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华帝国的正午－隋唐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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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见时机成熟，吐突公公安排壮士埋伏，又请卢从史喝酒，这位节度使以为又有“好东西”，嗷的一声翻蹄亮掌就从对面营盘飞奔而至。刚进主师大帐，吐突公公不像往常一脸春风笑面相迎，反而高高踞坐在上，小粉脸蛋子青得狰狞。没缓过神，突出数位彪形大汉，当头兜裆一顿拳脚，打得这位卢节度使瘫在当地。连解释机会都不给，卢从史被锁入囚车，“驰诣京师”。还算运气，宪宗没有当即杀掉他，把他远贬为驩州刺史。

　　卢从史左右军将惊乱，吐突公公命壮士连杀数人，并以皇帝诏旨告知，表示卢从史有罪，已被逮捕。藩镇兵骄横惯了，不仅不怕，反而个个回营披甲，带齐兵器，冲向吐突公公主师营账，气势汹汹。危急关头，昭义军大将乌重胤纵马立于军门，叱道：“天子有诏，顺从者赏，敢违者斩！”看见本军大将发话，众人不敢不服，皆敛兵回营。

　　有了卢从史这么个倒霉蛋，“便宜”了一干人等。乌重胤定乱有功，被封为河阳节度使；吐突承璀虽师久无功，因擒拿卢从史免祸，回京后只被象征性地降级使用，并未获罪；最得益的，当属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当然，唐朝官军未占优势，但成德镇也被刘济等人的卢龙军连下几城。窘迫之余，王承宗总算找了个大台阶，上表奏称自己也是为卢从史所“挑拨离间”，才敢和朝廷叫板，“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即然王承宗“服软”，又不能拿他怎么样，宪宗也借坡而下，下诏为王承宗“平反昭雪”。至此，正剧变成闹剧。

　　此次兴讨藩镇也并非全无成效，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就举族入朝，并请朝廷派任新官。

　　最倒霉的当属卢龙节度使刘济。本来，河北战事停歇，朝廷为嘉奖刘济的“忠勇”，进其为中书令。刘济先前自己率兵出征，只带次子刘总跟从，留其长子刘绲为副大使留守幽州。刘总奸滑，趁老父刘济风寒卧病，便派人装成长安来的朝廷使臣，对病榻上的父亲说：“朝廷认为您逗留无功，已经任副大使（刘绲）为节度使”。刘济闻言惶惧愤怒。不久，刘总又屡派人在帐外喧哗，嚷嚷说朝廷封赏刘绲的旌节已经越走越近。军中将士闻讯，皆惊骇不已。愤怒之下，刘济在病床上发令，杀掉数十名平日与刘总关系不错的大将。怒叫狂吼了一上午，刘济口干，派人索取酪浆解渴。刘总暗中下毒，老头一喝，登时就死，时年五十四。其长子刘绲对一切皆不知情，行至涿州被弟弟刘总抓住，押至瀛州，矫称刘济命令，用大杖击死。毒父杀兄，刘总终于主持军务。唐廷当然不知内情，下诏封拜刘总代父职，并进封楚国公。

　　河北喧扰已过，唐宪宗毕竟挣得些脸面。宰相李吉甫善于逢迎，对宪宗说：“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大不以为然：“汉文帝时家给人足，外无兵灾，贾谊犹以为积薪之下易燃火，不可谓安。如今河南、河北五十余州不在国家法令之下，泾陇一带烽火连连，加之水旱连灾，仓廪空虚，正是陛下宵衣旰食之隔，岂能说是天下太平该享乐的时候！”

　　宪宗欣然纳谏，对李绛说：“卿言正和朕意”。退于后殿，他对左右内侍说：“李吉甫只会媚悦君王，李绛这样的人，才是真宰相啊”。

　　也是天佑福人。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九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这位平时喜爱活埋人的土皇帝纯属天杀，死年才三十二岁。依照“规矩”，众将推田季安之子田怀谏为副大使，准备“子承父世”。但田怀谏当时才十一岁，魏博镇的军政大权完全控制在家奴蒋士则手中。

　　听闻田季安暴死，田怀谏年幼，宪宗又动心，召众宰臣商议。李吉甫马上建议“兴兵讨之”；李绛表示异议：“田怀谏乳臭小儿，不能自断军力，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肯定相图互攻，不烦朝廷出兵，愿陛下按兵养威，以静制动，不过数月，魏博必有人自归朝廷。到时，望朝廷不吝爵禄，厚赏其人，河南河北藩镇闻知，必争相恭顺，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宪宗点头称好。

　　李吉甫好大喜功，纵言兴兵诛伐以张国威。李绛又劝：“兵者，国家大事，不可轻动。前年讨成德镇，四面发兵二十万，又发神策兵从长安出发，天下骚动，所费七百余万缗，最终无成，为天下所笑。今疮痍未复，人心惮战，如果硬以敕命驱军前往，不仅不能成功，恐怕还会激起兵变。魏博形势如此，绝对不可妄兴兵端”。

　　宪宗虽好强争胜之人，也听得分明，奋身拍案：“朕不用兵，就这样定了！”

　　事实发展，皆如李绛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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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士则一个奴才，以田怀谏为幌子，自决魏博军政，“数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同时，由于朝廷制命良久不至，名不正言不顺，军中汹汹不安。

　　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有位堂叔田兴，“少习儒书，颇通兵法，善骑射，勇而有礼”。常劝大侄子不要妄行杀戮。田季安怒，出其为临清镇将，想寻小过把这位老叔弄死。为了避祸，田兴假装半身不遂，浑身弄得炙灼遍布，站都站不起来的样子。田季安这才放心，认定这位“棺材瓤子”没什么作为。待田季安病危，他又想起这位堂叔，起用他为衙内兵马使。

　　魏博兵将人情不安，一下子聚集数千人，把田兴府第团团围起，鼓噪大喊，要让他出主军政。田兴起先惊拒，众人呼噪不停。不得已，田兴出府门，众兵将把他围在中间，皆跪地环拜，乞请他入府署事。事起苍猝，田兴惶急之中，惊仆于地，趁势装晕。躺在地上想了好久，“自知不免”，田兴站起，对诸兵将说：“既然推我主持军务，不知可否听我号令？”

　　众人皆叫：“我欲奉守天子法度，献六州版籍归于圣上；此外，勿惊犯副大使（田怀谏），可以吗？”

　　众人惟诺。

　　于是，田兴率数千全副武装的兵将，冲入府堂，杀掉蒋士则及其同党十余人，并把小孩子田怀谏迁移他处，保护起来。然后，他连夜上表，向唐宪宗表示归顺。

　　宪宗得报，大喜过望。他召来诸位宰相，对李绛说：“爱卿你真料事如神！”

　　商量对策时，李吉甫认为应该先派中使宣慰，“以观其变”，即派个宦官走走形势，探听一下魏博军将的意图，然后再派依据形势下诏命委任节度使。

　　李绛坚持不可。“今田兴恭顺，主动奉上田地兵众，坐待诏命，应该乘此机会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如果待中使返回朝廷，持呈魏博将士表奏来请节铖，圣上您再下诏批准，则是恩出于下而非是陛下施恩于上，其感恩戴德之心肯定会减弱。机会一失，悔之无及！”

　　宪宗拿不定主意，还是听李吉甫等人的意见，先派中使去“宣慰”，“侯其还而议之”。

　　李绛力争：“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愿圣上明早即降恩诏拜田兴为节度使”。

　　宪宗惜官，想先拜田兴为留后（代理节度使）

　　李绛复争：“田兴如此敬畏朝廷，倘若不予以非常之恩，不足以使他顶戴皇上恩德！”

