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崛起策系列--更新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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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十三：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


古希腊历史记载，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达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经常不着边际的吹捧国王迪奥尼修斯。有一天，国王迪奥尼修斯邀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国王特意让这位廷臣穿上王袍，让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悬着一把锋利的宝剑，而这把宝剑仅仅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国王迪奥尼修斯借这个机会告诉达摩克利斯：当国王所面临的风险，就像头上高悬着利剑一样，下面有野心的臣子随时可能斩断纤细的马鬃，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伴随着的是每时每刻潜在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听了这番话后，就打消了妄图篡位的不臣之心。于是后人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表示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似乎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上空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处在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市场丰富、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让国人振奋；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因为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常常见诸报端，腐败和贪污的案件有增无减，社会中不和谐、不安定的气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减，这些现象的确让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心。而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也呈现两级化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正在改变西方人过去对中国刻板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美欧的优势地位，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一个派别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将在剧烈的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走向解体崩溃。持中国崩溃论的不仅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持有这种观点。这种极端观点在199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还立下时间表，说中国在某某年就会崩溃。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变迁，中国崩溃论的极端观点成为笑谈，于是有的人又把所谓中国崩溃的时间表后移，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崩溃。只是谎言一旦被证伪，就很难再让人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观点现在处于衰势，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当然不必在乎有人热衷于宣传中国崩溃论，因为这些人越是这么说，中国反而就越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不是别人喊喊中国崩溃论就能喊得倒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是靠国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领域的磨嘴皮。对于激烈非理性的观点，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别人给予我们善意的批评和谆谆告诫则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改革落后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而我国领导人也在国内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该怎么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么，看看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危险，带来无法想见的严重后果？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民主化会不会燃起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让中国的版图和疆界受到威胁？我想，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爱国知识分子，心里都会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焦虑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日新月异和日渐强大，另外一方面总感到中国上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有信心取下这把高悬于我们头上的利剑吗？我们有信心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吗？
II
民主，自从晚清以来，就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五四运动中民主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译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国现代化目标被定义为要引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成为五四时期的进步潮流，并蕴育出中国学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的领域及其宽阔，民主是一种哲学观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 当然，也是指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关心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丰富概念中的一个方面 － 也就是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过竞争性的机制（包括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竞争）定期举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制度。 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源于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应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党制度，而是应该抱着为我所用的观点，吸收其中合理进步的积极元素，抛弃其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后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吸收西方民主制度部分优点的同时，根据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点，加入改良后的中国元素，从而达到建立新型民主观的目的。以下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合理化自己统治方式的假民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制度财富，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都认为本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能自外于国际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类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之内，而是应该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基础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领域，单单认为采用了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里我就要来谈谈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示。

•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险和理论漏洞 － 多数独裁和多数暴政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机制是多数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个理论中隐藏着极大的理论漏洞: 比如说100个人进行民主表决，其中70人属于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团体，剩下的30人属于零散的少数民族，假设70人决定剥夺30人的所有财产，甚至把30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就产生了可怕的多数暴政的问题。理论上，这是符合民主的多数原则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多数恐怖主义。早期的美国民主理论专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性，比如麦迪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制度下，压迫的危险来自社会的多数；而这种多数人的压迫将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国政治学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呼吁人们警惕多数专制，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而这种多数暴政多次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演。比如法国雅各宾专政(Jakobinerdiktatur)就开启了多数暴政的先河，雅各宾党人以多数人民的名义要求剥夺贵族的财产和生命，未经审判大量处死政治异议人士, 为法国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屠杀，最后让人人自危，社会动荡。而苏俄在10月革命后更是把多数专制上演到人类历史的极点，仅仅评着抽象的人民概念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剥夺另外一个阶级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肃反时期被处死的人多达几百万，都是以多数人民的名义来完成这样恐怖的政治迫害的。卢旺达是非洲大陆民主化先驱, 然而1994年民主选举后发生了可怕的种族屠杀事件，其逻辑也是多数暴政的延伸：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胡图族以所谓多数的民意和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消灭少数民族图西族，结果造成了百日内100多万人被屠杀的空前惨剧。历史沉痛的经验昭示了我们，民主的多数原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化约的，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每个人具有与身俱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生命权、身体尊严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学证明，因而是自然权。只有保障了少数人的权利和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确定了某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决机制。
  
• 民主的尴尬 － 选民选出了恐怖组织。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选举令世界震惊，巴勒斯坦人民用选票决定了让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马斯入主政府。虽然说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在不同人的眼里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哈马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常进行激烈的暗杀和自杀爆炸。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执政，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会让该区域陷入非稳定的失衡状态。本来，国际社会寄托于在人民投票过程中，会有一种自然理性抉择，能够淘汰掉极端的基本教义势力，因为大多数人民毕竟想过安定的正常生活，极端势利无论如何也难拿到超过50％的选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战争、动乱、屠杀和社会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极低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文盲率让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长大，在那里他们极易接受宗教极端教义的影响，成为哈马斯的铁杆拥护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完全处于前现代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人民对以色列的欺压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让选民很难作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易让极端势力从中渔利，一跃成为政坛上的新兴力量。因此民主制度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西方国家政坛上也有极端势力妄图利用欧洲国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利，比如说2002年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试图执政，德国的新纳粹政党也一度进入议会，但是这些极端政党在西方国家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为大多数选民所厌恶和唾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遍的大众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识让人民有比较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因此，民主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相搭配，才能发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几年在国际民主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由印度学者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来的, 这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形式上实现了选民投票和政党竞争的选举方式，政权也按照选举结果进行了转移和交换。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权，特别是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包含了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集会和结社权、宗教自由权等。 在一个民权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国家，也必定相应是一个法治社会和法制完善的国家。不少国家譬如伊朗和委内瑞拉，虽然实现了民主选举，但是由于言论和结社集会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由于宗教没有完全和政治分离，由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导致人民和选候选人资讯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后选举产生的结果是在公民基本权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样的选举结果应该说并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于选举人处处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阐述自己政纲的机会，因此尽管整个选举过程符合了民主原则，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选举。 在民权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却给各种各样的腐败、欺骗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的选举结果往往和真实的民意相去很远。因此，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权和司法独立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相应条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自由都是先于民主而产生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会经历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民权应该说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由民权就绝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
  
•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亚洲模式，被国际上认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权和公民自由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新加坡还是法治国家的典范和楷模，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设和最少的腐败，在世界各国廉洁程度的评比中，新加坡总是高居亚洲国家榜首。新加坡已经跃升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权却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每次选举的结果实质上是操纵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手中。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特征，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宗教自由权等），但是中国香港却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竞争型民主选举。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置后的现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却在现代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 不稳定民主：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既没有建立起起码的基础教育水平，经济也处于赤贫的阶段，文盲率和失业率都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权和自由权没有得到保障，法制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造成了一种情况，任何一方选举上台后，另外一方就会攻击选举舞弊和不公正，双方陷入僵持对峙的白热化阶段，整个国家被两大集团或是数大集团所煽动、操纵和控制，民众陷入狂热的选举后遗症和选举对峙中，整个国家面临崩溃和失序的危险。特别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很多非洲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极容易发生军事政变，军队中的将领干脆宣布军管国家，于是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后产生的新强人，往往又会建立军事领导人的寡头政治，直到其统治被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我们发现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新兴民主体都有这样的经历，民主选举后民选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复到极权主义统治中去，直到杀出一番新的游戏规则，军人又会所谓的还政于民，然后新的选举以后不久又发生军事政变，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周而复始。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
  
•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某些极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国内的某些情绪比如说反美情结，或是利用整个社会的某些氛围，或是利用宗教教义的狂热，或是利用社会内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拯救者，然后用狂热的极权主义模式来动员煽动支持自己的群体。他们或是夸大某种社会气氛比如社会不平等，或是在社会的伤口和裂痕上洒盐比如声称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遭到了压制，或是宣称自己有能力带领属于自己的群体打翻身仗，让群众产生意识形态的亢奋和狂热，以坚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义派别。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台湾的陈水扁，他在2000年侥幸地因为国民党三家分晋而让本来是少数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权，然后利用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和社会伤痕挑动不同族群间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绿支持者的“英雄”，并不断许诺台独政治远景。台独基本教义派宛如时不时地被打进兴奋剂，对陈水扁的贪污腐败和大量的丑闻基本可以作到不闻不问，因为通过基本民粹主义的动员，阿扁已经获得了特定群体 － 基本教义派的无条件支持。
  
• 选举前的恐怖之夜：虽然民主政治替代了专制统治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不能夸大地宣称民主政治用透明和开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业、阴谋诡计和独裁制度下的神秘。实际上，在民主选举中，各种各样的策略、计谋甚至是诡计也是层出不穷的。在许多国家大选前半年，执政党和在野党就难以好好治国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赢选战的议题上去了。随着大选的来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气氛往往也越来越紧张和诡异，选举的双方和多方不断抛出吸引选民眼球的议题和攻击对方候选人的议题，许多攻击对手的传言、传闻和丑闻包括对方家人的丑闻和私生活都被当成选举的战略牌一张一张有次序、按议题重要程度、按离选举时间的距离被一一打出来，离选举越近，发生令人震惊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选前也还是充满了诡诈和阴谋，候选人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动创造政治事件来为己方加分, 争取让对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让对方阵营犯错误, 然后抓住对手一点失误全面出击, 这些谋略在主要西方国家如美德法的大选中我们都多次领教，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体民主素质和道德素质还是要高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民主体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前，气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选举前一周和前一天会发生阴谋事件而逆转整个选情，比如枪击事件、自击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杀事件、变脸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选举前一夜堪称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选举前的悬案堪称经典，可以编入现代侦探小说。
  
• 选举中的侍从主义：在南欧和拉美一些后进的民主国家，由于历史上的传统，形成了国家和某些特定群体的父权主义式的庇护和交换关系。在民主化过程中，过去的执政党采取收买选票的方式，给予这些群体在选举后较为优惠的政策、国家补贴和高社会福利的承诺，换来的是某个群体的倾巢出动，全面助选给予本团体特殊庇护的政党。在这种政治庇护的交易中，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贿选的情况，特别是在意大利有着非常强列的政治侍从主义的倾向，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黑手党介入和控制地方选举的情况。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侍从主义，地方的某些团体和机构服务于特定的政党，形成庇护式的交换关系。
  
• 民主政治的反复：有的实行了民主制度之后的国家，由于国家解体、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缩水，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情也相应大幅度下降，开始怀念集权时代，或是感到开明专制也不错，关键是要恢复国家的秩序。这点在俄罗斯最为明显，普京时代公民的民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形式上却保留了定期民主选举的制度，可以划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罗斯普遍的民意不仅没有反对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给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居然获得了高达70％的选票，这样高的得票率几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这显示俄罗斯民众越来越认同应当在重建国家秩序的基础上发展民主的观点。
  
• 民主化的后遗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产党国家，西方国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从而导致了一些国家的解体，产生了数个国家，而新产生的国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压迫、要求民主为由，要求继续成立新的国家，于是有的国家发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杀，有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有的国家经历了二次分裂，甚至面临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这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如今，西方国家对于某些小民族分裂势力以民主为由要求建立新的国家也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样分裂下去可能会没完没了，造成社会的动荡永远不会停止。

以上谈了那么多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和种种弊端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制度的观点。事实上民主政治跟专制统治比，还是具有无比巨大的制度性优势的，民主虽然有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专制制度却会带来巨大的祸害，两者根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还是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句话说得好：“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糟的制度，但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用数人头（选举方式）代替砍人头（政权更替的暴力循环、政变、起义或革命），实现了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政权和平更替，实现了权利监督和权利制衡，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刻研究。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有着太多的缺点和漏洞，不能把民主制度视为是万能的。民主制度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基础，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制社会和以法治国的基本架构；民主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对公民权和少数人的权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会，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绝不能用简单的多数原则来化约，因此民主社会也应该同时是自由社会和法制社会。
III
弥赛亚是圣经旧约中所记载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罗马人）统治下苦不堪言，于是先知就根据耶和华上帝的启示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于是等待弥赛亚，热切盼望弥赛亚成为以色列人最强的精神寄托。
本来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领域的价值观念用在人类制度构建上，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万能的弥赛亚，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人类发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种制度“神化”成中国的拯救者，认为弥赛亚一到来，中国就得救，却可能适得其反，取得完全与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类所构建的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永远都会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项人类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而改进。那种把宗教价值观念用到人类政治制度上的作法，宣称掌握了某种终极真理，宣称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制度，宣称某种制度达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1990年当苏联解体、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后，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后形式和完全形式，从那以后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不会有新的发展，而只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个国家逐步实现上述既定目标罢了。笔者当然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相对来说较好的制度，因为在现存的世界各种制度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但我们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是，这两种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市场经济在早期所经历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差点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覆灭，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大量吸收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训建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才让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处在失败国家边缘。而民主政治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前虽然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还是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前共产国家），而在民主化之后虽然有了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却陷入几乎崩溃的境地。历史的经验深刻显示：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代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具体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绝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民主制度只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仅此而已，民主制度本身的设计还有数不清的问题、缺陷和漏洞，民主制度还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不断发展演进。任何把民主制度宗教化、神圣化和偶像化都是错误的，任何把某种模式捧为人类最高发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比如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当然有义务在全球各地输出这种最好的模式，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的作法的确有一定的理论和道德基础，但我们今天必须反驳福山这种简化的说法，我们认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没有终极目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没有终极目标，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如果说人类社会有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谐的世界，人的普世权利和尊严以及世界大同，这些都是规范性的理念，而不是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主弥赛亚的思想特别盛行，一些观点往往具有片面、激进和非理性的特点，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特别崇拜西方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往往将民主的广阔内涵简化为西方多党制和选举制，往往认为西方式选举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其实这种民主弥赛亚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笔者在这里决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项运动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积极正面的社会运动，宣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让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两项运动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对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非常深远。林敏生在1996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一文中谈到谭嗣同对民主的看法时说到：“他的根据普遍性宗教与道德述求所进行的对西方民主的接纳，洋溢着对西方民主的热情赞仰与道德想象，却不易接受’历史感’的节制 － 不倾向于仔细了解民主在西方历史脉络中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实质与限制，也不倾向于考虑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要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文化，将会有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带有非常强的民主弥赛亚色彩和脱离中国现实与具体国情的特点，对以后对中国一些知识届人士有特别强烈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必须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国内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观点，仍然远离民主的真正实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仅难以带来有利的影响，甚至还会延误中国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如下：

• 有一种很强的街头民主运动情结，认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游行和颠覆现存的权威体系和制度。实际上民主更多的强调的是妥协、宽容、博弈和渐进，而不是颠覆与反颠覆，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少有在街头完成的。
  
• 有一种很强的宗教民主情感，认为要通过学生的献身和救赎来唤醒广大民众。 这种观点是个巨大的误区，民主更多是一种内化在社会内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对话，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渐进。冲突和暴力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 对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对民主实质的内涵和民主理论了解很少，对民主的程序和技术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兴趣。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发现，许多高知识群体的人连一场普通的选举都完成不好，有时候甚至是乱糟糟的，整个程序毫无章法，但大家一谈到西方的民主体制却是琅琅上口，口若悬河。对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对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确是我们社会一大通病。
  
• 有一种很强的民主弥赛亚思想（特别是在海外），认为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真理，认为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实行了多党制才算是民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带有很强的民主宗教情绪，极易发展成民主至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民主国家，要么是独裁国家，绝无中间灰色领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只要两种，要么是支持民主的，要么是反对民主的，绝无中间地带；世界上所有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议题 － 民主议题，其他议题如经济、金融、社会、法律、财政等议题归根结底都是民主议题。这种民主至上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极端思维，他们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镜，一戴上后，就觉得世界上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要么民主，要么独裁，要么好，要么坏，美国是民主的，所有美国就是好的；中国是独裁的，所有中国一切都坏；因为中国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维持的。这种思维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偏执狂，连美国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事件被他们简化为民主对独裁。其实，世界是如此多元，颜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广阔，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实践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释成美国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问题归结成民主问题，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巨大谬误，就会远离人类正常的理性。
  
• 对民主过强的宗教感导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当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识，但民主本身并不能和道德划等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非道德化的政治制度，他是社会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结果，他是随着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为社会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权利来源和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也应当符合这个规律，民主应当为社会履行稳定社会的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和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安宁是根本目的，是“纲”；民主制度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国社会和平渐进到现代化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将民主制度道德化为一种终极安排，民主只是我们富国强民的一种重要工具。按照这种思维，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在是一种“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零和博弈，而是各个阶层能够获益、国家社会获得稳定发展的全面共赢。
  
• 民主成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的话题，而远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就拉开了序幕，特别是开始于1987年的农村选举对于中国民主化道路影响深远。从1999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选举试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非常重视中国的乡村选举，不仅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还有许多西方NGO组织举行了选举观察和提供了技术上的援助。国内一些学者也作了一些调研和积极有益的工作，但是从整个知识阶层和学术圈来看，农村的民主选举和它的重要意义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一些知识圈的人对乡村民主持一种轻蔑的态度，殊不知，中国民主化进程恰恰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中国农民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素质和选举过程中惊人的创造力赢得了许多西方学者、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高度赞扬和肯定（中国崛起策后续文章将详细谈到）。民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恰恰是从微观层次开始的，中国9亿农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制度化并贯彻到生活中去，是对中国民主化最大的贡献。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清“谈”民主，而中国农民和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正在“实行”民主，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不能自外于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参与观察、实证研究、调研和学术讨论为中国当前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批评和改进，为国家的稳定渐进民主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在新时代就必须转变观念，以适应时代浪潮的需要。我们应当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而把民主当作是稳定中国社会、健全中国体制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我们应当告别清谈的民主精英主义，而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同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和民主实践相结合起来；我们应当告别民主万能主义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体制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制度；我们应当告别街头激进的学生运动，而是走向田间、社区和城市，扎扎实实研究那里的民主进程并促进那里民主品质的提升；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民主理论、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实践和民主修养，而不再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西方多党制和两党制；我们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号，而是在立足于各自本职工作，让民主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远离我们的高高在上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从每一个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让我们身边的每一场选举（班级、大学、社区、街道、农村、乡镇）都成为民主实验和传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场所。万丈高楼平地起，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永保国家和谐安宁，依靠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依靠的是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依靠的是坚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制度；能否取下高悬在我们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精神意志。在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开放和民智大开的今天，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恒心、有决心，一定能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永绝动乱之源，让强盛和现代化这次不再与我们擦肩而过，让我们强国的梦想最终成真！为了一个和平、民主和强大的中国，愿我们共同努力奋进！（未完, 接下来的中国崛起策笔者将陆续提出中国渐进民主改革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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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十四：从"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看日本的崛起

日本的国家神道教认为世界之上居住着八百万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创世之神，天皇则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创造，日本民族则是神的后裔，日本人在历史上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神国。但是从历史记载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话，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请参考戴季陶《日本论》第三章“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日本在中国历史上最初被称为倭国，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先是把自己的国名由倭国正名为日本，然后又把当时用以称呼部落首领的“大王”一词改为天皇。日本人没有用中国的皇帝称号来称呼自己的首领，因为怕触怒当时国力强大的盛唐，但又要显示在精神上优于中国，于是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天皇”一词。接着日本官方编撰了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日本书纪”，在书里日本人显示出了杜撰历史的卓越才能，他们创超了一个上古时期的领袖 — 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60年左右，当时日本尚处于极为原始落后的绳文时期，人们生活在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的石器时代。这个神武天皇究竟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还是一个统一了日本列岛的英雄，或者说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现在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不出来，但是他绝对不是什么天造大神创造的天皇，这是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现代人应该能够确定的。这之后工于心计的日本人继续发挥了想象才能和创造才能，索性虚构出了一整套神话时代和上古时代的天皇家族谱系，于是一个本来虚无飘渺的部族首领被拔高为整个日本民族的天皇，为日本形成统一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打下了重要的精神基础。而日本历史学家则竭力宣扬日本天皇制度乃是“万世一系”，也就是天皇家族的传承不会经历变更，日本天皇千秋万代都是由同一个源头和同一个家族诞生，日本的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王朝，正如日本国歌《君之代》里传唱道：“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
平心而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许多民族都会有人类童年的宗教童话，中华民族的起源也有盘古女娲的神话，古希腊也有一系列世界驰名的神话故事，北欧民族也有早期的神话来源，在今天的许多南太平洋小国，各种原始的宗教神话故事依然盛行。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对成熟和文明的阶段后，这种原始神话就会被更加完整和系统化的世界性宗教所替代，比如欧洲国家在进入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后普遍经历了基督化，中国则接受了佛教并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而中东和北非地区则被伊斯兰化。如果说日本天造大神创造万物和万世一系仅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神话传说的话, 倒是很容易让人理解，可是偏偏在后来日本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宗教神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日本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对这样的信条深信不疑。
日本人虚构了天皇谱系以后，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经历了奈良时期、平安时期、镰仓幕府、南北朝时期、北朝天皇、室丁幕府、安士桃山时代、江户幕府，近代日本还有明治、大正、昭和、明仁天皇。近代历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长期处于虚君地位，并不掌握实权，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将军和幕府的手里。如同人类社会任何权利结构和王朝历史一样，将军、大名、幕府和藩镇之间的争斗、暗杀、颠覆、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权力争斗的血腥和残酷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然而，让历史学家难以解释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日本产生了，无论世俗的权力如何争斗，天皇世系王朝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从虚构的神武天皇到现在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经有128代，所谓的“万世一系”以惊人的超稳定性保留下来了，无论是幕府时期血腥暴力的权力斗争，还是内部的暴力动乱和农民起义，无论是日本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是日本二战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和撼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将军、幕府和武士曾经彻底取消和推翻天皇制度。相反，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包括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类似日本这样一脉相承的不受挑战的君主制度。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中，宫廷阴谋或军事政变让欧洲国家都经历过王朝的更迭和颠覆；被称为超级稳定的中国封建王朝更是经历了无数的叛乱、权力斗争、宫廷阴谋和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领袖和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一方要么“协天子以令诸侯”，要么高呼“王侯将相，令有种乎！彼可去而代之”，要么表示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要么迫不及待的称帝封官，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结构，朝代的更替让中国历史总是处在治乱循环之中。而日本奇特的所谓万世一系的神话本来是一种人类童年不成熟的神话故事，也许是政治阶层有意编造和杜撰出来的，却令人惊奇地转化为日本人超强的精神信念和日本人的集体民族意识，让日本社会免去了人类其它文明所经历的改朝换代。
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时代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宪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其《菊与刀》一书里纪录了这件日本近代历史上不为人知、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幕：斯宾塞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书面意见里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谈到日本传统文化和天皇制度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他认为，以大和民族心理为基础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让日本具有了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可以有助于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日本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对天皇绝对的崇拜和忠诚，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宝贵资源。日本的这种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应当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可以转化为日本复兴的动力。斯宾塞认为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所向披靡（见本尼迪克：《菊与刀》49页）。
在明治维新其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从军事、技术、政治体制一直到生活习惯，日本的精英阶层善于学习，全力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传统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日本明治政府非常具有远见地分析到，日本要在短时间里赶超先进国家，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场竞争模式，而必须令辟蹊径，采取国家强力干预加速发展大型重工业的作法，这样，日本在短时期内以惊人的效率建立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发展国家大型工业的具体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完全采取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战略，国家重点扶植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然后把企业以低价卖给私人，而这些私营企业集团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它们和执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扶植和政策倾斜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迅速发展了起来。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虑是：工业事关当时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办法建立起现代化工业。而要到达这样的目标，日本就必须利用自己不同与西方的独特文化资源，争取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也就是某种计划和市场混合的模式促进日本工业化进程的超常规式的飞跃。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被战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又一次显示了日本文化衔接西方现代化制度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仅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创立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满了日本特色。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日本民间民权意识高涨，立宪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中心话题。在1889年颁布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力和建立议会，但同时却把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写进了宪法，用国家法律形式再次确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议会制度中，众议院代表由日本国民普选产生，可以对政府各级高官提出政策质询，但是却不真正掌握决策权、行政权和预算事务，众议院甚至还要受到贵族院的制约，而贵族院里的一半议员是由贵族构成，而四分之一的贵族院议员是由天皇特别任命。这样，明治时代的改新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通过普选议员和议会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权力来源，建立了现代的宪政体制，另外一方面却体现了浓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权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也在议会政治建立后反而得到加强。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宪的过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话和信仰变成国家法律，创造了一种超级稳定的总体权威政治结构，同时却没有忘记适应时代之需变更自己的政治体制，确立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 实君立宪制度。
这之后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成为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员力量，一个本来荒诞不经的原始宗教神话不仅为日本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体制，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日本对临近亚洲国家疯狂的侵略和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火和灾难。日本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稳定力量的同时，也因为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差点让自己的国家毁灭。用中文一句话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居民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到：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天皇在发表《终战诏书》的同时为了维持日本国体发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坛，承认自己并不是神，并强调天皇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依据敬爱和相互信赖的历史传统沿袭而来的，而不仅单单是因为宗教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非常精确的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现象，天皇不仅是发动侵韩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应该对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战犯都遭到了严厉惩处，唯独日本的头号战犯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继续享有天皇称号的荣誉，受到日本人的绝对遵从。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后，天皇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视察和慰问，无论他到那里，都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目睹天皇，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涌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和谴责他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这个所谓慈祥老人是让千千万万家庭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这样一种君民同乐、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的日本，当时的一些外国媒体也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和违背人类理性常规的行为进行了报道。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他的占领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宪法，日本从此走上了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道路，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作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岁，这让许多日本人恼怒不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将军，却认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国及盟国军队20个师的力量相提并论。美国人敢于扔下两颗原子弹，却不敢动天皇，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文化和宗教延续而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预测的，用得好，可以为美国稳定在日本的统治和把日本纳入当时西方世界服务；用不好，或是把天皇这个“现世神”请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让美国在日本的统治永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人才决定继续维护天皇这个“现世神”的“神圣”地位的。事实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爆发、正确的产业政策、重视国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独特的因素结合到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政治结构，天皇的存在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稳定安全的心理基础，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当然可以嘲笑日本文化中一些幼稚和不合理性的成分，就像许多西方人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觉得莫名其妙一样。但是我们从现代化成功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能够有效地把自己的传统融和进现代化的发展中去，尽管他们的文化、宗教和思维方式在一个理性的现代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和不合时宜，但是站在国家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成功者，是无可置疑的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最佳范例。无论是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还是日本二战后的重新崛起，都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太多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中日两国同为东方民族，文化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不同，日本的发展路径应该比其他大国发展的过程更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研究。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跟过去的文化断裂，必须认真思考，过去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哪些因素却能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哪些文化因素是我们民族独有而其他民族没有的，哪些因素甚至可能让我们加速现代化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先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完完全全地跟自己民族的过去彻底决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劣等民族文化或者完全是糟粕。一个民族在精神更新、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一个民族在全面学习先进国家过程中，一定要力戒那种极端的“不破不立”的思想，而是要理性地把现代化和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日本人在现代化的历程中，通过一个个精英集团的精密设计和周全考虑，把日本文化中的独特因素如忠诚、对长辈和权威的尊重、等级制度、集体主义和天皇宗教神话巧妙地整合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作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让一些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没有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安排意外地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而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在鲁迅先生的文选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政治运动中，以及后来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思想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长时间的落后和锁国让我们的民族逐渐失去了对自己民族的基本判断力，中国的落后被简单地归结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劣根性，华夏煌煌5000年历史被简化为“吃人的历史”，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被简化成现代化的障碍，成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某些人谩骂自己的民族是劣等民族。于是在这样简化的逻辑下，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激情政治口号，就有了摧毁中国封建文化的简单的激情宣泄。事实上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不破不立”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线形思维和简化思维的必然结果。这些思想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导致了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自我价值观的丧失，最后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或是认为要摧毁一切旧的制度才能建立新制度。而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成功的国家就是指那样一些国家，它们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成本、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少的与传统文化之断裂来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一个国家越是盛行极端思想，越是常常爆发革命和运动，越是流行“打倒”、“摧毁“、“铲除”和“消灭”等口号，就必然要越长时间在现代化门口徘徊，因为打倒容易，建设起来却很困难。一个民族不仅要理性认识世界和世界的变化，也应该同时有正确认识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能力，现代化不能脱离时代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条件，我们不可能凭空建立一个新制度。美国政治理论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81）指出，在世界上12个比较稳定的欧洲和英语系民主国家中，其中10个国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过去的贵族并没有通过激情的革命手段被消灭，而是社会各个阶层建立和解的社会契约，既建立了反映民意的宪政体制，又让精英阶层的贵族能够继续享有一定的权力为国家服务。在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发展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在现代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格局中有一条铁律：谁能在单位时间里最好地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发展，谁就能取得历史性的优势地位。谁能实现国家各种力量的和解共生，减少动乱和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谁就能成为竞争中的胜者。
日本人用天皇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和日本人对权威的尊重建立了一种国家总体上的稳定局面，由于这种宗教文化的影响力深入骨髓，所以日本的发展非常得益于这种超级稳定的政治架构。但是日本人的成功在于，他们并没有沉浸在这种宗教神话中，而只是利用这种文化中的独特因素来为现代化服务，来防止社会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乱和社会冲突，他们在制度建设上非常成功，一步步建立了立宪制度，法制国家和民主竞选制度（当然也具有浓厚的日本特色）。这种在全国局面稳定的架构中，成功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制度的作法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在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是否有这样的积极因素，既能促进基层民主制度的层层推进，但是同时，我们能够牢牢保持国家总体层面上的稳定，而不出现动乱？我们是否能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寻找出有利于中国大局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又加快法制国家建设的进程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中国宪政体制？我们是否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把传统中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充分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今天站在斯宾塞的立场上，可以为国家的总体战略发展提出什么样的建言？我想，这样的问题还是留给大家积极去思考，通过大家的集体智慧来共同探索吧。本篇只是一篇过渡文章，笔者将从下一策开始，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渐进改革和渐进民主化进程提出具体的和技术性的建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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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十五：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 — 建立社会中间层


I 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冲突理论”
社会学有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被称为功能论，该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由一批社会学大师（如帕森斯、默顿等）的推动，功能论在60年代达到顶峰。直到21世纪的今天，功能理论流派仍然占据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位置，功能论依然是许多社会学家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理论依据。
那么究竟什么是功能论呢？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个社会系统（如法律、经济和教育）、每一种社会机制（比如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每一个国家机构（如政府部门、议会、法院、警察和监狱等）都在为社会履行一定的功能和社会职能，这些社会功能加总在一起就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的总体稳定和整合是由于各个社会系统履行了自己应当履行的特殊功能而产生的，这就是功能论的本质。在功能理论派的学者看来，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1）每个社会都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结构；（2）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充分整合社会各个群体的架构；（3）每个社会元素都以自己的特定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的。
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对社会学的功能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并针对功能理论的社会基本发展模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1）每个社会任何时候都处在社会变迁之中；（2）每个社会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社会冲突；（3）每个社会元素都对社会的变化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的权力强迫的基础之上的。达伦多夫几乎完全是针对功能论的四个社会基本特点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常态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稳定、和谐和整合，一个社会的常态恰恰是社会冲突。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冲突就始终存在。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冲突就无时无刻地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因为各种社会冲突而处在每时每刻的变化和变迁之中。固定的、凝固的、静态的、超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来都不存在，而变化的、运动的、动态的、非稳定的社会才是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社会形态。社会冲突在达伦多夫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语，甚至恰恰相反，社会冲突对于他来说，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正面含义。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正是在社会冲突酝酿的社会变迁中不断向前发展，没有社会的各种冲突，就没有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社会冲突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
社会学家的理论都是从大量的经验事实里总结出来的，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到验证的。我们不能单纯把理论看成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架构和与社会经验事实相脱离的书本上的东西，因为社会学毕竟不是哲学和神学，其学科宗旨在于发现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和统一的论证模式，而是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解释模式，而且社会科学家常常相互批评甚至争吵，但是剥离掉一些纷繁复杂的学术争论，我们完全可以从人为构建的庞大学术迷宫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或是找到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
具体说来功能理论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执政者和政治家都很喜欢的理论，因为功能论强调的是社会整合、稳定、团结、和谐，因而探讨社会稳定发展的学者来说一定会青睐这种理论模式。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功能论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求稳怕乱的社会普遍心理。笔者也在中国崛起策十二到十四策用了三策的篇幅来探索中国在改革和转轨的道路上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因此始终是笔者念兹在兹的中心话题，但是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必须指出当前非常紧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将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本质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理论将对未来20到30年时间中国稳定渐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援；而且冲突理论和功能理论并不是完全彼此矛盾的理论，恰恰相反，两个理论都将为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认识论基础。鉴于功能论在各国社会学界都非常受到重视，而且容易被大众理解，笔者在本策论中不涉及功能论，而是具体运用社会冲突的理论来探索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也同时探索如何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制度性的基础。
II 正确认识社会冲突，解决社会冲突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达伦多夫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去发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无论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无论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人类文明中，还是在原始的社会形态里，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庄园经济中，还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在199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社会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都从来没有消失过，也将永远不会消失。
必须加以区分的是，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和我们熟知的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不同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归根结底就是阶级冲突，人类社会的各种斗争归根结底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而达伦多夫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丰富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更是纷繁复杂，如果要把所有的社会冲突归结为阶级斗争，其实是简化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而且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比如说，一个社会可以同时存在着城乡冲突、宗教冲突、劳资冲突和社会分配冲突，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同一个社会群体之间也可能存在大量的冲突，比如两名大学教师去申请一个教授的名额，两名车间工人去竞争车间先进工人称号，都可以被视为是社会冲突。由于人类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必然会存在着与本身利益相关的冲突，如果把所有的冲突都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不仅简化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而且极容易无限上纲，带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
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的各种冲突具有不同的强度和烈度，从两个职员竞争升级、到一个工厂的工人罢工、再到群体性的骚乱事件、一直到革命，冲突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而革命则是一个社会里最激烈、最具爆发力和最具毁灭性的冲突形式。达伦多夫区分了低烈度、低强度和中烈度、中强度以及高烈度、高强度的社会冲突形式，这种模式很值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深思。我们观察到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可以提出以下四个问题：（1）西方社会在历史上同人类其它任何社会和文明一样，都曾经历农民起义、社会毁灭性冲突和革命（比如法国在18到19世纪发生过四次革命），为什么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依然存在大量社会冲突，但是却不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2）为什么日本在1990年代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却没有发生社会崩盘和社会解体的现象？德国在2000年后也进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分配危机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和显性化，但是为什么德国却没有发生任何革命事件的可能性？为什么阿根廷在1999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却发生了整个社会失控的现象，国家一度面临解体崩溃的可怕局面？（3）为什么西方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安然度过了一次次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比如1968的学生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峻挑战），而苏联和东欧阵营却最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解体？（4）是什么样的制度构建让西方社会基本免除了动乱和革命？
以上的问题也是笔者在西方求学期间苦苦思索的问题，笔者本人所在的城市是德国一个中等城市，在中国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笔者曾经在市中心多次目睹游行和工人的罢工，我想生活在国外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目睹千奇百怪的不同社会群体示威游行的事件。然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各种各样的游行中游行群众生动活泼但又是井然有序的组织形式、游行群众和警方良好的互动、警察面带微笑的文明执法和游行人员对警察和社会秩序的尊重，这些都让很多游行示威和罢工运动能够在理性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当然，社会上总是会发生暴力示威事件，但是大多数游行和群众运动的温和、理性和有秩序超出了我们对群体性事件普遍的想象，警察没有把自己摆在游行群众的对立面上，双方采取的是合作和尊重的态度，这的确大大降低了社会成本，减少了暴力冲突事件发生的概率。我一直在思考，西方社会的一些成功运作模式在哪些方面可以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对西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观察上和社会对待冲突事件的解决机制上，给我的启发是最大的。联系到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以下几点笔者认为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承认冲突的存在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社会冲突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人类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冲突的存在。认识到冲突不可避免地、每时每刻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能够采取理性行为和理性政策的前提条件。
（2）极权主义社会（比如说前苏联和今天的朝鲜）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否定冲突的存在，或者是采取压制性的作法消灭一切冲突，或是采用行政手段禁止一切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不同利益的博弈，营造表面上的大一统和全国意见的一致性，实际上被压制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是隐形地运行在社会里。达伦多夫认为，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在极权主义社会里就像一股暗流一样不断地运行着和积累着，当社会无法承载这样的超负荷运行的时候，社会长期积累的危机和冲突就会来一次“火山爆发”，这就意味着，被简单压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短时间内会以爆破性的速度扩展开来，而这种爆发带有极强的危害性和毁灭性，常常会将整个国家带入解体和崩溃，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3）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千千万万种社会冲突，但是无论这些冲突如何复杂和多样化，它们都可以粗分为两类，一种是分散性冲突，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冲突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内和社会领域内，这样的社会冲突，无论是其强度、烈度，还是其社会损害性都比较小；另外一种则是重叠性冲突，这是指多种社会冲突发生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上，或是让同一个社会群体受到压迫感，这样的社会冲突就会非常剧烈，其社会危害性往往就很大。达伦多夫举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国家存在着三大基本冲突，一是阶级冲突，二是城乡冲突，三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冲突。假如说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乡村，基督教徒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时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占据了社会上层的所有权力位置，在经济上也是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而乡村里的天主教徒处于社会权力分配的下层，经济上也处于社会最低阶层，在这样的社会冲突中，天主教徒处于全面的劣势地位，在每一种社会冲突中都处于不利局面并受到制度性歧视，而基督徒在每种社会冲突中都是处于获利局面和赢者通吃的状况，如果这样的社会结构得不到制度校正，天主徒对基督徒的对抗将是极为剧烈的，其强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同样，当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社会群体，比如说农民，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是经济上都是处于无权的地位和社会最底层，如果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政策缩小农民和其它社会群体的差距，让农民的生活不至于落到贫困线以下，让农民的贫困生活得到一定的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是处于被相对剥夺的状态，社会冲突虽然存在，但其危害性和破坏性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致影响社会的根本稳定。但是如果农民既遭受社会制度性的歧视，国家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又拒绝有任何介入和任何补偿，农民的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其生活水平甚至降到绝对贫困线和生存线以下，那么这样的状况就形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绝对剥夺，也就是一个社会群体处于全面被剥削的状况，但是被剥夺的群体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没有任何希望去改变本阶层的命运，这种绝对剥夺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正如自然界的地震、火山和海啸一样，其突发性、爆破性和强烈性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而“社会地震”、“社会火山”和“社会海啸”的爆发更是危险无比，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只有常存忧患意识，多加强社会公共投入和社会福利投入以降低社会不平等，才能防患于未然，减低社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毁坏性，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安宁。
（4）达伦多夫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深刻认识到冲突是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一个冲突解决了，但是另外一个冲突很快又出现了；一个时期的冲突基本解决了，但新时期又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有没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冲突的机制和渠道。前面提到了极权社会对待冲突的方式采取的是围堵和压制的方式，其结果是越堵制度漏洞越多、越大，最后难免山洪爆发，制度大堤彻底崩溃。达伦多夫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优越于极权主义制度在于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机制为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民主社会也为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提供了多样化的意见表达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而这些疏通的渠道可以让社会上的问题、不平等和冲突因素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解决的可能，而社会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为多元化的表达机制得到公开，因此也可以引起社会和公共舆论的重视而得到改善，从而不会使社会群体遭受到绝对剥夺的感觉。

