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文摘 [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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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库勒的梦中发现之谜
                                          ·方舟子·
    你很可能在中学化学课堂上听到德国化学家凯库勒（1829～1896）在梦中发现苯环结构的故事。如果你的化学老师忘了讲，那么你很可能在某一本面向少年儿童的科普读物中读到它。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已知一个苯分子含有6个碳原子和6个氢原子，碳的化合价是4价，氢则是1价，有机物的碳原子互相连接形成碳链，那么在饱和状态下每个碳原子还应该与2个（在碳链中间）或3个（在碳链两端）氢原子化合，算上去6个碳原子应该和14个氢原子化合，比如己烷就是这样的。苯分子只有6个氢原子，说明它的碳原子处于极不饱和状态，化学性质应该很活泼。但是苯的化学性质却非常稳定，说明它和不饱和有机物的结构不一样。
    苯究竟有什么样特殊的分子结构呢？这个问题把当时的化学家难住了。凯库勒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故事说：一天晚上，凯库勒坐马车回家，在车上昏昏欲睡。在半梦半醒之间，他看到碳链似乎活了起来，变成了一条蛇，在他眼前不断翻腾，突然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环……凯库勒猛然惊醒，受到梦的启发，明白了苯分子原来是一个六角形环状结构。
    凯库勒是在1865年发表有关苯环结构的论文的。1890年，在柏林市政大厅举行的庆祝凯库勒发现苯环结构25周年的大会上，凯库勒首次提到了这个梦。和后来的流行版本略有区别的是，他说他是在火炉前撰写教科书时做的梦的。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不仅一般人觉得有趣，心理学家更是对它感兴趣。一百多年来，众多心理学家在提出有关梦或创造性的理论时，都喜欢以此为例。据说它是研究创造性的心理学文献中被举得最多的一个例子。
    一个人是否做过某个梦，由他说了算，空口无凭，别人不好判断真假。凯库勒既然在25年后当众亲口说他做过这么个蛇梦，我们看来只好相信他了。不过凯库勒做的可不是一般的梦，而是与科学发现有关的，那就有可能找到支持或反对它的间接证据。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化学教授约翰·沃提兹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凯库勒留下的资料做了透彻的研究，有众多间接证据能够证明凯库勒别有用心地捏造了这个梦故事。
    其实关键的证据有一条就够了。凯库勒说他是受梦的启发发现了苯环结构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凯库勒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苯环结构，而且凯库勒还知情，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凯库勒没有说真话。事实的确如此。沃提兹发现早在1854，法国化学家奥古斯特·劳伦在《化学方法》一书中已把苯的分子结构画成六角形环状结构。沃提兹还在凯库勒的档案中找到了他在1854年7月4日写给德国出版商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出由他把劳伦的这本书从法文翻译成德文。这就表明凯库勒读过而且熟悉劳伦的这本书。但是凯库勒在论文中没有提及劳伦对苯环结构的研究，只提到劳伦的其他工作。
    所以，凯库勒是没有必要从梦中得到启发的。凯库勒编造这么个离奇故事的原因，可能正是为了不想让人知道他的重大发现与法国人有关。在当时的德国反法情绪很盛行，年轻时曾在巴黎留学的凯库勒也受到感染。沃提兹发现凯库勒在一封信中把法国人叫做“狗崽子”。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剽窃行为。
    在凯库勒之前，还有别人提出苯是环状结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化学家约瑟夫·洛希米特，他在1861年出版的《化学研究》一书中画出了121个苯及其它芳香化合物的环状化学结构。凯库勒也看过这本，在1862年1月4日给其学生的信中提到洛希米特关于分子结构的描述令人困惑。所以即便凯库勒在1865年时已忘了劳伦提出的苯环结构，也还可以从洛希米特的著作那里得到启发，不必靠做梦。不过，洛希米特把苯环画成了圆形，而劳伦则是画成正确的六角形，更接近于凯库勒提出的结构式。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凯库勒是从劳伦那里抄来的想法。
    1990年，在沃提兹的组织下，美国化学协会举办了一次关于苯环结构发现史的研讨会。自此真相该大白了吧？并不。不仅科普文章、大众媒体继续对凯库勒的梦津津乐道，科学史学者、科学哲学家、心理学家也继续煞有介事地研究凯库勒的梦。我查到在1995年《美国心理学杂志》还刊登了一篇长达20页的研究“凯库勒发现苯分子结构的创造性认知过程”的论文，探讨凯库勒的梦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2002年举行的第4届创造性与认知国际会议上也还有人举凯库勒的梦为例。一个有趣的虚构故事是很难被枯燥的事实真相所取代的，尤其是当它可以被用来做为支持自己的学说的例证时更是如此。

2008.2.4.
（《中国青年报》2008.2.20）

转载自新语丝

[ 本帖最后由 iamwill 于 2008-4-5 18:35 编辑 ]

bswh1998

抢你沙发发的身份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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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趣闻]没有统治者的和谐社会
                          ·方舟子·
    在人们的心目中，沙漠是没有生机的。其实并非如此。在美国亚利桑那的沙漠，光是生活在那里的蚂蚁就有100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以采集种子为生的红色收获蚁。夏天雨季是它们的繁殖季节。每个夏天，一旦开始下雨，长着翅的年轻蚁后和雄蚁就试图飞出巢寻偶，但通常被工蚁给硬拽了回去。突然有一天，一般是在第二或第三场雨之后第一个晴朗的下午，各个巢中的年轻蚁后和雄蚁似乎不约而同地都被放了出来，开始了它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的飞翔。成千上万只年轻蚁后和雄蚁密密麻麻地飞到同一块地方交配。
    交配之后雄蚁继续聚在一起等死，它们只能再活一两天。蚁后则分散飞走，独自找个合适的地点降落下来，脱掉翅，开始挖巢。在这个过程中，绝大部分蚁后都被鸟、蜥蜴吃掉，或被同种、异种的工蚁杀死了。只有不到1％的年轻蚁后设法挖好巢躲起来开始产卵，等到工蚁孵化出来，日子就开始好过了。这些劫后余生的蚁后能够活上15～20年，最多的时候一个蚁巢能够同时有上万只工蚁忙进忙出。
    年轻的工蚁只在巢内活动，负责照看蚁后、幼蚁和储存食物。年纪大一些了才开始参与外部事务。与外部有关的活动分为四种：每天早晨几只工蚁先出去侦察周围的情况；然后负责采集的工蚁再成群结队地到侦察蚁指定的地点搬运食物；另有一些工蚁负责巢的建造、维修工作，把挖出的土搬到洞口倒掉；还有一些则是清洁工，负责把巢里的垃圾清理出去。
    哪一只工蚁干哪一项工作是不是天生就决定了？或者虽然不是天生的，但是一旦选择了做哪项工作就终身不变呢？在通常情况下工蚁选择了干哪一行似乎就一直干下去，但是长期研究收获蚁的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黛博拉·戈登用一系列实验证明工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按一定的规律变换工种。
    戈登给不同工种的工蚁用不同颜色的涂料标记，以便追踪它们。她在蚂蚁的采集地点放上许多种子，让蚂蚁知道有了新的食物来源。这时，侦察兵、维修工和清洁工都纷纷改变角色，参与抢运这些食物。在另一个实验中，戈登从附近抓来10只与收获蚁竞争食物的另一种蚂蚁，放在收获蚁巢的周围。收获蚁发现这些竞争者后，派出更多的侦察兵，其中有的是维修工和清洁工变来的。戈登做的第三个实验是在蚁巢洞口放一些牙签，增加维修工的工作量。为此参与维修工作的蚂蚁增多了，但是新增加的维修工都是没有被标记的，它们是从本来只负责洞内事务的年轻工蚁转变来的。
    这些实验结果表明，工蚁是会变换工种的，但是不同工种的级别不一样：维修工的级别最低，只能从年轻工蚁那里获得补充，维修工一旦改而从事其他工种，就不会再回头去做维修工了；而采集工的级别最高，采集工是不会再改而从事其他工种的，即使其他工作有需要，它们宁愿闲着也不去帮忙。采集食物是蚁巢的头等大事，也是最辛苦的工作，采集工要摆这样的架子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由谁来决定哪只工蚁从事什么工种或变换工种呢？你可能会想到蚁后。其实蚁后的“后”是人类所赋予的，她并非蚁巢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生育机器，除了进食和产卵，几乎不会干其他任何事情。她不可能了解蚁巢和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也不可能对工蚁发号施令。事实上，大部分工蚁在出生后就与蚁后失去了联系，特别是在成为采集工之后，就只待在洞穴靠外的部分，连洞穴深处都不去了。
    不可能有哪一只蚂蚁能够管理一万大军。在蚁巢中没有统治者或管理者。每只工蚁要从事什么工作，是它自己决定的。那么它如何决定是继续现在的工作、闲着还是改换工种？这可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环境因素（发现新的食物来源、竞争对手等等）的直接刺激，另一个是间接从其他工蚁那里得来的信息。观察过蚂蚁的人都会注意到，蚂蚁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是互相碰触角打招呼，这实际上是在闻对方身上的味道，从中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同一个巢的、在从事什么工作、是否成功等信息。
    一只闲着的工蚁其实并没有完全闲着，还在不停地和经过的工蚁打招呼。它可以根据它接触到的某个工种工蚁的数量、接触频率和它们的状况来决定自己是继续闲着等待从事同一工作，还是立即改变工种。比如说，我们可以设想，一只闲着的维修工如果接连碰到5只成功运回食物的采集工，它就知道采集工作很繁忙，自己有必要也参与进去。计算机模拟表明，每只工蚁都遵守类似的简单规则，就会出现人们观察到的有序变化。
    只要每个成员都自觉地严格遵守同一套规则，那么不需要有统治者，整个社会也可以有序地运行，甚至比有统治者的社会还和谐。这也许让人羡慕，可惜人不是蚂蚁：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2008.1.31.
（《中国青年报》2008.2.13）

