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某些画家是怎样“活学活用”官本位的“厚黑经”的？
在20世纪80年代，已故著名老前辈郁风先生，在《羊城晚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批评当时走红的某位画家所说的“内靠官僚，外靠奸商”的名言。就是说，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社会生活里，画家要想名利双收，就必须按他所说的那句名言去做。郁风先生的批评文章，当时在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说那位走红的画家用这句话，不但将他所着意结交，对他表示器重的领导同志给骂了，而且把据说为他在某国建所谓“美术馆”的外国商人也给贬损了。但是，我当时就认为，该画家这么说，是口吐真言。只不过是他用非常简洁的八个字，将某些画家按这句名言成功的秘诀，坦诚说出来了而已。而且，他这八个字是说得有凭有据，且有中外美术史上的一些典型例子为证。外国的典型例子如法国的毕加索。他的一位情妇写了一本《我与毕加索》的书，用她与毕加索生活在一起所亲历的有关毕加索，何以能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所做的大量“画外功夫”。例如，毕加索如何挖空心事玩绝招，如何收买作家、记者、报刊编辑，利用媒体炒作自己；如何巴结官僚，寻找官僚作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伞；如何与画商相勾结，为想方设法达到“双赢”的目的，而“策划于密室”，搞见不得人的勾当。全书用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淋漓尽致地将被炒作与拨高成神的毕加索，还其人性中不光彩的丑恶的一面。
中国类似毕加索这样生动与典型的实例，在国画和书法界实在多得不甚枚举。我在文章前面提到的20世纪初，四川大学的李宗吾教授，在1917年出版的狠批封建官本位的《厚黑学》一书里，所揭露的在封建时代官场《求官六字真言》的章节中，用“空、贡、冲、捧、恐、送”六字，解析了封建时代求官的秘诀。李宗吾先生是用四川话，对于《求官六字真言》“空、贡、冲、捧、恐、送”的六个字作解释，我在这里是用普通话的表述方式来作解释。看看当今某些画家，为了追名逐利，是如何“活学活用”这六字真言的。
一曰“空”。按李宗吾先生解释，所谓“空”，即空闲之意。一是说“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农不贾，书也不读，学也不教，一心一意，专门求官。二是指时间而言，求官的，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又来。”某些书画家为了巴结交往上认定对他们出大名、赚大钱有利的官员。如果官儿们不给面子，就去找官儿们的夫人，乃至公子或小姐去“联络感情”。为此而要十分的有耐心，十分的脸皮厚。他们认定将许多宝贵的画画时间，花费在做结交官儿的“画外功夫上”去是值得的。因为，只要能巴结与交往上官儿们，有了后台与靠山，在艺术上就有出头之日了。属于这一类自称为“著名画家”者流，平时在普通老百姓乃至同道面前，爱摆出一幅远离官场，不与被他贬称的“官方艺术家”为伍，不与美协的“官方组织来往”的“有傲骨”且“清高”的“文人雅士”。可是，人们却发现，只要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见到他认为要“套近乎”与巴结的官儿，便立刻像叭儿狗一般跑上前凑上去，将腰杆弯得低于九十度，争着去与官儿握手，抢着去与官儿合影留念，在大庭广众之中丢人现眼，丑态百出。
二曰“贡”。李宗吾先生解释，“这贡字是借用的，四川的俗话，其意义等于钻营的钻子。”系指要想求官，就要善于投机钻营，不但要“有孔必钻”，而且“无孔也要钻。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以便钻进去。例如前面在“空”字中所言，如果从正面钻不开官儿办公室的大门，就想办法钻开官儿家门的孔，从巴结官儿的夫人、公子或小姐入手，为了钻开官儿能接纳自己的“孔”，要揣摩官儿是否喜欢名人字画？是否喜欢抽烟与喝酒？是否爱好搓麻、钓鱼与打高尔夫？是否喜欢洗脚与泡妞？总之，要费尽心机，舍得花费时间钻开官儿的门。为此，要舍得花费费银子，更不能顾自己的什么脸面。只要能“贡”上官儿们了，有了靠山，不但大名易出，而且白花花的银子和美钞，也就会源源不断与滚滚而来。
三曰“冲”。李宗吾先生所说的“冲”字，乃四川话“冲帽壳子”的意思，用普通话翻译就是“吹牛皮”。依照李宗吾先生注释，“冲的功夫有两种，一是口头上，二是文字上，口头上又分普通场所及上峰的前两种，文字上又分报章杂志，及说贴条陈两种。”这当然是李宗吾先生根据他所处的清末民国初年，官场的情景得出来的一个“冲”字。现今距李宗吾先生所处时代快一百年了，历史和社会生活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应当说，“冲”字，即“吹牛皮”的花样和品种，大大的丰富多彩了。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美术和书法界“大师如云”的时代，吹牛皮手段之高明，花样之出奇至胜，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年来，不断有关于吹牛的某些“大画家”的传闻与故事，让我笑得捧腹。
