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 zt 作者 万千人

dives

3、翠平

我身边好多人爱看《潜伏》，很大程度上是喜欢翠平，我也很喜欢翠平，疯疯傻傻，挺可爱。又有一手好枪法，她倒正经八百是个搞行动的料，比余则成强。

按：沈醉曾参与军统“临澧训练班”的招生，据他回忆，有一次跟戴汇报招生情况，说这一期生源不太理想，以高中生居多，还有不少是高小生，学历太低。

戴说，不要紧，量才使用，文化水平高去学情报。学历低的可以搞行动。

所以翠平真的不太适合潜伏，他在余则成身边，不用李涯，马奎都能看出破绽。

首先是她的性格，过于火暴，说话办事不走脑子，或者说根本就没这方面的脑子。

搞地工，或者说干潜伏，首先讲究的就是个沉稳，脑子里翻江倒海，外表还在跟你聊着，丝毫不带走神的。

吴站长就是标准的特务秉性，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你看他很少说过头话，总是“这样不太好吧”，“他总归是你的上级嘛”，“要团结”，这样一类表述方式，很少撂“狠话”，——不代表不做“狠事”，但不能挂在脸上。

象翠平那种一点就着的脾气，再配上个大嗓门，想不暴露，难。

其次是文化水平太低。

说太低都是客气的，没文化，不识字嘛。

没文化的最大弱点是什么——学习能力会比较差，适应新环境的时间会比较长，而这一点对于潜伏工作是致命的。

一般来讲，派工作伴侣，不仅是为个身份的掩护，更重要的配合工作。我们看到，余则成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不说整天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还要对翠平进行业务培训(以及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等的培训)，换了我们任何人都会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难怪余有一段时间忍无可忍。要赶走翠平。

按：赶走翠平这件事，余则成做得是不对的。如果“克公”处理此事，一定会批评他。

翠平是谁？是党给你派来的工作搭档，有缺点要通过谈心教育来解决问题，岂是你想要就要，想轰走就轰走的？至少是反映余则成这个同志组织观念比较差。

说到大天，翠平只是不适合岗位，并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怎么能一棍子打死。你就这么给人家退回去，今后组织上还怎么给翠平安排工作？是不是对同志不负责任。

走的方式也有问题，买张车票就给打发走了，出点事了怎么？谁负责任？事实上还就是出事了。应该是像来的时候一样，由组织派人接走，否则她连解放区都进不去，因为她没有组织上开具的介绍信。

还有一点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要知道翠平是带着情绪走的，万一一生气，一时糊涂，走错了地方怎么办？走到GMD那儿去怎么办？

第三，翠平的任务。

我们知道，余是一个投诚人员，而且投诚的最直接原因是想和左蓝在一起。派回军统之前只在解放区接受了很短的一段学习（或称改造）和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

按：余的投诚，从谍报的角度讲，并不令人信服，说看到军统高层贪污腐化受到触动云云，那是以现在的观点去处理当时的思维，太简单了，他这个弯转的太“硬”。

另外，他挨的那一枪，焉知不是军统的苦肉计？

按：余在未知场所养伤的那段时间，脱离军统视线，很可疑，这事回来要调查的。还给你颁奖、晋级？美去吧！“戴先生”没那么好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派来的这个翠平，肯定要担负着一个监督（或者更直接点，叫监视）的责任。

但这个责任，毫无谍报经验的翠平显然承担不了。不要说监视别人，余要想给她下套，在旁边帮着数钱的一定是她。

《潜伏》中，余还是翠平的领导，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领导不了翠平。

原因很简单——余则成不是党员。某种意义上讲，余不过是一个从军统内部分化出来的“内线”而已！是我方的一个“运用”人员，还不是自己人。

至于后来，连交通站那个掌柜都要受余的领导，就更不可能了。基本属于瞎掰。

按：谍报工作有自己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不论政治取向的，违反了，不论你是什么党，在哪个统，都要出事，要出人命。

而我党，49年以前由于在政治上属于从属地位，地下工作的政治要求就更为严格，有些东西是悬为厉禁的，是“高压线”，是不能碰的。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这样一条“高压线”。

