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伟人们当年赴法留学的问题

刘迅

1．  艾青

著名诗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留法时间：1929年至1932年初

居住城市：巴黎

留学期间主要活动：勤工俭学，自学绘画兼习法文 ，并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学著作

留学故事：艾青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称为“中国诗坛泰斗”。他从小学的是绘画，并且到法国学习绘画艺术，度过了“物质上贫困、精神上自由”的三年，于1932年春天返回祖国。归国后，因为从事“左翼美联”活动而受到了国民党政府囚禁。此期间他才正式开始写诗。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艾青正在法国留学。他同许多留法的中国青年，在巴黎遭到歧视和侮辱。一天，艾青到一家旅馆住宿登记时，旅馆人员问他的姓名，艾青说叫蒋海澄，对方误听为“蒋介石”，便马上嚷嚷开了。艾青一气之下，就在“蒋”的草字头下面打了一个“×”，又取“澄”的家乡口语谐音为“青”，在住宿登记时填上“艾青”。此后，这名字一直沿用下来了。

刘迅

2．  戴望舒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著有《雨巷》等。

留法时间：1932年至1935年

居住城市：巴黎



留学故事：戴望舒与施蛰存当年是一同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戴望舒迷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由于他的执著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决定与望舒订婚。但她提了一个条件：戴望舒要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才跟他正式结婚。于是，1932年10月8日，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那时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到巴黎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但他似乎对学位没多少兴趣，甚至没有读书计划。他在法国忙于写、译，这跟他我行我素的诗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在国内身兼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职。望舒每月给施一定数量的文稿，施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但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时时接济他。后来戴望舒进入费用比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史。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少去教室听课，几乎用全部时间在搞翻译。他在法国期间的译作主要有：《苏联文学史话》，这是高力里用法文写的著作，法文原名叫《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此书1934年由巴黎伽利马书店出版，仅一个月后，望舒就把它全部译完了。但这部译作直到1941年12月才在香港出版。望舒在译者附记中花费相当的笔墨，以控诉的语调，交代了本书在出版上的命运：“把译稿寄到中国以后，却到处碰壁……单是这部小书的题名，已够使那些危在旦夕的出版家吓退了。”
      戴望舒还给他译的《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都写了译者附记，介绍了作者和作品。如对于象征主义大师梅特林克的《婴儿杀戮》，戴望舒的评价是“神似弗兰特画派初期之名画”。他译的《意大利短篇小说集》1935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意大利短篇小说10篇，最早的是16世纪的彭德罗的《罗米欧与裘丽叶达》（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即取材于此）。另外还有《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以及法国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等。戴望舒在法国不仅从事法译汉，还做汉译法的工作。当时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是很难发表的，更不要说稿费了。他之所以做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的关系。艾登伯比他小四岁，非常同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能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艾田蒲”。艾登伯把戴望舒作为一个翻译家介绍给《新法兰西评论》和《欧罗巴》——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可能给他稿费的杂志。戴望舒汉译法的作品有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仇恨》。他与艾登伯还合作译了施蛰存的《魔道》（法文译名为《吸血鬼》）等。1957年艾登伯曾应周恩来邀请，率法国汉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回去后写了颇有影响的《东行记》。  
10月下旬，里昂大学把戴望舒开除了。有人说，被开除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旷课离校。1934年春季，巴黎以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爆发群众游行，反对法国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他去参加了。在西班牙旅游时，他又参加了西班牙进步群众的反法西斯游行。西班牙警方通知了法国警方，于是学校将他开除，并遣送回国了。

话说一遍

周爷爷不愧是双鱼座的代表！真的是太浪漫了~~~~~~~~: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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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这个杀手冷 于 2007-10-22 21:18 发表
我知道的是，周总理当年来了就没上过课，先是参加了共产国际在巴黎的部门，然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居留这回事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属于战乱中，加上欧洲局势也不稳定，所以基本不存在黑不黑的说法，就是可以待着就是 ...

周恩来应该和那个女有过一段过去的，后来因为邓颖超的关系，他们没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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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周恩来和他的初恋情人

1963年，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
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从机舱走出。
西花厅，周恩来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周恩来精神饱满，微笑着与富尔握手。
“已经 6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修饰整齐、风度翩翩的周恩来，

“总理到过巴黎?”老牌外交家富尔知打道怎样打开话题。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周恩来用巴黎味很浓的法语简洁地答到，往事在脑中闪了一下，一个秀丽的面庞闪了出来。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的这句话，是世界上把最浪漫的民族和向世界上最严肃的民族发出的邀请！

周恩来的微笑富有魅力，意味深长。
前法国总理知道中法建交有戏了。
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猜到：在周恩来那两道浓浓的剑眉下紧锁地对往事、对昔日的战友和对初恋情人张若名的深情回忆.....

【风华正茂】

周恩来和张若名友谊是在天津南开开始的。
张若名， 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富裕人家。1916年考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
家境好，人特别聪明，性情刚烈，心高气盛。在校期间的成绩据说是从没得过第二，人又长得漂亮！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是拔尖的人物。

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12月，17岁的张若名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学联主席吧。
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做总指挥，和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期间，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经过半年的斗争， 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式的欢迎，

在组织学运和牢狱斗争中，周恩来和张若名惺惺相惜，英雄相敬，结下了深深的情谊。两人的才气本身都是不同凡响，相貌又是难得人中龙凤。
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的确，周恩来和张若名的友谊是纯粹、圣洁的。
当时《觉悟社》的二十多个成员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不谈恋爱，不结婚，张若名、邓颖超自然恪守约定。
深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张若名、邓颖超思想颇为极端激烈，一心要独立，一心要自由，根本不会把自己的一生托付、依靠于某个男子。
周恩来刚从日本回来，更是清教徒般宣称抱独身主义。他认为，只有独身主义，了无牵挂，才可以一心从事革命，从事救国，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中国。
“面壁十年”的绝决是他人格中最具禅意的誓言。
尽管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有不少女孩子--包括前清老翰林南开创人严修的女儿，为爱国学生辩护的大律师刘崇佑漂亮的侄女对他暗生情愫，但都被周恩来的独身主义挡退了。

从学运领袖人这一点上，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青春战友。若论私情薄厚，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接触从组织工作、领导地位的角度讲会比邓颖超更多些。张若名的才情、能力更强一些。
主要的是邓颖超当年不过是15岁年纪，尚未深更情欲，而张若名则已是17岁的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姑娘了。

1955年，周恩来对这段雾水情缘，毫不掩饰。在晚辈好奇的追问下，当着邓颖超的面，含蓄而概括地说：“开始两人的确不错。”邓颖超在旁边望着早年的恋人，永远看不够的丈夫，堂堂的共和国总理，任其表白，笑不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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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法国】

