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华帝国的正午－隋唐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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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注“诡辩阴狡，善探人意旨”，哄得李愬十分开心，“然挟邪任数，专作威福，军府患之”。当时，任徐州监军使的公公王守澄听从人说起过郑注，“深恶之”，并专门去李愬那里要李将军除掉这个惹起军中公愤的“小人”。

　　李愬回护郑注，对王守澄说：“郑注虽有些小毛病，实乃奇才。公公如不信，请您和他谈谈，如果再不满意，把他外贬也不迟”。

　　王公公老大不情愿，又不能不给李愬面子，勉强把郑注唤来一见。“及延坐与语，（郑注）机辩纵横，尽中其意”。王守澄大喜，马上把郑注请入内室，“促滕投分，恨想见之晚”。估计郑注一个江湖医生，见多识广，见人下菜碟，先为王公公谈身体，再为王公公讲国事，小人见小人，喜不自禁。

　　转天，王守澄见到李愬，翘两个大拇指：“诚如公言，（郑注）实奇士也！”从此，郑注可以自由出处王守澄监军府衙，并又被升为李愬的巡官，位于僚属之尊。

　　王守澄在穆宗时代做枢密使时，有了处理政事的大权，就更依赖郑注这个“谋士”。郑注“昼伏夜动，交通贿遗”，可见，日理万机，至于通宵，“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凑其门”，最后官阶升至检校库部郎中并成为昭义节度副使（副省级官员）。

　　听说宋申锡四下活动要对宦官不利，王守澄着慌，忙招郑注密议。炼丹调药之余，郑注最关心的就是朝廷政事。闭着小眼想半天，郑注献上一计：派位神策军将上告皇帝，说宋申锡暗中欲拥立文宗之弟漳王李凑。这一招真是毒而有奇效。神策军将豆卢著受王守澄、郑注指使，跪在文宗面前，指称：“十六宅（诸王之居所）宫市内监朱训等人与宋申锡亲吏王师文等人共谋不轨，他们说圣上您多病，太子年少，如果圣上不豫（死了），依次则应立漳王，所以他们密谋预先巴结漳王，并从漳王处领取一套衣物赐给宋申锡”。

　　文宗心内一直很疑忌自己这位英敏贤德的六弟，大怒之下，派人鞠审。朱训、王师文等人被屈打成招。京城内外大骇，纷纷传言宰相与亲王密谋想搞政变。王守澄在浴室把朱训、王师文等人的承服状子给文宗，并要派二百禁军铁骑直接去宋申锡家里屠害他整族人。幸亏另外有一个太监马存亮在场，谏劝说：“谋反者惟宋申锡一人，何不召南司（宰相）会审。忽然大肆杀人，恐怕在京城引起骇乱”。“（王）守澄不能难，乃止”。

　　廷审之中，在左常侍崔玄亮的固谏下，文宗“意稍解”，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没过几年，二人均郁郁死于贬所。其实，文宗只要认真派人推审，就肯定会知道上告宋申锡等人谋反的豆卢著是郑注表兄弟，整个事件完全是王守澄、郑注二人一手策划。

　　由此，唐文宗自毁臂膀，第一次谋诛宦官的努力不仅失败，还贬放了自己的弟弟和大臣宋申锡。

　　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郑注又否极泰来，迎来他人生路上又一次“辉煌”。本来，对于郑注这个人，文宗皇帝早有耳闻，知道他是王守澄的“大脑”，憎恨至极。由于贪污事发，郑注被罢掉邠宁行军司马的官职，窜返京城。侍御史李款连上数十次奏章，弹劾郑注“内通敕使、外结朝官、干窃化权”等等罪行，王守澄见势不妙，就把郑注藏在自己统管的右军禁军之中。

　　左军中尉韦元素公公也恨郑注，左军将领李弘楚就劝韦元素假装召郑注治病，把他骗入左军内杀掉。韦元素应允。不料，郑注见了韦公公，“蠖屈鼠伏，侫辞泉涌”，又是推拿又是献仙方，使得杀心方炽的韦大公公“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临别又赐与郑注一大笔金银财宝。

　　李弘楚见此情况，愤然对韦元素说：“中尉您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

　　不久，大臣王涯又在王守澄等人帮助下得为宰相，投桃报李，就压下李款的弹章不报。同年底，文宗高血压病情加剧，王守澄趁机荐郑注入治。

　　数粒大药丸服下，估计里面有传自西域的镇痛麻药，文宗感觉很爽，对郑注全然改观，立拜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这下郑注可不得了，“起第善和里，通于永巷，长廊复壁。日聚京师轻薄子弟、方镇将吏，以招权利。”同时，这位“老军医”又三天两头窜入太监掌领的禁军，与王守澄密谈，“语必移时，或通夕不寐。”

　　其间，郑注又一大“贡献”，是把李训介绍给了王守澄。“甘露之变”的两大祸首，至此一一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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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训，原名李仲言，进士出身，其堂叔是先前的宰相李逢吉。由于深知此位侄子“阴险善计事”，老宰相很是喜爱李训。当时，李逢吉想重新做宰相，李训知道堂叔意思后，自告奋勇，不顾自己母丧未满期，自称和郑注关系好，要替李逢吉去京城“活动”。李逢吉大喜，给李训“金帛珍宝数百万”，让他以此送给郑注当“好处费”。郑注得财，当然大喜，马上把李训推荐给王守澄。

　　李训“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又是《周易》专家，王守澄对他也很有好感，立刻向本来就十分沉迷《周易》的唐文宗面推李训。

　　相见一淡，李训美男子一个，风神俊逸，侃侃而言，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唐文宗大悦。当时，李训服孝期未满，还一身孝服穿戴。为了方便出入，文宗便让李训自称“王山人”，戎服入见，穿身军装进宫。

　　太和八年，李训服孝期满，立即被文宗召入内殿，面赐绯鱼袋，并任翰林侍讲学士。“两省谏官伏阁切谏，言（李）训奸邪，海内闻知，不宜令侍宸扆，终不听”。

　　细究唐文宗本心，也属深思熟虑：当年与宋申锡密谋去宦官，不仅未成功，自己差点引火上身。现在，他想通过与郑注交往，稳住王守澄等人，进而提拔李训，再作进一步打算。如此，宦官们觉得文宗这两个“红人”皆是“自己人”，不会生疑他们和文宗一起搞事。

　　李训一向“善揣人意”，知道文宗痛恨宦官，便趁讲解《周易》的余暇，在文宗面前指斥太监擅政，言论纵横，让皇帝觉得此人真可托大下大事。郑注也忙向皇帝靠拢，全然忘记昔日王守澄对他的“荐拔”之恩。“自是二人宠幸，言无不从”。太和九年，李训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登廷入相。

　　大权在手，李训雷厉风行。为了向天下彰显宰相气度和“磊磊清操”，他首先派人速捕时为襄阳监军的陈弘志，此人一直被认作是亲手弑唐宪宗的首犯。李训派人大张旗鼓押陈公公至青泥驿，又当众杖杀之。此举果真大快人心。

　　内廷方面，王守澄还没缓过神，一直以为李训和郑注是自己人，对二人没有丝毫防备。

　　趁王大公公不留神，李训、郑注合谋，擢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取代原先韦元素的位置。王守澄一直挤压仇士良，现在忽然发现此人几乎与自己比肩，心中不悦。未等王公公施出报复手段，李训、郑注又为唐文宗出主意，以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官升一阶，实则夺其手中军权，把他架空。

　　王大公公正呆坐府中郁闷，文宗已遣中使李好古拿瓶毒药来“赐”，喝不喝都要死，手中无兵无人的王大公公长叹一声，大骂李训、郑注忘恩负义，然后，泪如雨下，自己吞下这杯实际是他自己亲自“配制”的毒酒，一命归西。由于对自己也有“拥戴”之功，文宗并未“显诛”，对外称其病死，并赠“扬州大都督”。