因此，这个工作伴侣，必须得是一个党员，必须得是余的上级，必须具有对余的控制能力。

尽管戏中设计了一个秋平意外牺牲的情节，来说明她的妹妹翠平这条线的合理性。但是翠平进城，不是救火、也不是打狼，晚几天来，余则成不至于连这点应变能力都没有，否则就别干了。比勉强派一个不合适的人来危害要小得多。

还有，刺杀陆乔山这件事情，两个潜伏的谍报人员加一个联络站站长，一齐冲上第一线，实施狙击，可谓赤膊上阵，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如果不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潜伏人员不应该亲自参与这类行动，联络站站长更不应该，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周公所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按当时的情况，陆乔山似乎还没有危及潜伏工作。反之，他的存在还可以使余则成更好地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上下其手，从中渔利。

要杀，还不如杀谢若林，这个人威胁太大，早该办了他。

再有，知道会面地点的人并不多，就是你知我知的事，一旦出问题，余则成绝对是第一嫌疑人，不是冲着他也开一枪就能洗脱罪名的，没有那么简单。

4、谢若林

谢若林这条线是《潜伏》最大的漏洞所在。

在剧中，中统特务谢若林给余则成造成了最大的麻烦，比他身边的每一个军统特务威胁都大。

为什么，因为谢若林不太可能出现在军统的圈子里，一旦出现了，就得打起来。

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的时候，讲明了“这是军统的私产”，既然是私产，住进一个本单位的会计、执行执行监视是可以理解的。

按：剧中多次出现会计“听房”的场面，尤以架着桌椅听天花板那个场景最为搞笑，而以扒门缝那次最荒唐。

想窃听，墙上钻个眼埋点东西不就得了。还扒门缝，别忘了余则成再咱么样也是天津站的中层干部，不要太过分哦。

内部搞侦查，不是不可以，但要领导同意，后来李涯也这么干，但站长是同意了的。不经同意这么干，到时候领导一推六二五，责任全是你马奎的。

俩字——闲的。

按，军统有一个督察制度，在局本部设督察室，由督察室往各区、站派出督察员，直接向本部负责，不听命于同级行政领导，跟现在不一样。专门负责内部的违纪、“纠风“等项工作，权利是很大的。

军统著名杀手陈恭澍这样级别的人物，都因违纪而被关过禁闭。

但军统以外的人，想跟余则成当邻居，这个可能性一般很小。

何况谢若林还是“中统”的，大家都知道，军统、中统是死对头，虽说分工很明确，一个搞党派情况、一个搞军事情报。但都是吃特务饭这一行的，弄着弄着经常发现搞到一件事上来，然后就打。这种事出多了，慢慢自然成了对头，“戴先生”又是个很强势的人，做事从不替人留余地（45年以后，戴的处境危机四伏，跟他长期以来做事太绝有很大关系），对头就变成了死对头。

像剧中两家一起包饺子、涮锅子、其乐融融又语带双机的场面，很有戏剧性，但没有可能性。

而且谢若林那么明目张胆地贩卖情报，也不太合乎长理，不要以为只有军统会杀人，中统狠起来，也照样让你人头落地。

GUD虽然腐败，但也是有纪律的，军统、中统作为特工机构，纪律就更为森严，我党，我军有什么纪律，那边也照样都有。

按：GUD、GCD以及分别从属的军队，其实都是一个老祖宗，党内都叫“同志”，都有政治部（那边后来改叫政训处），所以当年很多思想方法、工作方式都很类似，后来当然区别越来越大，想想挺有意思。


5、写给殉道者

孙红雷拍照前那“喀”的一拉枪栓，一定让余则成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太酷了。

我印象更深的，却是前晚翠平的那一句“我怕！”