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出狱后不久，《觉悟社》组织考虑到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求学。
前往法国的路费、生活费不是个小数目。
严修、刘崇佑两位没做成的老丈人钦佩周恩来的真诚和品德，器重周恩来的才干和早慧，认定周恩来非池中之物，在这个时刻，雪中送炭，资助周恩来赴法。同时周恩来也以特约通讯员身份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得到些补助。
张若名的家境好，但老爷子不同意。
她背着家人去保定留法预备班报了名，父亲得知消息立刻派人赶到保定。张若名料想赴法计划已暴露，刚烈的性格哪会屈服，毅然离家出走。临走还使了个“杀手锏”，她给父亲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在周恩来，刘清扬父亲的推荐、担保下，又由津学联借支了一笔钱，这样才凑足了赴法经费。 张若名文笔很好，与恩来一样以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写稿补救。

周恩来临去法国前，邓颖超想到欧洲天气寒冷，怕周恩来不适应，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领侧内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周恩来安慰邓颖超说：“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 ”说者情深意重，带着兄长般的关怀；闻者切切悲泣，带着朦朦胧胧的恋情。邓颖超点了点头...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法国轮船《波尔多》号离上海赴法。这一年周恩来22岁。

周恩来在法国入党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后发展为《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1921年，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ALLIANCE-FRANCAISE）补习法文。不久，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城-BLOIS继续学习法语。尽管学习紧张，还进行社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但他还是挤出时间多次给邓颖超写信，托教育家马千里转交邓颖超。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便直接通信往来。信中更多的是讨论新思想、政治动向，看不到多少春花秋月、离愁别恨。
此时周恩来正热恋着如花似月、整日笑语盈人的张若名。
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多是一时精英，藏龙卧虎。女少男多，而张若名又是花容月貌、目若朗星，整18岁。不乏有跃跃欲试的，可的周恩来人品、才华、能力、相貌无论单项、综合都是凤麟龙角，令人自惭形愧，窃窃有意者逐渐隐隐退去。

刚到法国时，郭隆真和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郭隆真比张若名大8岁，总像大姐似地照顾张若名。
1922年，她俩一起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
而张若名来之前只学过几个月的法文，一到巴黎更是如鱼得水！
以其特有的聪慧和运用法语的能力，居然和法国人讲的貌似神合，有鼻子有眼，令一起学习的朋友们心悦诚服。
仅在1921年内就为《晨报》撰写了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和一战后欧洲信形势等10余篇文章，这些在劳累的工余、在床头混暗的灯光下信笔写出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是栩栩如生，思路清晰， 体现出她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敏锐能力。
法文进步很快，短短一年张若名的法语就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留学生拉开了距离。
张若名能够顺畅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所以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担任主讲人。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文章，写下了学习心得和宣传提纲，如《帝国主义浅说》《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后来这些著作杂在国内公开出版。
同时，她还经常为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信。
另外，也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还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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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

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1922年应是周恩来与张若名感情最溶洽的一年。 两个人都是活动力极强的人，又是异地他乡的旧朋友、战友。应该说，在这一年周恩来还没有确定谁是自己的终生伴侣。但法国浪漫的土壤，巴黎浓厚拉丁风情，丰富的文化底蕴，肯定改变了这位留日学生的僵硬教条，开始能以“布尔乔亚”的情调去领略和欣赏生命的美、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后来人称“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有人情味的人”，与这几年经历、阅历是分不开的。

不过，周恩来有周恩来惮惧的人，这个人就是蔡和森。毛泽东最早的引路人，周恩来兄长级的良师益友！
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必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旨，主张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
蔡和森绝对是个怪杰〔老巴巴以后将有专文撰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除开会外終日抱著〖法华新字典〗找僻靜处看书。囚首垢面高談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給別人看。
他看到周恩来工作缓慢了，学习松懈了，立即火暴脾气上来，向周恩来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
胸有大志的周恩来，平日十分佩服蔡和森身上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献身精神。被这老兄的“当头一棒”猛然喝醒，深悔沉湎其中，几不可自拔，他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蔡和森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

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
周恩来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了。

张若名作走为终生的伴侣到底合适吗？周恩来考虑着这个问题....
若名是勇敢的，嫉恶如仇！但复杂的党内头争要求你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有时荒谬的但个人委曲必须退让；
若名是积极的，但她的家庭出身，使它的党性一直是受其他同志的怀疑；
若名是可爱的，但她的才高气盛，使她无可忍耐，一次次的辩论，让已疲惫不堪的周恩来感到终究必有一伤。

周恩来知道自己的选择，他感到万分的痛苦，他想到了温顺可爱而又坚强的小超时-----
这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理此时做出了个终生的选择！

1923年张若名离开了巴黎。十分伤心地和周恩来分手。


【古寺青灯】

1923年，郭隆真从巴黎来到里昂，意外地遇上了自己的大名县同乡杨堃。郭隆真很高兴地把杨堃介绍给自己最好的女友张若名认识。当时，杨堃还在奋力攻读理科硕士学位。象个“老夫子”。
郭隆真热心他们的百年之好。而杨堃的婚姻是家庭包办。好事变成恼事拖了下来。张若名对婚姻的态度，并不急于做出选择。因为她要做的事很多。
　　

1924年很快来临了，这年对于张若名是个多事之秋。
张若名因组织活动，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1924年，周恩来也不再担任少共书记，新任书记作风专横跋扈，刚烈正直的张若名对此极为愤慨和不满。
经过许多不眠之夜，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张若名终于为自己选择了今后的道路：放弃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求学。

关于这段历史周恩来评论说：
“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机关报《赤光》上。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我的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开始与邓颖超通信，还向她求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来信越来越频繁，总计达250多封。 周恩来逐渐发现邓颖超正是他要寻找的人生伴侣，
这样，1923春天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了爱情关系。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1923年确定了关系，1925年结婚，从相识到结婚，整整经过了六年时间。

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返回祖国。同年冬季，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名先后把两位最亲密的战友送上了火车，以后在法国的路，只有她独自跋涉了。

张若名选择的路，无形中使她和“老夫子”杨堃靠近了。她搬进了距离里昂大学较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公寓，这里的租金相对便宜，又供应伙食。
她像一名圣徒修女一样，在这个“保护圈”公寓住了将近3年。
几乎没和一个中国人见面！
几乎没说一句中国话！
同时，这种“修女”式生活，也使她摆脱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踪。
教堂地钟声，伴随着这个曾经名震京津一代才女，埋葬了她青春中最美丽的时光！
一个可能会有毛泽东、周恩来那样作为的五四时期“急先锋”、激进“少年共产党”嬗变成一位古寺青灯下的学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7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招生。张若名以3门专科合格的优秀成绩，顺利地踏入著名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门。准备在这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专业就选定世界高水平的法国文学：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至此，张若名通过自己的5年的努力奋斗，已同杨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同在一所大学，同在攻读文科博士学位，关系自然比以往更密切了。
数年的枯等----杨堃对张若名始终一往情深，若名对杨堃的了解也日渐加深。时机尚不成熟，杨堃与张若名的关系仍未明朗…好事多磨---亲戚们都开玩笑说杨堃是“长脖老等”。杨堃却相信时间的考验，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他很有自信地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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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咖啡馆】
　　
这一晃就是6年。
1930年春天一个夜晚，天已经黑了，张若名仍在宿舍里埋头读书。
突然，她听到楼下有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喊：“张若名，张若名!”她颇觉奇怪，马上下楼去看，只见一个男青年，穿着一套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白色“法国盔”。那人顺手摘下黑墨镜，张若名大吃一惊，这不是周恩来吗?