　　宪宗终于应允。诏下，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田）兴感恩流涕，士众无不鼓舞。”

　　魏博来归，意义重大非凡。正如李绛所言：“魏博五十余年（从田承嗣至田怀谏，共四十九年），现举六州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应重赏以慰众心，使其夸慕四邻，请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以赐之。”

　　宪宗左右宦官们小家小气，恐怕日后藩镇归顺，有样学样，会耗费更多。

　　李绛语重心长：“田兴不贪专制一方之利，不顾四邻藩镇之怨，归命圣朝，陛下奈何惜小费而误大计！假使国家发十五万兵收复魏博六州，一年攻打下来，所费岂止一百五十万缗！”

　　一席话，宪宗顿开茅塞。于是，唐廷派知制话裴度亲至魏博宣慰，带去一百五十万缗赐与将士，并免六州百姓一年赋税。“军士受赐，欢声如雷”。

　　田兴受赐，改名田弘正。此人本质忠厚君子，裴度与其畅言中外古今、君臣之义，田节度使“终夕不倦，待（裴）度礼极厚，请（度）遍至所部州县，宣布朝命。”

　　李师道、王承宗、吴少阳等人眼看魏博镇归顺，又急、又妒、又眼热，但也没有办法。

　　狼窝出忠良。田弘正虽生长于魏博边朔之地，赳赳武夫，但“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并在自己的府第内兴建藏书楼，聚书万卷有余。治事之余，他与僚佐论古谈金，以古代忠臣良将为楷模。越读书，越达礼。田弘正毁撤田承嗣以来修建的僭越礼制的宏大馆舍，修身正本。如此“模范”藩镇，节度使真正归心朝廷，可以说是宪宗元和中期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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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灭彰义立奇功——李愬雪夜入蔡州

　　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七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长子吴元济阴狠刚戾，秘不发丧，只上报其父患重病，自领军务。朝廷为探虚实，派御医为吴少阳诊治，皆为吴元济挡驾。吴氏父子都不是好人。吴少诚当初认吴少阳为“堂弟”，不料最终让这位老弟灭了族，篡了权。吴少阳死了四十天，吴元济这个逆子为了自己能主军淮西，任由老父尸体恶臭在堂，并杀掉劝他入朝的下属苏兆、杨元卿等人。

　　吴元济行事的主心骨是董重质，此人是吴少诚女婿，勇悍有谋，很有战略眼光。他劝说吴元济东约李师道袭据润州，遣奇兵进守襄阳以摇东南，并自请精兵五百准备东袭洛阳，如此，“则天下骚动，可以横行”。吴元济沉吟。此人长相奇异，“山首燕颔，鼻长六寸”。智识却是平平，未能用董重质之计。

　　暗中准备一个多月，朝廷恩命又不见下，吴元济恼怒，“悉兵四出，焚舞阳及叶，掠襄城、阳翟……剽掠千余里，关东大恐。”如此明目张胆反叛，宪宗君臣忍无可忍。于是，诏令陈州刺史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申兴蔡等州招抚使，削夺吴元济原有官爵，并命宣武、大宁、淮南等道兵马合势，山南东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剑南东川兵马会师，同期进讨吴元济。

　　吴元济治下，仅有蔡州（今河南汝南）、申州（河南信阳）、光州（河南潢川），周遭皆是唐廷州县。即便如此，也敢狼狠抗上，可见藩镇头子们的骄横，由来已久。

　　宪宗元和十年三月，严绶一路兵出遇败，退保唐州（今河南泌阳）；寿州团练令狐通也被淮西贼兵打败，不得已缩于城内固守。而外间防御工事内的兵士，悉为贼兵屠戮。

　　蕃镇互为声援，在德宗时代已经开始。见官军攻淮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不时上表，要求朝廷赦免其罪。宪宗不许。王承宗只是空嚷嚷，李师道却来真格的。他派人烧掉唐廷用以屯积江淮粮赋的河阴院巨仓，共烧毁积钱三十多万缗，帛三十多万匹，谷物三万余斛，几乎把唐廷的后勤储备端个底掉。这一招真管事，无钱无粮如何打仗，群臣纷纷“进谏”唐宪宗罢兵，只有宰相武元衡以及中丞裴度坚执不许。

　　关键时刻，唐军大将李光颜（阿跌光颜）在陈州时曲（今河南郾城）大破吴元济贼军。本来贼军主动进攻，大清早就忽然逼近李光颜军营，压营列阵，唐军连想出战都不得。李光颜勇烈，命人破毁军营围栅，只带数骑，箭一样出突入贼阵，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将是军胆，主师如此英勇，唐军怯意顿消。贼军皆知李光颜威名（他的胡人长相也好认），纷纷向他放箭，“矢集其身如蝟”，如此金甲大将，目眦皆裂，乌马钢枪，来回决荡，满体皆是敌人箭矢，血流如注，仍高喊杀敌，此情此景，让人可发千古浩叹！其子害怕父亲突阵被害，拦马哀求李光颜不要再入，大将“挺刃叱之”，将士见此，皆感奋决起，挺刀纵马，直扑贼军，“贼乃溃北”。当时诸镇军包围蔡州的有十多屯，惟李光颜首先获以大胜。当初荐举李光颜的，正是中丞裴度。

　　眼看吴元济窘迫，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派使人到长安见宰相武元衡，为吴元济求情。武元衡当即“叱出之”，一点儿面子也不给。武元衡此人还真不容易，其曾祖武载德是武则天的堂弟，经过唐朝几代政治变迁，此位武爷能够活下来，又能做到宰相，真是艰难。武元衡“详整称重”，连德宗都称之为“真宰相器也”。宪宗为太子时，就已闻武元衡刚正之名，日后用他为宰相，“甚礼信之”。

　　王承宗的信使回来禀报，这位成德节度使只能破口大骂。

　　李师道蠢蠢欲动。他属下有人出主意：“天子下定决心要诛除吴元济，主要是武元衡力赞。如果派人刺杀他，别的大臣就不敢言声，还会力劝天子收兵。”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阴历六月三日早晨，武元衡早朝。刚出里东门，前面就有人在背影处大喝，让卫队灭掉灯笼里的烛火。前导卫骑诃斥，暗中突发一箭，把导骑射下马来。由于事出苍猝，武元衡的卫队又不顶事，忽然见到白刃闪闪，暗箭乱飞，纷纷四下逃逸。骑在马上的武宰相正惊愕间，从树上忽然跳下一人，一大棒就猛击他的左大腿，骨碎钻心，武元衡痛得大叫。刺客皆武功高手，不慌不忙，一人抓住武元衡马缰，牵行十余步，举烛看清确实是武元衡，才当胸一刀，把他刺死。然后，贼人又举刀剁下他的头颅，包裹起来准备拿回去报功。

　　当时，夜漏未尽，破晓时分，路上已经有不少上朝的官员和行人，巡逻兵士连呼宰相被杀，“声达朝堂”，百官恐惧，不知遇害者是谁。直到武元衡没有脑袋的尸身在马上被人发现，才知道是武宰相遇害。

　　与此同时，裴度在通化坊边遇袭。由于其参谋王义抱住刺客，裴度当天又戴一个厚毡帽，脑袋只是受了重伤，坠于沟中，幸免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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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宰相遇害，宪宗“惋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

