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个被误读的Logo 锁定消费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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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f高尔夫
　　高尔夫是贵族运动，畸形消费，腐败温床——2001年，有关部门还将高尔夫定性为“娱乐项目”，与歌舞厅和夜总会同样征税。
　　1984年，中国内地第一个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广东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成立，22年来高尔夫运动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前行。2006年秋天，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上海财大更成为大学高尔夫风波的主角，有人质疑，这是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背景下，“奢侈运动”入侵校园，殊不知，高尔夫就像舞龙、舞狮、棒球、形体、街舞、跆拳道一样，不过是项新运动技能的学习，可为大学生日后就业增加含金量。
　　“高尔夫既不是贵族运动，也不是平民运动，它是一种健康运动，是一种礼仪，一种素质和一种审美、生活准则”，“2006全明星高尔夫大赛”组委会副主任张秦说，曾经有个海南的企业老板热推“99元就能打高尔夫球”的项目，这是走了一个平民化和贵族化对撞的极端。
　　“我经常看到有人在练习场拿起电话大声说道：啊，我在打球呀！好像很奢侈，其实，不要看开什么车、拿多少钱的球杆去打球，即使一身名牌，但很不讲究球场礼仪和规则，照样能损坏一个人的形象。”张秦认为，打高尔夫就像是参加一个Party，是一种很健康的交际，这种礼仪是中国几千年的传承，“像王志文，他可能其他事情会迟到，但打球从来不迟到，球风很好，何平导演也一样。打高尔夫有许多规则你必须遵守，球场有许多规则，做人同样也有很多标准。”
　　过去也有人认为网球是贵族运动，但现在几乎所有大学都有了网球场。高尔夫与贵族运动无关，与培养礼仪有关。

[ 本帖最后由 小小猪猪 于 2007-10-3 13: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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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gen-Dazs哈根达斯
　　一个失恋的女孩买了一盒哈根达斯，悲伤地想爱人不见了，只剩她一个人“独自享用这美丽而昂贵的食物”——安妮宝贝写出了小资们的心声。有广告人说，哈根达斯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冰淇淋，但可能是最会卖概念的冰淇淋品牌。“爱我，就带我去吃哈根达斯”，使哈根达斯因爱而贵。
　　胡先生第一次知道哈根达斯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矜贵，是从做空姐的同学那里得知，在国际航班上哈根达斯是免费的，而且还不大有人吃。一个留学生去了美国才发现，在中国被当成奢侈品的哈根达斯在其发源地美国是个极普通的品牌，就如同和路雪之于中国，主要在超市和自动售货机售卖，很少有专门店，很多美国人听都没听过；售价也很平民，国内卖78元的家庭装在美国只卖2.99美元，“与一堆杂七杂八的我没有听说过的牌子的冰淇淋推推搡搡地挤在橱窗后面，如同遭遇战乱沦落风尘的宫女”，这位留学生这样描述道。
　　哈根达斯在中国走高端路线，只选择在大城市的繁华地段开店。以至于有没有哈根达斯成了衡量一个城市时尚与否的标志，一些城市的市长甚至呼吁哈根达斯的进驻。因为没有星巴克、哈根达斯和宜家，广州一度被认为不时尚。2000年，哈根达斯在广州的第一家店开张，特意请了当时最红的谢霆锋来剪彩，媒体和市民们很为广州“终于”有了哈根达斯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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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A宜家
　　1998年进入上海，1999年进入北京，2005年进入广州的IKEA家居，以其DIY的设计风格及昂贵的售价，一时成为白领与小资理想的高端家居品牌。而美国人的评论是“cheap IKEA”，他们买家具就像买衣服，好看就买，买来就用，腻了就换，许多家具的命运不是被换、被卖就是被扔。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误读？“一是收入水平有差异，二是消费习惯不同。”IKEA家居广州店市场经理沈雁说，在欧美，IKEA是价格最低的家居品牌，从全球来看，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处在中等。以广州为例，普通家庭平均月收入是四五千元，而来宜家来消费的，60％以上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最早进中国时价格处在高位，这几年做了很大的调整，降了半价甚至更低，但仍处于中上水平”。但沈雁也发现，五一黄金周中，一些师奶也开始进IKEA，“这说明我们正和普通大众，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客户慢慢接近”。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家的感觉不一样”，沈雁分析，欧美人觉得家具不是耐用品，而是经常可以随兴趣和需求随时更换的快速消费品，“他们重外观和功能，轻材质，一年逛好几次家具店，经常换些小家具，以保持新鲜感。”而中国人经常是一次性装修一次性消费，尤其注重材质，还要求一件家具能传几代人。