一句话道尽多少儿女情长！

他们是殉道者。

我相信，机场的那一刻，恐怕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彼此的一个对视，竟成永诀。

当天各一方的时候，翠平仍在坚强地守侯着希望。

而坚强的余则成，此时惟有两行清泪——“竟无语凝噎”。

正如余则成所说的，“所有的磨难都为的是希望”。

潜伏者是孤独的。

英雄因无名而不朽！

dives

军统的来历

既然说军统，总要把军统是怎么个来历说一说，所以尽管我说不讲历史，也只能从历史说起，大家不要烦，没办法。
　　
　　“军统”是个统称，其前身是特务处，后来叫保密局，1949年以后叫什么，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列了。
　　
　　所以，“闲话军统”，要从特务处开始。
　　
　　特务处的全称，叫复兴社特务处。
　　
　　这个复兴社，一说又复杂了，只能择其要者，简单地说，是一个忠实于蒋介石的组织。
　　
　　按：复兴社的成立，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看了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按：滕杰，江苏人，陆军中将。滕杰是日本留学回来的，黄埔毕业后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所以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GMD的党史。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总、胡琏、张灵甫，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后来大家传说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我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按：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还有多少条好汉，就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16。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14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尚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没办法，一说历史就很枯燥乏味，只盼尽快说完)。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这一伙人都有谁，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是说法不一。大体上有：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一共十来个人，这批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也是特务处最初的骨干。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而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长才。
　　
　　后来戴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GMD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后迁洪公祠，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乙地一般是不对外的，要到乙地，须先到甲地领介绍信。
　　
　　按：前面说过，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这个鸡鹅巷53号是就胡宗南送给戴笠的，当时胡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戴笠还兼着他这个师的驻京办主任。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GMD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颠覆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7年7月30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演讲,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新阶段。四个月后的1937年11月，GMD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的了。

dives

按：蒋介石的这篇演讲，可渭义正辞严——“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何等悲壮！
　　
　　特附录如下：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GMD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GMD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GMD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终其一生,戴笠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下一节开始，说说军统的训练班。

dives

军统的特训班
　　
　　1、“洪公祠特训班”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个月以后，戴笠就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按：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对自己班底的培养。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5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据陈恭澍回忆，“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一个自然是陈恭澍，军校五期，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工作，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没有出卖组织，而且后来又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另一个叫刘乙光，军校四期。此人一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俩人不仅培养了极好的私交，刘乙光自己也成了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少将，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3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
　　翁光辉，军校三期
廖宗泽，军校四期
　　田动云，军校四期
　　徐志道，军校四期
庄骏烈，军校五期
　　喻耀离，军校五期
　　陈致敬，军校五期
　　邱尧勋，军校六期
　　戚南谱，军校七期
杨  英，军校七期
徐远举，军校七期
王一士
　　唐焕文
　　郑兴周

　　另有12人，没有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申辛禅（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按：李士珍，军校二期，中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逃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是GMD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有《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

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

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陈恭澍在回忆中用了“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条件，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摆了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学生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学员、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dives

条件虽然不好，不见得领导不重视，开学典礼，蒋校长居然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也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桌上放1 本《三民主义》、1 枝手枪，由蒋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新鲜的是宣誓完了还要把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极端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其内容是鼓励大家甘当无名英雄，即使为党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枝的拆卸。
　　
　　按：枪枝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我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象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神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醢两下也够戗），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只要打上要害肯定一枪废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通讯。就是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驾驶。包括汽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那个时代没有复印机，所以摄影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而且不象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不清楚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
　　
　　行动术。偏理论性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陆桥山那一行，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虽没有加入帮会，但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象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再正确没有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特务队，后来当了队长。听着挺好听，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不会想得到的。
　　
　　按：前面说了，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该分配工作了，陈恭澍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是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

