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须知-新』公布一些初到法国的中国同胞不宜逗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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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第五共和国
第一节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
一、新的政治体制的确立
[政治体制改革与制订新宪法]戴高乐上台后，即对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
重大改革，努力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新体制的宗旨是革除滥用议会权力的弊
端，重新调整总统、政府和议会的关系，即扩大总统和政府的权力，削弱议
会的权力与地位，变传统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半总统制共和国。戴高
乐的体制改革主要是通过制订新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来完成的。
第五共和国宪法以戴高乐 1946 年 6 月 16 日在贝叶的著名讲话精神为基
本思想，在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领导下制订。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两个委
员会，即由宪法专家组成的技术性委员会和由部长组成的部际委员会。先由
技术性委员会起草，7 月下旬交部际委员会讨论。8 月上旬，宪法草案提交给
新近成立的宪法咨询委员会审议。随后，最高行政法院也对草案进行了一次
讨论。9 月 3 日，政府正式通过宪法草案。9 月 4 日，戴高乐在巴黎共和广场
向全国公民提出了这个草案。9 月 28 日，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投赞成票的人
占投票总数的 79.25%，弃权人数极少，只占 15.1%，这是自 1936 年人民阵线
议会选举以来弃权人数最少的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这次政治体
制重大改革的关切和支持。10 月 5 日，新宪法正式公布。
[新政治体制的特征]从宪法条文的变动和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实践来看，
新政治体制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总统不再是“虚位元首”，其权力和地位大大增强和提高。
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总统大多处于“虚位元首”状态。新政治体制
一反传统，大大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共和国总统按其地位和权势在法律
上和实际上都居于国家机器的中心地位。新宪法中有关国家元首的条文写在
第二章中，即紧接着“主权”这一章的后面，在其它各章之前，以示共和国
总统在宪法中属于首位，而在以前的各种宪法中则是议会居于首位。总统由
一个来源更为广泛的选举团选举产生，而不再由参、众两院联合选举产生。
新宪法赋予总统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和共同体总统的权力，总统任命总理，
并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其他部长，有权主持内阁会议、宣布法律，可以无须
内阁连署，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如解散国民议会，提交公民投票等等。特别
是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总统可以援引宪法第十六条，根据形势需要采取
非常措施。总统权力之大，在法国共和制度史中是少有的。
第二个特征是扩大政府的权力，政府成员非议员化。新宪法对政府的权
力作了明确规定：政府决定并指导国家的政策。新宪法还规定议员职务和政
府职务不得同时兼任。议员一旦被任命为部长，就得辞去议员职务，并在本
届议会的全部任期内由他的候补人代替。此举使政府的实际结构非议员化，
或至少部分地非议员化，在一定程度上便于政府摆脱议会党派的箝制，提高
政府对议会的相对独立性。新宪法还改变了只有议员才能直接进入政府任职
的陈规，便于从议员之外挑选部长，使得有可能改善政府本身的素质，提高
其效率。
第三个特征是限制和削弱议会的权力和地位。议会的活动期限大大缩
短，每年只能举行两次例会，每次不得超过 3 个月。议会只能按照明确的规
定进行活动，议会本身不能决定这些规定，而政府有权确定议事日程，有权
参与议会讨论。这与第四共和国时期国民议会有制定议会法规和安排议事日
程的最高权力的规定完全不同。从表面上，议会仍拥有立法权与监督政府的
权力，实际上是徒有虚名。新宪法明确规定了法律和条例的界线，除了宪法
规定的纯属议会和立法方面的事项外，制定条例的权限属于政府和国家元
首。即使纯属法律范畴的议案，总统也可以超越议会直接由公民投票表决。
新宪法还取消了议员对政府的质询，这就使议会失去了制约政府的传统手
段。新宪法还使得弹劾权和信任权很难发挥作用。新宪法加强了参议院的权
力和地位，让两院互相制肘。当总统不能行使其职责时，不再由国民议会议
长代理，而改由参议院议长代理。以上规定使议会，特别是国民议会的权力
和地位大大下降。
[戴高乐派统治的确立]新宪法在公民投票中获得通过之后，戴高乐政府
就组织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建立新的政权机构。
各个政党都在积极准备议会选举。但左翼政党力量涣散，共产党十分孤
立。右翼政党，特别是独立农民党异常活跃，甚至建议各个反马克思主义运
动达成谅解。戴高乐派内部分为三大派系，在苏斯戴尔的协助下，于 10 月 1
日法兰西复兴联盟，社会共和党、共和国民会议三派组成了保卫新共和联盟。
选举前，政府内部围绕投票方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在戴高乐的
干涉下，决定废弃比例代表制，采用单记名多数二轮投票制，并以 9.3 万名
居民为一个标准选区，把全国划分为 465 个选区。第一轮和第二轮选举分别
于 11 月 23 日和 11 月 30 日举行，结果右翼政党，特别是保卫新共和联盟取
得了巨大胜利，左翼政党则一落千丈。在 465 个席位中，保卫新共和联盟获
198 席，而共产党只获 10 席。在这次议会选举中，投票制度及选区划分原则
对左翼各党，尤其是对共产党极为不利，如共产党获得了 20%的选票，但只
有 2%的席位。而与此同时，保卫新共和联盟的席位却比按比例代表制可获得
的席位多了一倍半。12 月 9 日，新国民议会选举戴高乐派的沙邦—戴尔马为
议长。
12 月 21 日，由国民议会议员、参议院议员、省参议员、市长和市参议
员组成的选举团选举共和国总统。参加总统竞选的除戴高乐外，还有共产党
候选人乔治·马拉内和非共产党的左翼候选人阿尔贝·夏特莱。戴高乐获得
了 80000 张选票中的 62394 票，以绝对多数击败对手，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
和国的首任总统。
1959 年 1 月 8 日，新总统前往爱丽舍宫就职，次日，新总统任命原司法
部长、戴高乐派的重要成员德勃雷为第五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总理。至此，第
五共和国新体制正式确立。
二、解决内政外交中的两大难题
[财政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戴高乐重新上台之际，法国财政濒临破产边
缘。1958 年国家预算中的赤字至少达 12000 亿法郎，外债超过 30 亿美元，
其中半数要求在一年之内偿还。
戴高乐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采取许多临时性措施：大量发行公债，紧缩
行政机构的办公费用和推迟增加公职人员的薪金。降低小麦价格，降低多种
商品的零售价，提高商业税，并对公司企业和奢侈品征收 500 多亿法郎的附
加税。提高汽油售价，减少或暂停支付许多建筑和装配工程已经核定的用款。
这些措施减缓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限制了国内消费，并使对外贸
易状况出现好转的势头。
为更有效地解决财政问题，戴高乐在 1958 年 9 月 30 日成立了以著名财
政经济专家雅克—吕夫为首的财政委员会。12 月 8 日，该委员会向戴高乐提
交了一份系统的改革计划。计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中心内容是有效地制
止通货膨胀，紧缩开支，增加收入，暂时压缩国内消费，增加储蓄，并使生
产转向出口方向。为此，计划中提出了一套严格的措施，如公营部门的薪金
一律限于增加 4%。从 1959 年起停止支付非残废的退伍军人的补助金，并对
公司企业和高额收入增加税收，对酒、酒精、烟草增加附加税。为了使新增
加的负担尽量不影响收入微薄的人，政府给予最低保证工资 4%的资助金，家
庭津贴在 6 个月内提高 30%，老年人退休金增加 5200 法郎。
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货币方面的一系列决定，其目标是把法郎重新建
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使法国的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的争夺中具有竞争能力。
计划建议法郎贬值 17.5%，实行一种具有稳定不变的价值的新法郎，每一新
法郎等于 100 旧法郎。
计划的第三部分是摆脱实行一个世纪之久的保护贸易主义，实行自由贸
易。通过竞争使法国在经济领域内重新恢复国际地位。计划建议从 1959 年 1
月 1 日起直接和欧洲国家交换 90%的产品，和美元地区的国家交换 50%的产
品。
这一计划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戴高乐排除种种阻力，由内阁
会议以法令形式批准该计划的执行。该计划实行六个月后，法国经济从衰退
走向复苏，失业人数减少，物价上涨率降低，出口活跃，外汇储备增加，工
业结构渐趋合理，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戴高乐重新上台面临的另一
个难题。戴高乐采取非常谨慎的作法，整整花了 4 年时间才使这一问题得以
解决。
从 1958 年 6 月至 1959 年 9 月，戴高乐首先花了一年多时间试探各方态
度。1958 年 6 月 4 日，他首次视察阿尔及利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理
解你们”，6 月 6 日在莫斯塔加内姆甚至高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
与此同时，戴高乐还提出关于在军事方面实现和平的“短期政策”和关于阿
实行和平以后的前途问题的所谓“长期政策”。由于戴高乐未把阿的独立作
为实现和平的前提，短期、长期政策均遭阿民族解放阵线的拒绝。1959 年 9
月 16 日，戴高乐在广播演说中第一次提出要在阿实行“自治”政策，提出
了自治的条件和时间——恢复和平的第四年，并提出了三种方案：与法国分
离、完全法兰西化、同法国紧密联合的阿尔及利亚，让阿尔及利亚人自由选
择。
但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不赞成戴高乐的“停火、安抚、自
决”三部曲，要求就阿的政治前途进行会谈。同时，戴高乐的自决政策也遭
到了极端殖民主义者的强烈反对。1960 年 1 月 24 日，当戴高乐撤换马絮将
军并召他回国时，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立即在阿尔及尔发动了称为“街垒周”
的叛乱。戴高乐在阿宣布非常状态，强令叛乱者放下武器。叛乱者于 2 月 1
日宣布投降。戴高乐与阿临时政府代表团在 6 月 25—29 日于默伦会谈。戴高
乐坚持停火是谈判的前提，阿临时政府则认为不提供实现自决的保证就不停
火。谈判在维持了四天以后宣告失败。
此时，法国公众对于戴高乐这种优柔寡断的政策日渐不满，出观了由知
识分子和工会领导的争取阿尔及利亚和平运动。在法国人民的压力下，戴高
乐又于 11 月 4 日在电视讲话中再次提出自决政策，并要求举行公民投票。1961
年 1 月 18 日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大多数法国人拥护戴高乐的自决政策。2 月
27 日，戴高乐和布尔吉巴进行会谈。随着戴高乐自决政策的重新提出和法阿
双方的初步接触，极端殖民主义者也加紧活动，并成立了从事暗杀活动的恐
怖组织“秘密军队”。4 月 22 日，曾担任过驻阿殖民军队统帅的夏尔、萨朗、
儒奥、泽勒四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戴高乐对此采取强硬政策，决定执行宪法
第十六条。迫于戴高乐的威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叛乱者在 4 月 25 日宣
布投降。
5 月 20 日，法阿代表在埃维昂正式谈判。由于阿方坚持只有承认撒哈拉
为阿所有才能进行真正的谈判，法方曾两度中断谈判，双方的僵持局面一直
延续到 1962 年初。这一时期，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左派组织也都加强活动，
各自对戴高乐施加压力。“秘密军队”加紧在阿和法国本土的暗杀活动。1961
年 9 月 9 日，在塞纳河桥附近还发生了一起企图炸毁戴高乐座车的事件。左
派组织，特别是工会组织也发动了一系列群众示威游行。面对这种局势，戴
高乐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尽快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1962 年 3 月 7 日—18
日，双方在埃维昂进行了长达 11 天的正式谈判，最后签订《埃维昂协定》。
根据协定，阿尔及利亚将在 7 月 1 日举行公民投票，如果选民投赞成票，那
就说明他们赞成阿独立并且根据《埃维昂协定》与法国进行合作。4 月 8 日，
法国举行关于是否同意《埃维昂协定》的公民投票，90%的人投票赞成。7 月
1 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选民投票赞成阿独立。至此，法
国在阿 132 年的殖民统治和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宣告结束。
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为阿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同时，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也消除了法国政局动荡不安和财政经济危机的
一大根源，对于法国政局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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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五共和国体制的巩固
一、宪法改革——半总统制的最终确立
[宪法改革与公民投票]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法国的政治生活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事件的解决以及戴高乐实行
的内外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戴高乐的威望。另一方面，阿尔及利
亚问题解决后，议会觉得没有必要再完全受制于戴高乐，要求加强议会权力。
于是，在议会中形成了一个政府反对派，政府与议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为了加强行政权，特别是总统的权力，戴高乐在 1962 年 4 月 8 日罢免了与自
己有分歧的德勃雷总理，而让非议员出身的蓬皮杜接替他的职务。戴高乐的
这一作法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新总理广泛邀请议员担
任部长。尽管如此，新政府在信任投票中仍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
为了使总统能名正言顺地拥有更大的权力，戴高乐试图实行宪法改革，
通过普选选出总统，1962 年 6 月 9 日，戴高乐在广播演说中宣告：走普选的
道路，我们就能确保共和国在未来的岁月不受人事变迁的影响，保持力量强
大，秩序井然和绵延不断。8 月 22 日，在巴黎近郊发生了一次谋杀戴高乐的
事件——珀蒂—克拉玛尔谋杀案，首犯是一个名叫巴斯蒂安—蒂里的军事工
程师。戴高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之后，利用这次谋杀事件加快了修改宪法的
步伐。 8 月 29 日，他通知内阁：我准备建议修改宪法，以确保政权的持续
性。9 月 12 日，内阁发布文告宣称戴高乐将军已经表明有意通过公民投票的
途径，向全国建议今后共和国总统将通过普选制选出。9 月 22 日，戴高乐再
次发表广播电视演说，宣称为了使总统能够有效地承担宪法规定的主要职
权，他必须明确地得到全国的信任，需要选民的明确支持。戴高乐关于改变
总统选举方式的主张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议会为此通过对政府的弹劾案，
迫使蓬皮杜政府在 10 月 6 日集体辞职。对此，戴高乐始则通过广播电视演说，
发布咨文，终则采取解散议会，把修改宪法、改变选举方式这一问题直接提
交公民投票。在 10 月 28 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赞成票占有效选票的 61.8%，
结果普选总统的宪法修正案得以通过。接着，在 11 月 18 日举行的第一轮议
会选举和 11 月 25 日的第二轮议会选举中，戴高乐派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总统选举与半总统制的最终确立]1965 年，戴高乐 7 年总统任期届满。
根据 1962 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新总统将由普选产生。这是自 1848 年以来
第一次公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由于总统权力和地位的提高，任期又长，因
此各党派都围绕总统竞选展开积极活动。
12 月 5 日举行第一轮投票，戴高乐在法国本土获得 43.71%的有效选票，
社会党的密特朗获得 32.23%的有效选票，社会和欧洲民主派的代表勒卡尼埃
为 15.85%，极右派的蒂克西埃—维尼扬古为 5.27%，中右派的马尔西拉西为
1.73%。海外领地的投票结果和本土的结果相差不大。尽管戴高乐在第一轮选
举中遥遥领先，但由于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使原先极为自信的戴高乐不得不
面临再选一次的难堪局面。12 月 19 日举行第二轮投票，根据 1962 年法案的
条文，只能由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参加。戴高乐得到了 55.1%的选票，再
次当选为总统。戴高乐的再次当选总统标志着半总统制的最终确立。
二、“法国的伟大”——戴高乐的对外政策
[与美国抗衡]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抗美，维护民族独立，力争
大国地位。他这种以抗美独立为特色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在对北约的态度
上。1958 年 9 月 14 日，戴高乐重新上台后不久，就在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
麦克米伦首相的备忘录中要求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组成美英法三国
“指导机构”，让法国分享北约组织的领导权，但遭到美英拒绝。1959 年 3
月，他宣布从北约撤出法国地中海舰队。6 月，拒绝美国在法国储存核弹头
和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1963 年 6 月又撤回大西洋舰队。1966 年 2 月宣
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撤除美国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
坚持独立的国防观念，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是戴高乐争取大国地位政
策的重要基础。他毫不隐讳地说，没有独立的核力量，法国“将不再是一个
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的卫星国。”戴高
乐上台后加速了制造核武器的步伐。 1960 年 2 月 13 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
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1963 年 4 月法国正式拒绝美国提出的“多
边核力量”计划。此外法国还坚持抵制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不顾美国压力，于 1964 年 1
月 27 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政府公开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
对于第三世界的其它国家也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1964 年戴高乐两次访问
拉丁美洲，走访 11 个国家，签订了许多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
与此同时，戴高乐还十分注意法国的经济独立，他严格限制美国在法国
关键工业部门的投资，大力发展本国尖端工业的政策。并竭力保护新法郎的
币值，使法郎成为国际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此外，戴高乐还坚决反对战后
支配国际上结算的金汇兑本体制，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
出挑战。[西欧的联合]西欧联合是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戴
高乐主张“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西洋的欧洲”，并把实现法德和解作
为西欧联合的核心。戴高乐上台后不久，在阿登纳的共同努力下，法国与西
德取得了谅解。1958 年 9 月 14 日至 9 月 15 日，戴高乐与阿登纳在戴高乐的
家乡科隆贝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会谈时认为，在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
情况下，不能久远指望美国。因而加强法德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必
要的。同年 11 月 26 日，戴高乐到西德同阿登纳进行了回访性会晤。巴黎—
波恩轴心的建立为西欧联合奠定了基础。
西欧共同市场是第四共和国的遗产。戴高乐上台后为共同市场的巩固和
发展提供了种种方便，并多次“踩踏油门”，使共同市场工业品关税同盟、
共同农业政策得到“顺利实现”，进一步促进了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联合。
欧洲一体化是当时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对此，戴高乐主张“各个国家的欧
洲”，反对建立超国家的欧洲。戴高乐虽然不要欧洲一体化，但他要欧洲合
作。说穿了，戴高乐所希望的欧洲就是一个由法国取代美国来发挥作用的欧
洲。为此，戴高乐极力提防英国，把英国视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先
后两次断然拒绝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防共同市场溶化在美国设计的“大西
洋共同体”之中。
[非殖民化政策]法国是个老牌殖民帝国，戴高乐上台时正面临着法兰西
殖民帝国全面崩溃的形势。1958 年宪法把法兰西联邦改为法兰西共同体。标
榜海外领地和宗主国一起加入有共同的国籍、共同的总统、一个执行委员会
和一个议会的共同体。海外领地由“半自治共和国”改为“自治共和国”。
各领地享有内部自治，而外交、国防、财政大权仍操诸法国手中，实际上是
以某种局部的有限让步继续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
为此，法国政府决定在各领地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他们是否参加法兰西
共同体，不参加共同体者不能得到法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投票结果除几内
亚外，其它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各领地都赞成加入共同体，成为共同体内的
“自治共和国”。几内亚则于 1958 年 10 月独立。但是，风起云涌的民族解
放运动很快冲破了戴高乐设置的藩篱。在现实面前，戴高乐逐渐改变了对海
外领地的态度。他在 1959 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法兰西共同体对所有
的成员国来说是实际上的独立和有保障的合作”。这就是说独立和与法国保
持联系之间没有矛盾。1960 年 5 月，法国修改宪法，规定共同体成员国也可
以通过协议途径变成独立国家，而并不因此脱离共同体。这一年就成为非洲
独立年，在黑非洲法语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许多法语国家相继宣告独立。1962
年 7 月，阿尔及利亚也宣告独立。戴高乐以“合作”政策代替传统的殖民政
策，利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存在的困难迫使它们和法国签订外交、国防、经
济、战略物资等“合作”协定，同时法国又建立了赤道“非洲关税联盟”、
“协商委员会”、“非洲—马尔加什国家联盟”等区域性组织。在新条件和
新形式下运用军事、经济、政治等手段继续保持法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防
止美国取代与苏联渗透，尽可能保全尚能保全的利益。
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和财政
状况的改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后期，
法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戴高乐继续执行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戴高乐上台前制订的现代
化和装备计划（即 1958—1961 年的第三计划）由于已经不符合当时的需要而
被废弃。1960 年初，德勃雷政府制订了一个“临时计划”，计划国民生产总
值每年递增 5.5%。继“临时计划”后制订并执行“第四计划”（1962—1965）。
这一计划强调扩大投资，注重分配和领土的整治，注意增加社会福利。规定
4 年内国民生产增长 24%，平均每年递增 6%。1966 年开始执行第五计划（1966
—1970），该计划继续强调加强国际竞争能力，特别是尖端工业产品的竞争
力。计划期限延长为 5 年，预定 5 年内国民生产增长 27.5%，平均每年递增
5.5%。
这些计划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经济的发展。1958—1970 年，法
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 5.9%，仅低于日本而高于西欧和北美诸国，其中
1956—1963 年期间每年平均增长 6.8%。1963 年后由于经济危机等原因，经
济发展有所缓慢，平均每年递增 3.4%，但仍快于同期的美国、西德和英国。
当时美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的递增率仅为 3.2%，西德为 2.7%，英国为 1.2%，
在这期间，特别是在临时计划时期法国的能源生产有很大发展。拉克的天然
气年产量达 40 亿立方米。马库尔和希农等核电站已开始发电。法国的许多新
兴工业部门发展更快，如航空、宇航、核电和军事工业仅次于苏美而居世界
第三位。法国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仅在临时计划时期法国就铺
设了 4 千公里的电气化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在经过长期耽搁后也开始动
工，还建造了新机场，重新修建和改造一批旧机场，并使之现代化。
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得以加强。1960
年，拥有资产 10 亿以上的大公司在法国只有一家，1966 年增加到 10 家，1970
年增至 27 家。1954—1962 年，工业生产的集中程度，电力部门为 33%，纺织
部门为 35%，皮革部门为 38%，不到全国企业总数 1/3 的大企业所雇佣的劳动