　　为了压低身段，IKEA把亚洲总部从新加坡移到上海，并加大了本土化采购的力度，因此节约出来的成本制造出降价空间。另外，在居民小区间派发免费的《美好家居指南》和会员卡，在卖场为顾客提供免费家居布置解决方案，也是IKEA拉近与普通大众距离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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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Ono小野丽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所有的酒吧里开始弥漫着小野丽莎的呢喃了。这情形很像十年前的老鹰乐队《加州旅馆》与理查德·马克斯的《在此守候》，或更早的理查德克莱得曼的《致爱丽丝》。
　　Bossa Nova是葡萄牙文，Bossa是一种拉丁双人舞节奏，Nova是“新”。BossaNova指一种融合巴西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的“新派爵士音乐”。曲风舒适，旋律简单，是典型的咖啡馆音乐。虽然不少爵士乐爱好者认为，小野丽莎的音乐远未达到爵士乐大师或Bossa
　　Nova大师的水准，但她的演唱少了一丝忧伤和酸涩，多了几许阳光与奶油味，因而征服了中国听众的心。
　　有乐评者如此评价小野：她不是爵士女伶中最大牌的，但无疑是最具群众基础的，她是小众爵士圈里的“大众歌手”，是一道献给大众的“心灵鸡汤”。纯美、浪漫、飘渺、迷人一直是情调音乐的重要指标，具有上述特征的歌手都能在中国风靡一时。如1980年代的“恋人浪漫曲”，1990年代的肯尼·G，还有如今都让人如醉如痴的恩雅。小野丽莎，BossaNova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白领的音乐新宠。台湾歌手侯湘婷和内地歌手叶蓓也开始模仿这种时髦的曲风了，可惜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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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place大卖场
　　便宜、甩卖、方便、快捷，大卖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相信了，但实际上我们感受到了吗？
　　没人相信在大卖场里会节约时间，相反它会浪费掉你更多的时间，很多人都会在收银台的排队长龙前崩溃掉。大卖场的动线设计使得顾客必须要逛完几层楼的每一个角落，穿越很多你并没有购买目的的区域才能从收银口重见天日。这种强迫性的行为，对于大卖场来说大有裨益，购买欲望往往就是这样被激发起来的；但面对这种阴谋，却未见得有多少消费者感到愤怒。
　　没人会怀疑大卖场里的商品是奢侈品，但你的确会在这里花掉更多的钱。如果你去看大卖场里整齐排列的各种商品，有时候你会疑惑：这真是我们生活所必需的吗？那些瓶装饮料、方面食品、各种不同概念的洗化用品、功能出新的电子电器，很多时候我们买它们回家结果只是堆在家里，为你营造某种生活方式的气氛。
　　最后，连大卖场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气氛。最初应郊区生活和汽车交通而诞生的大卖场，在我们这里成为城市中心生活的模板。当然，我们并不关心这种误读的存在，我们在两种生活方式的翻译错误当中乐此不疲。
　　“现在的大中城市，可以说是没超市就不能活了”，央视《超市大赢家》节目的制片人骆幼伟说她自己也是超市迷，“去的时候还是有计划，但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看见什么东西好‘啪’就扔车里了，超市消费完全就是在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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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lline、Olay、L'OREAL 美宝莲、玉兰油、巴黎欧莱雅
　　美宝莲、玉兰油绝对是国内“名价比”（知名度/价格）最高的化妆品品牌。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开始学习涂涂抹抹的女人最初都会选择美宝莲，每一个开始投身美白工程的女人都会试试玉兰油。在电视和杂志里，好莱坞宠儿章子怡无处不在地告诉你她只用“来自纽约”的美宝莲，玉兰油的招牌美女频频向你倾情展示什么是“像牛奶一样白”；而在百货公司里，美宝莲和玉兰油专柜只设在距离Chanel、Dior专柜不到10米远的位置。它们打着针对亚洲女性的亲民旗号，以“自选开架式”的销售方式，用适中的价格把国产品牌挤压得无处生存，同时让真正的国际高端品牌无从接近消费者。