图表一 民主社会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建立社会中间层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笔者用图表一来表示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疏通机制。由于进入现代化或是向现代化转轨的国家采用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之下，社会日趋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个国家不同的区域都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一种职业和社会行业都会形成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在这种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链条中，势力强大、拥有资本的利益群体往往会成为竞争中的赢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市场规则尚不透明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可能介入市场和资本相结合形成权力资本交换、权力资本共生和权力资本腐败等现象，从而形成拥有资本和权力的群体赢者通吃的现象，甚至形成经济领域里的垄断现象，进而彻底破坏了市场竞争中应有的机会平等原则，同时破坏社会应有的基本公平和正义原则，导致大量的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和部分职员）的利益受损，甚至形成危险的绝对剥夺的局面。其实今天中国社会大家特别关心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平问题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都出现过，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西方社会在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既享受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空前经济繁荣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祸害之苦比如环境污染、劳工条件的极端恶劣、工人阶级遭受到残酷剥削和消费严重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等。面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权力相互勾结损害普通民众利益和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的社会现实，西方国家逐渐摸索和演练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来防止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火山式”爆发，这就是建立社会中间层（见图表一）。社会中间层，就是现代社会中介于国家和普通公民之间的那一层自治机构，在西方国家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或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多元的利益和复杂的社会冲突，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为每个公民、每个社会群体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难题、矛盾和冲突，因为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追求都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这千千万万、不断变迁的利益追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国家只有鼓励每个社会群体自由结社、结成代表本阶层的社会自治组织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和博弈，这样就能在总体上防止弱势群体权力遭受侵害和赢者通吃的现象，进而大大减缓了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每个普通公民和每个社会群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社会群体通过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益就会在整体上促进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并防止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看法类似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论述的的看不见的手驱动市场利益整体最大化的思想，我们也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看不见的手通过社会中间层机制有效地促进了权力和利益的平衡，进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增进了国民的整体利益。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劳资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和不对等，资方与政治权力结成共生体让劳工阶层处于赤贫状态，工人的人均寿命竟然低于40岁，童工现象极为普遍，工人的工资可以任意克扣和降到维持生命线的最低点，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雇，劳工阶层更谈不上有任何社会福利，一旦丧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伤事故，工人便只有等死的份。这种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不仅从道德上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更让当时工人阶级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工阶层或是焚毁工厂、烧毁机器，或是发动工潮和工人起义，进而参加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和崩盘的危机。正是这样的发展，才让西方国家政府逐步采取大规模的改良措施，通过建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来安抚激进的工潮运动，通过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来揭露资本势力任意破坏环境和侵犯劳工利益的恶行，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制裁有产者的不义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以协助工人阶层、农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建立有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法人团体形式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矿工协会、福利协会等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中间层起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不仅为国家卸掉了大量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让社会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以文明的谈判、调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决，让社会各个群体心情舒畅，没有被制度性压制和剥夺的感觉，没有被歧视和压迫的感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四赢”局面，一是工人、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维护，社会冲突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会发生社会动乱和革命，因为社会群体有了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进运动方式了。二，国家也是重要的赢家，许多企业发生的动乱和骚乱一旦扩散开来就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动乱和革命，社会动乱具有很强的“传染扩散”能力，所以这必将威胁到国家整体稳定。而社会中间层的建立大大舒缓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压力，让国家不必再“事必躬亲”，管那么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时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三，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获利者，通过文明的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工人持续进行高强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击企业领导、厂房和机器设备的可能性，这样资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并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四，在国家、企业主和社会群体共赢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有利于塑造出一种文明、祥和、理性的气氛，一种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协商解决社会争端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发展民主制度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理性、平、渐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将最终使每个社会群体大大受益。中国未来能否发展出比许多转轨国家和地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层次的民主，其关键在于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这一切都是从建立社会中间层、建立良好的维权和利益博弈机制开始的。当工人阶级的代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走进集体谈判的大厅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而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一方来为双方斡旋、调节和协助双方谈判时，三方（国家、劳、资）也许会同时发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会原来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难的，只要这样的协商机制得到确立，社会就会逐步脱离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会演进。
III 苏联和东欧的惨痛教训
1990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笔者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民主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动乱的危险（请对比图表一和二）。

图表二：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模式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表二展示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都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运行、调节和更新，国家当然可以协助社会基层建立自治机构，并为社会团体之间的谈判作调解和斡旋，总的来说，国家的立场是比较超脱、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规划和调控社会的角色。但是极权主义模式注定了苏共要大包大揽，要想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社会有任何独立自治声音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谈判和调解机制，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农会和民间自治团体，从而使得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自行解决的大量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被国家强行压制，这样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都得不到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从而长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整体不满。这种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像激烈的地壳运动一样，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积着、运行着，平时很难看出蛛丝马迹，可是一到社会危机点燃的时候，整个能量就在一夜间彻底爆发，多少年积累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能量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让无论是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甚至是公务员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满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指向苏共和苏联中央政府。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苏共和中央政府一定会觉得不解和冤枉：“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全指向我们？”我想，前苏共领导一定会这样问。的确，那么多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中，绝大多数可能跟国家没有一点点关系，关键是这样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达，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机制的博弈，从而让社会痛失了解决大量社会冲突的能力，也让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机会，最后让大家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把不满统统撒在国家的头上，从而导致了国家在短期内失去了基本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发生可怕的崩溃局面。社会中间层的缺失让人民在遇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第一反映总是“要去莫斯科，找党中央反映问题。”这让苏共中央政府压力无比沉重，最终不堪重负而被压垮。而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人们没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渠道时，最后只有被迫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办法去疏通和引导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山洪爆发。苏联的教训真的值得今天的我们认认真真去总结和反思，以便让中国和平崛起的巨轮避开一些湍流和漩涡，顺利抵达现代化彼岸。
IV．建立社会中间层应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重点方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8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较改革开放前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28年前那个铁板一块、强调大一统和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力、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中国。如果说邓公以非凡的魄力实行了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国门，并在1992年的南巡中最终确定中国市场经济道路象征着中国前途和命运两大转折点的话，今天中国又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和民族复兴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作出历史性抉择，中国前进路上的问题和难题正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智慧。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选择让中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和复杂的利益机制的博弈需要我们相应地改革政治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空前变革，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和停滞不前将大大约束市场经济本身的健全从而让市场经济模式陷入危机。
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前面提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的社会应是一个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调解和解决冲突的社会。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冲突存在于任何社会，冲突本身并不可怕，怕就怕对社会冲突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有社会冲突，对冲突采取非理性的压制和消灭，这样本来可以通过沟通、协商和调解来疏通的社会冲突越积越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恶性程度越积越大，冲突危险的能量越积越高，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危险的后果。市场经济本身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会带来大量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资本和劳工权力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劳工权利被损害和侵犯，而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相互形成共生体更容易带来权贵精英资本主义，这种贵族资本主义让普通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普通民众可能从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中无法获得起码的福利增加，这样下去，各个社会阶层对现存制度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怀疑，最终导致大家对市场经济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大量教训已经启示了我们，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空前的动荡。前面提到，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来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进大众福利；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 即公民社会的自治来缩小精英阶层和普通平民（比如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来保障老百姓的民权；通过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来监督有产者是否会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本来作出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污染环境和侵犯消费者利益）；通过独立的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来防止普通民众权利被侵犯并为市场竞争确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笔者认为，这就是西方社会稳定的秘密。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让其从此免除了大规模动乱和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其根源在于西方社会建立了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疏通机制、社会沟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健全的社会体制。只有社会冲突的疏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好的市场经济，也才称得上健全的社会体制。
许多西方观察家和研究中国的学者常常拿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年年大幅度增加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社会面临着动乱和失序的危险，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解读。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必然是社会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会，必定会有大量的社会冲突，笔者生活的德国每天都有罢工和游行事件，每天都有劳资谈判和调解，几个电视台下午放的节目都是打官司的节目，千奇百怪的社会冲突直接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会冲突，美国更是被称为“律师社会”，社会冲突的绝对数量一定是惊人的，但是今天谁都不会因为美国、德国和法国存在无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而断言这些国家会走向崩溃，反而是平时一团和气、强调消灭了社会矛盾的苏联崩溃解体了，这些事实都验证了达伦多夫的正确预见：现代社会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样化、社会团体五彩纷呈的社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社会中间层和社会意见表达机制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控、自我更新的社会。中国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加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民主的标志，因为只有极权主义社会才会宣告消灭了所有社会冲突，因此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冲突数量的增加，因为这是必然的，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有没有建立起疏通社会冲突的渠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管道。如果说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法治国家是西方社会稳定自身的三大法宝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中国完全实现媒体监督和建立法治社会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笔者将开辟中国崛起策专文谈建立法治国家），因此建立公民社会的自治和社会中间层将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一个既没有健全的司法制度，又没有言论自由，又严格限制公民社会的国家比如前苏联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绝境，是在为社会动乱和崩溃创造“最佳”条件，因为社会丧失了自身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中国当前建立社会中间层 － 公民社会的自治符合了笔者一再强调的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温和、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建立社会中间层有六大好处，一是不影响中国宏观的政治稳定，而在微观上为国家解决了大量国家无力、也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促进了社会的自我新陈代谢。二是通过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保护了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了权力和资本对普通老百姓权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权力的界限，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稳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理性协商、文明沟通和多方谈判化解了冲突、暴力和仇恨，让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成为可能。四是通过大量的社会调解和谈判机制等于是在国家内部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训练和民主锻炼，让民众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并认识到民主是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表达，民主更是理性妥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这样的民主训练为未来中国理性过渡到民主社会将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让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中国企业家也能获利，因为健康良好的社会体制，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将有助于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中国产品创造更核心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助于中国产品扩张国际市场。六是让执政党本身获利。前面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谈到，苏联党政不分，封杀社会一切自治空间让苏共自己陷入自己挖的陷井中不能自拔。因为社会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执政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非要去干涉和全面禁止，让执政党不明智地面对了太多社会力量的反对，进而完全失去了全体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样的教训，我国执政党不可不察，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职能，从全能主义的模式解脱出来，宪法范围内赋予的权限当然要好好使用，该管的地方一件不能拉下，而却一定要有效率地管好；不该管的事不要管，不该干涉的东西就不要干涉，因为管得越多，担子就越沉重，出了状况责任就越大。执政党给予社会自治和公民社会的空间，自身就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解脱出来，从而有利于加强自身的建设，更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作出历史性贡献。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间层 －公民社会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社会救助组织和慈善事业组织的建立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每年大量增加的社会冲突中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的缺失：一是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有效解决劳资冲突、防止资方滥用权力、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就是三方谈判机制（雇主、雇员和国家），雇员的利益表达组织就是独立运作的、自治的工会。尽管在许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地区(比如在浙江、苏南、大连和山东省部分地区)劳资谈判的形式日益制度化，但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创新和突破，独立运作的工会依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许多工会运作中的问题比如说工会经费来源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接受党委领导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清楚界定，这些都大大约束了工会发挥利益博弈的重要作用。二是民工自治团体，接近两亿的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群体，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却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他们的权利（工资、基本社会福利待遇和人身自由）经常受到侵犯，在遭遇工伤事故时甚至无法通过制度性渠道得到赔偿，他们子女在城市的入托和入学也遭受到制度性歧视，更加不公平的是，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性渠道得到申述和解决，在这样的群体中，社会冲突因为没有表达渠道酝酿着高强度和高烈度的危险，所以让民工建立保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机构应当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三，城市和农村的拆迁问题也是中国去年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媒体中报道的许多恶性拆迁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必须成立拆迁区域居民谈判协会的团体，通过国家组织与保护与私人公司和地方利益集团进行公开、公正和透明的谈判，并对拆迁补偿、事后安置等事关拆迁居民切身利益的议题作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议，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利益博弈和谈判才能防止地方利益集团的滥权。四是在农村征地问题中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我们发现了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组织机构的缺乏。尽管农村实现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但这只是在选举过程中能发挥民主制度的权力平衡和权力杠杆的作用，而农民在平时遇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件时，甚至在自身利益和权利被侵犯时，还缺乏必要的利益代表团体和组织力量，这是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图表三：东欧模式带来的挑战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从长远的目光来看，建设公民社会的确是中国社会渐进稳定的改革中成本最小、代价最少、既能发挥稳定社会的功能、又不至于影响到国家稳定大局的一条改革捷径。我国学者虽然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探讨日渐重视，但是在建立社会中间层这一重要议题上，我国政界和学界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笔者考虑到，决策者对于公民社会自治的担忧可能来源于在1990年东欧国家巨变中的一些教训（见图表三）。波兰在突发的政治事件引起的政治运动浪潮中，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扮演了全国性的反对党的角色，并且得到了西方国家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援，在这样一种社会剧烈的变革和动荡中，中间层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团体比如工会和农会通过全国性的合纵连横提出政治性诉求，要求改变全国政治现状，并挑战执政党的地位，最终结果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终结。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种社会演进模式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当前中国既需要稳健的政治改革，更需要安定团结的宏观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的稳定和中国国家的稳定、执政党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我认为东欧的局面不会在中国出现，因为世易时移，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中国和当时苏联东欧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1）当时苏联和东欧经历了一种激进革命，整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制度根本没有确立的基础上，在公民社会从来不存在的情况下仓促发生了社会巨变，而社会没有经历任何过渡期和制度磨合期便一夜之间投向西方阵营，这是苏东之乱的根本原因。而中国自从1978年就事实上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整个改革进程是相当有序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1990年时候的苏联和东欧，这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一定的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的经验，而苏东集团国家是从完全没有社会中间层的极权主义社会一步进入现代社会，这必然会因为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突然爆发而导致天下大乱。中国社会今天的成熟程度远远高于1990年的苏东集团。
（3）尽管中国问题很多，但是毕竟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中获取了实际利益并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许多民众对社会现状并不满意，但极少有人真正愿意退回到过去那种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可以稳定发展的根源。而苏东一直到1990年都坚持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的统治模式，其问题之多、社会矛盾积累之深已经是积重难返，一旦爆发社会动荡就极易引发全国性动乱。
（4）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非政治化、经济化、商业化和个体化的特征。由于种种制度性原因和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在进入1990年代后就表现出强烈的去政治化的特点，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国家大事极度冷感，甚至是一点不感兴趣。伴随非政治化的浪潮是社会的经济化和个人主义化，大家更关心的是个人奋斗、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就业前途等等，大众对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心远远高过国家事务，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许多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国人常常会忧心忡忡地感慨理想主义的陨落和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崛起让国家失去了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对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追求。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另外一种解读：一个成熟和健康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大众对政治议题和国家大事关注很少的社会，一个社会有太多的政治激情和太强的政治弥赛亚思想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理性的民主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博弈，绝大多数民众应该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激情和狂热，当然，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不关心政治、都不关心国家，那也是不正常的，一个健康成熟的现代化社会中应该分化出一个特定的群体来关心社会、国家命运和人类理想，那就足够了。只有社会出大问题了，国家陷入危机了，或是在极权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全民对政治运动的狂热，当然，一个国家在从极权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由于长期被剥夺任何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权力，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这往往对一个社会的和平渐进的过渡是非常不利的。中国民众今天普遍对政治缺乏热情，却高度关心自身利益，其实正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天赐良机，因为在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向民主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都要面对民众的持续政治狂热和政治激情的棘手难题，如果民众的激情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且长时间不降温，这必将会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我们应当把握中国社会普遍求稳定和民众关注本身利益的基本特征，抓住有利时机，一步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前，逐步演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
（5）由于社会的非政治化趋势，大多数社会冲突都是跟具体的利益冲突有关系。一个中国工人、或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关心的是本人的工资待遇、福利水平和生活改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关心北京是由谁来执政、或中国该进行怎样的民主改革。但是如果他们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和侵犯，却没有任何制度性的解决和申述渠道，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对国家政策和制度在总体上的不满和质疑，反而容易促成全国各地各种社会群体联合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政治体制。同样，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机制，会造成恶性的社会骚乱越来越多，社会冲突越来越激烈，反而容易让国家失控陷入险境，在那样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高度危险性，远远不如在社会稳定、国家综合国力雄厚、国家调控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温和的、实用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通过各自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畅通地表达本集团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冲突的能量就被细化或是分化到各个生活中的具体领域中去了，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将大大降低，人们关注的问题更加被分化到日常生活中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上去，国家和政府面临的压力将大大降低，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环境就真正得到保障了。
（6）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留给大家深刻的教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越来越珍视中国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理性渐进的体制内政治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的悲惨事实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迪，而中国人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都让激进的政治改革言论逐渐失去了市场，理性、渐进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声音，这些都是中国不同于1990年时期的苏东国家的较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
（7）中国的文化中有尊重权威和信任国家的传统。许多外国观察家都发现一个现象，中国基层的农民和工人常常对社会现实不满，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许多问题（比如腐败和官商勾结）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但是谈到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时，他们普遍具有很强的信任、赞许和认同，他们常常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和英明的，只是地方领导没有好好执行或是歪曲了中央的政策。一名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如果中国真正进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大选，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以得到90％以上的超高选票。中国人对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特殊传统，这非常有利于当前的政治改革。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有风险，但是理性的评估应该是，采取该项改革和不采取该项改革哪个社会成本会更大，哪种选择会让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小。就像一个投资商进行成本和利润的风险核算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我们进行的是社会政治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如果我们能不带偏见地分析该议题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将是一场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和风险的政治改革，只要我们设计得合理，改革注意渐进原则，这项政治改革就可以利国、利民、利党、利社会、利精英阶层，很少有一项改革能让大家同时获利，在笔者看来，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符合所有社会群体利益的改革，它符合了时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当前社会的需要,它有利于解决中国当前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稳定的大局，却同时促进和巩固执政党在宪法范围内享有的领导地位。这样的政治改革将促进中国政治体制在微观层面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在宏观上却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局面（笔者在下一策将重点谈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迈出建立公民社会的这一小步的话，将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步，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小民”和“臣民”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有独立精神的“公民”，中国将真正来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入口处，因此这样的改革功在千秋，也必将永载史册。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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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十六：珍惜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

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将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 中国人数代的梦想 — 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中国将脱离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行列成为工业化国家。我国去年修正了GDP数据，将服务产业的产值进行了统计，计算到国民生产总值里，根据新修正的GDP总量我国在去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而根据日本经济起飞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经验来看，亚洲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或是1500美金冲到10000美金仅仅是15到20年间的事情，这当中不光是经济增长本身带来的财富积累，重要的一点是，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普遍压低本国货币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比如美元）的汇率，以求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取得国际比较优势，促进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价将逐步回复到接近本国实际购买力的真实水平，货币升值的因素会加速地使亚洲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变成发达国家。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为1700美金，而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隔10年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考虑到中国人口总量未来20年缓慢的增长，中国的人均GDP在汇率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也将达到6000美金以上，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将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种汇率完全不变动的理论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考虑到人民币中长期升值的因素，中国人均GDP在2025年之前突破10000美金甚至是更高的可能性非常大，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人均产值突破10000美金，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数代人的强国梦想和理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二 当中国的人均GDP跨越10000美金的重要数值之后，乘以中国在2025年时期的总人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甚至超越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05年的人均国民产值已经达到7200美金，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 097万亿美金（按实际汇率计算为2. 2248万亿美金 ），美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 332万亿美金。如果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三，以这样的数据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将会更早地到来。无论是按照汇率计算的GDP，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PPP，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将在未来15到20年接近和超越美国。尽管有人会对单纯的数据分析不感兴趣，或者是认为单纯的数量增长并不能带来高质量的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也不能说不重要。没有数量的积累、综合国力的提高哪里谈得上，没有量变哪来的质变。数量的增长当然不是唯一的，但也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的崛起当然离不开GDP的增长。正确的表述应当是这样：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是同等重要的，偏离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中国要在未来的世界立有一席之地，中国要在激烈竞争的世界格局中拥有发言权，离开庞大的国民产值和国民财富的积累，怎么有可能？当然，离开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也是不可行的，没有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模式，高能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也是不能长久的，经济增长的低质量也必将影响到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量”和“质”其实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总量接近和赶超美国是国际经济政治的一件大事。1894年，正是中华民族倍受屈辱的一年，而美国经济总量也在这一年超过了大不列颠一跃成为世界龙头，到今年这样的领先地位已经持续了整整113年，无论是20世纪初的后起之秀工业化德国，还是后来的两极争霸的苏联，还是1980年代狂飙突进的日本，虽然它们都在不同领域对美国的领先地位提出了挑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总产值上超过美国，苏联一度达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日本在经济鼎盛年代其经济总量甚至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但是赶超美国的梦想都一一破灭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竞猜，谁是美国经济龙头位置的终结者。我们也将拭目以待，美国是否能将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保持到第130年（1894-2024）。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改写的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我们正在改写世界历史。
三 随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现代化在中国崛起的舞台上展开，中国，这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这个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将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城市化的历史变迁。按照中国现有的工业化速度，中国每年将有1 %的农业人口正式转为城市居民，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将有近1000万人被城市的经济和工业化增长所吸纳，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加速，从2010到2020年期间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将可能更快。我国现在的城市居民约占总人口的40 %，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60 %，（这其中只是按照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正式统计，而庞大的进城务工群体依然被计算在农村人口之内），所以即使按照现有的每年1 %的城市化速度，20年后我国的城市人口也将达到60 %或更高，而农村人口将低于40 %。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浪潮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将被现代的工业社会取代，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按照总量和份额计算，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将远远高于农业。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轨迹、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将改变这些居民的命运，也将改变他们下一代人的命运。如此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是欧美国家难以想象的，美国历史上的城市化浪潮是工业革命时代的最大一次城市化，但是跟21世纪信息革命时代的中国城市化浪潮相比，将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城市化浪潮不仅规模史无前例，而且带来的经济加乘效应将是巨大的，因为新近迁入城市的居民将带来巨大的新兴消费群体，将持续拉动中国的各项产业的发展（家居，住房，日用电器和消费品），也将成为潜在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将建立大量的新兴中小城镇，在大城市附近将建立大量的卫星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态将发生非常深远的变化。
四 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GDP主义增长模式将得到转变。我国在1978年到2000年这段时期的增长非常类似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到80年代时期的增长。不仅时间长度颇为接近，都是20年左右，而经济增长的方式也都很接近，那就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低估的货币汇率，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目标。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非常粗放，效率很低，而且发展的产业属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下游和末端，并不能代表世界产业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从正面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通过大量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出口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本和外汇储备，从而脱离了资本短缺的年代进入了资本相对富余的时期，而且跨国产业大量的群聚上述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也带动了研发企业的投资。当第一阶段的经济起飞大致完成后，由于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增加，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优势即廉价劳动力的逐步丧失，更由于大量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西方国家要求货币升值的压力随即而至。本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和本国货币的汇率上升，让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迅速撤出上述国家和地区，投资到更加便宜的国家。日本在80年代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四小龙在1990年代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中国在2000年后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迄今为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表现都相当出色，在危机和挑战中，成功地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过大规模地投入研究、开发和高科技领域，通过内部管理和生产线的革新，通过技术变革，也通过勇敢地告别了传统产业，将国家的产业跨越到更高的阶段。当然，日本和四小龙也经历过相当一段阵痛时期，在这段时期，失业率有所上升，经济增长有所下降，国民中有一种不安的情绪，毕竟在乐观氛围里生活了那么多年，遭遇到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到是头一次，但是日本和四小龙应该说是利用危机变成转机、利用挑战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典范，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跨越到产业链条的中游甚至到中上游，日本更是冲到了产业阶梯的高端。中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也必将经历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现在国际贸易的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都已经显示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能否将借力使力，迎接挑战，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核心品牌技术和独立研发的国家，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总的说来，中国未来15年到20年这段时间，我称之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这不仅是中国内部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最重要时期，更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真正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 150年来中国一代一代杰出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强国目标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中国崛起、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中国重新回到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是以如此波澜壮阔的形式进行着。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大业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完成，这注定了我们将共同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我们面临的既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面临着先辈从未有过的挑战。在面积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我们是第一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中国最终进入现代化社会，中国的经验也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先例。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既处在上升时期，也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从人均GDP1700美金冲到人均GDP10000美金，对于一个富有民族雄心的东亚民族来说并不一定是多大的难事，跟我们处于相同文化圈的日韩港台新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迅速腾飞的时代，但是问题在于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数字跳跃，而是相应的现代化制度的建立和机制的完善。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金后，就相应需要有与4000美金相适应和相协调的制度和体制，没有完善的体制经济就很难实现跳跃式地增长，而且人均4000美金下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见识程度、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权力意识（特别是公民权意识）一定远远高于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社会发展一定会陷入瓶颈，社会冲突一定会越来越激烈，人民对民权和法制社会的要求一定会高涨。同样当人均GDP进入10000美金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面貌一定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更是要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很难想象一个经济上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的社会依然用传统的权威治理方式来治理国家，中国飞速进步的经济也在拉动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既可以在未来２０年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因为社会矛盾的复杂和尖锐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多思考一下未来的发展道路，多冷静地考察历史、分析今天和探索未来，将使我们有很大的受益。
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机遇和问题有些类似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棋，从一个起点走到另外一个终点算赢，大家都知道有办法可以走到胜利的终点，但是一路上有很多障碍和陷阱，也有很多人为设计的圈套，走棋特别快的未必能赢，因为一旦走进一个陷阱里就可能按照规定要退后几步，倒霉的甚至要退回原点。有的人很倒霉，在离目标近在咫尺的地方因为跨步太多居然掉进大陷阱里，功亏一篑，必须退回原点重新来过，有的人在离终点很近的地方因为走的步数太少，怎么也达不到终点。只有恰到好处的步数才能保证顺利走到终点取得胜利。今天在中国国力大增、国家崛起的大好局面下，更需要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该以何种优先次序处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改革议题。我们似乎也面临命运注定给我们的一场考验，上天给了我们很多有利条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率、最庞大的人口、最多的外汇储备、最奋进的国民、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和飞速增加的综合国力），同时又给我们许多挑战和难题（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未完成、法治社会建设任重道远、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我们虎视耽耽、祖国统一依然未完成），同时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可能又有一些我们不容易察觉的陷阱和弯路。我们既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实现民族宏图和远大目标，也有可能因为操之过急掉进陷阱，甚至让我们与近在咫尺的现代化目标和民族复兴目标擦肩而过，从而重新退回原点，或者也可能因为我们走棋太保守而贻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良机。上天今天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的，机会中充满挑战，上升中充满陷阱，发展中充满着危机，复兴中充满圈套，现在棋交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手中了，真正的棋手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我真心希望关心国家命运的国人能够理性智慧地集体思考，集中群体智慧来判断，我们怎样才能走得恰到好处，既不冒进让国家民族陷入险境，又不保守让我们错失改革良机，我们当前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什么是我国当前改革的重点、核心和关键，我们应该避开前进道路上什么样的陷阱和弯路。越是在中国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越是需要我们冷静理智地思考，更需要决策者冷静理智地抉择。因为这是我们必须下赢的一盘棋，它不同于我们玩的游戏棋，输了可以再玩第二次和第三次，而中国崛起的大棋事关国运，更需要我们的高度智慧。我们千万不要被后代子孙责骂为：“你们为什么在那样的大好形势下还把国家搞遭了，害得我们国家再次错失现代化良机……”我想，这其间我们最应担心的是政治改革进程，因为这个问题是中国改革道路上最重要、最敏感、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有什么可以让中国上升的趋势逆转的话，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就是这么一个议题。所以作者在中国崛起策十三花了那么长的篇幅讲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是最大的利益，是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任何思潮、主义和改革方案都必需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个原则，而不是倒过来国家的利益要去符合和适应某种思想和主义。今天中国的局面已经日益清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强国，甚至是世界超级大国的雏形已经形成，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民众都会视中国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选目标，如果我们抓住未来15到20年的关键时期，就等于抓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脉搏，就等于抓住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大业，就等于抓住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强国之梦。日本人当年冒险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就有一种说法叫“百年国运相赌”，也就是说赢了就彻底扭转东亚中强日弱的千年局面甚至扭转世界局势，而这种赌博会影响100年中日国运的消长。今天中国崛起的局面当然不是赌博，因为中国发展的趋势让我们取得现代化成功的机率相当高，我们需要的是稳健进步，更需要高度理智、精算和前瞻性，对前进道路上的制度改革进行精密设计和沙盘推演，因此这也是一种百年国运消长的关键时期，我称之为百年国运的联结，我们成功了，就成为当之无愧的东亚领袖、亚洲领袖, 进而可以争取成为世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我们没搞好，让国家重新陷入混乱甚至解体，那么中国现代化的良机将再次痛失在我们手中，中国不仅作不了世界超级大国，也领导不了亚洲，甚至在东亚我们都无法取得第一的位置，当中国不幸陷入衰落和内乱之时，就是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祸乱亚洲之日。因为中国的强大会让大家安份地接受北京领导下的亚洲和平新秩序，中国的弱小则会直接刺激一些不安分的亚洲民族妄想颠覆亚洲的千年秩序以浑水摸鱼。
所以我们应当用冷静的眼光和理性的精神去判断本阶段中国渐进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同时去完成与本阶段相适应的改革任务, 完成我们这一代人该作的事, 不冒进, 不极端, 尤其要做到不意识形态化, 不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加入到政策辩论中去, 不用极端的言词去煽动某些社会情绪以达到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 不超前地去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本着一代人完成一代事的思想，把当前最该作的事情做好，为未来15到20年中国崛起之路打下好的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在20年内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过去不敢想象的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都将一步步得到实现，中国社会的禁忌越来越少，过去不能谈的题目都能进行理性讨论了。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如果中国现代化出现了逆转和动乱，那我们无论谈什么谈得天花乱坠都没有意义，在国家动乱中不仅培育不出真正的公民社会，也不可能产生中产阶级，更不会建立良好的法治社会，那就更谈不上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所以一些关于“全国普选”、“一党多党”的讨论都是作者不感兴趣的，因为作者觉得这样的讨论在当前的国内环境中没有什么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更关键的是，作者觉得这样的讨论没有抓住中国当前的时代脉搏，没有把握住时代真正之急需，更没有联系到中国具体的国情和当前的中心任务。作者希望通过中国崛起策国内篇的探讨建立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较少地抽象地谈论激烈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比如所谓“民主和专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而是真正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谋取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之实现，更多的“就事论事”，就具体议题为国家出谋划策。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特别是医疗改革的弯路）会影响到中国未来安定发展，那我们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谈如何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加强社会再分配的问题；比如说弱势群体阶层利益常常被损害和侵犯，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那我们就相应地讨论建立维权机制、促进公民社会等问题；比如说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体系存在着严重的漏洞，那我们就讨论如何建立良好的司法体系、如何促进司法制度改革和司法独立的问题。总之，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无限上纲，更不要动不动就把意识形态的因素中加入到讨论中来，逐渐用更多的理性、协商、温和与理智来为中国建立良好的制度尽一份力，同时逐步树立这么一种不急躁、不极端、不情绪化的温和的精神，不哗众取宠，不靠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引起别人注意，不靠极端的思想来赢得点击率，不用情绪的语言进行简单的宣泄，这一方面，有相同理想的国人真的可以一起共勉，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来树立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哪怕这种精神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是多么微弱，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只要从每一个人作起，从我自身作起，这种理性的精神就会慢慢扩展开来。一种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树立真的需要一批有共同志向的国人共同去形塑它，共同去推广它，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作。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期和百年国运联结时期，也同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多的时期，我可以理解网上一些人急燥的情绪化的发言，本来网络就是百家争鸣和畅所欲言的场所，但是当一些极端和激进的观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宣扬，就应该值得我们担忧了。因为一种社会非常流行的思想就会或多或少在该国的政治决策中反映出来，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激进的思想，就会部分影响国家的政策往某个方向发展。我最担心的是，中国转型时期一些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冲突被特定的群体用来宣传一种偏离现代化改革方向的理想主义的思想，甚至利用过去的一些明显负面的资源（如文革）来攻击今天的改革进程，一旦这种思想形成一种流行思潮，社会就可能爆发更大的危机，那样的话，连中国前进的方向都成了问题，中国恐怕又要陷入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争论而蹉跎岁月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批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的、真正能体察中国进步方向和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学人构筑成一个个认识论群体，为社会注入一份份理性、温和、中道和进步，要让理性渐进特别是向前发展而不是往后倒退的思想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社会政治现实中常有一种“淘汰温和”的定律，那就是温和的思想容易被淘汰，极端的思想容易走俏，因为言辞激烈、特立独行天然容易吸引别人的眼球，言辞越激烈、越极端，引起的争议和批评越大，就越容易受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越容易转化成个人利益；相反，言辞温和却容易被人认为没有奇异独特的立场，遵行中道却容易被人指责成为骑墙，辛辛苦苦讨论社会问题和提出方案却不如简单的漫骂和攻击来得容易和有气势。但是笔者始终秉承这么一个观念：中国现代化、民族复兴和和平崛起事大，个人的名气是小事，至于一个人能不能出名在笔者眼里是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彻底成功才是让笔者每日魂牵梦萦的根本问题。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与作者理念接近的国人，能够持之以恒地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渐进变革和温和理性注入动力，无论我们将来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位置上，我们都能作到这一点，哪怕我们一辈子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人微言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就让我们从自己身边作起，以自己的温和、理性与和平去影响我们身边的十个人，积少成多，积沙成石，让我们为中国的稳定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毕竟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是我们大多数人将来也要终老于此的故土，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难道还需要有任何附加的条件吗，难道还需要有任何回报吗？
有点谈远了，回到正题。笔者个人认为，中国未来20年和平崛起的黄金时期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是建立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中国崛起策十五已经谈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社会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崛起策一和五都已经谈到，还将用一策来谈），建立法治国家和透明的司法体系（这是中国当前最急需的中心任务，也是最难谈的问题，我将用一策来提出建言），稳步推广基层民主（笔者也将专门谈到这个议题），如果我们在未来20年将这四件核心的制度建设作好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性环境就得到根本保障，中国必将成为新兴世界超级大国，其对世界的影响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都将是我们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们将经历中国自汉唐以来的鼎盛时期。鉴于古代世界各地并不相连，汉唐的强盛也就是停留在中国本土的疆界里，而这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在全球化和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发生的，其给我们带来的荣耀将远远超过古代帝国时期。中华民族向上一登跃升为世界领袖的历史机遇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来临，我们既有集体创造和书写历史的感觉，又会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沉重，在这个机会和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作为今天的中国国民，我们准备好了吗？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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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十七：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挑战和难题



