自的工作时期，可以说是美国最居主导地位的心理学家，他们是：爱德华·C· 托耳曼，克拉克·L·赫尔和B·F·斯金纳。（注31）就像沃森本人一样，他们每一个人都 承认受益于马赫的科学哲学。但是从恩斯特·马赫到这些人的师承线索是如此变化多端，而且当我们进入更晚近的时期，思想联系、相互对立和个人关系的日益增长的网络中的股线是如此急剧地倍增，以致于人们必须先回头谈一谈沃森在美国的重要老师，几乎是最狂热的动物行为的物理主义诠释者雅克·洛布。
　　建立实证哲学学会呼吁书(蒙柏林德意志科学院威廉·奥斯特瓦尔德档案馆特许）洛布于1859年生于莱因兰,在斯特拉斯堡和其他地方受到当时德国的生理学主要传统之一的教育,1891年来到美国，在许多个大学教过书，最后于1910年到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从1890年到1910年，他的最著名的研究工作是有关单性生殖的向性的工作；他的最有影响力的书是《机械论的生命观》(The Mechanistic Conception ofLife),它的书名已明确说出了它的要旨。这本书是他在1906年应邀在国际一元论者联盟第一次大会上所作的演讲的扩展。（注32）
　　在1887年洛布为生物学基础问题以及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责任这个基本问题而苦恼。为了澄清他的思想，他主动给在布拉格的恩斯特·马赫写了一封信。他写信给马赫说："您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史》是我获得工作灵感和力量的源泉"，而且他特别提到前书的第 一章，它的标题就是"反形而上学"。为了表达他的思想，洛布承认，"这是我在科学上和伦理学上立足的基础，而且，在我看来，科学家必须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注33）马赫像他的习惯做法那样，慷慨地回了信，并且和这个新门徒培育了一种有良好前景的联系。通信持续了十多年，洛布一直称马赫是"导师"和"老师"。洛布的最初科学纲领基本上来自马赫(一部分来自马赫最亲密的朋友、工程师和社会改革家约瑟夫·波珀－林 科伊斯)。这包括"马赫对科学中'形而上学'倾向的攻击，他对科学研究中固有的伦理价值的信仰，以及他对科学和技术的基本统一性的信念"。（注34）洛布坚持这些理想的又一证据是，他是一个奇特和启示性文件的33个签名者之一。这是一份公开的宣言，发表于1911年末和1912年夏天之间的某时间，代表着新出现的实证哲学学会 ，用大号黑体字印出的标题是"呼吁书"("Aufruf")。（注35）这个文件应当受到更大的重视，因为它在某个方面是另一个著名的文件核心信条的惊人的预示。那个文件就是1929年发表的维也纳学派的基本宣言。
　　呼吁书的文本，像是呼吁给予支持，又像"号召武装起来"，今译载如下：根据各门科学积累起来的事实材料，建立一个全面的世界观是迄今为止最为迫切的需要；首先对于科学［Wissenschaft］本身是如此，但对我们的时代也是这样，因此，它只 是获得我们现在已拥有的东西。 但是这个要求只有通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对哲学感兴 趣的研究者——不管他们在哪一个科学领域从事研究——和所有在狭窄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深入研究经验事实，他们才能得到正确的知识)，来参加实证哲学学会。学会的宗旨是在所有各门科学之间建立活生生的联系,在所有地方建立统一的思想［Vereinheitlichende Begriffe］，从而推向一个没有矛盾的统一的总观点［Gesamtauffassung］。发表这个呼吁书的任务交到两个人的手中。一个是马赫最宠爱的助手，斯潘道（Spanda u）学校的教师约瑟夫·佩佐尔特，他很快又出面担任新创办的《实证哲学期刊》(Zeitsc hrift für positivitische Philosophie)(作为实证哲学学会的机关 刊物)的编者，和该刊的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在"实证哲学"旗号下武装起来的号召，并指出马赫和基尔霍夫是这种理想的化身。另一个人是M·H·贝格，柏林的讲师，很快成为期刊的出版者。（注36）呼吁书签名者的一个长名单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们是广泛分散于各方面的人群，尽管意见各异，但他们都同意这些主要的信念。除了马赫本人外，他们包括像阿耳伯特·爱因 斯坦(布拉格)、奥古斯特·弗普尔(慕尼黑）、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维也纳）、乔治·赫 尔姆(德累斯顿）、戴维·希耳伯特(格丁根）、威廉·耶路撒冷(维也纳)、费利克斯·克莱因(格丁顿)、约瑟夫·波珀［-林科伊斯］(维也纳)，F·C·S·希勒(牛津）和费迪南德 ·特尼斯(基尔)。纽约的教授洛布博士参加签名的正是这样一个刚刚出现的"思想集体"。 （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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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斯金纳(1904-1990) 马赫和洛布之间的联系情况，他们同后来美国的行为主义者联系的详细情况都是吸引人的研究课题。但是我们只能集中介绍在当代一位大心理学家伯赫斯·F·斯金纳成长过程 中马赫的影响是怎样传播的。他生于1904年，到1990年逝世，他无疑是本世纪在美国出生的科学家中 恩斯特·马赫的最正统的学生，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斯金纳的自传《一个行为主义者的成长》(The Shapingofa Behaviorist)中，他回忆，在他是大学生时，他读过的科学 著作 中，只有两本书，即洛布的《脑的比较生理学和比较心理学》(Comparative Physiology of the Brain and ComparativePsychology)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机体》(The Org anism as a Whole),主要是以实证论方法来研究动物行为的。当斯金纳于1928年到哈佛大 学做研究生时，他的论文导师是生理学家W·J·克罗泽，斯金纳在他的实验室呆了五年。雅克·洛布曾经是克罗泽的老师，这可能不是偶然的。确实，"斯金纳在哈佛所碰到的正是洛布的这种超级实 证论式生物学"。但在斯金纳选择他的研究课题或在克罗济的实验室工作之前，还在哈佛读他的预备课程时，他选了乔治·萨顿(他自认为是一个迪昂式的实证论者)和生理学家劳伦斯·J·亨德森的一门科学史课，这给予他在同一方向上另一个推动力。 在这个课程中，斯金纳被指定去读马赫的《力学》。这对他有经久的影响。