据说某省有位在业内人士中善于吹牛扯谎著称的“大画家”，到深圳去“开放”与“发展”了十多年，在深圳乃至广东美术界却根本打不开局面，只好每年跑回他的家乡去，弄几回吹牛骗老乡的“艺术精品”展卖活动。例如，吹嘘他的“画作精品”，在深圳和香港每平方尺按数万元的高价出手，卖得十分抢手。为此竟使他忙得拼老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画几千张画，也还是供不应求。宣称他在深圳钱赚得不想赚了，所以，每年回几次家乡，与家乡父老“联络感情”，“静下心来”搞自己喜欢、不想卖钱的能够“名垂青史”的“纯洁与高雅的艺术”。据传某省有位“大书画家”，在公开的场合总是扬言，“中国美协和书协算什么东西，老子才看不上它们呢？”可是，在私下里，每逢得知省美协和书协要报全国美协和书协的会员申请表了，他就向美协和书协领导求情，希望他们向全国美协和书协领导去替自己讲好话，给他留个面子，设法让他解决全国会员问题。还听说某省某地区有位自称的“著名青年油画家”，扬言他“不用油画颜色，只用他自制的特殊胶质加颜色，就‘独创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油画创新品种’，在油画艺术的创新方面作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开拓性’的贡献”。他还口出狂言，在他眼中，“达·芬奇算不了什么，徐悲鸿和刘海粟等人都得靠边站！”更令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据说经当地媒体猛加炒作，该青年“大师级油画家”，被当地领导将他树为家乡建文化大市，“在文化上有杰出贡献”的类似某省传媒炒作的“超女式”的人物。但业内人士却骂他“只能算个球!”
四“捧”。李宗吾先生说的这个“捧”字，是捧场的捧，吹捧的捧。捧官儿们、拍马屁上爬。我这里所说的捧，都是与美术和书法界有关的人与事，指的是当今某些书画家善捧。一是自己厚颜利用口头上和文字上的功夫，自己捧自己，做犹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的人物。业内人士都知道，在艺术史上被称之为艺术杰作，被尊敬为名家或大师的艺术家，不可能由着自己自吹自擂，而是由业内同行、由具有权威性的美术史经专家评定的。可是，这些年来，在中国书画界却令人奇怪的发现，某些自称为著名人物者流，却敢于自我作赫人的学术定位，自称“天才人物”，自称“大师级画家”。例如，说自己发明了不用笔就能给画面上颜色的创新方法。说“中国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的创新，都是从我才开始的”。说自己是“在中国画界的诗书画方面，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新贡献”，“是吴昌硕和齐白石的再世。”十年文革中，林彪自吹是人民群众公认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现在，有的书画家，则宣称书画界公认他“是对书画艺术有杰出贡献的艺术大师。”在他们看来，“反正我如此这般厚颜地自己吹捧自己，那些知道我要把戏、熟悉我老底的业内同行，奈我不何。他们要在背后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那就任由他们去骂去，反正社会上的人并不明真相，我能骗到画商和收藏家，就算我有本事，那些骂我的人，是因为他们眼红我！”此为其一。其二是，利用自己的老婆、儿子还有亲朋戚友去吹捧自己，再有是花几个小钱请几个马仔去吹自己。特别是要在拍卖会上，请几个自己的相好或追随者，到拍卖会上去举牌，明明自己的画只能卖很低的价位，却宣称被拍出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高价位。总之，这些年来，中国美术和书法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丑事怪事，多得难于胜数。
许多同道朋友都说，当代中国书画界，可以说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繁荣、最活跃、又是最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其在活跃中所产生的混乱和无序，又令人感到这时代又是一个让有些人为了追名逐利，到了丧失做人良知与道德，毫无廉耻的时代。我的母亲是个大字识不得几个的农民，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在我少年时代说过的语言浅显、但哲理深刻的那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廉耻之心，人无廉耻，百事可为。”可是，这些年来，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个毫无廉耻之心的时代。列宁说过：“吹牛与扯谎是道义上的灭亡。”那些吹牛和扯谎毫不感到脸红的人，却在今天的书画界，以一幅正人君子的脸孔而招摇过市。
令人感到遗撼的是，在我们的号称为“人民的喉舌”的某些新闻媒体上，却经常能看到这种厚颜无耻的脸孔。有人说：“这是因为媒体记者们被钱收买了之故。”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媒体的记者们的文化教养和审美的素质低，分不清良莠的原因。”当代中国书画界之乱，与某些新闻媒体的胡乱炒作添乱很有关系。因此，难怪有位画家先生，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对记者说：“要远离媒体。”而我认为，就让某些“大画家”成为娱乐圈的“超女”那样，经常在媒体上亮相好了。因为，辩证法告诉人们，媒体是双刃剑。任由他们像“超女”一样总在那里反复亮相，引起公众厌恶和反感了，他们的名声自然也跟着臭了。