　　“当我在他面前掏出美宝莲的粉饼补妆，他诧异万分，委婉地指出我的品位差，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女生委屈的描述她一段失败的异国邂逅。很多到过国外的人才惊呼原来美宝莲、玉兰油、巴黎欧莱雅等都只是超市货架上的普通化妆品，没有专柜，没有巨星代言，几乎上不了台面。
　　“中国的化妆品市场和成熟的欧美市场太不一样了，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情况，目前国内市场上大部分的化妆品是以外资品牌为主，有一个进口的先后顺序的问题，最大牌的不一定是进来最早的，大众却只是根据品牌进入时间的长短、广告投入的多少来判断，不了解品牌在国际美容业界的认可度。”VOGUE中文版美容编辑王萌稚说，她了解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百货公司专柜每月销售最好的产品都和当月广告打得最猛烈的产品是一致的，品牌误读也由此产生。消费者的不成熟一方面由于目前可供选择的化妆品品牌还不够多，同时国内也缺少药房销售的化妆品。这类化妆品与皮肤学科知识结合，消费者更容易了解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只听专柜小姐热情推销和广告的大肆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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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Class中产
　　小白，北京某外资企业人力部经理，虽然年薪十万，但他不承认自己是中产，至少他还没有车。他认为一个标准的中产阶层应该是这样的：有自己的房子，不用很大，但能容下妻子、孩子和车子。妻子可以不用工作，孩子可能参加数不清的钢琴、舞蹈、外语等兴趣班。车子不一定是奥迪，但至少会是桑塔纳。上班地点是CBD，英语是其重要的交际语言。
　　中产阶级（MiddleClass）最早出现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在那个阶级分明的年代，中产阶级指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阶层。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把“白领”定义成最主要的“中产阶级”，并概括其特征：无固定资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
　　美国某权威机构曾这样形容印度的中产阶级：他们每人至少还要购买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一个压力锅、一个吊扇、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这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在虚荣这方面，中产都是一样的。但明显的是，中国的中产要比外国的中产更有产一些。
　　在中国，中产阶层几乎是所有品牌消费品的目标客户群。把盒装牛奶放在精美的硬纸壳里、在鸡蛋的碳酸钙表皮上印上几个中国字，便能成为中产们的最新消费取向。
　　中产阶层，几乎是中国所有品牌媒体的目标读者群。在温饱问题经常出现在报纸上的1990年代初，便出现了以中产阶层为读者的时尚类杂志。直到后来互联网的兴起，以中产阶层门户为定位的网站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把电视挂在中产阶级出没的写字楼赚了很多广告费。
　　中产阶级，几乎是所有有高消费能力非富豪人群的统称，也成为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人群。“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这是大众媒体在谈论中产阶级经常伴随出现的关键字。这似乎跟美国人眼中的印度中产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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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纳米
　　纳米在中国只有两种大用途：用来做胸罩，或者用来做洗衣机。这两件产品肯定没有共同之处，但纳米是高科技，你不懂科学，就只能相信科学的无所不能，至少深夜垃圾时段的购物频道会强迫你相信这点，过气和不过气的明星都现身说法，力证纳米已经取代硅胶和盐水袋成为新的丰胸催化剂。即便纳米胸罩不能真的吹胀胸部，却能在股市上攀高，“纳米股”也曾经是金融明星，惹人垂涎。作为科技含量很高的原子，纳米不仅对中国人的身体消费有贡献，还能拉动投资，这种态势有点超出科学的范畴，你只能用“传奇”来形容纳米效应。