在1988年6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斯金纳明确地对我说："通过乔治·萨顿的课程，我完全被马赫影响了 ，我很快买了马赫的书《力学》和《认识与谬误》。我的博士论文发表时（注39）题为'行为描述中的反射概念'。"在那次谈话中，他高兴地补充说，在克罗泽的实验室中，有一个研究生叫 格雷戈里·平卡斯，他是实验生物学家，一直在研究避孕药(所谓生育控制药)。斯金纳说，因此在克罗泽的指导下，"平卡斯在研究生物学方面的控制，而我在研究行为的控制"。在阅读马赫的著作时，斯金纳特别受马赫如下的思想影响，即科学概念附有它们早期版本的蒙 昧主义痕迹；而当今的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正如马赫所说，是从"形而上学的蒙昧"的控制 中解放出来。在写他的博士论文时，年轻的斯金纳找到了应用马赫的观点来澄清完整生命机体的" 反射"这类概念的一种途径，他认为"反射"概念在心理学中就像质量在物理学中那样基本 。斯金纳回忆说，他是"严格遵循马赫的路线，在其中，行为被分析为一种对象，它本身是 环境变量的函数，而不要参照心灵或神经系统"。这正是"雅克·洛布曾经 采取的路线 "。（注40）在这种激进的经验论方式中，对于斯金纳来说，行为的研究简化为从观察一只失去食物的老鼠脚的运动规则，那只脚在一个标准尺寸的实验箱中踹着一个小的杠杆。说明被简化为描述，因果性被简化为函数概念，而主要目标是把观测到的事件关联起来。斯金纳的博士论文仍保存在哈佛档案馆中(在某些细节上不同于后来发表的那些部分) 。在文中，斯金纳明确地列举了他在思想上受益于哪些人，开始他写道："读者会看到恩斯 特·马赫首次表述的有关科学概念的批判方法"；然后他要人们只注意五本书：马赫的《力 学》和《感觉的分析》，亨利·彭加勒的两本书和珀西·P·布里奇曼新出版的《现代物理学的逻辑》(1927)。斯金纳的博士论文是他专业生涯的开始，这种生涯没有偏离地沿着同一方 向持续了50多年；当他首次接触洛布和马赫的书以后，他一生的指针就被固定下来了。（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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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弗兰克（1884-1966)

　　斯金纳或许是最后一个自称是"严格"遵循"马赫路线"的科学家，是最后一个可以设 想自己是直接品饮了［马赫的］纯粹源泉的人。在詹姆斯孤独地旅行到欧洲去会见马赫约50 年之后，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到当时美国学者生存的精神环境中去时，我们看到日渐多样化的 思想受益的来源，看到有类似想法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互动的多重性。为了用具体实例来表明 马赫对美国的思想家的长期的、各种变异了的影响，我们将简要地集中关注一位当代学者W ·V·蒯因，他通常被称为美国的哲学院长(他碰巧也是30年代时斯金纳在哈佛的同学)。但是，为了理解他早期发展的舞台，我们必须首先考察本世纪头几十年，中欧所存在的某些专业的和个人的关系。
　　在这个网络的中心，我们找到了一位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的菲利普·弗兰克，这个人在所受教育、想像力和人品方面，似乎是被命运挑选出来要在马赫思想的更广泛的传播、重新表述和变形上起一种关键作用。他1884年生于维也纳，上大学时是路德维希·玻耳兹曼最后一个学生，他以后认识马赫，关系密切，是后来成为维也纳学派的那个团体的发起人之一，也是20世纪科学经验论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12年，他受聘到布拉格的一所大学，作为爱因斯坦的继任者。而布拉格是马赫曾经活动28年的地方，他在那里留下了一批忠诚的敬慕者。弗兰克按照马赫的精神，在布拉格执教了27年；写了几部以同情的态度说明马赫的工作及其影 响的书；始终是维也纳学派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是该学派的几次国际会议的组织者，还是不知疲倦的作者、编者和学院政治家；而最后，在30年代，随着欧洲知识分子的离散而来到 美国，在这里他以维也纳学派的观点，以各种表现形式领导了该学派的后继者运动，包括担任科学统一学会的主席。关于他作为物理学家的地位，我们有爱因斯坦的证词，爱因斯坦是 如此高度评价弗兰克，以致当他1912年离开布拉格大学时，没有推荐别的继任者。（注42）关于弗兰克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工作，人们正确地评价说："在作为问题的选择和在接受和拒绝假 说时"，它"把科学的简略的逻辑分析同清楚地承认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对 科学的理论概括的风格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恩斯特·马赫的工作的真正继续"。（注43）关于维也纳学派，关于它初期受益于马赫的情况，关于该学派运动以后的各种各样的趋势和发展阶段，人们已经写了很多了。后来又有迹象表明，新一代学者对它的兴趣也有很大的增长。至少，这里需要对它的渊源和命运作个总结，特别要注意菲利普·弗兰克的作用，他是介于马赫和比他更年轻的当代人之间，介于马赫的认识论和他的后继者的认识论之间，介于欧洲人和对此感兴趣的美国人之间的中介性人物。
　　 1907年，弗兰克当时还是维也纳的一个无公薪教师，就开始定期在每个星期四晚上在一家老的维也纳咖啡馆中同一小群人聚会；其中有若干学生，以及汉斯·哈恩(后来是维也纳 大学的数学教授)和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奥托·纽拉特(后来是维也纳市社会科学成人教育的组织者)。其他人，例如科学家理查德·冯·米塞斯也时而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关于当前的哲学和科学问题，特别是有关理性和经验的关系问题的长期非正式讨论类似于20世纪初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学习小组中那些讨论。按照弗兰克的说法，这些晚间聚会的目的是" 要在哲学和科学之间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友好关系"，而又要避免"传统哲学的歧义性和模糊性"。44 这一群人集中注意的首批书藉之一是艾贝尔·雷伊的《当代物理学家心目中的物理理论 》(La théorie de la physique chez les physiciens contemporains)(1907)，这 本书结合对威廉·兰金、马赫、奥斯特瓦尔德和彭加勒的广泛评论，宣告了当代物理学的危机，这是因为19世纪居于中心地位的机械论观点失败了。按照雷伊的观点，对于科学而言，现在已经没有本体论的基础了——现在所有的仅仅是一些经验处方的汇集。