叮当325

感觉我进这里就成了一白痴~~~~

yuanxing

写的很不错，顶！

红月

咋没了，赶紧写，等着看呢

dives

2、浙江警官学校（以下简称“浙警”）
　　
　　大体在1932年底，为便于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警”政治特派员（是不是听着熟？很正常，我们前面说过嘛，GMD 、GCD原本就是一家的哥俩）。
　　
　　大家不要小看“浙警”，当时中国不象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当年，“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
　　
　　得此天赐良机，戴笠岂能客气？
　　
　　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派他军校六期的同学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
　　
　　按：“书记”、“书记长”这类词，以后会经常出现，大家不要搞混了，以为“书记”是GMD的支部书记，不是的。GMD的党务系统的主官，不叫书记，而叫做“**党部主任”，一般设在地方。不象我党，“支部建在连上”——目的是强化党的领导，这也是我党最终战胜GMD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年，GMD的各级机构没有那么多职数，一个正职、顶多一两个副职，象军统，始终是一正一副。不象现在，任何一个什么机构，副职恨不得能有十几个，还要分出哪一个是常务，哪一个排第几。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主官不在位时，得有人来替他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因此民国时期，各机构一般设秘书长或主任秘书、书记长或书记，大体都是一个意思，即主持内部日常工作的这么一个幕僚长。
　　
　　这个幕僚长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可能地位很高。当年毛泽东曾有一个短时间担任GMD中宣部长，主任秘书就是沈雁冰，即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这个主任秘书可不得了，基本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但不管职位高低、不管叫什么，这个幕僚长由于常年帮主官看家，参与密勿，其实际地位都不低，权力也很大，如果是主官的亲信，那就真的是能当半个主官的家了。
　　
　　接着又挤走了校长，派胡宗南的亲信赵龙文为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紧接着，教务处、政训处，全换上了特务处的人。
　　
　　经过一番拳打脚踢，“浙警”成了特务处的特务训练学校，戴笠从学生中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办了四期特警训练班，培养出了许多特务骨干，在特务处早期，除了“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几期学员以外，“浙警”的师生员工，也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之一，许多人都是从这里走上他们的特务之路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统“三毛”就是在“浙警”聚齐的。
　　
　　“浙警”出来的第一个人才，就是毛善高。
　　
　　按：毛善高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那我告诉你，毛善高进入特务处以后，改名为毛万里——什么，还不熟悉？那我再告诉你，他还有个哥哥——毛人凤。
　　
　　这下熟悉了吧！
　　
　　不过此时的毛人凤还在地方政府当小职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当年的戴大哥（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加同学加亲戚）正在主持“浙警”，于是就来投考，想当警察。考完之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关照大发了，戴笠见着当年的小兄弟一聊，觉得是个有用之才，又是家乡的子弟，大喜过望：“考什么警校！到我这里直接参加工作，跟着我干革命。”
　　
　　就这一封信，毛善高直接进入特务处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特训班”书记，并改名为毛万里，后来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特务。
　　

说完毛万里，再说他的哥哥毛人凤。
　　
　　毛人凤，原名毛善馀，浙江江山县人，生于1898年，比戴笠小一岁。毛善馀与戴笠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而且一起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毛善馀就是此时改名为毛人凤的，取“人中龙凤”之意。
　　
　　另外，戴笠的妻子，闺名叫毛秀丛，与毛人凤是同族的远亲，因此连带着，戴与毛也沾点亲。
　　
　　毕业以后，毛人凤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员（跟胡宗南一样，看来要想出人头地，先去教小孩子念书），我们前面谈到的周养浩就曾是他的学生。
　　
　　黄埔军兴，毛人凤也在此时赴广东准备参加革命，不过他考入的是黄埔军校潮洲分校。但在校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退学回家。

按：毛人凤是潮洲分校第一期的，这一期的学生比照黄埔军校第三期。

事情就有这么巧，回家的路上，居然意外地碰到了戴笠。
　　
　　按：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怀疑其中是否有“演义”的成分，因为他们的这一次相遇，对戴笠、对毛人凤的影响都太大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都产生了影响。
　　
　　人海茫茫，哪儿那么巧就碰上了，但这件事两个人又都提到过，似乎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知道，毛人凤虽是是戴笠的下级，但他却是戴“走上革命道路”的牵手人。
　　
　　据戴笠后来自己回忆：他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宣传革命的道理”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这边的文献记载是因调皮捣蛋被开除），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是被学校开除是没错的。
　　
　　戴笠失学以后，要说这人赶上倒霉就没办法，干什么都不顺。就跟姜子牙似的，卖面吧，赶上刮大风，面被吹跑；开饭馆吧，赶上天热，肉都臭了，反正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事。