　　武元衡工于五言诗，诗意哀惋清丽，隐有人寿不永之感，现录二首于下：

　　秋室浩烟雾，风流怨寒蜩。机杼夜声切，惠兰芳意消。美人湘水曲，桂楫洞庭遥。常恐时光谢，蹉跎江艳凋（《秋思》）

　　流水逾千度，归去隔万重。玉杯倾酒尽，不换凄惨容。（《送七里赴歙州》）

　　恐怖刺杀很有效果。“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间呵索甚严”。此举，其实更增添了恐怖气氛。不仅如此，朝臣们从此以后，许多人天不亮不敢出门，往往宪宗上朝坐等好久，大臣们还来不齐人。

　　刺客更猖狂，到处留下白纸黑字的纸片，上写：“毋急捕我，我先杀汝”。宰相都能被人取走脑袋，办案的“捕快”自然害怕，“故捕贼者不敢甚急”。而且，当时多以为刺客是王承宗所派，“其伟状异制、燕赵之音者，多执讯之”，京城里面，看见大高个儿操河北口音，都会被截住审问，紧张程度如同欧美机场看见阿拉伯哥们就哆嗦一样。

　　兵部侍郎许孟容入殿泣谏：“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

　　宪宗点头，于是，京城大索，悬重赏提拿刺客。最后，有人告成德军卒张晏等人是杀武元衡主谋，朝廷将错就错，逮捕张晏。屈打成招，最终杀掉张晏等十多人，“李师道客竟潜匿亡去”，真凶倒逍遥法外。

　　裴度重伤卧床，近一个月不能上朝。宪宗派禁卫军于其府第值勤，不时遣中使、御医问讯。

　　朝臣有人进言，希望朝廷罢免裴度以安藩镇之心。宪宗大怒：“若罢免裴度，正中贼意，朝廷无复纲纪可言。吾用裴度一人，足破贼军！”待裴度伤好，宪宗马上召裴度入朝，拜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难不死，裴度又当上宰相。同时，宪宗又增加相权的分量，允许宰相于私第召见人士，议谋军务。裴度不死，诛除淮西吴元济的信念倍增。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见有人替自己刺杀武元衡顶缸，烧了河阴后仓朝廷也不明罪，心中得意，就又想在东都洛阳闹事，牵扯朝廷的注意力。

　　作为坐镇一方的富贵诸侯，李师道在洛阳一带有不少庄园、田产以及僧寺。“兵谍杂以往来，吏不敢辩“。所有这些地方，都成了李师道手下间谍，刺客、死士等”地下工作者“的巢穴，当地政府官员轻易也不敢得罪藩镇，因此，贼人们更加猖狂。

　　淮西吴元济贼兵屡犯河南一带的唐朝州县，东都洛阳的绝大部分部队在伊阙防敌，城内空虚。李师道在洛阳有个类似“代表处”的“留后院”，潜藏兵士一百多人，准备在洛阳城内放大火，纵兵杀掠，趁乱夺取城市。晚间，贼人们杀牛供酒，准备转天一大早起事。

　　其中，有小将杨再兴胆小，偷出院门，一溜烟跑到洛阳留守吕元膺处告密。吕元膺忙追传已经出发往伊阙的部队，掉转头包围了留后院。唐军怯懦，围了半天也不敢进攻，最后，防御判官杀掉怯进的兵士一人，大伙才硬着头皮进攻。这百十号贼人皆不是寻常之辈，“突出杀人，围兵奔骇”。贼人结队齐整，把妻儿老小放置于队伍中间，以甲胄盾牌精兵殿后，堂而皇之在大亍上有秩序地往城外撤退，“防御兵不敢追”。

　　就这区区百十号贼人，连带家眷，出长夏门之后，竟能“转掠郊墅，东济伊水，入嵩山”。如果人再多些，他们很有可能就夺取洛阳城。

　　嵩山一带居民，多为猎户，皆以射猎为生，时称“山棚”。贼人入山后，正遇几户山棚扛了打得的梅花鹿去山下卖，便上前抢夺，还重揍几个猎户一顿。猎户猛悍，咽不下这口气，又知道官府通辑这些贼人，便马上四下赳集，分别派人堵住山中要路，然后引来官军，把这帮贼人一网打尽。

　　一番严讯，得知贼人的魁首是中岳寺方丈圆静。此人原为史思明悍将，当时已是八十多岁，仍“伟悍过人”。严刑拷打之时，唐兵有人扛大锤想砸断他的胫骨，抡了几下都不见断。估计一是老头有硬气功底子，二是“操作”失当。圆静大骂：“鼠子！连人的腿也砸不折，还敢自称是健儿！”于是，他自己把大腿伸直，摆正位置，教抡大锤的兵士定准地方砸。果然，锤下，腿折。最后，法场受刑，老贼头长叹：“误我大事，未使洛阳城遍流人血！”可见，安史余孽，仍如此凶悍残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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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鞠审，唐廷才知道李师道等人一直在洛阳城收买守将、驿卒，耳目众多。又花钱数千万，买下十多处庄园以为“根据地”，招留贼人，准备了好久。同时，经过大刑伺侯，还审出这帮贼人中竟有杀害武元衡的两个主凶，原来李师道是刺杀事件的主谋。由于当时与吴元济之间的战事吃紧，先前又与成德镇王承宗闹翻，唐宪宗君臣暂时保密此事，留待“秋后算帐”。

　　元和十年十月，唐廷以汴州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韩弘是镇帅刘玄佐外甥。贞元十五年，汴军推韩弘为留后，朝廷任其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此人貌似宽厚，实则阴忍。他刚任汴州刺史时，深知汴军骄恣，不拿主师当回事。韩弘细察内情，知悉副将刘锷常为乱首，便首先拿他开刀。一日，韩弘在衙门议事，忽召刘锷及其部属三百多人，以议事为名。诸人到达，韩弘面数其罪，缴械后，“尽杀之以徇”，血流出府衙，溢满道路。砍三百多个脑袋，确实要流不少鲜血。“（韩）弘对宾僚言笑自若”。杀人立威，由此，二十多年间，汴军内部一直没人再敢起乱。

　　虽然朝廷委任韩弘当都统，主要是因为汴州首当河南、河北要冲，真正替宪宗打仗的还是李光颜和乌重胤两部。韩弘虽受委命，自己仍旧居于原镇，只派他儿子韩公武率三千人归隶李光颜军。“（韩）弘虽居统师，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养寇自盗，这位藩镇算是做到家。所以，闻官军打胜仗，“辄数日不怡，其危国邀功如是”。

　　看见围攻蔡州诸将中李光颜最卖力，韩弘便想以美女“腐蚀”他。他从自己府中舞姬中挑一个绝色美女，饰以价值百万的金珠宝物，然后派军使把他送给李光颜，想以此消磨李将军的斗志并败坏他的声名。

　　李光颜对军使讲，请您明早来营帐，我当众拜受韩公的厚意。于是，转天一大早，李光颜大摆宴席，置酒高会，并传命军使前来。绝色美姝入营，“秀曼都雅，一军惊视”。

　　良久，李光颜开言：“我离家出征，完全是为国事奔劳。将士们弃妻离子，日蹈白刃危矛之间，我又怎能独享女乐呢。请替我感谢韩公厚意，天子待我李光颜恩重如山，我誓灭淮西贼寇！”言毕，李光颜泪下如雨。

　　“将卒数万皆感激流涕，于是士气益勃。”

　　乘此锐奋之气，李光颜等军连败淮西贼兵。

　　成德镇王承宗为减轻吴元济压力，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上表请讨王承宗。唐宪宗不顾两面用兵的大忌，于元和十一年初又下诏命河东、幽州、横海、魏博等六道进讨王承宗，并获数次小胜。