最近一系列事件都显示沉寂了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将重新拉开序幕，《大国崛起》的热播反映了我国知识界和政界已经充分认识到：拥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一个国家可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我国领导人公开肯定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让人耳目一新、看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而中国著名学者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更是直接强调与世界各国公认的民主观念接轨的问题，联想到胡温新政以来中国在诸多领域改革的进展和深化（比如通过萨斯事件扩大了公民知情权，通过孙志刚事件废除了违反宪法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通过总理为普通农村妇女熊德明讨薪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2004年更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看到了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十年前还是甚为敏感的话题和词语比如“民主”、“民主化”和“人权”不再是禁忌，反而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令人难以想见的是，居然是官方在正式文件中更多地提到“民主政治”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等说法，“民主”和“人权”在几年时间里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中国领导人在与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谈时多次主动地谈到“民主”和“人权”的议题，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自信和气度，更反映了中国和平崛起时代国人思想层次和认知层次的飞跃进步，反映了在全球化中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以及和世界主流文化接轨的上进精神。这些都让中国知识界处在1990年以来最活跃的时期，人们的乐观情绪在上涨，民众对政府具体政治改革方案出台的期待在升高。
在乐观和兴奋的气氛中要提出一些不同观点是不容易的，但是笔者设法在本策里具体从历史经验和各国现实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难题和挑战来谈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这样的思想是同中国崛起策所一贯宣导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必需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紧迫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则必须冷静、理智和慎重，甚至有些方面应当根据现实的中国国情而缓行，在上一策的文章里作者已经提到中国在未来20年内健全体制的四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健全公民社会，逐层推广基层民主体制，建立法治国家和建立社会分配体系及社会福利制度，因此笔者认为过快的民主化甚至是全国大选并不是当前的首要目标，甚至不应该是未来20年的首要目标。未来20年的首要目标在于：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力界限（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重点推出长篇分析），在日益健全的法治环境里通过基层民主的扩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民主训练，为20年后中国稳步进入现代化社会之时的进一步民主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从前现代化社会转轨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特别是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考察这些具有共性的难题和挑战对于理清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从威权社会过渡到民主体制期间，其本质会涉及到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社会上总是有一定的群体对于权力有强烈的追求和权力欲望，而在过去的体制下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权力阶梯和官僚系统进入权力结构中去，在转型的过渡阶段和民主化时期由于有了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生活从而获得权力的可能性，这样的人往往会脱颖而出。他们或是有很好的口才，或是具有人格魅力，或是具有煽动家的天赋，或是具有一套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的政纲，或是利用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故意将冲突激化，以争夺选票谋取个人权力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为100％，其中有1％的人对权力很感兴趣但是在旧有体制下无法施展才能，而在民主化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各项选举，当然，大多数人可能是正当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新型的政治家，但是不排除会产生一些民粹主义的政客，他们通过民粹主义的手段取得政权，将国家深深裂解为不同的相互对立的集团。比如台湾的陈水扁就是这样的天才政客和天生的煽动家，通过在台湾固有的族群矛盾和在社会伤口上撒盐的方式动员基本教义派，把台湾社会人为地区隔为“中国人和台湾人”，进而巩固权力成为“台独教主”，这样的政客较少有社会责任感，相反会给民主化带来极强的副作用，现在转型的民主政体中还无法找到具体对付民粹主义政客的办法。
2．由于民众长期不具有政治参与权、公共事务参与权和知情权，在民主化其间民众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作者已经提到，西方国家自身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演变才逐步演练出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即使是资本主义后起之秀如德国也至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演变、经历大量曲折后才最终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因此西方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渐进的、自然演进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而现在世界上转轨国家中一个不利条件是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成熟民主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拥有资源和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国家，他们可以轻易地将自己的模式和观点在全世界进行输出，再加上我们处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从外部世界吸取资源和营养来要求本国变革，特别是在政治转型期间反对党和反对政治势力很容易利用外部资源和模式来简化地证明本国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同时却完全忽视本国复杂的国情和社会需要时间逐步演进的事实。在这种互动模式形成后，政治反对势力很容易将自己扮演成社会进步者，处于较高的道义地位，而在无形中将力图稳定秩序的政府推到道义地位的低端，从而使其丧失合法性。民众也在政治风潮中培养了高度亢奋的政治情结和不易消退的政治激情，许多平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都会激情地向往、等待和参与政治运动，甚至在没有政治运动时还会产生失落感。民众过于强烈的政治激情会让民主弥赛亚的思想高度泛滥，民众容易简单地把国家所有问题理解为民主问题，把所有的改革都寄托到颠覆现存的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上，把国家的目标仅仅锁定在民主化上，甚至简单地认为: “民主化后国家就自然好了，马上可以成为跟西方国家一样的富裕国家。”不得不指出，在大众运动中人民往往不一定能看清国家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轻重缓急，人民更容易被野心家和政客式的人物利用和牵着走，也很容易轻信和盲从一些迅速扩展的简化了的观点，从而形成经久不息的政治激情。如何在民主转型中因势利导，将人民正常的政治热情引导到一个温和、理性和法制的范围，同时为社会运动降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图表一展示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民主化过渡，其含义是指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人民政治热情程度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常规变化。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按照这种曲线经历民主化进程，但是西方许多国家由于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民权政治—民主化的演变，其过程往往是逐渐累积演进的，符合社会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这样的图表示意虽然有所简化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渐进民主演变的规律。从A点到B点是属于民主化之前的时期，随着经济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地高速推进，人民要求保障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市民社会的建立和壮大，人民逐渐有了参政的要求，当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后(从B点到C点)，人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逐渐高涨。经历了一定阶段的民主演练后，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几次大选后，政治民主机制日渐成熟，政治意外越来越少，人民的民主热情逐渐下降，但是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D点），那就是人民的政治热情比没有民主权利时代要高一些(A点，那时侯公民尚没有取得民选和政治参与的权力)，但是却低于民主化的颠峰时期（B点到C点之间）。这样的渐进过渡是最有利于一个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免除社会动乱的危险，从而比较稳健地过渡到成熟的民主社会。而今天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在向民主化过渡时期却没有以前的西方国家那么幸运，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信息高速扩展的时代和西方在文化及意识形态上占有较大优势的时代，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宣称：我们先进行城市化、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再发展政治民主化。因为在开放的时代一定会有本国公众援引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要求本国进行变革和批评本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西方国家和国际政府组织所通过的国际公约也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民主制度，有形的、无形的、经济利益上的和国际道义上的压力都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提早民主化进程。比如决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远远不具备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但是都在国际压力下先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政治选举，其实质离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差千万里。由于发展中国家把本应该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项任务（经济现代化、公民社会、法制社会、民主化等）完全杂糅在一起，社会过渡的成本就陡然升高，如果西方国家在利用优势资源进行颠覆活动，那该国极易陷入很大的困境。

图表一 稳定的民主化过渡：人民政治热情程度平缓上升，平缓下降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表二显示了一些地区民主进程中经历的严重曲折，尽管台湾是高收入地区，社会分配也比较平均，中产阶级已经构成了社会相对稳定的力量，而且台湾地区从１９５０年代开始就逐步进行了基层民主选举（中国大陆是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了基层民主选举），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相比，从理论上而言台湾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优势。但是台湾地区由于族群之间的矛盾和认同危机在民主化期间被李登辉有意识地点燃，并利用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社会的固有矛盾和危机一经点燃就再难扑灭，而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民进党政府继续用扩大社会伤口和裂痕的方式来当作选战牌和政治牌，继续把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团体，在这样高度强烈的政治动员中和高强度的政治对立中，人民不断激情地参与政治运动，出现了民主化时期的过度政治狂热和经久不息的政治冲突，从B点到C点人民政治激情始终高亢和振奋，宛如吸了精神鸦片一样，始终在亢奋状态。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无节制的政治运动让转型期间的过渡成本大增，政府、反对党和人民都热衷于政治运动，而疏于治“国”，这不得不说是“过度民主”的灾难。

图表二：失败的民主过渡（台湾模式）：人民政治热情居高不下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表三展示的是另外一种失败的民主过渡模式。由于国家（主要是指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经历了一夜间的激烈政治变革，过去的集中主义政治体制迅速坍塌，由于没有经历任何真正的社会演进和渐进式变革，人民从极权主义的毫无权力的体制下陡然间过渡到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这种无政府主义居然也成为了民主化的一部分。人民激情地、甚至是狂热地参与到政治变革和政治实验中去，大众的政治热情同样处于过度亢奋和激烈的状态（B点到C点）。但是随着无政府主义的民主之恶果逐渐显现，包括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短期内大幅度下降，社会福利体系的崩溃，人均寿命的下降，国家的分裂解体，以及俄国从一个超级大国退变成一个二流国家等等，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的民主信念和政治热情，部分民众开始怀念过去的威权但是却生活稳定的时代，甚至强烈希望有一个强人出来收拾残局、稳定国家的基本局面，这样政治强人和领袖顺应时代潮流诞生，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民主的讽刺，从C点到D点人们的政治热情迅速冷冻到冰点，对民主的浪漫幻想和单方面恋爱变成对民主的怀疑和不信任仅仅是几年的事情。

图表三 失败的民主过渡（俄罗斯模式）：人民政治热情陡然下跌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所述，呼喊民主口号很容易，如何稳步过渡到民主制度却是一个需要高度政治技巧、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的综合系统工程，我们一定不能低估了其间的难处，一定要按照渐进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原则来进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尤不及，欲速则不达，但是墨守成规，不进行改革，显然也是不行的。如何进行中道的改革，才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
3．在威权时代和极权时代由于国家强行禁止任何社会力量的存在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紧张，一些社会运动和冲突由于处理不当或是过激处理为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带来了沉重的负面社会成本。每个国家和地区过去都会有负面的社会成本，但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就会为社会转型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比如台湾在1948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成为国民党非常沉重的负面政治成本，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候，已经离“二二八”至少有40年了，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家属虽然悲痛，但是时间的力量已经冲淡了许多过去时代的记忆，尽管这样，民进党和台联党还是把这一事件当作政治牌和选战牌来打，每年2月28日那天都会组织政治活动，名义上是纪念二二八，实际上是为了谋取选票，打击国民党，削弱其道德正当性，但是由于国民党处理得当，再加上事件已经久远，“二二八”并没有让台湾社会因为这个原因陷入解体和动乱。苏联的例子则是一个反面教训，由于在过去的时代有太多的负面成本、秘密档案和政治黑幕，人民基本不知情或是知之甚少，因此如果进行的是一场渐进改革，可以对过去的一些黑幕和政治迫害采取逐步公开和民众知情权逐步扩大的原则，在人民承受能力不断成熟和提高之后一步步地选择性公开一些过去的事件，这本身并不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动乱，因为每个政府、每个国家过去都会有一些秘密事件和负面的政治社会成本（包括美国在内）。但是由于苏联的激进改革导致过去的大量黑幕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公开或是被反对势力挖掘出来，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丧失，进而大规模地诱发社会动乱。如何判断哪些过去的历史负面成本会在本国民主化道路上对社会带来冲击、颠覆和秩序混乱，如何降低这些负面成本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比如在政治转型其间这些事件可能被特别的集团和反对势力出于权谋的原因利用），如何未雨绸缪地一步步妥善地处理这些历史事件和作好善后工作让这些事件的负面成本降到最低，考验的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智慧和政治技巧。
4．在现在的世界，当一个民族国家拉开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后，其意义早就超过一个国家的固有疆界，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其他西方国家、国际机构、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各国的政治研究机构和媒体都会或多或少介入改国的民主化进程，国内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反对势力往往会大量地和国际社会的其他角色相联系，以寻求财政和道义资源，国际机构的观察组织也会派观察员到该国对其选举的公正性、公开性和透明性进行评估，国际媒体会加大对这类信息的集中报道。如何在这种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时代有效区分哪些角色是在帮助该国，哪些是中立的观察者，哪些是在为该国的民主化过渡提供技术性资源，哪些则是完全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颠覆该国的稳定秩序，是非常难以清楚明了地去判断的。如何在跟某些国际角色合作的情况下，防止另外一些角色利用民主化进程进行颠覆式地扩散某些极端思潮，对于转型国家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5．现代世界的民主转型国家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国民经济落后和贫穷，往往面临经济进步、教育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等多项发展任务，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一个目标完成以后再完成下一个目标。由于经济的贫穷和落后，社会分配和社会福利在这些国家往往很薄弱。即使像中国这样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同时也很难注意到马上建立配套的社会福利体制，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往往贫富差距还会越拉越大。在第三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极易被某些具有特定理念的人利用来进行裂解社会各个阶层，从而形成某些人期望看到或希望促成的两大阶层对决的局面（有产者和无产者，有钱者和无钱者，精英和平民， 资本家和工农），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这种不安和动荡中被彻底撕裂，社会关系被简化为资本家和老百姓的关系或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从而让敌对和斗争的气氛充满了社会。更可怕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产生一位民粹主义领袖，通过允诺瓜分富人财产和消灭私有企业来取得社会贫困阶层的选民投票支持，当这样的领导人被选上后，其采取的政策可能完全是反现代化和反生产力的政策，殊不知，消灭所谓的私有企业容易，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要再培养起来可就难了。在世界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任何闭关自守和封闭式的经济政策只会让一国被现代文明彻底甩在后面，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如何防止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一国选民在民主选举中作出错误判断，比如选择了一个反现代化的政治家；或是一个激情的民粹运动家利用国内的一些社会矛盾赢取选票同时采取损害本国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因为在当前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一种完全错误的或是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会让一个国家失去4－8年的宝贵时间（要看这样的政治家能执政几届），而8年的宝贵时间能够让一个落后的国家抓住宝贵的机会而崛起，也可能让一个领先的国家因为错误和混乱衰落下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民主条件下的政治家如何能说会道，讲任何东西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不会治国，或是采取完全错误的产业政策，或是热衷于裂解整个社会和权力斗争，比如台湾领导人陈水扁，那么这个国家和地区就要遭受经济竞争力下降和人民生活所得缩水的苦果。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要开始民主化进程必须有一些相应的社会制度条件相配套：一国在民主化之前进行的基层民主训练越多越成熟，该国大选时混乱就越少，反之混乱的可能性就越大；该国的社会分配程度越均衡，社会福利制度越健全，中产阶级越壮大，大选时该国的混乱就越少，反之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就越高；一国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平越高、越均衡，人民在第一次大选时选出民粹主义式的领袖的可能性越低，反之，一国总体教育水平越低越不均衡，人民选择极端领导人和极端势力执政的可能性就越高；对待过去负面历史事件的社会成本上，如果该事件离全国选举时所距的时间越久远，或是政府未雨绸缪地将其一步步善后，那么事件的负面冲击就越小，反之，其对民主化的冲击就越大。
如果按照上述思考，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就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适宜进行过快的和激烈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先一步步把许多外围条件完成后，才能进一步谈民主化和更高层面选举的问题。正如作者强调的一样：中国当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在中国面临空前机遇和复杂矛盾并存的时代，这样的宏观政治体制安排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语言和官方宣传，而是中国未来关键２０年之发展所必须的，其实，执政党在宪法框架下的稳定执政对于保障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强国梦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相信越来越多的国人会真实地体会到这重要的一点的。我们紧要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分配体系，促进大众福利和大众消费；健全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机构，建立全面的利益博弈机制；推广基层民主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民主实践；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法政治，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力（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推出长篇分析。）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1月16日

Anti-Party

中国崛起策十八：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


I 思想界巨匠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 卢曼（Niklas Luhmann）可能是德国当代对世界最具贡献的思想家，他的深刻思想和对社会独到而又准确的洞见使他早已超过了普通社会学家的范围，成为思想界杰出的巨匠。不仅在社会学领域，在政治学、哲学和法学领域，卢曼的贡献也非常卓越，以至于大家都难以确定卢曼是社会学家，还是法学家、政治学家，或是一位哲学家。新近的一些发展显示，连教育学专业都开始和卢曼挂钩。卢曼1998年于德国比勒费尔德病故后，其思想逐渐由社会学专业向不同领域扩散开来，名气越来越响，以至于他生前在大学指导过的讨论课的录音已经被制作成CD出售，而一批批自称是读懂了他的思想的人去他的墓前凭吊，以求能在他的墓前获得灵感。而在英美学界，卢曼也是在他去世后方才声名鹊起的。卢曼的文章和专著博大精深，但是语言常常晦涩难懂，母语不是德语的人想要了解卢曼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精通德文的读者也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位思想家深邃博大的思想。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读不懂卢曼的人抱怨他的书籍艰涩无聊，读懂卢曼的人欣喜若狂、精神上处于亢奋状态。随着他的巨著逐渐被翻译为英文，卢曼终于在英美国家引起了重视，而且也必将得到更大的重视，而我国学术界和知识精英比较了解的是德国另外一名著名的思想巨人 — 哈伯马斯（J. Habermas），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哈伯马斯曾经访问过中国和东亚，是中国学人比较熟悉的当代德国社会政治学家和哲学家。随着卢曼热在世界各国的升温，我国学术界一定会对卢曼产生高度的重视。
本文不是一篇纯粹的理论探讨，更不是学术沙龙式地坐而论道，笔者无意将这篇文章写成一篇学术论文，也不会谈及卢曼思想迷宫中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探讨。本文只想借助卢曼 — 这位思想巨人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来分析世界各国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因为笔者发现了卢曼的这一理论对于后进国家 — 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具有深远的意义，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以飨读者，希望这样的文章能激起更多仁人志士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深刻和全景式地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篇崛起策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开头。
II全新的现代化观 — 功能分化的社会

卢曼对于人类社会的进程和各种制度形态的发展与我们普通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一般是从马克思的六种社会形态来认识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有待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卢曼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实质上只有三种形态：一是区隔分化社会，二是阶层分化社会，三是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分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指划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一个大学内部可以分化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又可以继续分化成为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和文学等等，而自然科学可以分化成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等。接下来我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三种社会分化形态：
在原始的部落社会，社会基本的分化形式是根据氏族、家庭和住处的简单社会分工。在不同部落和氏族之间，虽然可能存在着强弱和贫富差别，但各氏族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它们相互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主要是通过通婚和经济的互动来沟通，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区隔分化社会。
在接下来的演变过程中，人类文明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那就是阶层分化的社会。人类社会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和其它各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都属于阶层分化的社会。由于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少数阶层的手中，集中的社会管理和建立官僚统治体系成为可能。由于财富的积累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文字的产生，进一步促进了文学、艺术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中，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是阶层分化，也就是社会明显地呈金字塔形状，越往上，社会阶层的人口就越少，而金字塔底部的基层人口数量最大。社会上层的观念代表了整体社会的观念，社会上层的文化、文学和艺术水平就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精神文化水平的代表，因为低阶层的民众根本无法接触到上层的文化和艺术，因此失去了参与和创造社会精神文化的可能。社会的主流观念和时尚完全由最高阶层塑造和垄断。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社会也有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领域，但是各个领域没有任何明确的边界，往往是上层阶级的人同时垄断政治权力、经济生产、司法判决和宗教生活。比如说中国的皇帝和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在权力垄断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意志和观点就完全左右了社会的意志和观点，他们可以直接干预经济生活，他们的一句金口玉言就能决定一场司法判决的结果，或是处死或是宽恕某位罪犯。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皇不仅垄断宗教解释权，也垄断世俗政治权力，垄断部分经济权力，教皇和高级教士拥有丰厚的地产，甚至可以大量地从事经济活动并获利；同时教廷还垄断文字权、教育权和阅读权，普通人民没有识字和阅读圣经的权利；教廷也垄断了司法权力，可以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审判甚至烧死罪犯特别是在信仰问题上离经叛道的人士。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阶层社会是各种社会基本功能没有明确边界的社会，也是各种社会功能被杂糅和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上层人士垄断了一切权力，成为社会的代表。
卢曼对现代社会理论贡献最大的就是功能分化的社会理论。功能分化的社会产生于西欧。由于在西欧没有形成中国和奥斯曼土耳其那样的大帝国，各国的国王、封建领主和教皇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教皇和国王的矛盾斗争中，各个封建领主趁机取得了相对较为自由的独立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演进中，各个社会系统逐渐从中世纪教皇和国王的垄断权力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社会系统。卢曼指出，最早是15世纪艺术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拥有自己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拥有自己的角色和艺术“语言”，拥有自己独立的社会运作方式，而这样的系统不再受到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垄断和干预，形成了独立系统的地位。从15到19世纪，政治系统逐渐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功能系统。由马丁·路德发起的新教运动开始，欧洲的一些民族国家开始加强自己的权力，一些地区的封建领主借机脱离罗马教皇的统治，于是政治系统拉开了独立自主的序幕，政治领域开始形成自己的逻辑和原则，开始有了自己的运行机制（比如代议制、选举、民主政治）等，这与新教运动后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演变是相一致的，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和议会政治的推广，罗马教廷和封建主再也无法干涉政治系统，于是政治系统开始按自己的逻辑原则运行；接着在16世纪，由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推动，大众识字能力普遍增高，要求实施平民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教育和科学分别分化成两个独立自主的系统，罗马教皇再也无权去干预学校的建立、自由学术活动和独立的科学研究。这之后司法系统也宣告和政治、宗教脱钩，形成一个独立运作、自治排他的社会系统，政治权力和宗教不能去干涉司法判决，而司法制度必须完全按照自己的运作逻辑来进行司法审判。18到19世纪，经济系统也最终演变成为一个功能分化的系统，古典时期的经济制度是与身份等级相适应的行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最初的企业经营是一种家族企业经营模式，家庭就是作坊和车间，家庭成员就是企业主和工匠，但是随着欧洲工业和商业迅速的发展，经济领域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一个功能分化的系统，企业和车间不再跟家庭和家族经营混为一谈，也不再是按照封建行会的原则组织运行。最后的结果是经济系统与家庭分离，成为一个按照自身的经济原则运行的功能分化的系统；最后宗教自身也成为一个单独的、自治的系统，其管辖的范围缩限到道德领域，宗教不再干涉任何其它系统，政教彻底分离。
卢曼认为，现代化社会就是一种功能分化的社会，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欧洲中世纪和古代帝国的功能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现代社会分化成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和艺术等不同的、独立自治的功能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明确的边界，每个系统内部都有自己的角色、编码、语言、属性，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独立而不同于其它系统的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每个系统都为整体社会履行独特的、不能由其它系统来替代的功能。卢曼认为，这样的功能分化的社会产生于西欧的英国、荷兰和法国，最早是这些国家逐步演变成为功能分化的社会，然后经由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扩张把全球各个大洲第一次纳入了一个世界体系和世界社会之内，在这之后，地球上每个国家，无论其主观上愿意不愿意，事实上都在朝功能分化的社会演进。先是西欧率先实现了功能分化，然后是美国实现了功能分化，接着亚洲的日本也部分实现了功能分化，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是否实现了现代化，在卢曼看来，能否实现功能分化是分水岭。哪个国家实现了功能分化，哪个国家就真正掌握了现代文明的核心要素。
为了加深大家对功能分化论的重要意义的了解，笔者将进一步解释功能理论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常见疑问，以便能更加清晰地讨论功能分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1） 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各个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科学是开放的系统，每个人都可以进出不同的系统，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系统范围内活动。比如一个人既可以进入教育系统接受教育，也可以进入经济系统内去炒股票，当他遇到民事纠纷时，也必须在法律系统内来处理这些纠纷。无论他进入任何系统，都使用的是该系统的逻辑和语言，而不能把其他系统的原则挪用到当前的系统中来。比如一个大学教授不能因为其在教育系统内的身份要求在司法审判时享有特殊待遇，因为司法领域的裁决中，其它系统的逻辑和原则无权干涉，这是现代化社会不同于阶层等级社会的重要特点。在阶层等级社会里，重要的社会系统被等级制度高端的人垄断，而一般平民是不可能和贵族平等地进入一个系统中去的。比如说过去的政治系统，完全把等级制度低端的平民排除在外。
（2） 各个功能系统独立运作，各自为社会履行其独特的功能，因此每个系统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都不可能由其它系统来代行其功能。比如教育系统的功能只能由教育系统本身按照自己的内部体制产生，不能由经济系统来代替教育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是个平等社会，因为每个系统在为社会履行本系统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是完全平等的，不能说经济系统就比教育系统更重要，也不能说政治系统比司法系统更重要，关键在于，社会离不开任何一个基本系统的运作，因此确切地说，每个系统都很重要。就好像人体的五脏一样，我们一般认为心脏最重要，但是肝功能的下降一样会威胁人身体的健康，严重的胃病一样会引起人体功能的严重失调。一个肝功能急剧下降的人，哪怕心脏再健康，都会面临生命危险。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一样的，哪怕经济制度再完善，没有教育制度的话，这个社会也会陷入险境。因此，卢曼认为，跟过去的阶层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社会，各个系统独立运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每个人不会因为身份、地位和阶层的差距被排除在某个系统之外，社会也没有一个阶层可以宣称代表整体社会。社会的凝聚力不再是依靠大家的共识和一致观点，而仅仅依赖于大家对彼此差异的尊重。
（3）各个系统独立运作，而且每个系统都是自我指涉、自我描述、自我观察的，也就是每个系统都在用自己的视角来解释和审视世界，也在用自己的视角来解释自己。比如说法律系统内部就会用法学的内在逻辑来解释和看待法律系统内的问题，并用法律的知识来看待世界；经济系统也用自己的逻辑和规则来解释经济问题和看待世界。但是独立运作并不是说各个系统之间没有联系，我想，这正是卢曼的解释模式中最精彩的部分：每个系统完全独立运行，但却相互依赖，各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服务和支援的关系，比如说经济系统的货币，就为所有其它系统提供财政支援，没有货币就无法发展教育，也无法进行科研和其他一切活动；教育和科研系统也服务于经济系统和其它系统，教育提供的合格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科研领域的新突破都会影响到经济系统中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从而让经济系统取得更快的发展并有更多的货币。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各个系统互相支援、服务，并互相依赖，但却是严格独立运行和独立操作的，比如说，货币是教育的基础，提供了教育经费，但是货币不可以直接用经济系统的原则（比如买和卖）进入教育系统，金钱不能购买学位，学位也不能拿来交换金钱；同样政治系统也通过国家政策来服务和促进教育，但是政治系统绝不能拿自己的原则（权力）进入教育系统，比如用权力强行获取学位，这都违反了现代社会系统功能独立运行的原则，产生了学术腐败现象；再比如说政治和经济系统，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计划来发展经济，但是政府的权力绝对不可以直接进入、干涉或是取代经济领域的运行规则，政府可以调控股市，但是不能用权力直接操控股市，或是用权力在幕后影响股市的涨落，如果是那样，就违反了经济系统独立操作的现代原则；相对应的，经济系统为政治系统提供了税收来源和政府运作的基础，但是经济系统的原则不能直接进入政治领域，取代政治系统本身的运作机制，否则金钱侵入政治领域就会产生严重的腐败和贪污，甚至产生买官卖官的可怕局面。同样道理，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司法系统都互相服务和支援，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系统的运行原则侵入另外一个系统，否则权力一旦进入司法体系，金钱一旦流入司法体系，就会产生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比如一个富人可以用大量的资本按照市场原则买进卖出，但是他的钱再多，也无法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去影响一场司法判决，因为司法判决只能按法律系统内部的逻辑进行，而法律系统本身是独立运行、不受其他系统干预的；一位政治家在其职位上可以按照其权力对下属发布命令，但是他的权力再大，也不能去影响一场刑事纠纷的裁决，他既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去命令法官如何判决，也不能暗中用权力去操作影响判决结果，因为这是法律系统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其他系统干涉。
今天所有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社会行列的国家都面临一个极为艰巨的重要任务，那就是确定现代社会各个基本系统的独立边界，然后朝向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演变。如果各个社会系统交织混杂在一起，弄不清各自的运作界限和边界范围，各个系统的运行原则互相侵入，那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学术腐败、科研腐败、金融腐败和司法腐败等一系列无法遏制的现象。社会就面临动乱和内爆的可能性。中国能否演进到一个边界明确、权力清晰、功能分化的社会，将是未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现代化机制的重要标志。
III 世界十大模式比较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界定各个社会基本系统的边界和权力界限，从各个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看，最需要界定清楚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卢曼所提到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民间组织的关系。每个西方国家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从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各自的文化传统、以及各国具体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不管这些模式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和各具特色，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共性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能明确划分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界限。首先是清晰地划分出行政权力的界限，也就是什么是属于国家和政府领域的基本任务。其次是明确划分出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界限范围，在这个界限范围内经济系统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主导着经济活动，国家和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活动，但是无法越权直接干预和进行经济领域的活动。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社会能够划分出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界限，能够明确在什么样的领域范围内国家不能再用公共权力介入和干涉该领域的活动，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在这样的领域中市场原则无法介入公民社会的活动。比如说国家可以调控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的谈判，但是无法越俎代庖直接取代工会去进行维护工人利益的活动；一个企业家再有钱，但是也无权把工会买下来或是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个领域是公民社会自身的领域，权力和金钱都是无权介入其本身的活动的。一旦发生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公民社会，或是直接进行经济活动，或是经济领域侵蚀国家权力和进入公民社会的现象，就构成了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就会受到司法制度的制裁。我想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如果细心观察西方社会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个共有的基本特征：西方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界限都用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内化成基本社会共识和普遍社会准则。并不是说西方社会没有腐败现象和滥用权力，人类社会制度设计再好都会有人铤而走险去违法，但是关键在于这样的权力界定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和社会基本特征，相对比较完善的体制让社会的运转处在良性循环中，当问题出现后这样的制度又会立即用宪法原则去解决争议，用独立的司法制度去制裁不义，人民对这样的制度是普遍信任的，所以即使出现了腐败现象和政府滥用权力，也完全可以从体制内的手段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民众不会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去解决问题，更不会从整体上去质疑这个制度的合法性。明确区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是判断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是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志，无法明确三方的关系也必定大大加重社会运行的负担，让腐败、权钱交易和权力滥用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从而让一个国家总是处在内部的危机、矛盾中，让政府合法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并且为民众广为质疑。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图一展示的是前苏联的发展模式。由于苏式共产主义的体制下实施的是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国家权力过度膨胀，介入了一切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活动，市场和社会被压缩到零空间，几乎不存在独立的市场经济领域和和社会领域。这种国家占据一切领域的模式因为不能适应现代化条件下千变万化的经济活动和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企图用权力来主导人们的一切生活空间，最后成为一种僵化教条的政治体制而丧失了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今天，这种模式在世界上已经基本消失，更不会成为其它国家效仿的模式。即使在依然保留斯大林主义的朝鲜也在数年前的经济危机中引入了一定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经济体制中也开始逐渐重视供应和需求的市场原则。即使在社会领域朝鲜也出现了缓慢但是却堪称正面的变化，一些民间组织在政府的控制下也成立了，甚至出现了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朝鲜以及古巴的一些改革宣告了图一所展示的国家极权控制模式彻底成为历史，今天已经不会有任何国家采取这种模式。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二展示的是另外一种极端的模式，那就是一些市场至上主义者（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者）热衷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在17、18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可以称为市场绝对主导的模式。在市场自由主义者特别钟情的这种模式中，市场占有绝对比例，而国家只履行一些最基本的职能如外交、国防、社会安全、防止犯罪等，除此之外国家最好什么都不要管。教育、医疗和一切社会福利措施都以市场产品的形式来提供，而国家除了保护私有财产和产权之外，其它方面就是介入得越少越好。因此这样的国家被自由主义者称为守夜人国家，也就是无所事事的国家。而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的力量也被压缩到零点，也就是公民社会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制度维护的仅仅是有产者的利益，损害的是广大劳工和贫民的利益，由于一切采取市场利益最大化原则，让普通老百姓和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挣扎在生存线甚至是饥饿线的边缘，尤其是穷人一旦生病或是在工作中受伤而失去工作职位，马上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这种原始资本主义的模式被称为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彻底抛弃了这种野蛮的资本主义模式，开始了建立现代福利社会的进程。即使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文明的潮流和人权观念逐渐普及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全采取图二的模式。尽管有的国家号称是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翻版，但事实上这种模式在当今世界上基本不存在了。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从图三开始就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些不同模式，这些模式都是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发展道路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基本面都是一致的，这些国家都能明晰地区别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基本关系和权力界限，因而它们当之无愧地晋升到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美国在历史上是由一群在欧洲专制主义王权时代遭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建立的，从建国之初，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就是反对王权和专制主义，同时也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主张经济自由和市场至上的原则，同时鼓励民间力量自由结社。在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暴露出来后，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罗斯福新政，国家开始干预市场失败和无效的地方，开始注意到建立社会分配制度，并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吸收了欧洲福利制度的一些原则，采取了扩大社会福利和缩小社会贫困的措施。但是跟其它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相比，美国奉行的还是弱国家，强市场和强社会的原则。国家除了传统的基本职能（国防、外交、公共安全、反恐）外，一定程度介入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投入和公共投入，也建立了一定的社会福利和防止贫穷的制度。但是跟欧洲国家和日本相比，国家的介入显然非常有限，国家依然主要鼓励市场竞争的原则。由于国家介入社会再分配领域较弱，因此民间社会特别是教会、福利协会和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异常发达，以来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美国直到今天依然有4000万贫困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这在工业化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的社会问题也很多，贫富差距比较大。但是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科技方面比欧洲国家有更强的创新力，往往能引领时代潮流，这也跟美国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机会有密切关系。俗话说得好，有一利，必有一弊，就是这个道理。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四展示的是亚洲现代化标兵日本的发展模式。日本现代化模式明显不同与欧美，其国家力量对经济发展的调控比较多。国家采取重点产业扶植的政策，封闭国内市场，保护国内民族企业的成长，同时大力扶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冲向世界。因此日本在一批产业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功的同时，国内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度不够，国内市场非常封闭保守。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日本具有较强的东亚文化的传统。市民社会已经形成并得到成熟发展，日本也成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国家和社会间有明确的权力界限。但是，总的说来，日本的社会力量不如欧美国家那么强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冲撞关系，而更多是一种缓和式的合作关系，社会力量当然会独立进行结社活动和各种利益博弈，但是较少与国家采取对抗式的活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深受东亚地区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民众普遍对国家有较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感，而不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影响下的美国人那样，对国家具有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日本模式可以概括为强国家，中市场和弱社会的模式，应当作为中国现代化路上一个重要参考座标。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五展示的是另外一个已经进入现代化行列的亚洲国家 — 韩国模式，与日本相同的是，国家也大力主导经济领域的发展进程，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拉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由于韩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也受到东亚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政治系统直接与经济系统相交织形成政经不分的现象（比如政商勾结、严重的腐败和裙带关系等），本来是无法用图表来显示其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的关系的。鉴于韩国在民主化以后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金大中就任以来的一些重要改革措施，韩国基本搭起了现代化国家制度的框架，但是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尚不如先进国家那样清晰和明确，政治介入经济的现象和经济贿赂政治的现象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与民主化之前相比已经有很大进步，这里暂且用图表表示出来。韩国与日本相比，其社会的力量比较强大，韩国人的民族性格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气质和特质，具体说来就是韩国人有一种很强悍和冲撞的民族性格，表现在工会和市民组织的运动上，也形成一种争强斗狠的特点，这是与日本民间社会温和的结社运动非常不同的。韩国人的民间运动经常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和动荡，这应该是不为我们所取的。笔者认为，就东亚的传统文化来说，还是发展一种温和的、与政府良好互动和理性互动的公民社会比较适合，在这方面日本模式要胜过韩国模式。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六的新加坡模式是另外一种亚洲成功现代化的模式。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拥有良好透明的司法体系和制度化的反腐败措施。另外新加坡是不是民主国家，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争议，一般认为新加坡是一个一党治理下的可控制式的民主国家，由于没有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轮替，所以新加坡一般不被认为是西方式的竞争式民主国家。但是这并没有防碍新加坡成为一个成功的、体制良好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走的是强国家、强市场和弱社会的发展道路，强国家是东亚国家普遍采取的，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强市场是因为新加坡属于自由海港国家，其自由的经济体和自由金融政策容易吸收国家资本投资，弱社会也是亚洲特色，公民有明确的民间社会的空间，但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因为国家的主导力量过于强大压缩了部分公民社会空间的缘故。新加坡模式的优点为：发挥了东亚文化中民众信任国家的传统，集中了国家的力量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发挥了自由海港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精神，并且建立了优良的独立司法体系，堪称是中西结合的典范。新加坡的缺点在于公民社会的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民间社会范围有些过于狭窄，不利于疏通社会的一些潜在的情绪和矛盾。如果能够给予公民更多一些自治空间将会对社会形成一种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更为有利。国家在一些方面过强的管制容易导致民众反感，新一代的新加坡青年热衷于留学美国和追求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生活就是一种对现行制度的潜在批评。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我国香港也是亚洲另外一个成功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典范，香港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也建立了健全透明的独立司法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公署。香港也有独立的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空间，同时拥有强大的市场，这是同香港自由港口和高度市场竞争的体制密不可分的。香港是典型的市场自由主义社会，市场竞争充分，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但是同新加坡一样，尚不属于西方式的竞争民主政体。在香港社会中，政府对社会领域介入较少，因为政府力图保持香港自由港口和低税天堂的优势，不愿征收过高的税收和保险费用发展很多社会福利项目，因此香港虽然富裕，但是社会福利的投入却不足，主要表现为贫困阶层住房条件较为简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比较晚，发展也比较慢。香港虽然具有独立的民间社会自治，但是和市场的力量相比较还是比较薄弱的。总的说来，香港是一个强市场、弱政府和弱社会的地区，这是和香港的城市地位相适应的，因此不太适合我们模仿。比较亚洲四个成功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发现，除了香港以外，大家都采取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经济上当然都采用市场经济，在社会领域，亚洲国家和地区除了韩国以外，公民社会的领域都比较局限，但是却通过法律严格确定了公民社会的界限。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一般来说比较温和，和政府有比较好的互动，但是却拥有独立的利益博弈机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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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八展示的是欧洲大陆的德国模式，也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或是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的力量比较平均，国家既介入市场失灵的区域发展社会福利，建立了高度发达的以保险费用支付的社会保险体系。同时与亚洲的日韩新相比较，德国给予了社会更大的力量，社会民间组织比如工会有较强的力量可以进行本身的利益博弈，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决策，特别是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一般都会听取工会的意见。德国基本形成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比较均衡的格局。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与德国模式相比，法国实行的是强国家、强社会和弱市场的模式。一方面，法国受到过去历史传统的影响，以巴黎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一贯比较强大。今天法国中央政府对市场的调控非常强，实施的也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也实施比较多的计划来促进经济的有规律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是受到法国历史和传统的影响，由于法国历史上盛行革命和起义，法国也是近代社会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因此法国的左派力量一贯比较强大，法国工会的组织程度比较高，善于组织各样的罢工和游行，法国工人的罢工次数之多、之频繁，其烈度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在欧洲国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法国模式的缺陷在于过强的工团主义和过多的罢工事件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损害了社会和谐稳定的气氛。亚洲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中，惟有南韩在这点上比较类似法国。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十展示的是瑞典发展的模式，瑞典发展模式可以代表斯勘的那维亚国家（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普遍的特征。这里的国家是世界上福利国家的代表，国家在最大程度上介入市场失灵的地方，防止市场竞争带来一些负面因素。国家通过征收高税收的方式，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分配制度。在这些国家里人们所追求的是高度的平等、均衡、社会团结与正义，国家的力量非常强大，但不是专制意义上的强大，而是福利国家介入市场领域的力度非常强大。国家通过一系列分配政策来最大程度上降低贫困，最大程度上维护公民的尊严，并尽力缩小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由于国家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因此社会的力量也就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市场由于大大被福利国家限制，因此其力量相对来说也比较薄弱。瑞典模式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最文明和最符合人道尊严的制度，但缺点在于过多的福利保障一定程度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让民众在多年的福利制度的保护下缺乏创新精神。瑞典等国在进入1990年代后也先后实施了一些改革措施以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图十一可以在一张表格上比较所有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不同发展模式，除了前苏联和曼彻斯特资本主义两种被淘汰的非现代化模式以外，其它各种模式由于国家、社会和市场力量对比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当然这张表格上还可以加入更多的现代化国家比如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但是作为对一种总体趋势的把握来说，这样的国别比较已经足够，因为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当今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基本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百分比率并不是一个科学的量化数据，而是根据经验观察到的三者强弱关系的一种简单实用的表达。虽然这不是精确的量化结果，但这基本上是世界各国学者公认的强弱关系，比如大家都知道美国市场力量强大，而北欧瑞典则是国家力量比较强大。这也是笔者多年阅读和学习不同资料，再加上有意识的比较和观察的结果。
我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各自不同的模式中也发现了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相似之处：那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率先完成了理顺和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和权力界限的重要任务，因此不仅成为现代化国家，而且牢牢掌握了现代政治文明大门的金钥匙，其它还没有理顺这些关系的国家注定了还要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外围徘徊，直到有一天实现了上述制度为止。上述八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和香港尚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和社会的范畴，日本虽然实现了竞争式民主选举，但是日本自民党长期通过选举实现一党执政，只有在1993年短暂失去执政权两年，因此日本在西方政治家眼中总是“民主异类”，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恰巧也是瑞典政坛的常青树，从1932年到今天瑞典的社民党仅仅丢失了两届政权，执政累计达70余年, 也被西方政治观察家称为“社民党的霸权政治地位”。无论别人怎么称呼，今天没有人会否认瑞典和日本是现代化国家，也不会有人因为香港和新加坡还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而被扣上落后国家的帽子。这再次印证了笔者的观点：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跟多党选举和两党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新加坡和香港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化社会和令后进国家无比羡慕的现代化典范，而大量实现了表面意义上全国民主选举的国家却远远称不上现代化国家（拉美的民主国家，非洲实现选举政治的国家，印度，孟加拉国等）。这期间最根本的不是形式上是否实现了全国大选和多党选举，而是能否用法律来明确划出国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和权力范围。不能确定三者关系的国家，哪怕是实现了多党民主，也依然远离现代化社会，而且在选举中，各种腐败、滥用权力、钱权勾结、购买选票都会让选举完全走样，最后离真正的民主依然有千里万里之远。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恰恰不在于许多人热衷讨论的全国选举，核心还是在于如何界定权力的边界，如何确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界限和范围，如何促进中国社会向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上演变。
IV 再谈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常常用既当裁判又来踢球来表明这么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应该实行监督和裁判功能的人却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同样一个人既是主考官又是考员，也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期间的谬误在于角色错乱，权力关系混乱，各种角色的权力边界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以至于游戏的制定者、裁判者和参与者交织混合在一起，那么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混乱和荒谬的。然而，今天中国大量的社会问题和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恰恰是因为各种关系和各种系统的边界模糊引起的。本来工会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组织，是站在企业主另外一方的权力平衡者，是国家保护的对象，本来在一个现代化的机制中工会可以有效地就工人的权益和资方进行谈判式的博弈，本来国家的角色是中立的调节者和仲裁者，劳、资和国家三方的关系在西方国家都得到法律明确的界定，谁都不能擅自越权，任意剥夺和擅自侵犯任何一方的权力。但是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劳资纠纷中，裁判员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不惜一切拉动GDP的增长，完全站在企业主一方，利用我国工会法不够健全、权力界限不够明晰的漏洞，阻止工会成为一个自治的结构，并严格限制工人的基本权力。而在某些私有企业里，更出现了滑稽的角色错位的现象，企业主的亲戚甚至企业主自己兼任工会领导，可以想见，当资方和工会成为一个角色时，在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限制工人活动的权力，于是出现了地方政府权力越位和资方权力越位的现象，工会独立自主的功能荡然无存。在这样一种权力边界混乱、裁判员公然上场踢球的状况下，工人的权力受损害时当然无法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力。在去年发生的大量恶性拆迁和征地事件中，我们更看不到权力的有效界定，当地方权力和开发商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要求某地居民拆迁时，政府和资本的力量远远大过平民老百姓的力量，而某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制拆迁地区的居民进行有组织的谈判和博弈，公然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权力，当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又缺乏必要的利益表达机制时，他们最后只能诉诸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司法制度。然而权力的边界和界限是如此模糊，不仅政治和市场的权力没有界定好，在一些地方，政治和市场的权力同时又能越界进入司法领域，导致本来应该独立运作的司法体系无法为社会弱势群体作出公正的裁决。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话就很难保障真正的社会稳定，因为弱势群体的利益时时刻刻可能受到任意越界的权力的侵犯，而社会本身的力量却被严格限制不能发展起来，不能形成起码的权力平衡。权力的界限不明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受损，即使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的利益都会受损。比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非常不容易的大环境下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处处受到政策的歧视，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却享有非常多的优势。我想，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也深深体会到权力边界模糊之苦。如果有良好的商业环境，有明确的权力界限，透明的司法体系，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力气去打通地方党政要员，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成本和周折去盖一个又一个章，去疏通一个又一个关系？如果有一个明确的权力界定范围的话，中国的企业家原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扩展国际市场和实现产业升级上面去。当权力关系和权力边界混乱不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在社会上办事情很困难，干什么都要靠找关系，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成本的白白消耗。
我在本篇文章里特别强调了社会制度的三个方面，也就是国家、市场和社会，因为这是涉及到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制度层面，因此也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其实按照卢曼的观点，社会的基本系统都必须独立运行，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科学等。政治和经济就是我所谈的国家和市场，其它几个领域也非常重要。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明晰地划分出经济和教育的界限，对社会的运作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两个系统不能独立运行、而是交织在一起的话，就会产生学术腐败现象，这正是现代化社会的大忌；如果政治、经济和科学系统不能分开、独立运行的话，就会产生金钱或是权力腐蚀科研领域的现象，或是按照权力分配科研经费的现象，这必将严重挫伤一国长远的科研竞争力；如果政治、经济系统和司法系统交织在一起、不能实现各自功能独立地运作的话，就会产生更加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权力侵入司法领域，或是金钱侵入司法领域的现象，或是权钱共同干预司法，从而导致司法腐败，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决堤，民众对公共司法制度完全丧失信心。今天读到卢曼的理论，再来看当今中国的问题，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核心问题就在于：各个社会运行的基本系统混合和交织到了一起，没有形成各自独立运作、自治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当国家、市场和社会交织在一起，当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和司法交织在一起，就会产生市场腐败、权力腐败、学术腐败、科研腐败和司法腐败等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各种主要矛盾无不是因为各个本应该享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社会系统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其解决办法也必须着眼于将本应该独立运作的系统分开，应该确定的权力界限必须明确地固定下来，应该划定的范围明明白白地划出来。而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法律，除了依靠法律以外，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用宪法和法律的明文形式清楚、准确、严密而又明晰地规定出各个领域的界限，只有以严格的法律条文形式规定权力和货币可以进入哪些领域，不可以进入哪些领域，如果进入了将有何种法律后果，如果违反法律将有何种惩罚措施，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向一个现代的制度演变。当法律制定以后，一定要有严格的执行和遵守才有意义，否则立法再多也无济于事。只有当法律真正显示其神圣和威严的时候，只有当任何人，任何权力都驯服在法律之下的时候，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把中国社会的制度朝现代化方向演进。
明确界定国家、社会、市场和其它社会系统的界限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减少，而只是确定了什么是正当权力，什么是不当权力，什么是滥用权力，这样不仅有助于国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更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威望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在界定了正当的权力界限后，我们就会发现，国家的权力会退出一些领域，同时又承担了更多应该承担的责任，如社会公共设施、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正如图一到图十作者所展示的那样，各国不同的模式都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研究，如果当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作到明确划分中国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如何在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分配这三者的关系，如何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又能限制其弊端；国家的份量在三者关系中应该有多重；公民社会应当在取得什么样的位置？希望图一到图十的模式能够引起大家共同的兴趣和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分配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对比关系，哪个国家的模式最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怎样结合我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脉络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机制。期待有一天可以为我们的国家绘制出一张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比例关系图出来。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以几个具体个案来继续讨论界定权力边界的问题。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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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十九：尊重民权与树立国民意识

