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 zt 作者 万千人

dives

叶霞翟之后的另一个女特务，名头更大，那自然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姜毅英也是江山人，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山，是不是所有的有为青年都跟着戴笠进了军统。这其中，姓毛的就有五、六个，姓姜也有三、四个，少将、中将起码有十来个，但这其中只有一位女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木匠的女儿姜毅英了。
　　
前些日子看了篇报道，说那边直到现在，也只有5个女将军，而姜毅英是大陆时期唯一的一个。

姜毅英，原名姜鹤根，出生于1908年，从“浙警”出来之后改名为姜毅英，进入特务处，任报务员，并一步步升迁，直到1946年3月，也就是基本上跟戴笠出事的同时，晋升为少将。

关于姜毅英的事迹，网上很多，大体是一个蓝本，连错的地方都一样，所以网络时代也很糟糕，大家抄来抄去，以讹传讹。
　　
　　传说最广的，就是珍珠港的情报问题了，说是姜毅英破译的，并说姜因此从中校一步登天晋升为少将，这不对，破译“珍珠港”密电的，是池步洲。另外“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姜毅英晋升少将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姜毅英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据沈醉回忆，戴笠出事以后，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失踪了。然后就瞎猜，怀疑戴笠是不是会迫降到我解放区了，蒋要求军统局派一名将级军官带着医生、药品，乘飞机到一些可能降落的区域寻找，如找到飞机就跳伞下去营救。
　　
　　当时郑介民不在家，毛人凤以主任秘书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召集了家里所有20多个处长级的特务商议此事，结果这些人无论是搞行动的、搞情报的，没有一个人答腔，毛人凤急得都快哭了，说“我有责任，动不了，否则我就自己去了。”最后是总务处长沈醉站出来，表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
　　
　　姜毅英也很气愤，痛斥这些特务们忘恩负义，说“戴局长在面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好话说尽，现在都变成缩头乌龟！我如果不是女流，也会和沈处长一起去的。”
　　
　　去台以后，姜毅英脱离了情治工作，任台北雨声小学校长（又一个特务搞教育的），这所学校是为纪念戴笠而成立的，校址在芝山岩,毗邻"戴雨农图书馆"。
　　
　　2006年，姜毅英以98岁高龄辞世。其后代中，有一个叫倪雅伦的，据说是名模，我不是一个时髦的人，不太了解。

既然说到这了，那就必须得说说池步洲，虽然他并不是军统的，但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如果在这儿不说，以后就没机会讲了。

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闽清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几经辗转进入军政部研译室，后该机构整建制转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这是一个直接隶属于军委会的机构，与戴笠手下的“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不是一回事。

前面说了，所谓电讯，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收发报，这是正常的通讯工作；二是监听敌方信号；三是破译密码。这其中，监听工作并不复杂（当然也并不是说是个人都可以去搞监听，也是须经过专业训练的），更专业的工作，是获得敌方信号之后的破译，否则，你拿到的就是一组组毫无特定含义的数字。

　　比如，余则成通过收音机的某个波段，记下了数字，然后通过某种排列规则，到《蝴蝶梦》中去查出相对应的汉字，这个过程，就是译电；如果这个排列规则被敌人发现，就叫破译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电讯专家，通常指的就是破译专家，这个，《暗算》里面讲的更清楚。
　　
　  按：《潜伏》中用收音机直接传送信号的方式，实在是过于小儿科；不要说密码本还就随手放在抽屉中，还用了好几年，真要是搞潜伏，要不了几天就会暴露。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就是一个专门研究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破译的机构。1941年12月3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截获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密电，经池步洲破译，准确判断出日军于近期向美海军发动进攻，时间应该是某个星期天，地点可能是珍珠港。

很可惜的是，美方不但不相信中国的谍报人员有这种能力，反而怀疑是中国有意挑拨日美关系，结果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没有发挥作用，令人扼腕。


曾有一种说法，因当时美政府有意参战，但找不到合适的说辞说服国会，所以使了这样一出“苦肉计”，即以牺牲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代价，换取民众的首肯。
　　
　　这种猜测过于大胆，我不知道有没有显著的证据。

池步洲是一个密码奇才，而且是属于自学成材那种的，因为他既不是特务，也没学过相关专业，纯粹是靠着个人的聪明才智，学成了一个电讯专家。

池步洲的成就还不止于此，1943年4月18日，美国空军击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这个情报，又是池步洲的杰作。这回美国人信了。

按"电影《山本五十六》，可能许多人看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可是作为“反动影片”、内部放映的。还记得当时我身边的长辈们，去看这部电影时，脸上那种既神秘又带有几分兴奋的那种表情。那可真正是“少儿不宜”，不让孩子进的。据说看完之后有的单位还组织了讨论，让大家批判。

第一次听说“山本五十六”这个名字，就因为这个电影，当时还觉得这名字好奇怪，后来才知道，似乎是他父亲在56岁时有了这个孩子，因此得名。

这个片子拍得不错，结尾很悲壮，是军人的死法。

池步洲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经历了三十年的磨难，但他奇迹般地熬过了历次政治运动，迎来了改革开放，晚年移居日本（池步洲的太太是日本人）。