结果是对科学本身 信仰的基础被削弱了。弗兰克回忆说，许多读者认为有必要"回到中世纪的有机世界观"以及它的宗教含义。对于弗兰克和他的朋友来说，这种前景是不能容忍的。"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我们的心转向25年前我们本地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马赫提出的解决办法，即不是用机械论观点或有机论观点来作出说明，而只是对现象作描述性的说明。这样马赫拯救了科学的世界图像，而没有随着机械论图像一起下台。"（注45）这个小组，和其他小组一样，对于马赫的观点，也有他们自己的批评意见。随着科学的 进展，马赫没有充分估计到逻辑和数学的作用，也低估了原子假说的成效，这些已变得很明 显了(在第二章将作进一步讨论)。因此，这个小组决定在马赫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并在 必要时予以改造，使这些思想和现代情况相适合，也和彭加勒和迪昂这类相关作者的著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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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组充分一致同意的是马赫发起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但他们感到这不仅需要更好的逻辑，而且也需要"更密切地联系社会与文化生活"。（注46）他们把马赫的作用同18世纪启蒙 人物的作用相类比，并谈到阅读马赫的著作是一种"清醒的陶醉"——这个时常用来描述 伏尔泰的短语。另一方面，当他们以马赫的经验论作为出发点时，这个小组整个说来对马赫深入研究科学史这一点却没有多大兴趣，虽然，如卡尔纳普后来所说那样，弗兰克曾经是而且仍然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外。（注47）或许这个讨论小组的第一个成果是弗兰克在舞台上的公开演出，这就是他1907年论因果律和经验("Kaualgesetz und Erfahrung")的论文(后来他把此文扩展成为广泛流传的书 《因果律和它的极限》［Das Kausalgestez und seine Grenzen］)。这本书显然是在 马赫和 彭加勒的影响下写成的，他们两人同意书中的许多论点。它很快招引了来自两个十分不同的方面的评论：一方面是V·I·列宁，他猛烈地攻击它，另一方面是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他后来成为弗兰克的终生好友。（注48）精确地知道马赫什么时候认识弗兰克是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之间的接触——这"有助于 确定弗兰克终生忠于马赫的科学哲学中的绝大部分"——开始建立了一种关系，这对于此后60年马赫思想在欧洲和美国的传播有极大的重要性。（注49）这个例子又一次证明——正如詹姆斯、洛布、爱因斯坦和许多其他人一样——马赫的思想和人格对于成长中的青年科学家的魅力。 已经知道的马赫和弗兰克之间最早的私人交往是在1910年，这是由于马赫愈来愈没有耐心来理解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关于相对论的工作。有人推荐说弗兰克是一位［相对论方面的 ］专家。他访问了马赫并答应了他的要求，写一篇有关新理论的介绍性文章。这些细节对于第二章中说明马赫改变对爱因斯坦物理学的态度有某种重要性。而我们今天最感兴趣的却是，这一首次会面确定了马赫和弗兰克二人结合的方向。我们将证明，弗兰克这个人在改革和移植马赫的学说方面将起多么大的作用。（注50）　　马赫的种子的收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随着中欧一些新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至少在年轻一代中，普遍渴望把他们的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阶段，马赫的思想继续对维也纳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甚至在莫里茨·石里克周围形成维也纳学派之前就是如此。（注51）
　　石里克在1922年到维也纳之前，原来是马克斯·普朗克的学生，但有很不同的哲学倾向，确实是维也纳大学科学哲学讲座的够格的主持人。该讲座曾由马赫主持，后又由玻耳兹 曼主持两年。随着石里克成为维也纳的新的思想中心，以前开放式的中央咖啡馆每星期四晚 上的漫谈变成了组织得很好的、有准备的星期四晚间讨论会，弗兰克是来自布拉格的经常到会的成员。（注52）与会者有来自各种专业的高水平的人物，有时也邀请一些客人（例如美国人）参加，并作简短介绍；这种相识的机会有长期的影响。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26年鲁道夫· 卡尔纳普的到来，他原是戈特洛布·弗雷格的学生，1926年石里克介绍来维也纳做无公薪教师。卡尔纳普曾经受到伯特兰·罗素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很大的影响，在1928年出 版了他的基本著作《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这本书，用 弗 兰克的话说，是"我们维也纳小组"长期希望的"把马赫同彭加勒结合起来"的著作。 （注53）由于卡尔纳普(同弗兰克一道)在后来的［维也纳学派哲学］运动的美国阶段中的关键地位 ，在这里简要提及这本书是有用的。这本书在它的扉页中向马赫以及阿芬那留斯、彭加勒、 罗素、怀特海致谢。卡尔纳普体系的"基本概念"是直接的感觉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关系和多样性。弗兰克告诉我们，这本书也强烈地提示人们想到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 这使他和卡尔纳普本人都感到吃惊——例如，"任何陈述的意义是由……它作为人类行为的 方向意味着什么而给出的"——由此表明他们的运动同"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同源精神 "有一种大有希望的亲和性。（注54）