I 再谈建立公民社会
上一策从尼可拉斯·卢曼的社会功能分化理论来探讨了世界各国现代化模式，进而提出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路上的核心所在。本篇策论将继续借助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来谈界定不同社会系统的权力界限。


理清各个功能系统和社会核心机制的权力边界，建立功能独立分化、系统边界清晰、权力明确界定的社会，的确是我们在未来二十年最重要的中心任务，这将直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和谐的现代社会，为中国和平崛起打下坚实的制度性基础。在这一篇文章里，笔者要侧重探讨的是如何建立公民社会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家和资本的力量越界进入社会领域，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公民社会的自治和功能独立就无法得到制度性保证。这里笔者节选了四条我国媒体报道和讨论的新闻，通过这些个案分析来探讨公民社会和公民权的问题。

1．要重视并解决工会主席“角色冲突”问题
广州市近期一项调查显示，目前该市工会主席兼职比例达65.9％，其中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兼职更高达98.7％，由此带来的工会主席在履行职责时出现角色冲突的问题日益突出。据此，市总工会已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希望从立法层面解决工会主席兼职过多问题，特别是“不能让有角色冲突的人来候选工会主席”。这一指向明确的要求，不仅对广州市而且对全国的工会工作都有普遍意义。
工会主席兼职分几种情况。一是同级党委领导兼任；二是同级行政领导或中层管理人员兼任；三是企业主的合伙人或近亲属兼任。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和党委统揽全局的原则起指导作用，一般讲不会有大的角色冲突，这种兼职不在此论。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劳资关系的特定内涵和利益诉求的不 同，兼职带来的角色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第三种情况下，由于兼职近乎完全矛盾甚或家族化管理，角色冲突尤烈。因此，我们所说解决工会主席兼职问题是针对第二、第三种情况而言的。
工会主席兼职带来的角色冲突，通俗地讲，就是兼职者在履行工会职责时“脑袋”与“屁股”的错位现象。随着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和利益主体的明晰化， 代表职工方的工会与代表出资方的行政不可避免地在立场、诉求上处于矛盾状态，工会必须坚定地站在职工的立场上说话办事。即使从企业整体、发展和职工长远利益看问题，工会的基本出发点———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也不能有所动摇。但是，如果工会主席兼职行政，隶属于老板，甚至就是合伙人、近亲属，事实上不可能做到上述要求。在“脑袋”的指挥下“屁股”必然坐歪，由此带来角色冲突。

（以上文章节选自工人日报2006年12月15日的报道）

2. 工会主席不作为我支持工人告他
经典案例
据悉，此案源于1999年市桥街文化宫的改制。改制过程中，企业职工由原来固定职工改为合同制职工。2001年8月，陈明华等人与原企业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企业又通知陈明华等4名职工不再续签劳动合同。
2003年2月，陈明华等人向番禺区法院起诉原企业，结果败诉；2004年1月，又向广州中院上诉，再次败诉。在这几起诉讼中，袁某都担任文化宫的委托代理人。陈明华等认为，袁某作为工会主席，掌握了大量职工的资料，他亲自出庭，才导致职工败诉。
袁某在法庭上表示，自己只是按照企业决定行事，并无不当之处。自己不仅身为工会主席，还兼任该企业副主任一职，他是以此身份出任文化宫诉讼代理人。
工人告“主席” 法院很为难
工人告工会主席这事儿很新鲜，但是也让法院很为难。
番禺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袁某作为工会主席，代表企业坐在劳资纠纷案件的被告席上，这种行为不当，但没有证据证明袁某的行为给陈明华等职工造成损失。陈明华等人不服上诉到中院。
而朱松森与其他11名职工状告工会主席刘某不履行职责一案，越秀区法院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作出不受理决定。朱松森等人对这一结果不服，也向广州中院上诉。
职工觉得委屈，而当上被告的工会主席同样也觉得冤。法官在庭审中问袁某：“当职工和企业发生冲突时，你代表谁的利益呢？”袁某坦言：“当然是按企业的决定行事。”对此，陈明华等人感到很无助：“身为工会主席都代表企业和我们站在对立面，当企业侵害我们职工权益时，我们该找谁来维权呢？”

（以上新闻节选自 广州日报2006年11月16日的报道）

从以上两则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权力边界混淆和角色错乱的现象。首先是行政领导人担任工会领导的角色，其次是企业家一方的合作人和亲属担任工会领导的角色，第三是工会领导人兼职的现象，这三种现象每一种都影响到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组织的自治地位。最令人费解的是第二则新闻中工会主席居然站在企业一边代表企业的利益，这种角色错乱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可以理解在中国法制尚不健全，对公民社会角色尚存在争议的特殊国情下，一些工会领导人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和对资方的依赖而不愿意直接跟企业主处于博弈对立的一方，但怎么也不至于站到资方的立场上去和工人博弈，这就好比A国球队与B国踢球，A国的几名球员突然反水加入B对来进攻A队一样，这在体育赛场上从来不曾出现的情况居然出现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工会领导人在面临法官的询问时，居然回答自己按企业的决定行事，这样的回答只能说明当事人对于权力边界的界限和该组织的功能完全缺乏起码的认识，产生了错位现象。
当今中国的公民社会问题，特别是工会组织问题，看似千头万绪，但是层层剥离开一些表面现象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就是由以下一些核心问题所构成的：（1）工会经费来源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工会经费来源应当根据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按税前列支扣除，工会领导人的工资和工会活动经费来源于此。我国2001年通过的工会法第五章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工会经费来源问题，但是工会法通过后，许多企业内部工会的经费依然由企业主直接拨发。俗话说得好“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工会领导人的工资直接来自企业家，他们就没有办法独立代表工人利益; (2) 工会领导人产生方式问题，按普遍的国际经验，工会领导人是由企业内部选举方式产生，但是在中国，工会领导人产生问题依然含混不清，尽管工会法有了相关规定，但是法律执行情况非常分散，这就导致各种不同的工会领导人产生方式，有一些企业已经建立了制度化的选举方式，而更多的企业依然采取“威权”的方式，有些企业主干脆直接任命工会领导人，这就极易产生刚才两则新闻里所提到的问题；（3）工会主席和其他工会领导人的罢免问题。工会领导人应该由工人代表来罢免，而在我国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工会领导人直接被企业经理和厂长任免。常常是工会主席作出维护职工权益的决策，但之后随即被企业经理解除职务，这往往会引起工人的强烈反弹；（4）工会领导人兼任职务的问题。如果企业工会取得自治和独立博弈的地位，工会领导人的经费来源与企业主脱钩，工会真正取得经济独立的地位，工会主席兼职的问题自然会减少。工会领导人是一个正式独立的工作职位，兼任其它职位当然会使得工会领导人难以真正地专心于本职工作；（5）企业工会、其他各级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的关系。从过去的制度传统出发到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今天，工会的角色和职能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没有变的就是，国家希望保持党在工会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要把各级工会整合进全国总工会的制度框架之内。全国总工会在这种特殊的制度架构中，既设法代表工人的利益，又要代表国家的利益；既支持部分工人（特别是个体性）的维权事件，促进和保护工人利益；同时又防范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运动，协助国家维持整体安定的局面。这其间导致了总工会本身角色的二元性和矛盾性。但是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机会，中国可以制度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工会制度，既在微观上（企业）促进工会向一个独立自治的机构演进，同时在宏观上与国家采取合作主义的政策，防止全国性的工潮和带有明显政治目标的工潮出现，维持国家宏观层面的安定团结大局。因此中国特色的工会制度可以发展成一种既保持微观独立自治，又实现宏观与国家合作的制度，但总的趋势应该是促使工会有序地向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机构方向演进。有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总体目标暂时还无法完全实现，那我们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希望向更好、更进一步的方向演进，在演进过程中不断创新，注入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元素在里面。


以上五点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国家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意志，一旦国家认识到建立独立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助于真正维护中国和平稳定、安定团结的局面，并且有助于建立一种动态稳定的和谐社会，中国一定会在短期内取得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的。毕竟中国的举国体制让国家可以迅速集中力量取得某些方面的突破，如果政治意志足够的话，就会迅速转化成讨论、研究，并进一步凝聚成共识，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各个公民社会机制的明确界限，最后形成国家的决策。这其间最关键的是立法工作，全国人大虽然在2001年通过新的工会法，对过去的工会法修改达四十处之多，但是对于一些关键领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法源上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中国本来就缺乏法治传统，有了法律，尚且不遵守法律，更不要说法律来源含糊不清了。缺乏有效统一的法律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各个地方政府出台不同的条例、文件和规定，这间接导致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地方上不同的政策，更加影响了关于建立公民社会组织问题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统一性。在未来的立法实践中，对于其它公民社会组织如农会、打工者协会、进城务工人员协会和各类非政府组织都应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维护其合法权益，规定在这样的界限区域内公民社会组织取得自治地位。只有依靠权威的法律形式才能保障公民社会不受其它力量的侵犯，可以在其功能系统内按照自己的原则发展。

3．重庆彭水诗案调查：政法机关滥用公权酿错案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今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被刑拘，继而被批捕。一个半月后，彭水县政法机关无罪释放秦中飞，并向他道歉和发放赔偿金。这件错案被舆论称为“彭水诗案”。……
县政法机关不该有的越界
有了县里领导的批准后，彭水县政法机关一再越界，在许多环节明显把关不严的情况下制造了一起错案。
彭水县公安局在传讯40余人后依然证据不足、事实不准的情况下，非要给秦中飞治罪。9月7日，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上报县检察院。10日，县检察院予以批捕，认为秦捏造了一首引起群众公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县领导名誉的词。
29日，秦中飞被批准取保候审。10月24日，县公安局承认诽谤案属于错案，向秦中飞道歉，并让其领取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认为，秦中飞用短信传播的诗实际是一种群众意见的表达形式，而在“彭水诗案”中， 彭水县有关领导对待群众意见随意上纲上线，甚至轻易动用司法权对群众意见进行打击报复,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刑法》中对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有明确规定，彭水县有关领导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同时，此事件也反映出部分基层政府领导干部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抛弃了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学辉教授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内容，而“彭水诗案”中，百姓只是对县委书记和县长批评两句就被定为犯罪，还有40多人被传讯，这是过去“文字狱”中才有的情节。
王学辉教授还表示，现代法治政府的特征是，民主、公开透明、高效诚信，具有服务意识、负责任，而管制型政府则是强制约束、行政为上官为上，老百姓必须服服帖帖不能发牢骚。“彭水诗案”中政府的行为完全是与现代法治政府的理念背道而驰。

（以上新闻节选自《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的报道）

4．湖南农妇列车上拾荒遭治安拘留

湖南常德59岁的农村妇女滕自英，因在其乘坐的列车上捡了28个空瓶子，被铁路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及铁路内部规定为由行政拘留5 天。此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引起较大反响。2006年6月6日，公安部门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石门县公安局、铁路公安部门均向滕自英一家表示公开道歉。
入选理由：农妇在列车上捡了几个空瓶就被治安拘留，法律的精神在这里被行政权力严重扭曲。从这个比较极 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行政权力的非正常扩张，可能对普通公民正当的权利和自由造成的严重损害。由此可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和谐的社会，国家决策层就 必须对于行政权力的扩张随时保持充分的警惕，并及早通过行政立法等措施设置必要的“防火墙”和“监督网”，使其在合理范围以内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以上新闻节选自《中国法院网等推出“2006年十大法制新闻”》,请见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12/28/content_5537202.htm）

以上两则新闻反映的都是行政权力越界侵犯公民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违反了法律，构成了滥用权力的行为。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既可以被理解为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和非政府团体，广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普通公民个体。作为公民社会的机构，民间社会组织赢得了相应的自治权和独立地位，可以就自己的利益通过有组织的形式和政府、资本进行博弈，同时防止本团体的权益受到行政和市场力量的任意侵犯，因此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但是作为公民个体而言，当其自身的权益受到地方政府权力机关的侵犯时，其往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普通公民面临的是政府权力，由于其处于个体的地位，双方的权力完全是不对等的。我们除了要求严格划定政府权力的界限，防止政府本身滥用权力以外，从以上两则新闻我们都可以看到，媒体的介入对于事件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作用。媒体曝光后，紧接是公共舆论和知名人士和学者的跟进，对案件进行了法学讨论，对滥权的一方构成了强大的压力，最后导致行政部门道歉认错，并给予赔偿。这种媒体、公众舆论和专家意见构成了平衡权力的一方，可以协助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维权，矫正被严重扭曲的行政权力，在社会上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普法教育。 从湖南省常德妇女滕自英联想到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让我们不禁痛感：不遏制行政权力的非正常扩张和权力的滥用，就会发生普通公民权益受损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惨剧。因此建立良好的制度，防止滥用行政权力，关系到的是你、我、他每一位公民在内的基本权利，如果行政权力不被限制在法律和宪政范围内，理论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滥用权力的受害者。
对刚才两则新闻的反思远远不止于此，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权力历来都是受到顶礼膜拜的，我们的文化自古以来就缺乏分权和制衡的传统，能否建立国家和社会的平衡，能否让国家尊重社会和普通公民的个人权益，关键还是在于各级政府官员是否真的愿意把行政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是否真的愿意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是否真的愿意接受法律的监督和权力制衡。其二在于，以上两件滥权案件得到解决在于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和专家学者的配合对地方行政权力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但是在更多的滥权事件中当事人则远远没有这么幸运，媒体并不可能关注所有的维权事件，在媒体、公众舆论和专家知识达不到的灰色区域，对于普通公民在遇到行政权力或是资本侵犯时，他们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我想，在这里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始终是关键之关键，核心之核心，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中国维权事业和公民权的保障取得很大进步，通过媒体大量报道、公众舆论的强烈关注许多侵权案件，使得这些案例得到公正处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面临权利受到损害时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民告官的事件在过去的中国令人不敢想象，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民告官胜诉的事例见诸报端，这的确反映了维护民权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制度化，公民能否在没有报界、舆论和专家的关注下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公民权这才是我们最应关注和探讨的。由于地方官员、企业主和普通民众所拥有的资源是完全不对等的，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老百姓极有可能因为费用高昂的原因终止司法程序。在司法制度没有完全独立，社会网络关系和权力极有可能影响司法判决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来真正维护弱势群体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笔者将在中国崛起策一篇单独的策论中详细谈到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的核心问题。
II 尊重民权才能促进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在中国社会里，我们常常发现一些矛盾现象，一方面是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很高，另外一方面是普通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国民意识很淡漠；一方面是互联网络上民族主义上涨，似乎中国人有着最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另外一方面走进社会却发现大家对国家和政治等话题早已失去了兴趣，很少有人提及；一方面是理智者呼吁民族主义要降温，另外一方面有识之士则忧心中国人缺乏真正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感。怎么解释这两种看似对立、矛盾的现象？其实这并不难解释，虽然中国古代士大夫和读书人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有很强烈的爱国心和爱国思想，但是在阶层社会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读读中国知名社会学家费正清的《乡土中国》就明白了，统治中央帝国的形式上是一个国家和中央政府，可是国家的影响仅仅限制在城市里。在广袤的乡村，统治这中国的是家族、乡绅和地主，金字塔底层则是庞大的农民人口。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人们的认同主要是对家族的认同，而不是对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和京城皇帝的认同。家族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也保护了个人的经济生活，在遇到纠纷、冲突和争议时，出面解决的往往就是家族的家法，在这方面家族族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国家的法律和刑典是很少能够进入乡土社会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古代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求国民被纳入国家整体的行政治理中，国家的基本权力和法律应当是在国家有效治理范围上畅通无阻的，而不会受到其他“平行国家体”的拦截（比如古代帝国的家族、酋长、地主、分封诸侯的领地，现代世界中一些濒临解体的国家中的军阀、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等）。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毛时代才开始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往往停留在精英阶层中 — 也就是贵族、士大夫和读书人的层次。
这里开始谈到问题的重点，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能够取得国民的认同？为什么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能够深深根植在普通大众的意识观念中？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节制和约束权力，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古代帝国、古印度王朝中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权力没有任何约束，行政权力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而普通平民在面对贵族和地主的欺压中总是输家，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可以平衡贵族、地主、平民、农民或是农奴的权力，人民只是小民、臣民，君王则是君父、庇护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君王的私产，只要他需要，就可以任意征用，而不会受到法律限制。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依然延续了封建采邑时代对民众权利的限制，但是日渐强大的资本力量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平衡。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同时受到两种权力的侵犯，一是传统的政治权力（过去是贵族，现在则是政府），二是新兴力量 — 资本家。这两种力量加总在一起，让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阶级的反抗、革命和起义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机，社会主义思潮遍布西欧，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则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人民要求保障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对言论自由和民间结社自由的限制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体制外暴力活动。市民阶层的崛起、人民权利意识的高涨、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和政府开明人士的妥协让步使得早期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和资本无法无天”的情况逐渐得到了纠正，政府和社会、资本和社会的边界得到了确定，政府再也不能拥有无限权力，而只能握有有限权力，权力界限的划定让政府的权力破天荒受到了限制，政府再也不能仅仅以国家利益和贵族利益为借口来任意剥夺公民的财产，国家再也不能认为自己任何行为和政策都是天然合乎法律的，而必须界定哪些行为是合乎法律的，哪些行为构成了滥用权力，哪些行为和政策构成了对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的侵犯，因此国家必须从这个领域里退出。君权神授的时代和政府权力无限的时代成为历史。同时资本的权力也被法律划定出来，不能因为有产者强大就可以任意入侵公民生活领域和民间自治领域，资本家再也不能随意解散民间组织，资方必须和工会合作保障工人权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公民社会的确立和民间组织的成立，如果自由结社的权力受到侵犯，就无法通过工会、农会和其它自治协会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什么对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界定会大大有助于树立现代公民精神和现代国民意识呢？基本道理就在于国家和资本对公民的尊重。限制国家和市场的权力任意扩张和任意侵害民权说到底是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尊重，在封建时代、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没有公民，也不存在着公民的自尊，行政权力可以侵害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而不必受到制裁，人民在统治者的眼里只是小数点后的一堆零而已；在资本主义早期，不仅政府可以任意侵犯老百姓的权利，新兴的资本势力也可以任意侵犯工人的权利，他们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并且让工人在及其有害的工作条件下生产，工人的人均寿命往往低于40岁。而只有当这两种权力（政府和资本）受到约束，特别是受到公民社会和市民组织的有效平衡的时候，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才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尊，也就是自己是具有独立尊严的一个人，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一位公民，在任何情况下自己的一些权利都是不可让度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小民成为公民，臣民成为国民，当小数点后一连串零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的时候，人民才感觉受到国家的尊重，因得到尊重而自尊自重，因自尊自重而有独立意识，因有独立意识才能发挥人的能动性，因为有能动性才会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因创新才会有生产的发展，因为生产的发展才会有普通人民的大众消费，因为大众消费才会有经济增长、藏富于民，因藏富于民才会有国家整体综合国力的强大。国民受到国家的尊重和善待，才会心底真正装着国家，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和热爱。这种对国家的认同往往不是通过激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而自然地体现出来的，在平时一般看不出来，但一到关键时刻就能显示出来。美国人可以天天骂总统，拿政府官员开玩笑，过着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是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早已内化成普遍的社会准则和大众意识观念，并不需要特别强调。美国国会可以每天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一到美国陷入重大危机的时候，国民的凝聚力就强得惊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就可以立刻显示出来并表现出强大的力量，笔者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军事、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是一种制度的强大，一种公民精神和国民意志的强大。美国尽管因为其霸权行径和野心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但是在其国内因为理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就显示出制度的优越性，在反对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美国的长处和探索其强大的根源。
而极权独裁的国家平时固然可以营造一种万众一心和全民一致的假象，但是因为人民没有任何权力保障，深受权力任意侵害之苦，在这样的制度下一遇到危急关头就会民心涣散、社会解体和民心尽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总统选举中萨达姆可以赢得99.99 %的选票，在各种政治集会场合人民都会疯狂地显示对总统的崇拜，乍一看，这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国家，可是一到关键时刻，美军入侵伊拉克，就可以显示出来了：一个类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大的国土，居然在三周之内结束战斗，大家预料的惨烈的巴格达巷战居然以无人抵抗的荒谬场景收场，倒是政府垮台后各种游击队、地下反抗运动、非政府组织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让美军深陷越战后最大的一个泥潭。固然萨达姆军队的惨败和不抵抗是因为美国、伊拉克军事实力悬殊以及伊拉克遭受十年国际制裁所造成的，但是伊军这么快就彻底放弃抵抗和巴格达不战而降是无论如何用这些客观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的。我想，关键还是在于民心向背，在一个没有基本公民权的社会，国家平时不尊重人民，人民在关键时刻也不会去为这个国家卖命。大家虽然痛恨美军入侵，但是会想：“这个国家根本是萨达姆家族的，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个家族去抵抗美军？”，“我们遭受制裁在生死线上挣扎，吃不饱，穿不暖，病了没有药品，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有最豪华的宫殿，最豪华的跑车，最奢侈的生活，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了，要我们去送死抵抗美军”， 不要说这样的想法，就单单想想在萨达姆政权下被权力任意侵犯、遭到迫害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民吧，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会对这个国家有很强的认同感吗？他们会去为这个国家战斗吗？国家要可“爱”，人民才会去爱；国家要尊重人民，人民心底深处才会有国家。刘亚洲将军在其2005年所著《甲申再祭》中提到一个观点“国不知有民，则民不知有国”，他深刻地谈到为什么满洲的数百万人口和数十万军队能够征服一个人口已经上亿的庞大的明帝国，其原因当然很多，腐败贪污、横征暴敛、残酷的吏治、无止境的徭役，但刘亚洲将军的观点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家天下对国民精神奴役所造成的，人民只是逆来顺受的愚民、顺民和奴民，失去了起码的反抗能力，以至于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也麻木不仁、不会想到去反抗。而封建制度的家天下最终让明王朝离心离德，老百姓不愿为这个残暴的家族王朝去卖命。刘亚洲认为，必需要用民主制度来凝聚国民，重塑国民精神。我认为国家观念淡漠与民主制度特别是全国选举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关键还是在于理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精神和促进国民意识。但是刘亚洲将军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有远见的，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一个国家必须是大家的国家，必须是公众的国家，而不是一人一家、一党一派的国家，才会真正让国家具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按照笔者的观点，来源于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和人民把国家的认同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其间的关键是国家尊重社会，国家尊重公民。笔者去年回国一趟，买了一套早前一段时间国内热播的《汉武大帝》回来，在观看影片时，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晁错因为削藩引起六王叛乱，最后被汉景帝腰斩意图来平定叛乱。看到这悲惨的一段的时候，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甚至彻夜难眠，脑海里老是浮现那么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汉景帝那么多臣子没有人站出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批评分封诸侯的危害性？为什么晁错被腰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变法家和改革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我想，除了朋党之争和政见之争的原因，重要的一点是专制主义皇权下维持的是一家一姓的统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天下为私还是天下为公，这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如果天下为私，就可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在南宋和明末那么多权臣误国甚至最后关头不加犹豫地投降敌军了，因为在权臣的眼里他们只是把对一姓的忠诚转移到对另外一姓上去了，而不是对国家的背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忠臣被冤杀和屈死，而奸臣却有一套一套逻辑来合法化自己的行为，并能逍遥法外，得以善终。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国家精神的培育和国民精神的培育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文化传统的确没能蕴育出普遍的国民精神。这已经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集体国民精神的问题。
我想，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传承到今天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深深感觉到公民精神的缺失和国民意识的不足，尽管爱国学生的民族情绪非常高涨，但是真正根植于人民心中的国家意识却并不强。这样的问题既是来源中国的传统，也是由于现代公民社会始终没有得到确立所造成的，久而久之，就内化成为一种文化，潜存在民众的意识中。当然，这不能说是国民本身的缺陷，关键是这样的制度形塑了这样的国民集体意识。我们常常觉得在中国法律体系是多么的脆弱，人们的法制观念是多么的淡漠，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是多么千难万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老百姓对贪污腐败和政府权力不当的批评，可是我们往往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哪里仅仅是地方官员法律观念缺乏和法制意识淡薄，根本就是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每个人的法制观念淡漠和国家意识缺乏。笔者模拟了一段在中国社会经常可以听到的一段议论，这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谈话，而是一种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评论的事件是国家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根据这样的法律，每个公民在收入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都必须按照法定纳税义务缴纳税收。以下四位公民拥有不同社会地位，请听听看他们对这项政策的评论：
A （公务员）：咳，我们的收入本来就比不上国外公务员，还要缴税，那来当官还有什么好处？
B （企业家）：缴税，缴税，中国企业是世界上税收最重的，我们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在国内真是没法发展了。
C （银行职员）：那些大富豪、影星、歌星个个腰缠万贯，他们都缴税了吗？不是很多人都逃税漏税吗，干吗专捡我们老百姓收税？
D （工人）：应该找贪官污吏缴税，穷老百姓活都活不下去了，哪有钱缴税？
抛开以上的谈话中的论据是否恰当不谈，也不评论他们所说的老百姓都活不下去是否比较极端，仅仅是这种思考模式就大有问题，ABCD四位先生身份不同，收入不同，地位不同，但是都不约而同反对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要纳税，但是他们的逻辑都是跟别人比，D要跟官员比，C要跟明星比，B已经是富人了，不能往下比，他则要跟国外的企业比，A也要跟国外公务员比，其逻辑就是你看别人怎样怎样，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该缴税。这中间我们看到的是公民意识、法律观念的极端淡漠和国民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极端缺乏，在A和B所要比较的国外和西方国家，恰恰是税收制度最为健全的，缴纳税收已经内化成国民的普遍共有规范和社会共识。尽管西方人有时候也会调侃税务局，但是一旦到税收申报的时候这种普遍的国民共识却能充分体现出来，大家遵守公民的基本义务去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部门对于个人收入也进行严格的监管，防止有人逃税漏税，基本上不会有人在这里抗议国家滥权，因为依法纳税的意识已经深深根植在西方公众的心中。恰恰跟B讲的相反，如果他来德国或是法国投资的话，一定会发现要缴纳很重的税收，但是这也成为他不愿缴税的论据。从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体国民意识的缺乏，它涉及到你我他每个人。而这样的国民意识的培育还是在于公民精神、权利和义务意识的全新塑造，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源于国家尊重自己的国民。一个尊重自己国民的国家才会让国民对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和自豪，进而使得国民认同自己的国家，并把遵纪守法当作公民的基本道德观和公德观。
一个建立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国家，不仅培育了独立的公民精神，也培育了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这样才能作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繁华的城市外表、创新的高科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深层次的原因更在于美国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在于自由体制下独立思考的公民精神，在于开放、自由的人才选拔和人才流动机制。美国有三亿人口就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藏“智”于民的制度，因为其培育了良好的公民精神，就不仅作到了人尽其才，还作到了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流向美国。中国人这么聪明，人口这么庞大，这当中潜存着多大的智慧潜力是我们难以想见的。如果我们建立良好的公民社会，真正培育出独立思考的现代公民，真正建立良好的、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真正把中国人的无比智慧发挥出来，也作到人尽其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制度，中国何愁不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我们在国外留学的海外学子常常感觉到中国人真的很聪明，无论学任何专业都能超过其它国家的学生甚至是以母语学习的学生，可是在国内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会默默无闻。不出国不知道中国人有多聪明，不出国不知道公民精神和独立思考有多宝贵。中国不缺人才，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智慧库，我们缺的是产生人才的体制，更缺乏选拔人才和人才流动的现代机制。当中国真正培育出具有个人尊严和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的时候，当亿万国民的智慧真正被开发和调动出来以后，中国想不成为超级大国都难，因为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是其它民族很难比拟的天然优势，我们缺的是培育公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制度。
中国今天的改革使我们历史性地来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入口处，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民的民权意识逐渐高涨，维权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顺应时代潮流，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促进公民社会发展，逐步建立独立的民间博弈组织，才能有效地界定国家、资本和社会的关系，才能真正培育起独立而又可贵的现代公民精神，才能建立健康和健全的国民意识，让大家心底深处真正认同这个国家并把爱国内化成为一种普遍的对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尊重。如果说界定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和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还有很多文化上、制度上的障碍的话，培育独立的公民社会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这里不是要求国家去作什么、投入什么，恰恰相反，这里要求的仅仅是国家不要去作什么，要求国家退出一些不属于自己的领域，不要去干涉自己不该干涉的领域，不越界进入社会的范围。这里要求国家界定自己的权力边界和界限，不要滥用权力，要求立法程序，要求制定真正健全的法律。当然，要一个人自我约束自己的权力总是很不容易的，人天生对权力的追逐就会导致向往无限的和不受约束的权力，只有真正心里装着国家、真正以天下为公、真正以国家民族为重的政治家才会开启这一步，为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打下百年基业。从这一点上来说，公心还是很重要的。胡温政府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宣示，这显示了这届政府真正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许多胡温新政的重要举措都让今天中国国民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振奋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在今天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感到应该出来为国家作点事、出点力。
说实在的，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每个人都会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都会追求美好幸福的个人生活，我们不再需要像封建时代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了，因为我们更加重视个体的价值和个人的生命，我们不再需要为国献身，也没有任何必要为国献身，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同了。但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我们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点最起码的“公”心，心里应该有一点起码的国家观念，应该有一种基本道德界限。毕竟，我们每个人在世间生活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功名、成就、金钱总有一天会全部散去，但是为国家民族建立稳定的制度，建立百年稳定之基，为万世开太平，却是真正功德无量的事，只有这样的业绩才会真正的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腐朽！
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讨论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分配体系的问题。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2月16日