转自新语丝

[ 本帖最后由 iamwill 于 2008-4-5 18:56 编辑 ]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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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

《人民日报》1950年就外蒙古问题答复中国读者


来源：《人民日报》1950.02.24 作者：胡华

有人问：“蒙古是什么时候独立的呢？她为什么要独立呢？”


大家知道，蒙古曾侵入中华建立过元朝。明太祖即位后元朝灭亡，满清兴起后，又被满清占领统治。蒙古人民长期在本族统治阶级和异族统治的奴役压迫下，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

到一九一一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蒙古是不是解放了呢？没有的，相反的它更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争夺的对象。当辛亥革命十月中国武昌起义时，蒙古的统治阶级——王公、便利用这个机会，以“独立”的名义，投入帝俄的怀抱。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却利用了白俄反动将军谢米诺夫，窃据蒙古，和苏联红军作战，到一九一一年才被苏联红军击溃。谢米诺夫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了中国北洋军阀安福系将军徐树铮侵入蒙古，在那里建立了亲日的军事独裁。

安福系在中国北方失势之后，日寇复扶植谢米诺夫的一个助手——温根男爵，盘踞蒙古。蒙古人民受这样长期的侵略掠夺，什么时候才起来革命获得解放的呢？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劫掠，为了解放蒙古，蒙古贫苦破产的牧人和广大的下层职员、喇嘛、便在却伊巴桑等蒙古革命者领导下，在一九二○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发动游击战争。

侵略者统治着虽然用各种野蛮的屠杀，死刑和迫害来对待蒙古革命者，但蒙古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游击队却日益壮大，到一九二一年的三月便举行了一个游击队和恰克图附近的盟族的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的革命政府，会上并以大多数决议，请求苏联的帮助。

在三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间，蒙古革命游击队便攻占了恰克图，不久，又先后击溃了中国北洋军阀侵略军万余人，日寇扶植的白俄温根男爵反动骑兵一万一千人，在战争过程中，苏联红军曾出兵援助蒙古革命游击队，使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蒙古已宣告了独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的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对蒙古的独立是承认的，因为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承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



“那末，正式承认蒙古独立问题为何一直拖到一九四五年呢？承认经过如何呢？”

由于在一九二七年叛卖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一直坚持大汉族主义，所以不肯承认蒙古独立。而蒙古从革命以来，在苏联的友谊帮助下，内部已建设的很强盛；对牵制打击日寇保卫远东和平，有也很大的贡献，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军曾两次击退了日寇在蒙古国境内东部的挑衅行为；一九三九年在诺门坎，苏军蒙军并肩作战，给进犯的日寇以严重的打击。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远东红军和蒙古革命军对百多万日本精锐关东军的牵制，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帮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又对日宣战，配合苏军，联合东北抗日联军，出兵夹击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建立了卓著功勋。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应该正式承认蒙古的独立，这是义不容辞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双方又交换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的问题”的文书。在文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声明：“……由于外蒙古人民屡次所表示出的对于独立的热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失败以后，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决证实此种热望时，那么，中国政府将承认具有其现时境界的外蒙古之独立。……”

“投票公决”的结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举行的蒙古人民投票的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赞成独立，连国民党政府派去监票的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也对投票手续表示满意（见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库仑电）。

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有人说：“蒙古独立是不是被苏联吞并去了？”


这种怀疑是错误的。苏联政府在交换文书中讲的很明白，他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要知道苏联决不会趁此机会，把蒙古作为自己领土的。决不会像有些人所想，像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廷承认“朝鲜独立”的结果一样。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侵略任何国家的必要和野心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



有人说：“蒙古独立是破坏了五族共和的国家”。“五族共和”原是民元时代许多革命党人所标榜的，但自民元以来的有过“五族共和的国家”吗？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统治也好，蒋介石新军阀统治也好，什么时候有过“五族共和”呢？什么时候不是以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别的少数民族呢？难道这些民族的被压迫人民不应起来自求解放吗？自求解放就是“破坏”吗？



有人说：“蒙古不应自己先独立，应该和全中国一起解放，一起走到共产主义。现在自己单独解放，第一是闹‘宗派主义’，第二是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


我们知道，蒙古是一九二一年就解放了，我们全中国呢？如果今年全国解放，也已经是一九四九年了。蒙古人民难道应该为了不被我们扣“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帽子，而去多受二十七年的罪吗？当全中国还没有解放时，他们人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了，又有苏联帮助他们建设，把落后的蒙古变成进步的蒙古，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非等着我们汉人去解放他们才能解放吗？还是给他们规定一条纪律，说是：“在汉人未解放前，你们蒙古人不得解放”才对呢？

至于全中国解放后，还是和中国联合起来，作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联邦之一呢？还是不联合自称一国呢？这应有以后蒙古人民自己决定。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各民族是可以自由联合、自由分立的，谁也不能强迫谁。说一定必须和我们联合才对，那是不对的，不合国际主义精神。不过自然，如果大家都在共产党国际主义原则的领导下，那么联合、合作都不成问题的，看怎样更对人民有利而已。（在北京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讲，戴逸彦奇整理）

（人民日报1950年）

bswh1998

原始股，好东西，稀饭

葫芦娃

楼主真帅哈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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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重读《第三帝国的兴亡》

傅国涌

     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是20世纪人类的一大灾难，他屠杀了至少500万以上的犹太人，80万吉卜赛人，200万以上的波兰人，600万的苏联战俘和平民（不包括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近2000万士兵的死亡，还有2000万妇女、儿童、老人在战争中死亡的。在人类历史上杀人之多能与他比肩的只有斯大林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最近重读美国威廉·夏伊勒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我感到这场人类的大灾难不仅是由希特勒个人造成的，德国整个民族、德国的民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德国的民众将希特勒推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上台代表了当时民心所向，这才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对此，本书作者说“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265页）

魏玛宪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废墟上，在战胜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坚决主张废除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大压力之下，1918年11月，德国出现了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执政的共和国，他们在军方的支持下把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试图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努力绞杀在血泊之中。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了一部民主的宪法，这就是历史上的 “魏玛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二十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85页）它的内阁制政府是效法英、法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是学习美国的，人民复决制则借鉴了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浪费选票，同时使少数派也能够拥有议席。
    魏玛宪法宣布“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年满二十岁，不分男女，都享有选举权；“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不可侵犯，所有人都有权自由表达意见，结社或集会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从字面上看这部宪法是动人的，德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完全可以与美国比较，德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是在这种精妙的德国式设计中，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比例代表和选举名单制虽然可以防止选票的浪费，却造成了为数众多的分裂小党派，使国会常常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导致政府不断更迭。宪法主要起草人雨果·普鲁斯教授曾主张解散普鲁士等单独的邦，改为行省，加强中央集权制，但被国民议会否决。宪法规定总统有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三任总理都是未经国会授权，而是应用这一条款行使行政权的，实际上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民主议会制度就已经寿终正寝了。所以人们常说是魏玛宪法本身埋葬了魏玛共和。
    此外，按照魏玛宪法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议会，但事实上军官团（及参谋总部）是反对共和的。“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90页）还有德国的司法系统、警察系统、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等等，都是反民主的势力，而在德国所有这些强大的旧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他们——民族主义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力量，在这个国家中是最强大的。所以魏玛共和国一诞生就摇摇欲坠。