　　消息传出，“人皆快（王）守澄之受侫而疾（李）训、（郑）注之阴狡”。

　　李训、郑注这一对难兄难弟，杀掉王守澄后，都觉飘飘然。“及禄位俱大，势不两立”。李训后来居上，“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子事皆决于（李）训；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李）训皆震慑，迎拜叩首”。连宰相王涯也甘拜其下。权倾天下之际，李训以接应为辞，使郑注外派当官，把哥们外任为凤翔节度使，并相约当年十一月内举外发，尽诛宦官。其实，李训本意是杀太监之后，顺带就把郑注一勺烩掉。郑注本来就是太监走狗，那时候杀起他来就太容易了。郑注不知情，从前的“老军医”现在顿成一方诸侯，屁颠屁颠去赴任。

　　李训这个人，也真是个矛盾混合体。他本来就是缘太监而致位，最终又想帮文宗除太监。如此超升狂险怪异之士，却能容裴度等德高有人望的重臣；杖杀谋遂太监，又以“朋党”之名驱逐与自己相左朝士……说他无才无德，结论也太简单。

　　李训紧锣密鼓，以太府卿韩约为金吾街使，又以平日亲信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以王璠为太原节度使（此人先前已坏过宋申锡的事情，不知李训为何选中他），为十一月诛杀太监行动做足了军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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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李训动手之前，还真有一次诛除宦官的绝妙机会——郑注干事很用心，他到凤翔任上，马上精选强悍武士数百人，手持坚棒，怀揣利斧，作为自己的亲兵卫队。王守澄葬礼，要在白鹿原一带的淳水附近举行，郑注密奏文宗皇帝，准备自己率卫队假装送葬，待众太监齐至王守澄墓前举哀时，给公公们来个一锅端。最后时刻，李训私心一闪念，对手下人讲：“如果事成，大功全是郑注一个人的，不如派郭行余和王璠各赴其镇，招募壮士为部曲，与金吾兵士及台府兵士一起动手，诛杀宦官，然后再把郑注也做掉！”由此，失去了除掉宦官的最佳机会。

　　再往下，就出现了本文开始那一幕。

　　更可笑的是，李训里里外外安排如此之久，关键时刻竟被太监把文宗皇帝抢到手里，拥有了至关紧要的“王牌”。

　　作为外面接应的王璠、郭行余两人，王璠“恐惧不能前”，但他手下从行的士兵应声而入；郭行余依前约与李训一起动手，可他手下的邠宁兵一大帮子在丹凤门外都大眼瞪小眼，一个也没有上前帮手。

　　仇士良等太监控制文宗后，口称敕旨，率禁卫军从宣政门冲出，逢人就杀，并很快关闭诸宫门，把没有跑掉的两省官员和金吾兵将杀死六百多人，血流遍地，人头乱滚。“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接着，仇士良一边安排监军骑马出城追赶，一命在城内大索，把宰相王涯逮捕。

　　万端拷掠之下，这位七十多岁老头子只得自诬与李训密谋要造反。

　　王璠带了几百私兵逃回自己长兴里私宅，不久神策军将就带兵尾随而至。发现院墙厚坚，又有全副兵士把守，神策军捕快还挺机灵，在大门外高呼：“王涯等人谋反，鱼朝恩公公让我们请您入朝，代王涯来做宰相！”王璠大喜，忙四开大门，趋出见之。神策军立时把他团团围住。“（王）璠知见绐，涕泣而行”。

　　最后，王涯、王璠、罗立言、贾竦、舒元舆等人，皆一时被逮捕，最后于长安城内开阔地一起问斩，百官临观。

　　王璠临死，还埋怨王涯：“二十兄您自己造反，干嘛把我牵扯进来！”王涯抬起血肉横糊的老脸：“五弟，你当京兆尹时，如果不把宋申锡的密议泄漏给王守澄，我们怎么会有今天之祸？”二人同为两个王姓大宗，故皆以大排行称呼对方。

　　于是，刀光闪闪，人头纷纷落地。“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疑，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王涯之死，最倒霉的要属当时碰巧在其家的两个人：一是王涯远房堂弟王沐，二是诗人卢仝。

　　王沐乃一穷老书生，“家于江南，老且贫”，听说王涯作宰相，骑驴千里而来，想弄个文案、笔抄之类的职位糊口。王涯势利，老王沐在长安呆了两年，才得一见。王宰相对这位老弟爱搭不理。王沐好歹凑足数两银子，求王涯一个家仆说好话，才得允“以微官相许”。这天，正在王涯家里等消息，赶上太监率军人抄家，一起捆上，直送刑场，与王涯一同腰斩。

　　另一个冤大头是卢仝——写“七碗茶”诗那位爷。这位诗人也是“老且贫”，事发前一天与几个“诗人”到天涯家里“打秋风”，吃喝多了点，一爽之下，住在仆人房没有离开，转天就赶上大搜捕，也被一同绑上。卢仝不服气，直嚷嚷，“我是山人！”过来个太监拈掌一个大嘴巴：“山人，山人，跑到宰相家来干嘛？一起谋反吧！”捆到刑场，也一刀咔嚓了。翩翩一只云中鹤，飞到宰相宅挨杀！

　　李训一路急逃，想奔凤翔依附郑注，半路就被人抓住，械送京城。快到长安时，怕自己入京后被太监凌辱、拷打，他对押送军吏说：“抓到我肯定有钱有大官，我听说城内禁兵到处抓我，你们押我进城，肯定禁兵会把我抢去邀功，不如现在杀了我，送我首级报功，最为稳妥！”几个军吏一听，觉得李宰相主意很正，真体贴人，就一刀把李训砍了，提着他脑袋入京。

　　郑注听闻李训事败，忙赶回凤翔住地，被监军使张仲清诱杀，不仅一家人全被屠灭，亲吏卫士也被杀一千多人。抄家之后，有司上报郑注家里仅绢一项就有上百万匹，“他物称是”。“老军医”玩政治，积了这么多财货，最终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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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雨腥风意悠悠——“甘露之变”后几位诗人的反应

　　闻知多名朝臣被诛，唐文宗悲不百胜，却也无可奈何。如今，他基本完全处于太监控制之下。只能于深宫九重哀叹悲凄。

　　太监们骄狂至极，借机报私冤，在京城杀人无数。宦官田全操甚至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士民惶惧，人不聊生。最后，还是藩镇之一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刘悟之子）上表，控诉宦官滥杀，大公公们才有所收敛。

　　甘露事变后，以太子宾客身份在东都洛阳闲居的白居易闻知长安的老同事们纷纷全族一起上法场，宰灾乐祸地作诗：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显然，退居政治二线的白老头一直胃火灼心，如今看见昔日热火烹油的后来居上者们终于一命归黄泉，难免卖弄自己早退先知的狡黠和明哲保身的智慧。

　　很快，白居易又作《即事重题》，以显示自己惨剧发生后他在洛阳的惬意和闲适：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

　　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竟使这个青年时代正直无私的才俊变成如此鄙陋、冷血的老政治动物，令人齿冷心寒。

　　优游山林、畅饮低酌之间，白老头在暖阁里天天搂着几个未成年少女，放荡老身子骨，一树梨花压海棠，“纵酒放歌聊自乐”。当然，幸灾乐祸之余，也有后怕，也有惊悸，也有自己及时逃离京城政治旋涡的庆幸：