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刚从广东回来的毛人凤。毛人凤听了戴笠的遭遇，就劝他说，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你应该去投考黄埔，干一番大事业。
　　
　　走投无路的戴笠听了，当即决定到广东投身革命。
　　
　　按：不要以为“革命”这个词是我们这边专用的。在当年，去广东、参加革命军、反帝、反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挽救民族危亡，就是革命，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的唯一和最高理想。而“参加革命”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投身黄埔，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能够影响中国军界几十年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吸引了太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
　　
　　有一部老片子《大浪淘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建议没看过的找来看看。听一听那主题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据说还是根据一首匈牙利民歌改编的），一定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后来，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中，就有后来被他拉入特务处、成为“十人团”成员的唐纵、徐亮、胡天秋，还有王孔安。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毛万里加入军统之后，自然要推荐他的哥哥毛人凤，戴笠是很重视乡谊的，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老同学，正好此时毛人凤在政府里的小职员也干不下去了，于是“毅然”出山，投身军统。
　　
　　当年戴笠投考黄埔之前，曾与毛人凤相约“后会有期”。
　　
　　再相聚，竟是两代特务头子之间的风云际会。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叙为上尉军衔，并被派往“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任书记。从此，毛人凤为戴笠当了12年的书记、书记长、主任秘书，并于戴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
　　
　　按：毛人凤的“成长”道路，在军统绝对是个“异数”。因为他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在抗战之后，制裁马汉三的行动由于事关重大，毛人凤亲自带队，还曾开玩笑，说“加入团体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捕人”。
　　
　　因此，终戴笠的一生，毛人凤都是以一个幕僚长的身份出现。你可以说他不懂业务，而卒能剪灭群雄，把保密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其心机、其手段，实令人有深不可测之感。

再说说军统“三毛”中的第三根“毛”——毛森。
　　
毛森，原名毛鸿猷，加入军统前是个小学教员（哈哈，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又一个小学教师吧），由于在考师范的时候，用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所以加入军统时，他叫做“毛善森”。
　　
　　这个同乡“毛善森”，大概和毛人凤、毛万里是一辈的，都叫“毛善什么”嘛，所以，不仅现在，即便在当时，军统中的很多人也以为毛森和“大毛、二毛”是兄弟，其实不是。
　　
　　由于不甘心当“孩子王”，“毛善森”考入戴笠把持的“浙警”，毕业后又被戴笠送到特训班学习。在加入特务处的时候，觉得老冒充别人的名字也不是个事，于是去掉一个“善”字，改名毛森。
　　
　　这名字，改得够学问，毛骨森森，人如其名。
　　
　　这个毛森有点绝的，值得介绍几句：
　　
　　一是他曾两次被捕，居然两次都能逃脱危险。
　　
　　抗战期间，军统被捕的特务，几可以百千计，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英勇捐躯、要么落水当汉奸。能逃出来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当然我说的是有头有脸的），其中之一就是毛森。
　　
　　按：还有一位是刘戈青。这位更不得了，在日伪监狱里都敢揍“76号”的看守，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以后在讲军统的“四小杀手”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刘戈青的事迹。
　　
　　二是毛森被捕以后，自己都在监狱里了，居然还能假人之手制裁叛徒，实在是智勇双全。而他制裁的这个叛徒——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就是不少人认为是《潜伏》中的李海峰的原形。
　　
　　第三．你军统不是不让结婚么，毛森就敢，而且是堂而皇之地结，不但结，戴笠还送了礼金。厉害不？
　　
　　毛森早就看上了特训班的同学，女特务胡德珍，因此，当军统派他到杭州当站长的时候，他向戴笠提出，赴敌后需要工作伴侣，有利于潜伏。戴一听不但特批，还给了他500元安家费。
　　
　　后来，毛森在狱中“制裁”叛徒李开峰，就是胡德珍负责往来传递信息，最终成功的。看来找个同行还真是有好处。
　　
　　和那些偷偷摸摸结婚而被关禁闭的军统“同仁”们比比，真不禁让人感叹，“同是一个单位的特务，怎么思考问题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四是毛森曾经破过荣毅仁的父亲——“面粉大王”荣德生被绑架的案子，荣德生还送过他金表、金笔等礼物，表示感谢。

这些，各报章上都有，本着我的写作原则，广为人知的，我就不再过细地说了。
　　
　　按：1992年，毛森曾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偕夫人胡德珍回老家浙江江山观光，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同年10月，毛森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dives