　　但是，淮西方面，唐邓随节度使高霞寓一军大败于铁城（今河南遂平），士卒皆没，这位高爷一人独骑逃脱。盛怒之下，唐宪宗以荆南节度使袁滋接替高霞寓。袁滋到唐州（今河南唐河县），根本不敢派军队入击吴元济，还卑辞下意与吴元济书信住来。唐廷知道此事，便以时为太子詹事的李愬为唐、邓、随节度使，又把袁滋换掉。

　　李愬之父是为唐朝立下汗马大勋的李晟。虽为名将之子，李愬当时并不出名。他来到唐州后，见丧败之余，士卒惮战，便佯装谦恭平易，对营中军将说：“天子知道我这个人柔懦能忍，所以派我来安抚你们。进战攻取之事，并非我想做的”。

　　“众信而乐之”。

　　李愬抚慰兵士，养兵蓄锐。淮西贼兵从未听说过李愬有战胜的名声，对他防备甚松，渐渐不以为意。“（李）愬沉勇长算，推诚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势，出贼不意。居半岁，知人可用，乃谋袭蔡（州），表请济河。”

　　当时，唐军诸路师出有年，近十万大军，费饷无数，唐宪宗怒极，下诏切责诸军统领。

　　朝廷对李愬非常支持。宪宗诏派河中、鄜坊骑兵两千人归由李愬统领。李愬是谋将，最善长的是利用敌方降将。贼将丁士良勇猛善战，小河沟翻船，在一次小规模遭遇战中，马失前蹄，为唐兵俘虏。知道自己要被斩首，丁士良“辞气不挠”，很刚烈的一条汉子。李愬“异之”，亲自为他松绑，任他为捉生将。丁士良归顺后，盛戴李愬，就出主意说：“贼将吴秀琳有兵数千，全靠陈光洽一人有勇有谋为军胆，我能为您擒来陈光洽以逼使吴秀琳投降”。话不白说，丁士良率数骑一去，果然擒归陈光洽。“吴秀琳以文成栅兵（今河南泌阳）三千降”。李愬带这数千降兵，又在吴房县外大败淮西军。得胜后，吴房城守将派五百精骑追蹑李愬。这位节度使不仅不跑，反而“下马据胡床，令众悉力赴战”，又射杀贼将孙忠宪。

　　至此，唐军数路皆捷。兵马使王沛先引兵渡溵水，占领战略要地。于是，事前观望的藩镇协战军纷纷渡河，进逼郾城；李光颜又在城下大败三万多淮西贼兵，守将邓怀金投降；李愬部属董少玢、田智荣等人又拔路口等栅（今河南遂平县），占领多处战略要地。连连败绩之下，吴元济一度想投降，但被其部下董重质等人所阻，最终仍坚持顽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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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唐宪宗又听从朝臣之言，集中兵力进取淮西，罢停已经进行两年的讨伐王承宗的战役。讨成德镇用兵十多万，调用多方军镇，“千里馈运，牛驴死者十四五”，光刘总一个藩镇的支出每月就需十五万缗，所以，集中军力财力一方用兵，也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李愬方面，又听取降将吴秀琳建议，设计生擒了淮西骑将李祐。此人与官军作战几年，杀伤唐兵甚众，军士噪营，争相在营中跳跃叫骂，要活剐李祐。

　　李愬又来老一套，“释缚，待以客礼。”

　　一连数日，李愬与李祐以及原吴秀琳降将李宪密议，常常一谈就是一通宵，连唐军内的高级将领都不知道几个人研究些什么。军士不悦，无数匿名信飞投韩弘以及唐军其他军营，报称李祐是贼人内应。

　　李愬深恐宪宗听见谣言后会对自己有所疑虑，他流泪对李祐说：“难道是老天不让淮西贼灭亡吗？为什么我们相交如此之厚都不能平息众口之谤呢。”

　　于是，李愬把李祐绑起，出帐对军将们讲：“诸君怀疑李祐，现在我把他交给皇上处置。”事先，李愬已经派人上表唐宪宗：“如果杀李祐，肯定平不了吴元济！”

　　宪宗很信任李愬，派人驰送赦诏至军中，赦免李祐，放归李愬任用。李愬悲喜交集，握着荐李祐手说：“尔之得全，社稷之福也！”立署为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不久，李愬又以李祐为六院兵马使，把最精锐的山南东道牙兵三千人归其统领。

　　除了厚待降将得其死力外，李愬还一改先前凡是发现敌方间谍即杀全家的法令，对俘获的淮西间谍一律好吃好住好银子招待，“谍反以情告（李）愬，故益知贼中虚实。”

　　淮西战场诸将用心，长安的宪宗君臣却萌生退意。四年多来，师老兵废，耗饷无数，李逢吉等人多次劝宪宗罢兵。众宰臣中，惟独裴度不言。

　　宪宗向裴度询问他的意见。裴度出人意表，要自己前往淮西亲自督战。

　　宪宗很意外，“卿真能为朕行乎！”

　　罢朝后，宪宗留裴度。裴度慷慨陈言：“臣誓不与吴贼俱生！臣观吴元济表奏，势实穷蹙，只是战前诸将心力不一，现陛下派臣前去，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

　　于是，唐廷以裴度为同平章事、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临行，裴度当众向宪宗表决心：“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见裴度怀必死之心前往，感动得唐宪宗也涕下沾襟。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裴度到郾城，罢去先前军中所置的监阵宦官，“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

　　不久，李愬又在吴房外城攻坚战中获胜，斩首千余级。有人力劝李愬乘胜入据吴房子城，为了牵扯敌方兵力，李愬不许。此时，李祐献计：“吴元济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蔡州（今河南汝阳县）城守军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捣其老巢。等到别处贼将知道消息，吴元济已经成为官军囚虏了”。李愬点头。他马上派人向裴度汇报，裴度力赞：“兵非出奇不胜”。

　　李愬之所以能立奇功，也是因为李光颜等诸路唐军在北线不断施压，吴元济贼军主力精锐均调去洄曲附近防守，故而蔡州虚弱。李祐等人本是淮西双将，自然熟悉内情。天时地利人和，终于能造就中国军事史上的奇功一件。

　　元和十二年阴历十月辛未日，李愬命随州刺史旻留镇文城，令李祐等率三千敢死队为前锋，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田进城领三千人殿后，上演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出奇袭大戏：

　　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卒少休，食干粮，整羁?#123;，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将五百人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

　　诸将请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祐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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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愬令惊之以混军声。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馀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

　　李愬、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

　　鸡鸣，雪止，愬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

　　起，听于廷，闻愬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馀人据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

　　愬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其器械。癸酉，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城上矢如猬毛。晡时，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馀人相继来降。自元济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济官吏、帐下、厨厩之卒，皆复其职，使之不疑，然后屯于鞠场以待裴度……

　　至此，蔡州终于平定，宪宗也迎来了他人生最颠峰的时刻。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吴元济被押送入长安，斩于独柳之下，时年三十五，其三子二弟，也被押至江陵斩首。

　　论功行赏，裴度赐勋上柱国，封晋国公；李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凉国公；李光颜加检校司空；乌重胤邠国公；韩弘以“统师”功，封许国公（这位阴险老贼见吴元济平，马上入朝觐见，“两朝宠待加等，竟以名位始终，”真是运气好）；李祐授神武将军，后累升至左右神策剑南西川行营节度使，“训兵有法，羌戎畏服”；董重质本来是吴元济最大帮凶，但能单骑归降官军，最终使李光颜兵不血刃以取洄曲。宪宗起先想杀他，然李愬先答应饶他一命，便贬为春州司户参军。转年，董重质又获启用。元和十五年，授左神武将军。太和四年，为夏绥银宥节度使，“（董）重质训兵历法，羌戎畏服”，善终于任，是“化仇敌为股肱”的一个典型。……