Anti-Party

中国崛起策二十：社会福利制度和新中间路线




I 二十世纪最大的教训：理想主义之幻灭


理想，本来是人类社会一个非常神圣的词语，每个人从小都会有内心憧憬的梦想和理想，有的人为了实现童年的理想百折不挠，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白了儿时的理想难以实现，因此变得现实主义起来，但是无论怎样，每个人回忆起童年畅谈理想的时代都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有些伟大的政治家的理想也激励了无数人为一个正义的目标而奋斗, 马丁·路德·金的一句演说词“我有一个梦”，就激励了多少美国人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平权社会而奋斗。
本来，理想和理想主义是一件好事，它象征了人类社会对未来的展望和不懈追求，但是二十世纪人类充满希望和痛苦的历史却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教训：理想固然是人类应当抱有的追求，但是任何追求都必需有一个界限，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可能走向反面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这其间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是有限的，在浩瀚的宇宙间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所知所求都是非常有限和不足的，人类是渺小的和脆弱的，人类是常常会犯错误的，因此我对“人定胜天”这句话有很大的疑虑，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信仰，我们都应该对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抱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我们所知何其有限，终其一生我们都在上下而求索，终其一生我们所知道和明了的知识在永恒的宇宙秩序面前都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所以我对关于终极目标的讨论也有相当的保留，这并不表示我反对追求理想，我觉得人类有理想是好事情，而且也应该有对未来的展望、规划和憧憬，但是我反对动不动就来为人类社会假设一个终极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要往这个设想的终极目标发展。我也反对为人类社会订立一个千年或是万年计划，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怎样怎样，一定要怎样怎样，为了这样的目标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等等。我想，这就等于把人类放在了神或是造物主的位置上，认为我们可以穿透古今，完成一个几十代以后的终极目标，或者把人类社会的制度构建放在一个超验层次的构建上，像是预言家或是先知一样，预言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往往会敬而远之，对其预测保持怀疑态度, 而这样的怀疑态度是建立在理性科学判断上的。作为一名人文科学工作者，我更相信经验层次的判断、科学研究手段和数据分析，我只相信在这个基础上的合理预测和推理，因此要谈未来20年的发展我觉得是可能的，如果要谈未来100年或是1000年的发展，那我只能说一声抱歉，那已经远远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之外。
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教训就是：把人类正常的理想主义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狂热的思潮，一种激进的、否定人类社会一切现存基础的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就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本来,对平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高尚理想，但是对平等理想的非理性拔高就可能形成反生产力的平均主义，让大家实现了形式上所谓的平等，却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竞争，最后形成大家一起平均穷困的局面；本来人类对天下为公的追求是非常进步和正面的，但是如果把人类对社会目标和公心的追求非理性地拔高为一种意识形态，要求大家完全大公无私，或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这样的理想就会走向反面，因为对私心和个人利益的完全磨灭和忽视会严重挫伤工作热情并导致生产效率的大幅度衰退，革命的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激励人于一时，但是持续地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忽视最终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本来对经济发展的计划安排作为对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弊端的矫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一种经济手段的运用非理性地拔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的话，就会严重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并且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失败给了我们很多教训和启示，那就是用一种国家大包大揽、完全取消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和供需关系的机制来发展经济，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动用国家整体资源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忽略了千变万化的市场机制和消费者需求、并且无视价值规律的运行，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般的后果。苏俄的十月革命是人类从理想主义到意识形态的急剧上升，其所推动的价值基础最初多是正面的，比如人人平等、反对剥削、世界大同，但是从善意的理想主义上升到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一步之遥，如果人人平等演变成平均主义的话，如果反对剥削演变成阶级斗争和阶级消灭的话，如果世界大同被世界革命所取代的话，一些让这些理想的创始人完全无法预料的后果就会产生了。相信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语依然会心有余悸，这实际上就是非理性地追捧意识形态的结果。苏俄的革命家列宁自己也曾经说过：真理与谬误仅仅一步之遥，但是在苏联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让苏联仅仅在1936年到1937年的肃反期间就有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而在19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一百多万柬埔寨人死于饥饿、劳累、政治改造和迫害，这占了当时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几乎是人类现代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残酷的历史进程和变迁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理想主义，而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缺点，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善花也会结出恶果来，甚至是从善花开始，结出前所未有的恶果。本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忽略了人类社会本身的权力结构、权力基础和人性对权力的非理性角逐，没有同时实现人类权力制度的约束和权力公有化，就会形成经济制度公有和权力制度私有的局面，如果权力再被一位领袖极人物完全垄断的话，就会形成一种为所欲为和无法无天的局面。如果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举国一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度来“改造”该国和推动所谓世界革命的话，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会超过人类社会其它任何制度形态。毕竟在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里，国家受制于所有制关系不可能调动全国生产力量形成举国体制的局面。不加约束的私有权力加上完全公有的经济制度被实践证明是有严重缺陷的，而这一切的产生都和人类20世纪对理想主义，特别是对产权制度和无阶级社会的革命性追求有很大关联。
对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反思远远不仅限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反思，也会扩展到对西方国家理想主义非理性上扬的反思。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相对不太坏的一种制度，但是必需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基础条件相积累和搭配，笔者在前面几篇崛起策的讨论中已经多次提及。如果把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完全美化成为一种普世模式，并致力于全球输出，甚至在受阻时采取暴力输出的方式，这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卢旺达在民主化之后发生的两大种族冲突的悲剧并在短时间里导致100万以上的平民惨遭屠杀，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巨变后发生的国家一再分裂和民族仇杀的悲剧让整个巴尔干半岛重新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这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归结到民主制度上去，但是那种不顾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民主制度包治百病、或是美国模式适用天下的理想主义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让人对理想主义这个本来具有正面含义的词语感到了一丝丝恐惧,其实并不是人类追求理想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对理想的意识形态改造可能让好的理想完全走样，形成善花恶果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我们要远离理想主义，毋宁说我们应该远离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和极端思潮。人类回归理性和中道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
II　另类意识形态的神话—— 新自由主义的滥觞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奇妙，当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主义终结后，另外一种神话却可能同时泛滥起来。当今世界看起来仍然是左右思想共存和平衡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左派的思想处于明显劣势。尽管许多国家仍然存在社会政党和共产党，许多国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方兴未艾，但是，从国家层面的角度来看，左派的思想的确是势微了。一是由于过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让各国左派运动陷入低潮；二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让西方阵营数十年的对手改旗易帜，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社会新时代的来临；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印度告别尼赫鲁主义和甘地主义进入世界市场，越南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得左派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了旗手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左派势微的局面导致了二战以后左右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当左的一边的激进思想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后，右的方面的激进思想和神话就宣告产生了，另外一种话语权和解释权开始企图控制全世界，新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应运而生。
二战后欧美国家普遍经历了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张，资本主义受到社会思潮的改良发展出了现代的福利国家。尽管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二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冷战时代东西两大集团的对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社会改良的紧迫感，不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就可能在内部危机和外部威胁中解体。1980年代随着右派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右派的自由竞争思想重新赢得了话语权，二战后的社会福利国家受到了右派思想的挑战。右派在英美两国的重新崛起是对社会福利国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动，在这以后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奋斗的思想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逐步成为主导性话语。里根和撒切尔的右派思想和理念在1989年通过华盛顿共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华盛顿共识着眼于利用英美等国的发展经验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所谓的现代化样板模式，其基本政策和核心理念是：开放国内市场、消除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去管制化、 自由贸易、促进市场竞争、货币汇率灵活化、建立浮动汇率、削减税收、削减国家公共支出、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全面私有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等等。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吸取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教训，放弃了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模式，建立了全面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北欧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德国也发展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资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抛弃，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人性化、文明化的倾向。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建立使得单纯的市场自由竞争的思想不再成为主流。虽然欧美国家仍然采取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但是国家大量介入市场失灵和失败的地方，提供和组织大量的公共社会项目和社会福利制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美国家提高了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率，为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全面的财政基础。而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代表了自由主义思想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并开始角逐主流话语权。因为这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日渐势微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这样的自由竞争思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但是其基本思想核心和过去的自由竞争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尽量削弱国家的力量、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国家的公共支出幅度和国家再分配制度的规模。市场自由主义者醉心的是建立“守夜人”式的国家，就是要让国家的功能仅仅限制在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等基础领域，除此之外国家什么都不用做，这就好像是晚上的守夜人一样，只要保证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那么国家就没有任何义务介入其它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在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大幅度扩展和社会观念及社会人权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已经无法完全倒退到原始资本主义的阶段和国家无所作为的时期，因此他们不再宣扬废除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而是改头换面地要求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尽力减少社会福利制度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让国家尽可能退出社会公共项目的领域，让市场接管国家的许多基本职能，比如让市场以产品的形式提供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鼓吹私有化一切领域，包括用水、电气、能源领域、通讯领域、教育系统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等。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全面兴盛和重新崛起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代表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右摆，资本主义从战后的“劫富济贫”的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向“劫贫济富”方向发展的趋势。左派的计划经济和中央极权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破灭了，在全球沦为边缘思想，右派的市场神话在封存了很久以后又重新出山，形成了改头换面后的“新”理想主义。这里可以从美籍日裔历史学家福山在1992年《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热情的讴歌可以看得出来，此君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意识形态的亢奋宣扬美国的自由市场民主模式已经在全球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必须朝向美国模式发展，他进一步以宗教般的虔信宣称人类历史发展已经达到顶峰，而且进入了历史终结阶段，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不可超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主动向美国模式靠拢。这样的话语非常类似左派对终极目标的描述。不同的是，左派宣称人类社会要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终极目标还要假以时日，起码还要等100年或是几百年，至少也是要到本世纪末才有希望，而右派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全球大同已经实现了，美国目标就是全球目标，美国模式就是全球模式，美国梦就是全球梦。左派和右派理想主义者观点完全相反，南辕北辙，但是双方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神圣化人类的某些主义和理想，认为这就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大家要不惜一切代价以宗教般的狂热去达到这个目的。而市场至上主义和市场神话早就在资本主义初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天堂的美国也不可能完全倒退到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时代，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一定会陷入贫困急剧增加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内乱中。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偏偏要热捧华盛顿共识，全面炒作华盛顿共识，炒作得好像只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不可。事实证明，后进国家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路线改革是走进陷阱，俄罗斯、智利、阿根廷、菲律宾以及东欧一些国家是全球最严格按照新自由主义方向改革的样板国家，而这些国家都先后经历过严峻的经济危机、货币贬值、金融风暴和社会体系崩溃等动荡不安的时期。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国家采取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后，贫困人口都大量增加，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民族产业普遍被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控制，国内经济产业出现了寡头垄断的现象，许多国家发生过金融体系的崩溃。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实践再次显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理念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有不同思想的平衡与中和，无论是采取极左的理想主义，还是采取极右的理想主义，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只有在左右思想的平衡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微调才是最为理性的决策行为。人类的社会政治理念和政策制定一定要告别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终极目标和某种弥赛亚般的宗教情绪，走中间道路，才是正道。如果人类社会总是在左和右之间进行激烈地摇晃和摆动，动不动就摆出理想主义的狂热，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还要经历更多的动荡和灾难。
III 公共产品


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确显示了其优越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以前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众感觉尤其明显。从商品短缺，物资匮乏，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能最深刻地体会到体制转轨带来的沧桑巨变。其实市场机制的动力说到底就是一个“私”字，由于假定了“芸芸众生，皆为利来”，于是乎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在总量上促进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和资源有效配置。如果对市场机制能够有一个理性的认识的话，我们会认识到市场经济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也有天然的缺陷。由于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个体的利益，那么一些公共项目的产品和公益目的的产品该有谁来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公民，或是无力参加市场竞争的穷人该怎么办？我们是否要建立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也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方法，对于市场经济下的弱势群体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我想，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不要这么一个残酷的弱肉强食的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机制，我们也需要国家投入到公共项目、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也需要节制资本的无限扩张，鼓励公民自由结社，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相互平衡的局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市场主义的神话带来的危害性。这又回到刚才的话题，把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机制理想主义到神话的地步，都是危险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弱国家的力量，让国家降到最小化的程度，同时实现市场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私有化就是最重要的手段。本来私有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坏事，在许多国家进行通讯和邮政领域的私有化后，民众都会发现通讯费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实现了大幅度下降，而以前垄断的通讯巨头也被迫改善服务质量，吸引顾客，消费者能够明显感觉到竞争带来的有利于自身的好处。“顾客是上帝”第一次成为可能，因为大家可以货比三家了。但是私有化的驱动力始终在于“盈利”和“利润”，实现成本和销售额的核算始终是一切私营企业的出发点，如果把私有化扩展到所有领域，则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美国在2005年新奥尔良发生的飓风事件中，防卫海水的大坝溃然决堤，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这个超级大国的另外一面，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公共设施严重不足，救援行动和调度混乱无序, 那些贫困阶层的美国人数日等待救援的悲惨景象让我们今天仍然记忆尤新。但是新奥尔良悲剧的重要原因是，国家把本来应该由自己完成的公共设施的建设 — 防洪大堤交给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为了谋取利益，在离海水很近很危险的区域破坏了大片海边滩涂, 建立了繁华的商业区、舞厅和酒吧，甚至房地产商还建立了便宜的民宅，吸引穷困的老百姓来居住, 这些短视的商业行为使得城市在海潮和洪水面前缺乏必要的缓冲。而最应该完成的事 — 修缮年久失修的防洪大堤却没有人来完成。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在1970年代曾经乘海轮去过新奥尔良，那时侯他就发现大坝问题和漏洞很多，存在着决堤和全城被合围的危险（新奥尔良地势非常低），而新奥尔良市的居民也完全知道这个危险，在那个时代大家就在谈论可能发生的大坝崩溃的危险，一直到2005年，终于发生了早已意料到的惨剧。开发商在风暴来临之前早就逃之夭夭，剩下的最低阶层的老百姓就承担了最可怕的恶果。新奥尔良惨剧提醒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可以私有化的领域，什么是不能私有化的领域。美国国内最近又开始讨论监狱和法院私有化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问，这些领域也可以私有化吗？
这里我们必须引进一个概念，那就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定义了那么一些产品，由于其消费不仅为个体带来了利益，从整体来看，也为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带来了正面效用。公共产品还包括那么一些产品，由于其稀缺性和公共性必须由国家来生产，而这些产品的消费也会带来整体经济效应。一个例子是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项目都是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提供。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每个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和这之后由于知识积累为个人事业成功创造了重要条件，教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额外效应”，也就是教育为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合格的人力资源，这样的人力资源恰恰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最需要的。医疗的道理也是同样的，医疗的确是每个公民个体的事情，但是却绝不仅仅限于个人领域，因为医疗公共事业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健康的国民、生产者和消费者，为国家长远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看，良好的医疗条件和公共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最基本的条件，因为这样的制度培育了人力资本，而这样的人力资本可以被市场机制有效地运用和整合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去，形成经济奇迹和经济繁荣的局面。因此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利他、利集体和利国效应，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和经济加乘效应，因此生产这类公共产品的主体角色只能是国家。因为在这些领域里的主导原则应该是非盈利性、非功利性的原则，如果把这类产品交给市场和私营企业和机构，那么这些私营机构必须按照成本和利润的原则来进行核算，这必将损害这些产品的公益性质，让许多贫困人口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无法购买到医疗产品和教育产品。这里可以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性：本来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比较有效的方式，但是市场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更不能将明显是属于公共利益和国民整体利益的产品交给市场，这种将市场经济非理性上扬到主宰一切的市场万能模式的后果是让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社会分配的不公正程度以爆发性速度增长，人力资本的培育受到严重损害，越来越多的公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越来越多的公民因为医疗费用昂贵看不起病因而无法成为健康的生产者甚至过早的死亡，其结果是损害了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严重挫伤了国内消费，最终结果是国内市场和消费能力始终培育不起来，形成经济衰退和失败国家的局面。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在全球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希望不加区别地私有化一切领域，希望把教育、医疗和养老金当作一种市场产品来销售，其最后的结果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引起了贫穷上升和消费衰退的问题，而且势必将引起全球消费衰退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穷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必须进行越来越多的储蓄来为子女念书、可能的疾病、退休后的生活而未雨绸缪，这势必将大幅度削弱民众的消费能力。新自由主义者无非是代表了全球资本和跨国企业的利益，希望不顾一切地削弱国家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降低劳工工资，提高利润，但是吊诡的恰恰在于这里，如果社会福利经过私有化将贫穷人口排除在基本公共设施之外，再加上减薪项目，那么资本主义的老矛盾又重新被点燃了：过强的生产能力，过多的产品，却面临着消费不足的问题。谁来消费这么多产品？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典问题，新自由主义者从“劫贫济富”出发，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损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因为老百姓越穷，就越缺乏消费能力，越缺乏消费能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产品积压和过剩，这时候损害的不仅是老百姓的利益，也损害了资本的利益。没有了大众消费，就没有了资本利润，没有了金鸡，当然就谈不上鸡蛋。
IV 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


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都会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联的，认为经济水平越发达,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就越发达。这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社会福利的费用从哪里来的问题。穷国家怎么拿得出钱来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其实，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存在着几大常见的认识误区：
首先，经济发展未必和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必然的关联。并不存在这么一条相关曲线，随着人均国民产值增加，社会福利的发展水平就会立即水涨船高，相应地增加。比如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的人均国民产值高于许多欧洲国家，但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却远远低于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美国常常被研究社会福利的专家称为“社会福利领域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日本也比一些欧洲国家更加富裕，但是社会福利水平也低于许多欧洲国家。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有非常多的例子显示，一些国家在很早的阶段或是在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就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比如毛时期的中国在1951年这个中国极为落后的年代就开始建立城市里的公共医疗、事故保障和退休金制度，在1960到70年代将合作医疗扩展到90 ％以上的农村地区。其它的例子还有斯里兰卡，古巴，博茨瓦纳，印度的克拉拉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在经济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建立了覆盖面很广、甚至是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系统。
第三，经济发展可能与社会福利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但也可能是不同步的，甚至有时候双方的发展趋势相反，也就是经济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比如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其间，由于新自由主义开始大行其道，英国逐步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在同一时候，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贫困人口，特别是老年贫苦人口迅速上升。美国在里根政府的执政下也出现过同样的局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是在某些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领域，却出现了逆转型发展，比如农村的合作医疗系统在改革开放初期覆盖90 ％以上的农业人口，但是其覆盖范围在1989年却迅速下降到不足10 ％的农业人口，整个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几乎解体。1990年代的教育产业化浪潮也让中国的公共教育制度形成了逆向发展。以上的事实说明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未必会让全民获利，或是未必能让最贫困阶层的百姓从中获利，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一些国家在很贫穷的条件下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一些国家很富裕，但是在社会领域却相对比较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简单机械地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社会福利系统的发展。一个国家主导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观念和团结观念是否普及，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毛时期的中国，由于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要竭力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官方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在非常早的历史时期就开始着手建立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古巴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斯里兰卡受到佛教思想影响非常大，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受到佛教普世文化和精神的影响，而印度的克拉拉邦也长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非常注重社会再分配和社会正义目标的实现。而美国由于个人主义观念、市场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思想非常流行，这也影响到国家精英阶层对社会团结目标的理解。除了文化和主流思想以外，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结构也会影响到社会再分配力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西欧国家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由于工会力量、社会政党势力比较强大，这就使得左派力量在政府执政期间可以把左派政党的理念和政策贯彻实施（欧洲国家的左派跟我国政治环境里的左派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般是中间偏左的政党，而不是激进左派），比如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实现了长期执政，这对于瑞典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在右派政府长期执政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欧洲国家工会的组织力量远远强于美国，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国家福利制度更加健全的原因。
第五，美籍印度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迪亚•森给我们非常精确地解释了为什么穷国家也可以发展社会福利的原因。大家普遍困惑的是穷国经济能力和财政能力的问题。阿马迪亚•森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投入社会福利制度是相对费用的问题，而不是绝对费用的问题。一个穷国家的确比一个富国家拥有更少的财政收入和经济产出，但是穷国家的生活水平也远远低于富裕国家。同样的一项福利制度，按照本国的实际价格水平和购买力，穷国家用比富裕国家少得多的钱就能建立起来，而富裕国家虽然有钱，但是其绝对花费也高得惊人。举一个简单例子，在德国建立社会救济制度，每个月贫困居民至少必须从福利局获得345欧元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不致挨饿受冻（34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450元），但这只是在德国的生活水平条件下的精算结果。而在中国大城市，城市的低保线是200到300人民币，折合欧元只有20到30欧元；在赞比亚的农村，为了让极端贫困的农民不致挨饿，能保证他们至少每天吃两顿，每月只需要资助每位农民5欧元左右。这里，我们看到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购买力和价格水平建立相应的社会救济制度，其花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阿马迪亚•森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相对福利支出，而不是绝对的财政水平，是最关键的因素，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建立和本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那种认为必须先等待经济发展，然后再来发展社会福利的观点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能力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主要是国家意愿和政府意志的问题。这意味着，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政治意愿够不够的问题。在新自由思想泛滥、市场神话扩散、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思想流行的地方，无论其经济如何发达，政府都不愿意建立广泛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比如美国），而我国也在1990年代某一段时期内出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局部倒退的不协调局面，这样的发展到了我们必须该矫正的地步了。
V 回归理性中间道路，建立新中间路线





1978后的中国无疑航向了历史正确的道路上，当久久关闭的国门重新打开时，我们一夜之间发现我们又远远落后在欧美国家和日本之后了，不仅是经济上、科技上的落后，也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整体的落后。当中国领导人踏上美国和日本的土地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和苦涩的，兴奋在于中国终于可以走上正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苦涩的是过去极左路线使得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如此之远，差距是如此悬殊。在极左思潮的年代，中国经历了理想主义的滥觞，左派极端思想使得中国举国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实验，其教训是惨痛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告别了左倾狂潮后，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成为世界上最务实的领导人，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容易从一个方向偏向另外一个方向，就象钟摆一样在左右两个方向晃动。在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和铁饭碗等成为历史名词之后，新的中国领导人偏向效率、竞争和生产力提高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成为理所当然的方向。在领导阶层的务实选择下，中国由左行变成了右行，过去的许多东西被否定，而被否定之否定的东西则重新被肯定。我们很难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够一下就理性看穿了一切，能选择到最适合我们的模式，能选择到不左不右、适度适中的航线，那时候的中国领导人也在探索，也在不断地摸索，有时候矫枉难免过正，告别极左以后，难免行得偏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从中国崛起的大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在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提高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方面我们是有些过于偏向市场自由主义一方，而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严重不足。今天，我们也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毛时代，知道那个时代不是一切都好，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坏。毛时代虽然采取的是和市场竞争和现代经济制度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土地改革却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而全民合作医疗制度和教育的推广也为后来邓公开创的市场经济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和毛时期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分不开的，尽管“文化大革命”一度打断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但是毕竟一代人打的基础非常好。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既发现了中国科学和技术上被西方拉得很远，但是又同时发现，中国人的教育水平、识字率和健康指数好过当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落后的同时，我们过去的文化遗产中也蕴藏着大量追赶先进国家和后来居上的因素，一旦大方向被邓公校对准确，毛时代的一些正面因素（比如教育和医疗体系培育的人力资源）中和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传统（如勤奋、上进、不甘落后、求知欲、充满着对更好的现世生活的强烈追求），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等，这一切都促进中国取得了长时间的经济奇迹。当然在大方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失误和偏差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城市医疗制度的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在经济奇迹的同时，民众中不满的情绪在上涨，不仅是因为老百姓看病难，子女教育费用昂贵，也是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个大家都平等穷困的社会，民众不满的情绪不会太强，可是在一个大家福利普遍增加、但是财富积累却严重不均的社会，大家的不满情绪反而会大幅度上涨。为什么现在社会经济条件大幅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是大家发的牢骚也越来越多，原因大致在于此。本来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过于偏向右行的时候，左的力量就会出来要求社会团结、社会分配、社会福利和社会正义，进行一定的平衡和牵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派形成一股力量要求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一个社会左右间的平衡。然而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中国的左派往往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类似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那样的左派，中国的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吸收的是过去毛时代的许多负面资源，比如计划经济、一大二公、阶级斗争、人民公社等，有的激进左派甚至从文革中吸取资源，来达到否定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我们看到一些网站在重新神话毛和毛主义，一些思想非常偏颇激进，认为毛时代一切都好，改革开放把一切都搞糟了。在这样的言论中许多早已被官方放弃的过时的概念和话语比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反动阶级”、“买办阶级”、“卖国集团”等又重新开始流行起来，这些话语中往往充满着语言暴力，充满着偏激和极端，同时又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因此笔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总是在左右的两个极端不停地摆动，而不能达到理性中间的道路。告别过去的极左，我们又不免走得过于偏右，偏右太厉害了，又可能引起极左的强烈反弹，一股新的力量又试图把中国拉回钟摆的最左端，这正是我们最值得警醒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如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误和偏差可能被特定的群体夸大，用来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甚至要大开历史倒车，同时，这样的群体利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和大量社会问题鼓吹明显行不通的、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比如重新要求闭关自守、计划经济，放弃同外界经济贸易联系等激进主张），来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当然这也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偏差有重要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加大社会分配力度，加快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特别是重建公共医疗系统，同时放弃错误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真正完成一个国家应该完成的基本职能，那么左派思想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和煽动性就会大大降低。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具体说来，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路线不是我们所要的，在新自由主义路线的诱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过早把本国市场完全对西方国家打开，没有注意到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保护本国市场，没有对脆弱的民族产业和民族工业采取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过早地采取了浮动汇率，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其结果是成为西方国家和国家金融炒家的猎物。而完全采取市场万能的原则，削弱国家的职能到最低点，导致大量公共设施的不足和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许多国家的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城市里贫民窟内居住的孩子既接受不了任何公共教育，也接受不到基础的儿童医疗设施，导致大量贫困人口没有未来。这样的两极分化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真正以中产阶级和大众消费为主的现代化社会的。同样我们也反对左右两边蹦极的游戏，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右派的理想绝对不表示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极端，拥抱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中国不是特定理想主义者的实验品，不能拿中国的发展大业翻来复去做实验，计划经济、平均主义、阶级斗争、压迫人民的基本自由、极权主义的政治运动绝不是我们所要的，感谢邓公引导我们脱离了极左思潮的陷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大国崛起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不是完美的，也是充满缺陷和漏洞的，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有执行力的政府，来介入社会再分配领域和社会福利制度领域，纠正市场分配的偏差。
其实中间道路和第三条道路这样的概念并不陌生，二战以后西欧和北欧国家就多次宣称自己走出了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 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而布莱尔、克林顿和施罗德在执政期间也宣布采取新中间道路或是第三条道路，宣称要建立鼓励就业和工作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在伊斯兰国家，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它们都宣称采取了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发展道路，它们都分别援引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宣称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这显示，走中间道路，防止左右两极间的摇摆，逐渐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而中国的新中间道路除了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外，也应当根据本国国情、文化和过去历史发展的脉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强调两个面向，一是经济上的市场分配机制，二是社会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加大社会投入，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利用国家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建立良好的公共设施，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道路还应该包含有这么一条，中国应该力争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出介于西方多党选举的民主制度和威权体制之间的一条新民主道路，这其间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真正完善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特别是真正落实和完善已经存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完善，逐步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选举。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建立法治国家，界定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和其它基本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社会逐步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迈进（见中国崛起策十八）。如果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了富国强民、建立功能分化的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目标，同时又探索出一条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将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巨大的贡献，将是对人类现存政治制度最伟大的创新，这将给许多已经采取了多党民主选举和市场经济、但是依然在失败国家行列和边缘徘徊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创新的模式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未来二十年现代化进程不仅将大大影响世界，其成功本身也将具有巨大的模式效应和世界意义。
有中国特色的中间道路的基本点在于，不纠缠于意识形态。要成为一个真正世界大国的国家当然应当有世界责任感和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新中间道路要求我们不轻易把理想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不轻易谈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不把理想主义上升成激进狂热的思想。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民众民生乐利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其它的比如经济机制、政治制度、理想、思潮和主义等都是保障中国民富国强的手段，我们绝不把手段当作终极目标来顶礼膜拜。因此我们不热衷于任何一种主义，不神话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福利国家，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好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利用，不好的东西则要扬弃和远离。单纯追捧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不可取的，包括笔者所重点研究的欧洲福利国家，笔者认为这是人类比较进步的一种制度构建，但是笔者也不盲目迷信福利国家，因为盲目迷信就会无限上纲到一种意识形态，就会对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端譬如过度福利和滥用福利等视而不见。


因此新中间道路要求我们有两种心态，一是谦卑平和，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和不足，不再轻言永远和终极目标。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类不追求最好的，只追求符合当前时代精神的更好的制度；二是开放的心态和勇于学习一切的态度，这一点，邓公以来的中国领导人的务实和学习的精神形塑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精神面貌。看看海外三十万中国留学生，看看每天络绎不绝奔赴欧美日等国的中国考察团，看看电视片《大国崛起》就会了解到今天中国人的求知欲和一种孜孜不倦探索世界的精神。中国今天的国民心态非常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民心态，也很类似美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种开放和开拓的进取精神。而新中间道路正是需要这种开放和学习的精神，任何人类社会新思维和新思想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不断地为中国的新中间道路注入时代精神和新内容，卸下了意识形态包袱的我们可以不断学习和创新，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为我们服务。
从八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到九十年代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今天21世纪的中国人多了一份平和与大国气度，西方人不再是一群高高在上，优越于我们的一群高级存在，也不再是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敌人，我们开始以更多的自信、更加平等的心态，并且开始运用我们的视角来审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和理念的同时也不再盲从，并开始观察西方社会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向西方求教的时候也不再迷失自我，而以独立的人格和国格、以健全的本位立场来借鉴和学习西方经验，既全面吸收，又懂得结合中国国情；既全面学习，又懂得不断创新；既全面交往，又坚定务实地捍卫国家的利益。我想，新中间立场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国民开始出现了健康的强国心态，这一点，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下一策将继续探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但是将更多从技术性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3月6日

Anti-Party

中国崛起策二十一：非洲现代化曲折之路的启示

I 大国崛起的经验和小国失败的教训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无论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立场，无论人们持有什么样的观点，无论学者处于左中右阵营，人们恐怕不会否认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处在大国崛起的阶段。国际上无论是亲华、反华或者是中间阵营的政治力量都已经承认，中国是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其相对力量正处于迅速上升的阶段，对世界的影响无论是从正面角度还是从负面角度来解读都在与日俱增。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家、精英学者和普通民众都表现出对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强烈渴望和追求，《大国崛起》一片的出现和热播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反映出的是当代中国人从世界历史中汲取智慧，为中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追求成为世界强国的强烈愿望。在《大国崛起》一片播出以后，网上和媒体进行了持久而又深入的讨论，其后续性讨论中有许多精彩而又深刻的观点，其探讨范围之广泛、理性思考之深入，甚至不下于《大国崛起》的本身。比如说有讨论非常深入地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探讨大国是如何衰落的，甚至有学者撰写长文专门来谈大国的衰落。也有网友从更多元的角度来谈大国崛起之路，比如说从人口发展趋势的角度和国民阅读习惯来谈大国崛起，这些讨论不仅丰富了谈论大国崛起的角度，也让读者的视野更加开阔和多元，让今天中国民众的认知水平不断得到深化和提高，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是个追求上进和不甘于落后的民族，是一个具有独特理想的民族，中华民族注定要成为文明世界的强者。对大国崛起的全面深入的探讨正反映了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人特有的入世精神、奋斗精神和不甘人后的精神，没有这些精神元素的支撑，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如此广泛深入而又理性地探讨国家崛起之路。
尽管这些讨论已经非常广泛和全面了，笔者认为仍然需要继续拓宽论题的视野，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大国崛起的历程主要是针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强者和成功者，这九个大国中，都是或曾经是世界强国和世界霸主，都具有卓尔不群的超级硬实力或是魅力十足的文化软实力。但是，除了这些成功者和强者以外，我们也需要聚焦那些强国之路或是现代化之路上的挫折者和失败者，或是那些在强国道路上不断反复曲线前行的国家。我们不仅需要聚焦大国，也要聚焦一些小国，它们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它们有哪些失败的教训。特别是一些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的历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其中的根源和究竟。如果我们把焦点对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解释世界大国或是强国成功的原因要比解释小国徘徊不前和停滞发展容易得多。比如说我们可以探求到开拓的商业贸易精神、海洋立国是荷兰小国大业的原因，也可以从大宪章和光荣革命来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先诞生于英国；我们也可以从教育和法治的完善先行来诠释德国的迅速崛起，也可以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强大，但是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拉美的阿根廷和德国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当时很多国际经济学家看好阿根廷甚于德国，然而德国今天是世界第三号经济强国，阿根廷却依然是一个过渡经济体，其国民经济发展经历了如同过山车一般的上下剧烈震动；我们也更加难以解释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和菲律宾也处在相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双方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错，二十年过去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菲律宾却依然停留在经济后进国家的行列；同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号召新加坡学习科伦坡（斯里兰卡的首都），因为当时的斯里兰卡是发展中国家充满希望和进步气象的国家，而二十年之后，新加坡大跃进成为亚洲四小龙，迈进先进国家行列，而斯里兰卡几乎原地不动，依然停留在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而新加坡人却成为富裕的投资者去斯里兰卡投资，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民族命运的大转换？我们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那些没有加入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国家，它们也采取了市场经济和多党制模式，但是直到今天却依然一贫如洗，甚至许多国家的人民还处在营养不良的饥饿状态，但是中国和越南采取市场经济短短的20到30年时间，却取得了大多数国家难以想象的超高经济增长率和让这些国家无比羡慕的经济奇迹，这其间的奥秘和原因究竟在哪里？以上的每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甚至中国为什么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奇迹，国际上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给出一个像样的回答和合理的解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也是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我想，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都很困惑，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越南这么成功？为什么之前的四小龙和日本这么成功，为什么不是阿根廷、巴西、智利，为什么不是菲律宾、印尼和阿拉伯国家？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市场经济和民主选举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甚至连现代化的门槛都到不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一度冲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但是一场金融风暴之后就跌入了后进国家的行列，有的国家甚至是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笔者不想解释所有的这些难题，但是在本策里却力图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后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里作者着重选出非洲大陆作为中国的参照目标，来谈谈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决定先提出一个重要的模式来探讨现代化道路上三大阶段。
II 现代化之路上的三个重要阶段