希特勒的纲领

    凡尔赛和约给德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马克贬值、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给德国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马克最后崩溃，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工业巨头、陆军从中反而得到了好处，普通民众却在痛苦和绝望中抛弃了共和国。希特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政治冒险家生涯。这个来自奥地利，一无所有、曾经是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1919年在慕尼黑参加了一个成立不久、微不足道、还不到100个人的小党——德国工人党。他从未施展过的演讲和组织天赋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很快就成为党的领袖。
    他以典型的政客手法提出了党的25点纲领，这个纲领无所不包，几乎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每一项要求，，它能够把农民和大地主、小业主和大实业家都统统拉在一起。所以他的无所不包的纲领实际上是模糊、不确定的，因为任何明确而肯定的纲领都会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到1933年竞选时他干脆拒不宣布纲领，说“所有纲领都是无用的，真正决定性的东西是人的意志，稳当的眼光，男子汉的勇气，笃守信仰，以及内在意志——这些才是决定性的东西。”贯穿希特勒思想的中心就是血与土，即狂热的种族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这在当时的德国不仅吸引了陆军、工业巨头，对广大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众也有巨大的号召力。
   希特勒还在“德国工人党”前面加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词（National  sozialistisch），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令人谈虎色变的纳粹（Nazi）不过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有位著名的学者说，按德文原意应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缩写的音译。如果光看名称，我们还以为他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在希特勒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不过是宣传，是他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民众的手段，无非是用来骗取广大工人的选票。
   希特勒要搞种族清洗，要扩张生存空间，发动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战争，这些都明白地写在他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在狱中开始口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而德国民族还是把他推到了国家权力的宝座上去，这个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民主程序

    1924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得到近200万张选票；12月，纳粹党同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参加选举，所得选票不到100万张；到1928年5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只得到81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只有12个席位，是位居第九的最小党。
    希特勒1924年底一出狱，就恢复了《人民观察家报》，着手出版《我的奋斗》，创办《国社党通讯》，通过魏玛宪法赋予他的言论、出版自由，大力宣传他的种族主义。党员人数也稳步上升：
    1925年，27000人；
    1926 年，49000人；
    1927年，72000人；
    1928年，108000人；
1929年，178000人。
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会，工人失业超过了600万，人民的苦难成为他实现野心的台阶，希特勒大喜过望，他要把这一切转化为支持他的政治力量。从1930年到1933年他离权力越来越近了。
    1930年9月，纳粹党得到了6409600张选票，107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这次选举的获胜不仅说服了千百万人民，也说服了企业界、陆军中的领袖人物。它极大地唤起了德国古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感情，由于他承诺既摆脱共产主义，又摆脱民主政体的软弱无力，很快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潮流。
在1932年3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希特勒得票11339446，占30.1%，仅次于兴登堡（得票18651497，占49.6 %）；4月的第二轮投票中，兴登堡得到19359983张选票，占53%，当选总统，但位居第二的希特勒也得到了13418547张选票，占36.8%。
同年7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1374500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4%，在国会608个席位中拥有了230席，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11月重新举行的选举，虽然丢了200万张选票，丧失34个议席，但依旧是国会第一大党。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268页）。“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十四年来徒劳无益地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263页）德国人民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尽管它最受民众拥护的1932年7月也只得到37%的选票，但是另外63%的德国人民四分五裂，目光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危险。在左派、右派之间，德国也没有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级，德国的民主制度似乎注定了要垮台。德国的、也是人类的灾难就此降临。
1933年3月举行的最后一次民主选举中，纳粹党得到17277180张选票，占总数的44%，拥有国会288个议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3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就是这样一步步通过民主程序掌握了政权。

极权主义

希特勒上台后，就着手解散其他党派，先从共产党下手，摧毁了所有其他政党，最后只留下了他的纳粹党，并用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取消联邦制，摧毁了在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地方独立自治权的邦政府和他们的议会；取缔了工会和一切结社自由，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出版自由，完全控制了新闻、舆论；扼杀了司法独立；把犹太人赶出了政治生活和自由职业界；他通过冲锋队、党卫军、秘密警察和集中营，进行残酷的种族和政治清洗，实施恐怖统治（冲锋队本身也遭到血洗）；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一体化......一句话，他彻底推翻了魏玛共和国，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极权主义统治时期还举行公民投票。
1933年11月，德国选民中有96 %参加投票，其中92 %赞成几乎是清一色的纳粹党国会候选人名单，甚至在达豪集中营里关押的2242人中有2154人也投票赞成那个把他们拘禁起来的政府！在舆论一律的纳粹德国，希特勒得到压倒多数的拥护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1934年8月2日，87岁的总统、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元帅去世，三个小时后希特勒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合并为一，称为元首兼国家总理。这个时候军队如果要推翻纳粹政权还是易如反掌，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德国人民则在半个月后举行了投票表决，95%的合格选民中有90%（3800多万人）支持希特勒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只有425万德国人投了反对票。魏玛共和的民主程序葬送了它自身，德国人民在掌声中把希特勒推上了权力的顶峰。当然，希特勒上台后就推翻了民主制度，他的那些灭绝人性的暴行，他发动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这一切既不能由民主政治来负责，也不能由多数德国人民来负责。

经济奇迹

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时失业率为33%，达600万人，1933年底就减少了1/3，以后逐年减少，1937年已减少到100万人不到。 1933年到1938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平均年增长率11%，生产资料的增长尤为迅速，5年里翻了一番。国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给大工业家也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民众“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不再有挨饿的自由”，到1938年失业率仅为1%，失业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工人失去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生活却有了提高。德国人民几乎被表面上强调社会福利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所陶醉了。这一切仿佛奇迹一般，创造了希特勒的神话。如果说人仅仅是经济动物，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那么纳粹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辉煌。
纳粹的经济奇迹首先归功于金融奇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他通过大量扩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营企业的政策，来扩大就业。以大量发行纸币作为资金。同时大规模地重整军备。“把他世所公认的金融奇才的浑身解数都施展了出来”，大量发行纸币只是他的绝招之一。“他操纵通货的神通之广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据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有一个时期德国的货币竟有二百三十七种不同的价值。”“他为一个没有流动资金和几乎没有财政准备金的国家创造信用的本领真是一种天才的杰作。”（369页）他发明的“米福”票就是用来支付重整军备的票据，居然骗过了全世界。
虽然在二战后的纽仑堡受审时，沙赫特否认他曾参与过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阴谋。但他确曾担任纳粹德国的国家银行总裁、经济部长、战时经济全权总代表，以自己的声望和过人的才智为希特勒发动全面的战争在经济上准备了条件。

“出卖灵魂的景象”

希特勒确实迫害了许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如爱因斯坦、弗朗克这样的物理学家，哈伯尔、瓦尔堡这样的化学家都被迫退休或离开了德国。但是也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成为纳粹的帮凶。如物理学家勒纳德、斯塔克，尽管他们都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是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科学家。还有托马希克等，他们提出了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荒唐的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等。
1933年秋天，有960个教授在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艺术史学家平德尔、医学家沙尔勃鲁赫教授这些学界名流的带领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大物理学家海森堡也曾经拥护纳粹，为纳粹工作，和其他拥护纳粹的物理学家一起参与为纳粹制造原子弹。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约当（Jordan）甚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竭诚的突击队员”。更有沙赫特这样为希特勒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经济学家。 “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也许在他们看来纳粹专制之下知识分子作出这些选择都是正常的，不仅可以体谅，而且无可指责。灵魂的堕落莫此为甚，所以我们听不到多少真诚的忏悔，象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样能在垂暮之年说出几句真话的书也是凤毛麟角。他们甚至还会在骨子里为人类精神的耻辱一页辩护，笑话西方人没有经历过纳粹专制那样的黑暗，不理解那些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真正的反省，总是在自我原谅中一次次、一代代地放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应尽的责任。所以在灾难降临时分，我们总是只能看到一些小人物站出来说真话，用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作代价表达他的良心，林昭、遇罗克、李九莲......，面对这些名字我不知道知识分子们的内心是否有过不安？今天面对德国知识分子当年在纳粹暴政下的屈从和助纣为虐，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句颠扑不破的箴言：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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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良民考之一、二


--梁文道


「香港良民考」是一個在明報連載的評論系列，我希望在這裏總結自己對於主流論述中呈現的一種香港人類型的思考，歸納其他評論家和學者的相關說法，以便於我們在日後呼喚另一種香港人主體性的工作展開。以下文字經過修改，與原載情况略有不同，請大家留意。

一.