行文至此，使我想到鲁迅先生《骂杀与捧杀》的那篇杂文。其实古今中外，用骂人的方式去对付对方，反而会使对方猛醒，令其在挨骂的反作用力推动下，有大进步和大提高，说不定从此就干出一番事业，成就为一个人才。在20世纪30年代文坛对骂的鲁迅与郭沫若，林语堂与鲁迅等等，不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人物么？所以，有人说，如真要弄倒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捧他，将他捧得从天上或高楼上摔下来跌死。
五“恐”。李宗吾先生所说的“恐”，指攀附有权有势的官儿的另一种手段。那就是若用“空”、“贡”和“捧”的妙法，都无法巴结上官儿，就采用“恐”的手段，抓住官儿的“软处”弱点，“轻轻点他一下，他就会惶然起来，立刻把官儿送来”，让你攀附上了他。我这里是指书画界某些人物，用“恐”的手段，贬损古人，嘲弄前辈，打击同行，即用类似“反正法”来将自己在艺术上抬到至高无上的境地。例如，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那些不懂艺术的外行面前，摆出一种自己在艺术上是个如“超女”那样的“大师派头”，像李宗吾先生说的“脸皮要厚，心肠要黑”，要敢于夸海口，说大话，口出狂言。如公开宣称“从八大山人，到吴昌硕、齐白石和潘天寿，都不怎么样，他们画的花鸟画都不如我”；“从古之马远与夏圭，到今之傅抱石与李可染，他们的山水画，怎么能与我的山水画大作相比”；“在人物画方面，唐代的阎立本，明朝的陈老莲，还有法国的毕加索和马蒂斯，也都不如我”；“中国画的人物画创新从我开始”。等等等等。这些年来，书画界确有一些不知自己姓什么的狂人，自认为只有将古今中外的大师都贬低了，被踩在他的脚下了，他们的如“超女”般的“超级大师”的形象，便“迄立在东方”与“誉满全球”了。有同道朋友说，有意思的是，这种人虽然为数极少，可却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
六“送”。按李宗吾教授所说，所谓“送”，即是送东西，分大小二种：大送，把银元钞票一包包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肘及请吃馆子之类。所送的人，分两种：一种操用舍之权者；二是“未操用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如今距李教授时代近一百年了，不但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传统的送礼方式与方法，也花样变得丰富多彩了。送银子、送钞票的大送，送茶叶、烟酒、请吃饭的传统小送，虽然也还是继续被沿用与保留的“传统节目”，但送的方式，方法和东西，又“与时俱进”地有了许多大的发展。如送高档手表、手机、进口数码相机和汽车，送名人字画，送别墅外加美女。在送的时候，进不了官儿的办公室，可以送到官儿的家里，当官的不收，可以改送秘书或夫人，乃至公子或小姐。据说，某省会有位“大画家”，其嗅觉十分的灵敏，只要他得知省会某主管文化部门调了一位什么新领导来，他就能找到该新领导所住的省委接待处的几号楼几号房，然后将自己的装裱好了的画送上去，除了笑脸双手将印制高档、头衔为“著名画家某某某”的名片递上去外，还将花钱买版面的吹嘘他的小报，也展开来让新领导看。但这种见了领导就拍马屁与摇尾巴的“著名画家”，平时在同道面前，却要摆出一种与官方决不往来的正人君子的虚伪脸孔。
按照李宗吾教授在《厚黑学》中的说法，如能将“求官六字真言”做到，就能“包管字字生奇效。”从当今中国美术界的现象来看，某些画家将李教授《厚黑学》中的“求官六字真言”，活学活用到在美术界来混世，有些人着实捞着了世界，且大大地捞了一把。但从根本上看，他们的被媒体炒作得火爆的“超级大师”的名气，是不可能受到业内同行认可，也决不可能在美术史上站得住脚的过眼烟云，而他们的被吹上天的所谓“艺术杰作”或“精品”，则恐怕连送给业内同道揩屁股都不会愿意要。所以，在当今书画艺术品市场，得提醒收藏家们要小心上当，不要冤枉花高价钱去买一些废纸！
（四）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艺，既要反对“全盘西化”，又要肃清官本位对文艺的危害！ 我想，要深刻解读官本位对文化和艺术造成的严重危害，就应当将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社会所出现的思潮中去加以分析和认识。
距今三十年前发生的，掀开中国社会和历史伟大变革新篇章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年来，中国各项事业取得了为举世所公认的伟大成就与持续快速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经济上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社会环境的宽松、政治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体现在当代中国美术领域就是，围绕着中国当代美术应当如何向前发展，代表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立场的思潮，都争相纷纷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舞台上亮相，都顽强地要表现自己，都希望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能够成为中国当代美术的主流指导思想，使中国当代美术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于是，人们便看到，一时间，在中国美术界，由改革开放之前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大一统”，到“85美术新潮”中出现“群雄逐鹿，诸侯争霸”的既充满了活跃的生机，又存在混乱与无序的一面。