力占全部就业人员的 2/3，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2%。1958 年，法国只有 8
个特大市场，1500 家超级商场，到 1962 年，特大市场增至 207 个，超级商
场增至 4O00 家。
这一时期法国农业生产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从 1960—1970 年， 法国农
业以每年递增 2.4%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同期西德为 1.7%，美国为 1.2%。特
别是法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更是名列前茅。1960
年，法国粮食总产量比战前 1936 年的 350 亿斤提高了 51.5%，单产提高
82.6%。粮食与饲料的大量增加又促进了法国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61 年法
国肉类产量比 1950 年增长了 64.2%。
[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法国经济在 60 年代以来的迅速发展是多种因素
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与管理，促进了经济的协调发展。戴高乐
通过国有化和计划化大力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到 1968 年，法国国有化企
业资本已占全部资本的 33.5%，国家垄断资本控制 80%以上的行业有：电力、
通讯、煤、天然气和煤气等。控制 40—80%的行业有：航空、汽车、军火、
矿业、运输、焦炭和自动化设备等。在对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政府大
力推行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法国的经济计划一般提出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
某些综合指标和部门指标，并不规定具体企业指标，更不下达指令性指标，
而主要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作为中心目标，协调政府、企业、工人
以及农民等方面的利益。经济计划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通过各种经
济政策和立法（如工厂法、劳动法、贸易法、商业和手工业法、农业方针法
等）以及财政经济手段的干预和调节来实现的。它使原来个别的、局部的国
家干预活动发展为有计划的系统的国家干预体系，从而有利于国家全面协调
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第二、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尽量摆脱美国资本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特别是法国接受马歇尔计划后，美国垄断资本大规模侵入法国。到 50
年代末，美国资本在法国建立的企业已达到 500 家，雇佣的职工人数超过 10
万（这还不包括被美资渗入和控制的法国公司）。而且美国的投资大部分集
中在新兴工业部门。随着美国资本的大量输入，美国商品也大批涌入法国，
法美贸易逆差日益扩大。为此，戴高乐在上台时就提出要谨防“法国经济的
殖民化”，并在 1963 年、1964 年展开了限制美国资本输入的“有组织调整”
运动。1963 年，法国政府宣布外国资本如需高价购买法国公司的股票须经法
国政府的批准。次年又直接干涉，致使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购买法国波尔机器
公司股票的计划破产。法国还与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外国石油资本展开激烈的
经济战，逐步削弱外国石油资本在法国的势力。从而保证了法国民族工业的
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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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工业、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互相促进。法国政府在大抓工业现
代化的同时，还力促农业现代化，把改造小农经济，加速集中，扩大农场规
模放在重要的位置。政府从 1960—1962 年连续颁布了《农业指导法》、《合
作法》、《市场法》和《商业法》等，规定只向联合起来的农民提供设备、
工具、肥料和专业人员培训等必要的服务，并给予价格补贴。国家可以高价
收买“没有生命力的农户”的土地，并用终身补贴的办法鼓励老年农场主放
弃农场，对购进土地扩大规模的农场给予免税、无息或低息贷款。竭力扶持
大农场，消灭小农场，以有利于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第四、依靠共同市场，扩大对外贸易。法国政府在 60 年代发动了支持出
口运动，使法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有了较大的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
和英国。法国出口贸易量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也日渐上升，使法国成为
资本主义世界第四贸易大国。共同市场为法国扩大出口带来了许多便利。特
别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由于共同体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内按统一价格
自由流通，对外实行关税壁垒，使得法国农产品能以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的共同体保证价格在共同体市场上大量销售。从 1958—1973 年，法国农产品
对共同体的出口增加了 17 倍。同时，共同体用于津贴农产品出口和支持农产
品价格的保证基金有 35.9%落入法国手中。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农业的发
展。
第五、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这一时期法国政
府极为注重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引进，使法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有了长足的发
展。从 1959—1969 年，政府拨出的科研与发展经费从 30 亿法郎增加到 138.6
亿法郎，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从 1958 年的 12000 人增加到 1968 年的 4
万多人。有好几位法国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法国政府在大力发展科研
的同时大搞技术引进工作。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的加强使得有可能在工农业
生产中大量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从而
有力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国社
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有
了新的调整，而且也反映在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内部的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
动。
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间阶层迅速扩大。这一时期的
中间阶层大致可分为两类：传统的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前者主要是指小
工厂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拥有少许生产资料，大部分独立经
营，一部分雇佣和剥削少量工人。他们在第五共和国建立前是法国人数最多
的社会集团。随着垄断和兼并速度的加快，这些传统中产阶级的人数锐减，
而与此同时，由科技人员、高中级管理人员、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职员组成
的新中产阶级开始激增。科技的进步，教育文化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国家职
能的扩大和它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加强，刺激了这一新兴阶级人数的膨
胀。新中产阶级在数量和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已超过了其他阶级。新
中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脑力劳动和领取工资谋生。但是，他们生
活比较富裕，职业比较稳定，文化水平较高。当然，他们中间也存在着较大
的差别，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在财产、收入、生活条件和思想意识等方
面比较接近资产阶级，而普通职员不但在工作条件、工资收入、生活状况方
面无法与中高级职员相比，而且正逐渐接近工人阶级。总之，法国新中产阶
级也和传统的中产阶级一样，是一个复杂的、不稳定的社会集团。由于中间
阶层的不断扩大，使它在法国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显要，并成为法国
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成为法国左右翼政
党努力争取的社会力量。
工人阶级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战前法国工人阶级队伍主要由传统
工人组成。50 年代末开始，由于新兴工业的迅速崛起，对传统工业的大规模
技术改造，使生产组织和劳动力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与传统工人有所不同的
新工人的人数迅速增加。新工人按技术水平和文化程度的高低分为熟练工
人、专业工人和普通工人。熟练工人或控制电气开关和仪表，或观察电视屏
幕和监视生产过程，或保养和维修机器。专业工人主要分配在自动流水作业
线上紧张劳动，普通工人则主要从事打杂等繁重的工作。据 1981 年统计，熟
练工人和专业工人已占法国工人的 4/5。法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多层次化和
复杂化给法国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资产阶级内部结构同样有所变化。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和
集中。两百家族中的一部分老牌垄断巨头和一些新近爆发的新垄断巨头成为
法国的超级富豪，占有了法国一半以上的公司和企业。在公司、企业日益增
多和分散，业务更加科学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这些超级富豪除了继续沿用
家族世袭方式控制部分公司、企业外，更多的是聘请一些精通业务、富有经
验的知识分子担任经理和技术专家，甚至请他们担任总经理和董事长。此外，
法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也采取了这种作法。这些经理、专家从表面上看也是
工资领取者，但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行使资本剥削社会劳动的职能，他们的一
言一行都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同时，他们往往据有相当比例的股票
和经济特权，因此从经济地位上也已挤入垄断资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他们的
重要成员。
第三节 五月风暴的冲击与 70 年代的法国
一、五月风暴与戴高乐的引退
[危机的先兆]第五共和国新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适
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暂时缓和了某些矛盾，一度使政局相对稳定，出现
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1964—1965 年，法国经历了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1967 年又受到世界经
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失业问题在危机的影响下也日趋严重。
1965 年 2 月，法国失业人数为 15.9 万人，1967 年猛增到 45 万人。失业队伍
中不仅有一般的熟练工人，而且也有大批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
员，还有大量从高等学校毕业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法国政府力图通过增加
政府投资和放宽信贷等措施来刺激生产，结果却进一步造成了通货膨胀。1968
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比 1967 年增长 66%以上。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预算也出现
巨额赤字。1967 年的则政赤字达 70 亿法郎。为弥补财政赤字法国政府于 1968
年初实行了“增值税”制，结果使广大群众的经济负担更为沉重。
经济危机加深了社会阶级矛盾。工人阶级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失
业的威胁，物价上涨，加上政府限制工人增加工资，使工人生活水平下降，
引起广大工人的不满，要求增加工资、保障就业的呼声日益高涨，罢工事件
时有发生。
经济危机也损害了中间阶层的利益。虽然中间阶层的经济收入明显高于
工人，但他们也深受失业、通货膨胀之害。其中不少人因此对现状不满，提
出了改革税制和政治制度的要求。这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直接影响到青年
学生，大批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对于法国僵硬陈旧的教育制度
和社会制度日趋不满。在马尔库塞、卡斯特罗思想的影响下，尤其是中国“文
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都渴望着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向
现存制度挑战。
与此同时，戴高乐体制的反对派力量也逐渐加强，特别是左翼党派在一
致反对戴高乐的基础上，开始相互靠拢，法国政治社会又出现向左转的趋向。
左翼政党已逐步联合起来，成为戴派势力强有力的挑战者。这一切预示着一
场强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968 年 5 月风暴]斗争之火首先在大学里点燃。从 1967 年秋天起，农
泰尔文学院一些系科的学生为反对僵死的教育制度以及不合理的管理制度，
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罢课浪潮。1968 年 3 月 22 日，警方在巴黎逮捕了 6 名被
怀疑因反对美越战争而向美国在法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引起农泰尔文学院
学生的广泛抗议。在社会学系三年级德籍学生科恩—邦迪的鼓动下，学生们
占领了学院的行政大楼。“3·22 运动”揭开了 5 月风暴的序幕。
5 月 2 日，农泰尔文学院院长决定关闭学校。次日，巴黎大学学生开会，
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许多其它大学的学生（包括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
涌向巴黎大学参加集会。巴黎大学校长害怕发生骚动，请来警察驱散校园里
的学生。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许多学生被捕，巴黎大学宣布关闭。然而，
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运动由大学扩展到公立中
学。5 月 10 日，学生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巴黎大学复课，释放
被捕学生，警察撤出拉丁区。夜间，学生们筑起街垒，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不少学生被捕入狱。5·10 夜被称为“第一个街垒之夜”。
5 月中旬，冲突从大学生转向社会，斗争出现高潮。5 月 13 日，即 1958
年 5·13 事件发生 10 周年日，法国工人举行全国总罢工，声援巴黎大学生。
这一天工人、学生、教师共 80 万人在巴黎举行了法国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群众性游行。示威群众高举着一条 10 米半长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学
生、教师和工人团结起来！”浩浩荡荡涌向市中心。在短短的 4、5 天中，全
国总计有一千万人参加斗争。整个法国处于瘫痪：工厂停工、商店罢市、银
行、邮局关门、电话中断、交通停顿、剧院停演，甚至连“法新社”、“法
国广播电视公司”的职工也加入了罢工行列。
戴高乐虽然按原计划于 5 月 14 日对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但被迫在 5
月 18 日提前回国，并连夜和内阁商量对策，鼓吹：“改革可以，乱来不行。”
5 月 24 日，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承认法国社会必须进行改革，但认为出现
危机是不正常的。这次讲话使人们大失所望，约一小时后，数千名学生又走
上街头和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遭到警察镇压，出现了第二次流血的“街
垒之夜”。
政府当局在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还采用另一种策略，组织资方与工会
在格勒内尔大街劳工部所在地进行谈判，并在 5 月 27 日达成“格勒内尔协
议”：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3 法郎；立即增加工资 7%，10 月份
再增加 3%；减少工时；组成混合委员会负责就业和职业培训问题；承认工会
在企业中的权利。总工会领导人对此协议极为满意，但工会的基层组织普遍
拒绝这一协议，社会危机从此公开发展为政治危机。
5 月 27—29 日，以统一社会党和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一些教育工
会为主要代表的新左派，在夏尔莱蒂体育场组织了一次有孟戴斯·弗朗斯出
席的群众大会。“左翼联盟”通过密特朗之口宣称现在“政权空缺”，建议
成立以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临时管理政府，密特朗为自己安排了总统职位。
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则提出建立人民政府。与此同时，戴派阵营内部乱作一
团。5 月 29 日上午 9 点 1 刻，在原定 10 时举行的内阁会议之前，蓬皮杜得
到通知说戴高乐要到科龙贝去呆 24 小时，内阁会议推迟到明天下午 3 时举
行。下午 2 时，部长们获悉戴高乐失踪，大为震惊。直到下午 4 时，才由武
装部队来的电话中得知戴高乐已去西德。戴高乐在得到法国驻德武装力量总
司令马絮的支持保证后，于 5 月 30 日回到爱丽舍宫，并在下午 4 时半发表了
极为强硬的讲话，声明在当前情况下他不能离职，也不打算更换总理，并宣
布解散国民议会，推迟公民投票。此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30 日晚上，举
行了 50 万人的游行示威，表示对戴高乐的坚决支持。在戴派的高压之下，5
月风暴逐渐平息。
5 月风暴是第五共和国潜在危机的总爆发，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发
展之快，斗争之激烈，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联合之紧密，为法国历史上所罕
见。由于在斗争中多种政治力量交织在一起，很难判定这场运动的性质。但
这场风暴毕竟是反对垄断资本的一场政治大发动，它猛烈地冲击了戴高乐的
统治，震撼了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行政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有其历
史的功绩。
[戴高乐的引退]5 月风暴平息之后，戴派在 6 月的大选中获胜。为实现
刷新政治的愿望，戴高乐改组了政府班子。7 月 11 日，他任命顾夫·德姆维
尔接替蓬皮杜担任总理职务。为应付学生的要求和避免危机的重演，议会在
10 月 10 日通过了关于建立大学自治和让大学生参与制订学校管理的法律。
但改革的重点还是放在加强地方政权的权力、在经济计划上把权力下放到各
省和实行参议院改革等方面。1969 年 2 月 19 日，戴高乐决定就上述问题于 4
月 27 日举行公民投票。戴高乐之所以提出公民投票，其主要目的是想让别人
承认他个人权威的合法性。4 月 11 日，戴高乐公开宣布，如果多数反对的话，
他将引退。4 月 24 日，《费加罗报》发表的最后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
53%的选民打算投反对票。4 月 27 日公民投票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民意专家的
预言，反对票占有效选票的 53.2%，4 月 28 日清晨，戴高乐发表了一份公报，
宣布：我将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天中午起生效。戴高
乐引退后回到科龙贝，断绝了和政界的一切联系，专心撰写他的《希望回忆
录》。1970 年 11 月 9 日，戴高乐由于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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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蓬皮杜总统执政
[蓬皮杜当选总统]戴高乐引退后，由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根据宪法代
理总统。不久，法国进行总统竞选。戴派的第二号人物、曾在戴高乐手下连
续六年担任总理的蓬皮杜在竞选运动未正式开始之前就率先宣布参加总统竞
选。当时左翼政党没能统一行动，分别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工人国际法
国支部推出加斯东·德费尔，统一社会党推出米歇尔·罗卡尔，共产党推出
雅克·杜克洛参加竞选。代总统波埃也以中间派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左
派的分裂，使蓬皮杜坐收渔利。在 6 月 1 日第一轮选举中，蓬皮杜获得 43.9%
的选票，遥遥领先。在 6 月 15 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蓬皮杜又以 57.5%的
选票击败对手而当选总统。
蓬皮杜是在戴高乐派统治出现危机时上台的，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他只
得向中间派靠拢，推行“开放”政策。但他属于戴派。因此又必须保证戴高
乐政策的延续性。所以蓬皮杜当选总统后，就任命戴派重要成员、多次担任
过国民议会议长的沙邦·戴尔马担任总理。6 月 22 日，新内阁成立。39 名内
阁成员中半数由前一届内阁成员连任，同时又向中间派开放，如独立共和党
人德斯坦担任财政部长，右翼中间派的普列文担任司法部长，杜阿梅尔任农
业部长，人民共和党的丰塔内任劳动、就业和居民部长。
[蓬皮杜总统的内政]蓬皮杜上台后，为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些改善
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生活的措施。1969 年 12 月颁布根据物价上涨幅度确定
各行业最低增长工资额的规定。次年政府又促成许多行业工资的月薪化。并
继续维持国家对经济进行直接而强有力的干预，国家坚持实行经济计划化，
1971 年 7 月 15 日由国民议会通过了以调整工业结构为重点的第 6 个计划
（1970—1975 年）。国家为创立和巩固加强具有国际规模的法国工业集团提
供方便，并设法刺激鼓励革新和对外输出。同时，针对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
弊端，在经济领域实行地方分权。并注意调整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一批国有企业，诸如法国全国铁路公司、公私合营巴黎运输公司、法兰西电
力公司——法兰西煤气公司等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实行了企业自
治。在社会治安问题上，政府采取高压政策。1970 年镇压多起学生风潮，解
散极左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逮捕该组织的领导人阿兰·热斯马尔。同
年 6 月 4 日，国民议会通过“反捣乱分子法”，规定如参加禁止举行的游行
就构成犯罪行为，予以惩办。但是，蓬皮杜并未因此而使法国摆脱经济和政
治困境。他就任总统期间，经济虽有一定发展，失业和通货膨胀却始终未能
解决。对政府的不满，使左派力量重新趋向联合。1970 年 2 月 4 日，法共在
第 19 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党员为建立广泛的左翼反垄断阵线而斗争。次年 6
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共和制度大会、社会主义教育和研究中心以及一些
俱乐部召开了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建立了新的社会党，由密特朗担任
第一书记。激进党的左翼也在党内占据了优势，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
尔在 1969 年 10 月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次年 2 月发表了由他和阿尔贝署名的
一份激进宣言——《天堂和地狱》。
1973 年 3 月，法国举行议会选举，左派实行了从共产党到激进党的联合，
提出了《共同纲领》，并在选举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在新选出的议会中，
多数派由原来的 385 席减少到 276 席，而《共同纲领》候选人共获得 175 席。
多数派虽然仍获得相对多数，但已表现出明显的倒退。这对蓬皮杜的统治来
说无疑是一次冲击。不久，蓬皮杜因患癌症，身体每况愈下，终于在 1974
年 4 月 2 日因医治无效逝世。
[蓬皮杜总统的外交]蓬皮杜的外交政策也体现了延续性和开放性相结合
的特点。延续性表现在蓬皮杜仍然沿袭了戴高乐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对美
苏两超级大国保持独立，以巴黎—波恩为轴心基础联合西欧，扩大同第三世
界的合作。蓬皮杜为了加强同法语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从 1971 年到 1973
年数度出访非洲，遍访法语非洲国家。开放性则表现在蓬皮杜倾向于同世界
上各个阵营保持同样良好的关系，注重维持东西方的平衡，以此确保法国的
独立性。为此，蓬皮杜在 1970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3 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同年 10 月 6 日至 13 日又访问了苏联。此外蓬皮杜还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和美
苏两国首脑会晤。1973 年 9 月 13—17 日，蓬皮杜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在欧洲政策上其开放性更为突出，蓬皮杜—反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
市场的立场。于 1971 年 5 月与英国首相希思在巴黎就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
体的条件达成了协议。
三、德斯坦总统执政
[德斯坦就任总统]蓬皮杜的猝然去世使总统宝座在 5 年时间内第二次突
然空缺，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第二次出任代理总统，法国再次提前举行总
统选举。
与 1969 年总统选举不同，左翼推出密特朗为统一候选人。密特朗在选举