2003年2月，池步洲以95岁高龄在日本逝世。

dives

除了上述这些大家熟悉的，“浙警”还出过一些处、站级的高级特务，简单列名吧。
　　
　　阮清源，少将，曾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阮清源是个多面手，既搞武装，也搞行动。
　　
　　石仁宠，少将，一直在上海活动。初期搞情报，抗战胜利以后任招商局警务组组长。少将当组长，你说这个“组”小得了么？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警务组下设三课一室和一个警察大队，716人的编制。
　　
　　刘钦礼，少将，一直在山东活动。曾任第二绥靖区调查室主任、山东省会警察局局长。
　　
按：在军调期间，刘钦礼曾主持成立“监护组”，对军调部执行组在山东的活动进行监视，监视的对象包括周恩来、陈毅等。我一直觉得《潜伏》中有关军调的情节是不是来源于此。
　　
　　夏松，少将，湖南站站长，解放前夕曾被派往天津接替擅离职守的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但因形势变化太快未及到任。
　　
　　刘人爵，也是一位行动专家，专抓人的。解放前夕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参加了长沙和平解放运动，并被长沙市军管会任命为军管会委员。1949年9月4日，毛人凤派特务将其在寓所中暗杀，其墓就在岳麓山长沙会战指挥所遗迹的旁边，不知道现在还保存与否。
　　
　　邓墨村，唐生明的军校四期同学，唐任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是稽查处处长。
　　
　　按：戴笠与唐生明也是哥们，戴还是考虑到邓、唐的同学关系，特意派邓去给他当下手的，以便他指挥，说起来还是好心好意。结果这位邓处长可能是跟戴笠跟久了，习惯于请示、汇报，什么事情都去找唐生明。唐是公子哥的脾气，极不耐“俗务”，不几天就给搞烦了，看上了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沈醉，死活找戴笠把邓墨村给换掉了。
　　
　　萧绍文，陕西站站长，曾策划暗杀教育家李敷仁。
　　
　　杨超群，川西站站长。
　　
　　王清，广东文昌县人，中山大学毕业（又一个大学生考警校的）。海外部副特派员，负责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
　　
　　按：《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陆桥山是郑介民的人”。军统的几个首脑人物，戴笠、毛人凤是浙江人、唐纵是湖南人、郑介民是广东人，因此军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
　　
　　三派之中，浙江派人最多、势力最强；湖南派稍逊；而以广东派势力最弱。主要是郑介民初期不甘于当特务，等醒悟过来，安插了一些人，但已经晚了。王清、何崇校、邢森洲，都是广东人，是郑介民为数不多的班底的重要成员。
　　
　　丁继曾，通讯专家，有专著《通讯方法》，后逃台。
　　
　　周昌嗣，逃台后任台北县警察局长。
　　
　　章微寒，上校，军统局最后一任浙江站站长，其前任就是毛万里。
　　
　　章微寒“运气”不太好，解放时没跑了，被“憋”在了大陆，只好自首。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5年，与他原来的同事文强、周养浩等同期被特赦（最后一批）。
　　
　　按：我曾看过一篇文章，描绘了章微寒在出席特赦宴会时的情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寒微泣不成声地感慨说：“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
　　
　　估计很多人听了这个话，会觉得好象“牙要倒”或者“浑身发冷”的感觉，我倒觉得挺符合那个时代的表述方式。
　　
　　“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这些人，占了一个参加工作早的便宜，经的事情多，“成长”得快，不几年就占据了特务处和后来军统的各个要津。
　　
　　像毛万里，先给戴老板当秘书，很快就成了北平站书记；像阮清源，在忠义救国军搞特务武装，4、5年的工夫就弄成了少将；像陈恭澍，派到北平，今天杀这个、明天刺那个，没几年，居然闯出了一份“辣手书生”的名头。
　　
　　再往后的，像“余则成”的“青浦特训班”、再后面的“临醴特训班”、“黔训班”，就没这么好混了。
　　

laohuang

那个谁，这些都是你亲戚是吧？没看你来过军版，你一来就是带着家谱来的

dives

这个都被你看出来了,俺可是黄埔军校幼儿园小班毕业的阿.