国家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既很亲近，又很遥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忠孝节烈的思想更是深深形塑了人们的国家观念和对国家的认同。但是且慢，这里并不是我们谈到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按照公认的学术界共识和普遍观念，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产生于欧洲大陆上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当时在欧洲中部的土地上、即在今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范围内有大大小小近三百多个城邦国家，在经历宗教改革后发生了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廷的宗教冲突，这样的冲突又和各个城邦国家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再加上欧洲列强的乘机介入，这场宗教冲突终于演变成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混战，战争持续了三十年左右，其结果是惨烈的和灾难性的，在德意志的疆界范围内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一以上，这之后欧洲各个列强和德意志各个城邦国家，齐聚德国的明斯特，在这座城市签订了著名的威斯特法伦和约，按照该条约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主权国家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之上，特别是在之后两个世纪的演变中，欧洲国家逐渐诞生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和主权国家的概念。历史上含糊不清的一些模糊区域开始得到明确界定，欧洲列强开始逐步清楚明确地界定现代民族国家的疆界和范围，开始要求逐渐明确地划分出什么是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等的基本边界和统治范围。
那么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和文明古国及帝国之间的根本区别呢？简而言之，现代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是指在明显确定的边界范围之内，有明确可以统计的居民。一部宪法和法律从宪政的形式上联系了一个国家的共同体，国家建立的行政机构和官僚管理部门可以有效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和意志，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可以贯彻到整个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国家是在本国疆界范围之内唯一合法的暴力垄断机关（司法、检查、警察、监狱等）。而在古代的帝国或是文明古国中，国家的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明显不同。我们就以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 — 中国为例子，我们一般都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国家的概念，但是这样的国家概念往往仅局限于特定的阶层之中，比如贵族集团、儒家集团的官僚体系、学士（读书人），他们具有较强的国家和忠孝节义的观念。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中央政府对国家控制是很有限的，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范围往往仅至于县一级的城市，而来到广袤的乡村地区，真正统治帝国平面地区的是地主、乡绅和家族，而国家一极的权力仅和地主和家庭的族长发生联系。而在乡村社会的内部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家族社会。读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明白了，形式上统治中国的是北京的皇帝和他所代表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皇权，这个皇权看起来也是专制的和无比强大的，其实观其本质，这样的皇权是非常有限的，中央政府的权力仅仅局限在县一级以上的城市所联结而成的线上，而无法占据整个平面真正统治全国。一旦来到乡土中国，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天高皇帝远”的地区，统治乡土社会的就是千千万万个碎片化的家族、地主和士绅，在大家族的范围内，皇权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无法通行的。而这里最重要的权力是以族长为中心的家族权力，国法和刑典在乡土社会里不起任何作用，一旦遇到纠纷、冲突，起作用的就是家法和宗族的习惯，家族族长的判决就会决定个体的命运。乡土社会的成员只对家族效忠，家族也对其成员提供基本的保护，并同时通过家法维持基本社会秩序。在乡土社会里，除了少部分读书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国家观念，他们的命运完全是同家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族成为他们基本的社会认同和效忠对象。其实，无论古代的国家形式上有如何巨大的区别，（比如中国建立了先进高效的儒家官僚统治集团和实现社会流动的科举考试，而统治非洲大陆的则是更加散乱和碎片化的部落和酋长），但是在所有的古代国家里，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成文法典都无法全面、畅通无阻地运行在国家任何一个基层单位上，国家也不是唯一的合法暴力垄断机关，国家的权力往往被其它社会单位拦截（比如中国的大家族、非洲的部落、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采邑等），在社会基层的单位里，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而是无数个原子细胞式的社会单位。当然，在古代的“国家”里，根本就谈不上有明确的宪法和全国通行的法典，国家的疆界并不是完全明显地划定出来，中国古代帝国和其四周的游牧部落和保护国之间的边界往往是不明确的、模糊不清的、或是仅仅按照边民的习惯大致划定的，真正的主权国家的边界、主权国家范围内享有权利和义务的国民和主权国家宪法产生于近代欧洲。

图一现代化之路的三个基本阶段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通向现代化之路，都必须经历三个最基本的阶段，一是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帝国、部落和家族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治理全国的、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通行全国的、国家法律深入社会基层单位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没有经历这一个阶段，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达到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当国家基本权力依然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社会单位里时，就根本无法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全国市场和社会化大生产，根本无法树立现代公民意识。封建采邑、城邦国家、家族部落截取了国家的基本效能和财源，让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仅仅停留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样的社会中是不可能诞生现代化国家的。欧洲国家迈出的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是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开始，没有统一的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话，任何现代化和工业化都无从谈起。德国在历史上分裂成数百个城邦国的时候，每个城邦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和关税，这严重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及统一关税联盟的成立，当然就更谈不上现代化的强国之路。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往往是一个血腥的历程，这点即使是高举人权和民主旗帜的欧洲人都不会否认。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是无法拿今天的人权标准来衡量的。欧洲经历过很多次残酷的革命、国内统一战争和国际战争才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疆界。德国的三十年战争、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战争、拿破仑的欧洲大陆战争、意大利的统一战争、德国的铁血宰相卑斯麦的统一战争都是形塑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战争。特别是拿破仑的欧洲大陆征战，虽然是民族侵略战争，但是拿破仑的军队所到之处却扫荡了欧洲各地严重分割的、碎片化的城邦和封建采邑势力，并为各地带来了资产阶级民法性质的拿破仑法典和现代国家的管理系统，并意外地激发了被占领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从此形成了经久不息的欧洲各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战争，导致很多欧洲国家迈向了统一民族国家的进程。因此在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很难用现代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标尺去衡量的，因为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国家统一，国家必须以强有力的动员力量打破国内严重的分割局面，打破各个封建领主割据一方、各个诸侯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真正的中央政府的治理，这样的治理必需深入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乡村、家庭），才能有效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如果这个阶段迈不过去，那么许多国家还会为一个真正统一的现代国家而付出极为艰巨的努力，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非常困难了。
当民族国家得以真正的确立以后，就进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了。后进国家必须动员国家力量和国家资源，建立强有力的现代管理国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培育全国统一市场，用国家集中力量投入现代工业的方式实现超越常规速度的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在当前的国际环境里，由于国际金融市场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非常巨大，处在第二个阶段中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经济调控能力，防止货币浮动、或是金融市场的投机给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的灾难般的影响，同时防止本国脆弱的民族产业被工业化国家的跨国企业摧毁，因此后进国家必须保持较强的动员力量和调控力量，防止国家的力量被弱化。
当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市场得到充分的培育之后，就必然要求界定产权关系，必然要求保护资本的权力，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力，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产权和公民权，必须建立良好的、独立的司法系统来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和其它各个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见中国崛起策十八），最终实现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
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是表明，每一个阶段都只是完成了一件事情。比如在第一个阶段，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也会发展经济，也会制定宪法和法律，但是在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很可能经济建设会被摆在一边，很可能法律制定了但是仅仅停留在法典里，因为国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很难同时兼顾到其它目标。同样，在第二个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的同时肯定也在界定产权关系，实现更多的立法，也会逐步注意到保护人权和公民权。但是在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恐怕很难一步到位达到人权、法治和民主等社会更高层次的目标。整个社会是在朝向功能分化的社会迈进，但是却离功能分化的社会仍然有相当的距离，这个阶段的中心目标就是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一旦这些目标逐步实现，社会的力量就会推动着整个国家进入第三阶段。很多国家，特别是许多非洲国家，迟迟迈不进现代化门槛，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但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上就卡了壳。
III 非洲现代化曲折之路


非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逐步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解放。但是，在国家现代化之路上，非洲国家发展的路径无疑是曲折的和苦难重重的。六十年代初期，经济起飞前的台湾和南韩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台湾的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多美元，而饱经战争创伤的南韩年人均国民产值只有60多美元，台湾和南韩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和许多非洲国家是非常类似的，但是仅仅20年之后，台湾和南韩就跃升为亚洲四小龙，而非洲许多国家的人均国民产值几乎没有显著的变化，反而是部分非洲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陷入严重的饥荒之中。到2000年后，台湾和南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超过10000美元，而许多曾经和台湾和南韩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非洲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在年均200到300美元的低水平徘徊。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低于不少非洲国家，但是仅仅30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去年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突破了2000美元，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裹足不前。非洲大陆也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和南非、中部非洲的加蓬、印度洋上的岛国毛里求斯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社会和人文发展，而北部的马格里布国家比如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也比非洲其它区域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从整个非洲大陆来看，后进的国家依然在贫困、饥荒、疾病、战乱和营养不良中徘徊。联合国公布的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非洲就占了33个，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处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非洲大陆严峻的贫困、疾病和饥荒提醒人们去思考，为什么一些国家形式上采取了市场经济和多党选举的所谓民主政治，但是经济发展依然迟缓，社会和人文发展严重滞后，许多非洲国家的人民依然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
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模式来探讨为什么非洲国家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比如说市场发育落后、法治国家的缺乏、严重的腐败现象、某些国家的军人独裁，殖民地宗主国过去残酷的剥削等。也有观点认为，非洲人的国民性比较懒惰，热带地区日照太久导致人容易困顿疲乏和工作热情低落，这些是非洲落后的原因。显然，有些观点有一些道理，有些观点则比较偏颇。有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法治国家和民主选举，但是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比如南韩的汉江经济奇迹、台湾经济奇迹都是在威权社会下产生的，而新加坡和香港则很难说是否属于民主政体，但是新、港显然属于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而从国民性的角度来谈非洲的落后显然也有失偏颇，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完全是懒惰的，南非、博茨瓦纳和加蓬的经济奇迹也说明了非洲人同样可以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当然，从殖民地剥削和统治的角度来谈非洲的落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在殖民地统治结束之后能够抓住民族命运迅速打了翻身仗，有的国家在殖民地统治结束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一贫如洗、甚至生活水平倒退到殖民地宗主国统治之前。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非洲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第一个基本阶段，那就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许多非洲国家内部并不存在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只是成百上千个不同种族和更多的部落的零散和碎片化的集合体。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公民意识尚未形成的地方，地方的部落、酋长、分裂势力、游击队和其它非政府组织截留了国家的基本职能，人们的认同感尚未达到对国家层面上的民族认同，而仅仅停留在对血缘化的乡村部落和一些原始宗教团体的认同。“国家”或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效能严重缺乏，导致“国家”效能的低落，“国家”既不能为人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也不能有效地征收税收完成国家的基本职能，因此也无法建立基础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和控制疾病的流行，当然，在“国家”内部各个原子化的社会团体和部落发生流血冲突时“国家”也无力进行协调斡旋，也无法控制内部冲突扩大的局面，这导致非洲“国家”内部的部落和种族冲突往往会扩散成为全国性的动乱和屠杀。当然，如果“国家”力图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并与地方分裂集团和主要部落发生冲突的时候，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战争也就无法避免了。如果政府集团代表着某个特定的种族，当其与另外一个种族发生冲突时，国家就可能动用自己的权力对另外一个种族进行清洗甚至导致种族灭绝的悲剧。
学者斯坦凡·麦尔（Stephan Mair）1999年在研究非洲大陆之后提出了独特见解：他认为，整个非洲大陆上撒哈拉沙漠以南48个国家中只有15个国家是能够成功运行的现代国家，也就是33个非洲“国家”尚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探讨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履行其基本职能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全国的基本国家暴力垄断机关，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清晰界定的国家边界和国民数量，那么这样的国家就依然处在前现代化的行列。这样的国家可以是一党，两党，多党，可以是威权体制、议会民主制度、总统民主制度，这样的国家也可以是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但是无论外在的名称多么动听、多么符合西方人的心意，但是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有效运行的民族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发展，不会有真正的法治国家，不会有现代福利国家，更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表一：国家失败的三种基本表现形式
基本表现特征
国家和地区

国家失灵国家基本功能出现缺陷，但是尚未出现分裂解体的问题。比如基础建设（道路、桥梁、水电系统等）的严重滞后，公共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的崩溃，严重的腐败，急剧上升的犯罪率，国家的安全系统被部分地方私有势力接管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国家衰落国家的基本职能和效能出现更严重的缺陷，因此无法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和行政秩序。一些地方部落、民间组织、西方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接管了部分国家职能，出现了“平行”国家和“国中有国”的现象。但是这些“平行国家体”并没有分裂国家的企图。比如非洲的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就面临国家衰落的问题国家解体部分解体国家的暴力垄断仅仅限制在主权国家的一些地区，地方武装在某些区域接管了部分国家权力，但是尚未对国家整体的统一提出挑战。苏丹、安哥拉、刚果（布）、刚果（金）、乍得、塞内加尔、乌干达、布隆迪等全部解体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丧失暴力垄断和基本权力控制。各个军头、军阀、军事强人和反叛力量实际控制不同区域，全国陷入无政府主义和多寡头统治的现象，中央政府往往软弱无力，只能控制首都部分地区。索马里、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塞国和利国在国内和平进程之前）

表格来源：作者参照葛罗·埃尔特曼（Gero Erdmann）2003年“不祥的三角：国家失灵，国家衰落和国家解体 — 非洲民主的结构性难题”一文制作

西方学者葛罗·埃尔特曼（Gero Erdmann）在其2003年所著“不祥的三角：国家失灵，国家衰落和国家解体 — 非洲民主的结构性难题”一文中非常深刻地指出，非洲国家的问题根源在于国家脆弱和国家职能严重不足。而国家失败导致了任何一种制度构建都难以在非洲大陆上真正扎根和生长。民主制度没有有效的国家制度动员和国家基本职能的搭配，那么再好的民主制度都是空中楼阁。葛罗·埃尔特曼把非洲国家的失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国家失灵，二是国家衰落，三是国家解体。
国家失灵指的是国家一些基本职能的缺失和管理效能低下，导致国家不能提供社会基本福利，公共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面临崩溃的局面，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学校、水电供应等处在崩溃边缘，地方的一些私人势力或是黑帮势力接管了国家的部分安全职能，形成“黑白两道”共治的局面，犯罪率急剧上升，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大部分南方国家、甚至是部分工业化国家在特定领域都面临国家失灵的情况。
国家衰落指的是较国家失灵更为严重的国家效能衰退。国家的各个部门和基本权力机构的职能大幅度萎缩，导致国家无法提供基本的社会和行政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平行国家体”包括地方部落、酋长、宗教集团、教会、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组织和机构等接管了本来应该由国家完成的一些基本职能。这些“平行国家体”无意分裂国家，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威望、合法性和基本职能，实际上让国家的效能更加低下。非洲大陆除了南非、加蓬、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北非马格里布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国家职能不断衰退的问题。
国家解体是指国家的合法暴力垄断在国家部分地区甚至是在整个国家受到限制。国家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国家的管理秩序被地方武装军事集团完全打破，整个国家处在局部内战和全国内战的局面。地方的军阀、军头、军事强人和游击队等各种反叛力量各自为政，各自发号施令，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安哥拉、厄立特里亚、苏丹、乍得、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国家事实上不能控制许多本国领土上的区域，而在情况最严重的索马里，政府只能控制首都摩加迪沙的部分地区，政令不出首都，中央政府实际统治范围也不出首都，全国实际上被数个不同的大军头、军阀、和数百个散乱的部落部族分割治之，形成国家整体崩溃解体的局面。
对于非洲大陆出现了比全世界任何其它地区都更严重的国家失灵、国家衰落和国家解体的局面，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非洲国家的种族成分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在非洲大陆这片土地上散居着成千上万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常常是一个国家就拥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部族和部落。纷繁复杂的民族和部族构成让非洲大陆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宝库，但是也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重大障碍。在一个民族成分极其复杂的国家，政府很难克服社会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现象，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一位刚果公民也许首先想到的并非自己是刚果人，而是自己隶属于某一部族。其二，殖民地国家留下的负面遗产也是非洲国家难以形成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殖民者人为地划分势力范围和非洲各个国家的边界，导致许多非洲国家的现代版图呈现出人工划分出来的直线状态，比如埃及的版图居然像一个四边形。在这样的人为划分中，许多不同的民族和种族被硬性划分到一个国家里，而同一个民族却被分割开来划分到不同的国家领土范围里，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民族冲突和种族纠纷。三是非洲国家历史上就是一个部落社会，本身就缺乏官僚体系、官僚阶层和结构性统治的传统，因此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大大制约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形成。
当然，除了这样的解释因素以外，很少有学者考虑到，发源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给非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打着“市场自由、私有化和削弱国家”的漂亮旗帜，通过精心策划、宣传和包装，把自己打扮成通向现代化的不二法门，然后通过世界银行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采取威逼和利诱的各种方式诱骗最穷的发展中国家迈向美国乐意看到的新自由之路。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些讨论比如消除贸易壁垒、削减税收、削减公共福利支出进而整体削减国家的能力和效能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游戏（美、欧、日），这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社会，早就建立了牢固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经济科技体系，已经进入了功能分化社会的行列。在这些国家之间可以讨论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对比重和分额，也可以讨论是否存在着国家过度管理、过度干预和过度调控的局面，也可以讨论是否存在着过度福利的状况。在西方国家中，国家的比重多一点、少一点、“强国家”和“弱国家”的探讨是在他们早已越过第一、二个阶段并且能够充分承受这样的分额调整的局面下进行的，这样的调整对发达国家来说只是政策调整，绝不会伤筋动骨。但是把同一套东西（新自由主义）移到发展中国家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初级阶段，有的国家还处在第一个阶段之外的前现代化时期，急需克服“弱”国家的社会原子化状态，这个时候最紧要的任务是加强国家的能力和效能，建立和健全国家各个部门，加强国家规划、调控和管理的角色，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执政效能，逐步清除全国碎片化和分割的状态，逐步通过较强的国家调控的力量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如果处在第三阶段的后现代化国家要求第一个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国家“开放市场、汇率浮动、贸易自由、削弱国家、削减公共支出”，无论这些要求听起来多么动听、多么吸引人，但这后面一定是不可告人的动机和阴谋，因为削弱国家能力而全面私有化的结果就是把国家的产业和脆弱的金融市场拱手交给西方跨国集团，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国家丧失基本的经济主权和自立，只能以廉价出售能源的形式去偿还数不清的债务。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一些本来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本来早就迈过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进入工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阶段，但是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的失灵导致它们必须向市场经济改革转向。如果他们能够稳健地进行渐进改革的话，应该有较好的结果，因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经济效率低落，生产力低下，但是毕竟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其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较好的公共医疗和教育制度，因此文盲率非常低，国民的身体素质远远好过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善用过去制度遗产中的优势因素的话，并稳健地向市场经济和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前进，它们一定可以取得经济奇迹。但是天真地相信新自由主义，想当然地认为别人都是善意的，幼稚地配合别国的方案放弃本国的主权，甚至大幅度削弱国家能力到最小，最终导致国家一分裂，二分裂，再三分裂的悲惨局面。本来已经定型的民族国家分崩离析，各个民族重新出现了碎片化和原子分化的现象，民族间的仇杀一发不可收拾，巴尔干半岛的惨剧和苏联解体的惨剧向人们昭示了，以削弱国家和削弱中央政府为导向的改革是多么可怕，多么具有灾难性。苏联本可以循序渐进的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二阶段善加调整，然后取得市场经济改革的阶段成功后顺势向第三阶段演进，但是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让俄罗斯一度倒退到现代化第一个阶段，而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同时面临两个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第一阶段的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同时存在），其改革成本大大高于从第二个阶段循序渐进向第三个阶段迈进的中国。如果说俄罗斯的改革让人感觉到是一个超级大国通过有意识的阴谋削弱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话，那么在非洲推行削弱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赤裸裸的罪恶了，一个能够具有基本分析能力的现代化研究者很快就可以明白其间的“奥秘”，把第三个阶段的游戏用到第一个阶段，那就是等于让许多国家继续处在永久原子分化和碎片化的状态，谁在其间占了最大的利益，谁一步步地用跨国公司和世界银行架空了许多民族国家政府，只要稍微作一下研究就会恍然大悟了。上当的发展中国家颇这有点像佛教里所说的“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升”，一旦贫困的、尚未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再进行私有化和削弱国家力量的话，长时间的沉沦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说苏联和东欧集团的确存在着国家过于强大和过于集权的问题的话，那么非洲大陆却是正常的国家力量非常薄弱的地区，连民族国家建设的阶段都还没有完成，某些国家却要在非洲大陆兜售新自由主义，削弱国家，这真是南辕北辙，有意识地把这些国家引向绝境。这其间的教训太值得我们仔细思考了。
IV 真的是民主自由吗？


几年前笔者看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制作的一个特别新闻报道节目，谈的是非洲国家利比里亚的内战，片子里非常真实地向世人展示了战争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白骨累累的大屠杀坟地，残肢断臂的幸存者，可怕的伤口，大量被政府军和叛军征用的儿童兵。当CNN的记者采访叛军首领的时候，叛军领导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向记者申诉，他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他说：“我就是为了实现民主”，接着他连续说了三遍Democracy，然后他又说“我为了让自己的人民得自由”，接着他以非常愤怒的口气指责道：“政府，就是政府，他们不要民主，反民主，我才发动战争的。我发动战争，就是为了民主自由”。我想，观众看完这一段心里一定会滴血，那么残酷的杀戮，天真烂漫的儿童也穿上军装去杀人，据说这一切都是源于为了民主和自由。我想，那位叛军首领肯定知道世界意识形态“市场”上哪种商品是最吃香的，哪种商品是西方人喜欢和西方人爱听的。民主就是一个最动听、最美好的词语，有了这块宝贝商品的包装，人仿佛都上了几个档次，屠夫都可以变成文明人，恐怕杀戮起来都可能有了更多的正当性。我真想问一声那位叛军首领：“先生，请你能否详细谈谈，什么是民主？”
我想，这就是这个世界许多荒谬的地方，打着输出民主的旗号，可能其实质是要剥夺你的民主；打着新自由的旗号，其实质可能是要剥夺你的自由；打着削弱国家、自由竞争的旗号其实质可能是要你的国家分崩离析，再也没有能力进行自由竞争。如果看穿了这一切，我们在今天中国崛起的路上就应该倍加聪明起来，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凡事都多过脑袋好好思考一下，凡事都交给精英集团的中国人和民间多去思考思考，因为未来中国崛起的路上一定还会有许多陷阱，甚至是人为的陷阱等着我们，我们真需要群策群力去思考。
这一策表面上在谈非洲，但是笔者觉得跟中国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国家的效能和能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中国的经济奇迹跟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1990年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停滞不前也跟中国国家效能在一定领域里的下降有基本联系，了解好中国成功的原因和一些过去失误的教训对我们未来的发展真是至关重要。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4月2日
附非洲地图

Anti-Party

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建立强有力的现代法治国家

一正确理解“税收国家”的含义

税收这个词在普通公众的理解中恐怕并不具有正面含义。一方面人的本性总喜欢获得和索取，而不喜欢付出，尤其是当这样的付出对自己没有马上显现益处的时候。古今中外没有人会特别喜欢税收，这是人之天性，不分国籍的；另外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自古以来“税收”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负面含义，往往和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横征暴敛”联系在一起，似乎过重的税收是许多王朝动乱崩溃的原因。对税收普遍的负面解读和现代税收观念的缺乏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路上的一个重要思想障碍。
笔者记得自己六年前第一次上关于“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的课程时，笔者的指导老师向班上所有的同学提了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上课教室里的桌椅是从哪里来的，大学里一切设施是从哪里来的，其财政来源究竟在哪里？当时同学们都面面相觑，答不上来。教授简洁地告诉我们，这些都来自于国家的税收，没有国家的税收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我们可以坐在这么干净现代的多媒体教室里上课，这个回答的确给了我经久深刻的印象，简单、实用，但却生动、深入浅出，胜过任何说教和照本宣科。笔者由此想到了很多方面，德国大学过去一直实行免学费的政策，现在已经有所改革，学生必须交纳一定的学费，但是仍远远低于英美国家。德国大学的先进、公共性、公益性和信息开放性让许多才到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印象深刻。笔者过去常常思考：我校仅仅是一个中型大学，学生总量为一万多人，但是所有的学生都享受免费开放的电脑中心、体育设施、图书馆系统和健身设施，大学图书借调中心甚至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的图书借调到本大学来。仅仅考虑到大学这样一个公共设施和其管理体系，这其间会花费多少国家投入，可想而知。国家的财政投入不是凭空产生的，也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产生于国家的税收。没有纳税人的税收，我们很难想象，上百万的大学生可以在教室里坐而论道，可以在图书馆里搜寻天上地下，可以展开一个个花费甚巨的研究项目；没有纳税人的税收，我们很难想象，教授可以专心致志沉迷于自己的研究，可以从容地在学术上作出贡献，可以终身投入学校教研工作。不仅仅是大学，在德国生活的留学生，常常会感觉到德国的干净、整洁、有秩序，笔者曾经在假期打过一种园林工，这种工作目的在于城市分区的环境保护，园林工人必须修剪树枝、修剪草坪和种植花卉，并保持马路上和公共设施的清洁。也正是在园林工期间我开始明白了德国的干净并不完全在于人的素质，而是在于强大的现代管理能力。在德国也会有人乱扔垃圾和废弃物品，尽管不多，但是也时常会发生，但分化极为细致的城区管理和园林局每时每刻都在注意和巡视自己管理的区域，并及时将垃圾清除，恢复干净整洁的环境。如果在管辖区域中，儿童游乐场的沙坑里出现了玻璃瓶和玻璃碎渣，管理人员必须立即将这些碎片清除出去，如果儿童在沙堆里玩耍，不幸被碎玻璃划伤，那么家长可以凭这一点将园林局告上法庭，在这样的情况下，园林局的管理人员要负法律责任。笔者曾随着园林局的工作人员到过城市的不同区域，深深感觉到德国人的严谨认真、细致缜密，而这一切都跟德国强大的公共管理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考虑到园林局不是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和公司，园林局本身并不创造任何经济产值和经济效益，这样全面严密的管理系统的财政基础都是来源于国家的税收。
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每天步行的干净的马路，路边照明的路灯，街道上的公用电话亭，我们开车经过的高速公路，我们看到的整洁干净的社区，花团锦簇的广场，城市里休闲的花园和公园，安全的社会环境，良好的公共秩序，对社会越轨行为和犯罪分子的社会控制机制，法院、监狱、火警、消防，军队和国防，教育、医疗、最低保障、社会福利，都离不开国家的税收。现代化的社会里，国家的能力既被限制了，又大大增强了。从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关系来说，国家是被限制了，从国家对司法系统的角度来说，国家是被限制了，因为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必须符合法律和宪政原则，必须尊重公民社会的界限。削弱的只是不当权力和滥用的权力，增加的却是国家的正当权力和管理效能。我们走在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城市街道上，看到整洁有序的住房，漂亮的前后花园，安静美丽的公园，走在安全的城市环境里，我们是否想到了现代国家的力量其实是很强大的，甚至是无所不在的，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但是这种强大不是像克格勃那样去监视人民和钳制人民的强大，而是一种现代管理功能的强大。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遍及国境上任何一块地方，无论是城市和乡村，无论是中心和边缘，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只要有居民居住，就在国家的现代管理范围之内，就连一个小沙坑里被丢下的玻璃碎渣也逃不过国家社会管理的范围，以小见大，可以看的出一个现代化国家其实是一个在尊重民权和法治基础上的强国家，没有国家的强大管理功能，没有国家面面俱到的社会公共设施，我们可能每天都会面临肮脏无比的生活环境、窒息的空气、无所不在的犯罪、秩序混乱的社区和危险的社会失控的局面。
一些西方学者在20世纪初就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了税收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葛德雪(Goldscheid)和熊彼特(Schumpeter)都认为现代国家就是税收国家。因为现代国家本身没有任何经济产出，其生存的财政基础主要来源于国家的税收收入。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决定了国家能作什么，不能作什么，能投入什么，不能投入什么，甚至是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一种能力。如果国家丧失了最基本的税收汲取能力，那么就无从发展国防建设，那么在外敌入侵时就失去了抵抗的本钱和基础；如果一个国家征不到任何税收，那么一个国家就无法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无法建立国家生存基本所需的法院、警察、监狱等，那么社会秩序必将因此而陷入脱序和解体的境地。没有正常的国家税收能力，更何谈发展社会公共设施、医疗和教育。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统一大业也和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息息相关，西德统一东德的成本高达到1.5万亿欧元计，折合人民币就是15万亿元，这么庞大数额的统一费用，从何而来，当然是来自国家庞大的税收汲取能力。没有国家巨大的财政收入水平和巨大的财力，统一很可能就是一种空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尽管由于各国文化传统、制度设计和体制安排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有较高财政水平的国家，即使是最资本主义、最倡导弱国家的美国，其国家财政收入也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二到三成，考虑到美国庞大的国民产值，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国家财政收入。而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比如丹麦、芬兰和瑞典等国的财政收入水平居然达到这些国家国民产值的40％到50％。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产值有近一半以税收和社会保障费用的形式征收到国家手中，这该是什么样的巨大规模，该具有多么强大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规模，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让一个现代国家有如此强的税收汲取能力？是什么使得人民愿意缴纳这么高额的税收而没有进行反抗？是什么合法化了政府的行为，进行如此庞大规模的征税？经典的关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国家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和议会建立的过程就是一个税收逐步增高的过程，西方国家从15到19世纪逐步发展成为“税收国家”。理查德·鲍尼(Richard Bonney)在其1999年主编的《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1200－1815》（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 1200－1815）一书中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细致地梳理了许多历史信息和线索，认为一部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历史就是欧洲财政历史和欧洲税收国家崛起的历史。具体而言，在16世纪以后的历史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实施代议制国家的税收征收水平要高于专制王权国家。这颠覆了人们普遍的看法，一般认为专制王权国家很强大，因为国王想要垄断一切，而民主国家的税收征收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因此费时费力，在效率上不如专制国家。事实正好相反，在专制的法兰西帝国，税收汲取能力低于议会制的英国，专制的西班牙，其税收汲取能力要低于代议制的荷兰。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专制王权国家征收的是家天下税，合法性很低，征收过程很随意粗暴，老百姓的反抗情绪很强，大家千方百计逃税漏税，想征税却征不到税，这是专制王权国家的通病。而代议制国家是通过民主辩论和公共讨论的形式决定税收水平，代表的是公众利益，讲究的是法律程序和合宪原则，因此合法性很高，公众普遍认为征收的税收是服务于整体和公共利益，因此合作程度非常高。因此专制国家可能施政很专断和残暴，但是其真正的国家能力特别是财政能力却非常低，代议制国家看似要经历很多冗长的讨论和辩论，但是一经议会通过就会成为大家必须遵守的法律，其税收汲取能力反而比较高。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历史发展进程是：欧洲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的一些世界性历史事件都跟税收有着直接联系。比如说英国的大宪章，就是因为国王约翰任意征收税收引起了与贵族的巨大矛盾，最后双方妥协达成宪章原则，以后英国议会的一项重要权力就是对税收的批准。而查理一世破坏了这个原则，因为要求征收税收被议会否决，结果采取解散议会的极端作法引起双方的战争，因此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税收权力争夺战”。公平的说，查理一世时期的税收征收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当时英国的确也陷入财政困境，国王征税并非全无道理，关键是国王征税具有任意性和专断性，一旦要求提税就会招致人民反对，而英国恰恰是在斯图亚特王朝之后，经历了光荣革命之洗礼，重新确定议会在上的宪政原则后，税收开始明显地、不间断地提高，其税收汲取能力大大高于专制王权时期。法国的路易十六也不是什么大暴君，相反，他的处境令人同情，因为他的先辈路易十四想成为伟大君主，南争北战，早就把国库掏空，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整个法国社会矛盾已是积重难返了，此时国库早就空虚，而这时候英法争夺世界的大战已经拉开序幕，法国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的确需要增加税收，但是专制王权下国王直接征税的合法性极端低下，一旦国王意图强行征税， 就招致法国三个等级的共同反对，因此法皇走了查理一世的老路，解散了国民议会，最后引发法国大革命。因此确切地说，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税收争议引发的革命。这时候就显示出英法两国体制差距带来的不同结果了，同样是为了打仗，同样是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英国因为确定了宪政原则和王在法下的原则，议会就可以根据国家利益合法通过提高税收的议案，税收收入大大提高，法国却因为仍然处在专制王权时期，其实税收水平相当低下，可是一旦想要征税就会激怒民众，成为全民公敌。这个时候，英国的体制已经决定了其对法国的压倒性优势。这里体现的是议会政治对专制王权的优势，也是宪法政治下税收汲取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对专制制度的胜利。因此，一个国家税收汲取能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征税的问题，更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和国家政策合法化以及公民对国家认同感的问题。一个现代化国家要成功提高其税收汲取能力，就必须进行制度建设，具体说来要提高征税能力，又要得到民众普遍的认同，必须有以下条件：
一，国家对于重大项目和工程必须经过议会（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专家学者的公开讨论和论证，并得到议会的批准。程序性民主是提高公民纳税意识的重要一环。当每个公民通过电视转播看到议会的充分和公开的讨论后，对于自己所缴纳税收的使用会有一种安然放心的感觉，同时有一种“民众共同参与国家建设进程”的认同感。另外，国家新增加的税种也应该在凝聚了国民共识后经过议会以法律的形式批准通过。
二，对于国家征收的税收和费用必须加强管理和监督。防止腐败和挪用国家开支的现象频繁发生。一个廉洁的国家管理体制有助于增强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和对纳税制度的认同。
三，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界定清楚了国家、社会和市场的界限，界定了社会基本功能系统的界限，才能从根本上作到国家税收合理、合法、科学的运用。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国家，是增进公民税收申报意识的先决条件。
四，国家对社会福利、社会分配、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的大力投入让公民切身实地体会到国家的正面作用和人性化的社会管理，这也必将有助于公民对“税收国家”的认同。
二明清历史的教训