中的呼声极高。这是因为法国自蓬皮杜执政以来，其经济形势令人失望，特
别是 1973 年中东战争爆发、石油大幅度提价后，法国经济发展速度显著下
降，外贸出现逆差，黄金外汇储备剧减。由于政府加紧向人民转嫁经济危机，
致使失业人数增加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人民购买力下降。法国人民对
16 年的戴派统治感到厌倦，人心思变。而密特朗在不久前与共产党签署的《共
同施政纲领》正好迎合了这种思变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层人民
的利益。因此使密特朗具有相当高的威信，一些报刊把他视为这次总统竞选
中“无可匹敌”的强者。
与此同时，执政者多数派中内部矛盾日益加剧。首先是戴派本身在蓬皮
杜执政时就分为蓬皮杜派、梅斯梅尔派、沙邦—戴尔马派以及德勃雷派。蓬
皮杜死后，派别之争更为激化。以至戴派无法推出一个足以掌握全党的领袖
人物出面竞选总统。其次是多数派内部以德斯坦为首的独立共和党人和戴派
的矛盾。独立共和党本身力量虽然不大，但长期来却是戴派组成议会多数所
不可缺少的因素，是戴派感到头痛而又不得不与之结盟的伙伴，德斯坦更是
被视为刺人的仙人掌。随着戴派政治影响的下降，独立共和党在同戴派的关
系中采取了“同意，但是”的策略，即对自己有利时就表示“同意”，对自
己不利时就强调“但是”。1969 年 4 月公民投票中，独立共和党公开反对戴
高乐，成为促使戴高乐辞职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早就觊觎
总统宝座的德斯坦提出组织“扩大的多数派”和“要变革但不要冒险”的口
号，想利用选民对戴派不满而又对左翼联盟存有戒心的有利条件登上总统宝
座。
第一轮选举在 5 月 5 日举行，共有 12 人参加竞选，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
逐的主要是密特朗、德斯坦和沙邦—戴尔马。结果密特朗获得了 43.36%的选
票，德斯坦获得 32.76%选票，沙邦—戴尔马仅获得 14.76%选票。5 月 19 日
举行第二轮选举，德斯坦获得 50.63%选票险胜密特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48 岁的德斯坦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德斯坦的当选，表明了原来的
多数派继续获胜，但戴派已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现象意味着第五共和国
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德斯坦总统的内政]德斯坦入主爱丽舍宫时曾踌躇满志的宣布：法国政
策的新******从今天开始，标榜要进行多种多样的改革，使法国进入“先进的
自由社会”。5 月 27 日，德斯坦授命雅克·希拉克组阁。希拉克是戴派中少
壮派的领袖人物，在戴派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德斯坦这次之所以能够在
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胜，希拉克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政府的领导权通过希拉
克之手，仍由戴派所掌握，所以在德斯坦总统任期的头两年里多数派内部的
人事变动不甚明显，德斯坦的改革政策也很难实行。政府在社会改革方面缺
乏热情，只是在 1975 年 12 月对城市建设、边境政策作了一些改革。把社会
治安扩大到农民，以及在 1976 年 7 月通过了一项措词和缓的课征增值税的规
定。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风俗习惯和政治自由化方面，如堕胎合法，
避孕自由，离婚自由，设立妇女地位国务秘书，将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的法
定年龄降至 18 岁，确定巴黎市的新地位，巴黎市长由市议会选举产生等。
在经济方面，当时正值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第四次经济危机爆发并影响法
国之时，希拉克政府采取了扩大公共开支费用，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想以
此减缓失业现象。结果引起工资和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了法国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的竞争能力，外贸出现严重逆差，国家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现象更
为严重。由于危机，第六计划中规定的一些指标都未能达到。在这种情况下，
总统和总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以至希拉克在 1976 年 8 月 25 日愤然辞职。
希拉克的离职，使戴派在失去了爱丽舍宫的地位后又失去了在马提翁大
厦的地位。德斯坦在希拉克辞职后任命曾被人称为“法国首席经济学家”的
雷蒙·巴尔担任总理。巴尔政府把复兴法国经济作为施政纲领的中心。9 月
22 日，新政府提出了“巴尔计划”，规定：冻结物价 3 个月，在 1977 年 4
月以前不得提高公用事业费，“节制”收入，冻结高收入，严格控制购买力，
对高收入者提高税额。
1978 年 4 月 26 日，又提出“第二个巴尔计划”，在继续优先复兴经济
的同时，规定对集体设施、青年就业和改善受危机影响最大的社会阶层（家
庭及老人）给予特别援助。此外，新制定的第七个计划（1976—1980）为基
建、外贸、就业、减少不平等现象，提高生活质量和科研等方面规定了 25
项“优先行动纲领”。巴尔政府执政时期虽然在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赤
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失业人数却继续增多。法国经济复兴起色不大，
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加深，对德斯坦的统治已经深感厌倦。
[德斯坦的外交政策]德斯坦基本上继承了戴高乐确定的法国外交政策的
基本原则，但同时也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制定了与戴高乐外交政策略有不
同，以多极外交为特点的外交政策。
德斯坦本人把多极外交具体化为四条路线：独立的路线、欧洲的路线、
缓和的路线、合作的路线。他把维护法国的独立、安全与利益作为法国对外
政策的基本目标，谋求由法国对自己的主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不接受“超
级大国的统治”，并把建立发展独立核武装作为确保独立的基本手段。同时，
德斯坦根据苏联军事威胁的加剧和扩张的升级调整了对美外交，加强了与北
约的军事合作，改变了戴高乐“不以苏联为唯一假想敌”的“全面防御”战
略，提出了重点在东方的“前沿战斗”和“扩大庇护所”的战略思想。他还
以西欧联合为立足点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利用多数派在 1978 年议会选举中
获胜的有利时机，联合西德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积极推动共同体的扩大，
希望共同体以法德为轴心，由经济联合逐步发展到政治、军事联合，成为多
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德斯坦还努力使法国同苏联保持“特殊关系”，以缓
和为手段，通过给苏贷款和技术援助，换取苏联市场和原料供应，并在一系
列对苏问题持与美国有区别的独立政策，力求使法国成为苏联在西方的一个
具有特殊地位的对话者。为了维护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德斯坦主张积极
发展法非、欧非之间的联系，倡导了“南北会谈”，“欧非对话”。德斯坦
还主张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认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符合世界和平的利
益，并在 1980 年 10 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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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80 年代的法国
一、密特朗当选总统
[密特朗当选总统]1981 年 4—5 月间，法国举行总统选举，参加竞选的
有 10 名候选人。由于原执政的法国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之间结成的多数
派陷于分裂，作为反对派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左翼联盟又不复存在，因
此四大党在第一轮选举中都互不相让，分别推出德斯坦、希拉克、密特朗和
马歇参与角逐，其中以在职总统德斯坦和社会党领袖密特朗之间的竞争最激
烈。
这次总统选举是在法国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
举行的。因而在职总统德斯坦一面许诺继续奉行第五共和国以来一直奉行的
政治方针，作出种种姿态争取以希拉克为首的戴派的支持。同时又针对不少
选民中普遍存在的求稳怕乱的心理和密特朗获胜后要解散议会的主张，提醒
选民这次选举关系到“社会制度的选择”，宣称密特朗上台就是共产党“参
政”。德斯坦以“安定、团结、未来”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表示要把和平
与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还发誓：如果再次当选，他要做到 1988 年任期届满时，
世界舆论都认为世界上有三个先进国家：美国、日本和法国。密特朗则利用
选民对德斯坦执政 7 年产生的厌倦心理和人心思变的情绪，针锋相对地提出
了要实行有别于德斯坦现行政策的“另一种政策”，并以“就业、和平与自
由”作为社会党竞选的主题。此外还在选举策略上采取了左右逢源的作法。
4 月 26 日，第一轮选举揭晓，没有一位候选人得到 50%以上的选票，得
票最多的是德斯坦和密特朗，分别获得 28.31%。和 25.8%的选票。5 月 10 日
举行第二轮选举。为此，各派力量重新组合，德斯坦和密特朗竭尽全力争取
原来同盟者的支持。选举结果，密特朗获得 52.24%的选票，当选为第五共和
国的第五届总统。
[社会党取得议会多数]5 月 21 日，法国举行密特朗正式就任总统典礼。
根据宪法，共和国总统有权在同总理和参众两院议长磋商之后解散议会。密
特朗在上任后的第二天就解散了议会，并任命皮埃尔·莫鲁瓦组织一个为议
会选举作准备的过渡政府。议会选举决定于 6 月 14 日和 21 日举行。这次选
举对于新上任的密特朗总统和刚下野的原多数派都很关键。密特朗当选总统
使社会党成了执政党，如果再在议会中居少数，不但难以取得议会的合作，
推行其政纲，而且新政府还有受到弹劾的危险。同时，不管这次选举结果如
何，总统在一年内已无权再解散国民议会。因而，围绕着议会选举，各党派
都忙着组织力量和研究策略。在左翼方面，社会党、法共以及一些支持密特
朗总统的小党派人士，乘着总统选举胜利的势头，继续结成联盟。在原多数
派方面，戴派和德斯坦派也缔结了一个联合选举公约，打出“争取新多数派”
联盟的旗号，力图在国民议会中保持与密特朗总统抗衡的多数派势力。
6 月 22 日，大选揭晓。社会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取得了议会 491
个议席中的 285 席。原多数派在选举中遭到惨败，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
联盟分别降为 88 席和 63 席。社会党继赢得总统选举之后又取得国民议会选
举的决定性胜利，在议会中形成了新的左翼多数派。
[社会党胜利的原因]社会党之所以能够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相继获
胜，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经济困难，人心思变。法国经济近年来因受危机的影响，长期处
于滞胀状态。在德斯坦任期 7 年内，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6%，1980 年仅为 1.3%，1981 年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
7.5%，1981 年 4 月底失业人数达 170 多万人。物价在 7 年内上涨了一倍，大
批中小企业倒闭。外贸和国际收支逆差严重。在政治上，由于资产阶级右翼
政党长期把持政坛，官僚主义日趋严重，各种丑闻时有发生，使广大人民群
众越来越感到不满。他们希望革新政治，振兴经济，扩大民主，并把这些希
望寄托在更换领导人上。而社会党的政策主张恰恰顺应了他们的变革要求。
社会党一贯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密
特朗把解决失业问题放在首位，并把“就业、和平与自由”作为社会党竞选
的主题，主张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国有化、计划化和自治管理等措
施，对法国经济进行渐进的“结构改革”。他还提出改革税收制度，缩小工
资差别以及增加社会福利等主张，强调要缩小贫富差别，提高中下层群众生
活水平。密特朗当选总统后，在议会选举前夕，社会党政府还宣布了一系列
社会福利措施，让选民得到一些实惠。与此同时，社会党大肆渲染其政策的
温和色彩，强调不搞革命，不进行突然变革，而是逐步改革。这在一定程度
上消除了社会上的疑惧，特别是符合中间阶层要求变革又害怕动乱的心理。
第二、社会党在选举中成功地运用了争取选票的策略，既取得左翼选民
的支持，又争取了中间选民。密特朗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一方面做好在法共
影响下的基层群众工作，力图造成左翼上分而下联的局面，争取在第二轮决
战时尽可能多地得到法共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表示在总统选举时不讨论
在社会党取胜的情况下是否让法共参政的问题，以争取反对共产党的左翼和
一些中间选民的支持。密特朗在第一轮选举中就得到近 150 万法共选民的选
票。在第二轮选举中，法共号召自己的选民投密特朗的票，并在议会选举中
同社会党达成让票协议，使更多的法共选民和中间派选民转向社会党。此外，
密特朗还得到了其它左翼小党和组织的支持。
第三、右翼内部矛盾加剧，使一部分右翼选民转而投票支持密特朗。希
拉克愤而辞职后，原多数派内部戴派和德斯坦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戴派
在竞选中不惜与左翼一起抨击德斯坦的内外政策，并公开提出要么改变政
策，要么更换总统。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时，在德斯坦与密特朗决一雌雄的
关键时刻，希拉克没有号召选民支持德斯坦，而只是宣布他个人在第二轮中
“只能投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票”，暗示原支持戴派的选民可自己选择投票。
据统计，戴派选民约有 30%（150 万人）没有投票支持德斯坦，而德斯坦正是
以 100 万张选票之差败给密特朗的。
二、莫鲁瓦和法比尤斯政府
[社会党和法共联合执政及其原因]社会党通过选举取得总统职位和政府
领导权，并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半数以上的席位，为社会党实施其纲领和政策
提供了保证。社会党为了在今后执政过程中应付右翼政党的反对和顺利处理
其它问题，仍需要取得法共的合作。法共也以自己为社会党在总统选举和议
会选举中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由要求参加执政。于是两党通过谈判，
在 1981 年 6 月 23 日签订了“共同执政协议”，决心共同推行密特朗提出的
改革政策。6 月 23 日以莫鲁瓦为首的新政府成立。在新政府的 44 名内阁成
员中，社会党占 37 名，法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夏尔·菲泰尔芒任
运输国务部长，中央委员马塞尔·里克任职业培训部长，中央委员雅克·拉
利特任卫生部长，中央委员阿尼塞·勒波尔任总理府负责人事与行政改革的
部长级代表。这是法共自 1947 年以来第一次参加政府。
法共决定参政有着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希望通过左翼联合执政对社
会党的改革施加影响，争取逐步推行法共的政治纲领，并企图利用执政的地
位，通过直接参与密特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多做些群众福利方面的
具体工作，争取民心，增强实力，为最终建立“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创造
条件。
而社会党吸收法共参加政府，也有自己的打算。新政府上台后将进行广
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其中扩大国有化范围、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等
改革措施，必将遭到大资产阶级和右翼政党的反对。吸收法共参政，既可使
政府避免左右“两线作战”，又可借助法共对强大的总工会等群众组织和数
百万群众的影响，以调节劳资关系、维持社会安定，抗衡右翼的压力，并约
束工人群众对增加福利、提高工资的要求。此外，在社会党占有议会绝对多
数议席的情况下，维持“左翼联合”局面可使社会党占主动地位，并通过“共
同执政协议”约束法共。
[引人注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密特朗总统和莫鲁瓦政府上台后只
用了一年左右时间就完成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立法程序，
并实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第一、以扩大国有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改革。密特朗主张在自由经济的
基础上，通过扩大国有化程度，使国家拥有充分的财政、金融和经济手段来
实现改革的战略目标，为此掀起了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有化运动。根据
1981 年 12 月 18 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国有化法案，对 5 家大的垄断工业集团[圣
戈班—蓬阿穆松公司集团（玻璃）、通用电力公司、佩希奈—于吉纳—库尔
曼公司集团（有色金属）、汤姆—勃兰特家用电器和国家电子公司、罗纳—
普朗克化学公司]，两家大的金融公司（巴黎荷兰金融公司、苏伊士金融公司）
和 36 家拥有 10 亿法朗以上存款的银行实行国有化。此外，还以国家参加股
份等办法逐步将其它一些重要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这样，国有化企业在国
家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从而使法国成为西方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第二、在“社会公正”、“分享劳动”等口号下，实行社会改革和福利
措施。社会党政府上台后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优先地位，采取措施增加社会
福利和对中小企业的援助，企业通过刺激需求，促进生产来增加就业机会。
为此，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如提高低工资，增加家庭补助，提高最低
养老金和对残废人的补助，缩短工时，实行每周 35 小时工作制，每年 5 周带
薪休假，降低退休年龄。此外，社会党政府还改革税收制度，征收资产税，
增加商人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减免部分低收入者的所得税等。新税制使政
府既增加了收入，又照顾了中下层群众。
第三、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1981 年 8 月，国民议会通过
《权力下放法案》，把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充分发挥地方民选机构
的作用。其主要措施是，建立大区一级的权力机构，使经过选举产生的大区
委员会拥有较广泛的行政和财政权力。同时，省、市民选机构，即省、市议
会的权力也大为加强，省议会改为省政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为省的行政事务
首脑。原由中央任命的省长，改称为共和国专员，只管辖警察和中央各部派
驻省里的机构，对省的行政和财政事业起监督作用。
第四、实行以“社会宽容”为口号的司法改革。 1981 年 8 月 2 日和 9
月 18 日，国民议会分别通过《取消国家安全法院法案》和《废除死刑法案》。
社会党政府还主张废除常设军事法庭和改革最高司法会议。
[密特朗的对外政策]密特朗上台后强调法国外交的连续性，其外交政策
的要点是：力争保持东西方力量的均势，特别是在欧洲的均势，维护北大西
洋联盟，加强法美关系，反对苏联威胁，推行西欧一体化，加强和密切同第
三世界的关系。
密特朗上台后，社会党政府对美国继续保持既结盟又独立的关系，法国
在战略上与美国配合较多，同时又强调对美国要保持独立和判断自由。在联
盟问题上，法国多次声明忠于整个联盟并继续履行它在北大西洋联盟内承担
的义务，但决不服从军事一体化指挥。在经济方面，反对美国在东西方贸易
关系中强行将西欧纳人对苏战略轨道，谴责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在中
美洲、中东、非洲等第三世界地区现存的矛盾与国际纠纷问题上都采取了有
别于美国的独立政策。
密特朗对苏联的立场比其前任更为强硬，极力反对苏联在欧洲确立军事
优势。为此，法国主张在欧洲部署美国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同苏联的
SS20 导弹抗衡。法国还不断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认为苏联对波兰实行军管
负有责任，积极支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但同时又认为加强法苏关系
是“欧洲平衡必不可少的因素”，需要维持法苏对话，反对对苏联进行“经
济战”。
密特朗积极推动欧洲联合，提出“应努力使欧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一
种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以对付超级大国瓜分世界的阴谋，主张加速欧
洲一体化的进程，以减少美国的依赖程度。此外还提出建立“欧洲社会区”，
谋求西欧国家采取共同的社会政策。在欧洲建设中，继续重视发展法德关系，
认为“法德特殊友谊是欧洲共同体的基石”。
密特朗还积极推行“第三世界主义”，努力改善南北关系。在政治上，
他宣传在全世界捍卫人权，尊重人民自决权，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在经济上，
提倡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富国援助穷国，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消除社会
不公平。密特朗仍对非洲地区特别重视，亲自出访了非洲的 14 个国家。此外
对加强在中东、波斯湾地区、东南亚地区和拉美地区的影响也都作了特殊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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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密特朗和社会党政府原想通过扩大政府公
共开支，增加财政赤字等手段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以达到振兴经济、增加就
业的目的。然而“膨胀”计划实施一年后，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仅未
能实现，而且导致宏观经济的严重失控。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急剧恶化，赤字
额由 1980 年的 303 亿法郎猛增至 1981 年的 808 亿法郎，1982 年的 989.5 亿
法郎，两年间猛增两倍半。通货膨胀加剧，消费物价扶摇直上，尤其是 1982
年前 6 个月，年上涨率高达 14%，外贸出现巨额逆差，法郎疲软不堪，在 17
个月内被迫三次贬值。总之，在社会党政府上台一年多后，法国经济处于二
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
在这种局势下，社会党政府在 1982 年中被迫刹车，中断原来的膨胀计
划，转为实行以克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紧缩政策，决定冻结工资和物价，
削减社会福利和政府开支以遏制消费。在法郎第三次贬值后又摊出了一揽子
“严厉”计划，对 1982 年度的财政赤字额、消费物价上涨率和外贸逆差均作
出严格限制，并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增加税收（包括所得税、工资附加
税和财产税等），提高煤、电、交通、邮电等公用事业收费，调高烟、酒和
燃料价格，限制信贷，加强外汇管制直至限制出国旅游者携带的外币额，提
高利率和推行强制性储蓄等。
社会党政府大幅度调整经济后，法国的宏观经济受到一定控制，显示了
一定效果。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减慢，1983 年和 1984 年仅分别增长 0.7%和
1.2%，然而消费物价上涨趋缓，外贸逆差额在两年间缩小了 2/3，财政赤字
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大致控制在政府规定的 3%水平上，法国经济在度
过了最困难时期后，1984 年开始出现微弱复苏。但是，经济政策的这种猝然
大转折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其他困难和问题，导致工业生产投资不振，生产
停滞，特别是传统工业部门更是深陷困境。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家庭实际收
入下降，社会消费萎缩。这些现象引起了各阶层的不满，导致社会动荡不已。
[社会党政府改组——法比尤斯组阁]1984 年 7 月 17 日，社会党政府进
行重大改组，原工业科研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在莫鲁瓦辞职后接任总理职务，
时年 37 岁，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总理。新政府由 16 名部长、6 名部
长级代表和 20 名国务秘书组成，其中 34 名属上届留任，人事结构上保持了
很大的连续性。法共因不同意新政府继续执行严厉的经济政策和工业改组计
划而拒绝入阁，致使历时 3 年的左翼联合执政局面宣告结束。
触发这次政府改组的直接原因是私立学校改革问题。社会党主张建立统
一的、世俗的国民教育，并在 1984 年 1 月提出一项改革法案，加强政府对私
立学校的控制与监督。该法案一提出，立即遭到受教会控制的私立学校当局
及有关学生家长的激烈反对。左翼反对派也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全国各地不
断出现抗议集会，6 月 24 日，巴黎地区爆发大约 150 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
持续时间长达 14 个小时。反政府的声浪甚嚣尘上。7 月 12 日，密特朗总统
被迫宣布收回教改法案，教育部长萨瓦里被迫辞职，政府出现危机，内阁只
好改组。社会党希望通过改组政府给选民以新的希望，继续确保社会党的多
数地位。
三、希拉克政府
[共处局面的出现] 1986 年 3 月 16 日，法国举行 5 年一度的国民议会选
举，这是法国左右两派之间的又一次重大较量，双方各派都为此展开了积极
活动。这次选举采取了社会党政府在 1985 年 4 月制订通过的新选举法“省级
一轮比例代表制”，选举结果，在 577 个议席中，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
联盟组成的原反对派联盟获得 291 席，社会党和左翼激进党只获得 215 席（其
中社会党 202 席），法共 35 席，国民阵线 33 席。原反对派以超过半数 3 票
的微弱多数获胜，将组成新政府。已执政 5 年的社会党失去继续执政的机会，
但仍为议会第一大党。法共的席位明显减少，极右的国民阵线以相当可观的
议席数第一次进入国民议会。
3 月 20 日，议会新多数派的代表人物、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巴黎市长希
拉克受命组阁。法国政坛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局面：左派总统，右派总理。法
国人把这种奇特的局面称为“共处”。“共处”标志着法国政局进入了一个
微妙的阶段。法国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多数派脆弱，新少数派强大，
多年以来的两大派四大党的局面由于国民阵线进入议会而宣告结束。5 股重