有人顶，咱就发。不然没意思。
其实，混军坛的，多少明白人啊。

illustre

不错！

dives

除了军统“三毛”以外，“浙警”还出了几个学生，值得说一说。
　　
　　首先是萧勃。萧勃是军统里的外交家，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萧勃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萧仁玑。其父萧鸿钧是湘乡的一位名人，有名到什么程度呢？萧鸿钧1935年去世的时候，蒋介石亲题“老成典型”四字，当时的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亲笔为他写了悼词，还赠送了一副瓷棺。

萧勃还有个哥哥，原名萧仁兵，是军校四期步科毕业，跟黄公略是政治大队第三队同学；

按：湖南湘乡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往远了说，有诸葛亮的第一接班人蒋琬；往近了说，有曾国藩一家子。

进入现代，参加革命的，有蔡和森、蔡畅；55年的大将，一共十个，湘乡就占俩，陈赓、谭政；黄公略如果不牺牲，起码也是个大将。

那边的，有宋希濂；军统的，另外还有周伟龙。

作家里，有萧三、有张天翼。

当年，戴笠曾经从“浙警”挑选了几个佼佼者，送到美国留学，其中就包括萧勃，学成之后就地参加工作，直接担任军统美国站站长。

　　有人说萧勃摊上这个活不错，大家都当特务，同样是站长，别人在敌后，每天餐风露宿、“偷鸡摸狗”不说，不定哪天就给抓起来、没准哪天就掉了脑袋。
　　
　　你萧勃每天养尊处优，按时上下班，端着杯红酒、出席出席派对，就把活给干了，又体面还安全。真不公平。
　　
　　那没办法，“革命”分工不同，萧勃的岗位是出席派对，你的岗位是“偷鸡摸狗”，不具有可比性。再说了，人家萧勃会外语，你会么？不会就老老实实蹲墙根去，甭说那没用的。
　　
　　抗战期间，萧勃为戴笠立了一大功，即“中美合作所”最终落户军统。

“珍珠港事件”之前，中方曾向美方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日方可能袭击美海军”的情报，这个情报，并非军统获得的，以后我们会讲到。

日美开战，证实了中国在谍报方面的实力，美国海军方面得产生了双方合作的兴趣，决定派海军中校梅乐斯与中方接洽此事，最初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军统，而是中国海军。但因梅乐斯与萧勃是好朋友，所以梅找到萧勃，请他出面安排与中方的联络。
　　
　　萧勃自然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军统，使戴笠有机会撇开海军方面，直接把梅乐斯作为军统的客人弄到中国，予以热情接待，并通过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提出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1943年7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缩写SACO），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中美合作所使戴笠搭上了美国海军的关系，戴笠也因此与梅乐斯成为极好的朋友，并且通过梅乐斯的关系，获得了日后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负责人的默契。
　　
　　如果不是戴笠意外飞机失事，没准就会出任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呢，那可就不是少将的问题了。



“浙警”还出过两个很有名的女特务。
　　
　　其一，就是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
　　
　　叶霞翟，生于1913年，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军统的小学教师可真多啊），后来考入浙江大学，然后又考入“浙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这个叶霞翟挺有意思，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去读警校，不理解是为什么。
　　
　　据说叶是戴笠很看重的人，但某一次偶然叶、胡相遇，戴笠是特务，很善于揣摩他人心理，认为这俩人挺合适，于是就在两人之间说合。
　　
　　戴笠知道，胡宗南最崇拜的女性就是他们的校长夫人，宋美龄女士，于是他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叶霞翟送到美国去留学，既让叶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使她摆脱在别人眼里“女特务”的印象，否则，堂堂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这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蒋先生就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师长大人，娶个女特务回家，说起来总是不大好听。
　　
　　所以人说戴笠机灵、会办事，真不是吹的。
　　
　　挺好一桩婚姻，真是英雄美人，再般配不过了，虽然岁数差得多点（胡宗南比叶大将近20岁，认识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孰料，这位师长大人（后来升官了，更大了），别人不学，要学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就不结婚！
　　
　　再说叶赴美以后，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在南京当大学教授。要说叶霞翟还真是个学习的料，六、七年的时间，居然从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为教授，这行业的跨度稍微大了点。
　　
　　不过也不奇怪，人家本来就是正牌的大学生嘛。
　　
　　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满拟胡长官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结果国共开战，成婚之事又变得遥遥无期。眼看着当年的妙龄少女熬成了半老徐娘，这种事，作为女方，又不好催：“你啥时跟我结婚？”，不像话，对吧。弄得苦不堪言。
　　
　　天遂人愿，1947年3月胡宗南部攻克延安，胡也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点，蒋介石专电给胡表示嘉许：“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按：当时，进攻延安的先头部队是胡宗南部的另一支部队第90师，结果胡硬是要第90师改变进攻方向，给第一师让开大路。把第90师师长陈武气得几乎要发疯，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

