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查理周刊》遇袭案“讽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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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为什么打不赢反恐战争？

作者：宋鲁郑

今天的西方，对外客观上为极端恐怖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对内则用自己的国民财富培养壮大一个对自己文明和价值观都不认同的文明。现在西方面临的挑战是在价值观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兰社会的崛起）之间如何选择。如果继续坚持自由（如新闻自由）、人权（不能强制同化包括价值观同化、多元文化主义、家庭补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将很快消失在地平线。假如放弃这些价值观，西方文明也依然是名存实亡。
　　法国一向以浪漫、小资、悠闲、享受生活而著称世界。所以发生在巴黎如此血腥、充满原始暴力的恐怖袭击事件，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心理重创可想而知。由于法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恐怖主义再度成为全球尤其是西方不得不反思的话题。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恐怖袭击反而更令人认知这是一个多么分裂的世界。西方的主流媒体BBC、美国之音不间断二十四小时直播，但如果看一下伊斯兰国家的电视台，这场悲剧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或者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它们的头条是阿富汗、叙利亚难民或者本国的新闻。在屏幕上产闪铄的紧急新闻不过是本国一位主管页岩气部长对某地的访问。根据法国媒体提供的信息，全球自发举行悼念活动的，主要在西欧和北美。整个亚洲、中东、大部非洲、南美以及俄罗斯都是空白。
　　其实，这样的分裂天天在世界上演。2014年伊拉克发生过72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几乎每次丧生的人数都超过此次巴黎恐怖事件。同样是恐怖袭击，同样是人命，但伊拉克何时享受过《查理周刊》死难人员的待遇？就在巴黎悲剧发生之后，非洲发生恐怖分子屠城的悲剧，两千多人死亡。但国际社会可否做出同样的反应？可否有四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去亲自游行哀悼？两千多人的命怎么就比不上十七个法国生命？
　　这种分裂，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反恐何以越反越恐的原因。
　　以“911”为标志，冷战时共产主义与西方的对立转变为恐怖主义与西方的冲突。然而，西方显然是以打冷战的方式来应对恐怖主义：以牙还牙，以国家暴力应对恐怖主义的个人或者集团暴力。
　　本来，“911”的发生，令西方站在道德高地，并收获世界的同情与支持。假如西方能够正确使用这些资源，成功孤立极端的恐怖主义分子，就绝不会出现今天越反越恐的后果。
　　西方第一个错误就是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这场美国历史上打的最久的战争，结果却以塔利班越战越强、西方退出收场。假如小布什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恐怕他当初是不会如此莽撞的。现在西方当然明白了，以国家暴力来对抗藏于暗处的恐怖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何况，阿富汗十分特殊，历史上就以大国坟墓而著称。英国和苏联都在此地折戟沉沙。美国只不过太过自负妄自尊大，无视历史教训，再度重蹈覆辙而已。
　　阿富汗战争虽然大大损耗了西方的硬实力，但并没有损害其“911”受难者的道义资源。但随后跟进的伊拉克战争，不仅造成西方和世界的大分裂：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反战联盟，甚至教皇也站在反战联盟一边，反对美国组成的战争轴心，更令美国的道义形象丧失殆尽。虽然美国很快就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却开启了潘多拉魔盒：自此伊拉克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
　　令人惊奇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吸取伊拉克的教训，在阿拉伯之春到来之时，竟然动武推翻了已经臣服于自己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不管是萨达姆、卡扎菲还是阿萨德，他们都是世俗的伊斯兰社会掌权者。虽然他们也残暴，但却没有宗教狂热和宗教愚昧，在价值观上还是认同西方倡导的现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政教分离，世俗法律。而且他们还是抵御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有效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现实压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协和让步。萨达姆就接受了联合国的核查，销毁了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就放弃了发展核武器，承认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并进行了国家赔偿。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后关头也放弃权力，承诺实行民主选举。就是今天仍然为生存而战的阿萨德政权也交出了全部化学武器。
　　然而，他们被推翻或者被挑战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伊斯兰内部的极端势力。最典型的就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迅速强势崛起的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多么激进，可以从本·拉登领导的激进基地组织都无法接受，而与之划清界线、将之排除在外而知一二。至于今天的利比亚，已经成了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目前正在考虑的是否重新武力干涉以重建秩序。在这样混乱的国家环境下，毫无疑问最有利于发展的是极端恐怖主义。
　　这次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两名主嫌犯，据法国媒体报道都曾在中东地区混乱的国家如也门受训。受过惨酷内战洗礼的极端主义者，在一个和平之地自然是如入无人之地：不仅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成功行凶，更能在戒备森严的巴黎市中心轻易逃离——尽管法国是西欧人均警察和安保人员最多的国家。后来法国动用包括特警在内的近九万名警察大搜捕，用了三天才将他们发现并最终击毙。
　　由于推翻阿萨德和卡扎菲政权是西方的目标，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当初这些人去这些国家参战时，还是得到了法国官方的默许。只是没想到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极端伊斯兰势力洗礼后的他们，回到法国后，便成了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毕竟持他国护照的极端伊斯兰分子很难混入法国，但生长于此地拥有法籍和广泛人脉和活动空间、来去自由的他们则极难防范。更令人恐怖的是，据法国媒体称，这样的人在法国有一千名左右！所以也难怪，悲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巴黎南部“安全区”（穆斯林主要生活于巴黎北部），又是光天化日之下，两名警察被枪击：一名死亡，一名重伤，又是成功逃脱。这在已经把安全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别的巴黎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后来如果不是为了营救被困的两名嫌疑人而冲击超市绑架人质，什么时候被抓获还真是未知数。
　　不仅法国，据英国军情五处处长安德鲁·帕克披露，在过去14个月，针对西方目标的与叙利亚有关的恐怖阴谋超过20起。这当然不是来自西方要推翻的阿萨德政权，而是来自西方政策扶持壮大的反对阿萨德的极端伊斯兰势力。
　　可以说，今天伊斯兰极端势力就是西方错误而又愚蠢的政策一手促成发展壮大的。
　　除了外部反恐战略的严重失误外，在西方内部类似的低级错误更是屡屡不断。最典型的就是丹麦和法国以及蔓延至整个西方的漫画事件。虽然西方辩护是新闻自由，但后果却是冒犯了整个伊斯兰社会，把大量温和派穆斯林推向极端势力一边，变成他们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是参与者。尤其是当温和派穆斯林组织寄希望在这个法治国家通过法律寻找一个说法时，却一再败诉。从而给激进派以口实和机会。假如法国法律能对这种自由有所限制——毕竟反犹主义和为纳粹辩护是非法的，怎么可能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不管怎样，这两起漫画事件彻底摧毁了西方和整个伊斯兰社会可能重建信任与和平的可能性。就是温和派伊斯兰国家，对西方也只剩下理性的利益和功利算计而已。
　　这里需要深思的是，为何印度教国家印度不会刊登这样的漫画，佛教国家泰国、缅甸也不会刊登这样的漫画，儒家文明的两岸虽然制度不同，但也同样不会刊登这样的漫画。就是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也都不会刊登这样的漫画。许多国家都有西方这样的新闻自由，但为何只有欧洲和美国才这样做？所以此次事件的性质并不是西方定性的所谓对新闻自由的攻击，而是西方对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傲慢与不尊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不仅两大素有积怨的文明之间，就是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假如采取《查理周刊》的方式能进行下去吗？我们不妨设想，中日之间、印巴之间、阿以之间、俄乌之间假如也用这种方式，试问将会产生何种后果？当然，找到真正的原因与谴责恐怖和暴力并不矛盾，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成为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借口。
　　其实英国《金融时报》在这场惨剧发生后，也承认讽刺漫画是武器。而且回顾讽刺漫画首次作为武器出现，是在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残酷而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时期。第一位伟大的现代讽刺漫画艺术家罗曼·德霍夫也是诞生在战争中：17世纪末威廉三世（William III）与他的死敌路易十四（Louis XIV）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德霍夫受命创作出大量漫画，将威廉三世与法国国王和其盟友之间的这场战争描绘为自由与宗教专制之间的战斗。
　　用武器杀人是暴力，难道用讽刺漫画做武器就不是暴力了吗？然而，西方是不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这一次《查理周刊》被袭击事件之后，西方更把新闻自由的地位和神圣性再度无限拔高，漫画引发的冲突、仇恨和对立将会再度上演。
　　西方在内部犯下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就是为了提高出生率而实行的家庭补助福利政策。西方实现现代化之后，一个很大的社会变化就是离婚率的提高、同性恋合法化和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一个文明要想延续，一个家庭要有2.1个孩子。但现在法国平均是1.8，英国1.6，德国和意大利是1.3，西班牙是1.1，整个欧盟31个国家是1.38。
　　为了应对人口减少的挑战，西方政府出台了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对本土法国人并无多大作用。因为这些福利远远比不上一个女性就业所带给家庭的收入。但意外的是，这些政策对那些女性很难就业、家庭稳定、喜欢生育的穆斯林家庭充满了吸引力。结果就是多生育竟然成为养家糊口的生存方式之一。所以今天欧洲穆斯林平均每个家庭孩子为8.1个！仅以此次超市劫持人质的嫌犯库里巴利为例，就是姐妹九个！这还不是极端的数据，我在法国朋友的微信群中曾见到这样的留言：当听到一个穆斯林同事声称有一百五十多个表亲时，顿时石化了。
　　可以说穆斯林每一代都将是几何级增长。其后果则是迅速改变了西方的人口结构。英国三十年间穆斯林人口从8.2万增加到250万。在今天的荷兰，新生儿百分之五十是穆斯林，取名排第一位的是穆罕默德。在美国2012年起，非传统白人出生总数超过欧洲传统白人。假如根据现在的出生率，到2050年，法国有可能变成法兰西伊斯兰共和国，德国变成德意志伊斯兰共和国。今天的马赛已经基本伊斯兰化了，几乎看不到法国文化的痕迹。可资为证的是，11号星期天举行的“共和大游行”，全法超过四百万人参加。巴黎更是超过两百万人。可是第二大城市马赛仅仅有区区6万人参加！而法国最西边的小城布列斯特就超过65000人。第三大城市里昂超过30万人，是整个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在鼓励生育问题上，西方的政策不但不对症，还有严重的副作用，可以说是自己亲手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因为西方社会的低生育率并不是经济手段可以解决的。像强烈的个人主义导致家庭过于容易的解体（法国离婚率超过50%，1970年仅10%）、普遍的晚婚、低结婚率（法国三十年来，结婚率竟然下降了40%！）、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养育孩子过高的成本等等才是根本。在今天的法国，非婚生子女竟然超过了婚生子女——而在而在1964年，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仅为6％。总统奥朗德，至今还是未婚父亲。试想，身为一国榜样的总统，为了个人的自由都可以不结婚，更可想整个社会了。稳定的家庭至少是养育孩子的前提条件之一，家庭都不存在，共同生活的男女怎么还愿意养育下一代呢？
　　西方对自身的种族危机也不是没有感知。非常巧合甚至是非常恐怖巧合的是，1月7日，一向很有争议、被视为极右的小说家米歇尔˙胡艾勒贝克出版他的新作《屈服》。在这部小说里，他想像了2022年一个伊斯兰化的法国，选出了第一位伊斯兰总统，巴黎大学的女性蒙上面纱，更多的妇女放弃工作回到家庭，一夫多妻制合法化，法国最有名的索邦成为伊斯兰大学，沙特的石油美元用于收买教授、改造传统文化区左岸。更为巧合的是，《查理周刊》本周即将出版的最新一期也是聚焦这本书。头版刊登的是胡艾勒贝克的漫画头像，画中人物说“2015年，我开始掉牙，2022年，我就要过伊斯兰斋月”，在另一幅漫画上，这位作家说“2036年，伊斯兰国组织将进入欧洲”。非常值的一提的是，这位作家2010年曾公开称伊斯兰教是愚蠢的宗教。虽受到指控，但最后却被宣布无罪。
　　另外《基地组织在法国》的作者SAMUEL LAURENT就公开表示600万穆斯林就是定时炸弹，但精英们却从不想办法去遏止他们的扩张。
　　西方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文化多元主义。过去美国以民族的大融炉而自豪，但现在却也搞起了文化多元主义，并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南部许多城市，无人说英语，生活方式完全非美国化。但为了选票，政治人物不但不禁止相反更刻意讨好，争说他们的语言。英国也曾尝试过文化多元主义，清真寺竟然和教堂一样多。但卡梅伦当首相时，就不得不公开承认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失败了。因为文化多元主义不但不能解决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实现多民族的融合，相反更强化了各自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出生在法国，在法国成长，在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最终却成为恐怖分子。
　　在今天的法国，华人集中生活在自己的区域，穆斯林也同样如此。在华人传统生活的巴黎十三区，来自美国的麦当劳也居然使用中文名称。但历史上，法国是以强制同化著称的。比如当法国吞并布列塔尼地区之后，严禁使用布列塔尼语，进行文化同化。并采用行政手段，人为把布列塔尼地区分割成不同的区域——这都是法国发生大革命之后的事情。就是这样，才有今天布列塔尼地区对法国的认同。只是今天西方进步了，文明了，讲人权了，搞起了文化多元主义，哪也就只能承担这种主义带来的后果。
　　当然，纯粹从从文明的角度看，西方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包括发动战争、政治、经济、颜色革命、文化渗透等方式输出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何以穆斯林就不能以人口这种和平、自然的人道武器来回应呢？每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过圣诞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基督教，西方媒体不也是在欢呼吗？为什么就不能欢呼西方越来越多的人过开斋节，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清真寺呢？
　　最后一个因素虽然和西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伊斯兰社会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除了中东石油国家外，普遍贫困。这成为极端势力滋生和发展最重要的土壤。如果以西方为参照，究其原因应该是没有进行宗教改革，实现政教分离，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即使这些穆斯林进入到西方，也鲜有经济成功者。此次三名嫌犯，都无工作，生活贫困、动荡。制造超市绑架案的嫌犯2009年失业时还被萨科奇接见过，但也无助于改变他的经济状况。经济地位的低下和生活条件的困苦以及由此带来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歧视（西方媒体频频漫画讽刺伊斯兰先知，可曾听说过他们这样嘲讽过孔子、中国人的祖先炎帝黄帝？），不产生极端恐怖分子才怪。反观来自世俗社会传统的华人也是遍及世界，总体来看，不管他们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可以进入主流社会，但都能迅速的积累致富。有恒产才有恒心，也才有社会的稳定。正如西方流行语：穷人要革命，富人（中产阶级）要民主。
　　另外此次袭击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也将构成对西方更高的挑战。和“911”相比，嫌犯的目标更为精准，针对的是具体冒犯自己群体和中东与阿拉伯社会相互正在仇杀的犹太人。而且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报复和制造恐怖，相反还在刻意自我宣传。比如不杀平民和妇女（12人中11人是男性）。他们在逃亡路上抢劫过两辆车，但都放过车主。尽管他们知道其后果——果然车主报警泄露了他们的行踪。他们逃到巴黎机场附近的印刷厂时，也是放走所有平民。这一点在指挥围剿行动的宪兵上校接受电视采访时也被确认。这名嫌犯被围困时还接受BFM电视采访，重申不杀妇女和平民。而且他们还说出一句杀伤力十分强大的话：声称自己与西方人在伊拉克的行径不一样，西方在那里滥杀平民，包括妇女和老人。最后，他们拒绝劝降，声称甘做烈士，宁死不屈。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做给自己的支持者看的。这样的对手显然比本·拉登更容易获得同情和支持。这一点在推特上也得到了反应：有人喊出我是科阿奇，竟然迅速得到近两万的点击。
　　今天的西方，对外客观上为极端恐怖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对内则用自己的国民财富培养壮大一个对自己文明和价值观都不认同的文明。现在西方面临的挑战是在价值观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兰社会的崛起）之间如何选择。如果继续坚持自由（如新闻自由）、人权（不能强制同化包括价值观同化、多元文化主义、家庭补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将很快消失在地平线。假如放弃这些价值观，西方文明还有什么独特性？也依然是名存实亡。
　　只是目前看，西方的制度已经丧失了改革的能力——因为它们主观上已经认为自己是历史的终结，已经没有改革的空间和必要了。仅就一条，上面的问题甚至他们都不敢公开承认和讨论，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连问题都不敢正视，还遑谈去解决呢？所以本人之所愿意如此无私的替西方指点迷津，是因为这只不过仅有对牛谈琴的功效而已。所以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主导下，西方将不可避免的在反恐战争中成为输家，并在未来几十年后，走进人类历史博物馆。
　　最后要说的是，纯粹从战略上讲，伊斯兰社会应该在西方采用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而不是制造《查理周刊》这样有可能唤醒西方的极端事件。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进行大胆的猜测，《查理周刊》之所以要以新闻自由为名、以漫画的方式强烈冒犯伊斯兰教，恐怕就是要以自己的牺牲打破对方的温水战略。比竟在此之前，已经有为了唤醒本国民众而自杀的历史学家温纳，以及同样打着唤醒民众旗号而制造的挪威惨剧。当然，不管这个猜测是否正确，至少《查理周刊》已经某种程度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们的惨死也导致法国社会出现强烈的反伊斯兰氛围。就在这几天，攻击穆斯林的事件已经发生十四起，包括向清真寺开枪、纵火、在清真寺的墙上涂写“肮脏的阿拉伯”、“杀人犯”、寄送恐吓信，在学校里也发生了阿拉伯学生被殴打的事件。确实，普通百姓怎么分的清温和穆斯林和极端主义者的区别呢？
　　最终他们的血是否白流，哪就要由历史来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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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的致命位移是如何发生的