　　在他的前言中，卡尔纳普说明了他的一个主要动力是"把形而上学从哲学中排除出去，因为形而上学的命题不能被合理地辩护"；而在该书的第二页，在触及马赫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并对1911——1912年的《呼吁书》(Aufruf)的关键性概念作出回应时，他宣称他的意图是建构一个概念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包括自然科学概念，而且包括全部知识、总科学(Gesamtwis senschaft) 的概念："只有当有可能建立一个关于一切概念的统一体系时，才有可能克服把总科学割裂成分立的部门科学(它们并立在一起,但互不关联）的弊病。"这样，就有可能达到一个"主体间的客观世界……它对一切观测者都是等同的"，这样做，就可以结束有关物 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之间的所谓本质差别的讨论。（注55）所想望的统一，一般是包括一切科学和学术领域，而寻求它们之间的统一就是寻求概念、定律、方法的共同性（包括揭露" 无意义的"问题），以及研究者的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性。运动正在进入它的最紧张的时期。1928年11月，建立了"恩斯特·马赫协会"，作为维也纳学派的"正式的"讲坛，其目的是"促进和传播一种科学的世界观点"并建立一种知识的统一体，即统一科学(Einheits wissenschaft)(在柏林也形成了对应于石里克周围的学派的组织，1931年更名为"科学哲学学会"（"Gesellschaft für wissen schaftliche Phil osophie")。协会的名称本身表明了它的精神渊源，尽管有前面说过的那些差异。学派致力于逻辑和命题意义的澄清，突出了从布伦坦诺(Brentano)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 坦所给予的附加影响。同马赫的联系是多么直接和坚固，同马赫的那些方面有联系，现在就可以讨论了。 弗兰克或许是最忠诚和最坚定的追随者，声称"马赫所撒播的种子的收获……特别丰裕，并且严格符合他的真实意图"。作为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在指出当时赋予逻辑的地位之后，是这样评价马赫的："确实，近来人们承认马赫为正宗，称他为维也纳一个哲学 学派之父……但这个复活的马赫是实证论的马赫，不是实用主义的马赫。" （注56）
　　但是无歧义地挑选出同马赫原来的学说的差异是极为困难的,这有两个直接相关的理由。因为马赫总是坚持说,他没有前后一贯的、易于归类的并且在时间上稳定的"哲学"；这就使得不同的学者易于把他们自己依附于一个演变中的观点的不同片段和版本。另一个理由是，维也纳学派和它在别处的同情者并不是一个由单纯的信徒组成的很协调一致的学派，而是包含有各种各样有活动能力和想像力而又有不同背景的人物。因此，卡尔纳普和石里克 在1926年末的通信中就马赫主义真正意味着什么展开了争论，而甚至在1939年纽拉特给冯· 米塞斯的一封信中，马赫的幽灵仍然在讨论者的头上盘旋。学派的最轰动一时并为人们称道的行动是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点：维也纳学派》(Wisse 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Der Wiener Kreis)宣言(1929)，作者是卡尔纳普、汉斯 ·哈恩和奥托·纽拉特。这个文件用有说服力和一般人能理解的术语表述了学派的学说，十分小心地避免引起错误的联想，警告要防止语言的感情功能和信息功能间的混淆。小册子宣称维也 纳学派的基本目的是反形而上学，统一科学("Einheits wissenschaft")，其中每一个符号 指称"某种'真实的'东西，如果它同整个经验事实的结构是贯通一致的话"。（注57）因此 ，1929 年到1930年在维也纳学习的卡尔·G·亨佩耳说，学派的共同目标是排除"精神上的强烈不 安 "，因为哲学同科学不同，"在努力解决某些中心问题时，特别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时，很少取得成功"。（注58）但它的更大的雄心是成为远远超越自然科学和逻辑的现代主义的一个警钟 。它寻求一个受启蒙思想所感召的世界观，它要彻底实现一切生活的现代化，从经济学到建筑，从工人的教育到现代经验论思想工具的形成，这种思想工具是"私人和公众生活"以及 "事务和社会生活"的行为所需要的。这个宣言的令人难忘的结束语是"科学世界观为人生服务，反过来它又为人生所采纳"。（注59）并不是所有学派成员在政治上都是一个想法，从激进的纽拉特直到几乎是不关心政治的 石里克，其间差别很大。但他们绝大部分都厌恶奥地利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大量的中世纪 专制的残余，盼望一种新的明智的实事求是的作风(neue Sachlichkeit)，一致同意哲学以外的自由主义的世俗的目标，正如他们全都明白地统一于主要的哲学目标一样。卡尔纳普自述中关于这一点的陈述是重要的，因为它记录了主导精神，也因为它与许多美国人的观点 有相当部分的一致性，这些美国人后来为学派的主要成员移居美国作了担保。
　　我对政党政治是不积极的，但我总是对政治原则感兴趣，并且我从不回避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们维也纳学派全部成员对我国、欧洲和世界中的政治事件有强烈的兴趣。这些问题都是在 私下讨论的，而不是在专心致志于理论问题的学派中讨论。我认为差不多我们所有人都认为 下列三个观点是理所当然的，几乎不需要任何讨论。第一个观点是人类没有超自然的保护者或敌人，因此，为了改进人类生活可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人类自身的任务。第二个观点是我们都相信，人类能够这样地改变生活条件，即摆脱今天所遭受的许多痛苦，使个人的、团体的乃至整个人类的内部和外部生活状况都能得到根本的改善。第三个观点是，一切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都以有关世界的知识为前提，而科学方法是获得知识的最好方法，因此，我们必须 把科学看作是改善人们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在维也纳，我们还没有给这观点命名； 如果我们要在美国人使用的术语中找一个简短的名称来概括上述三种信念 ，那么，最适当的名称似乎就是"科学的人道主义"。（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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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维也纳学派发起的活动的广泛多样性是不足为怪的；它们包括，例如：卡尔普 在维也纳的公开演讲"论上帝和灵魂：形而上学的假问题和神学"，以及菲利普·弗兰克的兄弟，杰出的建筑师约瑟夫·弗兰克的题为"现代世界观与现代建筑"的讲演。正如彼得· 加利森曾经富有说服力地论证说，卡尔纳普的Aufbau(《世界的逻辑结构》）的雄心是要成为一篇现代主义的宣言，而维也纳学派的全部工作是试图把科学、哲学、艺术、建筑和社会价值作新的整合。（注61）因此，后来包豪斯(Bauhaus)（Bauhaus是1919至于1933年在德国设立的设计学校，在训练学生方面既注重艺术又注重工艺技术，主张设计要为大量生产服务，1933年因纳粹执政而停办。