周恩来小声说他的行动十分秘密，二人悄悄离开中法大学，向附近的村镇走了一段路，然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
老友相逢，分外亲切！
周恩来告诉她，自己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的会议，途经里昂、马赛从海路回国途中专程来见她的。并告诉她已于1925年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小超向若名姐问好。
张若名向周恩来诉说了这几年攻读硕士学位的艰苦经历。
周恩来还对张若名说了目前在国内干革命相当危险，他常是随身带着烈性毒药，随时准备为严守党的机密献身。最后他深情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也许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张若名望着这位自己唯一钦佩、爱慕的恋人，听了这些话，泪眼迷朦、不能自己！

人面桃花，不是当年了！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作可信赖的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
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月明星稀，张若名思潮滚滚、情意绵绵！

25年后周恩来向侄女解释自己的感情：“你知道世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嘛。”
　　
【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1930年春，杨堃已在国内公开告示，与家中的妻子离婚，并把消息告诉了张若名；同时，杨堃还把自己写的一篇《我的婚姻史》拿给张若名看，文中剖白家庭为他包办婚姻的过程，自己对婚姻的认识，以及后来痛苦的离婚经历等等，并以这几年他与家庭间的几十封通信为证。
杨堃的坦诚和衷情深深打动了张若名，她感到万事具备，不能让一往情深的杨堃再默默等下去，她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杨堃结婚。
　　
蜜月度假返回里昂后，张若名便专心投入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最后几章的写作，并于当年秋天全部完成。
全文用法文写作，共计5万余字。
安德烈·纪德是一位古典大师作家，10多年后的194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时，他在文坛刚刚有了影响。
张若名为纪德作品中通篇闪烁的纯洁、诚实、自然而优雅所吸引，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才能用于研究之中，从纪德的个性、作品、心理、情感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论文完成后 ，张若名把打印稿寄给了住在巴黎的纪德，不久，纪德回信写道：“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全信充满了赞扬和感谢的话语。
　　
张若名仅以国内中等师范学校肄业，没有一点法语的基础，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精神，寒窗7年，终于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40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

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同时又是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女主角。
这是20世纪中国留学史上闪光的一笔，更是中华女性的骄傲和荣誉。

【昆明最后一次握手】

1931年元旦刚过，杨堃张若名夫妇便回到了古都北平。
1937年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著名教授吴文藻准备举家南迁，特为推荐杨堃接替他的几门课程，于是杨堃一家搬进了“燕南园”原先吴文藻，谢冰心夫妇的住宅，环境幽雅，生活舒适方便。

1948年春，受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杨堃、张若名举家南迁，搬进了云南大学条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楼，担任中文系的教授，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 环境优雅而安静。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950年开始，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很快地适应了新社会，因为她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列主义，当过革命的“急先锋”。
　　
1955年春，对于杨堃和张若名夫妇来说，显得格外温馨暖人。他们与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共勤工俭学的战友，今日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外长、陈毅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　
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此后大家又一同共进午餐。
当张若名把至今还未能加入党组织的苦恼告诉周恩来，并询问30年前自己在法国入党的经历时，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杨堃也感到意外。
这个谜样的说法，杨堃事后才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来也许是为保护张若名，故意这样说的。
因为退团比退党的错误要轻些。
这是周恩来张若名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到北京后，邓颖超问了许多张若名的情形，总理一一详答，两人对若名的命运不胜欹嘘。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反右批判会，要她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羞辱，当得知，下午批判会还要继续，并且还要“加温”时，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
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辨，来不及写下遗言，就匆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投水自尽。
当时杨堃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议，会没开完，就接到云南大学拍来的一份电报，说张若名病重，速赶回。当杨堃急匆匆返回云大，见到的只有张若名的骨灰盒。
一对相濡以沫28载的夫妻就这样生离死别了。

【尾声】
1963年，法中关系正常化时周恩来想起了张若名，可惜太晚了！
周恩来了解到张若名的屈死，又怒又气。
周恩来邓颖超的过问下，云大党委才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杨堃挨斗、挨打，几乎丧生。家被抄4次，病。
直到1978年，经胡耀邦亲自批准，杨堃才调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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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巴黎之恋--选自苏立群【傅雷别传】