文摘：《观察者网》张旭东2015-01-10 04:05:47



   

巴黎《查理周刊》暴力遇袭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引起震动，在各国政府谴责、民众自发悼念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进一步的反响和讨论。本来，自2001年9·11以来，全球范围的恐怖袭击和“反恐”几乎变成一种常态，但2015年新年伊始的这场血腥事件，却给人们带来反思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契机。原因不难理解：这次以伊斯兰信仰为名的恐怖袭击目标是被西方社会视为神圣的“言论自由”。就法国和其它西方社会的初步反应来看，谴责、哀悼、示威等活动的基调也已定在“捍卫言论自由”上。这样的反应在情感或情绪层面可以理解，但在思想层面上，却值得分析和推敲。巴黎一月七日事件对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暴力、自由、普遍性以及文化政治，提供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暴力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暴力批判》（1923）一文中把暴力分为三类：护法暴力、立法暴力、纯粹暴力或神圣暴力。从国家所垄断的护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角度看，《查理周刊》漫画家、编辑们的工作和作品无论多么冒犯穆斯林居民的信仰、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显然完全合法，受法兰西共和国法律保护；而这个法律有其深刻而具体的立法暴力基础，即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贯穿于历次革命、反革命、起义、内战、战争、修宪中的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意志及其政治实质。相比之下，巴黎袭击者显然只能是知法犯法、最终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

从近代实证法（positive law）传统看，所谓正义与罪恶，只能在法律的边界内判定，在没有法的地方谈不上犯罪，而在有法的地方，受法律保护的就不容侵犯，撇开西方民众和知识界的个人性、情感性因素，这也是目前占主流的言论自由舆论定势的法理基础。法国警方平日保护杂志社以及事发过程中与行凶者对峙中人员、火力配置不足，可以视为广义上的护法暴力不足。这与美国警方不时大开杀戒，滥用警力，造成护法和执法过程中的法律腐败甚至无法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本雅明法哲学观念中的第三项，即纯粹暴力（pure violence/divine violence）概念，虽然较为费解，却在貌似自足的实证法概念体系上打开了一个形式上的缺口，使我们得以为眼下讨论带入一些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于现实关系中的因素。所谓纯粹暴力，简单说就是不以护法或立法为目的，而单纯以打碎既成秩序为指向、甚至可以说为反抗而反抗的总体性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完全置身于既成法律框架之外，因而法律对于它不但不构成参照系，而且甚至连沟通的可能也没有；它来自一个（自命的）更高的、自然的或神性的权威，并从这个视角对现存的世界做出一个末日审判式的大颠覆。纯粹暴力的最终指向不是现存制度的转化，而是一种想象的、信仰的、乌托邦的正义和解放。无论相信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公民感情上如何难以接受，但“护法暴力”范畴里的罪犯，在“纯粹暴力”范畴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们最后的行为无法在任何法律的范畴内解释；他们的暴力和罪行的唯一（不被世俗社会接受的）逻辑和辩护资源，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一个较为不重要的意义上，来自于他们的自然权利，即他们对冒犯行为的复仇意志、以及把这种意志转化为行动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当然，最后这几个词汇，只能在严格的道德中立的意义上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查理周刊》的漫画家和编辑们绝不是懦夫，而是捍卫自己言论自由权利（具体说是讽刺、嘲弄、取笑、甚至亵渎的权利）的战士。推到极致而言，他们知道自己在投身于一场为捍卫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而进行的生死之战。不管是出于对自身生活世界和价值的信仰和忠诚，还是被那些无视法律、不惮诉诸暴力，同时也不畏惧死亡的对手“降低”到同一水准，他们事实上都已经置身于一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较量。双方的区别仅仅在于，受害者本来受法律和强大国家机器的保护，掌握巨大的符号资本；他们不但“武器”合法，而且可以合法、自如动用这种武器（铅笔、形象、文字，等等）。而加害方则完全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符号资本，他们的武器只能是凶器，最终只能以法律之外的语言（纯粹暴力）同法律“沟通”。他们的语言进入理性交流的唯一方式，只是被打入犯罪、恐怖、反文明的另册。在这场不对称的战斗中，强大、合法的一方被弱小、非法的一方在肉体上消灭，但这岂不正是“恐怖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由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以观点和言论为业的人在看到恐怖袭击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后脊梁发凉”（引一位编辑朋友的话）。掺着震惊和恐惧的同情是本能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想法则是言论自由必须被捍卫。但与此同时，当西方社会声援遇害者、抗议恐怖主义的集会越来越集合在“言论自由”和“文明与野蛮”的大旗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如今网络时代以分钟甚至秒为单位），全球各地的讨论中也很快出现了审慎的声音：一味单纯地强调和捍卫言论自由并没有准确打中问题的靶心；而“文明与野蛮的对决”论则有可能把讨论引向倒退，甚至退回到19世界欧洲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去。眼下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一枝铅笔折断了，千千万万支铅笔变成了投枪”的漫画，也显示了某种价值、集体认同和集体意志的再确认。这里隐伏了许多问题。

一枝铅笔折断，变成更多的铅笔

核心是言论自由的概念，由此推及到一般的自由概念。《查理周刊》本身及所刊漫画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但它们具体存在的落座点却在“言论自由”概念的内在强度和外延边界上游动。这种为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自由，在法律和抽象原则的空间里享受的是匀质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存在，但在现实具体的社会空间里遭遇的却是坑坑洼洼、落差巨大、壁垒重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地形。就从法国国内来说，众所周知，穆斯林移民群体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弱势和边缘群体，在融入欧洲社会的路途中举步维艰。据媒体报道，在法国历届大选中，以“世俗主义”口号反（以穆斯林为主的）移民的政党一般得票率在18%。皮尤全球抽样统计显示，27%的法国公民公开承认“不喜欢”穆斯林（德国和意大利比例更高，分别为33%和64%）。由于历史原因，法国穆斯林人口大多来自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前殖民地，其集体经验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殖民地的创伤记忆。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法国媒体如果无视少数族裔的政治、宗教、文化、情感状态而一味诉诸自身的价值认同和权利意识，就会陷入唯我主义的怪圈。他们越是尽情地、自我欣赏地“实践”自己的为法律所保护的自由（特别是言论和表达自由），这种自由也就越可能被他人视为不自由；他们越是把自身价值视为普遍的，这种价值也就越是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排他性的东西。

   