  拙作〈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刊出之後（《明報》2007 年8 月2 日），幸蒙曾鈺成先生垂注，在亞洲電視的評論節目《你有理講》花了好幾分鐘回應。他先是說： 「唔睇梁先生篇文，我都唔知道原來守住皇后碼頭班後生仔咁有料到喎」，然後對準我說朱凱迪懂波斯文這點，推論「原來要懂波斯文才有資格談保育，那麼全體立法會議員和全港市民都不能談保育了」。最後，他還加了一個按語： 「既然全港市民會波斯文的人這麼少，那麼是不是就不用搞普選了呢？」

  我相信凡是看過拙作的讀者都知道我的邏輯絕非要先學會波斯文才有關心文物保育的資格，聰明的曾鈺成先生自也不可能誤會這點。我猜他多半只是想用他一貫的幽默手法帶出另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本土行動」這幫年輕人的理論太過深奧了，所以市民大眾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因此市民大眾也就很難同意他們的行動了。本來曾先生意在調侃，我是不應該很不識相地認真回應的，可是他這番言外之意卻又很值得引申探討，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從他的說法開始，研究一個對香港社會而言相當重要的課題。

  執筆之際，馬力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剛剛傳出。在香港「愛國愛港」的陣營裏面，馬先生可說是出類拔萃的英才，他的離去不禁令人替這個陣營的未來擔憂，到底「青年民建聯」培養的接班人現在身在何處？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又有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價值觀，對它有個確切的掌握呢？就以近日的「皇后碼頭事件」為例，《文匯報》的周八駿先生也已經看到「政治代溝」的問題了（見《文匯報》07 年8 月8 日），民建聯呢？多年以來，蔡素玉議員從樹木的保護一直關心到海港的規劃，而「嫻姐」陳婉嫻投身九龍衙前圍村的重建問題更是少說也有10 年了，為什麼擁有這兩名女將的民建聯不只搶不到近期熱門的「保育」議題主導權，甚至還給人一種反對「保育」的印象呢？何以這兩位議員都曾表態支持「本土行動」捍衛皇后碼頭的主張，最後卻分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關鍵投票上棄權和缺席呢？假如我像曾先生一樣，衷心盼望「愛國愛港」力量的壯大，這時候恐怕就不會把時間花在報端一篇作用不大的文字上了。

  其實曾先生還真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有不少市民都覺得「皇后碼頭事件」很無聊。因為這個碼頭既不優美也沒有太過長久的歷史，更何况保存它還會阻礙發展，使得中環的交通更為堵塞。不過，只要稍稍花點工夫看過「本土行動」及其支持者的文章，就該曉得不僅填海修路與保存碼頭沒有衝突，這座不太起眼的建築更是別有一番歷史價值。關於歷史價值這點，支持政府的市民自然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讓大家辯論一番。然而又有很多人和曾先生一樣，覺得對方的說法太過玄奧抽象，脫離了一般大眾的理解範圍。

  回顧整個討論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反對保存碼頭的論者與對這個課題不感興趣的市民，其實都沒有認真看過聽過另一邊的論據，所以真正嚴肅的論爭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原因到底是「本土行動」的說法太深奧，還是大家不願意去聽呢？我同意葉秋兄的意見， 「保育」一方的確沒能成功地把論點包裝成容易消化和售賣的信息（見《明報》2007 年8 月3 日論壇版）。可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抹煞根本不願意去聽另類意見的可能。

  為什麼我們參與辯論，但卻不願去聆聽和理解對手的論據呢？先撇開複雜的心理因素不談，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先把守在皇后碼頭的那群年輕人看成了不用理會的「搞事分子」呢？在香港這塊地方，大家很習慣地把示威集會的人當作「有破壞沒建設」的搞事分子，動輒批評他們的行為太過激進失去理性。用張健波兄和馬家輝兄的字眼，這種人通常也叫做「刁民」。反過來說，不上街不「搞事」不和政府對幹，最多偶而寫信投訴的則是「良民」了。比起激動的「刁民」， 「良民」不只守秩序，而且還天然地有理性。既然「良民」是理性的，早被預判為不理性的「刁民」的道理還用得聽嗎？所以我們在整場「皇后碼頭事件」裏最常聽見的一句批評就是「都唔知班友搞乜，係度搞搞震阻住晒」，一方面不知道那班人在搞什麼，但另一方面卻又可以肯定他們是破壞大局的滋事分子，這不是很奇怪的邏輯嗎？

  曾鈺成先生那番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一方面似乎在代表市民大眾中的「良民」說話： 「我都唔明你班人講乜」；同時則在這種代表關係上用言語反過來塑造了典型香港「良民」的形象。這也是我們很常見的論述方式，也就是讓自己先和普羅大眾掛鈎，再把普羅大眾形容為一種既聽不懂深奧大道理，也不願意去聽懂它的普通人。在過去數十年來，這類「我讀得書少，唔好呃我」的普通人形象不斷重複出現在媒體之中。談到文化藝術，固然有一些本身飽讀詩書的大人物常把「唔好玩深奧，啲香港人唔明」奉為金科玉律；至於複雜的公共事務，同樣有很多政客和意見領袖喜歡把香港人說成一種只是關心個人生活，不想管「政治」更沒興趣去了解它的冷漠「良民」。我不懷疑這種「良民」是昔日香港社會的主流，但我們也應該小心這種「良民」的形象是怎麼被塑造出來，乃至於被認定是主流的。曾先生那番言論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了，他沒有正面回應對手的論點，卻把注意力放在怎樣拔高對手的形象，將他們描述成一群脫離大眾的「知識分子」（很有趣的是這4 個字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貶義詞），然後再自比為普羅百姓的一分子，以便製造「你的道理沒人要聽」的效果。

  為了豐富我們對這類「香港良民」的理解，我還可以再引用另一個例子。在各種批評「本土行動」的聲音裏面，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這樣的： 「中環舊郵政總局和利舞台不是更有保育價值嗎？為什麼你們當年不站出來，現在卻要去皇后碼頭搞事呢？」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自然是強調年紀的差別，現在主張保留皇后碼頭的年輕人當年要不是還小，就是根本還沒出生；除非有時光機器，否則你怎樣叫一群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去守衛早已拆卸的郵政總局甚至尖沙嘴火車站呢？

  但這個問題更有趣的地方在於提問者似乎不反對保育的重要，他只不過覺得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應該被保留下來罷了。我建議所有抱持這類想法的人都該拿這個問題反問自己：如果利舞台、郵政總局和尖沙嘴火車站那麼美好那麼有價值，為什麼當年我不發聲捍衛它們？為什麼當年我不站出來呢？可能的答案之一就是當年我們並不看重保育的價值。沒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在有機會為利舞台的保存做點事的年代都沒有走出來，所以它只能在一片惋惜聲中消逝遠去。然而這正好也證明了保育確實是個新觀念新價值（起碼對香港的主流社會而言），所以它是下一代人的目標。

  然而，更值得反省的是假如問這種問題的人當年就很憐惜舊建築舊空間，為什麼那時候他沒有試著提出過反對的意見？為什麼不願意以行動抗拒當局的行動呢？事實上，這種問題正好折射出「香港良民」的另一種性格，那就是不要妄圖改變現實，更不要反對當局的作為。如果政府設有某些上達民意的渠道，儘管它的效用成疑，我們也應該好好配合。如果政府並沒有就著我關心的議題廣開言路，那我就只好默默認命，承受失落。總之我們不能在一切現存的機制以外說太多話，搞太多行動，否則我們就不是「但求搵兩餐晏仔」的小市民了。


二.


  在最近紮鐵工人的罷工浪潮裏，最常聽見的其中一個評語就是「慎防政治化」了。什麼叫做「政治化」呢？原來只要有工會介入，而恰巧這些工會又是參與選舉的政黨性組織，這就叫做「政治化」了。為什麼我們要小心「政治化」呢？據說是因為工人的訴求一旦和政黨拉上了關係，一旦變得「政治化」，事情就會變得更複雜，更不容易解決了。雖然沒有多少人能夠說得清楚事情為什麼會變得複雜，也沒人能仔細說明它到底如何複雜；可是這種言論我們卻聽得很順耳，因為我們香港人都很不喜歡「政治化」的東西。

  為什麼誓保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本土行動」能夠得到這麼多的同情，即使是立場截然相反的政府官員也不得不稱讚他們的熱血呢？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夠「單純」，所謂「單純」指的就是沒有政黨背景。如果這件事的搞手不是一群自動自發的市民，而是政黨或相關組織，它就不可能得到那麼多的關注和同情了，因為它會變得很「政治化」很複雜。