那个谁，这些都是你亲戚是吧？没看你来过军版，你一来就是带着家谱来的
laohuang 发表于 2009-8-13 15:35

dives

3、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与“青浦特训班”（以下简称“青训班”）
　　
　　随着《潜伏》的播出，“青浦特训班”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仿佛这个班出来的学生都如占士邦一般天上地下、能文能武。
　　
　　其实“青训班”只是军统各种各样训练班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比较仓促的一个，因此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要说“青训班”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个班产生于“8•13”的战火中。
　　
　　因此，要说“青训班”，得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说起。
　　
　　1937 年8 月13 日，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当天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军队对日做战。同时，他向蒋提出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势力和大批的失业工人，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支武装部队配合国军作战。
　　
　　戴笠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与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是好朋友，可以借重他的力量，另外，戴笠早就想建立一支特务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经蒋批准，戴笠与杜月笙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里。搞起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组织，由杜月笙出任主任委员，戴笠任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全班人马一律由特务处委派。很显然，这个委员会的实权，又落到了戴老板手中。
　　
　　接着，戴笠开始招兵买马，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除了工人和杜月笙手下的帮会成员外，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基于民族义愤自愿报名，甚至有很多大学生，听说要组织军队打日本鬼子，都来要求参加。
　　
　　戴笠是很爱才的，他自己虽没有上过多少学，但特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他觉得让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年轻人到战场上去直接作战，既不能用其所长，而且是一种浪费（没上过学的就活该去当炮灰？）。
　　
　　因此，他把这些学生抽出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 ，地点就设在青浦县西溪小学，这就是传说中的“青训班”了，有400余学员；跟着又成立了一个“松江特训班”，500多学员。戴笠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余乐醒任“青训班”副主任、谢力公任“松训班”副主任。
　　
　　按：余乐醒、谢力公，都是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经他们手训练出来的特务可谓“桃李满军统”。
　　
　　余乐醒，原中共党员，湖南醴陵人，曾赴法国学习化学，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曾被我党派到苏联“契卡”学习。“四•一二”以后与党失去联系，加入军统，戴笠如获至宝。
　　
　　从余的简历看，中共党员、留过洋、会外语、有专业技能、当过军校教官、学过“契卡”，培养特务再合适不过了。余乐醒还曾参与过行动，后面讲“河内刺汪”案的时候我们还会谈到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乐醒的太太、黄埔军校军医沈景辉是沈醉的大姐，沈醉就是由余乐醒介绍进入军统的。解放前夕，沈醉去看望余乐醒，余还曾叹息，后悔不该介绍引沈醉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
　　
　　谢力公，原中共党员，陈独秀的“托派中央”秘书。陈独秀一生曾四次被捕，1932年最后一次被捕就是由于谢力公叛变后出卖的。谢力公是军统内部的苏联事务专家。
　　
　　关于所谓“托派中央”，原想顺便介绍一下，但后来发现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而且很多话也不便说，算了。
　　
　　陈独秀晚年的景况很悲惨，两个儿子为党牺牲，陪伴着他的，只有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最终在贫病交加中辞世。但他至死都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尊严和气节，值得敬重。
　　
　　青训班于1937年9 月底开班，10月4 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戴笠做了长达5 个小时的长篇演讲。
　　
　　按：戴笠也是个演说家，逢会必讲，精力也充沛，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从不给别人时间（给了别人也不敢讲）。我看过他的一些演讲搞，口才确实好，虽说翻来覆去总是那些大道理，如“甘当无名英雄”、“勇于为国捐躯”等等，但极有感染力。
　　
　　“青训班”和“松训班”是抗战以后戴笠举办的各种特训班的滥觞，其训练内容是一样的，都是侦察、行动、爆破等等。训练时间原定3 个月，后因上海战事变化，一个月就草草收场。
　　
　　11 月9 日，上海沦陷。“青训班”和“松训班”紧急转移，历近艰辛到达皖南祁门，损失惨重，两个班从开学的900人，剩下不足400人。
　　
　　此时，“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已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学员，除一少部分被戴笠选入特务处带回本部工作外，其余的直接派入“忠义救国军”，担任营职以上干部。
　　
　　虽然戴笠挑来挑去，把这些大学生“择”出来，想培养他们当特务。但由于机缘问题，这些幸存的大学生，除极少数以外，最终还是当了兵。
　　
　　所以“青训班”和“松训班”没出什么象样的人物，都跑“忠义救国军”打仗去了。



4、“临澧特训班”



按我原来设想的，应该写“临澧特训班”了，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到这个班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因沈醉曾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录，详细记载这个班的情况，所以我就不写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到网上搜吧。



相信通过上面对几个培训班的介绍，大家应该对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有所了解了，其实并不神秘。而且，短短几个月，至多半年、一年的培训，其实学不到太多东西，也就是皮毛。更多的，要靠实际工作的锻炼。

dives

“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如果你仔细去探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起某个人或某件事，大家都知道，似乎很熟悉，“啊，你的说就是那谁吧，知道知道，那不是坏蛋么，特坏。”但你一细问，坏在哪啊？怎么个坏法？准傻，谁也说不上来。



所以前一段史学界颇有一批人在忧虑，说现在大家都太浮躁，热衷于做“翻案”文章。言下之意，无外乎讽刺这些人静不下心做学问，学风不严谨，于是用这种方法吸引眼球，还在短时间内暴得大名，话里话外，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子“酸葡萄”的味道。



其实，并非大家多爱做“翻案”文章，而是很多人、很多事，原来根本就没有“案”，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他的本原介绍给大家，何“翻”之有？“翻”什么？



因此，这里些许花些笔墨，说说“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1、“忠义救国军”



一说“忠义救国军”，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胡传魁，挺个肚子，一看就是饭桶，除了会搜新四军的伤员，别的事是不干的。



这很正常，建国以后，唯一能在正式场合提到“忠义救国军”的，只有《沙家浜》，虽然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看过，但没办法，那出“智斗”太经典了。



然而，“忠义救国军”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全是饭桶。



前面说了，“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是一个为抗日而组织起来的准军事组织。



但是，由于组织得比较仓促，所以什么人都有，既有也有失业工人和市民、也有帮会中人、自然也有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痞流氓”，如果说是“乌合之众”可能不太好听，但说是“鱼龙混杂”则差相仿佛。



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最初是杜月笙捐助了5000只驳壳枪，那会儿习惯叫“快慢机”，戴笠又从军队系统化缘，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想到这里，真是不禁感慨当年那一场抗战，中国之艰苦和百姓抗战热情之高涨。



最缺的是正规训练和军事干部，训练是来不及了，但干部没有是不行的。



据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根据戴笠的协调，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调来了1500名军事干部进入“别动队”：



一是由“十人团”之一的黄雍（这时正负责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调来600 名军校学生；二是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100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 名以上中、高级特工干部；四是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600 名老兵，并将这些人全部派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军政干部。



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笠为什么这么下本儿，就是前边说的，他要掌握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证明他很有眼光，时机抓得也很好，这支武装部队日后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军统的实力。