　　韩愈作为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奉宪宗之命回朝撰写《平淮西碑》，刻石记功（李愬老婆是宪宗姑妈唐安公主女儿，入宫哭诉韩愈碑文没有提其父血战之功。宪宗命改写，最终定稿的碑文由学士段文昌所写，采远不如韩愈）。诗人李商隐十分推崇韩愈的碑文，又景仰裴度的统师之功，其《韩碑》一诗，气势磅礡，用笔老到，实际上是歌颂了元和君臣并力诛除淮西藩镇的史诗：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

　　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

　　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豸区][豸区]生罴。

　　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

　　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

　　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

　　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

　　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

　　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

　　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

　　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

　　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

　　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

　　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

　　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

　　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

　　公子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

　　呜呼圣王及圣相，相与赫流淳熙。

　　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

　　愿书万本颂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

　　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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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取淄青十二州——李师道的最后下场

　　淮西吴元济平灭，诸藩镇确实被吓怕。“（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在其属官劝说下，李师道“纳质献地以自赎”，遣其长子入侍，并上献沂州（今山东临沂）、密州（今山东诸城）和海州（今江苏东海）给朝廷；“（王）承宗惧，求哀于田弘正，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捸二州，输租税，请官吏。”

　　王承宗此次是真心归顺，“奉法逾谨”，估计大多归田弘正榜样的力量无穷。元和十五年底，王承宪病卒，其二子王知感、王知信皆为质于长安，只有十八岁的弟弟王承元在镇。诸将依据先例，推王承元为留后。小伙子年纪虽轻，深知礼义制度，密奏朝廷，请诏任主师。“天子嘉之，”任王承元为义成军节度，移镇。诸将号哭喧哗，哀乞王承元留下。鉴于诸镇将领擅推擅杀的前事，王承元坚决尊依唐廷命令，离开成德军。穆宗时，他又任凤翔节度使，抵拒吐蕃甚力。居镇十年，加检校司空，移授平卢军节度使，“宽惠有治，所理称治”。太和七年，王承元病逝于平卢，时年三十三岁，是藩镇主帅之中结局很好的一位。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祖父是高丽人李正已（本名怀玉），藩镇初起时曾雄豪一时。其子李纳也时叛时附，一家子天生反骨的东西。李纳死后，其长子李师古袭位，虽表面上奉朝命恭顺，内里实怀异图，招集亡命。“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妻子（为人质），或谋归款于朝，事泄，族其家，众畏死而不敢异图。”

　　李师古病死，其弟李师道当时正在密州，为李师右的家奴密迎得立。“自（李）正已至（李）师道，窃有郓、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已者，皆用严法制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

　　李师道为人，并无其父兄阴险悍烈之风。平日军政大事，他根本不和大将、幕僚商议，只听信几个心腹丫环，其中最有主意的有两个人：蒲大姐、袁七娘。妇人识浅，又是丫环仆妇之流。听闻李师道要向朝廷割献三州，就“语重心长”地劝说：“自先司徒（李正已）以来，千辛万苦挣得这十二州土地，奈何忽然割弃！今境内兵士数十万人，我们不献三州，朝廷不过发兵相加，尽可以力战抵抗。如出战不胜，再议割地，到时也不为晚。”李师道言听计从，上奏朝廷，推脱说属下将士不同意割让三州。

　　朝廷震怒。藩镇三心二意，跳梁狰狞，已经数十年。但皆是朝廷准备下手时，因怕撤职削土而发的本能反应。土皇帝们拥割数州，俨然一国，倒没什么特别大的野心，诸如打入长安篡个位什么的。特别主动向中央政府叫板的，淄青李师道算是个典型。他不仅在朝廷平灭吴元济时刺杀宰相武元衡，又想占领东都洛阳把事搞大。本来，割让三州与朝廷，大家都有台阶下，互相忍让一下，也就“姑息”过去了。怙恶不悛，出尔反尔，宪宗的面子再也撑不住。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秋，“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

　　此次讨伐，进展十分顺利。配合作战的藩镇兵十分卖力，连老奸巨滑的韩弘也“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今山东荷泽）”。沧州节度使郑权先破淄青兵于齐州；李愬破贼兵于兖州鱼台；田弘正功功最大，在郓州“破贼三众，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胜计。”不久，田弘正又在东河破淄青兵五万多；李光颜在濮阳击败贼兵，连下斗门城、杜庄栅。

　　“诸军四合，累下城栅”。诸将逮捕淄青贼将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械送长安，宪宗君臣以为他们“久居污俗，皆被胁从”，均加以特赦，放归魏博等镇效力。这一招管用，“贼觇知传告，叛徒皆感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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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战期间，李师道大将刘悟在潭赵扎营，抵拒魏博的田弘正。用人而疑，李师道总觉刘悟在外面不塌实，数次催他出战。刘悟也有难处，与其对营的是气势正盛的魏博兵，能守住就算不错，哪里还敢主动找死。李师道怒，派个奴仆携密信找到刘悟的副使张暹，让他“解决”刘悟然后代领其军。张暹与刘悟关系密切，转身进营把实情全盘托出。刘悟一听，连忙唤人先把李师道传密令的奴仆一刀砍了，然后，他大集众将，说：

　　“魏博兵强人众，我们出战则败，不出战也会被司空（李师道）杀掉。天子明诏所诛，惟司空一人，我们现在被驱迫入死地，实在不值，不如还兵直趋郓城为朝廷立功，转危亡为富贵。”

　　众人唯唯，只有别将赵垂棘一个低声嘀咕：“这事能成吗？”刘悟一抬胳膊，立马上来几个兵士就把这位起将军推出砍了，接着，刘悟又杀平常看不顺眼的将领三十多人，“尸帐前，众畏服”。出兵前，他又密派人告知正和自己列营高使的田弘正，让对方在自己出兵后出据潭赵。

　　夜半时分，刘悟率兵趋至郓城西门。见来将来兵皆是“自己人”，守门将大开城门，众兵进城喧噪，四处放火。李师道惊起，急得跳脚，入见其嫂（李师古之妻）说：“刘悟反了，我只能上表求为庶民，能为先人守坟墓就知足了。”说完话，李师道扭头就跑，拉着儿子李弘方躲进厕所。此时此刻，再不见先前为他出主意的蒲大姐等“巾帼英雄”挺身而出。

　　乱兵闯入节度使内室，搜得李师道父子。李师道请求见刘悟，不许；又请求把自己缚送长安。刘悟派人对他说：“司空您现为囚徒，有何面目见天子！”李师道不死心，“犹俯仰乞哀”，全无当初上窜下跳烧粮仓、杀宰相的气焰。倒是他儿子李弘方有点骨气，一旁劝说老父：“不如速死！”这话很对，自己不说也得死，刘悟命兵士一刀一个，砍下李师道父子首级，“传首京师”。

　　“自广德（代宗年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河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至此，唐宪宗成为安史之乱后最英明有君主，“慨然发慎，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虽将相有功，但如果没有宪宗英明独断，诸事也不可能成就。

　　藩镇问题是安史乱后唐王朝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打仗打得就是钱，无他法，只能竭泽而渔，从百姓身上榨取，特别是江南一百多万民户，几乎全部血汗都被榨尽，负担近百万军士的粮饷。此外，北方诸藩镇多是胡人后代或兵痞把持，使得本来一直有深厚之化传统的中原地区变得犹如“化外异域”，民风悍野，烧杀为乐，割据称雄，是真正的历史的倒退。一百五十多年间，河北三镇的节度使走马灯似地换了57个，可由唐廷委派的只有4个，几乎皆是猜沉阴险的武夫。而且，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迄至五代，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藩镇割据”。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藩镇割据最大的危害还在于数百年的后世——北宋王朝深知藩镇军人跋扈的危害，竭力避免武人专拥一方，弱枝强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结果，矫枉过正，两宋的军事实力和兵士素质大大降低，一亡于金，再亡于蒙古，亡国而且之天下，中国历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究其根由，一切竟仍可以追至藩镇割据之祸。

