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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质疑“交通肇事”，认为——
胡斌行为已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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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本报报道，事故发生次日，公安机关以涉嫌“交通肇事罪”依法对肇事者胡斌执行了刑事拘留。 然而，有专家质疑：在城区飙车，仅仅是“交通肇事”吗？
交警部门于5月8日公布的事故初步调查意见称，当时肇事车辆时速为70公里，更引发社会各界一片哗然。由此引发了更深层面的思考——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大的事故的调查处理，如何才能做到更为公开公平和公正？
对上面这些问题的拷问，我们邀请专家来广开言论。
追问一：
时速真的只有70公里吗？
据天涯网友推算：
除非谭卓当时是以比博尔特更快的速度在奔跑
8日，交警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根据肇事者及其同伙的供诉，初步调查当时肇事车在事故发生时速度大约为每小时70公里。
此言一出，引来一片哗然，很多人觉得这个时速不准确：“把人撞得抛起5米高，车辆在撞击后又滑出30米，难道只有70公里/小时？”
浙江大学的陈怡平老师介绍了有关速度鉴定的方法：
确定车祸发生瞬间的车速，是一个综合的技术考量，可以说是一道蛮复杂的物理题，理论界和交警部门在实践中都在不断探讨和完善。
如果现场没有电子测速，需要考虑的因素就很多：被撞击的人或者物体被抛起的高度和距离（撞击点和落地点之间的距离），肇事车被撞击点的受损情况，刹车印等等。 其中，肇事车撞击受损情况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分析过程，不同车型，同一车型不同部位的刚度系数（说通俗点就是受撞后的变形情况）都不一样。
刹车印也是一个有效的判断依据，但是要考虑事故当时是否刹车，有刹车才能有此判断。
交警在计算制动初速度时有个计算公式是：
速度的平方=254×u×S，u是地面摩擦系数，一般情况下水泥路面为0.7，沥青路面为0.6 ，S是制动拖印的长度。
实践中，交警判断事故车辆行驶速度大多还是凭借其勘查经验和公式的估算，必要时则会使用事故再现软件进行分析。
对一些常见车种如桑塔纳等的分析会相对容易，而这次车祸胡斌驾驶的车辆又比较少见，分析起来就需要更为仔细，匆忙之间仅凭肇事者供诉而得的时速显然值得推敲。
而在天涯论坛上，根据之前交警部门公布的肇事车辆时速大概70公里，加上现场目击者描述的“谭卓被撞出20米远，5米高”以及“肇事车辆挡风板严重碎裂”等等，有网友根据牛顿定律对事发时的瞬间车速作了推算（由于很多因素过于复杂，因此很多因素忽略不计，采用近似计算），得出的结论是，时速70公里的汽车不可能将被害者撞出那么远。除非谭卓是以每秒40公里左右的速度（用这个速度跑完一百米仅需9秒），与三菱跑车发生了面对面的对撞。显然，即使博尔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追问二：
胡斌此举仅是交通肇事吗？
专家指出：
飙车的性质是“漠视不特定的公众人员的安全”
胡斌当天的肇事行为，与其他交通事故难道性质一致，同属“交通肇事”吗？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肖燕副教授称，事故发生时速和行为性质的定义，对于该事件整体性质的判断至关重要——
交警部门5月8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有几个说法急需厘清。
第一，对事故发生时时速的认定，如果只来源于当事人及其同伙的供诉，这个结论得出不合理。从法律角度上说，肇事者本人的呈诉不能作为证据，应该依据一系列科学测量和目击证人的意见综合得出。
第二，交警说“飙车”不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早在2006年，杭州有关部门就出台过规定作为《道路交通法》的细节补充：城市禁止飙车。既有规定，难道“飙车”还不是个违法行为吗？在城区飙车仅属“交通肇事”吗？我们从肇事者的心态来分析，开跑车飙车，这绝对不等同于普通驾驶肇事，这种心态的性质是“漠视不特定的公众人员的安全”，应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在我国也不是没有此类判例，去年8月，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首次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三名酒后飙车的男青年进行判决。这三位男青年酒后在三环主路上飙车撞上了多辆其他车辆，事发后，驾车逃离现场。当时法院认为此举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发生，已经超出了“交通肇事”的范畴。
相对于“交通肇事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一项量刑幅度从10年以上直至死刑的重罪。
追问三：
对类似事故该如何阳光处理？
让事件处理更为公平公正
媒体人大检察院纪委都应该站出来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肖燕副教授指出，这类事故处理得好坏将直接影响杭州和谐社会的形象。那么，如何才能让事件的处理更为公平公正——
其实在我们现有的机制下可以尝试一种更阳光的操作。媒体、人大、检察院、纪委都应该站出来。
这起事故影响大，是大众所密切关注的，交警部门的处理应全程曝光在媒体和人民的监督下，每一进程都能向媒体如实公开，最好设立事故专项新闻发言人。
人大应充分发挥代表监督的功能，站在人民的立场，监督各部门对事件的处理，行使质询的权力。
检察院和纪委也要同时介入，比如事故发生后，立刻赶到现场的中年女人（疑似肇事者母亲）打了40分钟的电话，仅仅是向亲人通知情况，还是走门路？检察院和纪委都可以问问清楚，如果通话对象涉及政府官员，那么该政府官员也应受到调查。
只有阳光处理，才能给死者最大的安慰，给社会风气的树立作一个典范。 本报记者 肖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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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11 09: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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