淞沪开战以后，“别动队”会同各正规军部队，积极投入会战。据文强回忆，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负责维持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部署于苏州河沿岸，直接面对日军。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各部队依然前赴后继，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大队长李穰（系杜月笙帮会成员），在日军坦克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中队长毛勋（军校六期，戴笠同学）率队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捐躯。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激励士气，身负重伤后又遭敌机轰炸，毛勋周身着火，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从此终身残废。



11 月9 日，淞沪抗战进入尾声，各军奉命撤离，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与阵地共存亡，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按：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毛泽东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当过林的班长，俩人还因琐事动过手。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还曾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愤而出走，年轻气盛的他要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可想而知不可能找到，结果造成脱党，在种种机缘之下加入特务处，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文强“牛”得很，非常“牛”。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据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原拟很早就释放他，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被文强一口拒绝，说的话还很气人：



“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可能多少也出于这个原因吧，文强被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有个儿子，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文强的另一个儿子文贯中，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2000余人。



1939年2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从此以后，“忠义救国军”成为受军统运用的一支武装部队。前面曾说到，“中美合作所”在各地举办过12个训练班，其学员就以“忠义救国军”为主，美援助的武器装备也大都给了他们。因此，到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已成为一支武器精良，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特务武装。



到抗战胜利时，“忠义救国军”已经发展到五万之众，军统全盛时期，号称“拥兵十万”，其中是包括了“忠义救国军”的。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实施了大量破坏行动，如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以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主要都是由“忠义救国军”实施的。



当然，由于“忠义救国军”的驻防主要在苏南敌后打游击，正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也不少。



抗战胜利之后，各界“取消特务”的呼声很强烈，一度，军统的日子很不好过。适逢此时戴笠出事，犹似雪上加霜，“忠义救国军”成为一块肥肉，人人觊觎，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打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博弈，最终，“忠义救国军”与其他部队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



按：这个“交通警察”与咱们现在理解的交警不一样，那时的“交通部”，是连铁道、公路等都合并在一起的。“交通警察”起武装保卫作用，其实就是作战部队，不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种。



交通警察总局，员额7万多人，局长为中将衔。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基本上都是加强团的编制和配备，近4000人，总队长都是少将级的。



交通警察总局的归属，挺有意思。在隶属关系上，列在交通部，交通部要负责日常的经费；但一切人事、调动、指挥，全归保密局；由于保密局又列在国防部之下，国防部还要承担其后勤补给。所以，抢了半天，谁也没抢走，还是归了保密局。别的部门只落了个干掏钱。



交通警察总局先后有三任，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



吉章简，海南人，1900年生。军校二期工兵科。吉是郑介民的同乡，但他并不是军统的人，抗战爆发以后一直在胡宗南手下搞军事工作，曾任新7军军长，后任首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因作战不力被撤。



按:在“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吉章简跟陈恭澍是一个组的成员，同组的有白世维，还有蒋孝先、韩文焕等大人物。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周伟龙是“十人团”之一，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曾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还在“跑单帮”，周伟龙曾救过他的命。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



周伟龙是第二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1949年初因密谋起义被毛人凤察觉被捕，后押赴台湾处决。



第三任、也是末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是马志超。



马志超，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军校一期毕业。马志超是军统历史上最被高估的将级特务，他的“事迹”，后面在谈“西安事变”的时候还要讲到。



在解放战争中，交通警察总局曾参与了“保卫淞沪”的战斗，最后被歼。



“忠义救国军”从淞沪起家，又在淞沪走到了他的终点。



在改编中，由于“忠义救国军”的大多数人来自江南，不愿背景离乡，因此，有一些就转业到了当地，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解放以后，由于他们的军人本色，大多不塌实，当了土匪。这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女匪首----黄八妹。



按：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武装，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1943年，黄八妹干了一件大事，亲手逮了一个日本士兵解送国民党当局，并受到了美国顾问的赏识。



1948年，黄八妹被毛森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其夫谢友胜为“副司令”。解放以后，黄八妹多次派特务骚扰大陆，并令谢友胜回大陆潜伏，被抓获后镇压。

黄八妹逃往台湾后，曾以“协助大陈转进有功” 受到蒋介石嘉奖，并定居台北市。1982年病逝。



可不要小看黄八妹，上海的地方史志上都有她的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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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美合作所



按：中美合作所这个机构，大家很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但我可以说，很多人对中美合作所的全部印象，可能都来自于《红岩》。这个印象，不能说不对，但起码是不太全面。



首先，中美合作所不像字面上所反映的，好象是个研究所，中美两国派几个人，合作研究点事情。



中美合作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最多时全所人员达六千多人，有包括能住上千美军特务的别墅式宿舍、办公室、餐厅、舞厅、礼堂、军火库、监狱等等。



建所时，应军统要求，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特工器材、气象设施、医药设备和车辆，只要跟特务沾边的东西，就没有军统不要的。



就说汽车吧，光吉普车就要了200辆；卡车，还是十轮载重的那种，军统居然开口就要2000辆，也不知道他想运什么，是不是要到山西去拉煤，想招两千个司机也不容易啊，还得是“大货”本。美国人还真实诚，要就给，真的运来2000辆。



其他的，还包括帮军统建起一所1000张病床的医院，包括全套设备和医药（似乎就是军统的“四一医院”）；还有足够建立150座气象台的器材设施、近万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弹药。