最终第1军第1师第1旅于1947年3月19日率先进占延安。

　　按：攻克延安之后，胡曾经活动，托人找内政部，想把“延安县”改名为“宗南县”。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刚要发表，结果延安又被我军夺了回去，搞得鸡飞蛋打。唐纵在日记里曾埋怨“这个胡长官也真是，费挺大劲，好不容易办成了，你就不能多守几个月。”
　　
　　从此，胡长官就开始一步步的走背字，直到退出大陆，在台湾被弹劾，要追究他“丢失大陆”的责任，然后去守小岛。
　　
　　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胡宗南和叶霞翟就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此时，胡长官已经53岁，叶霞翟也三十四、五了。
　　
　　据胡宗南的卫士回忆，婚礼非常简单，结婚的洞房就是一间窑洞，而且是他自己粉刷的，有人说叫几个人来帮忙，他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然后请了几个人吃了顿饭，就算婚礼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延安结婚的，不光有我们这边的革命党，也包括那边的“革命党”。而且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路都差不多，不愧原来是一家的兄弟俩。
　　
　　胡宗南于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他与叶霞翟仅仅共同生活了15年。
　　
　　叶霞翟赴台后投身教育和慈善事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81年逝世，享年68岁。
　　
　　按：胡宗南与叶霞翟的长子胡为真，曾任台“国安局”副局长，因反对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被解除公职，名噪一时。

dives

除了军统“三毛”以外，“浙警”还出了几个学生，值得说一说。
　　
　首先是萧勃。萧勃是军统里的外交家，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萧勃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萧仁玑。其父萧鸿钧是湘乡的一位名人，有名到什么程度呢？萧鸿钧1935年去世的时候，蒋介石亲题“老成典型”四字，当时的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亲笔为他写了悼词，还赠送了一副瓷棺。

萧勃还有个哥哥，原名萧仁兵，是军校四期步科毕业，跟黄公略是政治大队第三队同学；

按：湖南湘乡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往远了说，有诸葛亮的第一接班人蒋琬；往近了说，有曾国藩一家子。

进入现代，参加革命的，有蔡和森、蔡畅；55年的大将，一共十个，湘乡就占俩，陈赓、谭政；黄公略如果不牺牲，起码也是个大将。

那边的，有宋希濂；军统的，另外还有周伟龙。

作家里，有萧三、有张天翼。

当年，戴笠曾经从“浙警”挑选了几个佼佼者，送到美国留学，其中就包括萧勃，学成之后就地参加工作，直接担任军统美国站站长。

　　有人说萧勃摊上这个活不错，大家都当特务，同样是站长，别人在敌后，每天餐风露宿、“偷鸡摸狗”不说，不定哪天就给抓起来、没准哪天就掉了脑袋。
　　
　　你萧勃每天养尊处优，按时上下班，端着杯红酒、出席出席派对，就把活给干了，又体面还安全。真不公平。
　　
　　那没办法，“革命”分工不同，萧勃的岗位是出席派对，你的岗位是“偷鸡摸狗”，不具有可比性。再说了，人家萧勃会外语，你会么？不会就老老实实蹲墙根去，甭说那没用的。
　　
　　抗战期间，萧勃为戴笠立了一大功，即“中美合作所”最终落户军统。

“珍珠港事件”之前，中方曾向美方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日方可能袭击美海军”的情报，这个情报，并非军统获得的，以后我们会讲到。