对于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两段沉重历史的反思一直是中国国内历史学界和思想界的经典话题，过去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限制，对于这两段历史的研究是比较沉闷，主流观点就是从宏观历史角度、封建王朝衰落、政府腐朽无能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在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限制逐渐被多元化的观点代替，大家不仅从军事角度、政治角度，也开始从人口学角度、社会学角度、财经角度，甚至是气候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明清两代由盛转衰的局面。在财政经济角度，我国的历史分析大多还是沿用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和横征暴敛是明清不可避免衰落的重要原因。但是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明史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新视角和新观点，黄仁宇先生从小处着手，从一个历史事件入手，甚至是从一个重要的年份着手，及其细致翔实地梳理历史细节和历史脉络的手法让笔者非常敬佩，他真正作到了以小见大，以细微来看全局，既体现了良好的宏观大视野和宏观把握能力，又能对微观历史细节进行社会科学性质的精密分析，他提出的许多新观点非常令人深思。
回到主题来看，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和《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提到了明政府征收税收能力非常不足的史实，而这种极低的国家岁入水平是明王朝出现崩溃的原因之一。虽然黄先生没有直接提到经济学科和社会学科使用的税收汲取能力一词，但是他表述的意思是清晰的，那就是财政岁入水平是一个王朝生存的重要基础。无独有偶，美国社会科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与九位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推动了比较现代化研究课题，并历经六年课题研究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化》一书，这本巨著中比较了中国、日本和俄国在19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并比较了三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该书对中国财政和税收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非常令人深思。其观点主要为，中国在两千年帝国税收历史的发展上有一条连贯的主线，即国家承认土地私人所有，主要是从农产品中征税，而国家对商品的销售进行垄断，从中提取另外一个税收来源。比如说农业税和盐税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税种。总的说来，明清两代中国税收征收能力很低，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依然崇尚的是历史上所谓“轻徭薄赋”的明君思想，企图通过低税来获得民众的支持、良好的道德信誉和青史留名。而事实上，清帝没有分清国家任务的主次，没有看到清王朝在内部农民军蜂拥而起、地方诸侯已然形成气候、外部状况极为艰险的条件下，要稳定国内秩序，走向现代化，实行洋务运动，建立新式陆军海军，甚至是面临日本称霸东亚的帝国野心，清政府都迫切需要增强中央政府的税收水平，才能具备应对数不清的内外危机的财政力量。令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去提高其财政收入水平，尽管政府的财政收入的绝对数量有所增长，但其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和社会财富积累的速度，同时无孔不入的腐败也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近一步恶化了国家本来就很可怜的财政收入水平。而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严重冲击了清政府在地方的财政基础，导致太平军运动后一批真正掌握地方实权的官僚逐步掌握了地方财权，尤其是富庶的东南各省的财权。其结果是清政府只能将国民财富的极小一部分吸收出来，有学者认为清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只占当时国民产值的两个百分点左右，如此低水平的财政吸收能力是一个国家衰败和崩溃的前兆，更何况清王朝的内忧外患不断，还要赔偿战败后的巨额赔款。
即使不是处在外敌入侵的特殊历史时期，明清两朝也常常因为税收太少而导致国家无法完成一些基本任务，比如说防洪、修固河堤等。我们在《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这两步优秀的电视剧中都发现了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问题，中央的岁入严重的收不抵支，各级官僚形成密不透风的共犯网络结构，将中央的财政收入以各种形式鲸吞蚕食了去，而民间的土地兼并和富人不纳税的政策也进一步恶化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看这些电视剧时，真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也真正感觉到税收问题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底线，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在面临空前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外来忧患时，缺乏起码的财政汲取能力，这种能力缺乏是国家败亡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央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低，并不表示老百姓负担低，相反，地方各级官员任意征收地方杂税和度支费用，横征暴敛，让人民负重不堪。国家正规机制下的税收能力低下，但是地方胡乱征税却是铺天盖地，这真是一种极其糟糕的财政局面，国家既征不到税，又讨好不了老百姓，可以说是个管理体制很混乱低下的典型。
著名学者王业键在《中华帝国土地税》一书中更加详实细致地谈到清政府的税收吸收能力问题，得出了沉痛的结论：满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税收收入水平，同时坐视地方政府蚕食中央政府的财权无动于衷，特别是重要的税收来源土地税严重流失。恰恰在中国最需要提高税收完成重要国家目标的阶段，清政府的无所作为和日本明治政府的有所作为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清政府也像明治政府那样提高其税收水平和管理水平，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在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一书中也有同样的研究结论，19世纪中国的税收提取能力远弱于日本和俄罗斯，这使得当时清帝国虽然依然保有世界最庞大的国民产值，但是却因为无法提取出来，因此中国的国力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尤其在海军建军方面，中国的速度逐渐落后日本，也跟国家不成比例的低财政收入水平有关系。
综合我所参阅的资料，笔者认为明清时代重要的历史教训有：
1．历史阶段和制度的制约：在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和商业的产值使国民财富第一次实现了几何基数的倍增，大大提高了国家税收基础。单纯依靠农业，国家的财政收入提高的空间无论如何是有限的。
2．帝王眼光短视的制约：明清时期的工商资本萌芽为中国制度转型和国家岁入增长提供了很好的利基。但是明朝开国皇帝洪武帝的狭隘草根农业视野导致了严禁工商业发展的国策，到了明成祖时代又制定了严禁片帆下海政策，这些都制约了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明朝开国的传统奠定了明清两个时代的整体基调。
3．中央政府能力的制约：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中国地方家族势力的庞大，国家只能通过里长和甲长的方式进行有限的管理、统计、土地丈量和征税等，这大大制约了国家全面地摸清家底 — 也就是国家可能的税收基础。
4．地方官僚利用同乡、同会、同党等网络建立了自成一体的内部排他系统，这样的地方官僚系统和中央主管财政大臣的官员一旦结成强有力的忠诚同盟和共犯结构，就可能形成无所不在的恶性制度性腐败。这种恶性制度性腐败一旦蔓延开来，就会严重损害中央财政收入的利基，导致中央拿一半、地方贪一半的局面，更有甚者，形成中央拿小头、地方贪大头的局面。
5．中央政府为了打破地方垄断，往往派遣中央大员（在明朝多是太监）到地方征税，但是钦差很快成为扰乱地方工商业的新乱源，明朝末期苏州和江南多次发生的暴动就显示太监收税，可能会造成一手遮天和横行乡里的局面，反而损害了国家的威望，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基础。
6．明朝末年，由于读书人做官返乡后，享有朝廷的特殊待遇，可以不纳税，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兼并土地，这导致了明朝后期惊人的土地兼并的局面。在加上朱明王朝的分封制度，让地方各个王爷可以惊人地圈地，神宗皇帝一次赏赐给福王的土地就达四百万亩，而这些特殊利益集团都不用纳税，这进一步严重损害国家农业税收来源，并直接导致了张居正一条鞭法的税收制度改革。但是制度的恶性肿瘤一旦形成，就很难割除。
7．明初由太祖实行的低俸薪制度导致官员生活拮据，入不敷出。这种不切实际的廉洁自律的政策导致洪武皇帝之后贪污腐败成为官场的潜规则和默契，当官不捞一把，就会成为大家眼中的另类和古怪官僚。制度化的腐败和地方无节制的横征暴敛跟政策的源头和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历史看今天，很多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但一些历史文化的桎梏却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其间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地方太多了。
三政府税收汲取能力，中央与地方


1978年以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程中，我国取得了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功，综合国力倍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新世纪初，中国大国崛起的局面逐渐明显，我们处在一个幸运的历史时期。但就是在这样的盛世时代中，我们也应该具有危机感，去审视改革道路上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在一些领域的曲折和教训也是深刻的。笔者多次提到，改革开放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我们也经历了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的弯路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在某些领域的曲折，但是这其中最应该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是现代国家管理能力的建设和国家税收汲取能力的提高。198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解体，1990年教育、医疗产业化不是偶然的，这是跟我国在思想理念领域过于偏向市场经济至上主义有密切关联，社会公正、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的思想在一段时间几乎听不到。而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放权和分权，本来从政府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到市场经济的建立的确会经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下放，一定会实现企业的产权分离、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这些都是市场经济建立过程的必须。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基本的界限和限度，一旦过界就可能过犹不及，甚至走向反面。无论经济如何增加活力，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当保持较强的财政汲取能力，企业营销自主权可以下放，但是中央的财权和事权不能完全下放，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必须具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完成国家最基本的职能。中国应该越往市场经济改革迈进一步，就应该越加强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才对。因为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其运行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必须介入市场失灵的地方，着手建立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更必须发展公共教育事业，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有利于国家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这些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机制，一个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大量的投入，离不开国家创建的稳定社会秩序。更不用说，国家的许多基本职能比如国防、国家统一、社会秩序和公共秩序都需要国家的大量投入。如果国家放弃其基本职能，降低其税收汲取能力，并进一步撤离公共产品领域，就会给国家带来危局，并且必将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利益，通过这样的极端方式来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活力固然可以在短时期内把经济增长率冲得很高，但是却不是有远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当一系列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当越来越多的公民被排除在教育和医疗系统之外后，其长远的负面后果要到10到20年之后才逐步显现出来。
1990年代中国改革总体的巨大成功却伴随了国家税收汲取能力的急剧降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国家强大财政动员能力在1990年后急剧下降，当然这样的问题在2000后得到强有力的纠正，但是这样的发展历程仍然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深思国家经济、社会和环境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著名学者王绍光关于国家税收汲取能力的重要建议给了我们至关重要的启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绍光和胡鞍钢在1994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一文可以说影响到国家方向性的发展。王绍光先生还是不多的几位研究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专家之一，其众多作品都给我极深的印象。在这里，笔者沿着王绍光先生的思路查询了大量的数据，来谈谈中国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重要话题。鉴于收集的数据太多，只能选择性地进行整理分析，以飨读者。

表一 国家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 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核算 IMF/GFS 2002，由作者整理、翻译成中文
表一显示的是，国家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这里的国家包含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两块，体现的是政府整体税收汲取能力。笔者选择了不同类型的国家作为参照和比较对象，既有发达国家，也就是工业化国家的第一世界，也有第二世界的过渡经济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通过1990年到2002年12年时间的比较，我们看到发达国家虽然由于制度设计、文化传统的差异其税收占国民产值的比重不尽相同，但是趋势却是明显的，发达国家普遍具有较强的税收汲取能力，福利国家瑞典的税收收入甚至高达50%以上，尽管在1990年代有所下降，但其税收比重又在2000年升到五成。实行中央制的法国，其税收在40%的水平线上波动，联邦德国则在三到四成的水平上波动，荷兰的税收也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四成左右浮动，瑞士和加拿大是三成的岁入水平，只有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的财政收入水平较低，但是也在国民产值的二成以上，甚至接近三成的水平。过渡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税收水平大多在国民产值的一成到二成区间波动，前共产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虽然实现了激进变革，但是这主要表现在过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产权改革上，但是就国家财政汲取能力而言，其变化是温和的，甚至是比较稳定的，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府税收收入能力都不俗，甚至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而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国家税收收入能力都维持在一到二成，应该说是处于中等位置，只有巴拉圭比较出格，其税收水平占国民产值的比重是个位数，但是也在9到10个百分点徘徊。而发展中国家蒙古和肯尼亚的岁入水平竟然达到二成，考虑到两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尼的财政收入水平介于一到两成之间。当然，这个表格中没有收录一些“解体”和濒临崩溃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缺乏数据和全面的统计，可以想象非洲的苏丹和索马里的财政汲取能力一定是最低的，因为国家无法有效在全国进行统治。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整体税收汲取能力是明显偏低的，跟第一、二、三世界相比都偏低，大体在十个百分点左右浮动，1998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跃到14.9个百分点。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税收收入水平尚处在低位运行的水平，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甚至是同发展中国家都有差距。较低的财政汲取能力必然制约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行政效能，也使得国家无法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一些基本职能。

表二 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 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核算IMF/GFS 2003，由作者整理、翻译成中文

表二显示的是，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整体财政收入是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两块财政收入构成的，中央政府的岁入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水平决定了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动员其财政力量发展国防，建立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全网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铁路、公路、水、电、气等），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发展教育和社会福利等。由于各个国家政治体制、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其中央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发达国家中，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机制，其中央政府的岁入水平一般低于中央集中制的国家，比如瑞典和法国的中央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就高于联邦制下的德国、美国、瑞士和加拿大，但是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税收水平大体在近二成到近四成的区间波动。过渡经济国家中，具有较强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是马来西亚、埃及、南非和肯尼亚，其大体在二成左右波动，海湾国家是特例，因为其丰厚的石油资源是国家财政主要来源，再加上国家很小，人口很少，一些国家实行低关税和零关税的政策，在这里与其它国家不具有可比性。拉美国家的中央政府税收水平也在一成到两成之间波动，只有国家秩序混乱、受到国际制裁的缅甸和陷入战乱的塞拉利昂的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明显降到个位数以下，徘徊于3到9个百分点这样的超低区间, 陷入内战和解体边缘的塞拉利昂在2000年完全没有中央政府岁入。这里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中国在1990年代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水平竟然降到这样的低点，1993年甚至探底到2.6％，之前三年也是在极低的水平上运行，甚至低于塞拉利昂和缅甸这样的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全国的国家，我们不得不说，这其间思想观念的巨变是我国中央政府税收汲取能力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的时代迅速跃进到一个市场竞争的时代，其主导思想和理念的变化也是惊人的，九十年代全面盛行的是市场经济至上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过去的很多理念、传统和政策被新的市场自由主义取代。这和当时在社会上的感觉是一致的，下海和炒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家谈论的都是如何迅速致富发财，一些比较极端的思想比如“补课论”等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增长和GDP看成是政府政绩的来源，采取各种手段促成GDP的增长。在中国取得巨大经济繁荣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由于过于迷信市场万能的思想，也由于对国家全能主义的反思，我国在这段时期采取的是比较激进的财权下放的分权政策。本来，企业从国家统管统包变成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地方政府取得更多的经济决策权是符合搞活经济和市场繁荣的总体思路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界限，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过度放权就会产生严重负面的效果，从中央政府财力这个问题上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是攸关国家总体发展的大事，这样的财权下放必将引起中央政府的管理效能严重退缩，中央政府不能完成自己的基本职能，也无力发展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系统，无力进行社会再分配和进行转移支付，甚至是在发展国防建设上都会出现财政捉襟见肘的困局。国家财政力量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国家将一些公共产品和公益性产品逐渐转交给市场或是民间组织，从而出现“国家退出”的局面。1990年代中国在年年取得高经济增长的同时，教育经费却日益不足，于是教育产业化的改革开始出台，民间组织也开始推动希望工程，用民间筹资的方式发展教育。另外国家的医疗体系逐步市场化，公共产品领域国家一步步退出，其后果是沉痛的，其它方面，大量中小矿务企业的落后生产设备无法得到更新，企业的工伤事故层出不穷，矿产公司的矿难频发不断，艾滋病的不断扩张，民间穷困居民卖血产生的血浆问题，许多污染很严重的企业一些职工染上严重的职业病，许多地方环境恶化问题日益触目惊心······
虽然不能说中央政府的财力下降是导致上述现象的唯一原因，但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央政府的财力下降也就意味着国家能力的下降，国家的公共管理效能必然会受到严重制约。

表三 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90年到1995年，1996年到2005年

数据来源： 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核算IMF/GFS 2003，由作者翻译成中文
(1) 中国的平均值由作者自己计算
(2) 中国与不同国家类别的差距由作者自己计算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参照表三数据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央政府财权下放是权益之计，也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无法完全避免的，在当前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笔者与王绍光先生的观点则是一致的，认为削弱中央政府的财力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无法真正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尤其在中国这样面积广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差距不断扩张、城乡差别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国家更需要有相当的财政动员能力和相当可观的财政汲取能力来缓和贫富差距和社会冲突。以削弱中央政府财权为目的的作法来达到建立“弱政府”的改革模式，极有可能形成社会矛盾严重激化、而国家却无力介入的局面。更加让人忧虑的是，尽管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惊人的，但是国家“撤退”的思维方式是非常片面偏激的，这导致过去毛时期民族国家建设阶段消除的一些负面现象现在却因为政府投入不足重新死灰复燃，比如一些已经消灭了的传染病重新出现，比如文盲率在一些地方上升，比如说部分人口群体的健康状况恶化和合作医疗的解体，这已经让我们感到非常忧虑了。表三和图一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税收汲取能力在1990年代大大低于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亚非拉三个大洲的平均水平，如果这还不引起我们警惕的话，未来10年、20年我们就会体会到国家投入不足的强烈副效应。新文盲的增加和部分人口健康状况的恶化将严重损耗人力资本的培育，从长远而言将损害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百年大业。

表四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税收收入的分配比例

数据来源： 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核算IMF/GFS 2003，由作者整理、翻译成中文
表四反映的是地方税收和中央政府税收之比，当这个比值越高、数值越大，就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权越大；当这个数值越小的时候，就表明地方税收收入越少，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越高。如果地方收入与中央收入正好相等，那就是1比1，数值为100。一般来说，在联邦体制的国家里，由于中央和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平分财权，因此这个数据会比较高。在中央制的国家里，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弱于中央，因此这个数据就会偏低。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1990年代中国的财权分配比率是地方强大、中央弱小的局面，在中国一栏里的数据高于大多数联邦制国家比如美国、德国、俄罗斯、瑞士、阿根廷、巴西和印度等国。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与地方相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比如英国、法国、荷兰、南非、泰国和肯尼亚等。唯一跟我国不分伯仲的是实行联邦制的加拿大。由此可见，按照绝大多数国家的财政分配比率来看，甚至是按照联邦制国家的标准来看，我国的财权在1990年代都是过分偏向地方了，以至于有外国学者称之为“财政联邦主义”。即使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我们看到表格中1995到1998年的数据，地方财权相对来说仍然居高不下，甚至到达122.0的高数值。地方税收汲取能力的上升是和中央政府税收汲取能力下降趋势相联系的，这在前面已经分析到。

表五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分配比例

数据来源： 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核算IMF/GFS 2002，由作者整理、翻译成中文
与政府税收收入相对应的是政府财政的支出水平。在地方对中央的财政支出水平的比较中基本呈现同财政收入水平相同的趋势，一个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越强，那么相应的财政支出力度也越大，同理，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越高，那么相应的财政支出力度也越大。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了基本相同的趋势，中国地方财政支出力度相对于中央来说是比较“强”的，相反就表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较弱。除了联邦制的加拿大以外，我国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的支出是最高的。对于这个重要的议题，中国崛起策二十三将继续讨论，这里先暂时搁置一下。
四建立强有力的现代法治国家


作者在两年前读到王绍光先生“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时深受震撼，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读了王先生的三十多篇文章和一系列英文文章，感觉到王先生对国家税收汲取能力的研究真是太重要了，对中国的发展而言可以说是太及时了。王先生在1990年代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国家能力下降的后果提出的警告今天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感觉得到很深刻的启示。笔者在写这篇崛起策的时候曾经查询了许多数据，花费了很多力气，但是把大量的数据对比起来分析的时候，我依然感觉到很震惊，有时候还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尽管1990年代已经是过去的时代，尽管我国政府和学界也越来越认同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看法，尤其是胡温新政以来，我国大大增强了国家税收汲取能力，而且要求中央政府政令贯彻实施到全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谨记1990年代的一些教训。
具体说来，就是笔者在崛起策二十里谈到的一个重要话题：中间道路的理念和避免走极端的观点。我们是从过去的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行改革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神话人类任何一种制度安排，出现某某思想、某某经济制度和某某政治制度万能的思想（请参看崛起策十三关于民主弥赛亚的讨论）。问题恰恰在这里：我们轻易地打破了国家万能和国家全能的思想，因为我们吃过计划经济和政治运动的苦头，但是很容易就跌进了市场万能和市场全能的思想。没错，市场经济是优越于计划经济，今天不会有太多的人否定这一点，但是市场经济也是有缺陷的，也会失灵，也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因此从采取市场经济到市场万能的观点看似一步之遥，但可能却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当我们在1990年代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时，我们一定要警惕市场弥赛亚的思想，认为一切都该交给市场，连医疗、教育和环保这种准公共产品都要交给市场，连社会基本的道德界限都要让位于经济发展，连国家的基本功能都无法得到实现，于是我们摆脱了一个神话，陷入了另外一个神话，其基本思维是一样的，要么好，要么坏，要么左，要么右，从国家神话走入市场神话过程中我们忽略了国家的重要作用，忽略了国家的基本职能建设，忽略了国家提供的秩序是我们日常生活安宁的最大保障，忽略了国家是最重要的人权保护组织，忽略了国家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一些社会学科知识分子的声音，他们人数不多，却大声疾呼要注意国家能力建设，要注意财政汲取能力的建设，要注意国家撤退可能带来的危险局面。正是有了这样的观点和声音，国家的政策才会出现一次次调整和改进。
我认为，今天中国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管理国家和强有力的法治国家。这样的观点受到王绍光先生“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观点的启发，但是却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这样的调整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字游戏，而是一种价值观的定位。我认为，当今中国在面临从第二个现代化阶段向功能分化的制度建设阶段过渡的历程中，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样的“强”政府并不是过去集权或是极权意义上的强政府，而是必须与后面的目标“现代管理”、“法治”结合起来理解。政府必须界定自己的权力，不能滥用权力，政府的权力是在法律之下的遵守市场、国家和社会界限的、尊重公民权的强政府。事实上，真正界定了政府的合法权力和法治国家原则，政府在民众心目中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政府。苏联式的极权政府看上去很强，管得很宽很广，但是管得宽并不意味管得好、管得有效率，反而有可能把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管得死死的，最终失去了国家的权威，这样的政府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强政府，这样的政府缺乏真正法治意义下的国家权威以及国家与民众的相互融为一体。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有秩序、有规范的国家，而绝不应该是一个混乱的、无规则的、无政府主义的国家。现代法治国家下的“强”政府强在哪里？不是强在对公民权的限制和侵犯，也不是强在对经济的一丝一毫的计划，而是强在现代的管理效能、完善的国家行政机构、全面的管理、统计和数字化体系、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强大的社会分配体系、强有力的税收汲取能力、有效的税收转移分配、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公共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现代法治国家更强在廉洁的行政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系统高效能的功能分化。强有力的现代国家要求国家退出自己不该直接干涉的领域（比如公民社会和民众生活），但是却要求在更多领域加强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对于国家的基本职能（比如国防、基础设施、公共秩序、社会保障）国家不仅不能退出，相反，还应该加强国家这些基本功能的建设。中央政府不仅不应该从医疗、教育、环保和社会保险等议题上撤退，相反，应该更多承担起介入的责任，加大中央政府的现代管理职能，发挥中央政府独一无二的社会分配效能。以削弱国家和中央政府权威为目标的改革是不可取的，国家和政府从公共政策上撤退更是不可取的，这不仅无助于解决当前国家面临的大量社会问题，而且可能会引起政府效能严重衰退的的危险局面。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法治国家，一个强有力的法治环境下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不仅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国内社会经济条件，更可以在诡谲多变的全球化格局中保持有力的财政和金融调控，防止国际金融投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而从财政收入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财政税收汲取能力的国家，没有强有力的税收汲取能力，一个国家很难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没有了国家岁入和财政能力的话，那么国家的基本职能和公共职能必然会严重萎缩。如果一个国家因为税收不足到连监狱、法庭、警察和军队都完全私有化了，连军人都去作生意、开公司，完全按照赢利标准去经营，那么这个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都没有办法保证，那么谁敢去这样的国家工作，谁敢去这样的国家投资？所以税收能力是攸关国家存亡的最基本能力，必须得到重视和加强。一个能够征到很多税收的国家未必一定是个良好治理的国家，但是一个不具备基本财政汲取能力的国家一定不会是个良好运作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有了税收后，怎么用、怎么分配，在这样的问题上可以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机制，但是一个不具备征收税收能力的国家，根本征不到税，那么一切的一切都谈不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从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失误中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在遵守宪法的基础上，在法治的范围内，在遵守公民权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中央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果过去我们由于思想观念的偏差产生过“国家退出”和“国家能力”下降的现象的话，那么今天紧迫的任务就是重建国家能力，重建中央政府的治理效能，重新提升中央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这绝不是意味着倒退到过去的计划经济和政治集权，而只是在界定一个现代化社会中，哪些效能应该是国家的基本任务，哪些产品应该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哪些职能是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只有当国家和中央政府完成了宪法范围内应该完成的任务时，我们才能发展更好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促进中国长时间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将中国的经济奇迹顺利延续下去，以赢来我们万众期待的中国大国复兴和大国崛起的到来。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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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二十三：析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中国家的责任


1．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与事权

发展社会福利，建立公共服务体系，重建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和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公共基础教育系统，在过去几年逐渐成为主流声音。过去单纯的经济第一的政策逐渐被可持续发展模式所取代，过去的“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政策逐渐被“效率＋公平”的并重模式所取代，过去的GDP中心主义模式逐渐被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协调发展的模式所取代。当然，是否能够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系统，是否能够真正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还有待于时间的验证，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先行是决策改变的前提，没有理念的变化就很难有实际行动和政策实践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的确比10年前和20年前的中国进步了很多。
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公共产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情况也非常复杂，其中有财政、经济、思想观念、税收制度和人口结构等不同领域的问题，思想观念问题中国崛起策系列已经多次谈及，关于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系统对于中国现代化大业的重要意义，笔者也已经多次谈及，这里不再论述，而国内的总体气氛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也有利于推动福利制度的建立。经济方面中国年年的高速增长也为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综合实力，从这方面看似乎也不存在着大的障碍。从税收角度来看则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在上一策已经谈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分权制和财权下放，使得中国在1990年代税收汲取能力急剧下降，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也大幅度下降，以至于到199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情况进入了警戒线，不是国家收税太多，而是国家岁入太少，甚至进入了比较危险的境地。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收汲取能力的双双下降导致国家必须举债来完成一些国家的基本任务，于是财政赤字比例节节上升。另外一方面，1990年代是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但是也是国家撤退的一个时代，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反映到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总体能力中，相反由于税收能力的下降，国家入库的收入不够，国家没有钱，自然无法完成和负担公共医疗、教育系统，也无法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系统，于是国家在公共领域出现了制度性撤退的状态，许多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制度性真空的局面。经济的确实现了高增长，但是代价却是沉重的，不仅许多社会公共领域出现了严重投入不足的现象，而且国家整体的调控能力随着财政收入的递减而下降。
1994年后中央采取了有力度的改革，实行了分税制，国家整体税收汲取能力开始出现年年上涨的势头，在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分配中逐渐出现了财权回归中央的趋势。整体的发展令人鼓舞，中国从1990年代初期财政意义上的“弱国家”逐渐变成一个“强国家”，中央政府也逐渐由一个财政意义上的“弱”中央政府逐渐变成一个“强”中央政府。2006年我国税收收入保持了增长势头，但是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依然偏低，其比例为18％，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过渡经济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三个百分点。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的政府逐渐变成一个“强”政府了呢？这是从相对意义上来看的，一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庞大，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购买力计算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每年财政收入按百分比的增长带来的收入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过渡经济国家。这里充分体现了大国好办事的优势，大国税入的增长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投入能力，可以迅速改变一国基本面貌。看看这两年中国完成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就明白了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意义。青藏高原铁路的通车、三峡工程的完成如果是在1980年代的话一定会举国庆祝，但是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是这平静以待的后面反映的是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上升。二是尽管中国财政汲取能力按比例来看仍然不能算太高，但是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税收水平正在逐年上升，逐步回归到正常国家的区间，开始由弱变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已经逐渐走出误区，在发展趋势上而言开始成为一个财政能力逐步变强的国家。
从财政角度来看，国家逐步具有了更大地进行社会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能力，也逐步具备了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能力。但是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也带来了新问题。1980到1990年代初期财权下放到地方后，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也随之下放到了地方。从整体而言，国家的公共投入是不足的，从财权和事权分配的角度来看，既然财权下放到地方，那么许多社会公共职能和社会服务建设的权限也相应地下放到地方，尤其医疗和教育主要成为地方政府的责任。1994年分税制后财权逐步上解到中央，但是事权和财权并没有统一起来，其结果是中央的税收收入增加了，但是并没有大幅度承担公共福利产品的生产。地方的税收收入下降了，但是该完成的任务依然停留在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统一导致地方政府逐渐陷入了困境，收入少了，但是事情却要完成，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预算外收入的方式，增加了各种“费用”的名目，通过征收各个地方政府自行设立的、名目繁多的“费”用地方政府试图完成大量的政府职能。“费”是税的别称，只不过税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一般是全国范围内征收的，而许多不同种类的“费”却是由地方政府自行确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不如税来得高。各种名目、五花八门的城市内的“费”用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的矛盾，民众的不满很强烈。但是客观公正地分析，地方官员有他们的难处和不易。我们常常谈到的地方政府贪污腐败、滥用权力、乱收乱罚等，这些现象在基层的确是存在的，毕竟在权力监督机制和制衡机制不完善的地方，社会作为一个独立博弈力量被限制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这倒不是专门针对地方官员，而是针对普遍的人性而言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往往忽视了，地方政府也是国家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基层动员力量和基层建设力量，没有地方官员的努力，许多国家的基本职能如经济发展、人口政策、计划生育、征收粮油、征兵、征税、教育、社会管理、统计和公共服务等都无法完成，在财政拮据、税收逐渐上解中央的情况下，许多社会福利项目却依然是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任务，地方政的财政支出可以说是举步为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90年代在企业合理化和科学管理的浪潮中，大量职工下岗，但是相应的失业保险和再就业培训机制却没有在全国完全建立，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下岗工人的生活费用，并且要安排大量工人的再就业。这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而言都是很沉重的任务。因此地方的问题不仅是法治制度建设和民主监督的问题，也存在着一个基本制度设计的问题。如果制度安排中有不合理的因素，那就很难遏制地方存在的大量问题。具体而言，如何确定什么是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什么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什么是双方应该共同承担的职能，双方在共同承担的领域应该投入多少、中央和地方的份额应该是多少，都应该逐步明晰化、确切化和制度化，可以经由专家学者论证研究后进行科学的量化分配。如果一级政府要完成过多的任务和职能，但是财政权力却大幅度上递，那么征收额外名目的费用几乎成为地方政府唯一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中央地方之间权限职能的分配是有问题的，有时候也是非常含混的，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必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率，影响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
具体说来，中央政府具有一些基本职能，比如说主权、国防、军队、警察、法院、外交、银行、交通和能源等是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范围，很少有国家会把国防权力和外交权力交给地方政府，因为这些权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让渡的权力，如果这些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和其它集团的话，国家很可能就会面临分裂和解体的危险。因此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基本能力在于维持一个国家全境范围内所有地区和所有集团的利益，而不能只满足一个区域的利益。中央政府还应该完成的基本职能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分配，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以缩减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个省分、城乡、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中央政府宛如一家之长，而各个地区则是不同的子女，当有的子女发育成长得很快、有的子女体弱多病时，家长自然应该多照顾一下弱小的孩子；当有的子女出门作生意成了百万富翁，而有的子女却是收入微薄、入不敷出的时候，作家长的自然应该多照顾一下贫穷的子女。中央政府这个家长进行的转移支付是至关重要的，各个省分不会投入太多去照顾其它省分，就好像子女们主要是靠自己发展一样，但是中央政府必须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不能让各个省分的差距拉得太大。中央政府必须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之高度来谋划民族的长远发展，而地方政府的重点则在于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发展。因此凡是事关全局、关系到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和整体局面的政策，中央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通过转移支付和社会再分配缩小各地区的差距是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中央政府不去完成，其它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会去完成这个任务，不能期待广东每年投入多少到甘肃，广东有广东的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收入加强对西北、西南和东北的投入，这是中央政府的职能范围。在社会福利领域，应该说公共服务设施也是事关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育了一国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培育带来的效应也是全国性的，而不仅仅是区域性的，因为其带来的可持续发展将使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受益，因此，从基础性质来看，社会福利制度、公共社会服务和教育事业应该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应当承担这样的带有全局性的、全国性的、事关整体利益的基础任务。但是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却往往是很复杂的。
2．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角色

虽然从基础性质来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带有全国公益性质的公共产品，但是在实践中它们却必须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提供的服务系统。很简单，教育是带有全局性的公益产品，但是校舍的修建、义务教育的促进、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等都是具体落实在每个城市、乡村和每个地区的，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和介入，这样复杂的公共项目中央政府是不可能单独完成的。面面俱到的基本任务往往是落实到各个城市、城区、社区和乡村的。医疗是同样的道理，其基础性质决定其应该是全国性公共产品，是社会的基础服务产品，中央政府负有责任。但是具体落实到医院的修建、设备的改善、防止传染疾病、青少年接种防疫、疾病康复、基础设施的投入等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与介入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确切的讲，对大多数公共产品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负有责任，中央和地方是一种合作关系。但是在合作关系中必须明确双方的基本责任和职能范围，合作并不意味着双方互相推诿或是双方一起退出这些公共领域。就社会保障的基础性质而言，无疑其应该属于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的的全局性公益产品。从某种角度来说，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对于一个城市地方政府而言，也许不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为这些领域并不能带来直接的创收和经济效益，不能为地方官员带来立即的政绩和荣誉，相反却要求投入很多资金在其中，如果没有远见而只考虑到GDP增长的话，一个地方官员是缺乏强烈的动因去大力投入公共福利的。同样，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社会保障要求企业主和雇员共同缴纳医疗、工伤、养老和失业的保费，这意味着附加成本的上升，企业主必须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如果一个国家法治完善，所有的企业都强制参加社会保险，那么大家竞争条件是相同的，因此社会保障费用并不会带来特别的困扰，但是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社会保障立法不完善、或是立了法大家也不遵守的环境中，那么逆向淘汰的机制就开始发挥作用。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一个主动参加社会保障的企业，因为缴纳了附加的社会保障费用导致成本上升，而不加入社会保障的企业却可以人为地维持低附加费用，从而不公平地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于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反而被制度惩罚，不加入社会保障制度的却反而逆向得到奖赏。天长日久，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退出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不能指望一个地区的政府和一个企业能有全局性的眼光，去发展公共服务设施，那是强人所难，毕竟一个地区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是地区经济发展，一个企业主考虑的是企业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获利。要一个企业家考虑涉及全国利益的社会公共产品是不现实的。这里就体现出中央政府在社会公共产品生产中不可缺乏和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真正从国家全局性的角度长远来看待一个国家的问题，促进一国长远的利益。尽管各个现代化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纷繁复杂、各不相同，而且各个国家由于行政体制的不同（联邦制，单一制），导致中央和地方对社会福利投入的比例相差甚大，但是中央政府在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却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构建的任务。
一．国家通过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权威，基本立法细化到各个社会保障制度领域。比如说联邦德国的社会法典包含了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失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护理保险法等。每部法典都有详细的、精确的、规范的叙述，并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细节。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法律基本都是全国性立法，每个企业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就业人员都必须参加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意味着，不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违法。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立法树立了社会保障的权威。
二．尽管各个西方国家也因为历史发展的路径不同和文化传统相异，形成了各个群体参加不同的保险类别（比如公务员、职员和工人往往有本职业群体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由于参加社会保险是法律义务，因此社会保险的覆盖率非常高，常常是涵盖大部分甚至全体就业人员。这就有力地杜绝了一些企业逃离和退出社会保险制度带来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局面。
三．国家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社会福利框架。由于社会保险项目中大多数是由雇主和雇员支付保费，国家并不一定直接承担社会保障费用的管理和运营。但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公益性、非盈利性产品，因此在出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财政缺口的时候，国家有义务运用财政收入填补缺口。因此确切的说，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分担投入的机制。
四．在多数西方国家，社会保障费用的统筹共济层次到达了国家一层，形成了真正的全国性社会保障的局面。统筹共济意味着在多大的范围内社保基金可以共同积累运营，形成以盈余补缺口的团结互济的局面。比如说两个人参加医疗保险，那么统筹共济的水平就很低，要么两个人都很健康，相安无事。一旦一个人得了重病，那么两个人交的保费就完全不够了，形成亏损的局面。如果是10个人参加保险，那么保险功能要高于两个人，但是其保险系数依然很低。如果一个区或是城市的社保基金能够一起统筹共济，那么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又高于一群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所缴纳的社保基金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互相调节和统筹共济，那么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是最高的，也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社会再分配、社保资金调节和以有余补不足的局面。
如果从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差距显然是非常巨大的。一是社会保障立法不完善，立法层次的位阶很低。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非常滞后，但是区域性、地方性的条例、规则、意见和通知很多。立法层次不高，缺乏完备的社会法典，地方在社会保障上取得的准立法权限，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不像是一个全国性制度，反而像是个地方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性不高。二是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尽管在劳动法中也原则性规定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必须参加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没有具体规定对不参与社保的企业惩罚和制裁的措施。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界定，在事实层面，各个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都可以随意决定是否参加社会保障。最后结果是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没有加入社会保险制度。三是社会保障资金统筹共济的层次非常低。比如养老金的统筹层次大多停留在县市区一级，多数地方连省级统筹共济都达不到，更不要说全国意义上的资金统筹了。低统筹共济水平对一些重工业区、老工业区和退休老工人很多的地区（比如说东北的一些地区和城市）非常不利，因为这些地区破产企业很多，退休人员很多，年轻人又大量离开本区域到其它沿海城市谋职。由于支付的退休金多，再加上人口结构原因和经济效益原因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却比较少，许多城市的养老基金积累很少、甚至是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但是在一些经济效益好、人口结构又年轻、退休工人少的沿海城市比如深圳，养老金的积累很高，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低水平的社保基金统筹共济加剧了地区不平等，削弱了国家团结互助和社会分配功能，并且容易形成贫困区域更加贫困、富裕区域更加富裕的逆向分配的局面。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个基本制度统一的、覆盖全国任何角落和各个就业群体的、有明确法律规范的、统筹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会凭空产生，其建设和发展取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以国家意志介入社会福利等公共领域，发挥国家独一无二的团结分配功能。
3．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投入的国际比较