这军统，可傍上大款了,不要白不要。



要说美国佬还真是财大气粗，到中美合作所结束时，所有美方提供的物资，均无偿赠与军统。



解放初期，罗广斌、杨益言为体验生活，曾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原址参观，据他们回忆，大家都不禁对中美合作所规模之大、设备、设施之先进感到惊叹。杨益言特别提到：“它那曾停过2000辆美制军用十轮大卡车的车场用地，竟占据了超过一所高校的用地。”后来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就用的这片地。



也是啊，2000辆大卡车停一块儿，一般见不到这景啊。



其实，美国人一点不傻。这东西能值多少钱，终归那是有数的。他们看中的，是通过与军统的合作，获得相应的情报，打击日本，而这些情报，单靠美方自己，是难于获取的。



干事不惜花钱，花多少钱都干，而且还要干成，这是美国人的特点(当然了,你也得有这个钱才行)。



总想花小钱，办大事，甚至不花钱、白捡，没有那便宜。



想去吧！一辈子也捡不着。



其次，说说中美合作所都干些什么。



首先是情报搜集。前面不说了么，中美合作所建立起了150多个气象观测站，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战后美国海军部评价为：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再是为军统训练特工人员。据统计，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开办了12个特工训练班，内容林林总总，如军事情报训练班、爆破训练班、特种警察训练班、气象情报训练班、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等等。



另外还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一批武装特务，关于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的情况，曹鸿藻先生曾以《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为题，写过一篇回忆录，很是生动，为节省笔墨，我会在这一节末尾，直接以附录的形式提供给大家。



按：雄村，在安徽黄山市歙县，这是个挺出名的村子，出过几个有名的人物。



一个是清朝的曹振镛，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道光的宠臣。道光七年，清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生擒张格尔，曹振镛因赞画有功，以文臣身份“图形紫光阁”。后以武英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休致。特谥为“文正”。



“文正”不是随便给的，有清一代，谥文正的只有八个人：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这其中大多是帝师，有的还有“拥立”之功；曾国藩则是“立德、立言、立功”占全了，几乎成为新一代圣人。只有曹振镛是例外。



晚清的“中兴”三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只有曾国藩弄了个“文正”，左和胡分别是“文襄”和“文忠”，林则徐、李鸿章也都是“文忠”。



可见道光多么看重曹振镛，但曹振镛的名声，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好。其做官，诀窍是“少说话，多磕头”。道光有一次跟他提起，说现在大家上的奏折太多，看不过来。曹振镛给出了个主意：“您下次逮住一个，从他文章里找出点错来，然后照死里整，以后就没人敢随便上奏折了。”



所以后人评论，晚请的官风，就是从曹振镛起给带坏的。



还值得说的是曹振镛的父亲、尚书曹文埴。他家有个戏班叫“庆升班”曾入京演出，为“四大徽班”晋京起到了示范作用。所以，京剧的形成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风靡全国，与曹文埴是有一定关系的。



除了曹振镛以外，另一个就是明朝的王直了。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明朝那些事》，比我写得好。



第三是心战，干扰日本广播，加强抗战宣传。



第四是经济战。如大量印制汪伪政权储蓄券的假钞，扰乱敌占区金融，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１９４６年１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



梅乐斯回国以后，升任海军少将。



再以后，保密局利用中美合作所的原有场地，建起集中营，关押政治犯，这就是著名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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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实话，就算戴老板不死也没啥么办法揪出国防部作展厅的那两个大共谍，黑社会的本质，玩暗杀的料．
然后哈，就算他飞机不掉下来，内蓄私兵，外交藩镇，颐指气使，尾大不掉。。。。不要说什么去台湾，不出47年空一格就要卸磨杀驴了。。。没准到今天可能还会被传为佳话，委员长怒杀戴春风是ＫＭＴ整顿党风的一次有力的证据。。。。

所以说戴和军统，还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反地下党，中统厉害得多，KMT对地下党拿得出手的，基本是中统干得，特别是军统没有社会基础，同社会各界的联系不广，对付TG的地下党，基本处于束手无策的地步。搞情报，军统的情报能力基本可以无视。军统能干的，也就是搞搞暗杀，搞一些半黑不白的武装，直到剿灭共匪上亿，胜利转进台湾，军统也就是一黑涩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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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军事情报上的，
军事情报，军统也是一塌糊涂，按国方当年的说法，搞军事情报，国防部二厅要比军统强。
至于说什么免俗，那是完全的两回事。共方利用黑社会组织与情报机构不务正业，差距太大了。共方是专业情报机关利用黑社会组织，军统是本身无法摆脱黑社会形态，无法进化到专业情报机构，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７６号是把好刀，和日伪国共全有关系.不过军统有这个关系,怎么利用要看军统的本事了.一个军事情报机关第一目的是收集军事情报提供给军队领导.新四军利用日伪关系,收集了大量日伪的清乡扫荡情报,车桥之战能打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新四军情报机关对日军的驻防情况,人员配备调查的清清楚楚.你军统利用日伪关系搞倒到过什么军事情报吗.