　　今日看嵩洛，回头叹世间。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

　　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未闻笼中鸟，飞出肯飞还。

　　——《看嵩洛有叹》

　　看似达观、潇洒，实则势利、贪安。

　　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辑录的白居易诗，大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实只是老白诗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种种教科书、文学传记书，言及白居易诗，必有两则俗不可耐的大花边：一为“老妪能解”，二为“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老妪能解”完全不能说明白居易的高明，就象今天的大诗人北岛绝不会“夸口”说门口卖菜王大爷喜欢读他的诗一样；“广泛流传日本等国”也是个笑话，白诗浅俗，当日的倭国又是僻荒蛮地，会认字的最多也只有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现在拿李贺任何一首诗去问日本的大学教授，也没几个人能究其深远喻意。此外，就象今天美国大片和音乐能深入基里巴斯或基巴里斯类似的小地方一样，白居易诗当时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摆上台面的什么“光荣”。实际上，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是“浅俗淫靡”的“元和体”，后起之秀李商隐、杜牧等人对这种诗风痛心疾首，以“高绝”之诗风想涤洗“元和体”的俗薄和稚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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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官场元老，与白居易相比，裴度虽也浮沉避祸，但很少表露有幸灾乐祸的味道。裴老头以美酒破愁城，诗文之间，只是透露看似闲适的心境，并无隐藏不住的偷笑或者抑按不住的悲愤：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

　　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凉风亭睡觉》

　　观裴度在“甘露事变”后的诗文，明显见出此公要比白居易厚道得多。

　　老年人如此，相较之下，还是李商隐意气风发。时年二十四岁的青年诗人在“甘露事变”发生后，马上作《有感二首》，愤愤不平，感慨时局：

　　其一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其二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李商隐《有感二首》

　　在《有感?其一》中，诗人前四句先赞文宗英明大略，以袁绍（袁本初）、何述等人汉杀诛除宦官之典，把李训、郑注比作“本初辈”，说他们用心不细，终于造成太臣们的被杀；“有甚”四句，以汉文帝与宦者同车， 爰盎进谏一典指郑、李本想助文宗清灭宦官，但“甘露之变”失败，大臣反被贼人（萑苻）杀害；“证逮”四句，以身材魁悟的汉相王商比拟李训，同西晋王衍不能辩认“胡雏”石勒一样任用小人郑注，最终牵连众臣，一起被杀；最后四句，讲天地之间，恐怖气氛遍布，数百朝官顿入阴曹鬼录。

　　《有感·其二》，前四句描写皇宫内流血杀人，如同战场，又以东汉卢植、庞萌两人作比，暗示文宗看人不准，没有用贤臣除阉，反而任用李、郑两个人办此大事；“御仗”四句，指事变不成功，曹孟德诛杀宦官亲近的五色棒不仅未成威，反而把中兴的希望也给阻绝了；“古有”四句，还是讲郑、李忽然行事，鲁莽冒失；最后四句，哀叹王涯等大臣糊里糊涂被杀，而近日宫内为皇帝庆寿用的音乐，都仍然袭用《咸池》、《六英》（喻指王涯选定的《云韶乐》）古乐），闻之令人生悲怀。

　　李商隐的这首诗，现代人看来几乎句句用典，隐晦非常，其实，在当时，稍有一点文化修养的人都可明镜般看出诗中意旨，青年诗人的义愤和正义感，勃勃而发，可以说是那个黑暗时段最大胆的作品。万马齐暗之中，此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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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对宰相王涯等人无罪被牵连杀戮表示义愤。听闻此讯，李商隐又作《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

　　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

　　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

　　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

　　早晚星关雪涕收？

　　诗中前四句以东汉窦融比拟拥军一方的刘从谏，鼓励他应该挺身而出，为皇帝分忧，更应提军而上，像东晋的陶侃调伐叛臣苏峻一样领军前来，诛除宦官势力。后四句，诗人悲愤写道：皇帝如蛟龙失水遭受困厄，作为猛健臣子能不来分担主忧吗？希望刘从谏立即行动，使死者、活人都能化解冤曲，清除盘踞宫禁的阉人，朝士百姓，肯定会拭泪欢舞。此诗盼望之意刻切，愤郁之情溢于纸上，彰显了政治上还很不成熟的青年诗人一片拳拳救国报主之情。

　　李商隐才子命乖，身逢乱世不说，又处于“牛李竞争”的夹缝中，一辈子蹭蹬蹇涩，衰到十足。从谱系方面讲，他与李唐皇族同宗，但属渺远支系，自童年起就随父辗转奔波。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李商隐巧遇伯乐：天平军节度使令孤楚很欣赏诗人的才思，辟为幕僚。但是，大和七年诗人赴京应试落第，不得已又去华州做幕僚。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令孤楚的儿子令孤綯出力不少，李商隐终于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转年，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辟，为其幕僚，并娶其女为妻——此举成为他日后一生困顿的开端！王茂元在政治上属于“李党”，令孤父子属于“牛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是“诡薄无行”的背叛举动。后来，他在弘农县尉任上又得罪上司，不得不挂官而去。唐武宗继位后，“李党”得势，本来李商隐仁途出现重大转机，但当年其母病逝，依礼要离职服丧。等到他终有机会回朝时，唐武宗崩，唐宣宗上台，尽逐李党，令孤綯为相，诗人自然处于极其狼狈的境地。无奈，他只能只身一人应李党成员、时为桂管观察使的郑亚之邀，远至桂林作幕僚，“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正是诗人当时悲愤苍惶心态的写照。在桂林的一年多，诗人生活基本风平浪静。但郑亚很快因事被贬，李商隐又失去依靠。回到长安后，走投无路的诗人只能厚着脸皮去见令孤綯，得补太常博士。好不容易得一微官，妻子又因病亡故。一击又一击，上天对才人真是太不公平。大中六年，心灰意冷的李商隐又赴梓州为人作幕僚，“刻意事佛”，心如死灰。六年之后，诗人含恨离世。

　　“甘露之变”后，另一重要诗人杜牧也有感触，但他的态度同李商隐完全相反。当时，一直辗转在外的杜牧刚刚入京作监察御史，恰值李训、郑注气势熏天之际，杜牧对二人又反感又惧怕。很快，他的好友兼同事侍御史李甘被李训外贬为封州司马，更让杜牧义愤难平。气归气，恨归恨，处于政治旋涡的杜牧已是官场不大不小的油子，当时没有任何诗作表态。未几，他又赴洛阳作官，逃过了“甘露事变”的血劫。假如他当时在朝，很可能在乱中被宦官杀掉。

　　十多年后，在其《昔事文皇帝三十三韵》中，杜牧小声讽讥了李训和郑注“狐威假白额，枭啸得黄昏”对于阉党，杜牧只字未敢提一家，连影射字眼也毫毛全无。

　　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后世称此二人为“小李杜”。杜牧一生，与李商隐一样，也是颠沛流离，仕途乖蹇，原因也相同——陷入“牛李党争”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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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家世显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当年韦皇后九族被杀，由于杜家大族与之联邻而居，杜曲、韦曲挨在一起，“诸杜滥死非一”，杜家一族也被当作韦氏家庭，被兵士枉杀了不少。杜牧家族，在唐代就出过十一个宰相，其祖父杜佑，也曾三朝作相。但是，由于父亲早死，杜牧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变故，“食野蒿藿，寒无夜烛”。贵家子弟，一朝沦落。但杜牧好学上进，一心求学，不仅文才好，他又苦读兵书，准备经世济用，一展才略。在《上周相公书》中，杜牧的文韬武略，淋漓尽致，展露无遗，绝对是将相之才。

　　太和二年中举后，杜牧只获任校书郎。不甘心录章摘句，诗人就入牛僧儒淮南节度幕府，一不小心，成了“牛党”份子。在近十年的幕府生涯事，杜牧倒不象李商隐那样穷愁落魄，反而是豪奢潇洒，终日纵酒欢歌：“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黄金一朵花”，贵公子的深层习气一曝无余。