傅雷到了巴黎以后先找到了当时中国著名的大学者郑振铎，又在巴黎逗留了一周，就到法国西部的小城贝蒂的一个法文学校报到，补习他的法文了。经过朋友的介绍，便成了一位叫法朗士太太的房客。
　　
　　法朗士太太是一位1914年世界大战校级军官的未亡人，她自己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家里也曾兴旺过几世。她没有与亡夫生下儿女，但是生就的热心性格使她投入了无尽的社会工作中。
　　
　　傅雷后来回忆他在这个小城居住的半年，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因为这位太太不但对他很好，还充当了他的法文口语的老师；她不擅长法语的语法，可是对他的口音、发音要求严格。
　　
　　法朗士太太欣赏傅雷的才华，同时也为他的健康担心，她对傅雷的评价是：好青年，既聪明又好学，很懂礼貌，求知心强，好像一只饥渴的蜜蜂，一刻不停地吮吸着各种鲜花中的甘露，来酿成自己的甜蜜。
　　
　　傅雷的学习进步之快，使得她和另一位教师大为惊奇，并且赞叹不已。但是，她发现这个可爱的青年人的体质不是很好，担心学习的压力已影响到了他的健康，为此，这位热心肠的女人建议傅雷和她一道去法、瑞边境的莱芒湖暂做休息。我们知道，世界上常常有不是刻意做的事情，可能会引出深刻的以至改变终生的结局。
　　莱芒湖对傅雷就是这样。
　　
　　由于天资的敏慧，更有这样一位好心的女人的帮助，傅雷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大大地改进了他原来在中学稀里糊涂学过的三年法文，且以优异的入学分考进了巴黎大学的文科。可以说，这是傅雷有生之年头一次成功。这一天是他在贝蒂小城的最后一刻，他就要搬进巴黎，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了。
　　
　　傅雷匆匆地吃着这位好心的房东太太特地给他烤好的小酥油面包，喝了整整一罐新鲜牛奶，也许还吃了几大勺麦片。19岁多的年纪，他在时装上也不落后：一套质地上乘的西服，裁剪得体，不过分笔挺，透着一点儿随意；里头穿的是带一丁点儿咖啡色的衬衣。他的领带打得很仔细，领带交叉的地方又不那么精心。长长的乌黑的头发飘在脑后，走起路来总是稍许地昂着下巴。留心观察生活的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位将要或已经在好大学学艺术的学生。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法朗士太太指导的结果。
　　
　　“再会，我亲爱的中国朋友，我相信在这儿，你会心满意足。”这是法朗士太太对他说的临别之词。
　　
　　“再会，您给我的东西将是永久的。”傅雷回答着，由于这位普通妇女的品行与修养，他对这个国家产生了美好的印象。且在莱芒湖与她朝夕相处，使得傅雷很快地消除了自己对法国和欧陆是个外来人的感觉，思乡之情也减少了许多。
　　
　　他又回到了巴黎。而且是带着自信：他的语言足以应对了，他已不把这个国家当成是漂泊中的一站了，实际上，是他的灵才在高效率地工作着。
　　
　　在巴黎，傅雷住的地方离位于市区第五区的巴黎大学不远。这天他沿着塞纳河向学校走去；因为天气好，河的两畔已有一些画家把他们的作品悬挂在那里了。傅雷到法国以后，强迫自己每天早起，不过这一天他起得格外地早，他的同舍觉得有些奇怪，又看他忙着吃早餐，而且咚咚地把牛奶喝出那么大的响声，就问他：
　　
　　“今天你怎么啦？”
　　“噢，”傅雷吞下一口面包，很快地站起来，“晚上下了课回来告诉你们！”
　　
　　■你好，
　　我叫玛德林·贝尔
　　10分钟以后，他已经在河边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昨天也是在去学校的路上，他碰到了一位女郎；这女郎当时站在一个画摊前犹豫不决，恰巧傅雷经过，就被叫住了。女郎请他帮助她看看一张画是不是值得买下。傅雷走近去看那画，竟是一幅中国的山水画；再仔细看左下方的落款，是明代晚期的。画的标价并不高，题头是《早钟》，仿宋体，画的是江苏昆山一带的水乡，小桥流水，灰瓦连毗，画家显然是受了西画透视技法的影响。
　　
　　那女子问他成画的年代，因为画主告诉她是400年以前的作品，是真的古画。傅雷见卖画的人一双绿眼珠直看着他，就把那女子拉到一旁：“小姐，你要是想买古董，这幅画就别买，这是作假的古董。可是你要买画，这倒确实是中国画家画的，没有错儿。而且据我看，画得不错。”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可以买下来？”
　　“你看那标的价格，并不真是古董的价格，要是你喜欢，为什么不？”
　　那女子掏钱买了。
　　
　　“你好似很在行？你是来这儿的学生吧？学什么的？”
　　“我刚才考进了巴黎大学的文科，除此之外我还修美术。”
　　“那可太巧了，真高兴跟你认识，我叫……”她的这句话还没落音，一个消瘦的、也是长发的法国青年从后边一把挽住了她。
　　
　　“哦，渥特纳，你怎么在这儿冒出来了，昨天你妈妈到我家来找你，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挑起眉毛。
　　
　　傅雷一来是要赶着去上课，二来是不愿意夹在两个生人中，所以他说：“对不起，你们谈吧，上课要晚了。”说罢头也不回地跑了。
　　
　　可是他万没想到，等他下课一出学校的大门，那个法国女郎已笑盈盈地站在门边等他了。
　　
　　“你好，我的中国朋友，我叫玛德林·贝尔。”
　　他们已不记得谈了多久，不记得他们曾围着塞纳河的两座桥间的右岸、左岸来回来去地走过多少趟。反正他们谈得那么多，从春秋时代的圣贤到古希腊的哲人，谈文艺复兴，谈约翰·克利斯朵夫、冉·阿让跟欧也妮·葛朗台。
　　
　　等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已是清晨一点。这一天早上是傅雷头天与玛德林约好，要一同去散步，玛德林还要去听他上的课，课后他们一道去卢浮宫看画。
　　
　　■傅雷和玛德林
　　的心靠近了
　　巴黎大学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教授们都是在巨大的、有阶梯的教室里上课。上课的时候来听课的不完全是登记注册的学生，很多外校的学生也可以自由进来，不过他们一般坐在最前头的地面上。有些教授的课特别受欢迎，于是他的课就座无虚席，连课间想出去方便一下都不可能。到了冬天，因为教室大，所以总是生上熊熊的火炉，惹得一些没有钱取暖的中老年妇女们早早地就围坐在炉旁，上不上课与她们无关，她们一边低声地彼此嘀咕着，一边打手里的毛线活儿。而教授照常讲他们的课，时而还与前排的女人开开玩笑。
　　
　　这天，傅雷他们坐在了第二排，听的是12至15世纪的意大利绘画与雕塑。他们静静地听着，傅雷把硬壳笔记本摊在膝上，记录着要点。
　　
　　下午两点的时候，他们已站在了卢浮宫里一幅塞尚的画前。
　　
　　“你觉得这幅画，”傅雷指着画上的一只罐子，“是塞尚的作品吗？”
　　傅雷通过昨天的谈话，已知道玛德林有着相当好的艺术修养，特别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有极大的兴趣，并且还多才多艺，至少会演奏两种乐器。
　　
　　“你是说这幅作品有点儿离开了他一直走的印象派的路子吧？我还不至于怀疑这儿会展览一幅他的赝品。”她说。
　　
　　“对，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仔细看看这罐子，还有那个篮子。”傅雷拉着她的手，改换角度地看着。
　　
　　“走，我们再到那边看看他早期的画。”她提议道。
　　
　　以后的三天，包括周末，傅雷都跟玛德林反反复复地观察、研究塞尚不同时期的绘画。后来傅雷又找到他在巴黎的几个同是学艺术和绘画的中国留学生，当然玛德林次次都到场。他们最常去的地方是刘海粟———后来成为中国国画大师———
　　的家，刘海粟比傅雷大，去巴黎前已结了婚，他们夫妻俩住在巴黎拉丁区沙篷街18号一家叫罗林的旅馆。
　　
　　去的人多，讨论起来自然是你一嘴我一嘴；其中刘海粟夫妇刚到巴黎不久，用法文争论显然很吃力，于是就用国语，傅雷就得担当玛德林的翻译。他一边要阐述自己的看法，一边又得照顾到玛德林，让她加入进来支持自己。凡是了解傅雷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坏得很，一争执起来，没几句就会火冒三丈。即使是在玛德林面前也是一样。他的暴躁实在令玛德林不解，尤其是一开始，因为凡是这种情况，傅雷都是先用带着浓重上海腔的国语与同伴们争，玛德林在一旁手足无措，以为他要与别人动手打架了。这时傅雷才想起应该翻译给她听，可翻到半截，耳朵听了别人的反驳，耐不住，就立即夺理反击；最后弄得玛德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以为他们对塞尚的看法被这一群中国来的学生给“剿杀”了。
　　
　　终于，足有差不多一个多星期这样的“火拼”，讨论才平息下来。当然，傅雷认为他说服了大部分人，不过他从心底也并不反对别人存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星期后，大家仍是好朋友。
　　
　　“塞尚虽说与他们走在同一条路上，可是你看得出来，他的脚步不那么坚决，他的神色有点儿迷茫。”玛德林对傅雷说。他们这次又是站在卢浮宫塞尚的画前。
　　
　　“妙极了，你比喻得很恰当。不过‘走在路上’不如说是‘工作在印象派的花园里’。”傅雷眯着眼睛笑道。
　　
　　与玛德林在一起，看的、谈论与争议的是他们俩共同热爱的作品，切肤醉心的艺术。傅雷与玛德林的心靠近了。
　　
　　
　　