41年中条山之战,44年中原之战.日军对国军的情况一清二楚,军统查到了什么,你一个军事情报机关,总不能一味贩卖毒品,药品把,就是没有收集情报的能力,防谍反谍也是你的本职工作吗.这也作不到,你戴笠还能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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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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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曹鸿藻先生，曾任雄村训练班文书股少尉、教务组少尉。他写的回忆录《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笔流畅，很是生动传神,是极珍贵的史料记载。因此我就躲懒了。直接以附录方式引用。
　　
　　
　　 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
　　　 曹鸿藻
　　　 初入训练班
　　
　　　　我1922年2月22日出生于安徽歙县雄村。1940年我19岁即由族人曹幼青介绍在县录事室当录事，后因薪金尚不敷吃伙食，1941年又回雄村曹载生家织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密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一个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1943年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十多个训练班，培训特工。早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就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第一训练班（又称为雄村训练班、军委会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直至1945年8月结束。
　　
　　　　1943年4月，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书股（上尉刘宗汉）因缺少缮写人员，就在村招聘缮写司书。经过考试，我就此入班，任少尉司书。
　　
　　　　戴笠主持第一期开训典礼
　　
　　　　1943年6月，训练班正式开训。第一期是由驻广德王岭忠义救国军（中将马志超任总指挥）调来自准尉排长至上校团长300多人到雄村中美班受训。
　　
　　　　该班另设有一个禁闭室，在芋头田的李王庙内。该禁闭室不大，顶多只关到十人。另一个是图书室，所有来往信件都由图书室收发。由上尉组员王诚骝负责。
　　
　　　　训练班举行开训典礼时，戴笠来到雄村，在老祠堂（即曹氏的宗仁公祠堂）召开开训典礼大会。这天本班的3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期即为干训队），由中区队长带至该大礼堂与班本部的官佐一起集中在大礼堂。班本部官佐站前排，学生站后面，听班主任戴笠讲话。我记得戴笠说了许多规章制度，并要学生努力学习，争取把美国人的新式武器带回部队。戴笠大约在三天后即回重庆。从此，每期开训都要在大礼堂举行开训典礼，也要宣誓。
　　
　　　　训练班的课程安排
　　
　　　　学生开训后每日上八小时课，每期人数不一，总之按来的人数以一个中队为一连人数而编队，以第一中队为干部队，以下都为士兵队。每期的课程是一样的，其课程表是由教务组印发，每星期一张。星期一至星期六为正式上课之日，星期天是整理内务和休息，课程表由教务组教育副官拟好交我用腊纸刻好油印。此表上有课程，下刻教官姓名，一次要印300多份，分发各中队中分队长、指导员及各教官各科室等。每星期按此表进行上课。第一期为6个月，从1943年6月至12月为止。
　　
　　　　训练班课程中国课为：三民主义、步兵操典、政治、筑城、通讯、防毒、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游泳、国术等。美国人上课一是武器射击（如0.5机关炮、肩射火箭炮、洛易士机枪、汤姆生机枪、左轮手枪）；二是爆破。中国课教官有李立三、吴涌泉、黄升之等。美国教官有荷兰、汤姆生、贺登等。美国课程每课都有一个翻译配合。重机枪、卡宾枪等都在河边对岸枪靶射击，上下船须停下，在射击后才可通行。各期参训人员除忠救军为主要外，另有屯溪缉私处及淳安的鲍步超第七纵队也有部分人员参加。部队来时都是徒手，受训后，按照学生的各种武器特长发武器给他们带回部队使用。每期如此。受训期间每天早晨要升旗，由副主任郭履洲在河边大操场作升旗讲话，所有官兵学生都集中在此听训话，每次要讲一个多小时。冬天大家就可怜了，天寒地冻，站立操场，冷得发抖。副主任讲好话后，大家才可回各单位吃早饭。学生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副主任训话。”
　　
　　　　参加培训的学生，除每日上操及课程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乱跑，出外都由中队长带领，课外都集中在队部休息，晚上自修或听指导员讲政治。星期天上午整理内务，下午休息，自己洗衣、补衣袜等。
　　
　　　　各单位官佐也很少有时间可以在单位走走，要好的可以一起谈谈话，但也很少出来，原因是村里路上都有岗哨，很麻烦，要问口令。少数官佐抽空要走走老百姓家，谈谈闲话。因此，在村内有极少的年轻女子与他们结了婚，曹素贞与郭履洲侄子郭正肃结了婚，朱村黄翼农药店老板的女儿与政训组上校组长吴志慎结了婚，曹杏花与政训组中尉组员王诚骝结了婚，曹兰仙与副官室的上尉龚一苇结了婚。还有其他少数结婚的就不太清楚了，这是他们自愿的。训练班结束后1946年全部家属由上尉副官来雄村带去上海。
　　
　　　　戴笠两次参加毕业典礼
　　
　　　　约1944年12月，戴笠来到雄村，参加第五期学生毕业典礼。那天发生了戴笠怒训副主任郭履洲的事。他在大会上表扬前十名毕业生，将自带的美国派克金头钢笔奖给第一名学生，其余第二至十名则以衣服及衬衣、皮鞋等物资作为奖品给他们作为留念。事后训话时，戴笠问起少将副主任郭履洲为何不处理林学哲时，戴笠大发雷霆，将桌一拍，茶杯滚到地上。不但郭履洲立正站着，不敢动，全场官兵心胆都惊吓得鸦雀无声，由他痛骂。
　　