　　欣欣向荣的纳米热到底是盲目还是误读，郭景坤得不出结论，这名专攻纳米科技的中科院院士认为两者之间差别很大。“只能说是一个链条反应，首先，很多人不明白纳米到底是什么，只知道是一种高科技，这是知识上的盲目和缺乏。其次，这种盲目又让他们相信电视里推荐的所谓‘纳米产品’，这算是一种误读。凡是涉及到一定的科学知识，中国人就会犯错误。”
　　在一台洗衣机内加一层超细颗粒材料的涂层，保护零部件，起到一定杀菌作用，这些都没问题，是值得鼓掌的科技进展。但仅仅加了一个涂层，就叫做纳米洗衣机，郭景坤觉得制造商的创意太过超前，他强调，纳米科技会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衣食住行，但大规模的实用开发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现在的人之所以情愿把胸部大小寄托在纳米身上，郭景坤认为是中国人的惯性使然，习惯于用非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纳米不是伪科学，它有很大的商业前景，但当下的纳米产品大多数是伪产品。”这是他最后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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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ics奥运
　　中国的奥林匹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离2008年奥运会还有×××天的牌子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之旁，树立在北京北五环“鸟巢”之旁，也挂在北京一些体育用品商城的进口处、一些小饭馆的墙壁上。
　　奥运前夕，奥运合作伙伴们都很忙。电脑厂商正在为北京奥运会生产专用电脑，餐饮企业正在为北京奥运会准备贵宾专用餐，电视台正在播放以奥运福娃为主角的动画片。在北京各大地铁出口处，我们都能看见奥运福娃造型的各种小饰品在兜售，连在沃尔玛门前办理信用卡的摊位都以福娃挂件为赠品。
　　先不论这些饰品是不是正版，有没有给北京奥组委交纳相关授权费用。这些以奥运为噱头的消费现象，的确给人民群众的消费带来多种多样的选择。北京相关部门测算，2004年至2008年5年间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将达到13000亿元，市场增量接近3000亿元，其中因举办奥运形成的市场增量约1000亿元。
　　在中国，奥林匹克是一种精神，在国外也是。当很久以前，希腊人民聚集到奥林匹亚村，献纳祭品、举行竞技运动以祭祀宙斯时；当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办第一届运动会时。祭品和运动装备的消费，也许对希腊人民的社会经济还不会带来多大的促进。
　　费厄泼赖（fair play），很可能是中国人对奥运精神的第一次传播的广泛，也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符合原义的解释。后来也有一个类似的，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现在，已经被叫卖声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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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巴黎
    不要再提巴黎了，连左岸、香榭丽舍、塞纳河、凯旋门、卢浮宫也不要再提到了。
    我们已经有多少咖啡厅、餐馆叫做左岸？有多少板式住宅叫做香榭丽舍？有多少桑拿浴室叫做塞纳河？有多少楼盘的门口矗立着凯旋门？有多少男装品牌入选过卢浮宫？
    Mrs.巴黎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艺术，是享受生活，是阳光普照的下午，是优雅的生活模板，其实在我们这里，依然是消费。只要以消费为内容，那么它的外表就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随意改变，我们根本不在乎它是楼盘还是澡堂。
   作为西方城市翘楚的巴黎，在我们的语境里支离破碎，成为可以不断复制的标签，分门别类却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各种消费主体的外包装上。在我们理解中，作为典雅象征的巴黎代表着顶级的时尚、奢华和最不可能达到的完美，通过使用巴黎的符号，我们就可以生存在这种顶级时尚和奢华的幻觉世界当中，这不仅让我们感到幸福，也会确立我们这个阶层的自豪感。但实际上，这种符号的使用是如此的廉价和方便，最后的结果是无处没有巴黎的存在。
   文化批评家张闳这样描述巴黎：“那些来自外省的年轻人，如拉斯蒂涅之流，把他们的野心都倾注到巴黎身上，一如他们在上流社会沙龙里，把自己的情欲投向美丽妖冶的沙龙交际花一样。巴黎在这些年轻人面前，永远闪烁着危险的诱惑。”除此之外，“古典巴黎的街道里所蕴含的革命性的冲动，在街垒战中使之变成了一个暴力的空间”。不过，这些都是消费者们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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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a意粉