我爱上了她的眼睛

　　一九二九年，复活节的第二天，在傅雷的同一所大学的师范学院的哲学科，法国现代的大思想家让·保罗·萨特头一次见到了他终生的女友：西蒙娜·德·波伏娃。自那天起，他们开始了犹如一对蝴蝶式的爱情，钟情与自由，二者并存。这样，一种新的对婚姻的思想在法国以至后来的欧洲传播开来，它被一些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所接受，这些人重情感，不重婚约。
　　
　　几乎同时，傅雷与玛德林的爱恋也在与日增长。他们时常沿着大学附近的街道散步；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否看到过有个身体结实，个子不高，戴着眼镜，右眼有一道伤疤的青年人，正挽着一个消瘦的，比他高出半头的女学生迎着面走来；他们就是萨特和波伏娃，当然，他们彼此谁都不认识谁。
　　
　　萨特说他头一次看见波伏娃：“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
　　
　　傅雷眼里的这位玛德林呢？她是什么样子呢？
　　
　　最叫傅雷着迷的是玛德林一双会随着天气、随着她的衣着而改变颜色的眼睛———
　　阳光灿烂，这天她又穿着白上衣，眼睛就是蓝的；那蓝是阵雨骤停，太阳从棉团似的云朵中射出光辉的时候天空露出的那一抹晶蓝色；那时，玛德林的神态像是比平时纯朴。如果她套上一件灰绿的毛衣，那球体的颜色立刻就变成了翡翠绿；傅雷常常觉得，这种调子使得她的性情也随之冷淡了一些。她的头发也是会随着光线而变色的，有时是黄澄澄的，特别是她将发挽在头顶上，就如戴着一顶金冠。要在暗处，它是深褐与淡黄———极淡的黄混一起的，这使傅雷想起了玉米快成熟时那苞外的绺绺缨穗。玛德林是美丽的，无论从哪方面说，她都可称做美人。
　　
　　几个月的厮磨后，傅雷终于把儿时一直紧裹他内心的那层胎膜挣破了。那层东西那么厚，一丝光线都不透。他被憋在里面游荡了许多年，他周围的生物是没有性别的，一切都是母亲的附属物，它们随着她的喜怒哀乐改变着形状与位置，母亲是那个“黑夜的君王”。
　　
　　可是现在，玛德林接近了，她只用她的大胆且魔幻般的眼睛与柔和的声调就轻轻易易地摧垮了那个大而黑的胎膜，傅雷与黑暗一同从那里面坠落了下来。一切都在阳光下了，万物恢复了原色，哦，人间竟然这么温暖和美！他这么想。女人不再是“怯着”他的东西，他在玛德林的身上体验到了温情、柔媚，还有一颗无私的心；也许更多，那是幻想与浪漫、有时是冒险的精神。这些在他的小说中的M表妹身上有，但全然是另一种，表妹那儿是与“黑夜的君王”有联系的；它们的形式也非常不同，就如一幅莫奈的画与一轴母亲手中的绢绣那么不同。
　　
　　这期间，他更加用功地学习，开始翻译梅里美的《嘉尔曼》，开始与刘海粟一同研究绘画，并时常与玛德林一起读法国的名著，特别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的一切他们都喜欢。实际上富有、自由的玛德林参与了傅雷所有的艺术活动。
　　毫无疑问，她的“渗透”无论对傅雷在艺术上还是在更加净化他的法语以及对法国思想、文化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爱驾着怎样的神舆来到，谁知道
　　他们开始相爱了，可是爱是什么时候来到，是驾着怎样的神舆来到的，他们不知道。
　　
　　———他们经过一个期待的时期。互相观察，互相渴望，互相畏惧。他们都很不安。他们之间有小小的争执吵架；但起初亲热狎习的情景忽然没有了，他们缄默着。各人在静寂中培植自己的爱情。
　　
　　———爱情对于以往的事情颇有奇特的影响。自从傅雷发现自己爱上玛德林之后，便同时发现他是一向爱着她的。三个月以来，他们差不多天天见面，可谁都从没留神这段爱情。但既然他此刻爱了她，便应该是他从古以来爱她的了。
　　
　　———他终究能发现他所爱的对象，于他真是一种快慰。长久以来他在恋爱却不知谁是他的爱人！如今他宽慰了，恰如一个病人受着通体的、暧昧的、令人烦恼的苦楚，一朝看到这说不出的病变成了一种尖锐的痛苦而集中局限在某一点了，那倒觉得爽快。最能折磨人的是一种没有目标的爱情：它浸蚀他的精力使之崩溃。至于自己心里明白的热情固然会使精神趋于紧张，会使人疲倦不堪，但至少可以晓得为什么。无论什么都可以忍受，只是受不了空虚！
　　
　　———终于有一天，早上和一部分下午阴雨不止。他们坐在房里，不交一言地看看书，打打哈欠，望望窗外；显得烦闷忧郁。到了四点钟，天气晴朗了。他们奔到园子里去，依在花坛上，仰望着从山坡上直展到河边的草坪。地下冒着烟，温暖的水气向阳光上升；点滴的雨水在草上发亮；湿地的气味和百花的香味交混在一起；黄澄澄的蜜蜂在四周回旋飞舞。他们并肩坐着，彼此不望一眼，都没有打破沉默的决心。一只蜜蜂笨拙地降落在饱和雨水的紫藤上，把雨珠洒了玛德林一身。他们俩同时笑了，立刻他们觉得消了气，觉得他们原是一对好友，但仍不敢互相瞩望。
　　
　　———突然，玛德林头向着别处，抓住他的手说：“来！”
　　———她牵着他奔向树木茂密的曲径里，两旁植着黄杨，林子中间还有一块迷宫似的高地。他们爬上山坡，在积水的泥地上溜来滑去，湿透的树枝在他们的头上摇摆。快到岗上时，玛德林停下来喘一口气。
　　
　　———“等一等……等一等……”她轻轻地说，努力想恢复她的呼吸。
　　
　　傅雷望着她。见她微笑着，半张着嘴喘息着；她的手在傅雷的手里抽搐着。他们觉得血流在脉管里和颤动的手指里跃动。周围是一片静寂。树上金黄色的嫩芽在阳光下打战；一阵细雨从树叶上飘下，发出银铃似的声音；空中是燕子尖长的叫声。
　　
　　———玛德林旋转头来向着他，眼风仿佛电光般的一闪，继而搂着他的颈项，扑在他的怀里。
　　
　　———傅雷叫道：“玛德林！玛德林！亲爱的！……”
　　———“我爱你，雷，我爱你！”玛德林也叫了出来。
　　
　　他们在一张潮湿的木凳上坐下，心里充满着爱情，一种甜蜜的，深刻的爱情。
　　其余的一切都消灭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当着何种不识趣的人，这对恋人心灵的沟通决不会稍受影响；外界的约束反使他们的心的交流越来得热烈而甜蜜。那时候，一切都于他们有无穷的价值：一个字，一个眼色，口唇的一动，已足够在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的面目之下，透出他们丰富的内心生活。这一点，只有他们能够会意，至少他们相信是如此。于是他们互相微笑，为了那些小小的秘密而得意。单听他们的谈话，除了无关紧要的应酬话外什么特点都抓不到：但对于他们无异是永久的恋歌。
　　他们在声音笑貌之间辨别出瞬息万变的细腻的地方，其中的意义有如打开着的书本一样明白，甚至闭上眼睛也能看到；因为只要他们倾听自己的心，便可听到朋友的回声。他们对于人生，对于幸福，对于自己，都满怀着信心。他们的希望是无穷的。
　　他们爱着，被爱着，很幸福，没有半点阴影，没有一丝怀疑，没有对前途的恐惧！
　　惟有春光才有这种清明的境界！天上没有一片云翳。那么娇嫩的信心，似乎没有一件东西会使它枯萎。那么丰满的欢乐，似乎没有一件东西会使它穷尽。他们活着吗？