　　　　此事原委是这样的：1944年在一次早晨集合升旗时，副主任郭履洲发现助教林学哲未到，派人去叫他，林来时气势汹汹到台前将卡尔德手枪交副主任，要求副主任打他，副主任不理他。在开过升旗会以后，郭履洲回办公室叫秘书室将此事上报军统局，后军统局戴笠指示以极刑处理林学哲。副主任一方面爱惜人才，另一方面又碍于林是戴原来的卫士，所以没有照办。没想到他因违背戴笠旨意而招祸。第五期后，戴笠即下令将郭履洲调去福建玉壶第八班为副主任了。后调第八班的少将教育长娄剑如来雄村班为副主任。
　　
　　　　1945年8月15号，戴笠由屯溪来雄村，所带人数约有50人左右。他是坐软椅由8个抬夫抬来的，随从卫士约有30多人，每人两支枪，一支卡宾步枪，一支左轮或考尔德手枪。美国特务头头梅乐斯准将及翻译官等一起到班。梅乐斯和翻译等主要人物都住在洪家社屋的主任办公室内，其余则临时住在竹山书院的其他房内。17号戴笠在早晨升旗后讲话。
　　
　　　　第二天我们获悉所有官佐在大操场上聚餐。在11时后，副官们已将菜等拿上桌，不巧突然下雨，副官们又将菜肴拿回房间。至12时半雨停再行拿出上桌。这时少将副主任娄剑如要去请主任戴笠聚餐的，因他不到谁也不敢动一动。可娄剑如去请了三次，戴笠都不理，娄剑如骇的不知所措。后来他托了许多高级干部去请（如与戴同来的秘书、翻译等），戴总算来了，娄向戴报告所到的官兵人数，戴也不理他，向指定的桌边走去。当戴宣布大家可以吃时，娄仍立正站在他身后一动也不敢动。这样等到大家吃好结束后，娄仍坚持站立，后由秘书等劝他回去。这件事的原因之一是娄由八班调来时延迟了时间，五期郭履洲调去时，他到第七期才来接任，中间都由少将教育长汪浩然代理。其二是他到任后威风派头太大，各官佐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称心意不是骂，就是令下跪。这次这些人告了他一状。因此，戴笠对他非常不满。第三天第一支队出发时，戴笠下令叫他随第一支队走。当船到浙江淳安时，戴笠又令他下船，在淳安待命。后来不知如何。
　　
　　　　短暂的雄村训练班
　　
　　　　雄村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员及机构设置情况：主任戴笠，少将副主任郭履洲至五期，七期由娄剑如接任。少将总队长张国，少将教育长佘万选、汪浩然、黄天存。
　　
　　　　副主任办公室设在崇报祠（崇报祠现已改为几间平房），后面平房为秘书室，上校秘书罗孝先。总务组在前面，上校组长张东生，七期是晏子风。政训组在崇报祠左前面，上校政训组长吴志慎。教务组在后池塘新建的办公室内，上校教务组长马鹏飞。会计课在后面的祖宗寝室前，中校会计课长李型昌。医务所设在汪渭徵家中，中校医务所长钱景初。电台设在河对面慈光庵内，少校台长章德善。特务连设在曹怀曾家中，少校特务连长陈汉卿。通讯班设在曹守仁老屋阶梯边，少尉通讯班长陈天理。翻译室设在八角亭的听风楼，中校翻译主任周关。助教室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助教林学哲。气象台设在航步村下高坞山上。美教官住在八角亭楼上：负责人第一至第三期是马斯德中校，第三期至六期是巴尔金少校，第六至第八期是贺登上尉。大队部：上校大队长张葆琛，五期后是罗云柏接任。粮衣等库设在曹养民家，上尉官库军需徐良。军械室设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军械员陈允恭。少校副官主任住在曹冶辛家。本班部官佐厨房由上尉副官周景堂负责。
　　
　　　　雄村训练班在1945年8月第八期时结束，共计两年又2个月。第八期只开训了半个月。各期训练班情况具体如下：
　　
　　　　第一期 1943年6月至12月，共受训6个月，学生为3个中队（300多人）。
　　
　　　　第二期 1944年1月至3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5个中队（600多人）。
　　
　　　　第三期 1944年4月至6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7个中队（900多人）。
　　
　　　　第四期 1944年7月至9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4个中队（600多人）。
　　
　　　　第五期 1944年10月至12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6个中队（800多人）。
　　
　　　　第六期 1945年2月至4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8个中队（1000多人）。
　　
　　　　第七期 1945年5月至7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9个中队（1200多人）。
　　
　　　　第八期 1945年8月开训半个月即停办（1200多人）。
　　
　　　　该班发生的特殊情况是在1944年第三期中，学生由广德来时吃不了这种苦（吃的是糙米，每餐只有几个辣椒，穿粗布衣，早上起床只有五分钟，一天三操九堂课），发生了逃跑事件。一次抓回两个，开大会决定枪毙，一个由美教官保下，一个由特务连带去花山顶执行枪毙。另一次是学生游泳在河的深处跳水被淹而亡。还有一次上实弹射击时，有个学生隐避不当被打死。所以该班共计死了三个学生。
　　
　　　　该班学生主要来源是由安徽广德王岭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该部的驻地与苏、浙、皖接近，他们专以游击战为主化装打入沦陷区，破坏日军的仓库和道路等。该班第四期学生在七八月间，由上尉助教郭志丰和巫铭田率领了第一中队的少数学生，大约一共只有十四五人去浙江沦陷区做破坏试验。他们去了十多天，回来后在操场边的竹山书院门口大放爆竹以示庆功。据说这次去浙江，他们化装渔民成功炸毁了诸暨大桥和杭州日军仓库。那个时期我们只知道该班与部队都是抗日打日本人的。
　　
　　　　训练班编制表
　　
　　　　副主任室
　　
　　　　秘书室-书记室
　　
　　　　总务组-副官股
　　
　　　　政训组-指导员
　　
　　　　教务组-教官室
　　
　　　　会计课-军需室
　　
　　　　医务所
　　
　　　　电台
　　
　　　　特务连
　　
　　　　通讯班
　　
　　　　助教室
　　
　　　　气象台
　　
　　　　美教官室
　　
　　　　大队部-各个中队
　　
　　　　粮库
　　
　　　　军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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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们