已有论者指出，《查理周刊》的言论自由在捍卫其自身的合法的自由时，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变成“嘲弄的自由”，“取笑的自由”、“冒犯的自由”，甚至一些描绘伊斯兰先知默罕默德的漫画明显落入了色情、猥亵和暴力的一路。读者不是不明白，所有讽刺性漫画的确都是通过嘲弄、冒犯、取笑甚至粗俗无礼的手段以达到挑战习俗和成见、颠覆上下尊卑秩序的目的，为此不惜打破一切底线，惊世骇俗，让讽刺对象的严肃性在笑声中土崩瓦解。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样的语言和形象领域的带有刺激和暴力性质的“肢体碰撞”，本身必须通过审美机制（夸张、机智、巧合、滑稽、幽默等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无害化”，至少需要漫画这种体裁或文艺创作体制的保护（“这只是一幅漫画！”）。进一步讲，这种特殊的言论自由的功能依赖于一个广泛而基本的价值、情感、道德和法律共同体，它存在的前提条件恰恰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社会约定：言论和表达领域的交锋，不能逾越给定的边界而导致法律、经济或其他实质性的冲突。这同竞技场里的竞争不能导致竞技场外的角斗是同一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以夸张的、冒犯的方式嘲弄右翼政客、金融巨头、天主教教皇、正统犹太教教徒和“共产主义集权政府”和以同样方式嘲弄冒犯穆斯林先知具有十足的质的不同。一旦跨越这个边界，“自由”或“言论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实质性的历史条件和法律保护就会发生致命的位移。那种以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约定、标准、口味和习惯去界定另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做法，在常识意义上讲，是模糊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区分。在理论上讲，则是忘记了法律（这是自由的保证）本身植根于具体的历史实质，因而具有不可消除的政治性。这里所讲的政治性并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立场及其冲突（全球恐怖主义的出现，把这种政治斗争永久性地划在了“文明”的一边），而是更为无情、更为不祥的“存在的政治”，即卡尔·施密特所说的那种为信仰和生活方式而战的视死如归的“群体的强度”。无视这种他者的政治强度而流连于自我的镜像同一，暴露的不仅是作为自由主义信仰的“言论自由”自身的政治浪漫主义（虽然其作为信仰本身是真实的、无可厚非的），还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自命为“普世价值”的共同体的具体性、特殊性，说明了它的边界和限度（虽然作为具体的生活世界和价值共同体，它本身也是真实的，无可厚非的）。

一旦言论自由这样的“普世价值”的具体性、特殊性和信仰特性被挑明，它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意义和行为方式就不得不加以重新检视。在特定的条件下，“言论自由”客观上就会蜕变为“冒犯和亵渎”的自由；“我行我素，哪管你的感受”的自由；“单方面行动”的自由。当这种“自由”在传播空间里变成实实在在的力量传达到它所意指的冒犯对象那里，它便已经是一种武器和一种暴力。对于不占有同等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的边缘群体来说，回答这种暴力的选项是非常有限的，而最终的选项往往在法律之外。“自由”的问题也连带出“平等”的问题：作为权利和力量的自由，在具体社会空间的分配和运用，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公平的。不平等、不公平地运用“言论自由”，到头来，讽刺的武器会带来武器的讽刺，“令其发笑的人不会杀我”这句天真烂漫的漫画座右铭背面的写的也许就是：“当心不觉得好笑的人！”

   

普遍性与文化政治

近代欧洲为世界带来了法律和自由的观念，如今这已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西方社会无论是通过历史上的奴隶贸易、殖民统治，还是通过百年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上的成就，客观上都把大量不同种族、族裔、宗教信仰的人群囊括进自身的政治共同体，并给与他们形式上的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跨国资本主义在技术、信息、文化霸权和军事上的全球覆盖，加上美、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内部的确确实实的多样性，未免给西方价值和制度打上了一层“普遍性”的色彩。这也反映在西方精英层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自信和唯我独尊心态上。这种自命的普遍性虽然在客观上完全源自于近代西方国家形式的成功、并为这种国家形式所保护，但在主观上和修辞上，自由的落脚点和基本单位却是所谓“普遍的个人”。从霍布斯意义上的近代国家（由无数小人组成的巨人）到当代自由民主体制，基本原则虽然一以贯之，但却成功地完成了半隐形化或“去地域化”（的特任日），比如说权力与财富的相互转化，政治与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相互转化。于是“国家”这个利维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没有器官的身体”—无处不在而又看得见摸不着的帝国形态。随着西方国家形态的超级现代化（即后现代化），饱和、柔性与弥散的资本、权力、价值、暴力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穿透和瓦解其他非西方国家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的能力。结果是，伴随着西方政治权力的空前强大和“普遍化”（去地域化、无器官化），自由帝国变成了没有时间和空间边界、直抵“人性本身”、以国际警察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文明本身”。

在冷战结束后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政治急速的帝国化及其对非西方政治生活（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形态）的柔性压制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的涣散与衰败（中国是“说明了一般情况的例外”，虽然她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相伴而行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本分布的更为极端的不平衡。一方面，西方政治的帝国化按它本身政治逻辑来说是其政治的强化、常态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活陷入持续的低迷、腐败，日益被剥夺集体归属感、价值取向和历史前景。当西方政治权力体系日益变成超政治，非西方世界集体生活和价值共日益丧失政治的强度，集中体现为传统的以阶级、国民、国家为单位的政治运动的贫弱和消失。但是全球政治生活失衡的辩证的悖论却出现在西方自由帝国体系的内部（及其外部非国家、非阶级、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敌人，比如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当西方自由帝国的成建制的、以国家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单位的敌人被消灭后（以苏联的覆灭为标志性世界历史事件），种种前政治、亚政治、潜政治甚至无以名状的“敌人”或异己分子填充了传统政治生活的真空，带来了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泛政治化。这种泛政治化虽然按传统阶级政治、国民政治和国家政治标准显出一种非政治化的模糊性，但却在文化、日常生活、身份、身体、个人信仰等领域带来激进化和极端倾向，冲击着从世俗主义（如政教分离原则）、科学观（如基督教对进化论的挑战、对干细胞研究的抵制）、婚姻家庭（如同性恋婚姻权和子女抚养权）、教育（如美国公立小学是否应强制学生做晨祷）等一系列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基本概念。

   

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时代，现代性的基本冲突仍还围绕阶级斗争、民族独立和“诸神之争”展开，后者是实现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道路，也是整合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社会化机制。但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帝国时代，“阶级”和“国家”日益被“全球化”、“市场”、“自由”、“个人”、“[经济]理性选择”这类概念排斥出政治语汇，国家政治日益失去它作为探索和争取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集体斗争的基本单位时，而关于“普遍性”和“文明”的种种主权宣称就成为新的政治强度的集散地。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谴责恐怖袭击的声明里说，这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not between civilizations）而是“在文明本身和那些同文

明化了的世界势不两立的人之间（but between civilizations itself and those who are opposed to a civilized world）的“一场更大的对峙”（a larger confrontation）。这种说法虽无新意，但却反映出西方精英层的固化的自我意识和以文明/野蛮，人类/反人类划界的简单思维。这里的“文明”的基本假定是法（权利）和自由（个体）；而“野蛮”的基本假定是无法（无权）加不自由（由宗教、文化、政体决定的集体性）。但一些评论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何以袭击者一定要被看作是伊斯兰集体性的象征？为何凶杀不能被理解为是单独的个人行为？难道伊斯兰教和西方法律制度一样，不是由具体的个人，即那些信仰它、实践它的、生活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而实体化的吗？反过来也可以问，为何《查理周刊》不是集体性信仰的代表？为何法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不可以被视为一个生存政治和文化政治上的集体性强度，同别人一样在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而战？

无论如何，那种文明归我，野蛮归你的声称，只能表明关于文明、人性及普遍性定义权的意义争夺恰恰是一种特殊性间的冲突。这里矛盾的实质不在于眼下谁的文明更强大、内部更坚实、对外更具有进攻性或说服力，而在于有关普遍性的讨论和界定在何等程度上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包容性的还是排他性的，是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和创造性的还是固步自封的。在这场对话和竞争中，所有国家、文明、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都提出过一些高尚、宏大、激励人心的远景和理想，但现实中的它们也都不可避免地同其自身的远景和理想有着难以克服的距离。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回到2015年初巴黎袭击事件和《查理周刊》的言论自由原则。震惊和惶惑之余，我们应该考虑的是，面对别人的神、面对那些不但愿意为自己的神而杀人而且不畏惧自身的灭亡的人，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暴易暴固然无补于事，但仅仅呼吁宽容（tolerance）、包容（inclusion）、尊敬（respect）和爱（love）就能够克服和超越深深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吗？《查理周刊》的漫画家和编辑们为他们的原则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势必引发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和自由的持久深入的讨论。人们固然希望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声音或只能发出微弱声音的个人和群体也能获得实质性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希望他们的价值、信仰、尊严、体面和情感也能得到起码的尊重，但更为实质的问题也许还不在单纯交流的层面。在把问题引向更为实质性和历史化的讨论中，美国杜克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教授奥米德·萨菲（Omid Safi）的话说得好：“让我们希望被尊为神圣的不仅仅是言论自由，还有能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的自由。”（Let us hope that it is not merely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at we hold sacred, but the freedom to live a meaningful life”）自由和言论自由固然可贵，但作为一个抽象原则，它不能取代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如何让更多的人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的理论思考和集体性实践。法律保护下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无疑是争取“有意义的生活”的必要条件和形式保证，但它仍需要在有关生存 、劳动、合理的财富分配、价值创造、自我实现以及一个公正、平等、相互尊重的社会秩序的实质性努力中才能获得自身充分而具体的理由。

Tresore

中国学者激辩言论自由与宗教尊重 你是查理吗
时间：2015-2-4 17:14:28　　信息来源：凤凰艺术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

　　《查理周刊》袭击事件之后，在全世界特别是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前几天在整个法国出现了一场全民大游行，规模为1945年战后所未见。几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我是查理”，捍卫的是在暴恐事件中成为牺牲品的言论自由。

　　我们非常反对恐怖主义，不分左中右，不分宗教、派别，在这个立场上是一致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事件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这就产生了很多分歧和讨论，《纽约时报》发了一篇专栏作家的文章，说“我不是查理”，认为《查理周刊》这样一个刊物，很难想象可以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出现。《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斟酌再三，没有刊出那些引起血案的漫画。

　　这个血腥案件里最让人震撼的是那个被恐怖分子补枪打死的警察，他叫艾哈迈德，是个穆斯林。一位阿拉伯裔的政治活动家在推特上发的一条推文广为流传：“我不是查理，我是那个被打死的警察艾哈迈德。《查理》嘲讽我的信仰和文化，而我为捍卫他的这项权利而死。我是艾哈迈德”。

　　不要以为《查理周刊》只与穆斯林过不去，实际上它讽刺的对象是全方位的，从穆罕默德、耶稣、圣母，到教皇、总统。在美国你很少可以看到一个如此刻毒嘲笑宗教神灵和限制的刊物，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但是在欧洲不一样，欧洲比美国要更世俗化，特别是法国，18世纪之后有强烈的反宗教传统。这一事件有点像2011年的“9·11”事件。“9·11”发生以后，哈贝马斯有一句话讲得最深刻：“‘9·11’事件触动了世俗社会的宗教神经”。这一次，这根神经再次被触动。

　　当许多欧洲人表示“我是查理”的时候，半岛电视台明确表示：“谴责那些可恶的杀戮，但我不是查理。”有评论认为说：这是一场极端主义之间的冲突，一方是伊斯兰的原教旨极端主义，另外一端，《查理周刊》又代表了世俗主义的极端，这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冲突。

　　这几天全世界的舆论和学界，也都在讨论这个事件，在恐怖和反恐上，大家几乎没有分歧，但是对《查理周刊》本身却有很多的歧见。在一个解魅的世俗社会，言论自由是这个世俗社会的基石，是最核心的权利之一，但是言论自由要不要有界限?是不是也有冒犯被另外一些人奉为神灵或先知的自由?假如有限制，究竟是法律的，还是政治的，或者仅仅是美德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

　　这类事件在欧洲不是第一次。有人看到的是文明间的冲突、世俗与宗教的冲突，还有人看到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些维度可能都存在，但我还是想强调其中文明与野蛮间冲突这个面向。

　　这个世界是存在冒犯、污辱，甚至言论伤害的。有言论自由，就有言论的冒犯，对言论自由的滥用需要限制，甚至惩罚。但不可能完全清除。谁在一生中没有过被言语污辱、伤害、被毁谤的经历?我相信没有人能幸免。但以何种方式回应冒犯，是文明与野蛮的一个检测。让我们假定，《查理周刊》滥用了言论自由，冒犯了神圣的信仰。但以杀戮来回应受到的言论伤害，这就是十足野蛮的行径。让我们不要失去这点常识感，常识感中的比例适度原则。适度就是文明的一个标志。