  問題是假如紮鐵工人的罷工沒有政黨甚至沒有工會的參與，它就不算是政治了嗎？有些論者建議政黨應該縮手，留出空間讓政府去周旋，難道政府的介入就不是政治嗎？

  進而言之，直接讓工人和商界去談判難道不也是一種政治嗎？更準確地說，一個有工會組織工業行動的環境，並不比一個沒有獨立工會去帶頭搞事的地區更「政治化」（例如內地）；它們只是不同的政治罷了。一個容許工會活動的地方與一個不容許工會活動的地方的差異，不在於前者有政治而後者無政治，卻在於兩地政治的不同。政治，總是和利益的界定與分配有關。在一個工會相對自主的地區，有人代表工人的利益，使得權益的分配鬥爭變得比較複雜也比較均衡。在一個壓抑工會發展的地方，工人的利益也連帶地被壓制了，這時它的利益分配遊戲會變得比較簡單但也比較偏頗。

  過去10 年以來，有不少商人都嫌香港變得太「政治化」，發展速度快要比不上上海等內地大城市了，最明顯的例子是土地的取得不再像以前那麼容易，動輒就有人出來干擾反對，阻礙從前易如反掌的既定程序。可是放眼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有哪一個地方的土地收購程序是像香港這麼簡便的呢？有哪一個地方的政府是像香港這麼傾向商界的呢？就以近年相當受香港小資歡迎的東京六本木山為例，在它的整個重建改造過程裏面，光是與原有住戶磋商談判就花了10 年以上，這是否表示東京的環境很「政治化」呢？反過來看，這些人擔心香港老是議而不決，建設發展的進度恐怕很快要被內地趕上了。難道他們覺得像上海那樣，讓周正毅在陳良宇的庇蔭底下，完全不用理會居民的感受和訴求，迅雷不及掩耳地完成拆遷取地的程序才叫「進步」才不叫「政治化」嗎？

  為什麼有工會介入的示威遊行，我們會憂慮它被「政治化」；而沒有工會組織中介，讓個體工人直接暴露在資方權貴面前的安排，我們就不怕這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呢？這裏頭其實有著「政治的雙重禁忌」。

  首先，主流香港人一向就視政治為骯髒的穢物，把「政治化」當成一句罵人的粗話，人人退避三舍。最諷刺的是連許多明明自己在從政的人也要警告大家不要過分「政治化」。前特首董建華，更總想給人一種他其實不是搞政治的人的印象，彷彿這才像一個毫無私心的領袖。這是第一重禁忌，先把政治妖魔化，讓大家不願輕易觸碰。

  其次，我們習慣把政治圈定在一個很狹小的特定範圍裏面，將很多本來就屬於政治範疇的東西非政治化。比如說工人的示威集會就是一種政治，而工會的參與則使得它更加政治化了；相反地，如果工人坐在房間裏和資方談判，即使有政府的中介主持，那也不算是政治。因為我們很詭異地將政府當成一具行政管理機器，一個服務市民滿足大家需要的中性機構，卻不認為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管治組織。英國殖民當局最成功的其中一項作為就是令大家以為政府是個超然於一切利益之上的仲裁者和管理者，它只負責行政卻與任何政治立場無關。誰要是有心阻撓它的運轉，誰就是在搞政治。這就是政治的第二重禁忌了，將許多政治遊戲的方式與過程命名為行政程序，用「共建繁榮」或「謀求繁榮」一類假大空的詞語來掩蓋既定的利益取向；然後就可以把有異於這一切的干擾因素歸在該譴責的「政治」名下了。

  所以當我們警告工人們不要太「政治化」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為他們劃下一道不可踰越的界限。界限以外，就是一個很可怕的領域了，那不是一個正常香港市民該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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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高考

[来源]上海热线
原题：《万恶的高考》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授权转载]

    最近大家都在说高考30年的事情，每个高中毕业的人都经历过高考，如果让每个人写一篇回顾参加高考的文章，估计都能写成血泪史。我回忆了很多那时的经历，发现自己参加高考好像就是稀里糊涂过来的，没什么血泪斑斑的经历。

　　我们那年高考招生比例是理科2.3：1，文科1.7：1，但凡平均分能及格的人，都能有学上。据说当年江苏湖北之类的地区高考招生比例在500：1，首都就是好，考大学比地方容易，要感谢我爸爸有远见，把我从东北山沟里拖到了北京，我也要感谢自己很不理智地选择了学文科。

　　我上高中之后，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原来觉得自己挺聪明的，记性挺好的，可是到了高中，学习开始吃力，我的理科比较好，因为不用死记硬背。但是高一的时候，我被物理老师当众羞辱了一次，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老师，居然当众羞辱我，这让我无法接受，当时我就发誓，再也不上她的课。这样，唯一的选择就是：学文科。可是我的数学、化学、生物成绩都很好，语文、政治、地理、历史成绩一团糟，学文科，这不等于给自己添乱吗。可是一想到物理老师，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他妈也学文。

　　稀里糊涂我就学文了。后来发现，文科班比较好玩，大家都比较活跃，在理科班的时候我都快憋出抑郁症了，文科班的同学都能玩得来，而且最主要的是女生比男生多。不过，好玩归好玩，考试成绩一直上不去，39个学生，我的名次总在35名左右，就像中国足球在世界排名一样，因为我除了数学不错，其他功课总是徘徊在剃刀边缘。我的语文成绩很差，但是语文老师比较喜欢我，我至今不明白语文老师为什么喜欢我，我上语文课除了捣乱之外，没有给她留下别的好印象，都上高三了，我还不会写作文。

　　文科班我最喜欢上的课是数学、地理、语文，最讨厌的是英语和政治课。每次考试，我基本上保持至少两门不及格，三门在60分左右，一门在90分以上（就是数学），这样的成绩，足以跟韩寒老师相媲美了。他数学差，语文好，我正好相反。

　　其实，数学老师一直喜欢我，十八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和数学老师历史性地在广场相会，我们见面，抱在一起，“师生”痛哭。这个数学老师一直对我偏爱有加，常常在放学后给我开小灶，把我叫到他家里，先训我一顿，然后给我出一套题，就这样，一直到我高考结束。

　　1986年3月8日，距离高考还有四个月，那天女生都放假了，我觉得无聊，便跟一个同学在楼道里闹了起来，这个同学在国际足联的排名跟我差不多，估计就是个阿曼、也门的水平，我拎着一把扫把，躲在一个拐角处等着这个同学露头，这时他出现了，我举起扫把，一个力劈华山，刚落到一半，我一看是数学老师，赶紧把手停下。老师见状，便说：“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当时不怕班主任，因为我跟班主任的儿子关系比较好，常去他们家玩，但是怕数学老师。我知道要出事，战战兢兢来到数学老师的办公室，等待发落。老师看着我说：“你觉得你能考上大学吗？”说实话，当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就我当时的成绩，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所以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很低，最多考上大专，最不济考上中专，反正毕业后有工作就行。数学老师接着说：“你要是用功，能考上个好学校，既然能考上好学校，干吗不用功？你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你就是不踏实。”数学老师从来不跟我讲大道理，他总是鼓励我。其实那时候我挺自卑的。

　　放学回家，我怀疑了一晚上的人生，决定开始念书，争取先考个大专。我开始找以前的课本，以前的课本都不知道被我扔到哪里去了，把家里的犄角旮旯都翻遍了，发现只找出了一半，然后又跟人东借西借，总算把一套教材凑齐了。这样，从1986年3月10日开始，我决定念书，不再闹了，争取考上一个毕业后管工作的学校。白天在学校上课，几乎学不到什么，我上课无法集中精力听讲，从小就这样，即便高考迫在眉睫，也静不下来。所以，只有回家后才能安静下来看书。可是那时候我还有个问题，不能熬夜，一到晚上10点半，眼皮就睁不开，必须睡觉，早上6点起床，人都说早上记忆力好，可我在早上什么也记不住，吃点东西就上学。到了学校几乎就是浪费时间，一天下来，也学不到什么，回家后只能靠晚上这四个小时来复习功课。四个月一共多少个四个小时是算得出来的，那么多要记住的东西，几乎是记不下来的。

　　班主任的儿子是历史课代表，这家伙有超常记忆力，地理、政治、历史课本，他能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原来我总跟他在一起复习，后来我觉得压力太大，他整个人就是一台照相机，过目不忘，我是拿鞭子抽都记不住，所以就不跟他在一起复习功课了。

　　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西城区搞了两次摸底考试，据说这两次考试基本上决定了你的高考成绩，以往都有过统计，高考成绩差不多就是这两次摸底考试的平均分，所以我非常重视，结果，两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加在一起，还不够总分，哈哈，这就是我未来的高考成绩——平均分不及格。这时候我才发现有压力了，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就算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可是没那个时间，一个月不到，还能干什么呢？