要政治力量之间开始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法国政坛出现这种奇特的“共处”格局绝非偶然。第一，社会党执政以
来法国经济形势一直不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又出现了某些失误。从而使
社会党的威信大大降低，不少选民对社会党由期望发展到怀疑，进而又由失
望发展到不满。第二、“左翼联盟”的破裂使社会党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的境
地。尤其是法共的不合作，从而失去了法共选民的支持，使社会党执政的社
会基础大大削弱。第三、右翼两大政党利用社会党威望的下降，调整了内部
的关系，协调了彼此的矛盾，加强联合行动，共同对付社会党。
[希拉克政府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希拉克上台后，采取自由主义的治国方
针。早在 3 月 16 日议会选举前，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在联合执政纲
领中就提出了自由化经济政策。希拉克出任总理后，于 4 月 9 日在议会发表
纲领演说，又具体阐述了新政府在今后两年内的经济主张和措施。4 月 16 日
法郎贬值后，希拉克政府首先采取措施，大大放松汇兑限制，实行工业产品
价格的自由化，并废除 1945 年以来制定的价格控制规定。继而政府又大幅度
减税，公司的营业税由 50%减为 45%，减轻大企业支付失业等社会保险的负
担，取消社会党前政府设置的巨额财产税，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将非法流出国
外的资本重新转移回国。此外，希拉克政府还规定从 1987 年元旦起废除解雇
工人要得到政府批准的法律，并把劳资协商的权力下放到企业基层。
希拉克政府在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实行企业私有化，
新内阁成立后，即将经济财政部改为经济财政和私营化部，下设负责私营化
的部长级代表，在组织上，保证私有化政策的实施。接着国民议会通过法案
规定，在 5 年内（即到 1991 年 3 月 1 日）对 65 家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其
中包括法国通用电气公司、汤姆森电子公司、圣戈班建筑材料和玻璃公司、
佩希内制铝公司、罗纳—普朗克化学公司、布尔计算机公司和马特拉公司等
9 个工业集团以及从 1945 年起就实行国有化的巴黎国家银行、里昂信贷银行
和兴业银行。此外，还有社会党政府在 1982 年实行国有的 30 多家银行和保
险公司。希拉克政府甚至还打算给唯一有权发行钞票的法兰西银行“一种新
的地位，使它的活动免受政府影响”。
私有化的具体做法是将国有企业的股份通过交易所卖给个人或由企业职
工集股，国家保留一定比例的股份。外国买主的股份则不得超过一个企业股
份的 20%。
希拉克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私有化和其他自由化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以
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企业主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急于刺
激企业的积极性，鼓励企业主扩大投资和招工，尽快实现“经济增长”。从
速扭转 230 多万人失业的严重局面。此外，也是为了在两年任期内能取得明
显的经济效果，为 1988 年总统选举捞取资本。希拉克政府的这些政策和措施
遭到了社会党和法共的激烈反对，社会党还在议会中多次弹劾政府。
[希拉克的对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希拉克主张奉行戴高乐制定的以独
立防务为后盾的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密特朗观点基本一致。希拉克认为法美
紧密合作是和平的要求，对苏联则要“坚定和警惕”，要在互利的基础上发
展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在欧洲问题上强调继续以法德团结为核心加速欧洲建
设。在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上要优先发展与法语非洲国家和马格里布地区国家
之间的传统合作关系。主张法国应维护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保证其
战略核力量的不断现代化。为此，专门设立了海外省和海外领地部。
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国家元首在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领域享有特殊权
力，但希拉克在这方面也没有放过可以发挥作用的任何机会，力图与总统分
享这一领域的最高权力。最为突出的例子是，1986 年 5 月在东京召开的西方
七国首脑会议，法国一改惯例，不只国家元首出席，而由总统和总理联袂赴
会。尽管希拉克声称要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但双头赴会本身就反映了左
翼总统与右翼总理之间的不协调。又如在里根的战略防御研究计划问题上，
密特朗反对法国正式参加该计划，希拉克却宣布“我不会让法国被撇在战略
防御倡议之外。”在对非政策方面，希拉克上台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法语非
洲国家，表明政府的行动不全局限于法国国内，总理将直接处理法国的非洲
政策。
四、密特朗连任总统
1988 年 4、5 月间，法国迎来了左翼总统和右翼总理共处两年后的第一
次总统选举。争夺总统宝座的角逐主要在社会党、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
联盟三大主流派提出的 3 名候选人之间进行，即卸任总统密特朗、现任总理
希拉克和曾任总理的著名经济学家巴尔。由于这些年来主要政党皆已登台施
政，但均无显著建树，过左或过右的政策已被事实表明都无法行之有效地解
决现实中存在的难题，使各政党的政策主张开始趋于现实，并呈现相互靠拢
之势。事实上，密特朗、希拉克、巴尔 3 位候选人在外交和国防的大政方针
方面是一致的，社会经济政策也没有很大区别。因此，这次总统选举与 1981
年有很大不同。当时是一次对左右翼纲领、政策之间的抉择，也是要不要变
革法国社会的抉择。而这次总统选举则主要不是纲领、政策的抉择，而是对
人的抉择。候选人个人的素质、形象、政治影响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选举
结果，密特朗在 5 月 8 日的第二轮选举中以 54.02%的选票击败希拉克，成为
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继戴高乐之后的又一位连任总统。
在右翼力量略强于左翼力量的政治格局中，密特朗之所以能够蝉联总
统，是同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施政纲领以及高明的竞选战略分不开的。他在
《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了恢复社会公正和安宁，主张增加科学研究和教育
的投资，以此来缓解长期存在的失业现象，这无疑顺应了广大选民求稳思治
的心理。在经济方面，则不再拘泥于国有化、高税率等社会党的一贯主张，
转为一种更重视市场经济的姿态，从而赢得了广大中间乃至中间偏右人士的
好感。密特朗还注意在竞选中尽量淡化自己的党派色彩，力图塑造一个识大
体顾大局的全民总统的形象，在竞选战略上，采取了拉拢中间和利用极右分
化右翼，坐收渔人之利的做法。
第五共和国的历史曾经是一部左右翼对立的历史，两年多的左右翼共处
政府的实绩，初步冲破了左右翼“不共戴天”的传统。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欧洲一统化步伐的加快，法国日渐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要求各派政治
力量尽可能联合起来，左翼和右翼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政治中间化已成为
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左右对立的法国正在逐步向“温和的法国”演进。
第五节 社会生活和科技文化
一、社会生活
[人口状况]从 1800 年到 1946 年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人口只不过增加
了约 1300 万人。而从 1958 年到 1985 年，法国人口从原来的 4450 万增加到
5506 万，即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就增加了 1056 万人。显然，第
五共和国时期人口增长是比较快的。但是，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也是不平衡
的，大致可以 1974 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出生率线持续上升的
时期。由于这一时期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
大的提高，再加上法国政府采取种种政策措施，鼓励生育，激发了人们养儿
育女的积极性，这一时期法国平均每年出生的婴儿约有 85 万人。第二阶段是
出生率曲线呈下降趋势的时期。经济危机的不断冲击，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
业威胁的日益加剧，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人们的家庭观念
在淡化，对个人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尽管这个时期政府仍采取多种
优惠政策鼓励生育，但不少人仍不愿因为生儿育女而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
这一时期法国平均每年出生的婴儿少于 75 万人，比第一阶段每年要少 10 万。
外国移民的不断增加是第五共和国时期人口增产较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1978 年 1 月，外国移民已增加到 432 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的 1/14。外国移民
的新生婴儿占法国新生婴儿的 1/6。但从 70 年代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外籍人
口增加的趋势逐步停止。这些移民绝大多数从事重体力劳动，如建筑工、矿
工和清洁工等。他们的工资收入约占法国工资收入总数的 9.6%。另据 1982
年统计，在法国境内有 123 个国家的侨民，其中约有 45 万意大利人、41 万
西班牙人、96 万葡萄牙人、82 万阿尔及利亚人、45 万摩洛哥人。此外在法
国申请政治避难的外国人近 15 万。为减少外国人的流入，减轻失业的压力，
法国从 1981 年 9 月 1 日到 1982 年 1 月 15 日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整顿外籍劳动
力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到 14 万移民，有 1500 名移民在被驱逐之列。1984 年
以来，法国政府特别加强了对亚洲和非洲移民的控制。
[家庭结构与婚姻关系]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的家庭结构与家庭生活
也随着社会变化而出现以下变化：第一、家庭的原有职能不断分化。诸如经
济、教育甚至生活服务等功能，都从家庭中分化出去，由社会其他机构所取
代，家庭的职能日益趋向简单化。第二、家庭规模缩小，由传统的几代同堂
的大家庭结构向一夫一妻加一个子女的核家庭演变。第三、家庭观念和家庭
关系淡化，代际隔阂严重，子女不愿意与父母同居，出现了许多所谓“空巢”
家庭。第四、由婚姻破裂而造成的单亲家庭日益增多。
在婚姻方面出现了所谓“开放性”婚姻倾向，男女双方婚前同居或“试
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1968 年至 1969 年约占婚姻关系的 17%，1976 年至
1977 年上升为 44%。这种生活方式已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认为，没有婚前同居的自由，就没有婚后的真正幸福。婚前没有同居的法
国人现在已经为数不多。至于有的婚前生孩子以及双方同居后又离婚，也就
成了必然的事。法国的离婚率相当高，据统计，1978 年结婚者为 354，000
人，而离婚者竟达 74，000 人。法国在 1975 年 7 月、12 月以及 1976 年 7 月
颁布的法律、法令中规定，只要双方同意，即使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离婚，
并要求简化离婚手续。这样，离婚者越来越多。
家庭结构与婚姻生活的这些变化，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的不和，
孤儿的流浪，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这种消极现象的出现，已引起法国不少社
会学家的关注和中老年人的反对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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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运动]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也和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出
现了相当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广大妇女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争取自身的
权利，不仅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而且展开了广泛的社会运动。在运动过程
中涌现大批争取妇女解放的组织。这些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
鲜明的政治色彩，并隶属于某个党派，如“法兰西妇女联盟”、“妇女民主
运动”、“妇女情报研究中心”、“选择”、“路易丝·米歇尔俱乐部”。
另一类标榜非政治性，但实际上具有某种政治倾向，如“全国妇女理事会”、
“青年妇女”、“妇女联合会”、“争取女权同盟”、“国民社会妇女同盟”、
“法国计划生育运动”。
法国妇女的处境从 60 年代中期起有了较大的改善。1965 年制订的一项
法律取消了拿破仑法典中某些不合理的条文。新法律缩小了夫妻财产共同支
配的范围，双方分别管理各自在婚前或婚后得到的财产。此外，从 1965 年起
还规定妇女不必经过丈夫同意便可从事任何一种职业，有权签署一切有关家
务的合同和在银行开立户头。举凡买卖典押或分期付款购物等事项均需经过
夫妻双方同意。1967 年 12 月制订的一项法律使妇女正式取得了避孕的权利，
尽管如此，对女子的歧视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例如在劳动就业方面，男女
之间的不平等仍非常明显，妇女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不断扩大，但
她们从事的多为单调重复、职务较低的劳动，所以工资也低。即使和男子干
同样的工作，所获的报酬也经常低于男子。
五月风暴后，法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极为激进的人物和组织，
如以奈尔西亚为首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
认为妇女还需要进行另一次革命，即反对男性的革命。其他妇女也提出了许
多新的要求和斗争目标，如要求社会承认生育是一种社会功能，而不是妇女
的私事，妇女有权在医生配合下享有避孕保密和避孕自由，帮助独立负担家
庭生活的单身母亲，谴责用妇女作色情广告，教科书不准出现妇女专管家务
的形象等等。
1981 年社会党政府上台后，对法国妇女解放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在政府
中专门成立了妇女权利部，并采取了包括男女同工同酬的一些措施，在社会
福利方面对妇女，尤其是单身母亲予以特殊照顾，并大量增加妇女咨询中心。
二、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50 年代后期起，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
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和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结构主义并不是由一
些专业哲学家所组成的哲学流派，而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
文艺学及文化学等领域中的一些学者所共同具有的某种观点和方法的总称，
不同的学者以基本相同的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自己的领域，从而建立了诸如“结
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说和理论，人们把它们统称为结
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他首先
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观点和方法推广应用于社会科学，主要应用于人类
学，从而建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他在 1962 年出版的《野性的思维》一书最
后一章“历史与辩证法”中，直接批判萨特 1960 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
公开向存在主义提出挑战。列维—斯特劳斯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亲属关系
的基本结构》（1949）、《悲伤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1958）、
《神话学》 （4 卷 1964—1971）。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60 年代初，他在列维—斯
特劳斯等人的影响下，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和
研究上，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保卫马克思》（1965）、
《阅读（资本论）》（1965）。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们对长期
流行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强烈反感，迫切要求找到一条摆脱它们的出路，
而阿尔都塞声称要对苏共领导在谴责个人崇拜中所未曾解决的问题作出积极
的回答，声称要按照结构主义的精神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化。因此他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声誉。
60 年代中后期到 70 年代，在结构主义发展过程中，繁衍出了在一些方
面同结构主义紧密相连，在另一些方面却同结构主义的主张迥然相异，甚至
截然相反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后结构主义思想。后结构主义把结构主义拒斥
形而上学、拒绝把人归结为观念的主体等等视为理所当然，但却认为在列维
—斯特劳斯等人那里，存在着人道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残余，认为结构主
义无力为历史上各种文化提供政治说明，认为结构主义具有客观主义色彩，
忽略了欲望着、实践着的社会主体。据此，后结构主义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
主观性、历史活动和实践的问题。人们一般把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
变，同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演变并列，称为战后法国思想界的两次大的
颠倒。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兰·巴特、福科、德娄泽和德立达。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是莫里斯·阿莱，他反对政府干预
经济，提出了独特的市场经济理论，对 80 年代中期法国从国家控制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1988 年 10 月，77
岁的阿莱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称为“新法国经济学派之父”，“经济
分析世界中的一位巨匠”。
[科学技术的发展]戴高乐创建第五共和国后，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以后
建立了许多大型公立研究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农业研究所、海外科
学技术研究所等等。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科研中心，由该中心
统管和协调全国科研活动。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法国的科研经费
增加近 10 倍，科研人员也大幅度增加。为了发展空间科学、信息科学和海洋
科学，国家专门设立了宇宙空间研究中心、信息和自动化研究所和国家海洋
开发中心。这一切初步形成了法国科学复兴的局面。
德斯坦执政时期，为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研究的领导，法国政府决定由一
名国务部长专管科学研究工作，内阁总理定期召集各有关部长讨论科研的重
大问题，并主持科学技术研究的部际委员会。1978 年法国有科研人员 26 万
人，占就业人口的 1.2%，科研经费 380 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1980
年科研费用约 530 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9%。由于政府重视，科研机
构完善，科研经费充足，法国在六、七十年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法国的数学研究仍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多人获得了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
奖的费尔兹奖。法国在核物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特别是快中子
增殖反应堆的研制居世界首位。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同样成绩显赫，弗朗索
瓦·雅各布等 3 位法国科学家在 1965 年因发现细菌中的调控活动获诺贝尔医
学、生理奖。此外，法国还在航空、电讯、海底油气开发、太阳能利用、宇
宙学、生命科学等众多领域内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尽管如此，与美、日等国相比，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对新技术革
命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当 70 年代美日相继大规模地开发以微电子为中心的新
技术时，法国没有紧紧跟上。而且，法国又在传统上偏重基础理论的研究，
科研同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不够紧密。因此，从总体水平来看，
法国的尖端技术仍落后于美、日，影响了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致使法国经济回升乏力。
密特朗执政后，强调科学研究对国家的重大意义，认为“科学研究应当
成为摆脱危机的手段和掌握未来命运的工具”，决定对科学研究进一步加强
人力和物力的投资。1981 年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5%，1984 年又提
高到 2.2%。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密特朗在与联邦德国磋商后，于 1985 年 4
月提出尤里卡计划，要求西欧共同在电子光学、高速微电子学、新材料、大
型电子计算机、大功率激光与粒子束、人工智能等方面进行联合研究。以“使
欧洲能够掌握所有的高级技术，从而成为进入 21 世纪的一个洲”。
三、文学艺术
[新小说派]在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新的文学流派——新小说派
在法国文坛迅速崛起。新小说家们认为，过去的小说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现
代生活，要真实地反映现代生活，就必须打破一切传统的表现手法。因此，
他们破除了传统小说的原有模式，如打破时空顺序，用梦境、幻觉、潜意识
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主张不完整地描写事物和人物。他们认为作家所能解剖
的事物只是个别的，这些个别的事物又只有在整体中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小
说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
对“新小说”派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有娜塔莉娅·萨洛特、
阿兰·罗伯—葛利叶、布托尔、玛格丽特·杜拉和克罗德·西蒙。萨洛特的
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于忽视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专注于人物心理的描
写。主要作品有《向性》（1939）、《无名氏的肖像》（1948）、《马特洛》
（1953）、《生死之间》（1968）、《“傻瓜们说”》（1977）和论文集《怀
疑的时代》（1956）。
罗伯—葛利叶是“新小说派的首席代表和中流砥柱”，他在 1953 年发表
的处女作《橡皮》中已经显示出其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特点：缺乏合乎逻辑
的情节线索，难以理清事件全貌，人物对事件的绝对客观的态度。其主要作
品有：《窥视者》（1955）、《嫉妒》（1957）、《未来小说的道路》（1956）、
《自然、人道主义、悲剧》（1958）等等。克罗德·西蒙是新小说派早期代
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佛朗德之路》（1960）等，198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新小说派在 60 年代出现了自己的第二代作家和理论家——新新小说
派。他们是一批围绕着《原样》杂志展开活动的文学青年，因而又称“原样
派”。他们的反传统文学理论已经超过了新小说，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
响下，运用一切文学结构的可能性进行新的实验。著名的有菲立普·索莱尔、
让—蒂波多和让·里加尔杜。
[新浪潮派电影]1959 年夏纳国际电影节上出现了好几部法国新导演的
作品，使人耳目一新，其中有戈达尔的《精疲力尽》、特吕弗的《四百下》、
雷乃的《广岛之恋》。人们把这类新片统称为新浪潮。从 1959 年至 1961 年，
是新浪潮运动的黄金时代，三年之间共拍出了 100 部影片，新浪潮电影运动
席卷法国影坛并迅速波及整个西方电影界。
新浪潮电影运动的骨干和核心是以《电影手册》杂志为中心的一批青年
影评家和导演，其中包括上述三人。戈达尔以拍《精疲力尽》一举成名。他
通过影片中的主人公米歇·波瓦卡内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准则的极
端蔑视，尽管影片中发出的是个人主义的绝望呐喊，讴歌的是无政府主义的
盲目行动，然而由于影片迎合了法国及欧美各国广大“冷战一代”青年要求
冲破旧的传统，推倒一切偶像的普遍心理状态，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
响。继《精疲力尽》之后，又先后拍摄了《小兵士》（1960）、《女人总是
女人》（1961）、《放纵的生活》（1962）、《狂人彼埃洛》（1965）、《男
性与女性》（1966）、《周末》（1967）等，这些影片象速写画一样，勾勒
出现代法国社会生活的面貌。从 1968 年起，戈达尔热衷于拍摄“政治影片”，
在叙述方法上，彻底背离了固有的传统，其影片变得愈来愈抽象和难以理解。
《四百下》是特吕弗导演的第一部长故事片，而后相继编导了《二十岁时的
爱情》（1962）、《偷吻》（1968）、《夫妻生活》（1970）、《飞逝的爱
