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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质子，《史记 赵世家》和《战国策•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记录过一则大致相同的故事。这件事最后以一种佳话的形式收场，由此可见质子生涯与当今小留学生们的不同。在当时，任何一位真正受到宠爱的王子、王孙被派作质子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已经点明了子楚为质的背景。——更何况是公元前269年到公元前259年十年间的秦赵质子。
因为这十年，正好是秦赵战事最为惨烈、也最为关键的十年。
到公元前270年，战国七雄中曾经的大国强国齐、楚（魏国在此之前已被重创，而韩、燕两国只能算是G7中的边缘国家），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真正的强国只剩下秦赵两国。于是，秦国统一的最后硬仗，在公元前269年，在秦赵两国间，爆发了。
公元前269年，阏与之战爆发。
战争是以秦国的失利开场的。赵国在秦赵战争之初拔得了头彩，而秦异人应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安排到赵国做质子的。但接下来战争的天平逐渐倾向秦国。最后，拔得了战争头彩的赵国，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将白起阬埋了四十万大军。
秦始皇就出生在长平之战的次年，即公元前259年。这样的出生年份，应该是与秦始皇的历史性格相吻合的。
作为秦始皇父亲（之一？）的秦异人在这种战争背景下的质子生活，毫无疑问的，会以一种风暴余波的形式，将其延续到了幼年、童年的秦始皇身上。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同样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笔：
秦昭王王十年(公元前257年)，使王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手斤予守者吏，行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史记 吕不韦列传》）
说童年的秦始皇和他的母亲在酷烈战争的惊涛骇浪中捡了条命，也不为过。不仅如此，从这还可看出，秦始皇的童年家庭在战争中被轻易地击碎了。他的父亲（们）弃他和他的母亲而逃，将尚在年幼的孤儿与其弱母弃留在凶险的敌国。
长平之战后，邯郸被秦兵围城三年，直到信陵君窃符救赵。
三年围城，童年的秦始皇和他母亲度过了怎样的日子？仅仅是躲避了一次来自政府的追杀吗？要知道，当时赵国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战国策 中山策》中白起与秦昭王的一番对话，为我们部分地复活了当时的情景：
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尅，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秦军破赵军于长平，……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
身处这种悲情悲愤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的秦始皇母子，身为敌国眷属，怎不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想想二战结束后，欧洲有些国家对待那些所谓“德奸”妇女及其子女的行为），按今天的说法，赵氏母子，已是铁定无疑的“赵奸”了。导致秦始皇后来“阬人”的“仇怨”，会不会跟这段经历有关呢？
如此战争中的童年生涯，对于秦始皇今后人生的意义和影响，我想，在过往的历史研究中，多少有些被忽视了。
秦始皇在邯郸城中的童年生活，除开这种战争凶险的一面，我觉得还应该提到另一面，邯郸城的另一面。
展开邯郸城的另一面之前，我们同样需要花费少许笔墨，来略微解释一下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错觉和误解。“长平之战”固然对赵国产生不言而喻的重创，但这并不等于说赵国自此就剩下气奄一息、坐以待毙了。事实上，赵国虽然被阬埋了四十万军马，但实力依在。不仅如此，持续十年的秦赵剧战（杨宽《战国史》语），是以秦国的败退而结束的。此外，“长平之战”后，燕国想趁火打劫、偷袭赵国，结果被赵国数次兵围燕都。之后，赵国还曾兵击魏国。到公元前241年，赵国还曾聚五国之兵攻秦。甚至到秦始皇即位四年后（公元前244年）的三月，秦国还有质子从赵国回国。在彻底亡国之前，赵国名将李牧多次给秦军以沉重打击。当然这些都是夕阳中的辉煌，所谓皮洛士的胜利，李牧每胜利一次，赵国在亡国的泥泞里就陷得更深一层。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长平之战”后的赵国，完全看作是足球场上的“垃圾时间”。明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和完整地理解秦始皇的童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现在我们来说说邯郸。