刚才谈到了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历程中的重要作用。这里开始用数据来比较各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医疗和教育的投资比例。由于各个国家国情、行政体制和传统文化的不同，教育和医疗的权限分配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在单一制国家中，教育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在有的国家则是中央政府占主导地位。在联邦制国家中，教育权限更多地下放到州政府和联邦体制下的各邦国手中（相当于中国省一级行政单位）。通过表一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分析各国教育支出的分配比例。

表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教育支出比例（百分比）

数据来源：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核算IMF/GFS2003，由作者整理、翻译成中文

表一所显示的是各国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对教育支出的比例，表中的数字是百分比。当这个数值越高时，就表示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越大，而中央政府对教育投入相应的就越少，当数值越低时，就表示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越少，而中央政府投入则越高。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单一制国家一般将教育权限集中在中央政府，因此法国、荷兰和爱尔兰等国家地方政府对教育支出比例较小，荷兰和爱尔兰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只占中央的四分之一强，而英国的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则是中央政府的两倍到四倍多。在实行联邦制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德国、瑞士和加拿大一般将教育权限下放到州一级政府，美国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中央的15倍到20倍强，加拿大的比率也比较高，而德国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教育支出最高达到36倍强。在东欧过渡经济国家中，教育的权限不尽相同，罗马尼亚主要集中在中央，保加利亚则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较高，俄罗斯是联邦制国家，其地方教育支出也相对较高。而发展中国家里，除了联邦制的印度地方教育支出较高以外，在其它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只占中央的一半，而巴拉圭、肯尼亚和泰国则令人惊讶地完全把教育支出垄断在中央政府手里。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偏偏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对教育支出占据绝对优势，因为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虽然某些联邦制国家将教育权限下放，但是其法律界限和职能界限是明确的，财权和事权是对称的，只要是法治国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严格遵守法律，教育权限在谁手中就不是一个重大问题了。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多数国家还远远不是法治国家，如果教育权限大幅度下放，很可能出现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职能不彰、财权事权不对称的局面，这时候教育权限的下放恐怕就不会像工业化国家那样运行良好了，相反可能让教育成为两不管的境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不管教育，最后教育被迫推向市场，结果是教育从一个公共产品退化为一个单纯的市场商品。因此在教育这样事关一个民族百年大计、民族整体素质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性公共产品上，是来不得半点疏忽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和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和关注是必不可少的，既然肯尼亚、泰国和巴拉圭政府都可以这样有战略远见去加强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既然中国儒家文化中历来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既然毛时期中国在非常贫困落后的条件下都能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大众基础教育体系，我们今天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建立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基础教育系统。从1990年代中国的数据来看，我们对教育投入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比例显示中国教育体制出现了联邦制国家的特征，地方政府投入的比例甚至高过联邦制的瑞士、俄罗斯和印度，这也相应的表明，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处于低位运行的水平。在19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大幅度下降后，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无钱投入到教育中去，而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加大了税收汲取能力，但是在1990年代后半期对教育的投入并没有明显增加，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是中央的10到12倍。考虑到中国并不是联邦制国家，这样高的比例的确是偏离常态的。由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教育权限完全下放不会简单地出现许多联邦制国家结构下的各个地区因地制宜的教育制度，相反可能出现的是职能边界模糊的局面，教育成为无人问津的一项基础设施，最终结果只能是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各级学校靠学生的学费和杂费来补不足。于是在1990年代，许多乱收费的现象和穷人小孩考上大学却念不起书的社会问题频频发生。

表二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医疗支出比例（百分比）

数据来源：节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核算IMF/GFS2003，由作者整理、翻译成中文

由对医疗体系的投入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医疗公共服务的权限界定在中央政府的职能上，英国地方对中央的医疗支出比例为零，这表示英国完全由中央政府来完成对全国公共医疗体系的投入。在法国、荷兰和奥地利，中央政府对医疗体系的投入完全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在联邦制的美国、德国和瑞士，地方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也不及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支出占明显优势地位。只有丹麦是一个例外，由于丹麦是个国土面积很小、人口较少的国家，这样的投入比例跟其它国家没有太大的可比性。联邦制国家中，只有加拿大在医疗系统上表现出较强的“医疗联邦主义”的特色，其地方政府对健康医疗的投入在1990年代初是中央的5到6倍，之后则迅速增加到45倍，在1990年代末期则下降到37倍。其它联邦制国家如印度和俄罗斯等，其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要高于中央政府，印度地方政府的支出是中央的两到三倍，而俄罗斯是五到九倍左右，南非地方医疗支出的比例一度也很高。而巴拉圭、印尼、泰国和肯尼亚则出现了中央政府对健康医疗支出明显占优势的局面。同教育相比，更多国家将健康医疗界定为中央政府的职能，这不是偶然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基础，而医疗则是一个国家国民健康水平重要的保障。这样的产品是全局性的、全国性的战略公共产品，除了一些特例和联邦制国家以外，多数国家把医疗定义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医疗体系的完善也是百年大计，公共卫生是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产品。医疗和教育两种公共产品最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和人文发展指数。通过国家比较来看，中国在医疗产品财政分配模式上，比教育制度更加令人担忧，我国在1995到1999年度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上，地方分别是中央的27倍、29倍、31倍、28倍和23倍。这样的比率远远高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也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高于多数联邦制国家，只是与加拿大处于类似的水平。考虑到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不是联邦制度架构下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和职能范围并不是完全依靠法律来明确界定，中央将医疗权限大幅度下放到地方，就会产生医疗公共产品严重缺乏和供给不足的局面，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局也会因此越发明显。中央大幅度削弱医疗投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的局面。最后结果是富裕地区拥有比较好的医疗条件，贫困地区医疗设施严重不足和退化，高收入阶层的民众可以持币到市场上购买高质量的医疗“商品”，而低收入阶层则无力支付迅速上涨的、商品化的医疗产品。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医疗公共产品的投入是非常必要的，其分配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中则是非常紧迫的。

表三 地方政府相较于中央政府支出比例的国际排名，1990年至2002年

数据来源：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UNPAN，由作者翻译成中文

表三显示的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例最高的前十名国家，在总计核算的政府财政支出中，中国仅次于联邦体制的加拿大，高居世界第二。事实上，只有加拿大、中国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三国的地方财政总支出高于中央。在医疗健康支出项目中，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排名世界第一，也就是说1990年代中国是地方政府对医疗投入最高的国家，反之也是世界上中央政府对医疗投入比例最少的国家，教育我国排名世界第四，也是属于地方教育支出比例非常高的国家。在地方对中央的税收汲取的比例上，1990年代中国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小国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在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列入的十国中，除了小国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不具有可比性以外，大多数国家是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德国、加拿大、印度、瑞士等等。实行单一制的中国在各项地方对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的排名中都位居世界前列，这的确表明了中央政府不仅应该加强财政汲取能力，更应该逐步加强对医疗、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中央政府对医疗和教育的低投入比例不仅跟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不相符合，甚至大大超过许多联邦制国家，这显示，1990年代中国在分权制和财权、事权下放方面走得太远太远，社会公共产品在中国经济极大繁荣的年代出现了不对称的缺口。

表四 根据职能划分的中央政府财政支出，1990年至2002年（占中央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UNPAN，由作者翻译成中文
中国部分由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数据计算

从表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分析中国国家功能在1990年代在哪些方面是不足的。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组织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也把国家的功能划分为传统功能和现代功能。国家的古典功能包括一般的行政、公共秩序、社会治安和国防等，任何国家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就是这些古典职能必须得到保障。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大大扩张了国家的现代管理功能，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不再被单纯看作是家庭和慈善组织的任务，国家也不将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推向市场，因为这些产品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功能。国家的古典功能和现代功能决定了现代化国家一定是个法治基础下的强国家（见中国崛起策二十二），现代国家的管制范围不断扩大，组织并提供全面的公共产品，建立全面广泛的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建立覆盖全国各个职业阶层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投入的比重来看（分别为中央政府总支出的7.8、10.9、42.0个百分点），三个项目加起来占了中央政府支出的60.7个百分点。也就是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平均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三投入到公共服务设施和公益产品领域，这清楚地显示了，现代化国家是具有强大管理能力的国家，也是一个公共服务型的国家，更是一个人性化、人道化和文明化的国家。这些数据也证明了作者一再提到的，一个国家越是迈向现代化，越是走向市场经济，就越应该相应地扩大国家的现代管理功能，而恰恰不应该去削弱国家的能力。在第二世界的过渡经济国家，其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投入也合计超过50％，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三项投入的比例也达到中央政府平均支出的38％。对比中国中央政府在1990年代对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三项的投入，其比例明显偏低的，三项投入加起来只占三个百分点强，这样的比例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过渡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亚美拉各洲国家（非洲国家三项支出为中央政府支出的32％，亚洲为34％，拉美为49％）的平均水平。中央政府对社会领域投入如此之低，跟中国1990年代税制有关，当然更与当时“一切向钱看”和市场神话主流思想的流行有关。看看这些数据就明白了中国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和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紧迫性。如果说经济上中国取得举世称羡的经济奇迹的话，那么社会领域却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国家制度性撤退的局面。经济上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普遍把中国看作是第二世界国家（或者称为过渡经济国家），而在社会福利和教育领域，国家投入水平恐怕还要远远落在第三世界国家后面，这不仅跟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身份不相符合，也跟崛起中的世界强国身份不相符合，也一定会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因为一个经济如此成功的国家对社会服务投入如此之低，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在当前国内整体舆论转向支持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关注弱势群体的的新环境中，在胡温新政大规模加强对社会领域的投入中，我们最终赢来了新的历史契机，去摘掉中国头上“社会福利和教育后进国家”这顶沉重的帽子。
4．总结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有学者就政府行政效率的改革用“小政府，大社会”的论述模式来表述改革的方向，市场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用“小政府，大市场”来表述改革之路，事实上无论是“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小政府，大市场”的提法都是有问题的，一个国家越是迈向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越是需要加强国家的现代管理功能。如果说“小政府”针对的是过去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缺乏活力的集中政治体制的话，那么小政府的提法是具有部分合理性的，毕竟一个国家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经济领域的合理化和理性化进程。但是如果把小政府等同于削弱国家，要求国家只管经济，只讲经济活力，而放弃国家其它基本管理功能的话，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一个国家不实现自己的基本职能，不建立强大的现代管理效能，也不承担基本的公共产品的组织与生产，或者是从基本职能领域里撤退出去，那就会形成国家严重失灵、社会公益产品严重不足、人民痛苦指数上升、国家长远竞争力被严重损害的问题，最终损害的是经济合理化和理性化本身。
我国的改革进程是从过去高度集权的中央指令性经济脱胎而来，过去的一些教训让我们觉得非产深刻，因此“小政府”的提法非常容易得到肯定，分权制、权力下放和非中央化往往被视为改革的灵丹妙药，以求取得经济发展巨大的活力。分权制本身的大方向应该说是符合经济理性化的潮流的，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把问题具体化，而不是把问题绝对化或是僵化教条地理解。具体而言，哪个领域应该分权，哪个领域应该集权，哪个领域权力应该下放，哪个领域则权力应该留在中央，哪个领域的职能可以交给地方，哪个领域的职能可以交给市场，哪个领域应该是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范围，哪个领域的职能却是中央最基本的职能，是绝对不可让度和不可下放的，这些重大改革议题都必须通过跨学科的专家知识清楚、明白地界定。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简单地谈“集权”、“分权”、“小政府”、“大政府”、“中央化”、“地区化”，而不谈在什么方面我们应该分权、集权，什么权限应该上交、下放的话，那我们就容易吃大亏。改革后的经验表明了，我们把应该下放的一些权力下放了，比如企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权等等，但是另外一些中央政府负有基本责任的一些基本职能权限比如财政税收权力也下放了，于是国家逐渐从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环境保护这样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中撤离出去了。这样的“小”政府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从追求经济合理化和理性化出发，但是走了极端，最终结果反而是变得不合理和不理性了。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但是社会问题、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成倍地增加。一些负面效果将在未来一段时间不断地显现。应该说这里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也让人觉得非常痛心。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国家面临一些基本管理领域重建的重大问题，中央政府应当持续提高税收汲取能力，应该从撤退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基础项目重新回归，应当加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社会再分配的团结功能，应该实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以为地方政府卸除压力，应该大大增加中央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支出，逐步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看齐。
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应该横向界定一些社会基本系统的权力界限，比如说在基本制度层面应该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应该界定各个社会基本功能系统如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科学等系统的基本界限，另外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还应该界定立法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基本界限。除了横向界定权力界限和基本职能范围以外，纵向也应该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本界限。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内部，如何科学地用行政手段和现代法治来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基本权限和职能范围，如何界定双方管理范围的交界界面和各自的基本领域，如何在中国的环境里利用我国的历史发展路径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来为中国服务，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事关中国的基本行政效率，更是关系到国家现代管理能力提高的重大课题。这个议题将在下一策进行探讨。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7年5月17日

Anti-Party

大国崛起与时代潮流 - 中国崛起策副篇一


最近央视播出的系列政论《大国崛起》引起了全球华人的关注, 不仅国内的知名学者纷纷出面评论, 网上热评如潮, 就连海外的中国人也纷纷讨论《大国崛起》一片。鉴于大家对本片的讨论已经非常深入和充分了, 我只想从一个侧面来谈谈看完本片后的感受。
我觉得本片表现出的内涵和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大国崛起》体现了一种认知层次上的巨大进步。首先，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原因, 我们对世界历史的一些认识是比较模糊和片面的, 西方自13、14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化的历史我们大多是从负面角度去解读的, 比如说殖民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的罪恶等等。《大国崛起》一片没有忽略这些史实，但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平面的层次上，而是肯定了地理大发现和探索世界的精神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这是认知层次的一大进步。大国崛起的第一集中当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结束后18位幸存者在教堂里悼念死去的勇士，电视片里用了这么一句话：“18盏烛光是那么微弱，但它照亮的却是人类文明的进程。”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观者的心。其二，正如许多评论和观察指出的一样，《大国崛起》中体现了中国和平崛起后中国人的自信和一种大国的气度。我们过去一谈到近代史时认知就基本停留在列强如何侵略和欺负中国这一个范围内，而忽略了去探索中国为什么落后，特别是忽略了细致地去研究为什么西方诸强和日本一步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强国。往事不可忘，因其可为后事之师。牢记中华民族悲惨的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但是一个拥有世界抱负、要成为世界强国的民族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每天沉浸在过去历史的苦痛中，而应该在新时代树立大国的雄心和信心，树立起大国的气度，勇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这才是正道。其三，我们过去对中国近代的落后大多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和军事落后于西方，满清王朝的腐败等比较平面浅显的角度去反省的。而《大国崛起》中体现的认知层次上的飞跃进步是真正认识到制度落后也是一个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崛起不仅是外部力量的展示和国力的雄壮，更在于内部拥有良好的制度。我想，许多观众都会对英国崛起的那两集印象特别深刻，不光是英国工业革命让人惊叹，更重要的在于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限定君主王权、界定政府权限、尊重民权和建立议会的国家。英国更是历史上第一个渐进改革的典范，通过兵不血刃的手段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大国崛起》充分肯定了英国建立良好的防止政府滥用权利的机制是英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并提到：“在几百年的时间当中，王权和民权之间的这种斗争啊，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抗争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世界”，“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标志着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岛国永远地结束了”，“但是英国，这个地处边缘的小国，却在历史性的转变中抢占了先机，已经率先到达现代文明的入口处，即将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世界的中心。在下两个世纪里，它将傲视全球。”笔者看到这几段时，内心的激动之情是难以言表的，这清楚表明了我们已经认识到建立良好的制度、尊重公民的权利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通过央视的《大国崛起》和现代媒体宣扬这些进步理念，让亿万普通民众受到了理性民主思想和民权思想的洗礼，这已经胜过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文章，等于是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启蒙思想教育。壮哉，《大国崛起》！其四，《大国崛起》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有志于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和成功经验的豪情壮志，更体现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了解西方国家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公民权制度、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科技创新制度、环保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成为世界强国的历程，但是也不盲目崇拜其中的某一部分，比如不会片面地认为采取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制度建设是综合的、全方位的、立体的，而不能采取泛民主的简化方式，而且中国的内部体制改革也应当遵循循序渐进和理性和谐的原则。相较于1980年代的政论片，今天《大国崛起》的视角更加多元、立体和全面，更加与时俱进，更加高屋建翎，视野也更加开阔宏伟，也更加理性。学习西方，却不盲目崇拜西方；推崇民主，却不盲目迷信民主；既学习又创新，既吸收又结合中国国情，今天中国人认识世界真的是更加理性平和了，这就是大国气度！
如果《大国崛起》能代表中国学界的一种共识，能代表中国政治家的观点，能代表越来越多普通中国人的观点，那我们就能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深意和时代潮流。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时代潮流呢？我想是否可以归结为，中国的民族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重新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力量是时代潮流；内部健全体制，尊重普通公民权利，关心弱势群体，建立福利国家，也是时代潮流；和平、理性、温和地在宪政体制范围内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界定政府权限，防止滥用权力，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和法治国家也是时代潮流。《大国崛起》一片的出现本身就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和政界认知层次的巨大进步，反映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大国抱负，反映出中国人强国之梦的民族雄心，一个不想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是不会如此渴望、如此孜孜不倦地去了解世界各大国兴衰的历史的，一个没有强烈上进心的民族是不会以如此博大的胸怀去细致地了解和研究世界的。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干的水手，安逸的生活显不出时代的伟大，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急剧上升的时代，我们就如同站在一个壮丽的历史舞台上，而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大戏正在缓缓拉开序幕，能不能把这出戏演得精彩和成功，重现中华民族的盛世辉煌，完全依靠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而这其中，建立良好的和健全的政治制度，将是我们成功之关键。制度者，不因人兴，不因人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保障，是为万世开太平的根本基础。制度良好则中国强大，制度不健全则中国难以稳定，《大国崛起》反映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稳步启动了。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2月15日

Anti-Party

中国崛起策副篇二：1949 - 1976，新中国的二十七年


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相当有分歧的，持有肯定态度立场的和持有否定态度立场的国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列出非常多的例子。肯定者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在极其落后贫困的条件下依靠自主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两弹一星，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让中国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里走出了独立的道路，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否定者则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他们认为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与世界主流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不仅没有取得实质制度上的进步，反而走向了倒退；一场场惨烈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批判大会带来的政治迫害让中国知识分子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非常苦闷的时期，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祸让中国知识界和精英界受到极大的摧毁，国家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对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和对毛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种评价的相关性。对毛的评价也出现严重两级分歧的特点，从左派眼中的“古今完人”、“中国五千年历史最伟大的英雄”到右派对毛的彻底否定，这两种评价差距之远，常常令人感到吃惊，并怀疑大家是否在谈论同一位政治家。200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媒体利用华人作家张戎关于毛的长篇传记重新掀起评价毛的热潮，这样，一个在中国早就不成为话题的话题在毛去世近三十年后又被热炒。只是这一次西方媒体出奇的一致，对毛的形象采取了近乎妖魔化的报道，对于毛的评价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正面的肯定，而只是负面的批判。
哪一个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哪一个毛才是真正的毛？如果一个局外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突然同时读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定会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我想，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说清楚哪种观点是合理的。我们谨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三七开”的评价标准，认为新中国成就是主要的，失误是严重的，对毛的评价也紧循这种模式，从而摆脱了可能的政治争论，但是大家心里的疑惑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事实上在国内读到关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许多传记和历史分析时，我们感到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评价恐怕是五五开更恰当，也就是毁誉参半，功过各占百分之五十。而立场完全相异的国人，无论对过去的历史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无论处于左中右的立场，恐怕大家都不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也能感到这种巨大的差异，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国策怎么评价，大家的生活形态都远远不同于1976年之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不再使用粮票、肉票、布票，我们不再排着长队去领取单位分发的肉类制品，而是到自由市场或是现代化的超市里去购物；我们也不再依靠单位的证明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差，而是可以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旅游和工作，只要有经济实力，我们还可以去国外旅游；当然，今天的国人再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旱涝保收，无论干多少活都挣到相同的、但却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今天的国人都必须发奋努力、全力打拼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无论今天身处何种阶层，大家对压力的感觉都是明显和真实的。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人民生活方面巨大的差距，也让民众在模模糊糊中很难说清楚建国头二十七年和今天的岁月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结的地方，或者这两个阶段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不同时期，如同水与火一样，选择一样就意味着否定另外一样？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1949到1976这段历史时期？
也许，当历史的车轮前行到那么一天，过去的历史已不再被个人的恩怨好恶、不再被个人的经历所完全影响的时候；当过去的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和血雨腥风逐渐沉淀为理性客观的分析的时候；当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未来的史学家也许会写下这样的评价：1949年到1976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重要的阶段，中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任务；通过特殊的政治动员的方式和土地改革让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距离现代化的构建还依然非常遥远。
也许历史的最终评价是精炼而又简洁的，但是这却最能反映出实质。回到1911年的中国, 皇权帝制下的中国建立了前现代化时期跟其它古文明相比最有效能的统治方式，中国各个王朝的皇帝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其间中国发展出来的儒家官僚阶层体系、实现人才流动的科举考试体制和一套帝国管理体系下的刑罚制度，让中国走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前列。但是正如崛起策二十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具有一个形式上至高无上的天子，具有庞大有序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儒家官僚体系，具有直到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国家的权力却主要限制于县城以上的城市构成的点线联结上。在帝国广大的平面地区，统治着绝大部分居民的并不是中央的天子和儒家官僚阶层，而是千千万万的家族和宗族。这并不是说国家权力完全被排除在外，比如在不同的朝代，国家也会试图通过乡约、保长、甲长、里长的管理体系来试图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农民的赋税也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家只能借助和家族平分权力的合作模式非常有限地介入乡土社会，而真正在家族内部中家法是大于王法的，家庭族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违反家族的家规和家法是无比严重的。国家这个概念，对于乡土社会的大多数国民来说，就是家族，家族是许多农民的真正庇护者、管理者、仲裁者，而国家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观念。我把中国古代这种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的国家描述为整体秩序维护下的原子分化社会，也就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皇权帝国，并对帝国境内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进行了有效控制，同时国家在乡土社会权力极其微弱，或是根本无力介入，或是与家族平分一定的权力。而在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严重的大分裂时期则是一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家族依然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但是整个国家、中央政府则完全解体，基本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任何一个地方机构（或是藩镇、或是节度使、或是将军、或是军阀、或是流匪）都可以用暴力在帝国固有的统治范围内统治任何一个区域。在这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往往遭到毁灭性打击，人民会遭受最严重的苦难，乱世人命如草芥，甚至皇亲贵戚、王公大臣的生命都如同草芥，“天街踏尽公卿骨”，讲的就是毁灭性的动乱、地区豪强征伐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导致上层人士也一拨拨的惨遭屠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局面就是一个解体性的原子分化局面。当然，这不是要否定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正面意义，毫无异议，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后来也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更带来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进步变革。但必须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理念和观念上作了极大的努力，也试图在中国进行一场启蒙运动，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明确全面地考虑到在灭亡了一个政权体系（大清皇朝）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治理，以何种的方式达到革命党人期待的目标？事实上是：旧的帝制皇朝体系轰然坍塌，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解体原子化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国出现了今天非洲某些部族国家的情景，我称之为中国的“索马里化”局面，也就是整个国家是家族统治加上一个基本坍塌崩溃的中央政府，各个省分被军头、军阀、武装势力、割据势力分割统治。这是各种现代化进程中最糟糕的一种，退一步不能衔接上过去旧有的政治经济体系，实现渐进式演变；进一步又无力向现代化作出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发展，相反是整个国家陷入沉沦的局面。大一统帝制下还至少保持了国家基本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版图的统一，在无政府的“索马里化”局面下任何一支具有暴力武装的地方军队都可以接管地方政权，任意侵犯国民的财产和生命，随意破坏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每个军阀都可以自行颁布政令和法令，可以随意实施处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陷入彻底崩溃的局面。更为惨痛的是，在解体原子化的局面下，分裂势力必然利用他们看来的“千载难逢”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机会，借机分疆裂土，谋求从中国永久地独立出去，因为中国的各路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正在发生混战，根本无力顾及边疆地区的安危。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利用这样的机会借机独立，西藏和新疆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险些独立成功，中国的现代版图和五族共和的局面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再来看1911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当时的严重困局期待秩序重建：那就是需要有某种政治力量用强有力的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彻底结束中国毁灭性的解体原子分化局面，迅速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以强烈的意志和力量扭转中国文明所呈现的衰势和颓势，将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法令贯彻到全国任何一个角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不迈出这一步，那么后面的市场经济、界定民权、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功能分化就根本谈不上。没有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民族国家，以后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今天读到毛主席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真的可以体会到这其间的深意。客观地分析，当时的中国处在现代化道路上第一个基本阶段的入口处，也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无论是任何政治力量，其名称可以叫甲党，乙党，丙派，丁团体，也可以信仰A思想，B主义，C路线，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政治力量，哪个政治团体，利用哪种政治思潮和主义，能够率先建立强有力的组织，能够率先以强有力的力量动员中国的基层，能够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统一中国，能够打破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家族分割的局面，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不是一句刻板的政治宣传口号，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历史规律，至少我今天是坚信这一点的。
其实，“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提出来，而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屡遭挫折之后，受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这种我们今天看来近乎集权专制的思想观点。但是细细想一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处于“索马里”化的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中国政治力量都会先暂时搁下我们最终希图演进的现代化彼岸目标，因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太遥远。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目标正是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后更切实际的渐进改革目标，这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正是中国两支最进步和最有希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的政治力量。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不是政党和主义的争斗，而是一个是否有能力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袁世凯政府是一个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衰弱的政府，其实际控制的范围就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袁世凯也许当时有机会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秩序，但是其称帝的丑剧让袁政府四面楚歌、声名狼藉，使中国滑向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的解体原子化局面；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军政府迈进了一步，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政权也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建立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南京政府的效能依然非常有限，其真正实际控制的范围即使是在南京政府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山东、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和江苏、浙江、上海全境。中央政府的实际管制效能局限于五到六个省市，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路军阀仍然实际控制不同的地区，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山西军阀、云南军阀、新疆军阀、四川各路军阀实际控制中国的各个地区，更不要说国民党还远远没有动员基层的能力，也无意去实行土地改革，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围从点线扩展到整个国家的平面上。尽管对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给予正面的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索马里化”的危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依然处在割据军阀加乡土社会的原子分化局面，维系“中国”存在的只是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联结，如果不是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话，“中国”极有可能在这种危局下土崩瓦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不仅象征着党派斗争的成功，更象征着中华文明在面临衰落、崩溃甚至毁灭中迎来的新希望，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磐，是中国崛起大戏剧的开端。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二十七年，也决不是跟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断裂的二十七年，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二十七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今天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过去笔者跟许多同时代的学生一样，对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了解甚少，不太感兴趣，而且认为这二十七年就是“反右”、“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结合体，对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正面意义。恰恰是在出国后，接受了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并开始懂得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以后，再回头看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真是感慨万千，既感慨自己过去的浅薄无知，又反思这种不愿深入去了解一个时代、但却轻易下结论的判断在先的认知模式。年少时候的我很有爱国热情，但是思维非常简单，总是一切向外求，向西方寻求，在国外十年后，却反而变得更加喜欢向内寻求，寻求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环境中独特的现代化遗产和现代化动力源，当然更加结合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感觉到看待问题的角度竟是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好了，有点扯远了，现在回归正题，来看一看，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这里将超越简单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着重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二十七年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的现代化遗产：
—— 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索马里化”和解体原子分化的局面。诸路军阀分割国家政权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被一个具有强大效能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取代。
—— 相对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统一了政令，作到了政令有效地推及全国，并建立了远超过上面三个政府治理下的税收汲取能力（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将详细谈及）。
——中国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效能也是漫长的，但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没有任何平行国家体如军阀、军头、游击队、流匪和大家族等可以截取国家的权力。中国完成了欧洲国家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
——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现代化最重要的障碍，并在基层农村通过政治运动和土地分配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动员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仅仅通到县级一层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大家族的解体虽然从文化角度和人类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殊为可惜，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却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只是新政权的政治动员模式过于激烈，来的速度过快过猛，在人们还没来得及讨论“传统和现代”的课题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土地分配的问题，瓦解了中国数千年的家族势力、乡绅统治和乡土社会，其副作用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却为中国现代化扫除了无比棘手的障碍。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和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它却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第一次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规划和行政管理之中，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原子分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再仅仅限于几个核心的点和由这些点联结而成的线上，而是真正扩展到广大平面地区。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堪称是划时代的和具有转折意义的。从此中国历史摆脱了各个朝代治乱的平面循环怪圈和始终没有实质进步的局面，而真正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从此，中国农民的认同感不再只是对家族的认同，而是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强大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国家”概念的迅速扩展见证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而这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仅仅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何等的伟业？
——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基层动员能力和庞大动员规模，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剿灭了湘西、四川和云南的数百万土匪，而这些土匪力量从明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长期存在，没有任何一种政权力量和地方军阀力量试图或是能够作到全面剿灭西南的土匪，因为西南的山区和险峻的地貌为土匪提供了永久生存的土壤。不要低估了新政权剿灭西南土匪的重要意义，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将出现“菲律宾化”和“印尼化”的局面，国家每年会花费无数的财政资源和国防力量跟流匪进行无止境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东南亚数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政府军和匪军的战争在这些国家也不会停止。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考虑到中国国土幅员之广大，地形和地貌之复杂，我们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力量去“剿匪”，这势必将严重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
——尽管西藏问题让中国在国际上倍受争议，但基本事实却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控制了西藏和实现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如果不是新中国政府，可以想见的是，中国版图就不会是今天的形状。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全国的卫生体系和医疗系统，并消灭了麻风、天花、麻疹、乙脑、流脑、血吸虫等传染病，而这些传染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对人民健康危害性极强。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届政府能够完全消灭这些疾病，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并建立全民卫生保健系统，我们还要面临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可怕的高发传染疾病扩散的局面。今天的中国民众去南亚旅游，在城市街道上就会看到很多患有可怕传染病症的病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让我们避免了上述局面。新中国在教育、扫盲和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成就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8岁，这都是在中国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完成的。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成为后进国家的学习目标。中国的卫生制度和公共教育培育了人力资源，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今天国内为中国是否应该参加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场战争是真正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的一场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于一向以欧美中心主义看待世界的欧美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不甚了解，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和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即使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的抗日伟业也是轻轻带过，他们往往认为亚洲战场的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就是美日之间的对决，是美国打败了日本。这样的观点也深深根植在日本右翼的思想中，他们认为日本是败给了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败给了中国，所以日本右翼在二战后对中国依然非常蔑视，非常猖獗。真正树立中国民族自信和大国地位、并表现出中国人英雄气概、卓越的军事能力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的民族精神逼退了世界超级霸主、曾经战胜过日本人的美国的时候，世界震撼了，日本人震撼了，日本右翼更被震慑住了，他们突然发现，面对他们的是一群新的中国人，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有着强大民族精神的新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抚顺日本战俘营的管理员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当时，许多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拒不承认战争罪行，还非常顽固骄傲，而当抗美援朝志愿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这些骄傲的日籍战俘低下了头颅，开始认识到即使打败日本的美国都再也无法保护他们，并开始低头认罪。日本战后的政府也正是在抗美援朝后开始同新中国政府外交联系的。当周恩来总理1955年参加印尼万隆会议的时候，许多国家对新中国显示了敬畏和佩服，这样的心态转变在抗美援朝之前是无法想见的。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尊严，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保证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领土安宁和现代化建设，真正振奋了中国人近百年来颓废的民风和士气，体现出了中国人独特坚韧的民族精神。 面对前人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今天中国大国崛起的局面，我只能用“无比感恩”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然，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伟大业绩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过去的许多沉痛教训，这二十七年的挫折、教训和失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的确是中国现代化第一、第二阶段之必须，但这并不必然等同于领袖专断、领袖崇拜和滥用权力，事实上中共八大是非常具有正面意义和非常理性客观的一次党代表大会，许多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比如权力监督、权力制衡和基层民主等当时都有讨论，但是领袖个人崇拜和独断的阴影终究盖过了集体领导的理性设计，最终把中国引向了一场场阶级斗争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是灾难的十年，导致了国家公检法（司法）系统彻底的崩溃，建国以来培育的精英几乎被集体清洗，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国家的基本秩序一度荡然无存，公民基本权力被严重侵犯。如果说“大炼钢铁”是急于求成和无心之过的话，那么十年“文革”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这一点上来说，毛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许多对于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两极评价都是从这些争议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和灾难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对毛和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要容易得多，争议也会少得多。
新中国开国二十七年既是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扬眉吐气、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却也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思想压制和政治迫害的一个时代，我们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感到缺乏方向感，很难完全说清这二十七年。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二十七年一样振奋过，但是对于大量遭受政治迫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他们却也经历了无尽的、也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苦痛。那的确是一个痛并快乐的年代，我们的父辈在清教徒式的的清规戒律和严格的政治教条中、在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发展出了两弹一星，建立了全面的重工业体系；用极其简陋的武器、但却是高昂的士气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我们的父辈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打下了牢固根基，但是却不得不忍受极为清贫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固然极其简陋，但是内心却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浪漫和追求，痛苦和失落，追寻和求索，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无法完全理解的。
无论如何，在大家的争议和讨论中，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49年那个中国，无论毛的遗产是正面还是负面，1976年的中国都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新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和沧桑，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和思索，但就是在我们对历史的沉思和探索、争议与讨论中，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 —— 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与许多还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徘徊而不得其路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们是非常幸运的。通过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构建这一重要现代化阶段。1978年，另外一位伟人将率领中国开启第二个现代化阶段 —— 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阶段。今天，我们在两代伟人的政治遗产中，来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功能分化阶段。
现在常常流行着一些非常轻率的观点，比如说有人认为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就不会经历“反右”、“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今天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了。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感和理性分析，非常情绪化和草率，但是却极容易混淆视听。我想，国内也一定有这样的观点，有时候闲谈中也会听到这种非主流性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细细思考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然后去反驳这种看似有理的观点。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国将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可能今天还要为大西南的几百万土匪而疲于奔命，政府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去剿匪；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传染病病人，鼠疫、麻风和血吸虫病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我们可能还要面临六七亿的文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大国；我们还要面临军阀之间的年年征战不止，每年的国内战争军费可能会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当份额；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那么中国的战略地位仅仅是放大一号了的日本罢了。中国会被牢牢地绑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成为美国的一颗大棋子。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要依靠美国来摆平国内不同的武装集团，因而必然高度依赖美国。可以设想美国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一定遍布沿海各个港口城市，美国大兵可以随意大摇大摆的招摇于中国的街道上，无视中国的法律，中国却因为其享有治外法权而毫无办法；我们恐怕依然还要面临土地分配这一最棘手的难题，如同南非、印度、巴西和津巴布韦一样，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血腥斗争和土地兼并问题束手无策。不要忘记，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再想通过政府强力或是暴力分配土地已经是不可行的了，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只是在分配土地上纵容了一些黑人农民去攻击白人农庄主，马上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抗议和制裁，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棘手难题在今天是很难完全妥善解决的，而且越往后拖就越难解决，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面临这样的难题了；缺乏了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同菲律宾和阿根廷一样，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不同的是，我们将是一个大得多的实验场，其结果恐怕也是更具灾难性的，我们会面临一个比今天严重得多的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社会的动乱随时可能被点燃······
的确，历史是无法重新选择的。就算是历史可以选择，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一个充满自信和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重大的曲折，哪怕我们在现代化航行中会经历一定的迷航，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人民中国。我们经历了成功和喜悦，也经历了迷茫和痛苦，但是只要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不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和附庸，我们有着独立的国格和人格，具有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和缺失，在继承过去丰富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中国崛起的航道傲然前行。中国崛起，不仅是1978年后的崛起，而是毛时代加上邓时代的崛起，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共同结果，新中国的二十七年给我们留下的正面遗产，依然是我们今天前行的基础。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父辈洒下的汗水和开创的英雄业绩，值得我们永远感恩；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风风雨雨中无数感人历史瞬间，值得我们永恒的铭记；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成就与失误，喜乐与痛苦，我们都无怨无悔，都把其看作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是共和国成长的二十七年，也是中国崛起的二十七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4月21日

Anti-Party

作者暂时就写到这里  
据称作者还会续写十几篇系列文章
   我会及时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