1937年在美国芝加哥创办了新包豪斯（后改名设计学院）。——译者注）的信徒在美国受到欢迎，这同维也纳学派成员也受到欢迎不无联系。与此相类似，赫伯特·费格尔在1929年被派遣为首任"维也纳学派驻德绍的包豪斯的使者"，因为他们认为二者有相互关联的进步的意识形态。感到"一种同我们维也纳学派观点十分一致的时代精神"期待着跨过大洋，费格尔同艾尔弗雷德·E ·布卢姆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把维也纳学派的主要原则介绍给美国——它的标题是"逻辑实证论：欧洲哲学的新运动"同时也为该运动提供了"它的国际贸易商号"。（注62）维也纳学派和有关的柏林学派为他们自己是"或多或少继承了康德哲学的德国学院哲学的汪洋大海包围着的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而感到沮丧。（注63）但到1929年，该学派的内部士气、精力和雄心是如此高昂，结果是强烈地寻求有更大的公众论坛——这是一个运动已经涌现的运作上的象征。第一步是创办期刊Erkenntnis(《认识》)，这是运动的主要喉舌，由卡尔纳普和汉斯·赖兴巴赫主编（后来，在它的美国阶段，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的Journal for the Unity of Science(《科学的统一期刊》）所继承)。还开始出版由弗兰克担任合作编 者的两套丛书：Schriften zurwissen schaftlichen Weltauffassung (《科学世界观 点论丛 》）（共10卷），和Einheits wissenschaft(《统一科学丛书》)(共7卷)；从1938年开 始 又加上了Library of Unified Science Series("统一科学丛书文库")和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国际统一百科全书"）。　　还有另一个也有重大影响的举措是由弗兰克发动的。作为现在称为布拉格"德语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他是1929年德语欧洲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年会安排在布拉格的地区委员会主席，也是大会物理学家分会主席。因此人们不能拒绝他的一项要求，就是在大会中列入一次会议，由维也纳恩斯特·马赫协会和柏林经验哲学学会联合主办，会议名称为第一届精密科学知识论大会。这似乎是使德国物理学家改变信仰的理想时刻。在他自己在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弗兰克追溯了自马赫以来科学经验论的兴起，指出它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一致之处，并以如下的挑战作结束语："只有当人们按照恩斯特·马赫的学说表达物理学的任务时，科学和哲学之间就没有分界了。"（注64）如果弗兰克曾希望向科学家们介绍新哲学，从而立即动摇他们"同康德主义的感情联系"，但他并没有成功。（注65）听众的绝大多数抱敌对态度，然而，对于这个哲学运动来说，布拉格会议成了在不同国家召开的一系列不同名称的大会（例如国际科学统一大会 )的原型：1930年在科尼斯堡；1934年在巴黎(会上有两个美国人恩内斯特·内格尔和查尔斯·莫里斯宣读了论文）；1935年又在巴黎；1936年在哥本哈根，尼耳斯·玻尔参加了会议；1937年又在巴黎；1938年在英国剑桥（有来自美国的马克斯·布莱克、V·伦曾和 D·C·威廉斯的论文)；1939年9月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1941年在芝加哥。1936年6月21-26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统一大会上的一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因果性问题"(蒙哈佛大学档案馆，P·弗兰克卷宗提供图片）。前排是菲利普·弗兰克(左)和尼耳斯·玻尔(右)。在他们之间和之后的有哈若德·玻尔和乔治·冯·赫维西；还有，在玻尔的左边有教育家汉纳·阿德勒和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其他看得清的有乔尔根·乔根森(站立者),奥托·纽拉特（第4排左3），(他的后面，向右)卡 尔·亨佩尔和卡尔·波普尔(亨佩尔右3)。关于韦纳尔·海森伯、帕斯卡尔·约旦等 其他科学家的与会情况，参见Dieter Hoffmann 的"Zur Teilname deutscher Physiker an den Kopenhagener Physiker konferenzen", NTM:Zeitschrift für Ge 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Technik und Medizin ,25 (1988) :49-55.第一次会议有两个重要结果。第一个是确立运动的自信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对后来要求外国的朋友帮助学者移居避难有重大的好处。更直接的结果是，在大会之后，弗兰克在布拉格大学成功地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科学哲学教授席位，并聘请鲁道夫·卡尔纳普前去任教。1931年卡尔纳普到校任职，在马赫自己的老基地上，加强了经验论这个前哨。"这样在1931年，我们在布拉格大学有了一个'科学世界观'的新的中心。"（注66）结果是，他们又有了另一块吸引美国访问学者的磁石。由于德国仍然大部分在康德唯心论的支配之下，维也纳和柏林学派就认为在英国，某种程度上在法国，而首先是在美国寻求同盟军更为重要。前已指出，皮尔士、詹姆斯的工作， 某种程度上还有约翰·杜威和其他人的工作，已为新哲学准备了基地；又如哈佛的布里奇曼和芝加哥的莫里斯这些更新近的同情者的著作，以及石里克和费格尔的访美旅行，也为新哲学在美国准备了基地。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开始有来自美洲的访问学者的人流。在这些来学习和讨论的访问学者中，有内格尔、莫里斯、迪金森·S·米勒和一个名叫W·V·蒯因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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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欧洲学派会对大西洋彼岸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如此特殊的影响。