比较起来，大家可能对军统的杀手比较感兴趣，因为比较神秘嘛。那咱们就把别的放一边，先说说这个话题。



一、“三大杀手”



前面不说了么，中国人就喜欢评“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在这里我也不能免俗，先说说军统的“三大杀手”——王天木、陈恭澍、赵理君。



大家可能会问，不是号称“军统四凶”么，怎么没有沈醉？



按：提起军统来，除了戴笠，可能就数沈醉名气最大了。军统的神秘面纱，最初就是由沈醉揭开的，所以大家往往一说军统就是沈醉、一说沈醉就与行动联系起来。



其实沈醉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暗杀行动。特务处时期，沈醉主要搞情报；抗战开始，前期做公开工作，后期搞总务（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置办家具的时候，说“我都成了天津站的沈醉了。”就是这个原因），28岁就当上了军统局本部的总务处长，少将衔，所以说沈醉是一个行政专家更合适；到了保密局时期，沈醉去当云南站站长，倒是策划了一些行动。



所以出于这些，我没有把沈醉放在“杀手”之列，因为他与我们要说的这几位相比，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小。



1、  三大杀手之一 ——王天木



说起王天木，绝对是军统中的一个“另类”。



王天木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说他神秘，是因为这个人的早期和晚年情况都无可考，甚至连找一张他的照片都难。



王天木，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



据说王天木是河北涿县人，1891年生，比戴笠要大6岁之多。



有的资料更离奇了，说王天木是1903年癸卯科进士。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劲，查了《清代进士题名录》，无论是王天木、王仁锵、郑士松，还是涿县人，都没有，最接近的一位，叫王钟仁，直隶卢龙人，但那是一位比较有名气的书画家，不是暗杀家。



按：1903年癸卯科是中国倒数第二次科举考试，也是最后一次正科考试。状元王寿彭，是后来山东大学的创始人，王寿彭也是一位书法家。



当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癸卯学制”，研究教育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新兴教育事业就是从此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万寿，开恩科，这一科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绝唱。末代状元，就是著名的刘春霖了。



王天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也查了，也没查着。



按：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都是中国最早的军校之一，与后来的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早期的四大军官学校。



吕正操、万毅、马本斋，都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张学良也是从这里走出张“少帅”的第一步的。



朱德、叶剑英都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缅甸的吴奈温、越南的武元甲，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更别说了，蒋介石就是从其前身“陆军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出来，到日本留学的，同行的还有张群。



至于黄埔，以后我们会单开章节。



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以后，王天木又跑到日本留学去了，他是明治大学法学学士。



回国之后，王天木自然投身司法工作。现在最早有关王天木的记录，就是1915年10月23日，王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这个我是查有实据的。



从上面的这些情况来看（有些是传说），王天木的经历十分丰富多彩，比起文强来，可说不遑多让。



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由于天津站是特务处（军统）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成型、有战斗力的外勤单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天木不仅是天津站的创始人，也是军统外勤工作的先驱。这个贡献，远大于他作为一个“杀手”在军统所起的作用。

  

王天木是戴笠的朋友，感于戴笠的“革命”激情，进入特务处。并于1932年、特务处成立的当年，建立起了特务处天津站。



按：戴笠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即感染和说服别人的能力超强。



1929年12月，戴笠到河南策反唐生智部，被唐通缉。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唐生智手下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而且跟自己的六期同学东方白是“铁哥们”，当即深入虎穴，独闯宪兵营，以“良臣择主而仕”的道理，劝周伟龙认清形势、效忠校长、共创伟业等等。



一番话下来，周伟龙心悦诚服，当时就拜戴笠为义兄，亲自护送戴出城，还提供了唐部的重要军事情报。这还不算，没过几天，周伟龙连自己的营长都不当了，直接投奔了当时还在“跑单帮”的戴笠，跟着他搞情报去了。



你说戴笠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早期的天津站，并没有《潜伏》中那么多什*么“队”啦、“处”啦的，其实就是王天木一个人，办公地点就是他家里，工作全靠他自己的社会关系。王天木的气质、秉性，跟戴笠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爱交朋友、会交朋友，到哪里都吃得开、有什*么事都摆得平的那种。



王天木之所以能够位列“三大杀手”之首，最可称道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刺杀张敬尧”。



大家可能会问了，张敬尧案不是北平站干的么，是陈恭澍主持的，怎么安到王天木头上了呢？



按：陈恭澍生于1907年，1932年从“洪公祠”出来的时候才25岁，除了上过军校，就没怎么工作过，当特务更不会，何况是当特务头儿。所以，陈恭澍被派到北平站当站长的时候，戴笠嘱咐他，路过天津的时候，先去拜见前辈王天木。并特别带话，让王好好带一带这个小兄弟。



事实证明，王天木很够意思，对素不相识的陈恭澍，王不但倾囊相赠，而且在张敬尧案的前前后后起了关键作用，整个过程，陈恭澍名为主持工作，其实基本属于“打下手”的。



因此我们把“张敬尧案”放在王天木的事迹中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