在从表面上看，热闹的理论探讨，似乎呈现为“百家争鸣”，不同的派别林立。但依我的观察和分析，在实际上中国美术界只分为三大派别：一是认为在改革开放中，要继续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美术，要继续坚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要继续坚持五四以来，特别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进步的美术的传统，对于无论是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传统，或包括西方现代主义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都应当一视同仁地采取积极的、吸取其有益于我今天发展社会主义美术的精华，扬弃和拒绝其糟粕的正确态度。此为中国美术界老中青三代美术家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坚持的艺术思想与文化立场。第二派势力是主张“全盘西化”，主张要在中国“传播西方现代主义的瘟疫”的“新洋务派”。第三种是主张回到中国古代去，在艺术上搞复古主义的“新国粹派”（参见1985年12月14日，高名潞在《中国美术报》第21期发表的《新洋务派与新国粹派》一文，1986年9月22日，《中国美术报》第38期第二版王小箭的《新悖论环的纵轴与横标》一文）。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当代美术史，就是以上三种力量充分演义与较量的历史。
自“85美术新潮”以来至今20多年的当代中国美术史证明，无论是“新洋务派”还是“新国粹派”，他们在批判自五四以来党领导的革命与进步美术传统方面，在否定自人民共和国49年建国以来，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发展的美术方面，是步调与目标相一致的。它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标榜“新洋务派”的势力，公开打出的旗号是要搞“全盘西化”，要弃除“国家意识形态化”，要颠覆“毛式社会主义文艺模式”，要拒绝“社会主义主流文艺的价值体系”，进而达到所谓“去中国化”，去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去搞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美术纳入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文化殖民化战略体系中去。人们清楚地看到，每当某些在美术方面主张搞露骨的危害国家文化安全，背叛民族利益的文化买办观念一出笼，就受到美术界健康力量的批判与抵制。所以，尽管“新洋务派”势力背后有西方某种势力作靠山，有大把的美元作为他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与“文化全球化”的活动经费，但他们只能在很少一部分青年艺术家中暂时有市场。
可是，对于打着“新国粹派”招牌的“复古派”，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政治思想上自封“国学派”，在他们看来，在当代中国，被写进党章和宪法的马克思主义不再行时了，现在要将孔夫子的儒家那套封建阶级的思想原封不动、不分良莠，全盘照搬和拿来作为今天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因此，他们在理论上主张尊孔读经，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主张恢复封建士大夫文人画的那种远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民的艺术主张；在艺术技巧与技法方面，因袭前人，泥古不化的老一套，拒绝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艺术中吸取有益的因素，把艺术限定在描绘亘古千年不变的“梅、菊、兰、竹”四君子一类狭窄题材，郁于描绘逸笔草草、抒怀远离时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的消极、颓废与没落的胸中逸气，以画“裸体小脚女人”，标榜为“创写意人物画之新”。腐朽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观念成为腐蚀人的灵魂，毒化社会空气，败坏中国书画界风气的幽灵，在书画界到处游荡。
历史好像有意要与人们开让人笑不起来的大玩笑。我们的某些官位不小、身份不低、但政治理论水平、文化艺术素养不高的文化官员们，在口头上说“要号召文艺家们要坚持党的文艺的‘二为’方向，要用艺术创作来坚持‘三贴近’”，“要用作品来歌颂革命历史，反映火热的改革开放时代生活，要用画笔去热情描绘人民的丰富多彩的形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可是，他们在实际上所大力树立的要全国文艺家学习的榜样人物，却是与改革开放时代生活相去甚远，只对风花雪月感兴趣，把像复印机似地大量生产的那么几个古代美女、少妇或文人雅士的某画家，将某位被一些理论家吹捧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师级”的画家、“思想家”和“大儒家”，却是个在十年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积极创作了二十多幅在1975年《人民画报》连载的“批儒家”画作的人物；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被吹捧为“大儒家”的人，怎么会用画笔批判儒家的老祖宗孔夫子呢？这太令人难于理解了！另外，被吹捧为“思想家”的某大画家，却拿不出一幅描绘他所颂扬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时代和现实生活的像样的人物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十年文革的历史，至今并不久远，不要误以为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和某位“大画家”或某些不要脸的理论家那样，都患上了严重的历史的健忘症！