至少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是在美国本身缺少大人物；1931年移民到美国的费格尔， 注意到在那里只有少数几个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而甚至他们整个说来也是分散在新大陆上并相互隔绝），"或许在C·S·皮尔士之后，杰出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只有纽约市立学院的 莫里斯·拉斐尔·科恩；而科恩和A·C·本杰明是整个美国"仅有的科学哲学真正的代表和教师"。（注67）这种空缺在十年中被补上了，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大陆该学派的移民和他们的学生。第二 个增加维也纳、布拉格和有关青年哲学家联系中心的吸引力的因素是：有许多德语欧洲各种 学派的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出生于奥地利的那些科学哲学家（尼伊里列举说，就在奥地利 按年代顺序，有：伯纳德·波尔察诺、马赫、卡尔·门格尔、玻耳兹曼、阿洛伊斯·赫夫勒 、埃德蒙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汉恩、纽拉特、费格尔、弗兰克、波普尔、路德维希· 弗莱克、冯·米塞斯、迈克尔·波朗尼等人）。仅管维也纳大学往往不重视这些学者，但仍然出现了这种盛况，这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他们的存在，或许正是由于他们不受重视，却产生了对待外国访问学者的好客气氛。（注68）在30年代初，在这个运动最有自信心的时期，布拉格分部继续由弗兰克领导，这时他是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和卡尔纳普共用一个爱因斯坦曾经用过的办公室。弗兰克的另一个学生彼得·伯格曼后来回忆说，研究所在维尼奇纳3号学院的顶层，"从精神病院穿过大街就是……病人看着我们，我们看着病人，使人时常觉得疑惑，到底谁在［病院］'里面'，谁在'外面'"。（注69）但在这儿可以提醒人们，当时疯狂的阴云已在欧洲上空聚集，预告了这个运动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悲惨结局。1936年，莫里茨·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的台阶上 被一个激怒的学生刺杀了。在两年前，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的原始法西斯主义政府通过出动警察解散了恩斯特·马赫协会，控告它在政治上同社会民主党方面相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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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V·蒯因

　　在勾画了必要的地域和时间线索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拣起W·V·蒯因的早期发展的线头了，今天，蒯因被广泛地认为是后实证论时代的中心人物，是语言与理论的问题和科学与哲学的问题的综合者。（注70）在蒯因的哲学中，如他自己所指出，中心的问题是："仅仅给出我们的感觉证据，我们怎么能建立一个有关世界的理论？"从他的论文"约定的真理"(1935)和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出发，他找到了一个答案，人们称他的答案是经验论的整体论 或自然主义版本，而经验论是从奥古斯特·孔德、马赫和维也纳这条线继承下来的。简要地说，所谓的迪昂-蒯因命题，宣称理论只有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每一个孤立的假说，才能适当地接受经验检验。蒯因写道：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场的内部的再调整。……在重新评价一个陈述之后，我们必须重新评价某些其他的陈述，它们可以是同头一个陈述在逻辑上相联系的一些陈述，也可以是关于逻辑联系自身的一些陈述。但整个场被它的边界条件决定得如此不充分，以至于在根据 任何单个相反的经验给那些陈述作重新评价方面，经验有很大的选择自由。（注71）
　　本质上，蒯因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的批判和重组，从学派内部来说，特别是如蒯因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他同鲁道夫·卡尔纳普相接触的结果："我同许多人一样，曾受他的影响大于任何其他的哲学家。"德克·科佩尔伯在他的研究分析中，把蒯因看作是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的思想的综合者——是维也纳学派经验论的"继续和完成"。（注72）从蒯因的自传，人们可以知道他个人的准备。在他的中学年代，他已经不由自主地（即无批判地）读过詹姆斯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在奥伯林学院（他在那儿学数学） ，在心理学课程中他受到约翰·B·沃森的著作的影响并发现了罗素。到1930年，他在哈佛做研究生，并在那儿遇到了赫伯特·费格尔。费格尔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哈佛随 布里奇曼研究9个月。费格尔回忆说他遇到了哲学家C·I·刘易斯、亨利·谢弗、苏珊·K·兰格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但他对蒯因的"印象特别深刻"。一个结果是，当蒯因得到1932-1933年出国研究的奖学金时，他接受费格尔的建议"到维也纳开始这一年的研究 "；他的一个同学约翰·库利也鼓励他去那儿，库利发现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一书。（注73）道路终于选定。蒯因在1932年9月到达维也纳，准备在那儿待5个月，他很快就沉浸在激动人心的气氛中——听石里克的课，受石里克邀请参加每周一次的维也纳学派的晚间聚会（ 他听到的第一个讲话是弗里德里希·韦斯曼关于布里奇曼的《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的报告） 。他在那儿遇到该学派的许多成员，诸如库尔特·哥德尔、卡尔·门格尔、汉斯·汉恩、奥 尔加·汉恩、纽拉特、古斯塔夫·伯格曼，以及来访者如汉斯·赖兴巴赫和A·J·艾耶尔。蒯因也在许多场合看到石里克和他的美国妻子，甚至还在一次维也纳学派会议上报告了他的博士论文。
