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文摘 [日刊]

iamwill

论“他妈的！”  
鲁迅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Ｈａｍｓｕｎ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Ｇｏｒｋｙ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Ａｒｔｚｙｂａｓｈｅｖ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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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温柔与世界的梦想
梁文道

运动和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没有。然而，正因为大家都相信运动和政治没有关系，运动的政治效应才能发挥到最大程度。情况就和艺术一样。当纽约爱乐乐团破天荒赴平壤演出时，它的指挥马捷尔也是如此回答记者的问题：“我不想谈美朝关系，我们是来演奏音乐的。”可是大家都晓得这次旅程不简单，效果一如昔年的乒乓外交，要是把音乐家和运动员换成了外交官，不只成效截然不同，甚至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些人人称道的美事。

中国再三强调奥运和政治无关，人家偏偏就越是要利用它来为难甚至羞辱中国，因为他们看见中国确是以举国之力来承办奥运，确实想藉着北京奥运展现国家新貌。英文的“torch”本来只是火炬的意思，在中文里则变成了“圣火”，于是有人就觉得抢夺“圣火”果然可以掉中国人的面子了。其实，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境外的奥运开幕式，但布什既然受邀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典礼，于是三位总统候选人就都要拿住这点做文章了，好像布什来不来真的很重要似的。

我的意思不是要中国人都带着点阿Q的心态，一起不把奥运当回事；我只是想指出一点很简单的现实，那就是你越紧张什么，别人就越会把它当成目标。

过去短短几年之间，中国崛起突然从科幻式的预言变作现实，不仅许多西方人一时接受不了，连不少国人好像也适应不及。没错，我们好久没做过“大国”了，所以还不大明白当大国的代价与心理准备。做一个大国，必备的心理条件之一就是要明白别人会怕你，会因为你的体积庞大而加倍注视你，会因为你的影响深广而格外提防你。十年之前，英美等地的报刊还只是偶尔报一报中国来的消息；到了今天，任何一份有点自尊的国际大报都不能忍受一天没有中国新闻。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老是在电视上看见美国的一桩枪击案甚至微不足道的小花边呢？如果不是现在，至少也是不久的将来，中国境内的治安事件也将会得到这等级别的对待。同样地，美国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被人针对的国家了，从年头到年尾，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全球的反美示威加起来大概能够组成一条全年无休太阳不落的链条。终于，在最近的反北京奥运示威浪潮之中，我们总算也感到了身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滋味。

所以，当大家不满西方的反华浪潮，愤恨于部分西方传媒的偏颇报道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还是那个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羸弱小国；恰恰相反，中国已经是个令人畏惧的世界强国了。又由于中国跃升的速度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别人的疑惧就更是深重。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心态方能恰当转换，方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处境。

看近日的西方媒体，从独立的网站到主流大报，虽然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与西藏政策的仍占多数，但另类的声音也开始渐渐出现了。例如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专栏作家西蒙·伯恩斯就指出，反北京奥运的浪潮其实隐含了种族主义的逻辑。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从关注西藏问题开始上升到针对整个中国人权状况的氛围里面，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种非常简化的倾向。最初只是批判中国政府，后来则仇视一切在海外声援圣火传递的华人，以为他们全是在不民主教育下成长因而受到洗脑的官方传声筒，最后更闹出了CNN主持人卡佛说中国人是“一群五十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的事件。伯恩斯反问他的英国读者：假如有外国人跑来揍你一顿，说你们英国人有份侵略伊拉克，你会有什么感受？

由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变质为反华情绪，从批判中国政府的集权跳跃至仇视所有中国人的集权性格，这里头潜伏的正是对中国崛起的恐慌。以前有人害怕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会抢走大家的饭碗，现在则无法接受这座工厂背后的价值观和自己的不同。他们怕的不只是个一般的大国；还是一个陌生的、不一样的大国。

面对这种情绪，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以为与其用强悍的防卫姿态去刺激出更大的反应，倒不如学学狮子的步伐，轻缓一点。不是说抗议不对，而是平心静气的柔性态度可能更合身份，更有效果。假如别人冤枉你是暴徒，你会用暴力恐吓他的方法去叫他认错吗(例如某些网站上声称要痛打外国驻华记者的帖子)？没错，我们都是凡人，我也会因为无理的指控和无限上纲的岐视而愤怒。可是在愤恕与响应的行动之间，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供我们思考问题的根源，计算最佳的对应策略；这一定要比最直觉的反应要来得有益有效。

我们要认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奥运还是要举行的，而且是在短短四个月之后。全球运动员、游客和记者届时将云集北京，我们要用什么去欢迎他们呢？抵制法国货的标语？反对西方传媒的口号？更令人忧心的是到时或许有人会趁机混入示威，它将激起何种程度的反应？北京奥运最后会不会成为一次各种矛盾的剧烈爆发点呢？我们要不要深吸一口气，做好目睹各种己不欲见的事端的心理准备呢？