情》（1978）。由于 5 部影片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而且该主人公系由同一
个演员扮演，演员随着剧中人一起增长年龄，因而在银幕上造成了一种“罕
见的真实感”。在法国乃至欧美引起强烈反响。
“左岸派”是新浪潮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以阿仑·雷乃为首的一批
有某些共同点的男女电影艺术家组成，因成员大都住在塞纳河左岸而得名。
主要成员有阿伦·雷乃、罗伯—葛利叶、玛格丽特·杜拉等人。代表作有《广
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印度之歌》等。左岸派带有新浪潮运动
的全部特点，但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都与“电影手册派”有
明显的不同。电影手册派导演习惯于到自传和自己熟悉的社会圈子中摄取他
们喜爱的题材，而左岸派导演则往往从战争的浩劫所带来的后果、原子弹的
威胁和世上各种荒谬绝伦的事情中寻求灵感和素材，因而对忘却、记忆、想
象、杜撰和在时间长河中往返流动的题材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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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法关系的产生、演变和发展
第一节 中法关系的开端
一、中法交往的开始
[法国对中国的发现]在古代，中法两国相隔万水千山，舟楫不便，陆路
湮塞，东方巨龙中国在法国还鲜为人知。直至十三世纪以后，法国人才隐约
地感到中国的存在。法国对中国的朦胧认识是从教皇和法王与蒙元的最初接
触开始的。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势力向东西方扩张，西方基督教世界一方面慑于蒙
古的威势，愿意与之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则想利用该势力加强十字军的
东侵。1248 年，法王路易九世来到塞浦路斯准备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当
时传说蒙古大汗愿意成为基督教徒，并想和十字军联合攻打埃及。于是路易
九世派遣安德烈·隆如莫经亚美尼亚、马赞达兰（波斯）和希瓦，沿着里海
的南岸和东岸到达当时大汗大营所在地准噶尔，但恰好大汗去世，隆如莫得
到当时摄政的侮辱性答复后回国。路易九世在入侵埃及失败后，又于 1252
年派遣出生于法国北部圣·奥迈附近的威廉·鲁勃吕克去晋见新大汗。鲁勃
吕克从阿克（今以色列境内）出发，经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从陆路跋涉
来到蒙古，蒙哥大汗在宫里接见了他。从 1254 年 4 月到 8 月，他在和林住了
四个多月。回国时，带回了蒙哥大汗给路易九世的复信。归国后写了一部游
记，记载了他的见闻。
鲁勃吕克等人虽然未曾踏上中国内地，但由于当时蒙古大汗和中国的特
殊联系，他们得到了关于中国的一些知识，并把这些知识通过游记介绍给欧
洲人，使当时的法国人对于中国有了一鳞半爪的了解。
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东临大海，人口众多的国家。鲁勃吕克在游记中
第一次证明，欧洲人过去所传的“丝国”就是中国。他们在蒙古还遇到许多
中国手工业者，鲁勃吕克认为这些中国工匠的技术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能
超越的。他们生产出高质量的丝，用稻米酿酒等等。中国人写字用毛笔就和
绘画一样，每个字就象一个图案，他记述了中国医生用手指按在脉搏上诊断
病症；中国的货币是用棉纸制成的，象一只手那样大小，上面盖有大汗的印
等等。
[北京第一任法籍大主教]鲁勃吕克在和林曾见到过当时被蒙古人掳去的
法国俘虏。但当时是否有法国人涉足中国内地却无文献可稽，文献记载的第
一个到达汗巴利克（即今北京）的法国人是巴黎大学教授尼古拉大主教。
忽必烈入主中国建立元朝后，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教
皇尼克拉四世以为这是传教的良好机会，就派遣意大利人约翰·孟脱—考儿
维诺来华传布天主教。考儿维诺约 1328 年在大都（北京）逝世。于是，教皇
约翰二十二世在 1333 年 9 月 18 日命令法国人尼古拉继任，尼古拉带了 32
人来华。
1368 年，元朝亡，在大动乱中，尼古拉去向如何，史无可考。1370 年，
教廷命另一巴黎大学教授威廉·伯拉多继任北京大主教职，但起程后，下落
不明，因为在明初，天主教会大多被毁。其后二百年间，在中国的土地上难
见法国人的踪迹。
[开辟海道的尝试]15 世纪末，欧洲出现了探索到达印度和中国海路的热
潮，君主因忙于国内统一和争夺欧洲霸权而无暇顾及对东方的远航。所以法
国在东方新航路的开辟上，远远落后于葡、西、荷、英等国。然而，法国人
并未袖手旁观。
1523 年，吉奥凡尼·维拉查诺准备了四条船，从卢昂出发，旨在发现“在
契丹之印度”。经新泽西后至路得岛，想追寻麦哲伦的航路，但不幸于 1528
年在里奥德拉普拉塔身亡。
1601 年，圣马罗商人马丁·维特雷和彼拉尔·拉伐尔驾驶“新月”和“乌
鸦”两船到达印度，后继续东行至印尼爪哇岛和万丹，后因遭海难而告终。
法国人马赖尔勃·维特雷 13 岁时去西班牙，1609 年他从巴拿马出发，
航行抵达中国广州、印度支那和马六甲，最后返回法国。
与此同时，法国当局者对远东的开拓逐渐重视。在法兰西斯一世时期，
法王曾于 1537 和 1543 年发布诏书，鼓励法国人作长途航行。亨利四世也曾
考虑发展法国和印度贸易。在黎世留首相执政时，他开始重视对中国的贸易。
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航海业和对远东航路的开辟开始急起直追。
直到 1698 年，在法籍耶稣会士的安排下，经路易十四批准，派遣第一艘
商船赴华。赴华的商船取名“昂菲德里特”，载重量为 500 吨。1698 年 2 月
8 日，法王指示船长：要仔细识别中国海岸线，打听海岸的风讯、潮汐、水
流及开船停泊的适当时间，搜集中国的埠口、碇泊处及海岸的地图，了解中
国和其他各国贸易的情况，掌握中国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免将来在和地方当
局打交道时发生不测。3 月 6 日，“昂菲德里特”号启程，11 月 2 日船抵广
州。
二、中法交往的加深
[法籍耶稣会士的派遣]路易十四时期，中法交往掀起新的热潮。
众多的法籍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是中法交往新高潮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
继圣芳济踏上中国领土，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后，西方天主教士以耶稣
会士为主纷纷来华传教。第一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是金尼阁，他曾在 1610
年和 1620 年二次来华，1628 年死于杭州。较早来华的还有法籍教士亚历山
大·罗得（1623 年）和巴吕（1664 年），但他们都是教皇派遣的。1685 年 3
月，有两艘船从法启程，驶往暹罗，上面载有若干教士，其中有 5 人是法国
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他们是洪若翰、张诚、李明、刘应、白晋，这些
人既是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携带数学仪器、天文模型、
大望远镜、科学院院士的备忘录等。于 1687 年 7 月 23 日抵达宁波， 1688
年 2 月 7 日到达北京。
1693 年白晋受康熙皇帝派遣，返法招罗教士来华服务。白晋历经艰辛于
1697 年抵法，1698 年在白晋率领下又有 7 名耶稣会士搭乘“昂菲德里特”号
船赴华，其中著名的有巴多明、马若瑟和雷孝思，从金尼阁起至 1773 年耶稣
会解散止，先后来华的法国教士有近百人。
法国传教士来华后，以传教为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尽管怀有各种
各样的动机，但耶稣会士的最初活动却促进了中法文化的交流。
[中国最早的赴法学者和学生]十八世纪上半期，随着法国传教士的东
来，一些中国学者和学生在法人的影响下，跟随他们去法国，这是中国最早
赴法的学者和学生。有记载可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人，黄某、胡约翰、高类
思、杨德望。
他们在法国一方面学习法国的文化，一方面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帮
助他们了解中国，对中法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黄某，福建兴化人，1679 年皈依基督教，受洗时取名阿尔卡迪奥。1703
年，他随法国传教士郎洪仁到法国。在王家图书馆工作，负责编写《汉法字
典》。他和启蒙学家孟德斯鸠有过接触，进行过长谈，详细回答了孟德斯鸠
所提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刑罚、礼仪、语文、科举、政
治、历史等方面。 1716 年病死巴黎。
胡约翰，1722 年随傅圣泽传教士赴法。康熙在傅圣泽回国时，赠送给法
国国王路易十五 4000 册中国书籍，胡约翰在法国时，协助解释这些书籍。
高类思和杨德望是北京人，在北京时曾就学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门下，
1751 年被送往法国留学，历时十多年，学了法文、拉丁文和神学，最后一年
又专攻应用科学，学习绘画和铜版雕刻术。在法期间，曾拜访了当时的大臣、
国务秘书贝尔丹。离法前，又访问了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杜尔哥
向他俩提出关于中国工农业技术、物产、历史等方面 52 个问题，请他们回国
后进行调查。他俩回国后，与法国传教士共同写成《中国兵法论》、《米谷
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作为对杜尔哥提出问题的回答。
[两国通商的开始]法国对东方的贸易在亨利四世时就有所考虑，黎世留
时开始重视对华贸易，在政约中就曾提及。然而，真正付之于行动是在路易
十四时代。
1660 年法国鲁昂富商出巨资创设“航行中国、东京、印度支那及附近岛
屿之公司”，此事得到马扎然的鼓励。该公司在荷兰建造一艘三四百吨位的
船，后来该船在德克西尔岛遇风暴沉没，公司也告破产。
1664 年，法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该公司获得印度及东方诸地，包括中
国在内的航行和贸易专利，并预定于 1668 年 5 月开始对华贸易。但是计划实
施进展缓慢，该公司未能率先开创对华贸易。
1698 年，第一艘法国商船“昂菲德里特”号驶抵中国，对华贸易从此开
始。 1700 年此船返法时，从中国运回大量丝绸、瓷器。1701 年，“昂菲德
里特”号再次赴华，返法时，运回大批漆器。
在此期间，1700 年 10 月 23 日，负责“昂菲德里特”号贸易的茹尔当·德·格
鲁赛与东印度公司订立合同，专门建立了“中国公司”，进行对华贸易。此
后，法国对华贸易发展迅速，至 18 世纪前半叶，法国的对华贸易已接近英、
荷等国的水平。1736 年到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有 12 艘，其中美国 5 艘、
法国 3 艘、荷兰 2 艘、丹麦 1 艘、瑞典 1 艘。1753 年，到广东的外国商船有
27 艘，英国 10 艘、荷兰 6 艘、法国 5 艘、瑞典 3 艘、丹麦 2 艘。但是英法
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夺取法国在海外的许多殖民地，法国对东方贸易受到打
击，对华贸易也就一蹶不振。
为了维护法国对中国的贸易，法国国王曾于 1776 年 2 月 3 日，明令在广
州设置领事，第一任领事为傅格林。但也无法挽回在中国贸易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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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法文化交流的初次高潮
[西学东渐]西欧传教士来华的主要活动是传教。但这些传教士本身大多
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因此，当他们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书
籍、科学仪器带到中国，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这就揭开了西学东
渐新的一页。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早在 1620 年，法籍传教士金尼阁，在第二次来华时，带来了教皇保罗五
世颁赐的 7000 余部书籍，书运抵澳门，后陆续运往京城，是否全部运入，尚
存疑问。据载，7000 多部书，选择精良，“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除
了神学、哲学书籍外，还包括数学、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类书籍。以后欧洲
传教士将某些书译出，第一部译著是由比利时人邓玉函和王徵合译的《远西
奇器图说》。
自路易十四派遣第一批法国传教士来华以后，在华的法国传教士陆续增
加。他们传播西方科技与文化，努力为朝廷服务，以取得中国政府的信任。
时值中国清代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康熙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明态度，自己
也专心学习。为了学习西洋科学，最初请比利时人南怀仁为师。南怀仁死后，
康熙又召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进内廷，供奉皇帝学习西学。传教士每天早
上 4 时到廷，日落而归，上下午给皇帝各上 2 小时的课，讲授西方数学、哲
学、天文学、历法以及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
除了服务于宫廷外，他们还通过翻译、著述，实际工作等，把当时西方
先进科学知识带到中国。
在舆地学上，法国传教士的最大贡献是绘制《皇舆全览图》。1708 年（康
熙 47 年），皇帝命传教士分赴蒙古和内地，绘制一幅较为详细的全国地图。
担负这项工作的主要是法国传教士，参加测量调查的有法国人张诚、白晋、
雷孝思、杜德美、冯秉正、德玛诺等，还有一名日耳曼人和中国学者何国栋。
他们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绘制技术费时近十载，于 1717 年完成各省地
图的绘制。最后由雷孝思、白晋等人汇成总图一幅。康熙命名为《皇舆全览
图》，此图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中国最科学的一幅全国地图。
在天文学上，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曾向中国皇帝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
1757 年，罗马教廷废除了对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禁令，西方传教士才正
式把这种学说介绍给中国。1760 年，蒋友仁借向乾隆皇帝献《坤舆全图》的
机会，在地图的四周布置了天文学内容的插图和文字说明，宣布哥白尼学说
的正确性。此外，法国遣使会士罗广祥曾在钦天监任职。
在算学上，杜德美输入割圆术。杜德美将割圆术授给满人明安图，明安
图于乾隆初年始编《割圆密率捷法》一书。
在建筑方面，圆明园的畅春园仿法国宫殿而建，是乾隆委任法国传教士
蒋友仁等设计的，其中谐奇趣、蓄水楼、花园、蓄雀笼、方外观、竹亭等十
二处的喷水池和白石雕刻，全部模仿路易十四时代的风格。
在语言学上，法籍教士金尼阁著有《西儒耳目资》三卷。首卷为文字学
及概述；中卷是依音韵排列汉字；末卷是以字偏旁排列汉字，并以西方字母
为其拼音。主要为西方人攻读汉文的工具书，但在音韵学上也是有价值的。
[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介绍]法国传教士一方面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
知识，另一方面又通过记叙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中国历史地理、风
土人情、科学成果以及翻译中国典籍，把中国的古老文化介绍到西方和法国。
法国传教士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初出版了三部巨著，介绍中国科学
与文化。
(1)《海外传教耶稣会士书简集》1702—1773 年陆续出版，共 34 卷，其
中第 16—26 卷是关于中国的。这部书汇集了当时传教士们从中国寄回欧洲的
书信，对中国情况有详细描述。
(2)《中华帝国全志》由竺赫德主编并作序，1735 年出版，共 4 卷。此
书收集了传教士发自中国的回忆录，记述中国地理、历史、年代、自然情况，
附有 64 幅插图，其中 50 幅是地图和城市简图，14 幅风景、服饰等等的插图。
(3)《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简
称《中国论丛》，1776—1814 年出版，共 16 卷。
此外，法国传教士宋君荣、马若瑟等把中国古典经籍，如诗、书、易、
礼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冯秉正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编译成法文，题
名《中国通史》。宋君荣还把诗经、书经上的天文历算，摘译成《中国天文
历史》，把《成吉思汗》、《蒙古史》也译成法文。法国人殷弘绪、赫苍壁
等将朱熹的《劝学篇》、刘向的《列女传》、《诗经选篇》译成外文，还翻
译了中国的《养蚕术》、《图注脉诀辨真》、《泉币志》等。
如此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文献传入法国，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极大关注和
浓厚兴趣，尤其在启蒙思想家中反响非凡。
当时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已陷入深刻危机中，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正在壮
大，作为革命先驱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启蒙思想家用“理
性”的武器无情地批判现存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同时他们也
需要得到新的思想材料、新的治国蓝图来丰富充实自己的理论，来设计未来
的新社会。而这时经过传教士的滤色镜而传入法国的中国文化正好适应了启
蒙思想家的这种需要。
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介绍是经过他们主观加工的，难免有夸张和偏见。同
时，启蒙思想家由于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的不同，对来自中国的文献材料也
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中国文化对当时法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一部分思想家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他们要奉中国文化为楷模，并用中
国的事例，抨击天主教神学的迷信和黑暗，反对专制王权，宣扬信仰自由，
宣传自然神论。其中著名的代表是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
伏尔泰曾在许多著作中提到中国，赞美中国。在他的名著《各民族风俗
论》中，中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哲学辞典》和为《百科全书》撰
写的一些条目中，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制度、道德宗教观、教育都推
崇备至。他还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在《路易十四
时代》的最后一章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中，对中国也不乏赞美之词。
伏尔泰赞扬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在他写的《百科全书》
“历史”条目中写道：“使中国人能立于世界各民族之上的，就是他们的法
律、他们的风俗，他们读书人所讲的语言约四千年未曾改变。”该民族“在
我们认识它的某些个人之前就已创造了几乎所有的艺术。”在《哲学辞典》
“光荣”条目中，他更是坚持了这样的观点：“世界历史自中国始。”伏尔
泰还竭力推崇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在《哲学辞典》“中国”条目中，
他写道“他们帝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只有它是完全建筑在人
权之上的，只有在此制度下，一个省的长官如果不受人民的欢迎，就会被撤
职，受到惩罚；..。”他还指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
称首屈一指。”伏尔泰还根据儒学合道德和宗教为一身的特征，把它认定为
自然神论，以充实自己的宗教理论，他认为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
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他用它来反对欧洲当时盛行的基于迷信的“神示
宗教”。他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这就是唯以德教
人，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
于神的启示。”他认为，在人之间存在一条基本的不朽的规律，这就是“己
所勿欲，勿施予人。”他公开号召欧洲向中国学习：“当欧洲的王公贵族听
说这样的榜样时，该怎么办？敬仰和羞愧，但更重要的是仿效。”
“百科全书”派对中国的看法和伏尔泰相似，狄德罗夸奖儒教，“只需
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哈主张象中国那样以德治国，他
使用了“德治”一词。在《社会体系》一书中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
中国为模范”。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中也有类似的溢美之词。波瓦伏尔在
《哲学家游记》中，更表现出对中国的盲目崇拜。他写道：“如果中华帝国
的法律成了各国的法律，那么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中国提供了这样一幅
诱人的图景。到北京去！去瞻仰世上的最强者，那才是上天真正完备的形象。”
重农学派对中国的看法不仅仅停留在赞美上，而是用中国的哲学政治思
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真正从中国的文化中汲取营养。这个学派主张以“自
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示。它的创始人魁奈，因为推崇孔子
学说，有“欧洲的孔夫子”之称。他认为，“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
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他根据中国理想君主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一旦君主依自然法则改革了立
法，他就不须干任何事，“让法律来统治。”重农学派学说的重心在经济学
说上，他们认为，所有的财富来自于土地的产品（如农业、采矿、伐木）。
这种重农思想，也可以见到中国以农为本思想的痕迹。魁奈非常赞赏中国的
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在他充任御医时，曾鼓动法王路易十
五在 1765 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仪式。另外，魁奈关于实行土地
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出于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受《周礼》均田贡赋法的
启示。重农学派在教育学上，提倡教育世俗化和教育普及。在这方面也受到
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在他们眼里中国人通过读书科举便可进入仕途，不受
贫富和宗教的限止。魁奈认为，公共福利必须依赖于对“自然秩序”的学习，
在这方面唯一在中国引起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对重农学派政治思
想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然，也有一部分思想家，例如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是从消极面来看
待和总结中国文化的。
孟德斯鸠为了论证他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和实行开明君主制的理想，他
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种，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把中国作为
专制政体的典型。他通过对中国的大量研究，表示出和伏尔泰截然相反的态
度，对中国的美好描写以示怀疑，而对中国君主暴戾、中国的丑陋现象的描
写却深信不疑。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论述散见于许多著作中，如《论法的精神》、《思想》、
《波斯人信札》、《随笔》、《地理》和《论一般专制政体》，其中《论法
的精神》全书 31 章中，提及中国的多达 21 章。在孟德斯鸠笔下，中国是暴
戾的专制国家。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认为，
中国的君主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对臣民实行独裁统治。中国的刑罚残
酷，炮烙、凌迟等酷刑令人发指，而且往往株连九族。他认为，中国人口奇
多，耕地不足，人民生活贫困，弃婴到处可见。因此，他认为，中国不能成
为欧洲的模范。
卢梭是主张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对一切君主政体都深恶痛
绝，对中国的专制统治也不例外，他在《科学艺术论》一书中，对中国有许
多非难之词。他用中国人文化进步，反丧失其民族牺牲精神，因而不能抵御
蒙满的入侵一事，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他指出：“如果科学真的使道德净
化了，科学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科学给人以勇气，那么中国人必然是智
慧的、自由的、不可战胜的..但如果中国大臣们的能力，中国法律所谓的
明智，以及众多的中国居民不能保卫自己的领地，而臣属于无知的、粗暴的
蛮族，所有这些聪明的人又有何用？”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在法国思想界引起不同反响，就是中法文化交流深入
的明证。
[中国艺术和罗科科风格]17、18 世纪的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
礼节、服饰、装璜仿效的中心。在路易十四时代，和专制王权加强相适应，
法国和欧洲在艺术上盛行巴洛克风尚，其特征是富丽堂皇、庄严雄伟，但不
免刻板和形式化。路易十四死后，人们普遍要求在各方面都摆脱专制王权束
缚，和哲学思想的启蒙运动相呼应，在艺术上也倡导个性解放，摆脱古典的、
呆板的艺术形式，于是，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罗科科风格应运而生。如果
说，巴洛克风格导源于古罗马的遗风，那么，罗科科风格实借鉴了中国艺术。
罗科科艺术风格的特点是明快、轻灵、生动、自然，保留有幽雅、精致、
纤巧的中国艺术对它影响的遗痕。罗科科艺术风格的形成最初得益于中国艺
术品流入法国。随着中法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
断进入法国，法国的宫廷和王公贵族争相购藏中国物品。中国物品以其质地
优良、装饰新奇而风靡法国，以致供不应求。因此，当时法国一些工匠开始
仿效中国艺术品，以迎合法国人的“中国趣味”，这种对中国艺术品样式和
装饰的模仿，最终旁及至绘画和建筑。从而促进了罗科科风格的形成。
瓷器在 15 世纪的欧洲还是稀有珍品。自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开始输入
中国瓷器；17 世纪以后荷英也参加了远东贸易。法国最早购买瓷器通过这些
国家，“昂菲德里特”号商船首航中国后，才从中国直接输入瓷器。瓷器初
入法国，法国人就用 1610 年巴黎流行的杜尔夫的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的
情人赛拉同来称呼青瓷，因为赛拉同常穿青斗蓬。法王路易十四曾命令首相
马扎然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凡尔赛宫内列