　　看着别的同学整天表情呆滞地背着各种公式和概念，一声不吭地为高考做着各种准备，我心里那叫一个凄凉啊，连平时跟我在一起玩的同学都不搭理我了，我要再不努力看书，毕业后就直接下岗了，根本用不着政府动员下岗。

高考填志愿，我的梦想就是考北大中文系，或者人大新闻系。数学老师问我，想报考什么专业，我二话不说：北大中文系，其实我知道，就我这样的成绩，只能考北大“准没戏”。数学老师问我：“干嘛考北大中文系？”我说：“想当作家。”老师说：“真正的作家都不是学中文的，比如韩寒。”我一听有道理，决定考人大新闻系，做记者是我的一个梦想，那时候我对“无冕之王”很向往，后来做了记者才知道，中国的记者都是被阉了一道才能说话，还无冕之王呢，只能算“无鸡之谈”。但是当时不知道未来什么样，就在志愿表上填了第一志愿：人大新闻系的新闻学专业。第二志愿填了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第三志愿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

　　班主任看了我志愿，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人大新闻系有多难考吗？就你这成绩，肯定不行，今年新闻学专业在北京只招8个学生，咱们班就有9个人报这个专业，你在这9个学生当中学习成绩最差。你能考上吗？”我一听也有道理，如果北京四中、八中、五中、实验中学、人大附中这类市重点再有几个人捣乱，根本就没我的戏。好吧，不考人大新闻系了，改考复旦新闻系。老师说：“复旦大学在北京只招两个学生，那可是上海的重点大学，你也考不上。还有，你干吗要学考古专业呢？那就是挖祖坟的专业，不要考。另外，我们做老师的累了一身病，不希望我的学生考师范大学。”我说：“老师，我喜欢当老师。”老师说：“为什么？”我说：“整天跟学生在一起多好玩啊。而且，如果我当班主任，看见哪两个学生互相喜欢，我一定让他们俩坐在一起。不像您那样，非要把人家分开。”老师一瞪眼睛：“冲你这样，也不能让你学师范专业，还有，你知道特殊教育是什么？”我说：“不知道。”老师说：“就是教聋哑人和弱智的学生。”我说：“那不挺好吗，他们也需要教育啊。以后要是有机会，我连黑猩猩都能教出人的样子。”老师又一瞪眼睛：“不行，一类院校必须重新填。”

　　妈的，后来我有两个同学考上了人大新闻系，我去看他们，同学跟我介绍说，你看见门后面下铺那哥们了吗，你要是考新闻学专业，就没他什么事了，他比你少25分，北京学生里面他分数最低。这哥们赶紧过来，握住我的手说：“谢谢啊，谢谢啊。”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唉，当时我要坚持一下，就跟我们老六是校友了。

　　无奈，我又把第一志愿填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又遭到老师痛批，数学老师说：“你看我，浑身都是病，当老师辛苦啊，你能考到更好的学校，就别考师范院校。”也是，看着老师花白的头发，虚弱的身体，在中国，当老师怎么就这么惨呢。不过我太喜欢当老师了，为了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也要当老师。其实当时我要坚持一下，就真的去师范大学了，就可以跟王小山、老颓、苗炜之流们做校友了。

  　一度，我干脆报了一个不靠谱的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一个提前招生的学校，那个来北京招生的人天天来学校找我，这事被数学老师发现了，老师很严肃地跟我说，但凡能考上正规大学，就别去这样的提前招生的学校。幸亏我没去，我这么自由散漫的人哪受到了军事化管理呢，估计一个学期就把我开除了。

　　万般无奈，我只好报考了一个看上去很像大学的学校：中国政法大学，但是第二志愿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志愿是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

   万恶的高考开始了，1986年7月7日，这一天，下雨，我妈特地给我做了好吃的，炒了两个菜，以前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这个待遇。我去高考的路上，黑云压城，大白天的所有的车都把灯打开了，路灯也亮了，看上去太恐怖了。连着三天下雨，老天都看不过去。第一门语文，交了卷子我就知道考砸了，顶多90分（120分满分）。考地理，我一看卷子，心里这个乐啊，高考前几天，地理老师发给我们一张卷子，也没说是什么，我回家没事做了一遍，不会的又找老师问了问，一看高考卷子，几乎和地理老师发的那张卷子如出一辙，后来我知道，之前凡是做了这张卷子的人都过了90分，没做的人都七十来分。考历史的时候，好几个填空我都不会，就在我发愣的时候，前面的同学钢笔掉地上了，当他哈腰拣钢笔的时候，正好看到他的卷子，那几个不会的填空被我看个正着，一共2分的题，被我捡回来了。考英语，我的愿望就是及格，结果还真及格了。英语老师说，你英语从来就没及格过，高考居然及格了。最让我舒服的是考数学，30分钟我就答完了，然后就趴在桌子上睡觉，以为自己能满分，结果错了一道填空题，被扣了2分。历史题白来的2分又没了。

　　第三天考试结束，我回到家里便看到了六门课的标准答案，对着答案一算，我能考478分，这个分数对北京的考生来说就意味着你能考上一个重点大学，我想，政法大学估计没戏了，但肯定能上师范大学。过了一周，有消息说，这次高考判卷比较宽松，还可以放宽标准，于是我又算了一下，觉得可以考498 分。分数下来，我一看就傻了，我考了536分，这个分数意味着，我不仅能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全国所有的大学我都能上。

　　原来学习成绩比我好的同学，好像考的都不理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想来想去，我发现，那一年教育部实行标准化考试，没人知道教育部会这样，所以之前的各种考试还照着去年的路子，所以我的成绩一直不好，标准化考试，不就是选择ABCD或者判断对错么，这个我擅长，所以我的成绩就好了。但是却上了一个不是自己希望上的大学。后来教育部知道了我这个情况后，为了能让考生去他想去的学校，专门做了一次改革，就是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再填志愿，这样就合理多了。

　　至今我觉得我高考很侥幸，之前没怎么学习，借着高考风格的变化占了一点小便宜，就这样上了大学，上学后更加放任自流，混了四年就毕业了，这辈子我就从来没有体验过寒窗苦的滋味。有时候看到某些人有艰苦的学习经历，我都打心眼里佩服人家。后来还真看了一部美国电影《寒窗苦》，讲的还是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校园生活的故事，看后感慨万千，瞧瞧人家美国学生，学法律多难啊，再看看我们，多容易啊。再看看人家的法治社会，是多健全啊，再看看咱们的法治社会，是多荒唐啊。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对从事法律行业的工作毫无兴趣，很快就改行了。

　　罗罗嗦嗦写了这么多，不是想炫耀自己高考的轻松经历，而是想说，这个科举制度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有时候它跟你的意愿正好相反。所以，那些准备高考的同学们，你们都有一个梦想，但是梦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却在另一个地方，高考只是一种人生的被动选择，将来还是要靠你自己去主动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晓峰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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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以下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美国物理研究所物理史研究中心主任斯宾塞·沃尔特（Spencer Weart ）的文章。原文是“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网站介绍的一部分，因此在文章中会有一些链接。该网站主要内容是基于沃尔特博士关于气候变化研究历史的书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内容可以打包下载（英文），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

全球暖化的发现历程

Spencer Weart

“对于一个富有耐心的科学家来说，揭开温室效应的秘密比任何最好看的神秘小说的情节都要更加激动人心。然而这却是一个漫长的阅读过程，有时候很多年都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当一个人意识到这次命运的主角不再是小说中的角色，而是安危未定的我们的星球和居住在上面的各个物种时，就会为碳之谜的缓慢破解而感到焦虑不安了。”— D. Schindler

引子：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怀疑人类活动可能会给气候带来改变。例如在19世纪，许多美国人相信砍伐树木会给一方带来更多的降雨。对于遥远的冰河时期的探索却证实了气候的彻底改变可能完全是由它的内在因素决定。那么这些改变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是因为太阳的热能波动？还是火山爆发喷出的遮天蔽日的火山灰？或者是山脉的隆起和下沉改变了风相和洋流？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空气自身成分的变化造成的呢？

1896年，一个瑞典科学家发表了一个新的见解：随着人类燃烧诸如煤炭之类的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气体被释放到地球大气层中，我们有可能会升高地球的平均温度。这个“温室效应”说只是当时关于气候变化的众多推测的一种，而且也缺少合理的论证。相反，科学家发现了很好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制造的排放并不会改变气候--至少大规模的变化没有数万年是不可能发生的。（译者按：主要是因为当时对于化石燃料的使用规模还很小）

1930年代，人们意识到美国和北大西洋地区自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有显著的升温。科学家推测这可能只是一些温和的大自然循环的一个阶段，原因也尚不明了。只有一个孤独的声音--业余研究者卡伦德（G.S. Callendar）坚持声称温室效应正在来临。然而当时的人们都认为无论是什么造成了变暖，如果它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能持续下去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