话说回来，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丝西方反华情结里那种极度简化的逻辑倾向吗？我们怎能把CNN等同于言论自由，再把所有捍卫言论自由的人都打成CNN的同路人，再推测出这些人全是反华势力的代表呢？是打从什么时候开始，言论自由、保障人权和政冶民主这些价值都被西方垄断了呢？扪心自问，矿难发生了，我们想不想无阻碍地知道真相？房子被拆迁，我们想不想得到合理的安排与基本的尊重？政府官员的任命去留，我们想不想有人听听自己的心声？莫非只因为一向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有人反华，所以我们就要用自虐的方式一股脑抛掉无数中国前贤自己追求了百年的理想？如果是，谁会得益？是我们吗？

北京奥运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用不着再夸耀，那是人尽皆知甚至因此忧虑的现实；现在要宣扬的该是中国的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和民情理性。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小杰

楼主周末还休息瓦，呵呵~~~

iamwill

原帖由 hehehahei 于 2008-4-20 22:46 发表
楼主周末还休息瓦，呵呵~~~

:10200: 那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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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说法国是个好国家
黄章晋

看了张朝阳支持抵制法国货的博客，觉得他说来说去是在论证法国其实是个难得的好国家。
　　一、“中国刚刚给了法国200亿美元的生意, 法国媒体与政客却翻脸不认人地摆出一种西方人惯有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中国内部的事情评头品足, 横加干涉。”
　　此句是在说法国不是那种只认钱的可以被随意收买的国家。
　　
　　二、“你法国人从中国拿了那么多生意, 为什么还要抵制, 为什么纵容媒体歪曲地宣传, 为什么不对干扰火炬传递的活动强力制止。”
　　此句是在说法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是个不滥用国家暴力的国家。

　　三、“本质上，法国人还是没把中国人当回事， 两百年的优越感不是那么容易就消失的。所以，法国应该为其傲慢，偏见，甚至因懒惰而没有认清当今世界的实力格局而买单, 任何国家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承担其后果。”
　　此句是在说法国不是那种在拳头或“实力”面前软蛋的“乖巧的国家”。不过，上次法国的这种表现是对美国人打伊拉克，这次是在中国。

iamwill

ZT

为何放射性沾染没什么危害？

特别鸣谢：辛灏年[url=]　[/url]

iamwill

今日太累暂不更新

iamwill

完了,硬盘挂了,

暂时不方便上网,停刊至新硬盘到或者新电脑到

小杰

楼主啊，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啊~~~~:11500: :11500:

iamwill

原帖由 hehehahei 于 2008-4-29 21:27 发表
楼主啊，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啊~~~~:11500: :11500:

我下周会买硬盘的,换上硬盘继续.
最近从农场回来就是申请学校,很累嗷.
唉,车最近打火也出问题了,估计换火花塞要100E-150E
这工都白打了......

小杰

原帖由 iamwill 于 2008-5-3 20:13 发表


我下周会买硬盘的,换上硬盘继续.
最近从农场回来就是申请学校,很累嗷.
唉,车最近打火也出问题了,估计换火花塞要100E-150E
这工都白打了......

呵呵，干农活当然很累了，没办法的，你orleans干啥农活，苗圃么~~~

iamwill

原帖由 hehehahei 于 2008-5-3 21:45 发表

呵呵，干农活当然很累了，没办法的，你orleans干啥农活，苗圃么~~~

恩恩是苗圃,做花农~,天天采花~,OH YEAH!

iamwill

医学“死亡”史
青方 发表于2008-05-4 星期日 1:32
转自:科学松鼠会
http://songshuhui.net/?p=81

人类探索死亡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从纯粹的医学角度看待死亡，也并非那么简单。医学对死亡的传统定义是心跳和呼吸停止，但在200年前，听诊器还没有面世的时候，有的时候病人的呼吸和心跳都异常微弱，医生很难判断，就出现了死人活过来的现象。所以如何确认“人死了”就成了医生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200年前的欧洲，医生们想出来很多办法，很多现在听来可笑而奇异的办法。一位医史学家罗列出几十种不同的方法，但主要的意思就是用不是死人就不能承受的疼痛或是难受来刺激死亡的嫌疑对象，如果有反应就是没死。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用削尖的铅笔捅人的鼻孔，还有用刀片切割人的脚心，中医里有用三棱针，也就是大号的锥子刺十个手指头尖的办法，中医里有其独特的解释，但对于我来说，异常的疼痛是唤醒人的最直接的原因。还有用溶化的蜡烛点人的脑门，把烟灰吹到人的鼻孔里，把虫子放到人的耳朵里，往嘴里灌温热的尿，穿乳头的特殊别针，这些现在听来异常恐怖的办法，在大约200年前，是医生们对待死人的常用方法。一位法国医生甚至想出来，在人死后，连续拉扯该人的舌头不少于3个小时，这位医生考虑到这种办法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极其不愿意操作，他居然还发明了专门用来拉舌头的机器。