有专室，供法王珍藏华瓷。法王路易十五曾下令，将法国所有银器熔化，以
充国用，而以瓷器取代。18 世纪后期，法国开始仿制瓷器，1673 年在鲁昂，
1695 年在圣克卢，都生产过黄色而透明的软瓷，产品是以福建白瓷为标本
的。法国制造瓷器，曾得到景德镇神父殷宏绪的帮助。他在 1717 年将景德镇
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1750 年，杜尔列昂斯公爵下令在法国勘察瓷土。1768
年在里摩日发现瓷土层后，塞夫勒瓷厂造出了硬质瓷器。
法国人在仿效中国漆器上略胜一筹。在路易十四时代，梅特纳夫曾在凡
尔赛宫和特里亚纳宫中采用整套中国漆制家具。“昂菲德里特”号第二次来
华带回了一批漆器，漆器才开始大量输入法国。不久，一些工匠就开始仿照
中国式样制造漆器。最早是在法国圣安托万地区，以后以马丹家族的作品最
为出名。马丹家族中有四兄弟都精以此业，而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罗伯特·马
丹。他的作品在黑色的底子上配有优美的花鸟图案。他特别得到了蓬巴杜夫
人的欣赏。1752 年，为了装饰她的贝勒维宫的需要，蓬巴杜向马丹订购了一
大批漆器。马丹的名声超出了国界，菲特烈大帝把他的儿子作为漆工带到了
普鲁士的宫廷中。
漆器不只局限于家具，中国的轿子也传到了法国。轿子在 17 世纪初便传
入欧洲，1644 年在法国文献中已见记载，莫里哀在多部喜剧中都提到过轿
子，尤其是 1659 年的《风流妇女》，在路易十四时代，轿子作为东方等级社
会的象征也在法国流行，和当时的专制主义相适应。以后法国人把轿子改为
装上轮子的轿式马车。路易十四以后，轿子在法国逐渐减少，而轿式马车开
始流行。在 1737 年，只有老百姓还使用轿子，而富人都坐马车了。但是这种
马车在材料和式样上还保留了轿子的痕迹。
17、18 世纪，尽管欧洲早已能自己生产丝绸，但由于中国丝绸价廉物美
而深受欧洲人的青睐，进口量大大增加。这时，中国的丝绸，欧洲的仿制品，
以及中国的棉织品被广泛地用于服装、悬物、被面等。蓬巴杜夫人就曾穿用
中国花鸟的绸裙。作为丝绸的附属物，中国丝绣也促使了法国刺绣的变化和
多样化。皮尔蒙的花卉设计图案明显受中国样板的影响，他曾长期在里昂居
住。丹尼艾尔·马罗的制绣图，大胆地把螺旋形、格状形和自然的小花结合
在一起，和中国的刺绣十分相似。
此时，中国的画屏和壁纸在法国也成了时尚。欧洲在 16 世纪就能生产壁
纸了。但是壁纸的广泛使用和中国样式壁纸的生产也是自 18 世纪中国壁纸大
量进口时起。当时中国壁纸单张高 12 英尺，宽 4 英尺，每套有一系列关联的
图案构成，可以糊满整个房间。图案起先多花鸟，后期增加了山水、人物、
种茶、制陶的场景。1688 年，法国仿中国壁纸制造成功。
瓷器、漆器、彩丝、画屏等最初并不是作为精美的艺术品，而是作为质
量上乘的生活用品而输入法国的。但是接着出现了追求中国趣味的风尚，中
国的样式和设计原则为法国人所熟悉。中国物品装饰的图案和图案表现出来
的新世界影响了法国人的艺术追求，于是在艺术领域，如绘画、建筑、园林
等方面，成为罗科科风格兴起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建筑上，当时法国主要的大建筑物几乎没受罗科科风格的影响，古典
传统还是占支配地位，但在一些小的建筑物，尤其在乡村别墅和避暑庄园上，
体现出罗科科风格的痕迹。法国罗科科的典型建筑是 1722 年完成的桑梯里小
城堡亲王厅和巴黎苏毕士旅馆的“沙龙”，构造的轻巧，屋顶多取圆弧而避
方尖，奇异的尖顶饰、屋檐下的挂钟、游廊、方格窗等是罗科科建筑的典型
特征。中国园囿建筑，在英国发展最盛，后来传至法国，称为“中英式花园”，
法国香德庐正是一例。
在绘画上，罗科科风格代表首推华多，他的作品常以浅色表现，黯淡的
流云和纯朴的山景构成画面烟雾迷濛的韵致。有人认为华多的画极似中国宋
代之风景画，他的作品《孤岛帆阴》，被公认为具有中国风格的佳作。
罗科科风格延续了几十年，1755 年随着庞培城的考古发现，新古典主义
兴起，约在 1780 年，罗科科风格被新古典主义所取代。
17、18 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是中法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1789 年的
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哲学，中国也逐渐实行闭关锁国
政策，此后，中国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逐渐淡漠，中法间一度的亲密接触
又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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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代中法关系的演变和文化交流
一、法国对中国的侵略
[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第一次中法交往高潮过后几十年，西欧各国经历
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巨大变化，而闭关锁国的中国则明显落伍，日显孱弱，
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鱼肉的对象。法国参加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
略，并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交往，在中法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
一页。
法国通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
首先，强迫中国开港通商。法国通过《中法黄埔条约》、《中法天津条
约》、《中法北京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迫使中国对法国开放广州、
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淡水、江宁、天津以
及西南边境等为通商口岸，法国在这些口岸倾销本国商品，使中国成了他们
的商品市场。
第二，控制中国关税。为了使法国商品倾销中国畅通无阻，法国迫使中
国接受低税率的协定关税，并不得任意更改。根据协定其货物税率，大部分
相当于值百抽五。虽在 1858 年《中法天津条约》规定每隔 7 年修订一次税则，
实际上直到 1902 年始终没有改变。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和约中，又规定了中
越间陆路贸易减税的原则。法国还参与控制中国海关的活动。上海小刀会起
义后，上海海关被捣毁，外国军队乘机占据上海海关，法国领事会同英、美
领事于 1854 年 6 月与苏松太道吴健彰商定由三国领事各推荐一人充当司税。
法国充任司税的是副领事史密斯。虽然这种制度只限于上海，未得到清政府
承认，但它是中国海关为外国人控制的开端。
第三，明火执仗进行经挤掠夺。法国在对华战争后，往往逼中国赔款，
敲榨勒索。《中法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对法国赔款 200 万两银。《中法北京
条约》又逼中国交给法国赔款 800 万两，恤金 20 万两。法国还通过《辛丑条
约》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了 4.5 亿两赔款。
此外，法国还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
[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在进行经济浸略的同时，法国还在中国掠取领事裁
判权、建立租界、争夺势力范围，侵犯中国的主权。
根据黄埔条约，法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闹事犯法，中国不能
依据中国法律治罪，而由法国领事按法国法律处理。这些规定破坏了中国司
法主权，在实际中，法国领事又往往庇护法国罪犯，因此，使得法国的罪犯
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横行无忌。
法国在中国建立租界始于 1849 年，但 1844 年的黄埔条约已经为这一侵
略行为作了辅垫。1844 年黄埔条约第 22 款使法国人获得在五口自由居住，
租建房屋的权利，而且规定：“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止。”1848
年，上海法国领事敏体尼上任后，借法国传教士的永租地建立了领事馆，以
后，他用法国商人要租界土地的借口，向上海道台要求一块租借地。在法国
领事的胁迫下，上海道台于 1849 年 4 月发布公告，规定以上海县城（北门外
的城河）与英租界（南界的洋泾浜）之间，作为法租界，总面积约 986 亩。
1862 年，法国在上海成立法租界工部局，由法国领事统制。租界俨然是国中
之国。除上海租界外，法国人还相继在沙面（1861 年）、天津（1861 年）和
汉口（1896 年）设立了租界。
中日甲午战争后，各西方列强视贫弱的中国为猎物，掀起了瓜分中国的
狂潮。1897 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仿效，争夺各自
的势力范围。法国依仗它在印度支那的有利地位，把目光放在中国的两广和
云南地区。早在中法战争时，法国已注重在中国西南诸省发展自己的势力，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不仅打开中法边境交易的大门，还为法国在中国建造
铁路提供方便。《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法国又会同德、俄对日施加压力，
干涉还辽，然后乘机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 年 6 月，订立了《中法界
约》和《中法商约》，条约增开商埠，并规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
等省开采矿产，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越南铁路接至中国境内。1896
年，法国又获得承筑龙州至同登铁路。法国开始获得西南诸省开矿及筑路等
特权。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法国不甘落后，1898 年 4 月 10 日，法国代办吕班
强迫总理衙门致书法使，并作正式宣示：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广西、广东
三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同意法国由越南边界建造铁路至云南府，以作
为河内至劳开（保胜）铁路的延长；同意法国租借广州湾（现湛江地区）。
同年 5 月 27 日，中法签订《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定租借地界限，确定
租借年限为 99 年。西南诸省由此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法国对中国文化侵略集中表现在中国传教，用天主
教的精神鸦片毒害中国人的灵魂，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侵略服务。
早在 1724 年初（雍正元年年底），清政府宣布禁止信仰天主教，不许外
国人在中国各地传教。随着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西方列强力争
天主教弛禁。《南京条约》已有保护传教者的条文，法国人通过《黄埔条约》
获得在五口建造教堂的权益。此后，法国成为争取传教权的急先锋。法国使
臣刺萼尼在《黄埔条约》签订后，又迫使耆英上奏道光批准弛禁。1844 年，
道光帝在耆英奏本上批：“依议钦此”。天主教弛禁后，教士们怂恿刺萼尼
向清政府提出发还雍正年间被查封的天主教堂旧址。道光帝被迫于 1846 年 2
月 20 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发布上谕，正式宣布解除对天主教的
禁止，并把康熙年间建造的天主教堂还给教徒。
根据这项上谕，法国传教士在各地纷纷要求发还旧址，这些旧址事实上
并不还给教徒，而成了法国教会的财产。在上海，法国教会得到了上海县城
南门外的一处天主堂；城内另一处天主堂因旧址改建帝庙，法国教会另得董
家渡、洋泾浜等三处市肆房屋作为抵偿。在北京，法国主教孟振生也强行索
回北京东、西、北三处教堂。此外，传教士还建造许多新教堂。
道光帝在上谕中禁止外国人到内地传教的，但法国传教士仍非法潜入内
地传教。在 1844 年—1858 年间，法国传教士在内地的活动范围遍及 25 个省
区。由此造成了许多教案。最重要的是西林教案。1853 年，法国教士马赖潜
入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欺压人民，奸污妇女，作恶多端，1856 年，新
任西林县知县将其逮捕并处死。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凡按第八款备
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法国由此获得入
内地传教的权益。
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主要是通过讲道、洗礼，发展天主教信徒，此外，
还创办医院、孤儿院、留养院，开办各种学校，他们创办慈善事业主要是为
传教服务的，开办学校也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他们自己曾说：“学校在传
教区内作了很多开辟传布道路的工作，它们常常起着尖兵的作用，是布置轰
炸敌人堡垒的工兵和弹药手。它们是特别用来帮助传教士的工具。”当然，
在客观上，这些教会学校和慈善事业对在中国传播西方先进文化以及资产阶
级自由民主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法国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不少传教士成为干涉行政、包揽诉讼、搜
集情报、霸占田产、欺压人民的恶势力。
[清代两国公使的互派]早在《黄埔条约》签订前，法国就曾有领事在中
国，1776 年法国曾在广州设领事馆，第一位法国驻广州领事是旧时大班傅格
林。《黄埔条约》签订前的领事是法国单方面任命的。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
认可，而且具有临时性质，时有时无，其职责也主要局限于管理法国在华的
商务上。
1844 年《黄埔条约》使法国获得在五口设领事的权利，除了办理贸易事
务外，还有领事裁判权，成了维护法国在华利益的重要设置。为了加强法国
在华的外交机构，1847 年 1 月 16 日，基佐向法国国王建议在中国设“公使”
兼代办一人，其任务在于“总理贸易事务”。并推荐法国驻里斯本使馆秘书
卢昂于 1847 年 4 月 24 日启程搭船来华，1848 年 1 月到广州，致书清朝钦差
大臣耆英，受到耆英的接待。不久法国又在上海设立领事馆，法第一任驻沪
领事敏体尼 1848 年 10 月到任。
《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获得使节长驻北京的权利。1861 年 3 月法国
首任驻北京公使布尔布隆抵京。
中国于《北京条约》签订后，在外交机构上也有若干变化。以前和外国
交往事宜由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负责。1860 年 10 月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而且也向国外派驻使节。中法外交关系趋向正规化。
1867 年 11 月 21 日，恭亲王奕诉奏请遣派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
派往其他各国的特命大使。蒲安臣带着华人随员 30 人左右于 1869 年 1 月 24
日以中国使臣身份会见拿破仑三世，递交了中国国书。
1878 年，郭嵩焘被命为第一任中国驻法公使，于 5 月 6 日在巴黎呈递国
书。此后，两国不断互派使节，进行交往。
二、近代中法科技文化交流
[中法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被洋枪
洋炮打开，中国的先进分子终于从落后挨打中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先进
科学技术学习，出现了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
鸦片战争后不久，就有一批介绍西方的地理著作问世，如魏源的《海国
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要了解西方，
就要旁通他国语言，因此在清同治初年，有教习外语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
设立。继而，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有坚船利炮，因此，开始引入
西方科技和军事，兴起了洋务运动。并开始在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
馆，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文化，最初所译主要是工艺、兵法、医学之类
的自然科学书籍。以后，中国人懂得，徒有坚船利炮，而无立国之本不能强
盛，于是开始着眼于西方的思想文化，所译之书也注意思想、文学方面。随
着西学东渐第二次高潮到来，中法文化交流也呈现出高潮。
魏源的《海国图志》已有对法国的介绍。同文馆中的一位英国教习曾著
《法国史略》。而另一位法国的教习则编有《化学指南》、《各国史略》、
《汉法字汇》等 20 种书籍。1866 年清廷首次派员游历西欧，被派者为内务
府庆丰司郎中斌椿，他历游英、法、瑞典、俄、德诸国，在法国，他到了马
赛、里昂、巴黎，归国后著有《乘槎日记》，内有在法国所见所闻的记载。
以后又有志刚使团和崇厚使团的派遣。后来出使英法的郭嵩焘又著《使西记
程》；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也著有《出使日记》等。中国人最初就是
通过书籍介绍、游历、新闻报道以接触法国文化。但是这些了解还只是一鳞
半爪。
法国文化真正对中国历史有深刻影响的首先应推洋务运动中法国人用法
国科技协助洋务派创办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在 1866 年设立的，在设立过程中，得到法国人德克
碑和日意格的支持和帮助。船厂建立之后，日意格担任监督，德克碑担任副
监督。
为了培养造船人才，左宗棠还附造船厂设立船政学堂。学堂设在船厂东
北，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习法文，学造船，也称法国学堂；后学堂
习英文，学驾驶，也称英国学堂。
学校还派出留学生去欧洲留学。1875 年（光绪元年），沈葆桢派遣福建
造船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翔、陈季同五人随日意格赴法学习
船政，这是清朝开国后我国赴欧洲留学的最早学生。次年 12 月，沈葆桢、李
鸿章会奏选派船政学堂学生 24 人和艺徒 7 人，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海军与制
造。原来在法国工厂实习的魏瀚、陈兆翔入大学深造。这是我国官派留学生
之始。
以后，法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也开始传入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应首推
严复和林纾两人。
严复（1853—1921）是我国系统翻译西方思想学术著作的第一人，他翻
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颇大。
林纾（1852—1924）是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洋文学的名家。他本人不懂外
文，请人口译大意，然后笔录之。通过这种方法，共翻译了 159 部外国文学
著作。其中法国的文学作品有《茶花女》（译名《茶花女遗事》）等 27 部。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传统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改良主义者深受法国革命思
想的影响。极力推崇法国的启蒙思想并从中获得思想养料。但对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在政治立场上大多持否定态度。
在早期改良主义者中，王韬和马建忠是受法国影响较多的人。王韬（1828
—1897）在 1867 年到 1870 年在旅欧期间，曾两次抵达法国，参观过巴黎古
迹，凯旋门、博物馆等，对法国的历史、地理、风俗、社会现状均有较深了
解。1870 年回香港后，便着手编著法国历史。先后出版《法国志略》和《普
法战记》以中国人的眼光和史笔分析了法国的历史和国情，直接为中国资产
阶级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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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1844—1900）在 1877 年曾由李鸿章资送法国留学，学习政治法
律，兼充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80 年回国后，宣传改革，并介绍了“三
权分立”的政治学说。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出现，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达到高潮。他们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尤其是梁启超，
他在许多著作中极力赞扬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最推崇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说。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
中写道：“十八世纪以前，政治学基础甚薄，一任之君相之手，听其自腐败
自发达。及孟德斯鸠出，始分别三种政体..立法、动政、司法三权鼎立之
说，后此各国，靡然以之..。”在《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一文中，他赞
扬美国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及英、俄等国的改革。并用下列结束语：“造
此福者谁手，孟德斯鸠也。”
梁启超还竭力赞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曰卢棱之倡天赋人权..自此
说一行欧学界，如平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
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
梁启超一方面用启蒙思想的某些理论来武装自己，一方面从启蒙运动对
历史发展的影响中，看到了思想运动的重要作用，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比
起康有为又略胜一筹。
但是康、梁毕竟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并不赞成法国革命，只主张从革命
中吸取教训，认为如不变法就会发生象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民乱”，因此他
们常常夸大法国大革命的残酷性，以反对革命，还以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为例，
劝光绪皇帝赶快变法图强。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中国主张革命的呼声日高。这时以邹容和陈天华为
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外国革命经验的研究。他们对法国 1789
年革命以及其它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新的探讨和评价，吸取了法国革命的
光荣传统，以充实和武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
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法国革命大加赞扬，称法国革命“为世界应乎天
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
而为主人之革命。”他还分析了法国革命的原因，以作为中国革命不可避免
的佐证，他指出：“滥用名器、致贵贱贫富之格，大相悬殊、既失保民之道，
而又赋敛无度，此法国志士仁人，所以不辞暴举逆乱之名，而出于革命之原
因也。”从法国革命的经验中，他指出要革命首先要根除奴隶性：“法人革
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功。美国独立前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
他，能自认为国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陈天华则更明确地宣传了法国大革命，在《猛回头》中号召中国人民：
“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然后详细叙述了法国革命的过程，介绍了
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还在《警世钟》中号召妇女革命救国，他以世界上
许多女革命为例，认为妇女也可以和男人一样参加革命，他写道：“你看法
兰西革命，不有那位罗兰夫人吗？”
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几次到过法国，也很推崇法国
革命。他提倡的三民主义，其思想来源也有法国革命传统的成份。
孙中山在《民报》创办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在论到民权主义时，曾
提到“法兰西大革命”和“俄罗斯革命”，并指出，中国革命后，就是要建
立法国那样的民主立宪政体。
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大地有一批知识分子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
克思主义者，这时他们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比较，从而加
深对俄国十月革命重要意义的认识。1918 年 7 月 1 日，李大钊发表了《法俄
革命之比较观》，通过法、俄革命相同点的分析，肯定了革命推动历史进步
的作用。同时，又指出了法俄革命的本质差异，从而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是
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
李大钊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革命的态
度。
[巴黎公社对中国的影响]巴黎公社发生之时，中法已有官方来往，因此
较之法国大革命，中国人更为直接和更为迅速地了解了公社的情况。公社存
在时间虽短，但对中国影响却很大，尤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成为中国
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光辉榜样。
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后，正巧清政府为天津教案派使臣崇厚去法赔礼道
歉。崇厚一行耳闻目睹了巴黎公社的一些情况，使团随员张德彝将使法见闻
写成《三述奇》一书，全书共十四万言，其中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记
载约万余言。书中记录了 3 月 18 日起义过程，以及以后他在波尔多和凡尔赛
的所见所闻，尽管他对巴黎公社持否定态度，但对公社参加者却流露同情与
钦佩。
当时一般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了解主要通过报刊报道和史学家的某些评
述。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中国教会新报》以“布法战争”、“法
国近事”、“法国民变”、“法京近事”等专题，对事件的发展进行连续性
报道和评论。在这些报道中，巴黎公社被歪曲为“匪乱”和“巨劫”，诬蔑
公社战士为“乱党”和“贼兵”。受这些报道的影响，史学家王韬在《法国
志略》和《普法战记》两书中，对巴黎公社的历史也作了是非颠倒的描绘。
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和立场。
20 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兴起。一些报刊载文，表现出同情巴
黎公社的倾向。1907 年，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创办了《新世纪》，创刊
号发表题为《新世纪之革命》一文，其中评价了巴黎公社，称之为“公民之
革命”，提到“虽其事未成，然于革命进化史中留一大纪念。”但该文用无
政府观点歪曲了巴黎公社的性质，认为公社最重要的革命措施之一是“扫除