　　甘露之变，杜牧逃过一劫，后又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入京任左补阙，由于政治黑暗，诗人噤口落寞，还劝人“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稍有慷慨，也是风月的放达与往昔轻薄的回顾：“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唐文宗死后，李德裕为相，牛党人士纷纷落马，但杜牧未受太大冲击，何者，李杜两家是世交，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还曾为杜牧爷爷杜佑的僚属，李德裕还辟杜牧弟弟杜剀为幕僚，二人又均是高门出身，自然关系不会很差。虽如此，由于杜牧和牛僧儒关系太近，李德裕会昌年间当权时并未重用这位奇才诗人。而且，杜牧由于曾得罪过李德裕好友李绅（当时也入朝为相），不久他就被外放黄州。

　　这位李绅不是别人，写过著名的《悯农二首》：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同样一个人，也是“司空见惯”典故的由来人。这位早年写诗忧农的大官，晚年位至司空，盛排酒宴招待诗人刘禹锡，并在席间遣美貌歌女劝酒“三陪”，为此，刘禹锡感慨道：“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剌史肠”。

　　可见，知识分子作文作诗是一码事，人品和行事完全又是另一码事。

　　唐武宗继位，李德裕立被窜逐，“李党”失势，“牛党”纷纷回朝。杜牧很尴尬，由于“李党”在位时没怎么“迫害”他，“平反”名单中也就没他份，而且，由于其弟是“李党”，“牛党”还把他放至更僻远的睦州作剌吏。

　　病急乱投医，杜牧忙向时为宰相的白敏中上书，大肆吹捧“牛党”，并恶毒攻击李德裕，十分不厚道。白敏中没什么反应，倒是有贵人出手相授，宰相周墀把他调回京城，任司勋员外郎。

　　真正回朝又回政治中心，杜牧不久即大失所望，哀叹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后来他得为知制诰一官，清显位重，但锐气尽失，暮气沉沉，不久即郁郁而终。一生沉沦，“半是悲哀半是愁”。

　　再讲一下文宗皇帝。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完全失去权柄，受制于阉宦，“虽宴享音伎杂陈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

　　一次，他在集思殿与当值学士周墀聊天，问：“朕与前代皇帝相比，可以和哪位相提并论呢？”

　　周墀文臣，自然说“客气话”，“陛下圣明，可比尧舜。”

　　文宗苦笑。“朕怎敢与尧舜明主相比，我向爱卿询问，只是想知道我与周赧帝、汉献帝相比，强弱如何？”

　　周墀闻言大惊，手中酒杯都掉在地下：“那两个亡国之君，怎能与陛下相比！”

　　文宗摇头，叹息道：“周赧帝、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权臣，现在朕受制于家奴阉宦，以此言之，朕实不如二帝！”言毕，这位皇帝泣下沿襟，委屈得不行。

　　公元839年，“甘露事变”四年之后，病中的唐文宗也被宦官毒死，时年三十三。

　　当时得知文宗皇帝驾崩的消息，诗人李商隐有《咏史》一诗，伤悼文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

　　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此诗并非讽刺文宗奢侈，相反，诗人字里行间充满惋惜之情。唐文宗一生节俭，又竭力用贤，只是“运去时穷”，误用小人，事与愿违，最终被“家奴”药死，含冤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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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时运智也立功——李德裕的“会昌之政”

　　唐文宗被宦官们下药后，还未咽下最后一口气，众位公公兔子脚一样飞奔，在仇士良、鱼弘志等人率领下，带兵入十六院，抢“拥立”之功，把文宗五弟颖王李瀍弄进宫去，立为皇太弟。

　　文宗皇帝原来的本意，当然是立自己的侄子太子李成美。太监刘弘逸等人与穆宗的妃子杨贤妃关系不错，也想拥立杨太妃的儿子安王李溶。

　　深宫内殿，拼比的就是太监的实力，仇士良、鱼弘志二人手中有禁卫兵，又能抢先一步，矫文宗遗诏，颖王李瀍便成了皇帝，是为唐武宗。

　　唐武宗一继位，在仇士良窜掇下，马上赐死了自己的八弟安王李溶、侄子皇太子李成美小朋友（乃敬宗之子）以及安王的生母杨贤妃。仇士良等人也趁机挟怨报复，杀掉不少和唐文宗关系密切的乐工和太监。

　　唐武宗虽袭位不正，此人却是个有魄力的君王，在他身上，既有唐宪宗的英武，又有唐穆宗、唐敬宗的贪纵，是个英君与昏君的混合体，只不过，此人是英武占了其中的大半。

　　武宗继位后，以李德裕为相，言听计从，君臣二人“会昌之政”，最大的功绩有两件：一是消灭回鹘残余势力，二是平灭刘昭义节度使刘稹叛乱。

　　武宗继位时，回鹘刚刚为黠戛斯（今吉尔吉斯族）打败，除逃奔安西、吐蕃外，有不少余众逃向唐朝边境的天德军附近，侵逼受降城（当时名西城），“请求”内附。诸部回鹘喘定，立王子乌希特勒为可汗，即乌介可汗。

　　回鹘，就是回纥，宪宗元和四年时上表遣使改其国号为“回鹘”，意取如飞鹘一般“回旋轻捷”。

　　回纥也是匈奴别种，北魏时号“铁勒”，“依托高车，意属突厥”（突厥之先乃“平凉杂胡”，原为柔然锻奴部落）。隋末号为“特勒”。史载，回纥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不是卖葡萄干偷钱包抢劫，是纵马持刀公开抢略）”。唐初时，特勒改称回纥。太宗贞观年间唐军大破颉利可汗，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助战，很受褒奖。不久，又随唐军击掩新主子薛延佗部落，“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太宗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其酋长吐迷度为瀚海部督，怀化大将军。对内，吐迷度已经自称可汗，官号部署模仿突厥。后来，回纥上层发生乱伦杀主事件，诸部分乱，太宗便命他们归属西突厥。见老主子已衰落，回纥不肯。高宗时代，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反叛，唐军进击时收回纥五万骑兵，一起大破西突厥，收复北庭之地。接着，回纥还随唐兵平高丽。

　　开元年间，回纥渐强，一度还攻杀唐朝凉州都督。唐玄宗命郭知运等大将征讨，回纥退保乌德健山。天宝初年，其酋长叶护颉利吐发遣使入朝，被封为奉义王，不久，唐朝又封其为怀仁可汗。

　　安史乱后，回纥正式登上中国历史扮演重要角色。唐肃宗在灵武称帝，回纥遣太子叶护带四千精骑入援，并帮助唐军收复西京长安。助战有功，回纥贼性大发，就想入城抢劫，被当时为广平王的代宗劝止。“及收东京（洛阳），回纥遂入府库掠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所掠）财物不可胜记。”

　　乾元元年，肃宗以亲生女儿宁国公主下嫁毗伽可汗。临行，父女对泣，公主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

　　唐朝宗室汉中王李瑀送亲至回纥，毗伽可汗胡帽穿赭黄袍于帐中倨坐，盛陈仪卫，先让李瑀立于帐外。然后，他问：“王爷您是天可汗（皇帝）的什么亲戚？”李瑀答：“天子堂弟。”可汗又问：“站在您上位的是什么人？”李瑀答：“中使雷卢俊。”

　　可汗不爽，说：“中使是奴仆阉人，怎能站在王爷上位。”

　　太监一听，吓得差点尿裤，“跳身向下立定。”

　　正式见礼时，李瑀“不拜而立”。

　　毗伽可汗不悦：“我也是一方国主，你为何不拜礼我？”李瑀不卑不亢：“大唐天子以可汗有功于国，嫁亲生女儿给可汗您。从前中国与外蕃和亲，名为公主，实为宗室女。宁国公主，天子亲女，才貌双全，运行万里来下嫁。依礼可汗您是唐天子女婿，怎能高坐卧榻上受诏命呢？”