　　做梦吗？当然他们在做梦。在人生与他们的梦幻之间毫无共同点。即使有，在这神奇的时间他们本身即是一场幻梦；他们的生命本体在爱情的气息中溶解了……
　　
　　■傅雷面对迷人的法国女郎，决定悔婚
　　傅雷的好友刘海粟说：“两人频繁接触当中，感情逐渐炽热起来。尽管傅雷早就爱上了朱梅馥，但现在面对有共同爱好的玛德林，他觉得，这位迷人的法国女郎，要比表妹可爱多了。”
　　除了我不能证实刘海粟所谓“傅雷早就爱上了朱梅馥”，他确实是当时傅雷这段爱情的见证人。不仅于此，他还自作主张地干了一件让我们大为吃惊的事：
　　
　　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初夏，傅雷经过半年与玛德林感情的发展，他觉得已然到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时刻，他该向她，按照西方的习惯———提出婚姻的问题了。
　　
　　在这以前，他非正式地暗示过她，似乎她没有不接受之意。虽然除了他以外，那个沃特纳，还有一个做律师的矮个子的男人也常对她表示爱慕之心。不过傅雷是有把握的，更何况玛德林向他保证，只有傅雷“这个傻孩子”才是她惟一爱的。
　　想到要向她求婚，傅雷激动不已。婚姻对一个中国的男人来说，意味着要担负起很多的责任和义务。尤其像他这么一个重感情，真诚，沉迷于中国文化的人，一旦与玛德林在一起，他就会以他全部的爱、力量、智慧跟尊严去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他们不仅会白头偕老，也要相敬如宾。
　　
　　一想到这些，傅雷的血热起来，母亲会怎么想呢？他岂不知，娶一个外国“番女”不用说是对母亲，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大逆不道的，他休想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得到半点同情。但是，母亲终究是爱自己的。傅雷单纯地以为，如果他与玛德林结了婚，而他依然能在学业上成就自己，不也一样为自己祖先争了光吗？不也同样让受了不白之冤的父亲在冥冥之中可以安息了吗？对在家乡等待他的未婚女子呢？傅雷不知道，他们曾非常短暂地呆在一起，可是他对她不了解，虽说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不过她为什么就一定得是他的妻子呢？这事是大人安排的，不是从顺他的心。现时他在巴黎，这里的文化和学业，也许还有未来的事业，都是很诱人的。
　　
　　傅雷醉心于研究欧洲的文学与艺术，巴黎有人类最了不起的画廊与博物馆，有那么多有思想、有艺术见地的人，有他最要好的朋友们，还有，他最爱的女子———
　　玛德林。他们有相同的爱好，一样的同情心，他将来要做的一切，玛德林都可以参加进来；再有，玛德林好的家庭以及受到的教育，还有她的音乐与美术的造诣，她的叫人赏心悦目的美貌……想到这些，傅雷不想再犹豫了，于是拿起了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傅雷向母亲表明他自己已是成年人，婚姻的事不应由母亲操心，他明白地告诉她，要自己寻求伴侣，要表妹朱梅馥不必等他了。
　　
　　写完了信，他请刘海粟替他发掉，然后就到玛德林那儿把这件至关重要的事告诉她。
　　
　　不过，他不知道，这一天的一切都是意料之外的。
刘海粟扣下了傅雷的悔婚信
　　首先一个意外是玛德林在傅雷去的时候，正与沃特纳拥抱在一起。这不但使傅雷大为冒火，并且他当场把离手最近的一张椅子朝沃特纳砸了过去。幸好他的手不准，椅子从旁边飞了过去。
　　
　　事后，他又与玛德林大吵了一架。几个小时以后，在玛德林的亲吻下，他平静了，于是把他来的目的告给她。玛德林听了以后高兴地搂着他的脖子说：“你这下真正是个自由人了，祝贺你！”
　　另一个意外是那封傅雷请刘海粟代邮的信，他们夫妻俩不但拆封读了，而且还把信扣留下来，根本就没发往中国。
　　
　　可以猜得出，傅雷将信交他们时肯定是告诉了他们———经过考虑后，他打算与玛德林永结情好以及对家乡“父母之命”的不满。刘海粟比傅雷长十岁，又是刚到法国，虽然他比一般的中国人开明，可是这样的事，他们仍认为是“太过分了”。
　　
　　可能是为了尽“仁兄”“好友”之义务，他们决定拆信。
　　
　　果然，信中明白无误地表明傅雷不想继续受家庭所制，他要寻找自己的幸福。
　　
　　刘海粟夫妇甚至在信的背后发现傅雷大概是在相当矛盾的心情下，将一行“儿在异国已有意中人”补写在了信皮上，但过后又涂掉了。
　　
　　我不知傅雷在他几年后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在着笔译那“世界上有些人永远做着出人意料甚至出于自己意料的事情，曼希沃（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父亲）即是这等人物”的一段时作何感想———有智慧的人却往往不能主宰自己的船，船的舵手是命运———在这本书中那个受过良好教育、有非凡才华并且仪表堂堂的曼希沃是受命运驱使娶了一位既不漂亮又没有地位，既不聪明也没有文化的女仆，可是他们却生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个音乐的灵才。
　　感谢命运，它为人类文明生活平添了一份财富。
　　
　　再回到傅雷，如刘海粟夫妇不拆信，或拆了而不扣信，从逻辑上得出的推论来看，即从那时起傅雷不会与他家乡的姑娘朱梅馥完婚来判断，就不会有以后的傅雷，所有的命运的密码都将掉换位置：法国会多一个中国学人，中国则失去了一位文学艺术的巨匠。
　　
　　我不想就刘海粟他们是不是有这般权利———扣压这封至关紧要的信———发表什么议论，反正这次的确是“命运的链条”拉紧了，起了作用，而且是借了他们的手做了这件事；我也不管他们“仁兄”、“好友”有多少堂而皇之的理由，总之这件事是由他们俩做下了。要紧的是：他们立了一大功劳———他们当时一定不知道他们在为日后的中国文坛做了一个多重要的决定！
　　
　　两天后，傅雷定是又蒙受了另一次爱情上的伤害：这次的问题可能是来自那个矮个子的律师或者什么人。傅雷来到了拉丁区沙篷街18号罗林旅馆找刘海粟，问那封信邮走了没有。刘夫妇因为摸不清他的底细，搪塞道：“已经邮出去了，怎么？”
　　
　　“哦？！”傅雷神色茫然，欲言又止，最后什么也没说，离开了。
　　
　　■玛德林说，我们是自由人，谁也不归属谁
　　回去以后，傅雷觉得应该与玛德林正式谈一次，把他心底对她的爱全无保留地倾诉给她。结果，玛德林被他触动了，表示他们的爱会是世界上真正的、一直会燃烧到最后一息的爱情，是与他们的生命同灭的至美至善之爱。
　　
　　“嫁给我吧！”傅雷说，两只眼睛在眼镜后直视着玛德林。
　　
　　“我们为什么要履行那些世俗的手续呢？我们明天就搬到一起，我是你的人，你是我的人。同时，我们又是自由人，我不归属你，也不想你归属我。”玛德林摘下傅雷的眼镜，亲吻着他的眼睛。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玛德林，我在向你求婚。”傅雷已经有点儿忍不住了，把眼镜重新戴上，他得看清楚她。
　　
　　“我的傻孩子，我已经回答了你……”