　　无论如何。元和君臣对于消藩的赫赫史迹，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正如唐朝诗人张祜的诗中所谓：

　　万古元和史，功名万古殊。英明逢主断，直道与天符。一镜辞西阕，双旌镇北都。轮辕归大匠，剑戟尽洪炉。物望朝端洽，人情海内输。（《献太原裴相公二十韵》）

　　（这位为求官南北奔走三十多年的张祜诗人虽然诗中难免有奉承之语，毕竟是实话也不少。他最有名的诗是《集灵台·其二》：“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峨眉朝至尊。”此外，还有一首宫怨诗《何满子》：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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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元和天子的“暴崩”结局

　　宪宗高坐皇位受群臣上贺。大家和他本人都不知道，这位中兴君王距他的生命尽头，只有一年的时间。

　　“上（宪宗）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于是，道士柳泌、和尚大道等人相继入宫，为皇帝炼“长生药”。为了让柳泌有好环境合炼不老丹，宪宗竟以台州一州之地尽赐柳泌，这位老道在天台上以刺史身份，天天架几口大锅为宪宗炼丹。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唐朝皇帝，太宗、高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无论英主庸主，皆喜服食药物。这些药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均是剧毒矿物，食之燥渴烦懑，性格大变。奇怪的是，武则天也吃丹药，竟寿至八十三。“岂女体为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赵翼）”笔者揣摩，武则天服食的，可能更多是植物类“仙丹”，为害不大。

　　不仅好神仙服药，宪宗晚年还好佛。元和十三年年底，宪宗遣中师率大群僧众前往法门寺迎佛指骨到长安。“上（宪宗）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宪宗皇帝此举并非“统战”需要，他是真心崇信。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表文非常有意思，发人深省，有理有据，兹录于下：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

　　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

　　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

　　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韩愈讲的很有道理，他列举“佛”出生前，中国的上古诸帝皆长寿，连有据可考的周文王、周武王都活到九十多。汉明帝时开始崇信佛法，在位才十八年。南梁武帝最侫佛，三次舍身佛寺为奴，一天一餐素食，虽在位四十多年，最后因侯景之乱，竟然饿死于台城。同时,y由于这位韩爷是道统维护者，他更指出“佛”不过是一“夷狄”，佛教更使当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损耗。

　　宪宗览表大怒，立贬韩愈为潮州刺史，即韩大诗人自己诗中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佛倒没把韩愈怎么样，皇帝先把他贬流至人烟罕至的荒远僻州。当然，万苦千辛到了潮洲，见“涨海连天，毒雾瘴气，”韩诗人也后悔，上表哀呼：“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老斗士一时嘴痛快，数年人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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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绝非昏狂之君，他也对大臣们讲：“我想韩愈谏佛骨之事，大是出于爱护朕躬之意。但韩愈为人臣，不应乌鸦嘴讲皇帝事佛反而早死这种事！”

　　不料，韩愈这“乌鸦嘴”还真灵。仅隔一年多，元和十五年正月（公元820年），宪宗就于宫内“暴崩”，时年仅四十三。

　　一般史书皆讲：“上（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众宦官）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新唐书》、《旧唐书》以及现在各种史书，有的支支吾吾，有的因袭前史，都言宪宗暴崩是陈弘志所弑。

　　其实，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早已指出：宪宗暴死的主谋，正是宪宗的懿安皇后郭氏！

　　郭氏是郭子仪孙女，驸马郭暧和代宗长女升平公主（京剧《打金枝》女主角）的女儿。元和元年，郭氏被册为贵妃。元和八年，百官多次上表奏请册郭氏为皇后，宪宗均不应允。新、旧唐书均言宪宗“后庭多私爱”，好像怕郭氏当皇后以后不让他乱搞女人，这实欠公允。宪宗英主，他忌惮的是郭氏一门贵盛，将相满门，如果再出个皇后，恐怕对政权构成危胁。怀恨之下，郭贵妃自然要派宦官动手，而继位的太子又是她的亲生儿子（穆宗）。

　　穆宗继位，马上杀掉宪宗宠信的吐突太监和自己的兄弟沣王李宽（吐突公公曾劝宪宗立沣王为太子，至此，穆宗把这两个人一起杀掉）。表面上是王守澄等太监杀人，其实幕后主凶正是郭后（穆宗即位她才当上皇太后，懿安皇后是其死后谥号）。“郭氏虽饰贤声以自曝，而侈靡游佚，固一不轨之妇人，其去武（后）、韦（后）无几也。”（王夫之）大概当时后世之人，感于郭后的祖父郭子仪的功名，有意无意中替这妇人掩饰罢了。后来，宪宗儿子宣宗继位，老太太被追究前罪，急得要跳楼，最终死于非命。

　　唐宪宗崩，太子李恒继位，是为唐穆宗。穆宗声色犬马之徒，在位四年，天下崩解，藩镇重起，史臣对穆宗痛心疾道：“观夫孱主，可谓痛心。不知创业之艰难，不恤黎元之疾苦……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至愚疾！”

　　唐穆宗时代，有两件事值得一谈，一是河北藩镇的重新叛乱，一是大才子元稹的重新引用。

　　唐穆宗长庆元年八月（公元821年），幽州卢龙镇先作乱，军士囚节度使张弘靖。不久，朝廷又派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移镇成德，取代先前已死的王承宗职务。成德和魏博两个藩镇是世仇，田弘正为了防身，带两千多魏博军入成德，但中央管理财政的户部度支崔倰“性刚褊、无远虑”，不支军饷粮米给田弘正所带的魏博私兵。无奈，田弘正只得遣回自己的私人武装。不久，由于军饷没有及时远送至成德镇，回鹘种人王庭湊阴谋鼓动兵士作乱，杀掉田弘正及其僚佐、亲将以及家属三百多人，王庭湊自为留后。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本想起兵征讨，因病重未能成行。唐廷下诏以田弘正之子田布复为魏博节度使。由于大乱四起，魏博军将又逼田布“行河朔旧事”，即重新割据一方。田布忠贞，自杀而死。至此，河北等地藩镇死灰复燃，宪宗时代的胜利果实一朝皆没。

　　至于元稹，乃北魏皇族之后裔。少孤，家贫，赖其母贤惠妇人，亲自教习儿子读书。元稹二十八岁即因考取状元而登第，与白居易同科。年青敏锐，傲气十足，元稹屡上谏奏，多为宪宗采用。不久，因与宦官刘士元在驿舍争房子住，大才子竟被公公们鞭打逐走，继而贬官，而后流放“荆蛮之地”十年。

　　直到元和十四年，令孤楚作相，知其文名。才把他召还长安做“膳部员外郎”。唐穆宗喜文辞，作太子时就知道“元才子”的大名。荆南监军宦官崔潭峻也非常尊重元稹，两人关系极好。穆宗即位，崔潭峻就向穆宗引见元稹，当天元才子就被天子任为“知制诰”。由于任命的制书未经相府，时人鄙之。但元稹文采华章，辞诰一出，众人也不得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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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节度使裴度与元稹有旧恶，上书极言元稹“奸邪”。穆宗不听，并于长庆二年诏拜元稹为平章事（宰相），“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可见，诗人词客，一直不为世人所重。