　　毗伽可汗终于立身而起，恭受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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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转年四月，毗伽可汗就病死，当时他的长子叶护已经因事被杀，次子得立，为登里可汗。登里可汗及一班回纥贵族想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不从，说：“依我们中国礼法，夫君死，持丧三年。回纥娶天朝子女，须依中国法。如依回纥礼法，何必我迢迢万里来结婚！”登里可汗不敢违迫，但宁国公主也依回纥礼，“嫠面大哭”，并在丧后黯然归国。金枝玉叶，绝色红颜，本想与老可汗生出个小可汗巩固唐朝和回纥的关系，如今一切皆成泡影，沾了一身羊膻不说，玉貌还因丧礼划了几刀，毁容而归。

　　代宗继位后，回纥又在唐朝叛将仆固怀恩诱引下，倾国而来，连诸虏二十余万，与吐蕃进逼泾州。幸亏老将郭子仪单身匹，叱责回纥背恩忘德，最终劝说这些豺狼反击吐蕃。代宗大历年间，回纥使臣在京城数百上千人，好吃好喝好银两好房子不说，还常常擅出市肆，掠人财物，抢人子女。如果有唐朝官员对他们加以禁止，这帮强贼竟敢武装上马，进攻皇家宫府，并入狱劫囚，为害甚烈。

　　但是，回纥人还是怕硬茬。大将辛云京守太原，回纥连并州、代州的边境也不敢去骚扰。

　　回纥兵帮了唐朝几次小忙，索求无厌，以卖马为名，从头到尾勒索唐朝财帛金宝无数。唐朝每年都“欠”回纥马价，越欠越多，不仅每年白送对方数万匹绢，日常支出的马价也要二、三十万匹绢，对国内造成沉重负担。而且，回纥人还杀害许多汉人，要东西不给就抢。同时，回纥又阻绝北庭、安西到唐朝进贡的使臣，截抢财物。

　　宪宗时，为抵御吐蕃，唐朝又遣太和公主出降回纥和亲。公主万里迢迢，进入毡帐换上胡服，拜见回纥可汗，“可汗坐而视”，全无从前拜礼的规矩。唐朝送行使者回国前，公主送宴，“留连嚎啼者竟曰”，玉貌朱颜，凋零黄沙。

　　等到唐文宗时代，回纥内哄，被黠戛斯打得大败星散。此时，太和公主仍活着，被黠戛斯俘获。黠戛斯自称是汉朝李陵之后，特别是他们当中有“黑瞳”的，肯定是李将军苗裔，所以，如果现在见到吉尔吉斯人，如果有黑眼珠的，说不定就是那位传奇人物李陵的后人。由于自认与李唐皇族同姓（李唐自称是李广之后），黠戛斯派使臣保护太和公主还唐朝，中途被回纥的乌介可汗所劫，尽杀使臣，以太和公主作为人质，向唐廷索要天德城为根据地。

　　唐武宗初即位，即遇如此棘手问题。天德军监军田牟想立功，上奏要求引连沙陀等部击逐回鹘。

　　李德裕很审慎，作为泱泱大朝宰相，他建议：“回鹘有功于唐，穷无所归，可赐其粮食，观其所为。”最主要的，是因为当时唐朝天德守军才一千多人，李德裕怕击寇不利反被劫夺。于是，唐朝先赐予回鹘二万斛谷粮。

　　乌介可汗虽是败亡之余得立的可汗，阴险凶狠，并吞诸部，很快又拥有十余万众。

　　会昌二年，又有回鹘部落进袭幽州时被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击败，未死的三万多人向幽山的唐朝守将归降，其首领数位被赐以国姓，有李思忠、李思贞、李思恩等人。

　　乌介可汗在天德军、振武军之间往来剽掠，抢夺汉人、羌人的财物。唐廷多次诏喻，让回鹘军众退还漠南。乌介可汗不仅不听，反而率军突入大同川，驱掠数万牛马，一路烧杀抢掠，直逼云州城门（古平城）。于是，忍无可忍之下，唐廷下诏发陈州等五州兵屯备太原，并命振武、天德两军待转年春天到时合军驱逐回鹘。

　　由于唐庭指挥有方，刘沔、张仲武、李思忠等人各得其用。这些将领又严命奚族和契丹各族斩杀先前回鹘强盛时派驻的监使，削弱回鹘的外援和供给。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春，回鹘乌介可汗率兵侵逼振武军，刘沔遣丰州刺史石雄与沙陀、党项兵合军，准备先发制人出击回鹘。

　　石雄至振武城，远望乌介可汗大兵还未齐结，又见有毡车数乘，出入其间的皆衣朱碧，很像唐人服色。派出间谍侦探，才知是太和公主营帐。于是，石雄派人密报公主：“现将迎公主归国，突战之时，请驻车勿动。”当夜，石雄率兵从城下凿洞潜出，直击乌介可汗主帐。大惊之下，乌介跳上马就跑，尽弃辎重，余众也趁乱哄逃，石雄派人连夜追击，在杀胡山（黑山）大败回鹘残兵，乌介可汗只与数百骑逃走。辗转辛苦多年，太和公主这位皇姑终于得返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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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奇袭战，唐军斩首一万多，俘两万多帐数万回鹘余众。为了斩草除根，李德裕还亲自为武宗起草诏书，赐黠戛斯可汗，称：“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怨，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即与之为怨，须尽夷灭，倘留余烬，必生后患！”黠戛斯可汗见唐朝册封自己，又称亲族又赐金宝，更加卖力地四处剿杀回纥残兵。

　　不久，本来已经向唐军投降的三千多回鹘人及四十多酋长在被遣散时，大呼不从，在滹沱河扎营不走，皆被刘沔派兵包围，杀个一干二净。虽然乌介可汗本人在三年后才被部下所杀，但至此回鹘已经衰散四迸，再也不成气候。可笑的是，如今“东突”分子自称为“大突厥”的一部分，殊不知，二族源属不同，且还在古代世为仇敌，惟一的联系是文字、语言相近，别的方面根本是生拉硬扯。

　　会昌三年夏天，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临终，他以弟弟刘从素之子刘稹为已子，嘱其妻裴氏要保全藩镇。刘从谏一直因“甘露之变”上表索杀仇士良等人，与唐廷不睦，怕自己死后朝廷秋后算帐。因此，刘从谏死后，刘稹自称留后。

　　消息传来，武宗皇帝令群臣廷议，多数人认为回鹘余敌未灭，再兴兵讨伐泽潞，军力耗费不起，应该下诏让刘稹代理节度使。

　　李德裕力排众议，认为：“泽潞藩镇与河朔藩镇不同，地处心腹要地，一直为朝廷平乱灭害，敬宗时没有远见，允许刘悟死后让其子刘从谏承袭。假如刘稹又能父死子袭造成既成事实，四方藩镇有样学样，天子威令肯定无人禀遵！”

　　武宗皇帝沉吟，问李德裕是否有把握平灭刘稹。

　　李德裕知道武宗忧虑主因在于河朔藩镇对刘稹的声援，便开导说：“现在应派遣重臣去镇冀王元逵和魏博何弘敬两处藩镇晓以利害，告诉他们河朔藩镇的父死子袭已成定例，但对泽潞藩镇朝廷绝不会放任。同时，诏命两镇出兵，事平之后，不仅有重赏，还能彰显尊荣朝廷的忠心。”于是，李德裕代唐武宗草诏，词语直率、恳切，“王（元逵）、（何）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同时，唐廷宣布削夺刘从谏、刘稹的官爵，并以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一起攻讨刘稹，并严令诸道不许接受刘稹投降。同时，唐武宗又遣宗室、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三人皆戎服郊迎，站立于道左恭侯，“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李回也挺能干，“明辩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

　　不久，见何弘敬出兵迟缓，李德裕就劝武宗诏命忠武军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动。见朝廷军队向自己地盘渗透，何弘敬大惊，怕引起内部军变，苍惶出师，进逼刘稹，并上表讨好朝廷说自己已经渡过漳水，直杀磁州。很快，魏博军攻拔肥乡和平恩两县，与刘稹真正撕破脸皮。