政府”。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巴黎公社作为他们革命的先导。
1923 年，李大钊写了《1871 年的巴黎“康妙恩”》一文，是中国第一篇用马
克思主义观点宣传巴黎公社的文章，它对公社的起源、发展、性质、措施、
经验等方面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和分析，文中引用的史料，许多是首次在
中国发表的。说明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和正确。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进行了有组织的宣传纪念活动，并且自觉
地借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服务。
1926 年 3 月 18 日巴黎公社革命 55 周年之际，革命中心广州的一些革命
团体发起纪念活动，他们发布纪念巴黎公社宣传大纲，召开纪念大会，宣传
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并且紧密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号召工人阶级担
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这是我国人民首次大规模纪念巴黎公社的革命活
动。1927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这次纪
念活动的影响的。
就在广州举行纪念巴黎公社大会的当天（1926 年 3 月 18 日），在北洋
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政府枪杀爱国学生的大惨案。从此，中国
人民纪念“三·一八”往往把两个“三·一八”结合起来，在整个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如此。
在井冈山根据地，3 月 18 日被定为节日，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
崇敬心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苦大众眼中，巴黎公社是革命的象征，是
工农当家作主的榜样，是反对民族投降的旗帜。它的精神鼓舞中国人民在国
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辛亥革命后的中法关系
[中法外交概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民国玫府。但由于袁
世凯的篡权，革命失败，中国依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民国建立到
1949 年国民党垮台的几十年间，虽有武汉国民政府收归九江、汉口英租界的
壮举，但其余历届政府，在外交上基本上继承了晚清的衣钵，实行媚外政策。
法国在辛亥革命后，依然保留了它在华已获得的权益，而且在对华外交
上，把维护和扩大这些权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如果现政府愿意维护它在华权
益，它就和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而一旦危及它的利益，它就会以武力相威胁。
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更是直接实行镇压，1925 年，法国参与了“五卅”运
动的镇压，和英国一起制造了沙基惨案；1927 年当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又和
英美一起，出动兵舰，炮轰南京城，制造了南京惨案。因此，法国和中国的
外交关系依然是不平等的。在此期间，中法政府没有出现重大争执，中法外
交的相安无事是建立在这种不平等基础之上。
[法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法国政府对辛亥革命从保住在华既得利益出发
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党。1909 年 1 月 4 日
法国曾和清廷订立中法《中越交界禁匪章程》，协议共同镇压革命党。另一
方面，法国看到清朝朝不保夕的颓势，所以在革命党不损害它在华利益的前
提下，又暗中支持革命党。法国武官曾秉承法国陆军部长的旨意，派遣武官
七人，密助革命党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绕道欧洲游说后回国，在
法国受到朝野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自己写道：“过巴黎，曾往见朝野
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即克雷孟梭——编者注）
为最恳挚。”
辛亥革命后，在公开场合，法国保持中立。在外国领事团会议上，法国
首先提议对中国革命不加干涉，后为其他各国所接受。但法国和其他帝国主
义一样对民国政府迟迟不予承认。在南北政府对峙时，它们虽然都不承认双
方政府，但实际上却和袁世凯的北方政府进行外交接触，支持袁世凯。1912
年 4 月 1 日，孙中山逊位，北京统一政府成立，北京政府于 4 月 3 日令驻法
使节向法国政府请求承认，而法国则要求中国接受由日本提出的、为各国列
强所赞同的条件为承认的先决条件，这项条件的内容是要求中国新政府对外
债和外国人在华利益，无论是否有条约为根据，均应给予保障。所以法国对
中国新政府的承认一直拖到 1913 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
[金法郎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郎贬值，这就影响到债务问题。民国
政府从来没有废除过不平等条约，因此《辛丑条约》确定的庚子赔款还要如
数付给法国。法国为了使赔款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曲解条约上“金法郎”
一词，要求中国按金质法郎，而不是金本位法郎支付赔款。在法国公使的一
直催促下，1922 年 12 月 28 日，当时的外交总长王正廷照会法国公使，驳回
了法国政府关于金法郎的要求。法国立即提出抗议，并扣住中国海关的关余
不交还中国。1923 年初，黄郛接任外交总长。他就任后第一个官方行动是照
会法国公使，接受了法国金法郎的要求。消息传出，国会上下，群情激奋，
在国会的抨击下，黄郛随即辞职。在段祺瑞任中华民国执政、李思浩被任命
为财政总长后，李思浩以段祺瑞的名义，基本上接受了法国的要求，放弃了
中国的合法权利。金法郎案解决后，法国公使才将所扣留 1000 多万元的关余
交还中国国库。
[中法新约]南京国民政府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起来的，但它为了
制造国家独立自主形象以欺骗人民，举起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号，
屡次发表宣言：对于不平等条约“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之手续，概予除废。”
但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没有采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正当手续，而只是在 1928
年 6 月间发起“改订新约运动”。改订新约局限于两项内容，一是恢复关税
自主，二是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由于帝国主义的联合抵制，中
国政府的软弱而没有实现。关税自主则在形式上得以确认，但由于各国都获
得最惠国待遇，而对英国货物最高税率则限于 5%～30%所以实际上帝国主义
在华特权依然得到保留。
中国和法国终于改订了两项新约。一是中法关税条约。在其他各国与中
国关税条约相继订立后，法国也于 1928 年 12 月 22 日在北京签订了中法关税
条约。条约含三项条款，主要内容是取消以前中法两国签订条约中所确定的
各种税率，双方享有最惠国待遇。
二是中法关于越南条约。1928 年中法关于越南的天津条约期满，国民政
府外交部照会法国废止条约。法国驻华公使和国民政府从 1929 年 1 月 20 日
起开始谈判订立新约。中方提出的要求是收回滇越铁路；保存华侨历史上之
既得权利；中国在西贡、海防、河内设领；废止施诸华侨之非人道待遇。以
后中国不再提起滇越铁路问题。法方要求在云南府设领，法国人自由杂居。
由于中国领事裁判权未撤，在云南府设领，必使中国主权受到损害，所以中
方不允。双方经多次交涉谈判，磨难颇多，最后于 1930 年达成协议。但在讨
论附件时，法国要求中国完全取消大米进口税和进口限额，谈判又陷僵局。
该条约在 1935 年生效。
[法国对中国抗日的态度]法国对中日冲突的态度基本上唯英美马首是
瞻。出于当时的绥靖主义思潮，法国唯恐得罪日本，在公开场合总是纵容、
偏袒日方。但为了维护它在华的利益不因日本的侵略而受损害，同时法国的
民主传统也使法国大部分人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所以它对中国的抗日
又有一些支持的表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法国明显袒护日本。1932 年英法操纵
的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事后草就了歪曲事实，偏袒日本的《国
联调查报告书》，其中第 9，第 10 两章更是提出国际共管东北的荒谬主张。
在国联 1932 年 12 月举行的全体大会上，法国代表保罗一彭古强调日本侵略
东北行动的特殊环境和问题的复杂性，指出需要现实主义和寻求切实可行的
解决办法，并力主讨论报告书的第 9 章和第 10 章，作为谈判解决的纲领。
“七·七”事变以后，当中国要求法国支持时，法国总是以主张美、英、
法集体行动来搪塞。但在行动上还是给予中国一定的支持。1937 年 8 月，法
国以款项不用于军事目的为条件，贷款 2 亿法郎给中国，并且同意向中国出
售飞机。在 1940 年以前，法国是各国中借款给中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仅次于
苏联）。法国还允许法国飞行员赴华参加抗日战争，在法国政府支持下，中
国当时招募了几十名法国飞行员。当日本侵略步步深入，中国沿海港口逐一
失陷时，中国向法国提出开放中越边境，允许中国从国外筹集到的物资经印
度支那入境，法国在此问题上显得谨慎，一方面表示默许，但当日本提出抗
议时，就干涉中国军用物资过境。1940 年希特勒德国入侵法国，第三共和国
灭亡，维希政府成了德国的附庸，1943 年 8 月，中法正式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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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中法民间交往
[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长期受奴役
的处境始终表示同情，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支
持。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英侵略者洗劫焚毁了圆明园。这种野蛮无耻
的行径同样遭到法国进步人士的愤怒谴责。法国文学家雨果在圆明园罹劫第
二年给联军的一位军官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写道：“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
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在两个
胜利者瓜分赃款的条件下，圆明园就大规模遭了蹂躏。
..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
要提出抗议（所以我感谢你给我抗议的机会），为什么要抗议呢？因为治人
者所犯的罪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不做
强盗的。”
雨果在控诉英、法统治者的强盗行径的同时，又倾吐出中法人民之间的
友好感情，证明每一个正直的法国人是十分珍惜中法人民之间的友谊的。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革命党于 1907 年在镇南发动起义，在这次起义中
有一位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跟随孙中山到达起义现场，并负责指挥起义炮
兵作战。起义发生后，在越南的法文报纸对此作了客观报道，而且据报上所
载，当地法国官兵对革命党人是怀有同情感的。如 12 月 6 日法文东京独立新
闻载：“该处居民曾目击驻同登法国军务官兼义勇团司令陶菲于 2 日率马队
视察镇南关时，革命党对之行礼示敬，当革命党首领在同登休息及进食之际，
各人皆与法国武官交换名刺，极为亲善..”。
在抗日战争期间，法国人民一贯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
时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曾说：法国“普通老百姓都倾向中国一边，认为日本
是侵略者。”他还举例，大使馆收到许多法国素不相识的老百姓的来信以及
捐赠。有一位法国姑娘将她男朋友给她的订婚戒指送到中国大使馆，她说自
己是个穷姑娘，但由于十分同情中国，想把这个戒指捐赠给中国。这些例子
清楚地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普遍感情。
[华工在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法经商做工的华人为数不多。1878
年 2 月谢大铭随曾纪泽抵法，后侨居法国。以贩卖古玩为业。1900 年巴黎举
办大型博览会，他回上海带 10 多位中国年轻人到法，在博览会开办茶馆。博
览会结束后，这些充当仆役的青年大多回国，唯有一名广东人和一名浙江湖
州人留法。1903 年驻法公使孙宝琦抵法，随同中有张静江、李石曾等。他俩
后留住法国。张静江先在马德莱娜大教堂前设古玩商店，后又在意大利林荫
大道开茶馆。张静江的夫人姚蕙女士还办了《世界杂志》。李石曾在法主要
是求学，学农业和生物，并创办宣传革新的《新世纪》杂志，但他也从事实
业，在巴黎近郊哥伦布村创设了豆腐公司，有 30 多名中国工人在此做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等参战国劳力匮乏，企望从中国招募劳
工赴欧。1916 年初，法国派遣武官陶履德来华，和北洋政府商议招工之事。
几经磋商以后，北洋政府和法国于 1916 年 5 月 14 日正式签订招工合同，并
由买办官僚梁士饴组织惠民公司，办理招工不久，英国也来华招工。法英所
招华工，多数赴法国，由此形成了中国向法国移民的高潮。
法国和英国招往法国的华工总数为 146，925 人。大多来自直隶、山东、
江苏。法国招雇的华工，在法国沿海、内地和前线都能见到他们的踪迹。英
国所招华工主要分布在英国远征军所驻地区，其中包括后勤地区（从勒阿弗
尔到敦刻尔克的各个海口）和作战地区（从甘勃莱到易卜列之间的所有战
场），他们从事的劳动都和军事有关。有一技之长的，如以前做过铁匠、木
匠、油漆匠、机械匠等，被派往兵工厂、机械厂、坦克厂、飞机厂等作工。
没有什么技术的，分配去做搬运军用物资、修路、挖战壕等重活。这些华工
努力工作，为法国作出了积极贡献。对此，1918 年北洋政府华侨工事局在调
查报告中作出了明确的肯定，认为华工在法“名誉颇佳，成绩可睹。”
然而，华工在法的境遇却并不佳。他们在法国是受军事管制的，由法国
陆军部殖民地军队局和驻法英军司令部管辖，华工组成为军事性连队，为英
军服务的华工甚至和部队一样，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约束。华工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住木屋和帐篷。工资、伙食费、衣服也常遭工厂主的克扣。许
多人死于战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华工常常奋起抗争，用罢工、暴动、
抵制等手段反对压迫。从 1916～1918 年有案可稽的华工斗争就有 31 起之多。
华工在法虽然行动极不自由，生活状况悲惨，但和当地的一般法国人却
相处融洽。即使管理华工的法国人，也有同情华工的。据《时事新报》1920
年 12 月 26 日介绍，在敦刻尔克的华工“与此地法国人没有甚么恶感，名誉
也还好。并且他们有一个总办（法国人），待他们极好，凡华工与法国人有
甚么交涉发生，他总说公道话，还帮他们抱不平。”有人对南方小镇坎布德
那克华工的调查中，也看到那里的翻译和医生对华工不错，“日与华工嘻笑，
无欺虐处。”当时在法国，有许多华工和法国女子通婚，生儿育女。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合同期满的华工陆续回国，也有许多华工继
续留法。要获得工作自由的华工需先交法国陆军部 1000 法郎的赎金，取消合
同，再由领事交保。一些没有积蓄的华工则纷纷私自逃离工队，隐踪匿迹，
流落各地。据 1928 年有人统计，留法的华工有 2100 多人。1929 年，世界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失业，有一部分华工回国。一些华工在 1936
年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投入反法西斯战斗，二次大战期间，有些华
工流散荷兰和法属马达加斯加等地谋生。
[留法勤工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 1919 至 1920 年间，出现了
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形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早在清朝末年，留学国外，渐成“热门”。但出国留学生活费用昂贵，
只有少数官费生和富家子弟能享受留学机会。要扩大留学范围就必须提倡俭
学，为推动中国学生留学，曾经留学法国的一些人士，如李石曾、吴稚晖、
汪精卫、张继、张静江、褚民谊、齐竺山等人于 1912 年 2 月在北京发起成立
留法俭学会。其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对这项事业也给予积极支持。著
名革命活动家吴玉章等人还在四川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留法学会建立后，
又设立留法预备学校。留法俭学会从成立到 1913 年 6 月，先后组织两批共
80 人赴法留学，准备留学者 40 人。1913 年秋，袁世凯上台后，对革命进行
镇压，革命派蔡元培、吴玉章等被迫流亡国外，留法俭学会随即停止活动。
李石曾在巴黎近郊开办豆腐作坊，一次大战前去作坊工作的华工已达 30
多人。这些华工读书不多，又不通法文，缺乏工艺知识，因此极需教育。李
石曾提出在华工中实行“以工兼学”的方法，日间作工，晚上授课，或从事
数年工作后，有了积蓄，再脱产学习。当时在法国地浃泊的人造丝厂，有 48
名华工，也试行了“以工兼学”的方法，此法受到华工们的欢迎，于是 1915
年 6 月华工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在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的
支持下，“按实定名”，建立勤工俭学会，提出了“勤于工作，俭以求学”
的宗旨，把工作和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6 年华法教育会成立，对赴法勤工俭学起了推动作用。随着中法文化
教育交流的日益密切，中法两国热衷于促进中法关系发展的人士经过酝酿，
在 1916 年 6 月 22 日在巴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华法教育会的会长是法人欧
乐教授（今译奥拉尔，法国革命史专家）和蔡元培。华法教育会是促进中法
两国在文化教育以及经济诸方面全面交流的民间团体。根据会纲，它的宗旨
在于“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
知识、经济之发展。”华法教育会成立后最突出的作用就是组织华工教育，
以及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它于 1916 年 4 月在巴黎创办了第一所华工学
校，并着手在中国国内动员青年学生来法。鉴于华工勤工俭学收到良好的效
果，蔡元培等人提出借用华工“以工兼学”，代之以青年学生来法作工，工
余时间，用工资收入，作留学费用。
1916 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年底，蔡元培、吴玉章等由巴黎返回北京。
1917 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在北京、保定等
地设立了三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全国很快有大批青年学生申请赴法。
这时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吴玉章在四川进行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使这
两个省成为赴法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1919 年 3 月 17 日，由华法教育会和
勤工俭学会组织的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离沪赴法。到 1920 年底止，共有留法
学生 1600 多名。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一些人学到
了欧洲的先进科学和民主精神；更有一些人进一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物，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蔡
和森、王若飞、陈延年、邓小平、李立三、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蔡畅、
向警予、李维汉等。
1921 年，留法勤工俭学遭到波折，法国战后出现经济危机，工厂倒闭，
失业增加。中国勤工俭学生就业困难，生计难于维持，而这时由李石曾、李
圣章等人把持的华法教育会竟于 1921 年 1 月 16 日宣布脱离和勤工俭学生的
经济关系。这对留法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奋起
斗争，2 月 28 日，他们去中国驻法使馆，请愿示威。法国政府迫于社会舆论
压力，成立“少年监护委员会”，向法国和中国各界人士募集捐款，维持经
济困难的留法学生的生活。1921 年 6 月，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用于扩大内
战，留法勤工俭学生在 6 月和 8 月两次召开大会，表示抗议。于是法国政府
在 9 月停发留法学生的维持费。在困境中，留法学生在 9 月占领了华法教育
会以勤工俭学名义而筹款建造的里昂中法大学，遭到法国政府镇压，许多学
生遭监禁，随后被押送回国，其中有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
[法国前总理班乐卫一行访华]1920 年，法国前总理班乐卫来华接受北京
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班乐卫此次来访，属于民间学术交流，因此引起我国学
术界的重视。《东方杂志》载专文指出：“吾人欢迎班氏，并非欢迎前任总
理之班氏，乃欢迎大数学家之班氏。北大创授与博士之例，实足以代表吾全
体学界倾向学问之热忱。”
班乐卫一行五人，他的随员有法国文学家博纳尔，巴黎大学经济教授马
丹、铁路工程师纳达尔以及班乐卫的同行、数学博士鲍瑞尔。他们在 6 月 22
日抵达北京，8 月 31 日，北京大学举行授与班乐卫名誉科学博士的典礼，北
大校长蔡元培致开幕词。班乐卫致答词，他表示“希望中法两国学术界建立
和扩大联系”。还答应回国后寄三篇科学论文给中国，一篇关于科学和哲学
的一般原理，一篇关于天文学，一篇关于航空学。
班乐卫一行还受到当时中国总统府、交通部、议会的接待，并访问了天
津、上海。在上海他参观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参观后表示，希望法国
能对该厂的事业有所贡献，并提议商务印书馆今后也可多编辑一些法文书
籍。班乐卫一行 9 月 11 日由上海返法。班乐卫的访华对促进中法之间的交流
和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三节 中法关系的新阶段
一、中法关系一度冷漠
[新中国初期法国的反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法国政府拒不
承认新中国的建立，中法关系一度恶化。当时，影响中法关系改善的原因主
要是：
第一，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伤元气，它的胜
利曾经依靠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后，法国在经济上又依赖美国的支援，这
种特殊的环境使得法国只听从美国的指挥。在外交上，也唯美国马首是瞻，
追随美国实行反共反华政策。
第二，侵越反华。法国正在加紧侵略印度支那，直接威胁我国南部边陲。
自 1949 年底起，法国侵越陆空部队不断侵扰我国边境，扫射轰炸中国军民，
造成我国人员伤亡。
第三，实行亲蒋介石政策。用物资支援中越边境的国民党武装，收容逃
入越南境内的残匪部队，并把他们送交蒋介石。在朝鲜战场，派出一营兵力
帮助美国进行侵略战争。在联合国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中法人民的友情]与法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相反，法国共产党和进
步人士却怀着深厚的感情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新中国建立不久，1950 年 1 月 12 日，法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生活》
就在巴黎举办了中法联谊晚会，赞扬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
胜利地获得了民主和民族独立。会后还放映了中国纪录片《民主东北》。
1951 年 11 月，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皮佑、邦特、加香、戈特、德香布兰
代表法国共产党和进步共和联盟的议会党团向国民议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
法国政府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他们还提出另一项
议案，要求法国政府由法国驻联合国代表提出接纳人民中国加入联合国组织
的要求。
1952 年 5 月 15 日，法国友好人士发起成立了民间团体法中友好协会。
成立大会由法兰西银行名誉董事拉贝里耶主持，参加大会的有法国艺术家、
作家、科学家和各工会代表 100 多人。法中友好协会的宗旨是：加强并且发
展法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成立大会选举德莱希教授
为主席，并且打电报向毛主席致敬。1954 年 9 月，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应邀
访问了我国。
1952 年 4 月，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一些代表到中国参观访问，其
中有法国总工会书记勒布朗。紧接着，为了参加中国纪念世界四大名人（阿
维森纳、达·芬奇、雨果、果戈里）活动，法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和作家、
诗人鲁瓦夫妇经布拉格于 4 月 28 日抵达北京。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
华访问的法国知名人士。法奇等在华访问期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巨大变
化，法奇兴奋地表示：“我对中国人民怀有一种深深信任的感情。中国人民
已实现了全国的大团结..我深深体会到你们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优越性。”
1952 年 9 月 29 日，法国青年代表团来访，这是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法
国团体。青年代表团由法国共和青年联盟、法国女青年联盟、英勇少年联盟、
运动与体育劳动联合会、巴黎区建筑工会联合会等组织的代表组成，团长是
法国共和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书记芬贝·谢尔培。
1952 年 3 月 2 日，巴黎文艺复兴图书馆举办了为期二周的“新中国展览
会”，展出了中国的珍贵文献、艺术品、儿童图书、书籍、标语画、邮票、
照片以及两年来访问过人民中国的法国进步记者和作家的著作。
上面这些活动都充分表明了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曾经担任
过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法国人让·莫里斯·埃尔曼，在 1957 年的文章
中，高度赞扬了中法人民的友好情谊，他说：“在我国，没有人对中国有仇
恨心。中国人到了法国，同不同职业、地位的法国人，甚至同与进步思想毫
不相干的人相遇，都可以发现这一点。”“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个事实。..