　　许纪霖教授有个实名的微博，他是一个大V。我有时候会去拜读，特别关心人家怎么评论他的某些言论。有时候下面的评论中，有一些人用极不堪的语言“问候”他的家人。许纪霖从不用同样的方式回复，我们可以称之为“儒雅”。但如果他用同样不堪的言语回复，我们至多说他品味不高，和低级趣味同流合污了。但是如果他把那些出言不逊者“人肉”出来，然后给宰杀了，那就是野蛮。

　　在这个世界上，被自己奉为神圣的东西，也可能被人诋毁和冒犯。检测文明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如何对待冒犯。但是我不认为这种野蛮行径跟某个特定宗教有必然有联系。在历史上，基督教对伊斯兰教有过“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争端，也在欧洲引发过血腥的宗教战争。也就是说，基督教在维护自身神圣信仰的历史上也充满野蛮行径，只是到了现代之后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文明一些了。当今世界，这种为维护自身信仰的神圣性而大开杀戒的情况更多地与少数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有关。

　　有一个从索马里逃到荷兰的穆斯林难民阿扬·赫希·阿里(她曾接受过女性割礼)，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一个荷兰的纪录片制作人。那个电影人叫梵·高，是伟大画家梵·高的曾孙子。2004年，梵·高拍了阿里的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导演就被几名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杀死了。这位阿里女士后来就变了人权主义者，嫁给了哈佛大学现在很有名的教授弗格森(Neil Ferguson)。还有意大利著名的女记者法拉奇(她曾采访过邓小平、阿拉法特等人)。她在“9·11”之后写过一本书，非常的“政治不正确”，书名叫《愤怒与自豪》。她在其中说：对，我们西方有过罗马斗兽场，有过宗教战争，但是几百年来，我们多多少少进步了，但是伊斯兰教在有些地方还是处在那么一种野蛮的状态。她的许多言论很具有挑衅性，但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困扰的问题。

　　我仍然认为，极端主义在原则上可能与任何宗教关联，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经验上的，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实际上，许多穆斯林反对这种极端主义。如何解释这种经验现象，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历史和社会视野。但无论这种解释如何深刻，都不能为野蛮行径本身开脱。

　　那么在我看来，当人们说“我是查理”这句话时，我们要明白它在说什么，这并不意味着认同它所有污辱性的、刺激性的那些表达，而是说，抗议那些以杀戮的暴行来回应言论上的冒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愿意说“我是查理”。而且，正是因为“我是查理”，我才能够说“我不是查理”。因为在西方，在这样一个群情激愤的气氛中，像David Brooks这样的专栏作家，说出“我不是查理”不也是一种冒犯吗，他不是在触犯众愤吗?但正因为“我是查理”意味着我们甚至允许某种冒犯的余地，才使得“我不是查理”的声音成为可能，才能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查理”与“我不是查理”分享着同样的逻辑理由。

　　但在另一面，我们是不是要以《查理周刊》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言论自由，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美国和法国有所不同。其实，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法国和美国在法律和政治文化上有所不同。在法国，对言论自由在法律上比美国有更多的限制，法国和德国都有关于仇恨言论的法律条款，而美国基本上没有。实际上美国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言论自由传统，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美国的政治文化对“政治正确”问题非常敏感。若有权有势的人说了冒犯的话，那就是政治不正确，会被舆论谴责;而无权无势者谩骂攻击，一般都属于言论自由。

　　崇明(华东师范大学)：

　　言论自由是否有限度，是否要尊重他人的信仰?我不欣赏《查理周刊》这种做法，它对各大宗教极尽嘲讽，在很多方面是对人的冒犯，因为信仰是很多人最神圣，或者对他来说最有意义的情感，如果以漫画的方式来嘲弄这种信仰，一般人都会接受不了。

　　从他们对宗教的污辱上，我不认同“查理”，但从他们因放肆行为而被屠杀的命运上，从对他们生命的尊重这一角度来说，我是查理。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只要是一个有自由的世界，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自由的滥用和扭曲。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因为自由的滥用和扭曲而废弃自由本身?

　　在《联邦党人文集》里，麦迪逊在讨论党派时有这样一个讨论，他说党派是自由的产物，极端的党派斗争往往有滥用自由的可能性，但我们会不会因为党派斗争的弊端而废弃自由本身呢?恐怕也不能这样去做，就好像有空气就会产生火灾，我们会不会因为有火灾就消除空气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查理周刊》的行为非常极端，让人不舒服，但从言论自由的角度，也不得不容忍它。

　　我们现在都把焦点放在言论自由上，但我觉得这一事件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伊斯兰教对欧洲的挑战以及某种政治正确对这一挑战的回避。法国知识界其实也存在着一种很明显的政治正确的现象。在法国，无论是思想界、学术界还是媒体，对伊斯兰教展开讨论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在媒体中批评伊斯兰教，那你很可能被指责为“伊斯兰教恐惧症”，被指责为不宽容。

　　法国人特别是左派的政治文化强调宽容，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对宗教问题展开很严肃的思考和讨论。所以我们在这次查理事件中看到一个很悖谬的现象，法国人一方面以言论自由为名，放纵对宗教的亵渎和嘲讽，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宽容、尊重和承认为名，来限制对伊斯兰教的讨论。但其实两者往往是相通的。因为嘲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需要太多的思考，而以宽容为名的限制讨论，也是在回避这些严肃的、困难的问题。这种政治正确实际上表明，在欧洲、美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和舆论界，当宗教问题形成挑战的时候，他们往往缺少资源来面对它。

　　关于政治正确，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前两个月法国一个很有名的媒体人Eric Zemmour，在讲到伊斯兰教时暗示法国应该限制移民，或把很多移民以某种方式遣送回去。这段话有点过分了，遭到舆论攻击，电视台不得不解雇他，终止了一档他已经主持了十年的很有名的谈话节目。

　　更极端的例子是有位里昂高师的教授Sylvain Gouguenheim在2008年写了一本书所引发的争议。传统看法认为阿拉伯人中世纪时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传播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位学者提供了一个相反的看法，认为其实阿拉伯人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起作用的仍是很多天主教修士。此书出版后遭到很多批判，很多学者、记者指责它抹黑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排外、种族歧视、宣扬文明对抗，甚至有人联名写信抗议这本书，要求调查他，认为持这种言论的人不适合在大学里任教。学术讨论变成了一桩政治事件，让我们看到政治正确在法国有多少大的影响。

　　邱立波(华东师范大学)：

　　刚刚看到一篇对《查理周刊》某个“幸存”漫画家的访谈，题目好像是：我只是个画漫画的。与记者在略具硝烟味的氛围下那略具提示性甚至煽动性的提问相比，这位漫画家并没有借力使力地甩卖自己的伟大，没有化腐朽为神奇地让自己成为典型或坐标，而是极力约束《查理周刊》和自己工作的意义：我们干的只是取乐的活，半个欧元保你笑十分钟，去买吧。——哪怕就是在全法国乃至全欧洲(至少是政客们)都在采取某种集体行动的当下，想想看，370万人啊，当记者提示说，可能你们的行动代表了欧洲的某种集体姿态、彰显了某种生活的意义时，他都斩钉截铁不折不扣地回答说：不，那只是你们的解读，我，还有我们，只是画漫画的，我们只是在单纯地勾画某种属于自己的快乐。

　　正因为这位漫画家的这种坚持，他们的无辜感便显示得特别强烈，是啊， 有什么能比一群对世界的现状一无所知、仅仅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人们所受到的伤害，更能让人同情的呢?想到这里，你简直会觉得，他们无辜得像一群童言无忌的孩子，他们因为阳光下的奔跑和欢笑而获罪。于是你的愤慨也就汹涌澎湃了。于是你也就开始发掘自己的思想和深刻。

　　漫画家之所以觉得自己无辜，是因为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刊物发行到中东国家去，他只是在一个熟悉了言论自由的场合、一个习惯于开玩笑的文化里行事。这种事，在熟悉了他们的人看来，原本不值一提。或者也可以说，这不正是欧洲自由政治对人们的许诺?

　　在此前某个时期，人们的快乐机理是：一个人的快乐，一定意味着一个人的愤怒或悲伤。早先，快乐以假想敌的存在为前提，他的服饰、语言、姿态、腔调、措辞、神祇、宗教、灵巧或笨拙，以及同时被假想的我跟他的关系，可以瞬间制造我所需要的所有笑料。——人类有没有因为香草、阳光、海浪和鸟鸣而单纯地快乐过?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在神学意义上加以讨论，但在人类有记忆的绝大多数时间，一个人的快乐，同时便是另一个人的愤怒与悲伤。被逐出伊甸园的人们的困难是：如果没有我的敌人，我的快乐便无处可得。或者说，我的爱和喜源于我在恨着。

　　上帝死后的新假想是：不，让我们停止以仇恨为基础的快乐，让我们彼此源于快乐、通过快乐，且一切在快乐之中。让我们把此前的记忆抹去，让我们听到某个人的笑声时想到的不是AK47或匕首，而是挠一下自己的腋窝。换句话说，宪法爱国主义的新假设是，让我们探究一种纯而又纯的快乐，我们要在让一切为我所乐的同时也让自己为一切人所乐。

　　但袭击者们中止了、至少是暂时中止了这种想法，他们用自己的子弹尖锐地发问：快乐，为什么是单纯的?你们的上帝或许已死，你们所享受的言论自由可以为证，但我们的上帝或先知依然在场，没有一刻离开过。耶稣是你们的，笑骂由你，但记住：穆罕默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该怎么办呢?恐怖主义是一种精神病理现象么?据说很久以来有人便提议，请心理咨询专家参与巴以和平进程。

　　你是查理么?昨晚，我隔着太平洋问一朋友同样的问题。

　　想重新读一读莎士比亚，想再问一问，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品尝到那个“皆大欢喜”的快乐。

Tresore

还有另外一篇 "奇文" 很有"反潮流" 的气势呢. 不妨借来一读:



祸从口出 法兰西的必然厄运

法国“口腔文化”向来有着“嘴贱”与“高傲”的特性，从大革命的时代开始，法国人早就惯于以“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的致命武器炮轰他们见到的所有人：苏联、美国、戴高乐将军、共和国总统、巴黎的名宿、日本的灾难，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塞纳河畔咖啡馆里的左翼、右翼小报文人们的如椽大笔，他们想打谁就打谁。不过，随便什么人也都可以打他们，而且代价极为低廉。

法国这种唯我独尊的派头很让全球的同行羡慕，也给爱丽舍宫招了一身跳蚤。有些肯讲理的，譬如日本政府还因左翼报纸嘲弄福岛核电站的漫画向法国使馆表示抗议（尽管结果很欠奉），还有些不讲理的，譬如法国的阿拉伯裔移民，就会操起黑市倒腾来的步枪，在高呼真主至大后把捣蛋鬼们一一射杀，正如他们当初在利比亚和埃及对美国大使做过的那样。

或许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曾经被华文媒体称为《查理周刊》或《笨蛋杂志》（Charlie Hebdo）的小报就在2015年的最初几天里就遭遇了如此的厄运。很显然，这是起惨剧，但却也绝对不是什么无妄之灾。法兰西式的傲慢让这些报人、撰稿人和漫画作者迎来了最糟糕的新年礼物，在他们横死后，法新社更用类似的表情颐指气使，以中文报道告诉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北京媒体，此案的死者你们请务必要用法语读音念出来！对此，中国嗫懦地开始改口，笨蛋或查理在几个小时后都开始慢慢的变成了“沙尔利”。

环顾三名枪手攒射杂志社后全球媒体的声音，已不难发现欧美宣传界对这场法国的惨剧颇有些五味杂陈之感，甚至有暗示“活该”的潜台词。《纽约时报》就在一篇称该杂志“打破禁忌、不畏暴力与威胁”的报道中指出，该志在2012年甚至公开以色情姿势描绘伊斯兰教先知，导致法国不得不因此临时关闭20国使馆，当时的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更以“火上浇油”批评此举。