　　为了使战事更加顺利，唐廷又在关键时刻撤换文官出身不大懂打仗又有病在身的王茂元，以王宰代领其职。

　　其间，曾大败官军的刘稹军将薛茂卿因不获升迁产生怨恨，暗中投降王宰，并约唐军里应外合进攻泽州。王宰不敢相信对方是真投降，错失一次绝好机会。刘稹知道消息后，把薛茂卿骗至潞州，整族杀个干净。

　　因亏欠军饷，属于河东军镇的太原发生兵变，唐廷陷入两难境地。

　　犹豫之际，又是李德裕为武宗皇帝分析形势，指出太原叛兵人数少，兵变不久就会平定；刘稹本来要支持不住，万不可给机会让他绝处逢生，自损朝廷威命。果然，河东军镇戌守榆社的将士听闻朝廷要命令其他藩镇的军队去太平讨灭叛军，很怕这些“客军”趁机会屠杀自己在太原城内的亲属，便自告奋勇，拥监军吕义忠返军回城，攻入太原，尽杀叛乱的兵卒。不用唐廷出兵出饷，太原兵变就如此轻易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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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节问题得以解决，唐军诸路军兵专心讨战刘稹。刘稹心腹大将高文端又向唐军投降，尽言贼中虚实，并出了一个又一个“好主意“，拿下不少泽潞地盘，步步逼近刘稹。很快，泽潞邢州有“夜飞”之称的精锐守军因主将贪残，军士哗变，杀掉主将向王元逵投降；洺州守将王钊向何弘敬投降；磁州、尧山两处贼将也向唐军投降。

　　李德裕得报后，对武宗说：“昭义军的根本尽在山东，现在磁、邢、洺三州降服，其老巢上党很快就会有变故发生。”

　　为了防止魏博、镇冀两个藩镇把三州当成自己地盘，李德裕又劝武宗立刻诏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卢弘兼任昭义节度使，“乘驿赴镇”。

　　潞州贼兵贼将听闻山东三州皆降，大惧失色。一直给刘稹出坏主意搞割据的郭谊、王协等人便想“杀刘稹以自赎。”

　　刘稹本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原先为他谋划抵拒朝廷的郭谊现在掉回头算计他，自然是容易之事。刘稹有个远房堂兄刘匤周兼任军中押牙使，即是军府护卫军主将。郭谊知道有这个人在守大院不好下手，便劝刘稹说：“刘匤周在牙院暴横，诸将不敢言事，山东之失，实由此人。如果把他罢职，诸将肯定会献计献策，对军中有利。”

　　刘稹听话。他叫来这位堂兄，让他自己“称疾不入”。刘匤周固谏，刘稹不听。刘匤周长叹：“有我在院中，诸将不敢有异图。我交出护军，刘家宗族灭亡不远了。”

　　弄走了刘匤周，郭谊又派自己人董可武去劝刘稹向朝廷投降。

　　刘稹大惊，“现城中还有五万劲卒，干吗不战而降？”

　　董可武说：“您现在束身归朝，最小也会弄个大州的刺史当当；可任郭谊为留后，等您的新任命一下来，我们再奉太夫人以及您宗族和所积金帛迁居东都洛阳享福。”

　　刘稹傻不拉几，以为此事可行，就入后厅与母亲裴氏商议。裴氏叹息道：“归朝诚为好事，但恨已晚。以后诸事，汝自图之！”

　　刘稹不动大脑，白衣出门，以裴氏的名义任郭谊为都知兵马使。王协引领诸将在议事厅列队，见证了军权交接仪式。

　　交出印信后，刘稹入后宅，收拾行装财物。刘稹惟一的“忠臣”宅内兵马使李士贵听说此事大怒，忙率数千护兵进攻郭谊。郭谊从牙署院墙探出头，大叫：“大家何不入刘宅自取财物，奈何与李士贵同死！”一句话还真管用，众军士掉转刀枪，反而把李士贵杀掉。

　　郭谊连夜部署，该赏的赏，该关的关，很有统领风采。

　　转天一大早，郭谊又让董可武把刘稹骗入别院，参加“告别酒会”，酒酣耳热之际，几个人中有两人牵住刘稹的手，一个人从背后一刀剁下这个“大赏物”。然后，他们派军兵把刘稹的宗族（包括刘匤周在内），杀得一个不剩，婴儿不免。同时，又杀平素与刘氏父子关系不错的军将、幕僚十二家，“凡军中有小嫌者，（郭）谊日有所诛，流血成泥”。

　　接到刘稹的首级和郭谊的降书，武宗召李德裕等朝臣议事。言及如何处理郭谊的问题，李德裕表示：“刘稹贪愚孺子，阻兵拒命，郭谊皆为主谋；待至势孤力屈，郭谊又杀刘稹以求赏。此人不诛，何以惩恶扬善！宜及诸军在境，逮捕郭谊等人。”武宗也点头：“朕意亦以为然。”

　　郭谊诸人没有等到“旌节”，却被唐军捆上押入长安，皆当众斩首。比起当年为吴元济出坏主意的淮西军将董重质，郭谊真是同人不同命。因此，历史大家司马光对宪宗和武宗的作法皆不以为然：“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无论怎样，唐武宗、李德裕君臣协力，竟也能“以贼攻贼”，借用藩镇军队，平灭了刘稹。

　　灭回鹘残兵，定泽潞藩镇，唐武宗确实可当得起一个“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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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枉过正行“灭佛”――武宗君臣兴道毁佛始末

　　中国历史上曾大规模铲除佛教的“三武一宗”四个皇帝，即是指“三武”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那一个“宗”是指周世宗柴荣。

　　唐武宗、李德裕君臣“灭佛”，诏书上的动机看上去很冠冕堂皇，且不无道理：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关，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剷除不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

　　诏令一下，全国拆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以及寺奴十五万多人，皆收充两税户，并从昔日寺院手中收回膏腴良田数千万顷，充为公田。

　　究唐武宗“灭佛”之由，动机并非像诏书所称那么高尚。武宗皇帝本人与李德裕皆崇信道教。特别是为武宗“炼丹”的道士赵归真等人，日夜劝说武宗毁佛。武宗皇帝天天登上宫中一百五十尺高的“登仙台”，总想一下子飞升得道，结果当然啥事也没发生。道士赵归真趁机就说：“现在国中道教和释教并行，我总是看到黑气冲天，阻碍圣上成仙……”这句话最管用，武宗皇帝成仙心切，马上谕旨下发。历朝历代，一门宗教再强盛，其实皆是为了统治者服务，不可能凌驾于皇帝之上。如果“老板”怒了，拍案一喝，作为帝王权杖装饰的宗教只有挨宰的份儿。此外，同行是冤家，毁了佛，自然就肥了道。拆毁无数佛寺，同时又兴建无数道观，一出一进，仍旧浪费无数。为此，大儒王夫之就慨言：“岂可以举千年之积害，一旦去之而消灭无余哉？”

　　而且，佛教当时不仅与士大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廷握有重权的太监们大多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从高力士开始，鱼朝恩、李宪诚、吐突承璀、杨思勖、李辅国、仇士良等等有权大太监，无一不信佛（当然，这也和太监多充任“功德使”有关，本身他们自己就掌管“宗教事务”）。宦官信佛，主要是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众生平等。这让没有男根的公公们很迷崇。以为此生大洒金钱拜佛，来世即可变为正常男子并深享荣华富贵。反观道教，在宫廷中总是教唆皇帝修身养性，健体调生，这对宦官们没有任何吸引力――大力丸吃的再多，也没有地方可使。而且，道教传说中的众神等级森然，俨然是世俗的翻版，皇帝仍是皇帝，太监仍是太监，即使升仙上天，仍旧是没老二伺侯人的奴才。由此，太监们对与他们争宠的道士心中憎恨，武宗灭佛，实际上也加剧了禁庭内的暗斗。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秋天，由于吃进不少道士奉献的“金丹”，武宗皇帝的身体一天差似一天，不仅上朝次数急剧减少，连出外打猎游玩也罕见武宗身影。武宗如此不舒服，道士们还进贺，说：“陛下如今体内小恙，是仙丹产生了功效，正在换骨过程中，不久即可成为万岁仙体。”为了能使御名更符合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武宗皇帝改名为李炎，即取火能生土之意。“土”未生成，不久武宗皇帝倒是入了土。