在1950年代，卡伦德的说法吸引了一少部分科学家使用改进的技术和计算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来自政府，尤其是来自出于冷战原因而对天气和海洋感兴趣的军方机构的研究经费迅速增长使这成为了可能。新的研究显示：与早先粗略的估算不同，二氧化碳确实可能在大气层中积累起来并带来暖化效应。1981年，不懈而细致的研究得出了结论--二氧化碳的浓度事实上在年复一年的增加，从而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接下来的一个十年里，一些科学家设计了气候的简易数学模型，反馈结果发现（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会使气候系统发生令人吃惊的变化。其他人则开发了一个独创性方法，通过研究古代花粉和化石贝壳来得到以往历史上的温度记录。研究显示严肃的气候变化确实有可能发生，并且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了，而变化时间则短到数百年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发现得到计算机大气总循环模型的支持，该模型是关于如何预测（或许还包括主动改变）天气的一个长期研究成果。

1967年的一个演算结果显示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平均温度会上升很小的几度。下个世纪还远着呢，而且这个演算明显是推测性质的。一些科学家小组评审了这个问题之后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任何政治上的行动，但是他们也促进了政府对需要采取更多研究工作的注意。

在1970年代初期，环保主义开始兴起，公众也开始担心人类行为对地球的影响。对气候的好奇转变为了急切的关注。而在温室效应之外，一些科学家指出人类活动不断使得灰尘和雾状颗粒物进入大气，它们阻挡了阳光并正在给世界降温。不仅如此，北半球天气的统计分析结果还表明一个降温的趋势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了。

大众媒体在对这个问题有限的报道上开始出现矛盾和困惑：有时候预测一个更温暖的世界，沿海地区会因为冰盖融化而被淹没，有的时候则警告灾难性的新冰川时期的来临。从美国开始，后来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都开始警告未来气候的若干变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威胁。唯一得到绝大多数科学家共识的是他们对于气候系统的了解太少了，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研究活动的确开始加速了，它甚至包括了一个庞大的数据采集计划，其中要使用漫游的国际海洋测绘船队和轨道上的卫星阵列。

早期的科学家还是在寻找影响气候的单一关键因素，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明白气候是一个受到各种影响的复杂系统。火山爆发和太阳辐射波动依然是变化的合理解释，而且有人认为这些影响可以使人类活动的影响相比之下变得十分渺小。即使地球轨道的微小改变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差异：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对于古气候的研究显示天文上的循环往复部分的决定了冰河时代的起始和终结时间。

显然，气候是一个无比精密的平衡，任何微小的扰动都可能导致一个巨大的转变。根据新的“混沌”理论，这种系统里的变化甚至可能来源于自身，而且转变极其迅速。从格陵兰和南极艰难钻取的冰芯也支持了这一想法--它们显示巨大而扰动的温度突变曾在以往出现过。

获得长足改进的计算机模型开始预测比如在洋流的循环上，多大的跃动可能会发生。专家们预言了干旱、风暴、海平面上升和其他的灾难。一些政治家则开始考虑也许由此会造成一些公众问题。然而，建模者仍需要对云层和类似因素设置很多主观的假设，一些有声望的科学家对这些结果也存有争议。

其他人则指出我们对于活动的生态系统与气候以及大气层之间的交互作用知之甚少。比如，他们认为农业和毁林对于增加还是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影响就是有争议的。科学家们一致同意需要建立清晰连贯的研究计划。然而研究却还是杂乱无序，经费的增长也是时有时无。研究经费被分散在了许多和气候变化有不同相关的学科领域。

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发现是其他特定气体的浓度水平也在上升，它们也会对全球变暖有剧烈的影响，其中的一些气体还分解了大气中有保护作用的臭氧层。新的刺激使公众开始担心大气层的脆弱性。不仅如此，到1970年代末，全球气温明显的重新开始上升。跨国的科学家研究小组们开始警告世界应该迈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步伐了。

科学家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呼吁在1988年的夏天第一次吸引了公众的注意，这一年的夏天是当时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从那以后更热的夏天就接踵而至了。然而科学上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气候系统的复杂难懂使得政府是否以及如何行动成为了讨论的热点。反对一切政府规章制度的公司和个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要人们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气候问题。

科学家们开始组织国际间的研究计划，加强他们的研究。全世界各国政府一起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获取最专业可信的意见--这些意见要经过数千气候专家和官员的讨论方能形成。200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为了不让任何专家的意见被排除在外，而使用非常谨慎的措辞发布了一个共识。他们表示，尽管气候系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科学家们也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确定，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严重的全球暖化问题。科学家们知道了21世纪里气候如何变化的一些最关键因素，当下气候实际上会怎样变化却还主要取决于人类会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做出怎样的抉择。

自从2001年以来，获得极大改进的计算机模型和日益丰富的各种数据强化了“人类制造的排放很可能导致严重的气候变化”这个结论。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在2007年发布的报告也再次肯定了这一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能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基于人们采取不同的限制减排措施，我们可以预测在本世纪末，地球上任何一处的温度将会上升1.4 至6°C。

尽管目前为止警告中只有一小部分变成了现实，预言的更多后果已经逐渐在一些地区可以看到了。更多致命的热浪、上升的海平面、更强烈的洪水和干旱、热带疾病的蔓延和敏感物种的灭绝。（点击查看预期影响摘要）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增进了对于一些发生可能性不高，但是后果严重的可能事件的了解。一方面，最近一两个世纪之内洋流的突变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另一方面，有信号表明分崩离析的冰原有可能比原先科学家的估计要带来更多更严重的损害。更糟的是，新的证据显示全球变暖本身会导致变暖的加剧。

政治上的消息则要稍好一点。在1980年代预测世纪末世界会变得更温暖的科学家们现在被证实是正确的，媒体和社会精英们开始相信他们了。

然而许多公众的质疑还在继续，他们取得了一少部分因为思想上的信念和顽固不化仍然坚持之前见解的科学家的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个人、政府部门、和公司机构意识到应该采取行动了。而且当他们发现只要花费少到让人吃惊的成本，就可以获得有效的进展时，很多都决定开始行动。


（点击我的笔记，查阅我们可以做的事的摘要）

iamwill

谁动了农奴的人皮？

文章提交者：不让发言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最近见有同志在贴子里说到西藏人民被咱金珠玛米从剥人皮的奴隶社会解救了出来，有点哭笑不得。

显然这些同志的信息太陈旧，跟我小时候参观“解放西藏XX年 展览”时所知道的差不多——展览上，面带仇恨表情的木头模特穿着“染血”的破袍； 一些巴郎鼓据说上面蒙着西藏农奴的皮；几盏酥油灯，据说被金珠玛米解救前，点 的可是奴隶的人油；还有用人头骨做的碗，人骨做的号、几串沉重的脚镣手铐等， 把小朋友我骇得面无人色手心出汗紧紧抓住老师的衣角，万分庆幸自己生在一点儿 也不万恶的新社会；继而义愤填膺小脸通红一点点大就肾上腺素剧烈升高，觉得奴 隶主也太罄竹难书了，居然把人头骨做成碗盛饭饭吃，好好的菜油灯不点要点人油 灯，还吹人骨号打人皮鼓，简直比大地主刘文彩还恶魔！

说到刘文彩和收租院，那又是一个让小朋友们从涕泪滂沱旧社会、到庆幸感恩GCD、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地方。结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没过几年，刘文彩同志就又被人揭发，说他当年根本就没干过那些坏事。这一点也被咱知错就改的证实了，平反了，实际上刘文彩对佃农还很好，还出资办学，他当年办的“文彩中学”好像还是免费的，就算不免费，也是对贫困生免费的。

当今读不起书的娃娃有点生不逢时啊，要是早生几年、生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附近，可能就读成了博士，在多维上纵横驰骋了。该地主庄园里不仅没有水牢（那原是他家存放烟叶的地窖）， 冷月英大嫂也承认了，当年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创作了蹲水牢的故事；至于什么把雇工的口鼻堵住、用气筒从肛门往肚子里灌气、把肚皮打爆的事情更属革命同志们的天才灵感创作（想必有同志还记得那本著名连环画《收租院》，里面有一页画 的就是这个，当年小朋友翻书，最喜欢看这一页哦）。

现在人家雕塑名作“收租院” 群像都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中最早的政治波普代表作，被围在厚厚的玻璃墙里面 “立此存照”呢。前几年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同志还拍案而起，要将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复制“收租院”的某艺术家绳之以法，以坚决捍卫川美在“收租院”上的合法权益！