但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口号正如种族、同性恋和宗教一样，早已成为必须坚持的政治正确，一夜之间，从伦敦到华盛顿，《卫报》、BBC、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是得异口同声的表示这是一场对“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袭击。美国务卿克里也高调发声，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核心的价值观和原则，可能会受到打击但是永远无法消灭。”美方更表示，美国“与法国人民坚定团结在一起”。

与此同时，在法国，不少有名或无名的漫画家也开始在“推特”上拿起笔做刀枪，大呼“1月7日是又一个9•11”、“我们是‘沙尔利’”，他们蘸着倒毙同行的鲜血和脑浆，寥寥几笔就为自己赢得了人气和新一批的粉丝，大有“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气概，无数“墓中公民队”在网路上站了起来，正如文豪莫泊桑所言，“他们的神气很像土匪”。

必须承认，被捣毁的《沙尔利周刊》在遇袭前几天很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欧洲的叙利亚“自由战士”正不断潜回国内，并和本地堂口勾结试图搞点大事。圣诞节前，法国已连发“独狼”袭击，犯人也大多高呼大赞词行凶，这使得即便法国军警宪兵神勇，可在遍地火种面前也只能勉强维稳。这份周报在遇袭前仍然以“黄孩子”式的漫画嘲弄伊斯兰国头领巴格达迪，其投身反恐的英勇自然可嘉，可该报的愚行却也是不能因此一笔勾销的。

   

也就在被捣毁前一周，“沙尔利”竟重施故伎，又登载了张“伊斯兰国斩首先知”的漫画。事已至此，这个娱乐大众的可怜人就难免要面对穆民的不满和利用这种情绪的袭击者：枪手杀人自然是死罪难逃，杂志却也在讽刺与侮辱的界限上打转，更不止一次越过这一步之遥的禁忌。可是，遭遇了血的教训后，西方世界尤其是法国在舆论上却还是不肯客观起来，一再强调该报是得到了“法国主流”的首肯的。

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自苏联解体后独享了所有话语权的西方一直显示着法国式的傲慢，他们不仅要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优越，也要强调自身在文化上的威权。在苏联瓦解、东欧变色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西方式的价值理念又被推了上来。当西方世界以党同伐异的精神炸烂巴尔干，冲进伊拉克，同时以满腔的悲愤荡平阿富汗时，比起借了先知受辱才掣出利刃的穆斯林，美国、北约（当然也包括北约中的法国）倒比他们更符合极端者的角色。

西方的角色让他们文化的中心——巴黎变得更为敢于践踏一切民族的价值观与道德，惨遭恶搞的穆圣就是一种用于试胆的测验，当丹麦的同行因此不幸送了命时，舆论赋予的一种殉道圣徒的光荣更驱使其他人继续这样做。但遗憾的是，这种光荣的背后只有死亡而已，死亡是空洞而非神圣的。因此送了命更令人有几分唏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沙尔利周刊》之死与美国前驻反对派特派员、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的悲剧更有几分相似：他们都煽动了局面，让此前本来是平和的民众进入了暴乱的狂欢，他们也同样无力收束局面，以致最后被暴民所乘，死的并不体面。

的确，给《日德兰邮报》绘制漫画的始作俑者被一名暴徒切断了喉管，《沙尔利周报》也被打死了几名编者，人既已死了，自然不能加以苛责。可西方世界总不肯就死者之所以遇难多问几个为什么。蜡烛是要点的，鲜花也是要献的，面对死者，恐怕更是要三鞠躬的。但我们在回味整个事件的经纬时，只怕还得暗暗咒骂一句“贱人”。

唉，都怪法兰西的那张嘴呀！

(茅岳霖 )

Tresore

环球时报 也有一篇文章 谈了他们的看法. 如下:


                                                                                 
  欧洲政治漫画常站在风口浪尖 尺度很大频惹争议                    

法国讽刺出版物《查理周刊》杂志社遭蒙面枪手血洗，令人震惊。《查理周刊》的遭遇让人想起另一起争议事件——2005年，一组描绘先知穆罕默德的丹麦漫画引发一场反西方浪潮。为什么是漫画？有评论称，西方主流媒体刊载政治漫画具有悠久传统，其调侃和讽刺对象无所不包，有时近乎“无禁区”，以至于常站在风口浪尖上。法国尤其如此，其讽刺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但有些讽刺漫画被认为过于粗俗无情，并带有恶意攻击性。德国学者格斯勒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从宗教到种族、时政，一些西方讽刺漫画尺度很大，但在目前有些敏感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应该有所克制。

西方漫画与伊斯兰教的纠葛

　　法国《查理周刊》一向以大胆著称，过去曾多次刊出过调侃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令穆斯林社会非常愤怒。在此之前，因漫画而引起争议的最大事件当属9年前的丹麦报纸。


　　2005年9月，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12名画家以穆罕默德为主题创作的漫画，遭穆斯林社会抗议。2006年初，挪威、法国、德国、美国、英国等多国媒体纷纷对漫画进行转载——《查理周刊》即是其中之一——从而在伊斯兰世界引发更强烈抗议甚至冲突。丹麦和挪威驻叙利亚、黎巴嫩大使馆被焚毁，在阿富汗和尼日利亚等国，游行抗议演变成血腥冲突，一时间成为世界范围内影响重大的政治事件。


　《日德兰邮报》主编约安·米克尔森曾表示，当年邀请画家作画，“只想掀起一次大辩论，测试我们的言论自由能达到什么程度。”“事实证明，我们做过了头，所产生的后果超越了当初的设想和需要，我们难以想象。但是我们一直坚持斗争，总是站在风险的最前列。”


　　这起事件的后续影响很久。12名画家之一的丹麦人韦斯特加德事后不断遭遇死亡威胁。2008年，两名突尼斯人涉嫌阴谋刺杀他而被丹麦当局逮捕。2010年，一名索马里男子潜入他的住处意图行刺。最终，颇感无奈的韦斯特加德公开发表声明，不再作画，告老还乡。


　　对很多穆斯林来说，任何对于先知的刻画都被视为亵渎行为。2010年5月，瑞典艺术家拉尔斯·维尔克斯在一所大学演讲时，遭到愤怒穆斯林的袭击。这一事件缘于维尔克斯于2007年发表一组被指亵渎穆罕默德的漫画，自那以后，维尔克斯不断受到各种威胁。


　　2012年，电影《穆斯林的无知》点燃中东反美怒火，并导致在“9·11”悲剧11周年之际，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森在班加西遭袭身亡。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30多个国家因这部电影爆发反美示威浪潮之际，《查理周刊》如期出版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发另一波反西方浪潮。


　　事实上，在得知《查理周刊》要出版这期漫画的消息后，法国政界和宗教界领袖曾呼吁媒体采取负责任行动，避免局势恶化。巴黎最大的清真寺高级神职人员布贝库尔呼吁法国400万穆斯林保持冷静：“我对此感到惊讶、伤心和关切，这期刊物正冒险推高当前全球各地穆斯林的愤怒情绪。我呼吁他们不要再火上浇油了。”但该刊物主编表示，“新闻自由能算是挑衅吗？我没有让纯正的穆斯林阅读《查理周刊》，正如我不会去清真寺听违背我的信仰的演说一样。”



　　英法讽刺漫画传统深厚


　　英国广播公司7日报道称，法国新闻有讽刺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查理周刊》是继承这一传统。这一传统包括左翼的激进主义与挑衅性的谩骂相结合，有时往往接近伤风败俗的地步。早在18世纪，这种讽刺的对象往往是王室，比如王室的风流韵事等。而今天讽刺的对象可以是政客、警察、银行家等等。


　　欧洲政治漫画起源很早，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展开和报纸的兴起而在各国普遍流行。由于早期印刷术和摄影技术的限制，许多报纸不得不雇漫画家来填补图片空白，许多重大活动和场景也会派遣有画家背景的记者出席，以便用画笔记录实况，这就形成了政治漫画和新闻媒体的不解之缘。


　　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纷纷用漫画讽刺法国革命，而法国媒体也用同样的手段反唇相讥。“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政治漫画开始将焦点转向各国内政，英国在1841年出现了第一家专业性讽刺漫画杂志《笨拙》。法国更早，19世纪上半叶即兴起政治讽刺漫画，其特点是和日报紧密挂钩，图文并茂，直接对准政治大人物。知名刊物《讽刺》集结了当时著名的讽刺漫画家。法国艺术家杜米埃的著名作品《巨人》就刊登在《讽刺》上。


　　政治讽刺漫画的特点是夸张、醒目、主题鲜明、一目了然，因此被认为更能“打到痛处”，正因如此，它曾一度十分红火，而以政治讽刺漫画为主打的杂志也应运而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这类杂志的黄金时代，当时异军突起的法国《查理周刊》一度创下每周销售15万份的纪录。


　　但这种好日子很快随着多媒体的发展和照相技术的进步而消失，上世纪80年代初《查理周刊》一度破产，英国的《笨拙》则几乎消失。政治漫画的式微，导致其“发烧友”——法国《世界报》总编安德烈·方丹在1985年强制性要求该报“每天至少刊登一幅政治漫画”。至上世纪90年代中叶，政治漫画传统逐渐恢复，甚至一些新兴的电视台(如法国Canal+)还专门开辟政治漫画栏目，以满足公众口味。


　　“德国之声”曾援引德国漫画家哈赫菲尔德的话说，德国的漫画家从来没有像在别的国家那样被严肃接受和对待。现在报纸登载讽刺漫画的传统是二战结束后英国占领军带到德国来的。同德国相比，从传统上来讲漫画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法国拥有比较高的地位。

　　一些讽刺漫画尺度很大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在欧洲，目前很多国家都有本土的讽刺漫画杂志或是在报刊杂志中留有固定的漫画版面。德国欧洲政治学者格斯勒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欧洲的讽刺漫画杂志非常多。在德国，目前各种讽刺杂志有数十家。尽管发行量不是很高，但由于被其他媒体转载及网络传播，所以受众很多。这些漫画常常用大尺度博得眼球。对他们来说，没有“禁区”。


　　德国著名讽刺杂志《泰坦尼克》创办于1979年，目前发行量为10万册左右。尽管与主流新闻杂志相比发行量不算多，但影响广泛。由于辛辣而敏感的讽刺报道，《泰坦尼克》几乎每年都遇到各种官司。2006年，这份杂志曾出过一期讽刺社民党前主席贝克的封面，封面上的文字说明为：“失去控制的熊：毙了他!”2012年7月，《泰坦尼克》把目标对准教皇，用图文影射“梵蒂冈解密”丑闻。德国主教区会议发言人克普表示，“这已经不单纯是口味高低的问题，而是越了界。”


　　在法国，纯粹漫画的报刊不多，《查理周刊》属于以漫画见长的一份周刊，但也非全部是漫画。其他在法国有影响力的报刊多有讽刺时政的漫画，如《鸭鸣报》《世界报》以及《玛丽亚纳》周刊等，均有大量漫画，且多以讽刺政界、宗教界人士作为主题。此次遇难的漫画家伍林斯基，不仅给《查理周刊》作漫画，还给《解放报》《周末周刊》《新观察家》及《巴黎竞赛》周刊作画。


　　在题材方面，这批法国画家往往用幽默、有时是真正的黑色幽默，所以法国的政治漫画以辛辣讽刺和大胆而知名。翻开法国报纸，主要被开涮而且频率最高的，少不了法国总统们。例如嘲笑奥朗德总统溜出去幽会女友，嘲笑耶稣诞生，更不用说一系列嘲笑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了。


　　在英国，多数报刊杂志都留有固定的漫画版面，其内容多以针砭时弊为主，不过虽然漫画无数，也会谈到穆斯林话题，但却很少会像《查理周刊》这样操作漫画主题，这主要是英国当局一直担心遭遇极端穆斯林的袭击。


　　《笨拙》是英国老牌讽刺漫画杂志，在长达151年的漫长出刊历史中，以政治讽喻的画笔，几乎毫无遗漏地勾勒了近当代英国的政治大事剪影。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笨拙》销量大跌，并于1992年一度停刊，目前只保留网站版以及一个藏有50万册漫画的图书馆。