　　后人多讲元稹晚年攀附宦官，实则不然。人情相结，有时会一见如故，崔公公也是羡慕才子美名，元才子也是因人就势，谈不上刻意巴结。

　　元稹后来出任越州刺史，天天也一帮文士诗辞唱酬，“既放意娱游，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青年时代的英勃锐气，全然消失，成了一个官场老虫子。

　　太和五年（公元831），大才子暴卒，时年五十三。元稹与白居易在诗歌方面齐名，史称“元、白”，其悼亡诗也是中国文学诗上写得最棒的一个人。

　　唐穆宗最后也因吃“丹药”早死，时年才三十岁。其长子李湛继位，是为唐敬宗，年方十五。

　　这位少年皇帝很有南朝荒唐天子的风格，好击球走马、打鱼斗鸡、摔跤歌舞，日夜宴乐，还特别喜欢自己刻“圣德碑”歌颂自己。此外，他最喜爱的“运动”是半夜外出抓狐狸玩，宫中称“打夜狐”。

　　诗人李商隐为此作《富平少侯》一诗：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其中所用典故，并非指汉朝富平侯张安世之孙张放，实际是指汉成帝故事：“始为微行，从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称富平侯家人”，正是暗指继位时年方十六的唐敬宗。特别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二句，形象描写富贵少年天子用金弹打鸟并不爱惜，（典出韩嫣），却爱惜井上自制的不值钱的汲水辘轳架，憨愚骄养之态，淋漓毕现。而此诗开头一句“七国三边未到忧”，喻指如同汉朝七国叛乱一样的藩镇割据与如同战国的燕赵秦边境的匈奴一样的吐蕃、回鹘、党项等边患，从未被少年天子唐敬宗当成忧心之事。

　　由于性格暴躁，青春期骚动，唐敬宗动不动就猛揍随从宦官、军将，“众人怨且惧”。

　　一夜，唐敬宗打夜狐后与宦官、军将饮酒。三更已过，少年喝得大醉，起身上厕所。“殿上烛忽灭”，内宦刘克明与击球军将苏佐明等人涌入，把敬宗活活掐死，时年才十八。狡童为帝，下场极惨。

　　唐敬宗死后，王守澄等宦官拥立敬宗的弟弟李昂为帝，是为唐文宗。但是，更大的灾祸于冥冥之中潜伏于巨大的长安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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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荣的“革命”
——“甘露之变”及晚唐政治

　　公元853年，唐文宗太和九年阴历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百官同往常一样，在紫宸殿朝服列班，等待文宗皇帝李昂上朝。未几，文宗的玉辂缓缓而来。此种皇帝专用龙舆气象庄严，左饰青龙，右饰白虎，金凤展翅及虚文鸟兽图形附于后板，正前方的轩敝，设有高高的青盖，下方有黄里锦绣黄龙的尘障，朱轮密幅，前行时震声隐隐，噪音很小。

　　文宗坐殿，朝臣们等待金吾将军像往常那样趋前上报“左右厢内外平安”，按朝仪，走了这个过场后，大家就应该如约议事。不料，金吾将军韩约没有如常行事，反而高声奏称：“左金吾听事房后石榴树上，咋夜降下甘露，特向陛下禀报。”

　　文宗皇帝故作欣喜状，宰相也忙率百官齐齐拜舞，向皇帝称贺。天降甘露，是国家大治、天下清平的瑞兆。文宗忙乘软舆（肩扛便辇）往紫宸殿前面的含元殿升座，先下命宰相李训等人验看。

　　过了好久，李训才率朝臣回殿，奏称：“臣与众人验之，是否真是甘露，还不敢下结论，望陛下遣使再验”。

　　文宗皇帝表演还算逼真，自言自语道：“真有这种事！”于是，他命掌管禁军的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众宦官前往。

　　仇士良等人踱进听事房后庭，仰着脑袋观瞧半天，见石榴树上皆是根根干枝，一丝甘露皆无。再扭头观瞧作为陪同的韩约，数九寒天，这位金吾大将一脑门子热汗，神色惶恐。

　　仇士良还奇怪，问：“将军您这是怎么了？”一阵北风起，听事厅的门帘幕布随风乱张，仇士良忽然发现厅里面挤满了手执利兵、全副武装的兵士。同时，大公公又听见四下刀剑铿锵，甲声叮当，军靴杂乱踏地声纷纷扰扰。

　　仇士良等宦官顿感大事不妙，纷纷往庭院大门处奔跑。守门兵士不是很多，见太监们往外跑，便赶忙上前要关闭大门。仇士良公鸭嗓拼命一吼，还真管用，平素太监积日已久的威风终于在关键时刻又显神通，趁门卫愣怔，太监们纷纷夺路而逃。

　　宰相李训在含元殿看见一大群宦官踩了蛇窝一样飞奔上阶，连忙高声呼唤值班的金吾卫士：“有上殿护驾者，每人赏钱百缗！”

　　众太监脚快，兔子一样已经奔至文宗御座前，有数人架起皇帝往软舆上一放，抬起狂跑：“事情危急，请陛下还宫！”

　　含元殿大门，已经从台阶处涌上数百金吾卫兵，登殿纵击，追上落后未及跑入殿的宦官，剑捅刀砍，一下子杀掉十来人。

　　殿内宦官毕竟对宫城道路了如指掌，他们用刀砍断含元殿后面的木格栏，扛着文宗就往宣政门方向跑。眼看宦官们抱走了皇帝这块“大招牌”，宰相李训也急眼，抱住软舆的木杆大呼小叫，力图阻止。文宗李昂知事不谐，也大声叱喝李训。宦官郗志力大，当胸就给李训一大拳，把这位宰相打得一个嘴啃泥。说时迟，那时快，宦官们簇拥着文宗皇帝逃入宣政殿，立刻把大门严严关死，外面兵将一时半时根本冲不进来。“宦官皆呼万岁”。

　　听到宫殿内外杀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含元殿内的朝官们都“骇愕散出。

　　李训见大势已去，忙换身衣服，乘乱跑出京城。宰相王涯、贾竦　、舒元舆等人回到中书省，互相说：“我们先别走，皇帝肯定会在延英殿召我们议事”。两省官吏也纷纷来见，询问发生了什么变故。王涯等人确实也不知情，就先让诸人回家，等待消息。

　　不一会儿，只听宣政殿方向宫门大开，太监细嗓“奉旨讨贼”的高音很是瘆人，而后便是禁卫军“杀贼杀贼”的叫杀声，由远而近，竟直朝中书省议事厅方向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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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易帝王掌中轻——中晚唐的宦官乱政

　　唐文宗李昂即位之初，“励精求治，去奢从俭”，颇有振作之风。他诏令放出多余宫女，纵出五坊蓄养的鹰犬玩物，裁减冗官，一反唐敬宗贪玩不视朝的恶习，天天临朝听政，很有英主之风。

　　但是，文宗治下的唐朝，实际是一团乱摊子。外面环伺的藩镇不讲，京城之内，就有两大祸结：一为乱政的宦官，二为内哄的党争。

　　从唐玄宗始，宦官阶位骤显，人数膨胀。尤其是从高力士开始，皇帝赖之而安寝，宰相因之而得位，“肃宗在春宫（太子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而且，勇力强悍的巨宦杨思勗竟也多次率兵出征，广立功勋，封为虢国公，进位骠骑大将军。由此，唐朝的太监掌军已显端倪，但当时他们并未真正在中央政府有把握兵权的迹象。安史之乱以后，玄宗逃窜蜀地，肃宗得以在灵武继位，宦官李辅国有“襄赞”大功，地位贵显，手中掌管唐廷一切兵符与军号，统驭禁卫军。代宗继位后，竟称这个没老二的公公为“尚父”。日后，于代宗有拥立之功的程元程逐渐取代李辅国位置，基本在内廷是个“九千五百岁”――御林军全是他的部属。而后，大太监鱼朝恩更是权倾一时，竟有“处置”京城以外重大军事活动的全权，虽然名号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是奉天钦差，兵马大元师，对于郭子仪、来瑱这样的方面重将，想废就废，想杀就杀。特别是唐德宗遭遇泾原军兵变后，曾为节度使的朱泚称帝，皇帝再也不敢信任大臣重将，把中央直系军队神策军和禁卫军完全交由宦官指挥，并且不断予以“制度化”，一直延续到唐亡。