这朵友谊的花是任何地方吹来的狂风也阻止不了它向着和平的阳光开得更绚
烂的。”
[向中国靠近]在法国人民的推动下，再加上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使法国
政府不能再无视新中国的客观存在。所以，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政府逐
渐向新中国靠近。
最初的接触从贸易始。1952 年 8 月 9 日，经两国政府批准，中国进出口
公司代表和法国代表杜孟在柏林签订了第一个中法易货合同。中国将向法国
输出丝、茶、肠衣、蛋品和桐油等，法国则向中国输出铁、钢、金属、化学
品、医药品等，总贸易额为 100 万英镑。1953 年 5 月，法国工商业贸易代表
团到北京和中国商谈扩大贸易事宜，并在同年 6 月 5 日和中国进出口公司签
订了《关于易货贸易的协定》，协定为期近一年，根据协定，在协定有效期
内，双方努力争取达到各出口金额 1000 万英镑。贸易额大大增加了。
从 1954 年下半年起，中法各方面交往日趋频繁，民间交往也更为密切。
出现这种明显的变化，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因为 1954 年法
国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中失败后，被迫停止了侵越战争，使中法关系少了一个
障碍；同年，英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对法国不无
触动。
1954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日，我国妇女代表团应以布吕纳·德拉马尔夫人
为首的法国接待委员会的邀请，对法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这是新中国
第一个访法的代表团。在法期间，她们受到法国各阶层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接
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法国从 1955 年起，和中国有了最初的政治接触。1955 年 7 月 26 日，法
国外长比内在参议院谈及和中国建交问题，这是政府官员首次在公开场合谈
及这一问题。比内说：法国政府“研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问题已有很
长时间，事实上已有好几年了。”但同时比内又表示：“在目前的现实情况
下，法国政府不打算匆忙改变政治现状”。
1955 年 9 月 21 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法国 4 名参议员埃德蒙·密
歇勒、利奥·阿蒙、雷纳·昂雅贝尔、贝尔纳·萧雪瓦到中国访问，周恩来
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陈叔通先后会见法国参议员，
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会见法国政界人士。
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中法双方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955 年 4 月，
中国首次参加由法国举办的里昂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展出 10 天中吸引观众达
87 万多人。 1956 年 5 月，我国又首次参加巴黎博览会，法国科蒂总统参观
了中国馆。观众也达 80 万之多。展览会期间，一些法国工商业界和银行界的
头面人物和中国展览团进行接触，或从事贸易商谈。巴黎各大报纸对中国馆
都给予好评。
文化上，1955 年 10 月，应中国对外协会的邀请法国著名作家萨特等到
中国访问，受到陈毅副总理的接见。萨特先后访问了抚顺和北京，在 45 天里，
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惊人变化，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赞扬了中
国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景象。1956 年 10 月，中国首次举办法国电影周，
这也是我国举办的第一次西方国家的电影周，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
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等放映了法国故事片《勇士的
奇遇》（原名《马兰花·方方》）、《没有留下地址》和《禁止的游戏》。
1957 年 8 月，中法还合作拍摄了儿童故事片《风筝》。
中法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加强为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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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法两国正式建交
[中法建交的前奏]当中法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上逐渐取得进展时，一些
有远见的法国国务活动家开始致力于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他们的活动构成
了中法建交的前奏曲。
1957 年 5 月，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访
问中国。富尔对发展中法关系一直持开放态度，他在 1955 年任总理期间，就
批准了法新社和新华社向中国和法国互派记者的协议，并在 1956 年 1 月接见
来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富尔是中国接待的第一位法国国务活动家。这次他
虽以私人身份出访，但引起世人瞩目。
1957 年 5 月 22 日，富尔途经香港到达北京，在香港，他就对记者表示，
他主张法国承认中国，到达北京后，他又在各种场合表明自己希望中法建立
外交关系的主张。在华期间，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是毛主席首次
接见法国客人。毛主席在谈到中法关系时，还引用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的典故，阐明了中法关系的利害。
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富尔读了毛主席诗词的俄语译文。回国后，他写了
一本介绍中国情况的书，借用毛主席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
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书名取为《蛇山与龟山》，他希望在中法
之间就象在蛇山与龟山之间一样，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1958 年戴高乐将军再次上台执政，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逐渐摆
脱美国的控制，在外交上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为中法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961 年，戴高乐总统召见富尔，对他说，法国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这
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他建议先发展经济与文化关系。当时，法国同阿尔
及利亚的战争尚未结束，而中国坚定地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所以当时
建交还不具备客观基础。
1963 年，法国十分关心印度支那中立化的问题，而且认识到离开中国不
能解决亚洲问题，这时，戴高乐再次召见富尔，告诉他：“法中建交由你去
谈。”当时双方没有外交关系，戴高乐不能把富尔的“委托书”直接送给中
国政府，于是想了个办法，由他本人给富尔发一公函，委任富尔为他的“个
人代表”前往中国密谈。对外，则称富尔以私人身份访华。
1963 年 10 月 18 日富尔离法，途经柬埔寨、香港，21 日到达中国，进行
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富尔主要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进行了会谈，至于会
谈的前景，富尔事后回忆说，存在两种抉择：“第一是全面恢复关系；第二，
考虑到台湾问题的障碍，两国之间先发展实质性的经济文化关系。”当时富
尔十分了解戴高乐愿意和中国建交的迫切心情，关于台湾问题，可以采取回
避态度，而一旦法国向北京派驻大使，那么根据国际法，就意味着中断了和
台湾的正式关系。因此富尔选择了第一种前途，当他把报告发回巴黎后，得
到了戴高乐的批准，有关原则问题的协议很快达成，从而迈出了中法建交的
第一步。富尔回国之前，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还先后会见了他。
[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1963 年 12 月和 1964 年 1 月，中法互派代表在伯
尔尼举行了四轮会谈，拟定公告文件。中方代表是当时距伯尔尼最近的一位
大使李晴川，法方代表是由法国外长古夫·德姆维尔委派的雅克·德·博马
舍。会谈决定在巴黎和北京同时发表同一内容的建交公报。
上述会谈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当时世人尽管感到中法建交势
在必行，但普遍认为不会很快实现。
然而，在 1 月 8 日，富尔却放出了第一个试探性的气球。晚上，他会见
了法新社记者和《费加罗报》记者，发表了主张中法建交的谈话，他说，应
该“立即”恢复外交关系。这次谈话的文字是事先精心拟定，并经戴高乐亲
自审定，目的是为中法建交作舆论准备。
1 月 27 日，中国和法国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
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
交关系的国家。
1 月 31 日，戴高乐按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谈到中法建交问题时，他解
释了法国采取这一重大步骤的动机和原因，这主要是面对现实，中国是一个
伟大的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共产党政府已在中国执政了 15 年，中国是一
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要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中
国；此外，建交也是中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合作的需要。戴高乐说：“法
国同这个国度，同这个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只是如实地承认世界而已。然而在
世界上的实际的巨大演变之下，一国人民同另一国人民增进直接接触也有助
于人类的事业，即明智、进步与和平的事业。
为圆满解决台湾问题，在中法建交后的第二天，根据事先商定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单方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
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
“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法国方面自然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它希
望台湾按国际法惯例，自动脱离和法国的关系。2 月 10 日，台湾宣布和法国
断交，从而使此一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5、6 月，中法双方互派大使，法国第一任大使是佩耶，中国第一任大使
是黄镇。
中法建交是中法关系史上的大事，它标志中法关系发展到平等互利、友
好合作的新阶段。它有利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有利于促
进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和合作，增进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
[中法关系的发展]中法建交后，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得到
顺利而稳步的发展，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也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中法建交后不久，法国就出现了一股“中国热”。1964 年 2 月，我国一
个艺术团在法国访问演出京剧，受到观众和报纸的热烈欢迎。在巴黎首次演
出时，观众的掌声持续了 5 分钟之久。《法兰西晚报》称赞京剧溶舞蹈、杂
技、话剧、诗、歌、音乐、艺术于一炉，真是“奇妙无比”。法国电视台专
门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情况，店铺里的荔枝和竹笋销售一空，有些旅行社着
手组织法国旅客去中国渡假，多维尔地方还宣布要度一次中国式的周末。
接着，中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65 年 7、8 月间，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访华，他是中法建交后第一位正式
来访的法国政府部长。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
在经济联系和技术合作方面，两国频频举办工业展览会。1964 年 9 月，
首届法国技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1965 年 3 月和 5 月，中国先后参加法国里
昂博览会和巴黎博览会，1965 年 11 月法国又在华举办法国工业展览会。
1966 年 6 月，中法航空协定在巴黎签字。根据协定开通了中法之间的航
线。
此后，两国间的友好往来逐渐增多，关系日益发展。随着中法关系的发
展，中法官员访问规格越来越高。1973 年 9 月，法国总统蓬皮杜应董必武代
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邀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这
次访问是法国国家元首对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标志中法关系发展到新的
阶段。蓬皮杜在华期间，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谈话，和周恩来
总理举行会谈，就主要国际问题和中法关系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取得了积
极成果，9 月 17 日，蓬皮杜离华回国之际，发表了《中法公报》，《中法公
报》表明双方在许多主要国际问题上有广泛的一致看法，也表达了两国政府
加强两国人民之间友谊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愿望。《中法公报》反映了这
次访问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的成果，《公报》写道：“双方商定，将进一步
研究发展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在技术、工业方面特别是在发达的石油
化工、航空、机械和电气工业方面加强交流的问题。”“双方还决定签订海
运协定和加强在航空运输方面的合作。”
1975 年 5 月，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对法国进行了正式友
好访问，也受到法国方面的热情接待。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方
国家。
在这个阶段，科技文化交流也在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代表团、艺术
团体、科技界文化界名人互访。1974 年 11 月 5 日，北京到巴黎的空中航线
正式开航。
然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由于种种原因，中法关系还没
有进入黄金时期，正如蓬皮杜在访华的答谢宴会上所说：“我们的贸易关系
虽然已很活跃，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业已
富有成果，但只不过是处于开始阶段；..”中法关系新阶段的到来，取决
于中国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
三、中法友好的新篇章
[政治交往频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被确定为中
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重视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对话和经济文化交流，因此
中法关系也发展到新的阶段。
新阶段的表现之一，就是以政治领导人互访为标志的政治对话加强了。
这个时期两国部长级的互访更为频繁，两国军队高级领导人也进行了互访。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领导人的频繁接触，所有法国新任总统都访问过中
国，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到过法国。
1979 年 10 月，中国总理访问法国，作为西欧之行的第一站，这是中国
总理第一次访问法国和西欧。中国总理在访问期间参加了法国政府举行的周
恩来旧居挂牌仪式，并为纪念牌揭幕。中法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两
国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中法经济关系的发展》、《关于互
设领事机构》和《关于 1980 年至 1981 年文化交流计划》。
1980 年 10 月 15—21 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来华访问。党和国
家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等和德斯坦总统进行了交谈和会谈，会谈商定今后
就重大的国际问题随时进行部长级磋商，定期交换意见。中法政府还签订了
关于设立领事机构的协议，双方同意在上海和马赛互设总领事馆，德斯坦总
统还访问了拉萨和上海，并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
1983 年 5 月 3 日至 7 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密特朗曾
于 1961 年以私人身份来中国，1981 年又代表法国社会党访华，是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这次访问时间虽短，但是效率高。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
会见了密特朗，并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和
近似的。双方还表示了加强中法间合作的强烈愿望。密特朗此行还访问了西
安、南京和上海，并在南京大学作了演讲。
1984 年 5 月 30 日—6 月 3 日，中国总理访法，和密特朗总统举行了会谈，
并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
并共同探讨了在经济贸易方面加强双方合作的途径，两国政府签署了投资保
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1986 年 6 月 16—19 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访问法国，胡
耀邦和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总理举行了会谈。双方表明了进一步推行友好政
策的共同愿望，为中法关系展现了广阔发展的前景。
1987 年 11 月，李先念主席、乔石副总理出访法国，这是我国国家元首
第一次访问法国。访问期间，李主席同密特朗总统和希拉克总理先后举行了
亲切会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增进了友谊。
[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协作]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中法关系最显著的
发展表现在经济交流和技术合作上。
1978 年 10 月，当时负责全国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访问法国，中法政
府签订了关于科学技术交流补充项目议定书，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全国科研中
心也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1978 年 12 月，中法签署发展经济关系和合作长期协定。这是中国和西
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长期经济交流协定。根据协定，7 年内，双方贸易总额
累计将达 600 亿法郎。协定指出，两国政府将采取一切有益的措施，为加强
两国经济关系和合作创造最好的条件，以促进双方交流迅速增长。协定规定，
两国将在农业、畜牧业、能源、采矿、钢铁，航空、空间技术、机械制造等
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此后，双方贸易代表团互访以及经济界人士的接触日益频繁，仅 1982
年，我国赴法访问的经济贸易团组就有 400 多个，达 2000 多人次，其中部长
级代表团 6 个。而且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触也都涉及经济关系问题，这种交
往为活跃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创造了良好气氛。
在此时期，双方的贸易总额大幅度增加。60 年代，中法贸易总额平均每
年为 1.1 亿美元，70 年代增长到平均 3.7 亿多美元，进入 80 年代后急剧增
长，1981 年达 6.8 亿美元，是建交初期的 7 倍。1984 年到 1985 年间，贸易
额又增长了 40%。我国从法国进口的商品，有机械、钢材、铝、镍、化肥、
农药、精密机床、仪器、电机、汽车、机车、船舶、直升飞机、化纤纺织原
料、奶油、小麦、手表、成套设备以及技术专利等。另外，有时还通过法商
从美国、巴西进口一定数量的小麦、玉米、大豆、豆油、食糖等。我国对法
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农副土畜产品、工艺品、轻工产品、纺织品等。
在科技合作上，双方科学家经常举行中法双边的科技讨论会，或进行联
合考察活动。如 1984 年，中法科学家共同考察喜马拉雅山；1986 年，中法
举行了卫星遥感及斯波特卫星数据应用讨论会、中法能源合理利用研讨会
等。中法技术合作形式还包括：引进技术设备、合作生产、来料加工、补偿
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到 1986 年，中法两国已在或正着
手在机械制造、化工、电力、石油开采、煤炭开采、飞机制造、交通运输、
水泥、电讯、核电站、空间技术、农副产品加工以及烹调技术等方面开展合
作，如法国和中国合作建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法国在中国制造海豚式直升
飞机，中法合作在北部湾和渤海近海勘探石油等。另外，在劳务合作上，中
法也在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合作承包了一些工程建筑项目。中法经济技术关
系硕果累累。
[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中国对外开放也促进了中法文化关系和民间交往
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交流更为频繁，领域更为广阔，规模更为扩大。
1980 年，中法两国政府成立了文化混合委员会，协商两国文化交流事
宜，1983 年 9 月，签订了中法文化交流计划。几年来，在文化艺术上，交流
涉及文学、戏剧、音乐、影视、绘画、摄影等方面，我国新译和重版了许多
法国古典和现代的文学名著，中国的一些当代小说也翻译成法文；在戏剧上，
除了互派剧团访问外，中法双方还合作演出一些剧目，由法国专家指导，中
国剧团演出的剧目有歌剧《卡门》、古典芭蕾舞剧《希尔维亚》、话剧《三
剑客》等，中法演员同台演出的还有《堂·吉诃德》。在影视方面，双方也
互相举办电影周，法国还专门举办了谢晋电影回顾展。1984 年适逢中法建交
二十周年，法国举行了许多庆祝活动，其中举办了“中国电视周”，电视周
活动期间，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小放映厅同时播放总共约 40 小时的中
国电视节目，其中有电视片《鲁迅》、《新岸》、《武松打虎》等。同年 10
月，北京也举办了法国电视周。
在绘画上，双方互相举办画展，最注目的一次是 1982 年在北京举办了法
国卢浮宫博物馆和凡尔赛博物馆珍藏的 250 年间原画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举办的最大的外国美术展览，使中国观众大开眼界。
在教育方面，交流和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如互派留学生，建立校际联系
和合作，协助举办电视语言教育等形式。我国派往法国的留学生增长幅度极
大。1984 年，24 所中国高等院校同法国 37 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联系。法
国还和武汉大学合作建立了法国语言文学系和中法教学班，这是中法合作教
育的新形式。1984 年 10 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举办法语教育节目《法语
入门》，推广法语的教育。
除此之外，中法两国在学术领域、医疗卫生、体育等方面也有良好的合
作和交流。
中法两国的民间交往日益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鲜事。1985 年 7 月，法国
430 多名青少年，乘坐“巴黎—北京”的专列，穿越欧亚大陆，来中国访问。
在北京，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中国青联举行了欢迎招待会，法国青年和中
国青年举行了十天联欢活动，增进了中法青年的友谊。
1984 年 12 月，天津大邱庄农民马德良夫妇访问法国，他们是第一个中
国农民赴法的“友好使者”。马德良在法国期间，参观了诺曼底农村，接受
了法国农业部长罗卡尔授予他的“法国农业勋章。”法国电视台在圣诞节前
夕的黄金时间，还连续播送了关于马德良夫妇的新闻短片，使法国人民了解
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变化。
1988 年 11 月 28 日，在巴黎里昂车站附近，由法国退伍军人协会和旅法
“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提议，法国政府为一次大战期间赴法华工树立了一
块纪念铜牌，法国邮电和航天部长保罗·吉莱斯代表密特朗总统向两位健在
的老华工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并为纪念铜牌揭幕。纪念牌上刻着：“公
元 1916—1918 年，14 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近万人为此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其中 3000 人从此定居法国，并在巴黎里昂车站
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团。”
这种民间交流的加强证明中法友好关系已经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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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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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5

帮顶 好帖 实用

zfgzd

这样每天都有下酒菜了 引用:
作者: espace
我決定這樣

並且經常把中國大菜刀放包裡


spve200 vbmenu_register("postmenu_5959717", true);  风云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