在此顺便建议搞当代艺术的同志，也用“解放西藏XX年”为母本复制或加工，应该没有哪家美院与你版权纠纷。反正这几年美术界、特别是行为艺术界的同志们灵感奔溢，铁钩穿肉把自己倒吊起来、滴血到烧热的钢板上啦、剁死婴头啦、活剖家猪啦之类的不是没干过。哦，扯远了，链子都懒得给你们，古歌上自己找，多得很。还是回到剥人皮的话题吧，长话短说，那都是bullshit　。

十多年前我到西藏旅游没几天，就被当年在西藏大肆收藏藏族同胞古董文物的汉人援藏同志扫盲了，原来头骨碗，腿骨号、甚至人皮蒙面的小鼓倒的确有，然而却是神圣的宗教法器。佛教传入西藏的过程中，融合了一些西藏本土原始宗教苯教的观念，形成了浩博精深的藏传佛教思想体系，以及形式繁复含义深邃的宗教仪轨。

在这些独特的宗教仪轨中，所使用的各种法器、这些法器所取用的材料皆具丰富的象征意义，代表一些佛教的基本观念和思想。 比如西藏密宗的手鼓，俗称嘎巴拉鼓，通常由两片天灵盖骨制成，窄腰，腰间系以彩带及两个小骨锤。双面，鼓面以人皮制成，鼓皮涂以绿色。手持鼓腰摇动，小锤即击鼓面发声。修法时摇鼓，代表赞颂诸佛菩萨的功德，配合金刚铃、金刚杵使用。 骨号则一般用过世的尼姑或僧人的胫骨制成，藏语称为“罡洞”， 此法器所吹奏出的乐音，象征驱散一切邪魔。

而前面说的“人头碗”，为怒尊所持之法器，也是西藏密宗修法时，常见的法器之一。通常以喇嘛死后的头盖骨做成，表徵空性。平通用以盛甘露，供於坛城上，或代表一切福德智慧资粮。 再重申一遍，关于这些法器的小知识，最早是咱汉人援藏干部告诉我的。后来结识了一些西藏僧人朋友，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前些年我在康区拍天葬师，亲见一位死者的头盖骨，因其形状和骨纹符合仪轨中的要求，而被保留下来用作法器。藏民族普遍虔信佛教，崇尚布施。

他们认为，人的躯体是承载灵魂的皮囊，一旦生命泯息，躯壳应作为美好的礼品给其它形式的生命，若还能用于供养和礼佛，这对虔诚教徒来说是何等殊荣！若人皮、人骨被用作法器是一种折磨的话， 藏传佛教何以深入藏民族人心，绵延千年，至今依然繁盛？且佛光西渐，连成天口口声声民主人权的西方人士也不哼一声呢？西藏各地大小寺庙“自古以来”都有这类法器，现在也如此，无论是我们的公安还是国安的同志都知道，派驻各寺庙的政府宗教办干部也清楚，否则早就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了是不？

所以，让我悄悄告诉那些还在大喊西藏人民被咱金珠玛米从活剥人皮的奴隶社会解救了出来的同志们小声点，最好是别说了，免得把其他许多有常识的同志们的牙巴笑掉。真的，这是常识，前些年国内西藏热，这几年还在热，从咱中国藏学出版社到西藏人民出版社、到其他省级民族出版社都有这类普及读物。古歌上一搜， 出来一大堆。


极“左”时期，很多地区都曾经举办过一些批判西藏佛教的“展览”。

在这些展览中，颅骨，骨笛等法器和“人皮鼓” 被作为是佛教僧人杀害和虐待民众的罪证，例如颅器就被说成是出家人的饭碗，并且是杀人后取得的。

“人皮鼓”, 其实并不存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的皮肤太薄，不可能绷成鼓， 更经不住僧人数百年如一日“猛烈”的敲打还能幸存下来被“缴获” !

这种大胆而无知的谎言倒也不奇怪，谁叫那是个“亩产万斤梁”的豪迈年代呢! “人皮鼓”的皮实际是羊皮或牛皮。即使是这些动物的皮，也不是靠杀害而获得。牧民往往在自己牛羊群中的头羊或头牛老死后，把他们的皮捐给寺院作鼓来超度他们。西藏牧民就是以这种朴实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那些为自己辛勤工作了一辈子不会说话的朋友的感激和怀念。

也许他们没读过许多佛经，讲不出许多道理，但他们的简单的生活却每每闪烁着佛教慈悲博爱的光芒。普通牧民尚且如此, 更何况以慈悲心和菩提心为修行核心的藏传佛教修行者。他们视一切众生皆为慈母，常思利益，岂能用各种残忍的方法加害于他人呢? 僧人连虫蚁都不忍伤害，又岂能残害自己的人类同胞? 然而这些诋毁藏传佛教和清净僧团的展览，配之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滴水不漏的舆论垄断, 却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对藏传佛教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印象----邪恶，嗜血。

本来这些无耻谰言早已伴随着极“左” 梦魇的消逝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陨落而渐渐淡簿了。近来靠说谎吃饭的文痞李敖，却为哗众取宠，当然也许是为邀功请赏，祭出这些陈谷滥糠来炒作，企图通过往藏传佛教身上泼脏水，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毁寺杀僧，大规模摧毁佛教和西藏文明的反人类罪行寻找正当借口, 再次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上当。一些人则出于偏见和盲目的文化优越感, 随声附和。如此无知无聊的毁谤岂能有利汉藏团结? 又怎能提升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 尚望有良心的读者三思!

有的人对藏传佛教中示现忿怒相的佛像疑惑不解，奇怪为什么佛教讲慈悲，佛像却又这么可怕，总觉得佛像应当全是沉稳安详，眼中流露着慈悲的目光。而忿怒相的佛像怒目圆睁，口露獠牙，并且常常头戴骷髅冠，手持颅器，令人恐怖不已。有的人由于不懂忿怒相的含义，感到藏传佛教难以接受，甚至生起诽谤。其实忿怒相并非藏传佛教所专有，汉传佛教就有“金刚怒目,菩萨低眉”之说。那为什么以智悲为本的佛教要有忿怒相的佛像呢?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产生强大活跃的心力，以完成猛烈的行动。在佛法中，忿怒相的佛像象征转嗔恨烦恼为道，以及断除实执烦恼，利益众生的强大决心。所以忿怒相的佛像和寂静相的佛像(如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都是修行者观修的对象。观修忿怒相的修行者，和观修寂静相的修行者一样，最高的目的在求证圆满无上的佛果, 暂时的目的在求得息灾等救护众生的事业的成就。无论如何，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修习忿怒相，首先要生起坚固的慈悲心(慈心:希望使众生获得安乐; 悲心:希望使众生脱离苦难)和菩提心(即为救护一切众生而誓愿成佛)，慈悲心和菩提心才是修行的根本,而忿怒相的观想仅是一种修行的手段。

如果一名修行者尚未具备坚固的慈悲心和菩提心就妄修忿怒相的法，受到的伤害将多于利益。一些忿怒相的佛像持有众多法器，并且足踏尸体，往往使人难于理解。其实这些外相无不一一有其佛教教理上的象征意义，如尸体代表“我执”，而“我执”正是众生陷于轮回的根本原因，足踏尸体象征断除“我执”。再如忿怒相本尊手中常常持有颅骨，有些修行者使用的法器中也有颅器，它表示乐空智，也表示无常等法义。此外藏区的寺院中还有用人的胫骨制成的骨笛等含有类似表义的法器。这些法器的来源有两个:

1)藏人死后普遍实行天葬(天葬的目的是为了把无用的尸身布施给依靠腐食为生的鸟类，这也是一种对众生的慈悲精神)，丢弃的颅骨可以很容易就在天葬场中找到；

2)正如现在很多人自愿在死后将角膜及其它器官捐献出来使他人获得幸福一样，藏区的很多佛教徒自愿在死后将自己的颅骨，胫骨等捐献给寺院作为传播佛法的辅助工具，以带给众生真实永久的安乐。因而颅器等法器根本不是，也无需杀人后取得。再者将死人的颅骨，胫骨等用作宣讲佛法的道具，同尸体解剖，捐献器官一样是变无用为有用，本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医学院和美术学院在研究人体时，人体骨骼标本是必备的教具，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更谈不上残忍，野蛮。

同样，佛像所持的法器或佛教修行者使用的法器实际上都是诸佛教导众生，开示正法的教具，不仅与残暴，邪恶毫不相干，反而充分显示了诸佛无尽的大悲和智慧---象慈母抚育唯一爱子一般永无疲倦地以无量的方便善巧引导无量的众生沿菩提正道去求得究竟的利益安乐。

waterpot

樓主幸苦了啊。。太多了 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