　　专门以讽刺揭发各种丑闻为主的《侦探》，被英国业界称为令名人闻风丧胆的一本杂志，尤其是它的漫画辛辣无比。其中，不少是以丑化当政领导人或是王室成员最近遭遇的争议事件为主，有时漫画中故意调侃英国女王或一些公众人物，也会引发争议。


　　“不同于报纸社论，漫画的优势在于简洁明了和富有视觉吸引力。”《纽约时报书评》的长期撰稿人狄波拉·所罗门曾以“政治漫画及其经久不衰的威力”为题写道，漫画悄悄采用了被艺术史学家称为“影像的图腾力量”的东西。但就像原子裂变一样，政治漫画既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每出现一幅拥护公正的漫画，就会存在另一幅迎合种族成见、煽动偏见和愤怒不满情绪的漫画。历史上最有名气的政治漫画就充满了肢体丑化的视觉形象。

　　美国人更欣赏脱口秀


　　提起西方的讽刺漫画，不得不提政治漫画流行的美国。在美国200多年的总统选举中，政治漫画扮演着重要角色。有说法甚至称，最早系列性刊登讽刺式政治漫画的并非欧洲媒体，而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的媒体《宾夕法尼亚公报》，1754年5月9日起开启了政治漫画讽刺的先河。


　　德裔美国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被誉为“美国讽刺漫画之父”。1870年，纳斯特在影响甚广的《哈波尔周刊》上将倔强的美国民主党人画成一头驴。1874年，他又用大象来代表共和党。时至今日，驴和象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化身。纳斯特还在漫画中将国家“人格化”，普及美国“山姆大叔”的形象。


　　对于此次发生在法国的恐怖事件，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等各大媒体的漫画专栏作者，对法国同行遭枪手血洗的遭遇深表同情。还有媒体将欧洲和美国的讽刺漫画文化做一些比较，认为双方大同小异，但美国人更喜欢脱口秀以及在杂志和报纸上加一些插画等方式调侃。


　　在美国，政治漫画家获得的赞誉比较少。正如狄波拉·所罗门所言，总的说来，现在的报纸漫画家不再拥有赫伯特·布洛克(美国漫画家，因社论漫画多次赢得普利策奖——编者注)鼎盛时期拥有的无边法力了。在猛戳政治领导者和国家的缺点时，最令人难忘的表现来自深夜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而他们的特长既不是撰文，也不是绘画。“某时某刻，就在我们眼前，政治讽刺的艺术从晨报的版面潜入到了深夜的聒噪中。”

Tresore

巴黎恐袭血案遮掩的傲慢与偏见
方远评论

发生在法国巴黎《沙尔利周刊》（又称《查理周刊》）总部的恐怖袭击，已经导致十二人死亡，十一人受伤。这是法国四十年来最为惨重的恐怖袭击，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悲剧。一向以大胆讽刺著称的《沙尔利周刊》，曾多次刊出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画，甚至包括穆罕默德的裸体漫画，在事发之前，还大胆刊登讽刺“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的漫画，以至于引起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不满，最终酿成悲剧。

在言论自由已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今天，因为一家媒体刊出的讽刺漫画,竟然招致如此惨烈的血腥报复，文明世界的所有人都会感到难以接受。对于恐怖分子的这种罪恶行径,世界舆论怎么谴责都不过分。对于这种蔑视人类生命、践踏人类文明底线的血腥暴行，任何理由都不足以为之开脱。杀人者必须因其罪行而接受最严厉的惩罚，这是国际社会对此类暴行的广泛共识。

然而，在悲愤与谴责之余，国际社会也应该反思事情何以至此，以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分析整个事件过程，不难发现，《沙尔利周刊》此前放胆讽刺的行为确实存在不妥之处，尽管这绝对不能构成恐怖分子杀人的借口，但值得国际社会认真反思。在文化多样性的当今世界，言论自由是否存在因文明差异而划定的天然边界？尤其当言论自由可能无端地诱发不同文明或信仰人群的愤怒，媒体的言论是否更应该谨慎，抑或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井水不犯河水？

当《沙尔利周刊》刊出穆罕穆德的裸体漫画的时候，杂志工作人员应该知道这肯定会引起穆斯林们尤其是极端分子的不满，毕竟自《沙尔利周刊》2006年开始转载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开始，已经多次遭到伊斯兰团体的抗议，甚至对簿公堂，有着不愉快的先例。即便是温和的伊斯兰教信徒，默罕默德都是神圣般的存在，不容丝毫亵渎，在极端分子的眼中，《沙尔利周刊》的行为更是赤裸裸的挑衅和不可原谅的侮辱。

要知道，《沙尔利周刊》的前身《HARA KIRI》曾于1970年因为讽刺去世的戴高乐将军而被法国政府取缔，何况一群本来就文化背景不同，又狂热地崇拜穆罕穆德的极端分子，他们肯定无法容忍《沙尔利周刊》的“不敬”。相比于法国人对于戴高乐总统的尊敬，穆斯林对于穆罕穆德的崇敬不知狂热多少倍，因此他们或许更倾向于将恐怖袭击视为维护尊严的壮烈之举。虽然大多数穆斯林温和善良，面对先知被讽刺的场景，或许只是表示愤怒或者抗议而已，但对于少数狂热的极端分子来说，讽刺先知比侮辱乃至伤害他们本人更加难以忍受，而且这种情绪远比在一群虔诚的西方基督教信徒面前肆意讽刺耶稣更加强烈。

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总是讽刺你最为崇敬的人，甚至刊出裸体漫画，你就一定会非常愤怒，甚至可能痛打对方一顿，假如你碰到的对象又是有着原教旨主义情结的残忍的极端分子，后果会能怎样？当然，本次事件的当事方不是个人，而是有着言论自由权利的媒体，其性质虽然不同于个体之间的行为，却有相似的逻辑。但既然《沙尔利周刊》的前身在自己的国家讽刺戴高乐总统都被本应保障言论自由的政府取缔，那么当讽刺的对象变成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心中神圣的先知穆罕穆德，后者又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不就无疑等同于埋下了一颗不知何时会起爆的炸弹吗？

讽刺艺术在西方有着较为长久的历史，甚至讽刺已经成为了政治的氧气，流行在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酒馆，成为人们日常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靠讽刺漫画闻名的《沙尔利周刊》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西方国家因为有着相对悠久的言论自由历史，但伊斯兰社会完全不同，这里有着相对保守、缺乏宽容的宗教氛围，他们在面对讽刺艺术的时候不可能有西方人那么克制，在面对与自己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宗教氛围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媒体是否应该更加谨慎？

   

国际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其他文化的尊重和包容，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任何文化背景的人群，都不应该以一种傲慢的心态对待他人，对不同文化或宗教信仰者的敬重本身就应该是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这就好比最近引起争议的美国电影《刺杀金正恩》，本来放在保障言论自由西方国家，无疑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电影的对象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其结果只会加重被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教育多年的朝鲜民众的不满。

在当今世界，政治或许有野蛮专制和文明开化之别，但是文明只有内涵和表现形式的不同，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回顾世界历史，建立在自身文明的优越感上，对其他文明采取歧视态度，甚至于试图用暴力的方式去征服其他文明，用极端的方式去挑逗胁迫其他文明，正是这个世界各种冲突不断爆发的重要原因，也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摩擦不断的根本原因，而恐怖主义就正是在这样的文明裂缝中产生。

不过，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对《沙尔利周刊》过火行为的批评也构不成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发动恐袭的理由。对恐怖分子的这种暴虐行径，国际社会必须予以最强烈的声讨，虽然《沙尔利周刊》确实存在不妥之处，也绝对不能用血腥的杀戮作为报复，不能突破人类的文明底线。《沙尔利周刊》遭受恐怖袭击的惨痛教训应该对世界构成警示，即任何恐怖行径都必须得到应有的严惩，言论自由也必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被有力捍卫。

Cogito

观点挺全面

Tresore

再等等看. 看法国是否也有不随波逐流的, 有独立思考的文章出现.

至少 言论自由 民主 如果是真的. 就会有让不同立场的人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是用所谓的 "文明" 来 "野蛮"地压制对方.
何况. 文明与野蛮本身都相对的. .

那些极端分子, 有时他们自己却认为自己是有原则的. 是不滥杀平民的文明的捍卫者.
而宣传自由民主的国家 也往往做出有违文明本意的"误杀". 甚至"不讲理"地进行军事或武力干预. 哪怕违背联合国的规定. 哪怕违背国际法和 人权组织对俘虏的公约. 哪怕损害民众个人隐私 或者对其它国家尊重而监听...

貌似野蛮的. 其实可能背负着文明的信仰.
貌似文明的. 其实可能有过野蛮的历史.

野蛮往往会孕育出新的文明.
.

没有绝对的魔鬼. 因为没有人可以自封为上帝 把别人指称为魔鬼.
没有纯粹的天使, 因为没有人可以自封为神圣, 从不蔑视别人.
任何对别人的蔑视就是魔鬼的附魂的开始.

不要自己站在道德至高点上. 随便说别人 野蛮. 说自己文明. 这本身就是魔鬼心态.

Tresore

Tresore

查理漫画事件：世人们，拿什么爱你的邻人？
作者：马小盐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导语：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因刊登讽刺伊斯兰教的漫画，其总部遭到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的恐怖袭击。评论人马小盐认为在谴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残忍行径的同时，需要重新反思全世界媒体的伦理尺度。穆斯林与西方世界的冲突源于两种文明之间的鸿沟，言论自由必须重视这座珠穆朗玛峰。《查理周刊》的讽刺漫画，对法国的穆斯林而言不是幽默作品，而是占主流地位的欧美文明对处于弱势的伊斯兰文明的百般羞辱。文明共同体之间需要的是良性对话，如果不能寻求“认同感”，那么“认异感”才有可能是一剂解毒良药。


2015年1月7日，对全世界而言，是个血色星期三。法国极左翼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总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致10名编辑部成员、2名警察死亡。据称，行凶者是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要冲突，是世界六大文明之间的冲突。9.11恐怖事件与法国《查理周刊》遭遇枪袭事件，再次证实了亨廷顿政治哲学的先见之明：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冲突，不再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所主导，而是各大文明板块间激烈碰撞的差异性，成为导致世界冲突的主要渊源。

媒体的伦理尺度


在我看来，此次事件，在谴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残忍行径的同时（无论如何，以暴力强迫认同、以枪弹对战言论、以血腥复仇羞辱，是弱势文明的野蛮之举），需要重新反思全世界媒体的伦理尺度：

媒体的言论自由界限究竟何在？或者媒体的言论自由原本就没有任何界限？媒体塞壬一般无界限地高歌自身的言论自由以吸引后现代消费者狂欢共舞时，可曾尊敬过他者的宗教信仰？可曾真正面对过他者的脆弱？可曾承担过“自由的深渊”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追索所有的国际报道，我们会发觉，在《查理周刊》的编辑部看来，杂志上刊出的所有漫画，皆属言论自由的范畴。因该杂志既讽刺女权主义，又嘲弄基督教，伊斯兰教只是其广袤的毒舌唾液所喷洒的对象的之一。有人疑问，为何基督教徒可以对《查理周刊》的讽刺一笑了之，而穆斯林却无法接受来自《查理周刊》的幽默？要知道，比起基督教与时俱进的世俗化进程，伊斯兰教一直匮乏一个与欧美文化所主导的现代文明融洽相处的蜜月期。这是空间与时间所导致的文明的双重鸿沟：欧洲文明是现代文明的策源地。人类的近现代文明，很大程度而言，是以欧洲文明为中心。本质上，当今世界的所有人类， 无论愿不愿意，都生活在发生于欧洲18