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有那些总是自作聪明的蠢人，才会总爱将自己打扮成几百年才出的一个“大圣贤”来欺世盗名！孔老夫子说要“吾日三省吾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经常作自我批评，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延安时代的革命老前辈，著名漫画大师华君武先生，在他为自己的漫画展写的前言中，坦诚自责，向在“反胡风”和“反右”斗争中被他用漫画批判过的同志及其家属，公开承认错误，向他们赔礼道歉。已故德高望重的著名文学大师巴金先生，在他出版的《随想录》一书中，公开向他在“反胡风”和“反右”中，迫于形势，违心地批判过的胡风和丁玲等同志，公开赔礼道歉。巴金先生在《随想录》第五集的《怀念胡风》一文中写道：“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在那些运动中，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可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绝不能宽恕自己。”华君武和巴金先生认真作自我批评的伟大人格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可是，某位在十年文革中批判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画批儒家祖宗孔夫子的“大画家”、“大思想家”和“大儒家”者，却公然鼓吹疯狂与傲慢有理，他什么时候作过像样的自我批评？难道他于1990年11月7日，在巴黎通过媒体记者向全世界发表的《辞国声明》，也是其值得骄傲的资本吗？！著名文化学者刘梦溪先生吹捧他是一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者”（参见2007年12月22日《文艺报》两个整版的文章《文魂浩荡、墨香久远、史韵悠长》）。中国历史上会有类似发表《辞国声明》这样的“爱国者”吗？历史真是一面严厉无情的镜子。在过去不断的左的政治运动中，一些号称为文化艺术方面的“著名理论家”，老是在随着不停的一个接一个的左的政治运动，充当左的政治运动的政治妓女，如今却像某些心甘情愿当二奶和妓女去傍大款一样，去傍书画界的某位号称有钱的“中国第一大儒”的某画家一类人物，去出卖自己的灵魂、人格和操守！充当妓女式的可怜的“著名文化艺术学者”。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的道德、良知、灵魂和人格都可以拿去拍卖。
我真不理解，更不明白，为何围绕着某位“大画家”“大思想家”和“大儒家”，又会出现类似20世纪80年代，围绕他搞那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来势更凶猛的“造神运动”？！恕我直言，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悲哀！某些文化官员的口是心非，口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起来却是另一套，损害的是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
所以，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主义美术是在不断战胜“新洋务派”、克服“新国粹派”和消除官本位的陈腐观念中，艰难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那位又要被神化的“大画家”、“大思想家”和“大儒家”，以及那些厚颜当吹鼓手的理论家们，将会如何看待我的坦诚和不留情面的批评，我等待着——无论他们用哪种方式——文的或铁血的手段来回敬我，我都听便！并将警觉地及时作出回应！
所以，我认为，不但围绕着“新洋务派”的问题，可以写一本很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畅销书。而且，围绕着“新国粹派”和官本位艺术学的问题，同样可以写一本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畅销书。我相信，为了有利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美术的健康与繁荣发展，有人会这么去做的。
[ 本帖最后由 野城 于 2008-3-9 12:47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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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楼主 
出书还很早了,现在正在进行希望工程.要养家和供房子,哎!新时代好男人难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