日美开战，证实了中国在谍报方面的实力，美国海军方面得产生了双方合作的兴趣，决定派海军中校梅乐斯与中方接洽此事，最初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军统，而是中国海军。但因梅乐斯与萧勃是好朋友，所以梅找到萧勃，请他出面安排与中方的联络。
　　
　　萧勃自然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军统，使戴笠有机会撇开海军方面，直接把梅乐斯作为军统的客人弄到中国，予以热情接待，并通过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提出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1943年7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缩写SACO），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中美合作所使戴笠搭上了美国海军的关系，戴笠也因此与梅乐斯成为极好的朋友，并且通过梅乐斯的关系，获得了日后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负责人的默契。
　　
　　如果不是戴笠意外飞机失事，没准就会出任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呢，那可就不是少将的问题了。



“浙警”还出过两个很有名的女特务。
　　
　　其一，就是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
　　
　　叶霞翟，生于1913年，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军统的小学教师可真多啊），后来考入浙江大学，然后又考入“浙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这个叶霞翟挺有意思，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去读警校，不理解是为什么。
　　
　　据说叶是戴笠很看重的人，但某一次偶然叶、胡相遇，戴笠是特务，很善于揣摩他人心理，认为这俩人挺合适，于是就在两人之间说合。
　　
　　戴笠知道，胡宗南最崇拜的女性就是他们的校长夫人，宋美龄女士，于是他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叶霞翟送到美国去留学，既让叶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使她摆脱在别人眼里“女特务”的印象，否则，堂堂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这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蒋先生就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师长大人，娶个女特务回家，说起来总是不大好听。
　　
　　所以人说戴笠机灵、会办事，真不是吹的。
　　
　　挺好一桩婚姻，真是英雄美人，再般配不过了，虽然岁数差得多点（胡宗南比叶大将近20岁，认识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孰料，这位师长大人（后来升官了，更大了），别人不学，要学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就不结婚！
　　
　　再说叶赴美以后，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在南京当大学教授。要说叶霞翟还真是个学习的料，六、七年的时间，居然从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为教授，这行业的跨度稍微大了点。
　　
　　不过也不奇怪，人家本来就是正牌的大学生嘛。
　　
　　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满拟胡长官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结果国共开战，成婚之事又变得遥遥无期。眼看着当年的妙龄少女熬成了半老徐娘，这种事，作为女方，又不好催：“你啥时跟我结婚？”，不像话，对吧。弄得苦不堪言。
　　
　　天遂人愿，1947年3月胡宗南部攻克延安，胡也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点，蒋介石专电给胡表示嘉许：“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按：当时，进攻延安的先头部队是胡宗南部的另一支部队第90师，结果胡硬是要第90师改变进攻方向，给第一师让开大路。把第90师师长陈武气得几乎要发疯，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

最终第1军第1师第1旅于1947年3月19日率先进占延安。

　　按：攻克延安之后，胡曾经活动，托人找内政部，想把“延安县”改名为“宗南县”。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刚要发表，结果延安又被我军夺了回去，搞得鸡飞蛋打。唐纵在日记里曾埋怨“这个胡长官也真是，费挺大劲，好不容易办成了，你就不能多守几个月。”
　　
　　从此，胡长官就开始一步步的走背字，直到退出大陆，在台湾被弹劾，要追究他“丢失大陆”的责任，然后去守小岛。
　　
　　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胡宗南和叶霞翟就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此时，胡长官已经53岁，叶霞翟也三十四、五了。
　　
　　据胡宗南的卫士回忆，婚礼非常简单，结婚的洞房就是一间窑洞，而且是他自己粉刷的，有人说叫几个人来帮忙，他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然后请了几个人吃了顿饭，就算婚礼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延安结婚的，不光有我们这边的革命党，也包括那边的“革命党”。而且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路都差不多，不愧原来是一家的兄弟俩。
　　
　　胡宗南于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他与叶霞翟仅仅共同生活了15年。
　　
　　叶霞翟赴台后投身教育和慈善事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81年逝世，享年68岁。
　　
　　按：胡宗南与叶霞翟的长子胡为真，曾任台“国安局”副局长，因反对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被解除公职，名噪一时。

赵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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