　　三个独身甚久的中国女人聚一起做饭，商量好了大家各出一道菜，半小时过去了，端出来三碗意粉。世界上再没有比意粉更好吃的食物了，加菲猫说。但对一个对饮食稍稍有讲究的人士而言，再没有比意粉更乏味的食物了。
　　拿最常见的“肉酱意粉”来说，过去是穷人食品，买不起大块的上等牛排，只能买些肥瘦不均、五花三道的牛腹肉，放上番茄煮熟，炖成一触即烂的肉泥，大勺地浇在煮熟的意粉上，是意大利引车卖浆者果腹的“江湖菜”。英国帅大厨JamieOliver曾在电视上教人做正宗的“肉酱意粉”，选用了上好牛肉，这样奢侈的犯罪，搁在300年前，无论穷人富人，估计都得气死。
　　在西方，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单身汉，每日的自做食谱一定离不开Pasta。一大锅水煮好各式意粉，浇上超市里买回来的酱或自己炒的酱，早午晚餐就此打发，比什么三文治汉堡包精致多了。意粉于西方人之意义，如同方便面之于东方人。
　　为什么无论中西，横亘欧亚，面条几乎成为古往今来统一性最强的一种主食呢？众口一词的“简单”是唯一答案。在中国，因有村上春树等一干无聊人士之推动，庸常的意粉被贴以“孤独”、“小资”等标签，因而变得五迷三道起来。
　　至于广东人或香港人发明的诸如黑椒牛柳炒意粉、木瓜肉酱意粉，对不起，它们已经是中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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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rt度假酒店
　　中国热爱度假的人不多，度假酒店就更少。现有的20余家五星级度假酒店中，14家出现于2004-2006这3年，而且几乎全集中于海南三亚亚龙湾那一块狭长区域。刚刚揭晓的2006中国十大最受欢迎度假酒店中，8家在海南，5家就在三亚。难怪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萨维尼亚先生说，海南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旅游市场。海南对于中国之意义，如同地中海对于欧洲、夏威夷对于美国同等重要。
　　中国至少还需要10个三亚。照国际惯例，年收入超过50万的人群将由旅游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转换，此类人群每年有两次度假需要，中国现有约250万此类目标人群，按照估算，至少要有1250个度假村才能满足国内需要。
　　国家旅游局质量规范与管理司副司长坦承中国度假酒店的发展还远远不够，但已经有局部过热景象。在中国，真正像样的度假城市只有两座：三亚与丽江。四季、凯宾斯基、丽晶与东方文华已经在三亚圈地，悦榕庄与阿曼将在云南扎根。
　　中国的度假酒店的通病是：人多、旅行团尤其多，环境欠清幽，食物贵过香港，交通不方便。从外观上看，中国的度假和商务酒店并没有明显区别：一个入住了三亚希尔顿酒店的人，第一感觉是“奢华到令人窒息”，而不是度假酒店应有的“轻松和舒适”。还有酒店号称“亚龙湾的紫禁城”，难道游客来这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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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Toy情趣玩具

　　几乎所有的中国成人用品店在邮寄产品时，都会郑重其事地声明“绝对保密”，物品一栏也会特意写上“办公用品”之类的字眼，人们生怕因使用情趣玩具而身败名裂。

　　情趣玩具是十恶不赦、放荡与色情的淫具吗？在西方，没有人会在意你是否在用它，有时有人反而会因此认为你是个很注重品质的人。

　　很少人会知道MSN里那只可爱的黄色小鸭其实是个用于自慰的性玩具，它的正式名称是“发音旋转震动按摩黄小鸭”。

　　在性社会学者方刚看来，性用品可分为两类：一是“实用”的，如安全套、避孕药、测孕试纸，对此，人们不存争议。另一类是用于娱乐的情趣玩具，如生殖器模具、性玩偶（sexual doll），这是争论焦点。

　　方刚认为，将性玩偶污名化，实际上是基于一个更深层的文化背景：对性的娱乐价值的否定。性玩偶本来就是用来玩的，本应以追求快乐为最高准则。单身族、夫妻间有性障碍的人，都可以用性玩偶。它不是用来“替代”的，而是用来“游戏”，增加情侣性乐趣的健康工具。

　　情趣用品能为人提供体验多元性感觉的机会，它能帮助人们探索和开发自己的身体，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性收获。性玩偶应该被视为平常的生活日用品，像毛巾、牙膏、拖鞋一样。到那一天，当人们不再用歧视的眼光看待性玩具时，那也将是人们更直面地关注和追求自己的性快乐的时候，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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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scraper摩天大楼
　　1996年，某股民在当年的行情中连胜几场，兴奋之余跑到摩天大楼的旋转餐厅里，左手握着酒杯，眼望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声喝道：谁敢惹我!