为了更好地看清邯郸这座城市的历史风貌和特点，我们不得不把话题拉伸得稍远一点。
邯郸最先出现于史籍之中，是在《竹书纪年》。《史记 殷本纪》唐张守节所作《正义》引“《括地志》云:……《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商纣王在历史上以荒淫著称。荒淫这个词是道德性质的。假如说的稍稍中性一点，我们可以说，纣王是个极具享受性的人。这一点其实跟整个商王朝的特性有关。被周王朝灭掉的商朝，不仅是一个大邦，而且跟周朝比，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王朝。“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王国维《殷财制度论》）我们今天把生意人称为商人，多少还保留了这份古老的特点，因为行商坐贾，商人一定是流动性极强的。（商人的祖先王亥，不仅是一位有创造性的商人，而且死于远地经商的路途之中）商人的这种流动性，是原始商业（当然是物物交换）与猎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者的结合，又更加突显出那种流动性的特点。与商人的这种流动性相伴随的，是某种奢华、享乐的作风，酒就是其中最典型性的一个物象。与纣王有关的一个成语叫酒池肉林。而周朝在推翻商的统治后，在其开国性的重要典籍中，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三令五申的戒酒令。与商朝相比，周王朝的农业特点即稳定性追求（建基于土地，而非像商朝那样建基于物质交换和流通。但这并非说商朝就没有农业，事实上，农业在商朝期间有明显发展，但商王朝的整体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取向，和周王朝有明显的不同。）是一目了然。王国维天才性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财制度论》），但他没有说到商的流动性与周的稳定性对比。而殷纣王那具有高度代表性和总结性的风流狂荡，其实正是商王朝特性的一个独特缩影。有意思的是，商朝这种风流特性，在邯郸这座城市的后来发展中得到了奇妙的体现。
邯郸，无论跟商朝的早期都城邢，还是最后定都的殷，都相距不远，都在畿辅之地。
周朝建立后，邯郸属于卫国。卫虽是小国，但却是个不平凡的小国，在历史上留下了众多有名的故事和人物。除了性风气禀承了殷商的传统（以卫宣公为代表）外，卫国也成为西周著名的诗国。“《卫风》共三十九篇，……这一大辑诗篇，无论数量、质量都为《诗经》之冠”（沈泽宜《诗经新解》语）。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也是卫国人。
春秋中后期，邯郸成为晋国大夫赵氏的领地。进入战国，公元358年前，赵敬侯登位之初，将赵国的首都从中平迁到了邯郸，从此开始了邯郸一百多年的繁华历程。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总设计师）和赵惠文王父子现代整整六十年的经营，到战国中后期，邯郸已忧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一线大都市：
大夫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盐铁论 通有第三》）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史记 货殖列传》）
当时的邯郸，形成了以冶铁和铸币为特色的两大经济支柱。这两者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方式，也都是流通性的经济形态，具有典型的城市经济性质。吕不韦到邯郸来寻求商机，除了距离较近外，邯郸的这两个经济特点，也肯定是重要的吸引因素。
与此同时，经济发达的地方，尤其是流通经济发达的另一个特点，也是邯郸的一个历史性的特点，再次浮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声色娱乐性。
司马迁给我们作了详细地介绍：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一个至今流传的成语：邯郸学步，从一个偶然的角度，同样印证了当时邯郸市的这一风流景象。当时的邯郸步行姿态，竟被庄子称为“国能”（《庄子 秋水》）。
这就是邯郸。
这就是秦始皇童年生活的城市。我们怎能想象，它对一个敏感而孤独的少年会毫无影响？事实上，根据秦始皇日后的言行作为来看，他若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其实也可能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秦始皇给后人留下的遗产，同时又是让人惊叹和赞叹的艺术杰作。相比于只知一味昏暴的秦二世（我们所知他唯一的艺术活动，是参与制作了指鹿为马这个成语），人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再来说说赵姬。 |
2009-9-24 2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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