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两大社会革命的后果之中：思想革命（启蒙运动）与技术革命（英国工业革命）。
这两大革命，在推进人权与科技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亦将基督教这一宗教完全世俗化。现代欧美的基督教教徒，当然能够理解、容忍各种讽刺调侃基督教教义的言论，因这是他们自身文明所结的硕果。而穆斯林对欧美这两大革命所推进的现代文明，不但有拒斥心理，还有抵抗行径，何谈调侃被极度神圣化的宗教信仰？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频频凸显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以西方文明的方式，解读讽刺先知的漫画作品，对大多穆斯林并不适用，他们从感性到理性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讽刺作品。对他们而言，《查理周刊》的讽刺漫画，不是幽默作品，而是占主流地位的欧美文明，对处于弱势的伊斯兰文明力所能及的百般羞辱。这便是横垣在欧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珠穆朗玛峰，它的两边，耸立着截然相异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反思媒体的伦理尺度，不是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暴力行为进行辩护，而是为惨剧不要再度重演进行必要的警示，为弱势文明需要适当的栅栏与边界进行辩护。法 国是欧美最大的穆斯林移民国，穆斯林移民几占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大多生活在法国的穆斯林，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信仰的是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他们生活的空间便是整个贫民窟。学识与经济的双重匮乏，导致各种流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此疯长。法国政府非常清楚，穆斯林移民与本国原住民的冲突，是近年来法国社会的主要政治矛盾：远有2005年穆斯林青年的焚车事件，近有2010年穆斯林在街头发起的占道祈祷运动。


熟知法国近况的读者明晓，近几年的法国社会，弥漫着一股与二战前德国反犹主义十分相似的反穆斯林主义。2010年，一名法国女律师在服装店强行撕下一位妇女身上穿的穆斯林标志服饰：罩袍。2013年，法国极右翼党派领袖马琳·勒庞因反穆斯林主义的思想倾向，而在法国欧洲议会中获得高额选票。在这种激流涌动、一触即发的政治氛围中，《查理周刊》屡次发表讽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无异于将法国本土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推向彼此对立、怒目相向、敌意仇恨的两极。这样的言论自由， 更近乎煽风点火、烈火烹油。

很多时候，历史并非由重大事件所铸造，而是由蝴蝶效应所改写。我们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肇始于一桩不该发生的谋杀案，全世界人民便被卷入战争的涡流，从而导致整个星球战火峰起，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文明认异感


面对文明的差异性，我们如何理解他者，如何与他者和平共处？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与认同感相对应的政治学术语：认异感。在我看来，在协调各大文明的差异性时，认异感比认同感更可为文化多元主义保驾护航。
在文明共同体中，人类大多追求认同感：相似的宗教信仰，相近的价值观念，相同的话语理念，诸多相同性，使得文明共同体成员具有极大的安全感。在艺术的审美领域，人类又寻求认异感：相异的文化环境，相异的创作风格，相异的审美视野。诸多相异性，不但极大的丰富了艺术的美学空间，还满足了人类朝三暮四的猎奇心理。人类为何不能将审美领域中的认异感引进至文明领域的认同感？

当人类各大文明共同体，在不违背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下，不但在内部进行情感认同，还能从外部进行审美认异，彼此间犬齿交错难以释怀的文明差异，必将柔软化，甚至会降至零点地带。


费洛伊德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理论，他认为厌女症患者的病态，起因于一种“细小差异的自恋”。正因为厌女症患者痴迷于自身能够勃起的阳具，从而导致他极端厌恶从未拥有过阳具的女人。在阳具与非阳具之间，存在是细小差异的自恋。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杀戮欲》一书中，将费洛伊德的这个理论进行了社会学拓展。 雅各比声称，人类所有的杀戮欲，便起源于这“细小差异的自恋”。并正确地指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憎恨的不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差异性，而是无法容忍这差异性在全球化时代逐渐缩小至零。这是拒绝模仿者对被模仿的主流文明的憎恨。

枪杀《查理周刊》编辑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显然是与厌女症患者相似的病人，他们痴迷自身宗教与西方文明间的相异性，如同厌女症患者痴迷自身的阳具，从而无视他者存在的正当性。正是这细小差异的自恋，导致了血色的杀戮事件。如何让细小差异的自恋，不演变为偏执性杀人狂，无非是对他者的认异感以及对他者文明 的认异感。


《查理周刊》编剧部所秉承的欧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矛盾，是双方皆强迫对方认同自身的文化理念，而彼此无法进行轻度认异所导致的观念之争。该杂志要求穆斯林具有欧美文明的认同感：

认同欧美文明的言论自由，认同欧美宗教信仰的可调侃，认同圣典里任何先知都可以以后现代的方式被 媒体所解构，等等。

穆斯林则寻求的是法国国民对伊斯兰文明的认同感：

认同伊斯兰教的传统穿衣方式（面罩与罩袍），认同伊斯兰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认同圣典中先知的不可解构性，等等。
萨特曰：他人即地狱。我们莫如修改为：他者即地狱。

在各大文明的冲突之间，他者文明，便是每一个种族的噩梦。如何将噩梦变为美梦，需要的恰恰是各大文明间的良性对话，而非容易导致误解的嘲讽。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查理周刊》的讽刺与幽默，对法国的穆斯林而言，显然与讽刺幽默无关，而与挑衅激怒紧密相伴。此次枪击事件，不是《查理周刊》遭遇的第一次来自穆斯林团体的过激反应。2011年11月，《查理周刊》曾因蓄意取笑伊斯兰圣典被来路不明的燃烧弹袭击。2012年9月，《查理周刊》更因不当的调侃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引发法国穆斯林团体大规模的言论抗议。


基督教圣典宝训：爱你的邻人。我想，爱你的邻人，首先强调不是认同感，而是认异感。对每一个主体而言，他者是环绕在我们外部的坚硬异体。正如对每一个文明共同体而言，他者文明亦是一个环绕在自身文明外坚硬的异体。爱他者，需要认异感而后才能去爱。

兼容并蓄、容忍他者文明的相异性，更需一种超越种族情感的文明认异感。在我看来，认异感是文明冲突的解毒剂，更是文明冲突的最佳止血带。它不但可以使文明冲突转化为良性的文明对话，甚至可以使文明冲突转变为人类一直深深渴求的文明和解。

Tresore

《查理周刊》留给我们的六个问号
                [url=]作者：郑若麟[/url]

对于任何针对平民的攻击事件，我们都应给予强烈谴责。恐怖行动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脱的。这是一种无可宽恕的罪行。

三名极端伊斯兰武装分子光天化日之下枪杀12名《查理周刊》漫画家和记者以及保护他们的两名警察，震惊全法国，且很有可能从此改变法国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对于任何针对平民的攻击事件，我们都应给予强烈谴责。恐怖行动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脱的。这是一种无可宽恕的罪行。

1、这是极端伊斯兰的一次宣战吗？
与普通恐怖袭击截然不同的是，这次攻击行动目标明确、手段专业，我们几乎可以将其视为极端伊斯兰势力的一个宣战。其潜台词是：用剥夺生命的残忍方式来震慑所有反对他们的言论。与其他对平民的滥杀不同之处，在于恐怖分子的行动不仅仅是精密策划动手的时机、逃窜的路线等等，而且在动手杀戮之前，甚至核对了记者的名单。恐怖分子显然是在试图实施恐吓战略。如果今后一名艺术家或记者在下笔时会不自觉地想起这桩恐怖袭击案的话，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双方积怨已久？
伊斯兰极端势力与《查理周刊》直接积怨已很久，这次恐怖攻击几乎是可以预见的行动。《查理周刊》遭到穆斯林强烈反对的一件事，发生在2006年。当时《查理周刊》转载了丹麦媒体《日德兰邮报》发表的12幅漫画，遭到几乎所有穆斯林国家的抗议和反对。法国温和派穆斯林的代表“法国信仰穆斯林理事会”（法国官方所承认和支持的组织）将周刊告上法庭，要求禁止该期杂志的发行；不果。2007年，《查理周刊》再度发表两幅被穆斯林视为羞辱的漫画。这次，“法国大清真寺”、“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和“世界伊斯兰团体”联合将其告上法庭。最终仍然是败诉。法国法庭驳回穆斯林组织的理由是，言论自由不容挑战。2011年11月1日至2日夜间，《查理周刊》被纵火烧毁。罪犯迄今未被抓获。


随后在2012年9月，周刊再次发表有关穆斯林的漫画，再次引发争议和抗议，其网站也再次遭到黑客的攻击。一些穆斯林组织也再次以“挑动仇恨”、种族主义等罪名将周刊告上法庭。由此可窥，双方冲突由来已久。只是运用如此极端的手段来划上冲突的一个句号，实在是难以想象。也无法接受。

3、言论自由有没有边界？
至于《查理周刊》有没有权利发表羞辱宗教人物的漫画，这在法国也是有争议的。在2006年首批12幅漫画发表后，当时的总统希拉克是反对的。他认为这是“明显的挑衅”。希拉克的这一表态至今被反对者不断挑出来批评。支持《查理周刊》的人认为，新闻媒体“有权挑衅、有权过份、有权不负责任”，因为这是言论自由！


但在法国经历过萨科齐时代的人都知道，《查理周刊》也有“言论封杀”的时候。《查理周刊》有一位与遇害漫画家同样出名的人，叫锡内。2008年7月，他在他的专栏里写了一段话，涉及当时总统萨科齐的儿子让·萨科齐。这段话引起了激烈争议，被认为有“反犹”嫌疑。杂志当时的总编菲利浦·瓦尔当即将锡内开除出杂志。随后锡内将杂志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他的那段话完全合法。但锡内已经因言致祸、丢了吃了几十年的饭碗……
确实，在法国，反犹言论是违法的，因为有一条法律叫“盖索法”，专门针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等不当言论的。但问题是，法律认为锡内并没有违法。如何解释他的遭遇呢？


不过，用武器来封杀嘴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4、武器的批判从此取代了批判的武器？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武器的批判”从此是否会取代“批判的武器”。当恐怖分子手中的武器占了上风的话，那么人类那么多年付出那么多代价才取得的进步就会付诸东流。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幕很有可能正在成为现实。这次的恐怖袭击与过去伊斯兰极端分子不同之处，在于不是自杀性袭击，而是有周密计划、针对性非常明确的谋杀。如果法国警方不能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将无疑会大大鼓励其同类，采取同样的恐怖主义行动。如果出现这一幕，那就将会出现人人自危的局面。在凡是涉及所谓“敏感话题”的时代人人手都在颤抖，人人都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这正是恐怖组织所期待的。

5、伊斯兰化还是极右化：法国进入十字路口？
今天的法国正在急剧分裂，并出现两大相反的趋势：极右化和伊斯兰化。


法国穆斯林人数相当众多，大约达到五百至六百万。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但是穆斯林融入法国社会的程度却并不理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犹太教虽然都是出自同一个一神教，但数千年来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特别是犹太教之间的冲突却随着中东以巴冲突的加剧而激化。因而近年来法国伊斯兰教有一种“原教旨化“的倾向。伊斯兰教是不允许退教的，所以历来只增不减。所以法国伊斯兰教有上升的趋势。法国著名作家乌勒贝克在发生恐怖袭击案的同一天在法国出版他的新作，题为《屈从》，讲的是未来法国通过选举选出了一位穆斯林总统，从而法国开始伊斯兰化。这本书所描述的虽然只是一种想象，但如果说艺术家的想象有可能超越历史的话，这可能是法国人最不愿意看的国家未来了。
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同时出现“极右化“倾向。法国几乎所有民意调查都指向一点：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将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战胜左翼候选人而进入大选的第二轮。事实上，在去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已经成为法国第一大党。选出一个极右翼总统的可能性其实可能比选出一个穆斯林总统更大。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实际上在强化这两大相反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这场袭击很有可能进一步撕裂法国社会，使法国社会进一步朝着相反的方向分裂。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就很有可能出现剧烈的动荡。

6、欧洲是否正在进入一个多事之秋？
显然，《查理周刊》只是这场分裂、对抗运动的开始，而非结束。发生在法国的事，实际上对欧洲其他有着大量穆斯林的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预警。三名恐怖分子中至少两名曾在国外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他们的人数正在增多。近年法国发现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前往叙利亚、利比亚、中东等各地参加“圣战“。这些人无疑会从《查理周刊》恐怖事件中得到启发。如果真是这样，那法国乃至欧洲就真的要进入一个多事之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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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法专家：巴黎恐袭案背后的法国隐疾
                                        　　911以后，西方国家一直是恐怖分子重点谋划袭击的对象，但法国一直处于较“安全”状态。不过，在2015年新年刚来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

　　除了漫画惹祸，巴黎媒体人遭遇的袭击到底还有没有其他深层原因？法国社会是不是也负有责任？巴黎政治学院外交政策教授勒柯尔独家对话新浪观察员，解答了这些疑问。

　　当地时间1月7日上午，3名枪手冲进了在巴黎的著名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办公室开枪扫射，并在街头与警方交火，随后驾车逃跑。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其中多是杂志社编辑、记者、插画家，事发当时，他们正在开每周一次的采编会议。