　　还没等她说完，傅雷就暴怒了。
　　
　　“你是不是又在想那个纨绔子弟沃特纳，或是那个一脸官司的矮子？”
　　……可想而知，两个人又在争执了，直到双方都落了泪。
　　
　　日子变成他们不断地和好又不断地发生新的问题，每次都是因为玛德林的“自由人”的爱情观念，傅雷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她，因为他从玛德林泪痕满面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欺骗，玛德林爱他，他知道，但这种爱法使他痛不欲生。
　　
　　傅雷，他出生时是怒吼着出来的，所以长辈命他的名为“怒安”；他脾气的火爆是命中注定的，他的灵才此刻也起不了作用。火气把他的思维与智慧的孔穴全部阻塞了。
　　
　　六月的一天，玛德林突然奔到了刘海粟的住处。
　　
　　“快去，我才把他稳住，他要自杀给我看。”
　　等他们穿好衣服，比玛德林稍后一点儿到达傅雷的宿舍时，他们两个人已经在那儿热吻了，弄得刘海粟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次仅相隔了几天，一早，刘海粟的房东慌慌张张地进来告诉他傅雷带着一支枪来了，而且神色很不好，他担心会有什么事发生。
　　
　　那天傅雷的另一个学美术的朋友刘抗也在场。
　　
　　房东的门还没关上，傅雷已经进来了。
　　
　　刘海粟见他手里是拿着那柄手枪，不过他并没有立刻跟他要过来，只是让他坐下，尔后细声细语地问他：“你怎么了？”
　　“她……又有了……别人！”傅雷气得连这么几个字也说不成句。
　　
　　当然，他们开始劝说他，还让刘抗把玛德林叫来。
　　
　　结果和以前没什么不同，两个人都流了泪，然后再一次和解。
　　
　　刘海粟本以为傅雷带枪来只是吓唬一下人，开个不适当的玩笑而已，谁知等他拉开枪栓，里面真的有一颗子弹掉了出来，在场的人都吓坏了。
　　
　　这一晚，他们一起在饭馆吃了饭，刘海粟仍不放心他这位性子暴烈的朋友，所以又拉着他去塞纳河边散步以进一步相劝。
　　
　　他告诉傅雷，他认为他们文化的背景相去太远，将来迟早要分手，要傅雷早作决断。
　　
　　■傅雷终于发现，他难与玛德林的“新的婚姻观念”共存
　　傅雷终于平静了，他开始认真地回想他与玛德林的感情过程以及他们共同的经历，傅雷知道朋友们的劝告是中肯的，像他这样一个深受中国人文精神影响的人，是再难与玛德林的“新的婚姻观念”共存的。
　　
　　想到这些傅雷后悔了，他内疚地告诉刘海粟，想自杀还有一个原因———他觉得不久前发给母亲的信会对那个等待他的女孩子打击太大，他真担心他的表妹朱梅馥会为此寻死，因为自那一封信后，他就没有收到过家里的信。
　　
　　“是不是已经出了什么事？”他觉得他在外两年还没为家里、为母亲做任何事，反而倒发出了这样一封无情无意的信。为了这个，他也不想活下去了。
　　
　　当然，刘海粟这时才把真相揭开。傅雷虽然感激他的朋友之所为，可是依然心乱如麻，今后的一切就能平息下来吗？他能把玛德林忘掉吗？散步回来，他还是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为了帮助傅雷从这个命运的漩涡中脱出来，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应该离开巴黎一段时间。
　　
　　命运再一次从云端显示出光辉：莱芒湖从傅雷的心底走出来了，她向他招手，她驾着烨烨的车轩引导着他飞旋到那梦幻一般诗意的水泽，他的灵魂需求他安静，抚慰他返航，那里有一片纯净的蓝色在等待着他。
　　
　　傅雷去了。这便是他第二次重返莱芒。那是1929年6月。
　　
　　后来傅雷在给他的长子的一封信中提到他那一段时间常常消磨在月光星光之下，独自地在林中的水边踏着绿茵，呼吸着浓烈的草香与泥土味、水味，或是借此舒散苦闷，或是沉思默想。他认为莱芒让他心平气和，精神健康，也给了他力量。
　　
　　■真切体会贝多芬内心的悲痛
　　经过莱芒湖三个月的游历，傅雷消瘦的脸又红润了，代之困惑眼神的是圆圆的镜片后再度射出强烈求知的光。大自然熨平了他的心绪，这并不是说玛德林从记忆里消失了，是傅雷对自己在欧洲学习期间该做什么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
　　
　　为什么与她———都是属于人类这样同一种造物，却差距这么大，是什么样的环境酿就了如此巨大的文化鸿沟———这是傅雷穿越莱芒的山水和考察名人在那儿留下的足迹时不断思索的问题。这个可爱且温柔的法国女孩子在他的心田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可是从那里收获的却是这个中国青年学者终生致力的、企望在东西文化之间建筑一条通畅大道的宏伟计划。
　　
　　傅雷的理性在这个时候终于露出来了，就像风暴过后，洪水退了下去，一切恢复了原来的面貌，虽然一些大树和小的牲畜被水卷走了，可是河岸依旧威严地屹立在那儿，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感情的狂涛毁灭不了它。
　　
　　从1929年夏，傅雷自莱芒湖返回巴黎，直到1931年8月，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多种艺术活动，包括集中精力探索古希腊艺术的奥秘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在文学方面，他起步于自己的专业：着手法国文学和法文的作家———从十八世纪起始，一直研究到那个年头正处于巅峰写作期的罗曼·罗兰；所有这些人的作品无一逃过他阅读的栏目。罗曼·罗兰是个作家兼传记家，他不仅在文学上，也在音乐上，给了傅雷极深刻的印象，也对他往后的生活以至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傅雷心目中有一个真正的伟人，那就是德国的作曲家贝多芬。可是傅雷不是从贝多芬的作品或不完全是从贝多芬的作品得到这般结论的，而是通过读罗曼·罗兰创作的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了解了这位作曲家的灵魂。克利斯朵夫的一生，使傅雷懂得了，第一，什么是命运；第二，命运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傅雷是乘着这位作家的心灵之船游进了贝多芬的世界，而且那么真切地体会到贝多芬内心的悲痛———
　　大多数人不可能承受得住的那种悲痛。他像是亲身经历了上帝对贝多芬的摧残，因此他在文章里喊着：“耳聋，对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灭，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整个世界死灭了而贝多芬不曾死！并且他还重造那已经死灭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不但为他自己，而且是为了全人类……”那世界是《英雄交响乐》和《命运交响乐》，当然还有《第九交响乐》。