这些方法最终都没有流行起来，人们在不断的尝试后，又回到了最简单原始的办法，等待。一个人死了，如果等待3到4天，还没有缓过来的迹象，就可以最终下死亡的结论。于是医院里专门设置了待死的房间，死人都摆在里面等待神奇降临，医院还放上一些装置，例如手上绑上线，线的另一端连到医生办公室的铃铛上，一旦有动静，可以很快发现。这种房间直到1940年才最终从德国的医院里消失，原因自然是，一旦进了这样的房间，没有人能缓过来。中国的医院好象从一开始就跨越了这个“待死室”的阶段，直接叫“太平间”，这个太平间并非“待死”，是“确死”，因为太平间里的设备并没有给死人提供任何可以缓过来的可能。如果哪个大夫听了死者亲属的哀求，跑到太平间去抢救，那就成了天大的医疗事故，因为这种局面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宣布这个人死亡的大夫草菅人命，要么就是跑去抢救的大夫是个大傻瓜，没有第三种可能。

现在人们对死亡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例如，人的自主心跳呼吸停止了，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死了，因为大脑在呼吸心跳停止后几分钟，还是活的，如果抢救得法，人还是能救过来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脑子已经死亡了，即使是心跳呼吸还能用机器维持，人体还是温热的，但这个人却是已经死了，这个脑死亡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

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源自对死亡的新的认识。一般的观点，所谓死亡就是灵魂或是精神，或是叫“气”的东西离开了肉体，这个时候，死亡就随着灵魂的离开，填充了灵魂的空间。以前的巴比伦人认为人的灵魂是寄托在人的肝上，而希腊人甚至中医都认为灵魂是在心里，这有无数的爱情歌曲和“我心里想”作为鉴证。而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是把心脏留在躯体里的，因为这是复生的保证，而脑子则都用吸管取走扔掉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都曾经考虑到脑子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的灵魂居住地，所以心和脑的争论一直持续着，现在尽管人们还习惯性的把心和很多灵魂活动，例如爱情，情感和心联系起来，但显然人们最终认同脑子是灵魂的家，并用法律形式确认下来，脑子死了，这个人就真的死了，不管这个人的血是否还流动着，肢体是否还温暖着。

确认了脑死亡是人死亡的标准以后，为很多器官移植扫清了法律和伦理的障碍，特别是心脏移植，如果认可心跳停止是死亡的标准，那么把一颗跳动的心脏移植给另一个人就变成了不可接受的事情，因为人们不能因为要救一个人而去杀死另一个人。

不管器官移植是多么的轰轰烈烈，但脑子移植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一个人脑子死了，当身体还依然健康，另一个人身体死了，脑子却还活着，如果把两个人拼接起来，把活着的脑子移植到健康的身体里，就又是一个完整的人。但问题是，这个人是谁呢？是谁在活着呢？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如何呢？法国人探索性地移植了一张人脸，就引起极大的争议，可以想象移植人脑后会怎样。

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得死人不再受到虐待，尽管人们只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死没死，并无恶意，但回顾人们探索死亡的历程，也许能帮助人们深入地认识自己，认识寄托生命的这个肉体是怎么走的，怎么知道这个肉体就走了。

(楼主按:在牛博网上发现了这个小网站的链接.这是几个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办的科普小网站,刚刚开办,规模和方舟子的新语丝没法比,上面一些小文章还算挺有趣. 年轻人开始搞科普,不论水平如何,科学和民主的精神都是让我们所欣喜的.)

fairystone

先回帖再看

iamwill

转自胡缠的博客, 原因是前短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有感触,也联想到一个症候群,可是怎么想也想不出名字,经过胡缠提醒豁然开朗.

正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熟悉的人应该不少，但是放在这个爱国爱的咬牙切齿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重新读，还是很有新意的。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一切，原来，都出于虐待。】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三个人质为甚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都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国的“新人民军”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抢劫银行，感谢恐怖份子。对一个长久的施暴者不杀的恩威，觉得是一种慈悲，不止一两个人质，在地球上，还有长久匍伏在暴政之下的一些古老的民族。他们的苦难太长久，他们已经放弃了自由的希望，不要怪他们为什么甘心自我作贱，他们患了“斯德哥尔摩心理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定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