　　“金丹”皆是剧毒矿物质结晶而成，人的肉体根本无法承受。会昌六年四月，唐武宗终于因服“仙丹”而驾崩，终年才三十三岁。武宗皇帝的死亡，以及灭佛的“三武一宗”的另外三个皇帝死亡，皆被某些释教信徒称为“报应”，似乎是得罪了佛祖什么的才到地狱报到。其实，这些鬼话完全是“不厚道”的诅咒谩骂。佛教大慈大悲的金身，都在这些市井话语中露出其剥蚀的华丽庄严。

　　纷乱之余，又是居于禁中统领禁卫军的宦官们为抢拥戴之功，矫诏迎立宪宗第十三子光王李忱“皇太叔”为帝，是为唐宣宗。

　　唐宣宗即位时，时年已经三十七岁。此人“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小时候在皇族中有大傻子之称。文宗、武宗兄弟在十六宅王爷府第宴饮时，常常故意逗他说话，以惹大家欢笑，虽然“光叔”、“光叔”一口一口地叫，实际上是拿这位光王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话。尤其是唐武宗，有事没事就踹这位“光叔”一脚、搧他一耳光或遣宦者逗这位王爷玩耍找乐。

　　“光叔”当了皇上，顿露“狰狞”面目，他先仗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又下诏恢复天下佛寺。为报父皇宪宗被杀之仇，宣宗又派人毒死了郭太后。经历了宪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的老妇人，竟不得善终。

　　一朝天子一朝臣，唐宣宪又大肆起用“牛党”，把李德裕一贬再贬，东都、湖洲、崖州，最终把这位会昌功臣贬死在“天涯海角”。

　　刚贬潮洲时，李德裕还作《谪岭南道中作》一诗：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此诗情景交融，思乡深切，但仍强作宽解。很快，严贬诏令又下，老宰相不得不举家上路，被押往崖州安置。惨伤之余，李德裕作《登崖州城作》一诗，绝望之意，表露无遗：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青山果留人在此。李德裕不久后就病死在这地老天荒之地，其年幼二子也因水土不服相继病死。定泽潞、却回纥的一代名臣，下场竟如此淒凉不堪，着实让人感慨不已，所谓“功成北阙，骨在南溟”，悲夫！

　　唐宣宗李忱虽然刚忍冷酷，为政却很清明。在他在位的十三年间，不仅善于纳谏，知人善任，抑制宦官，而且因张议潮来归之机，一举收复沙州（甘肃敦煌）、瓜州（今甘肃安西）、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等数州，重新获得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号称“大中之治”，唐宣宗本人也赢得了“小太宗”的美誉。

　　但是，唐宣宗时代的统治“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撅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王夫之）所以，唐帝国的这段瞬间辉煌恰似迴光反照，很快就走到了弥留欲死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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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开后百花杀
――黄巢之乱

　　法门寺，因为佛指舍利和秘色瓷的出土，在如今的中国非常出名。其实，远在在唐朝，它已是赫赫有名的皇家寺庙。北魏时，已有史籍明文记载官方正式在当地开塔礼瞻佛祖舍利；隋朝仁寿年间，也有过类似的祭拜活动；唐朝建立后，这一供有真身舍利的寺庙定名为“法门寺”（原名阿育王寺或“成实道场”）。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诏命岐州刺史第三次开塔瞻拜；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廷大具仪仗，奉迎佛骨于洛阳朝拜；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周朝”又在女皇的老面首和尚怀义所主持修建的巨大侈宏的明堂中供奉过舍利；而后，唐肃宗、唐德宗都把佛骨迎入皇宫瞻拜祈福，相对而言，这两次动静都不太大；唐宪宗时，皇帝不顾韩愈的极谏，以万乘之尊亲自步行至安福门迎佛骨舍利。但是，宪宗不仅没有行好运，一年后即被宦官所弑；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73年）春，皇帝又下敕派使臣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纷纷上谏，并有人提到宪宗迎佛骨后不久即遇弑的不祥。唐懿宗讲：“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还真让他说对了，四个多月后，这位乌鸦嘴的皇帝也病死，时年才四十一岁；转年，唐僖宗乾符元年阴历正月十五，唐廷以皇帝名义封闭法门寺地宫。从元魏二年（公元494年）到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这近四百年中，佛骨舍利共被“瞻拜”过十次，奇怪的是，不仅各个王朝未能改变它们更相交替的命运，一心拜佛的皇帝们不是遭遇多事之秋，就是死亡得更加迅速。特别倒霉的要属唐僖宗，他继位时才十二岁，也就看了佛骨一眼，竟也成为唐王朝最昏淫的君主。而且，导致唐朝最终灭亡的“黄巢之乱”也暴发在他的统治时期，虽然僖宗死后又有昭宗、哀帝，但真正亡唐的正是唐僖宗。

　　法门寺佛骨被封闭后，地面宝塔在明朝时损毁。万历皇帝信佛，又下诏建立起一座高达三十七米的精丽砖塔。清朝顺治年间，因地震，砖塔开始倾斜。一直到1939年，才有人捐资修茸此塔。1981年，砖塔再次崩塌。1987年4月，当地政府因折掉危斜的剩余塔身，意外发现了塔下的地宫。

　　经历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的密封，唐僖宗时期封存的宝物终于再现天日。在两千多件文物中，有四枚佛骨舍利、御用金银茶具、秘色瓷、金花锡杖、以及盛装舍利的“宝函”――皆是罕见的稀世珍物。这一考古发现，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

　　令人遐思连翩的是，法门寺佛骨出土两年多，国内也有大变故发生，至今让人记忆犹新。1994年11月和2003年3月，舍利被泰国两次迎奉，不到两年，即有东南亚海啸之灾，二十余万人葬身鱼腹……冥冥之中，佛指舍利出现后所带来的种种结局，真让人沉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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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帝王手中的老大帝国――唐僖宗的荒嬉与时政的糜烂

　　公元873年秋，唐懿宗病入膏荒。掌握禁卫军的两个头目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为了获取“拥立”之功，潜迎时年仅十二岁的唐懿宗第五子普王李俨（后改为李儇）为皇太子，同时，杀掉其余五个王子，只留下李俨的六弟吉王李保和七弟寿王李杰，估计是看这两人当时年纪小，其母微贱出身又早死，没有什么危胁。可见，随着年代推移，宦官们的心机越来越深，在贪求拥立之功的同时，他们还“深谋远虑”，不再扶立年长的王子为帝，以免这些人立定之后又再杀掉自己。少帝年幼，易于控制，又可自小就向他灌输“公公是翼护元忠”的理念，这样一来，就使宦官被杀的风险降至最低。很快，唐懿宗就“崩”了，皇太子李俨继统，是为唐僖宗。僖宗少年为帝，第一件事是追尊其母王氏为皇太后，第二件事就是封二位拥立自己的宦官为公爵。