　　唐朝皇帝的思维模式其实很简单：宦官毕竟是家奴，没生殖能力，没有子孙，再怎么样也要狗仗人势，依赖皇帝才能生存，不会夺国篡位。

　　事情总是发展的。宦官之害，简直磬竹难书。他们不仅掌握京城皇官的禁卫军军权，宦官们还被派至各处节度使那里以充“监军使”，各地节度使在名义上都处于这些“政委”的控制下。当然，在那些真正拥众割地一方的藩镇，太监监军只是充样子，他们本人也很老实


，收收礼，纳纳贿，吃吃喝喝，和当地节度使一般挺热乎。他们深知，这些土皇帝连皇帝都不买帐，自己太骄横说不定就要吃刀子。但在直接受唐廷管辖的方镇或诸道军中，宦官可就牛逼大了。如果主将打胜仗，监军使们往往驰送捷报，揽军功为已有；如果出战失利，监军们又会立即打小报告，历数主将的“罪恶过失”。所以，宦官在军中是有百害无一利。唐宪宗时两次大捷，高崇文擒刘辟以及李愬擒吴元济，恰恰是没让太监监军，才最终能取得重大胜利。

　　唐朝时，还特别“创造性”地委任宦官为枢密使和宣徽使，这样，太监不仅内外有兵权，又在中央政府中掌有草诏宣制的权力，北司（宦官衙署）成为与宰相（又称南司、南衙）争权的重大政治力量。至此，兵政大权，宦官皆牢牢掌握，他们不仅能“口含王宪”吓唬人，而且完全能诏由已出，甚至对于皇帝也是随心所欲，想立就立，想废就废，想杀就杀，宪宗、敬宗、文宗最终皆死于太监之手，而且，肃宗之后，唐朝几乎所有皇帝的继位均由太监拥立（只有哀帝是唯一的例外，不过没多久唐朝也亡了）。出乎先前唐帝“设计”意料之外，宦官虽自己不能当皇帝，但可以废杀皇帝，作王朝真正的主人。而且，这些被阉割的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往往变态、残暴、贪财，不仅在京城强买强卖，恣意取索，在外面也广占良田、巧取豪夺。白居易《卖炭翁》和《重赋诗》两首诗，对于宦官横暴的“宫市”以及重赋之下的贫苦人民处境有着形象、深刻的描述：

　　卖炭翁，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

　　晓驾炭车碾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

　　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

　　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

　　系向牛头冲炭直（《卖炭翁》）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赦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剿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

　　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重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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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王夫之对唐朝宦官之弊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胁君自恣，乃至弑刃横加，岂能无畏于四方之问罪乎？其（宦官）无所惮而血测宫廷居功定策者，实恃有在外监军之使，深结将师而制其荣辱生死之命。”究其本源，则在于“唐之立国，家法不修，淫声曼色，自太宗以来，漫焉进御而无防闲之教，故其祸为尤酷矣！”

　　更可笑可叹的是，大公公仇士良退休前，对这些没老二的徒孙们还明示太监执政精意：“天子不可令闲，日以奢糜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此句太监“圣经”首义，被唐末僖宗以及明朝后期几个青年皇帝时期的太监们发挥到极至。

　　不仅宦官作威作福，唐朝中晚期，朝内大臣也不让人省心，几乎各个拉帮结派，严重违背圣人“君子群而不党”的训言，山头主义严重，党争日趋白热化。

　　言起“牛李党争”，不仅仅是李德裕、牛僧儒两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08年（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举策试。当时，举人牛僧儒、李宗闵等人的卷子直言时弊，文笔清新，宪宗览翻试卷，大喜过望，马上指示中书省准备委任这些人作官。不料，时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作梗，认为这些冒进轻躁的年青人背后主谋是自己官场对手裴垍、王涯等人，并到宪宗面前泣陈朝臣徇私、考试舞弊。

　　毕竟当朝宰相言语份量重，牛僧儒、李宗闵等人不仅被黜落下第，还因老李一言而多年蹭蹬，委曲多年。从自开始，一至到唐宣宗，其间经历六代皇帝，牛李党争父一代子一代，斗得你死我活，谁也不让谁。

　　大略分类，李德裕一党可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方，牛僧孺一派可作为以进士为骨干的寒族地主的代表方。两党之间，君子小人相杂，但从总体上讲，李党君子多，牛党小人众，而且李德裕本人力主削夺藩镇、抵击吐蕃，功名赫赫。牛僧孺则因循守旧，粉饰太平，因私废公。

　　唐宣宗继位后，深忌对自己全无拥戴之功的“李太尉”，把李德裕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崖州（今海南琼山）。牛李党争的终结点，似乎以牛党的令狐綯等人作宰相成功而告终，但党争余害，绵延不绝。由于二党相互纠緾，你死我活，正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无论是太监还是侫臣小人，只要想对朝臣打击报复，均以“朋党”为辞，冠以牛李徒众，一一贬逐，“党人”成为现成的“坏分子”标签。

　　正因牛李党争的水火不容，唐文宗继位后才不得不矮子里拔大个，先以浅躁少谋的宋申锡为相，后又倚靠贪浊小人李训、郑注为腹心，一心想去除宦官，最终一无所成，自己反为玉食囚徒，面壁喟叹。何者？“唐之诸臣，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退而求其次，大臣们基本依靠不住，文宗皇帝病急乱投医，把草包当纯臣，最终一败涂地。

　　禁卫军中尉大公公王守澄是弑宪宗主谋之一，由于推立穆宗有功，又知枢密事，权兼文武。文宗入统，王守澄依旧大权在握。“文宗以元和逆党尚在，其党大盛，心常愤惋”，于是，他找到翰林学士宋申锡密淡，宋学士力劝文宗除掉王守澄等人。终于找到“知音”，文宗大喜，很快就提升宋申锡为同平章事，擢用为宰相。

　　宋申锡为了集聚诛除宦官的后备力量，就任用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向他讲述皇帝的意旨。王璠首鼠之人，非刚决果断之士，不知是他有意还是无意，很快就把宋申锡的想法泄漏出去，王守澄以及他的心腹谋士郑注得悉此讯后，立刻组织反击。

　　说起这位王守澄的“智囊”郑注，还应好好交待一番。此人小矮个子，高度近视，娄阿鼠一类人物，但有“金丹”之术，能治阳萎早泄腿脚痛，最早以高级游方郎中的身份在长安权贵豪门间小有时誉。但郑注起身为官的“恩公”，竟然是大英雄李愬——雪夜袭蔡州擒吴元济那位爷。都说小人之间心心相吸，但郑注这么一个“保健医生”却“魅力”十足。元和十三年，李愬任襄阳节度使，郑注前往投靠。不知怎的，吃了郑注数粒大药丸子，李愬感觉神轻体健，房中采战功力上升了一个层次，“因厚遇之，署为节度衙推”，从此，郑注便从一个“赤脚医生”一变成为国家官员了。不久李愬移驻徐州，也把郑注带在身边，并且让他开始参决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