　　但他没有见到卡尔纳普，他已经到布拉格去了。因此，1933年冬天，蒯因接受卡尔纳普的邀请到布拉格待6个星期。在那儿他听了菲利普·弗兰克的讲演，而且"热切地听了"卡尔纳普在物理研究所的讲演课。无疑是为蒯因的素质所吸引，卡尔纳普对这位年轻人敞开了大门，允许蒯因参加他的讨论班，送给蒯因他写的论文和著作，包括新近出版的《逻辑结构》。对于蒯因来说，这种接触给"我最突出的经验是，由一位活生生的教师而不是由一本书 给予思想上的激励"。（注74）蒯因因把有关卡尔纳普工作的消息带回哈佛而出名，他就此作了好几次讲演。在哈佛新建立的精英研究生学会中作为B·F·斯金纳的同事过了3年（1933-1935)之后，他受聘为哈佛的讲师，他讲授了他称之为"按照卡尔纳普的路线的哲学课"。（注75）一把新的火炬被点燃了。当30年代末日益加剧的迫害使更多的欧洲知识分子来到美国时，蒯因高度评价日益增强的世界范围的友谊。他是第五届国际科学统一大会的秘书长，这是同情这个运动的学者的最高级会议，于1939年9月3-6日在哈佛举行，正好是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刻。大会由哈佛 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的祝辞开始。宣读论文的是一批如此杰出而又各具特色的人物，所以值得把他们之中比较著名的列表如下：
　　A·C·本杰明 詹尼那·林登鲍姆－霍西厄森
　　R·卡尔纳普 R·B·林赛
　　A·丘奇 汉斯·马根瑙
　　G·德·桑蒂兰那 R·冯·米塞斯
　　H·费格尔 查尔斯·莫里斯
　　P.弗兰克 恩斯特·内格尔
　　库尔特·戈尔茨坦 奥托·纽拉特
　　H·冈泊兹 F·S·C·诺思罗普
　　K·格雷林 保罗·奥本海姆
　　C·G·亨佩尔 塔尔科特·帕森斯
　　L·J·亨德森 W·V·蒯因
　　西德尼·胡克 汉斯·赖兴巴赫
　　韦纳尔·耶格 路易斯·鲁吉尔
　　乔尔根·乔根森 乔治·萨顿
　　H·M·坎南 S·S·史蒂文斯
　　A·V·卡尔波夫 艾尔弗雷德·塔尔斯基
　　费利克斯·考夫曼 F·韦斯曼
　　汉斯·凯尔森D·C·威廉斯
　　苏珊·K·兰格 罗伯特·S·伍德伯里
　　库尔特·卢因埃德加·济塞
　　其中有些人，包括冯·米塞斯在内，他们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参加大会；但这时他们 要留在美国，从而加强了这个运动的力量，并且发展成这个运动的美国阶段。关于这次大会，蒯因后来简明地写道："基本上这是国际流亡中的维也纳学派的会议，但有所增长。" （注76）如果需要标明这个日子的意义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马赫的精神终于在新世界找到 了一个落脚的地方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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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中的维也纳学派

　　大约在1940到1960年之间，科学哲学运动在美国兴盛起来了，特别是得到来自欧洲的大 量学者的推动。马赫和他同时代人曾与之战斗的魔鬼早已从科学中逐出了，而经验论和逻辑 在现代哲学中的基本作用看来是稳固的，从欧洲传过来的这个运动的主要方向现在最通常地 用"科学的统一"和"统一科学"来表示，它们是老的术语Einheits wissenschaft和 Gesamtauffassung 的新版本，它们曾经使1911-1912 和1929年的宣言以及卡尔纳普的《 结构 》(Aufbau)一书富有生气。这些概念又植根于马赫的以知觉为基础的现象论的一元论， 它甚 至如此强烈地吸引了卡勒斯。(确实，科学的统一运动［现在人们需要用这个名称］曾称自己为"没有形而上学的一元论"。) 正是马赫，他比任何其他人更多地承诺消除各门科学之间的界线；在他的1895年维也纳的就职演说中，他曾形象地说："正如滋养身体的血液被分隔 在无数的毛细血管中而只有当到了心脏才再次聚集起来一样，在科学的未来，所有科学的细流将日益汇集为一条共同的完整的洪流。"弗兰克称马赫是"科学统一运动的精神祖先"，并敦促采纳马赫的纲领作为"我们的科学统一运动、我们的大会和我们的百科全书的"纲领 。（注77）可以说，这是另一种把黑格尔倒立起来的方式：不是通过形而上学来实现统一 ，而是通过取消形而上学来实现统一。在欧洲多年来发展出来的明确用于这类活动的各种工具现在都可在美洲使用了。奥托·纽拉特，宏大的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创始人，而且直到1945年他逝世时一直是它的核心 的组织执行者，早在1920年就策划的这个项目。最初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是令人吃惊的，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里根斯坦图书馆收集的"科学统一运动的论文"档案表明曾计划出200卷百科全书，以及10册"形象汇编"的补充卷。最初收集的"专论"后来成为百科全书的实际出 版的唯一两卷本(题为《科学统一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 ) 的头19章，该书在1938年出版，刊载了玻尔、卡尔纳普、杜威、莫里斯、纽拉特和罗素的论文。从1938年到60年代这个时期已出版的各卷总结了这个时期运动的状况，正如《结构》和维也纳学派宣言在它们的时代各自所做的那样，而且它们也明确地援引了祖传的联系，纽拉特在百科全书第一章中就声称，百科全书是"继续恩斯特·马赫的工作"。（注78）运动的第二个工具是科学统一学会，由弗兰克在1947年创立并由他任主席，其路线类似 于恩斯特·马赫协会。主要是在波士顿的美国文理科学院(1943年弗兰克当选为该院院士)的支持下（而不是任何大学），学会利用科学院的《会议录》(Proceedings) 作为学会的若干出版物。这些联系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欧洲人促进科学的统一和美国人类似的倾向之间的共生的另一个实例。正如弗兰克后来所说明的那样，杰出的文学史家霍华德·芒福德·琼 斯继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之后任科学院院长，在他1944年10月的就职演说中表示希望通过鼓励"促进统一的力量"来克服"知识零散"，而拥有所有学科的院士的科学院似乎特别适合此项工作。执行琼斯的理想的科学院的一个委员会很快就号召征集支持"知识的综合"的计划。（注79）通过建立科学统一学会，弗兰克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号召作出了最显著的反应。（注80）这个运动的领袖们的能量和说服力是巨大的。他们聪明地增强美国学者对他们的注意的 一个例子是1950年10日29日由莫里斯代表学会送给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Ｋ.默顿的一封信。学会说它计划出版一本有关键意义的学科领域的图书目录；因此，信件继续写道，"我 们十分希望您能编一个科学社会学的目录"。