刘迅

留法勤工俭学生来自中国18个省,除多数是中学生以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生、留日生、教师、工人、商人、店员、医生、记者、华侨以及在政界任职者和退伍军人等。他们带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到达法国后,有的入校,有的进厂。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就读的学校有30余所,做过工的工厂有60多处。法兰西大地上,到处留下了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的足迹。

    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不远万里来到法国,在异国的土地上发奋求学,辛勤劳动,从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获得了技能。他们在与旅法华工和法国工人、学生的朝夕相处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艺,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突出地感受到法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


20世纪初法国南部重要的港口马赛。
绝大多数勤工俭学生从这里踏上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国土。


1919年8月14日，陈毅等勤工俭学生乘法轮“湄南”号赴法。
图为他们于10月10日抵达马赛港时的合影。


坐落在巴黎西郊拉卡莱纳戈隆勃浦安特街39号的华侨协社。此社是巴黎中国豆腐工厂的工人们捐资购买的房产。
勤工俭学生初到法国时多聚集于此侯工侯学。1919年8月31日该社正式成立后，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
华工工会、华工杂志社、中法协进会、巴黎通信社等十几个社团设入其内。



蒙塔尔纪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工厂。邓小平、聂荣臻、王若飞等许多勤工俭学生曾在此厂做过工。


雷诺汽车厂。周恩来、聂荣臻、何长工、陈书乐等大批勤工俭学生曾在此厂做过工。



勤工俭学生所在工厂分布图。


陈光熙在雷诺汽车厂的工作证明信。


陈书乐在雷诺汽车厂做工时的身份证。


王书堂在昂特机车制造厂当钳工、划线工的说明书。


勒克勒佐施奈德工厂。赵世炎、李立三、傅钟、邓小平等大批勤工俭学生曾在此厂做过工。


齐笏屏（右）在勒克勒佐工厂铸造车间劳动。


在哈金森橡胶工厂做工的四川江津籍的勤工俭学生合影。


陈泽孚（左一）、朱洗（左四）与法国工人在雪铁龙汽车厂的合影。


薛实甫等在煤矿做工时与法国工人的合影。


蒙塔尔纪男子公学。蔡和森等大批学生先后在此校学习。


蒙塔尔纪女子公学。蔡畅、向警予等曾在此学习。


1921年，傅钟（左一）与法国同学在蒙德里玛尔公学的合影。



1920年，蔡畅、（左一）、向警予（左七）等勤工俭学生在蒙塔尔纪女校的合影。


1920年3月21日，枫丹白露公学的勤工俭学生发起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召开游艺大会。
图为游艺会后合影。前排女生左起：蔡畅、向警予。二排右二为王若飞。三排中为李立三。


勤工俭学生在巴黎大学上课的情形。


1923年在勃伦农校学习的勤工俭学生合影。



陈毅（左）、金满城（中）、杨持正（右）在法国的合影。


1923年秋，在格勒诺布尔城大学的勤工俭学生合影。二排右五为吴震寰。


1921年，何长工（前排左三）等勤工俭学生在圣·日尔旺公学合影。


1922年6月9日，勤工俭学生在索米尔工业学校毕业合影。

刘迅

终于从党委办公室的网站吧这些资料给COPY出来了
大家一起看下还有别的啥人大家熟悉的

这个杀手冷

感谢刘迅~~资料很好~~~收藏了。谢谢哦~~~

Spiridom

改天去周总理巴黎故居看看

patrick-W

感谢各位高人的分享，十分珍贵的资料。顶上去，大家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