　　唐懿宗不听臣下劝谏，非要迎佛骨，不仅自己很快病死，五个儿子也被宦官一起干掉，由此，真见不出这舍利有何祝福保佑的作用。

　　唐僖宗少年天子，自幼无贤德师傅教养，知书学算外加性启蒙全赖一个名叫田令孜的宦官。田令孜是蜀人，原姓陈，咸通年间认一个姓田的宦官为义父，故改姓田。此人“颇知书，有谋略”，是个“知识分子”太监。小人如果有才，那就是坏上加坏。当然，如果身为普王的李俨当不上皇帝，田令孜只不过是宫中一个小马坊使。李俨当了皇帝，马上委任这位心腹太监为中尉，掌握禁军大权。“中尉”一词不同于现在的官衘，在唐朝即“禁卫军司令”，是内廷大太监所独有的官号。

　　唐僖宗对田令孜一万个放心，“政事一委（田）令孜”，并呼其为“阿父”。这位没老二的“皇干爹”自然是气焰熏天，招权纳贿，自己与几个心腹任意授官，空白委任状有的是，谁献宝多谁的官儿就大，根本不和唐僖宗打招呼。每次与僖宗相见，田大公公皆自备两大盘果品鲜货“与上（僖宗）相对饮啗，从容良久而退”，爷俩儿默契，话也不多，只是鬼鬼老友一样你看我我看你相对大嚼，没有任何君臣上下尊卑之分。

　　当然，除官赏爵赐田令孜一个人说了算，让小皇帝在“生活”上高兴也是大公公主要工作之一。少年皇帝大手大脚，赏赐宫廷乐师、杂技师、伶人，每次都是万两金银以上，皇宫内府很快就见底。田令孜就劝僖宗以征税为名巧取豪夺商人及市民手中的宝货，“有陈诉者，付京兆仗杀之”。皇帝、官府，比强盗还厉害，不仅是明抢，对方稍有不愿意还要人命。“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

　　唐僖宗继位之时，宦官专权、官府腐败，“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一与盗遇，官军多败”，完全是隋朝末年的翻版。

　　僖宗乾符元年年底，濮州人王仙艺就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聚众起兵。由于当时盗贼众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是常态，唐廷上下皆没怎么在意。但是，没过数月，曹州冤句人黄巢率数千人也起兵响应王仙芝。这两位贩私盐的老朋友，终于联手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

　　当时，唐廷对于王仙芝、黄巢这样的“盗贼”并没留意，最大的关注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入侵蜀地的南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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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在今天云南洱海一带分散着六个较大的部落，称为“六诏”。最南面的“蒙舍诏”在唐廷支持下相继吞并其它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唐玄宗时，为了依靠南诏军力牵制吐蕃，诏封南诏酋长皮罗阁为云南王。唐玄宗后期，羽冀渐丰的南诏王阁逻凤（皮罗阁之子）依惯例谒见唐朝地方官张虔阳。这位刺史竟然调戏土王的漂亮老婆。一怒之下，阁逻凤杀掉张虔阳，攻取姚州及诸夷州三十二城。当然，事后又害怕，土王又哀求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给自己机会“改过”。鲜于仲通不许，欲血洗南诏。唐廷上下震怒，下令征讨，南诏就与昔日的敌手吐蕃联兵，在天宝十年大败唐军八万于洱海。天宝十三年，南诏又大败唐军七万多。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廷无暇南顾，阁逻凤乘机占有了整个云南地区。公元779年（代宗大历十四年），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与吐蕃合兵二十多万，直入西川，准备夺取成都。德宗继位后，唐军大将李晟统兵南下，大败南、吐联军。公元794年（德宗贞元十年），吐蕃又臣附唐朝，双方“和好”。和唐朝好了，自然要和吐蕃翻脸，南诏王忽然发兵，在神川（今云南中甸）大败吐蕃，杀死、俘虏吐蕃十来万人。到了公元829年（文宗太和三年），南诏权臣王嵯巅杀掉异牟寻的孙子后又起兵叛唐，并攻陷成都外城，掠获数万士女、工匠及金银财宝而去。但不久又“谢罪称臣”，双方仍维持表面的友好关系。公元859年（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诏王世隆继位。这位南蛮的名字正犯唐太宗、唐玄宗（李世民、李隆基）两位皇帝的名讳，唐朝就未予册封承认。南诏王世隆大怒，反正天高皇帝远，索性就自称皇帝，国号为“大礼”。接着，安南（今越南）土著又引南诏兵攻陷交趾（今河内），开始与唐朝正式开始新一轮战争。唐廷任高骈为安南都护，一年之内，即收复安南郡邑，把南诏赶回旧地。僖宗乾符元年年底（公元874年），南诏又入寇西川，陷黎州，攻雅州，并打到新津，蜀地士民大恐。唐廷便又起任时为天平节度使高骈去西川击南诏。

　　这位高骈，其祖父高崇文大名鼎鼎，乃是宪宗朝平定西川刘群的大功臣，当时得封南平王。其父高承明，也是唐朝禁卫军高级将领。都说“三世为将不祥”，但这高家三代为将，至此还未见蹉跌。高骈“幼而朗拔，好为文，多与仁厚者游”。青年时代曾率万余禁兵击走党项羌人，并在抵御吐蕃时屡屡建功。安南之战，高骈指挥得当，所向克捷，迁检校工部尚书。成都告急，朝廷又派他为成都尹。高骈“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曾是自己手下败将的南诏兵一点也不在意，大大咧咧先派人开成都门。南诏兵将正攻雅州，听说高骈来，吓得马上解围遁逃。

　　入据成都后，高骈立派五千步骑追击南诏兵，边追边杀，边杀边追，一直追到大渡河，在南诏入蜀的各处战略重地皆筑城派兵守戍，“自此（南诏）蛮不复入寇”。二十多年后，南诏政权才为其宰臣汉人郑买嗣推翻，南诏灭亡。

　　高骈善用兵，却好“妖术”，笃信左道旁门。每次追击南诏兵，他都在大半夜召集将士，烧焚纸人纸马，高抛小豆，嘴里念念有词：“蜀兵怯懦，今遣玄女神兵功阵破敌。”此举，不仅得罪了当地蜀籍兵士，他自己所率兵将也不悦，明明是大家血战成功，这样一来好象是高骈一人耍大神取胜，“军中壮士皆耻之”。同时，高骈得胜后，在蜀地严刑峻法，“蜀人皆不悦”。

　　因此，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夏天，成都的蜀籍军将就作乱，大呼冲入府署，吓得高骈躲入厕所才没被杀掉。高骈自带的天平军将闻讯赶来，与蜀“突将”开打，双方都没占便宜。不久，监军宦官出来讲和，许诺提高蜀籍兵士差饷，“突将”们才肯还营。天平军将也好面子，开营复出，作追逐之势，但未敢与蜀籍“突将”打斗，而是冲入一个操场工地，把数百役夫杀个干净，提上血淋淋的数百人头诣府门声称“已诛首乱者”。高骈将错就错，“厚以金帛赏之”。转天一大早，他还张帖榜文向蜀籍突将道歉，又升职又加饷。暗地里，高骈密令南平军将士轮流在府中值班严备，又派人把当夜参加袭击府衙的蜀籍军将名字一一登记在册，准备日后算帐。

　　过了两个多月，布置妥当后，高骈派数千军士连夜掩捕“黑名单”上的突将，“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厅，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一突将妻子临被杀前大骂：“高骈，你无缘无故削夺有功战士功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仅不反省已罪，反而使诈屠杀无辜，天地鬼神，岂能容你！我死之后，必诉于上天，使你高骈日后全家屠灭如我今日一样！”

　　高骈杀得兴起，还想族杀从边城防戌回来的蜀籍将士，好歹最后被手下参谋劝止。高骈的寡恩残暴，从此可见一斑。虽如此，朝廷嘉其击退南诏有大功，进位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封燕国公。

　　按倒芦葫起了瓢。蜀地刚刚消停，王仙芝、黄巢等人越闹腾越欢，在山东境内横行攻掠，聚众数万，当地不少居民因久困于唐廷重赋之苦，争往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