　　在北京开始现代化城市建设之前，最高的建筑在紫禁城内，皇帝怕别人站得比他高，跟玉皇大帝搞好了关系，对自己不利。那时紫禁城就是中国的摩天大楼。天命、成就、地位，所有这些人生的高峰体验都与摩天大楼有扯不开的关系。摩天大楼（skyscraper），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能摸到天的大楼，国内各大城市争先恐后地推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都希望中国第一高楼矗立在自己的街道上。
　　就像上海的经济领先一样，420.5米高的金茂大厦也为上海带来摩天大楼的全国领先。但后来者已经放出豪言。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2005年对外宣布，将在经济开发区内建成高520米。120层的标志性摩天大楼。取代之前北京奥运村规划中的高502米、90层的世贸大厦成为北京第一高楼。广州第一高楼——432米高的珠江新城西塔总投资60亿元，预计2009年交付使用。
　　在2001年，有一则报道被评为当年最富想象力的假新闻──《上海将建300层、容纳10万人的摩天大楼》。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感觉到，摩天大楼并不经济。来自排名世界前5位的摩天大楼的统计数字显示，从建设投资的角度来看，超过300米，摩天大楼就失去了因节约用地换来的经济价值。甚至有人统计，每座世界级的摩天大楼的建造，都预示着下一次经济衰退的到来。
　　这一点，一个叫史玉柱的中国人应该深有体会。中国人崇尚摩天大楼，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子问题。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两座400多米高的摩天大楼遭到飞机袭击，仅一小时左右就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坍塌了。但中国人爱摩天不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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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oker斯诺克
　　少年丁俊晖第一次看到英国斯诺克职业比赛的录像时，感慨说：“那些穿衬衫的人打得真棒，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他准确地概括了斯诺克的前身和中国化之后的巨大差距：在英国，斯诺克是一项需要西装革履打领结的绅士运动，同高尔夫一样，要求参加者具有高水准的体育精神和绅士风范。但在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小城镇无业青年的固定形象之一，是光着膀子在街边打台球。斯诺克的中国特色，是烟雾缭绕的台球房、赤膊上阵的参与者、几分钟即可以完成一盘的桌球。而真正的斯诺克规则非常繁琐复杂，甚至连世界冠军级的大师们也经常不能悉数掌握。
　　北京奥商体育营销公司总经理袁方认为斯诺克在中国，只是一个小众的运动，今后也不可能成为大众的、主流的体育项目。“目前是有一个明星（丁俊晖）在撑着这项运动，又被媒体无限放大。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斯诺克都没有出现过大的转机。”
　　在袁方看来，目前中国斯诺克运动的商业价值几乎系于丁俊晖一人身上，但“一项运动的商业价值完全依托于一个运动员身上是脆弱的”。除了乒乓球之外，台球是在中国最有群众基础的运动，但袁方对于这项运动的前景却颇为悲观。“中国没有斯诺克文化的基础，斯诺克是一种很绅士、很优雅的文化。假设斯诺克这项赛事没有丁俊晖，在中国是否还有这么多的观众，这么大的商机？可以预见的是，这个运动马上就会被淡忘。”
　　中国台球协会副主席甘连舫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斯诺克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很猛”，而且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街头巷尾的台球热不同的是：“更多人喜欢上了斯诺克，上次是初级的感受，而这次，是高层次的、审美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