在这个学科开始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之前许多年，学会已看准了这个目标，也看准了担任编纂这个书目的合适人选。（注81）就学会的影响来说，同它的出版物——包括由弗兰克和冯·米塞斯各自发表的各卷书 ——一样重要的是它定期召开的公开的会议，通常是在科学院的大厅中举行，或者是在波士顿地区的某个大学的教职员俱乐部中举行。这些会议时常引起对运动的忠诚程度不同的与会者热烈和难忘的讨论；这些与会者包括亨利·艾肯、乔治·D·伯克霍夫、E·G·博林、布 里奇曼、卡尔·多伊奇、乔尔乔·德·桑蒂兰那、弗兰克、罗曼·雅各布森、埃德温·C· 肯布尔、吉奥吉·凯普斯、菲利普·勒·科贝勒、华西里·列昂捷夫、汉斯·马根瑙和恩内斯特·内格尔(作为访问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哈洛·沙普利、B·F·斯金纳、S·S· 史蒂文斯、拉兹洛·蒂斯扎、诺伯特·维纳和蒯因——他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这些会议中的 一次会议，并补充说这些会对他来说就像是"流亡中的维也纳学派"。（注82）正如以前在欧洲的会议一样，高年级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凡是同情学派的目标的，也鼓动他们参加，或许期望他们中的某些人将在未来继续这项工作。类似的会议也在芝加哥、洛杉矶、明尼阿 波利斯、伯克利和普林斯顿举行。
　　运动的生态地位最后，仍然需要回到带有社会学意味的历史问题：什么使得美国大约在本世纪中间三分之一的期间，成为19世纪实证论的欧洲后裔的最好客的新家？虽然在欧洲有迫害下的悲惨的牺牲者，并且尽管学者和科学家们起初必须承受众所周知的障碍，大量维也纳学派的成员，还有与它有联系的布拉格、柏林、利沃夫、华沙以及别处的学派成员最终都在美国定居 下来了。（注83）完整的答案必然是复杂的。首先，这个答案包括，正如前面指出过的，在美国没有占统 治地位的超验形而上学哲学，而恰恰相反，以前在美国存在的是类似的、本土的经验论哲学 潮流，其中最新近的是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而在《现代物理学和逻辑》一书在1927年出版之后，广泛地为科学家所采纳。（注84）但从杰出的难民——诸如弗兰克、冯·米塞尔、赖兴巴赫、艾尔弗雷德·塔尔斯基和埃德加·济塞——的种种成功的文件记录中，还可看出一些另外的因素。总结起来说，当条件有利时，在大多数事例中最终的结局是在美国起作用的几种互动的力量作用的结果。在每一个大学，最终至少为一位难民提供一个职位，至少有一个有影响的学者已经知道并且敬仰候选人的工作，并承担起对这项事业有利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得到美国其他学术机构的杰出学者的推荐信的支持。大学的体制，即使在困难的后不景气年代，也足够灵活，某些行政管理人员充分机智，时而允许创造各种暂时的、部分时间的、由外部资助的职位，而这又时常导致后来更长久的安排。又有一大部分赠款送到"非官方的"、私人机构中，创建这些机构专门是为了提供咨询 和经费，这体现了美国人自我组织的天才——例如纽约的国际教育协会是阿尔文·约翰逊和其他人鼓励创建的，而它的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每次都是由一批著名的热心的美国人来负责管理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要是通过沃伦·韦弗，他在提供支持方面十分活跃。移民自身间的通信也表明，整个说来，他们都比较实际，在起初他们只需要住在很简陋的环境之中，然后他们形成一条链条，通过这条链条传递有关的可能职位的有用信息。法西斯主义对欧洲牺牲者的迫害以及它的文化毁灭计划引起了美国人的反感，从而为他们的救援行动提供了更大的能量；这促进了布里奇曼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宣言"，宣称他的实验室不再对 来自集权主义国家的访问学者开放。（注85）但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却是美国赞助者欢迎欧洲大陆学者带来的专门知识和一般观点的 那种感情。为了用一个实例具体说明这一点，人们只需研究一下有关安置欧洲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菲利普·弗兰克到他的新居的有关档案就行了；也可以提出许多其他人的类似例子 。（注86）纯粹是凭运气，弗兰克和他的妻子汉尼亚（Hania）逃脱了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强占时许许多多人的命运。他们在1938年已来美国访问，弗兰克正在20所大学作巡回讲演，这些学校的学者都对他有关逻辑经验论的讨论感兴趣。哈佛是这些大学中的一个，他和该校的主要联系人是布里奇曼，后者自从1900-1904年做大学生的日子就在哈佛了。布里奇曼自1934年卡尔纳普赠送他《科学的统一》（注87）以来，就同弗兰克在布拉格的同事卡尔纳普保持通 信联系。布里奇曼，在对逻辑作为一种工具在每种可设想的情况下原则上的局限性表示某种保留的同时，热情地作出了反应："一般讲，我十分满意维也纳学派的著作，包括您本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比几乎任何我所熟悉的其他分析性著作更接近我的观点。您最近这本书也不例外。"（他们继续通信了许多年，重要的一个题目是"笔与纸的操作"的本性，这个问题当时正给布里奇曼带来相当大的烦恼。）弗兰克在1938年2月25日一封信中首次接触布里奇曼，弗兰克在信中指出他"总是坚定地同意您的操作主义观点"，并表示对包括哈佛在内的、他未来的巡回讲演感兴趣，因为这将使他"有机会同您和您的朋友以及学生讨论操作主义在现代物理学中的作用"。弗兰克附寄了他的一些抽印本和一本《因果律》(Kausalgesetz)的法译本。 布里奇曼1938年3月30日的回信——当时奥地利已经表示欢迎纳粹的接管，而捷克斯洛 伐克正受到威胁——是极为意义深远的，因为他阐明了很快要接待难民学者的其他大学的类似情况。布里奇曼写道：我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并知道您计划秋天对这个国家的访问……，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您的抽印本和书］。我们在许多方面观点一致，自然使我十分高兴。秋天在坎布里奇见到您并和您交谈将是极大的愉快。但我怕您在坎布里奇将找不到您所 设想的有关您感兴趣的问题的活动中心。我的工作实际上是单独一个人做的。我没有［科学哲学方面的］学生，并且实际上同哲学系的成员没有交往，而且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完全不赞同我们的观点。这里，我特别感兴趣的青年哲学家是蒯因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