　　对这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案，巴黎政治学院外交政策教授、布鲁金斯协会访问学者勒柯尔(PhilippeLe Corre)对新浪观察员表示，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攻击，不管揭举着再大的宗教旗帜，也不会为世人所认可。但勒柯尔也不讳言，在这次惨案背后，也暴露了法国的诸多问题，如应对恐怖攻击的情报失误，穆斯林群体与法国社会的割裂，经济环境对年轻新移民造成的孤立感……
                                       
                               
                                                                                                                焦点1 这不是一次传统的恐怖袭击                                                       
                                                                                               
　　新浪：这次的恐怖攻击与过往有何不同？

　　勒柯尔：与发生在10年前的伦敦恐怖炸弹攻击、或美国的911事件不同，这次目标明确是“媒体”。《查理周报》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媒体，它喜欢用戏谑、偏激的方式处理素材，特别用插画的方式，传达出很强烈的嘲讽讯息，有时候甚至比文字影响力还大——-这在过去就不断地导致一些群体被激怒。

　　新浪：法国媒体环境是什么样的，像你提到这一类以“嘲讽”着称的杂志是主流吗？

　　勒柯尔：“嘲讽”类的报导在法国是很寻常的。

　　事实上，我在跟很多美国人聊起，他们都很惊讶，法国有这么活跃的这一类媒体、嘲讽漫画，比如把人物化成很荒谬可笑的样子、特别是政治人物。而宗教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题材，但有时候人们还是会画进漫画里，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教皇，都可能成为被嘲笑的漫画题材——法国人不一定认同、但他们能够接受有这样形形色色的言论。对我们而言，写作、画画、这就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

　　这次的罹难者中，有一个是非常有名的插画家卡比，他已经75岁了，你能想象吗？他已经执笔超过半世纪，曾经说过笑声和幽默感是漫画家唯一的武器。我常常看他的插画，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家表达自己、与世界沟通的方式。

　　所以周三的恐怖攻击简直令人发指——这些手无寸铁的创作者遭受攻击，他们有的只是一支笔。没错，他们所说的、画的或许是挑衅味十足的，但他们拿的只是笔、不是武器。他们相信画画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在多数的法国人也是这么认同的。
                                       
                               
                       
               
                                焦点2 法国安全部门过于疏忽了

　新浪：法国在反恐已经十分严密的情况下，依然没能防止这袭击，可能暴露了法国的什么样的问题？
　　勒柯尔：这确实是法国本土自196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但事实上，查理周刊的总编辑Stephane Charbonnier是在警方的保护中的。他们过去对于伊斯兰教的嘲讽漫画，引发过一些死亡威胁，甚至杂志社在2011年遭到燃烧弹攻击。

　　此后，情报显示这位总编辑成了恐怖分子的目标，因此派了警察贴身保护。这位警察在这次的恐怖攻击中身亡，另一名在附近的警察也罹难。而事情发生在已经有戒备的巴黎市中心，确实反应了法国在面对恐怖袭击的防备不力。不过，换个角度想，我们能增派多少警力去一个杂志社呢？警察不可能在所有的媒体前站岗。

　　从情报角度来分析，也有该检讨之处。恐怖分子明显作足了功课，他们知道每周三会有这样的编采会议，虽然花了一点时间才找这家办公室，但仍然身手快速地杀人。法国的情报单位可能因为过去几个月威胁变得比较少，而有些疏忽。

　　本周《查理周刊》的封面谈的是法国作家 MichelHouellebecq所出版的新书《屈从》，这位作家及偏好书写的题材本身就十分具有争议，书中讲的是法国将会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据我所知，《屈从》的出版社也在事发后紧急关闭了，因为他们担忧会有类似的攻击。当《查理周刊》想要做一个关于他(MichelHouellebecq)的故事，又在嘲讽宗教，我感觉这一切事是串连在一起的，应该有事前的情报掌控。

　　新浪：你提到了在反恐上的可能缺失。此事发生后，法国政府在反恐政策会有什么调整？

　　勒柯尔：在事情发生以后，法国政府马上进入最高的戒备状态，特别在巴黎街头都有军队巡逻。我人在华盛顿，但同时往返在巴黎的学校工作，我收到学校发给全体同仁的邮件，上面告诉我们到哪里都必须出示身份证，而且随时注意自己的包。目前法国是高度警戒的。尤其在巴黎，警察、军队在街上巡逻，情报单位也开始调查工作，枪手身分已经确认，只在搜捕中。

　　如你所知，9-11之后，法国的反恐机制升级，因为内部预估，身为美国盟友的法国也会成位恐攻的目标。不过，法国所幸没有遭受严重攻击，一派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加入出兵伊拉克。而今天，在法国发生的恐怖攻击，我认为更多是整个社会经济大背景下，穆斯林与法国社会的融合问题有关。

焦点3 不仅是漫画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新浪：这就不是漫画本身的问题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社会问题？

　　勒柯尔：我们是欧洲拥有最多穆斯林的国家，至少有500万人。他们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地区，特别是北非国家。他们抱持着对生活美好的想望来到法国，但这些移民在宗教上、经济地位上都受到隐性的打压。

　　比如2004年法国明令禁止在公立学校戴面纱、2011年又发布了对罩袍的禁令，一次次助长了这些新移民对西方国家的反感，使法国穆斯林与其所在社区存在隐隐约约的紧张关系。在我看到的真正问题是，有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新移民没有工作，他们对欧洲社会甚至感到绝望，加入极端组织，成了他们的一条去路。

　　我们看到这群新的极端主义分子，许多人拿的是西方护照，可能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等。法国当局对这些群体的监控是非常紧密，国际刑警组织也很紧密地监控这些人。此次行凶的三个人都持有法国护照，令人害怕的是他们不仅年轻，而且还持有在法国被禁止的自动型武器，而且举着“复仇”之名进行屠杀，这是怎么样的仇恨及组织养成，这样想来是非常可怕的深层问题。

　　新浪：你所提到穆斯林对与法国社会“反感”，这是从何而来？

　　勒柯尔：这些冲突是很多方面的，有些人不满法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对马里、利比亚、伊拉克问题)，有人则是不满意政府处理巴以问题…但我看来，最主要的因素，是那群被社会远抛在后头的失业年轻穆斯林，他们感觉自己不属于法国这个认同体了，这其中一小部分人被极端份子吸收。

                                       
                               
                                                                                                                焦点4 法国不应因恐袭而变得排外                                                        

　　新浪：我们看到事件发生后，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增加了，你怎么看穆斯林移民未来在法国的处境？

　　勒柯尔：是的，这将使大多数想要和平安定生活的法国穆斯林面对更大的困难。这起事件可能将对移民法案的开放辩论带来更多的分歧，这显然不利于一个像法国这样以“平等”为立国精神的国家。我们必须谨记，法国的国家精神是：自由，平等，博爱。


　　新浪国际驻美观察员唐家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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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何以解决巴黎恐袭背后的文明冲突
---方远



法国巴黎《沙尔利周刊》（又译作《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惨剧，愈来愈引起法国上下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强烈不满，11日包括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40余位国际政要参加的、多达370万人的法国反恐大游行，便是最明显的例证。可是，如果抛开预设的立场，从文明的视角切入，将会发现问题绝非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沙尔利周刊》因为讽刺伊斯兰的漫画招致血腥抱负，这在所有信奉言论自由的人看来，都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想象，必须要予以强烈的谴责和依法严惩，因为这是对他们眼中人类最为珍贵的生命的蔑视，是对不可逾越的文明的底线的赤裸裸的践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西方社会如何不约而同地抨击恐怖分子的行径都不过分。

然而，在自小生活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恐怖分子看来，不仅言论自由远远没有如此重要，而且即使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为重视的生命权也不及尊严、信仰的重要性。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讲“理”或者“法”，而是讲不同的“理”或者“法”。在伊斯兰世界，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真主安拉赋予的，“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既然连生命都是安拉赋予的，也就是说可以为了维护安拉的尊严和荣誉而铤而走险乃至献出生命。因此，当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穆德多次被讽刺，当伊斯兰团体对《沙尔利周刊》的起诉屡屡被法院驳回，来自不同价值体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便不惜以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捍卫他们最为珍重的尊严和荣誉。这样的话，恐怖分子的行径固然应该被谴责，但他们的行为却符合他们的价值体系。

缘于此，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沙尔利周刊》的血案是恐怖袭击，不可原谅，可在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甚至许多伊斯兰教信徒看来，这不是恐怖袭击，而是一种“替真主报仇了”的道德救赎。同一件事情，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下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在尊重言论自由的人看来，《沙尔利周刊》的行为不仅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而且还是言论自由的典范，因为《沙尔利周刊》敢于讽刺一切政府和宗教，其胆量值得同行尊敬，所以当恐袭血案发生之后，西方几乎所有媒体都坚决站出来维护《沙尔利周刊》，法国大游行过程中更是打出“记者都是查理”的横幅。正因这样，《沙尔利周刊》对于伊斯兰和穆罕穆德的讽刺，与其说是一种讽刺，不如说是一种解构，是通过不敬、讽刺、戏谑的形式来解构外界严重神秘而富有煽动力的伊斯兰教。但是，这或许仅仅符合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伊斯兰社会尤其是极端分子的价值判断。与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把生命放在价值序列的第一位不同，伊斯兰团体尤其是极端分子把宗教、信仰、尊严放在第一位，他们对于宗教、信仰、尊严的捍卫，就像大多数人对于生命的捍卫、自由至上的人对于自由的捍卫、爱情至上的人对于爱情的捍卫一样，是不容置疑的。当然，理解恐怖分子的行径绝不代表认可他们，而是为了追本溯源，通过理解的态度来还原事情本应所有的真相，从而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既然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体系，既然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是难以调和，那么问题随之产生，如果处理不当，造成误会，类似于《沙尔利周刊》的悲剧肯定还会重演。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不能随便杀人是人类的文明底线，可在数量不少的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眼中，比生命更重要的尊严和信仰才是底线，双方的价值体系差别很大。从美国在中东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到《沙尔利周刊》的悲剧已经证明，对于一个价值体系不同的另一种文明，不仅靠武力不能很好解决问题，而且即便通过讽刺的形式，同样无济于事，甚至有可能让结果变得更加糟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曾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来专门探讨文明的冲突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三条原则：避免原则，即文明大国避免干涉其它文明的冲突；共同调解原则，即各个文明大国通过谈判的方式来遏制或制止文明间的冲突；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它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某种角度上讲，亨廷顿的三条原则是有说服力的，并且共同指向理性的对话，而这或许是目前最合理的选择。

当然，问题并未结束，因为理性的对话未必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试想一下，假若在经历长时间的理性对话，不同文明之间有着长年累月的交流与融合之后，冲突和对立依旧存在，双方仍然缺乏有效的共识，那该怎么办？也许这个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回答，但不管怎样，尽量不要再出现类似《沙尔利周刊》的悲剧，不要让人类前行的道路上流满鲜血和充满不正义的声音，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配得上万物之灵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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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此复杂，成为查理却这么简单

作者：黄恒

       11日，当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法国笼罩于悲怆之中。

　　仅仅为着纪念恐怖主义对无辜生命的杀害，那只是悲伤，而悲怆就像圣彼得大教堂内米开朗基罗那尊同名雕像，代表着人类的盲目、鲜血和仇恨，还有被鲜血与仇恨遮蔽的眼睛。


　　两天前，法国总理瓦尔斯说：“法国正在与恐怖主义展开战争，而不是与某个宗教或某种文明对抗。”这让人看到理性，但在大行进的队伍前，当许多人高呼“JesuisCharlie(我是查理)”的时候，情感显然占据了上风。于是，他说：“今天我们都是查理，我们都是犹太人”。此时，他忘记了，为追捕《查理周刊》屠杀案的凶手，同样有穆斯林警察殉职。


　　在遭受耸人听闻的凶案后，法国人的情感宣泄，并不奇怪，但在政治语境下，淳朴认知很容易被简单化和符号化，少数人的暴行成为标签，缝在多数人的胸口。如今，危险节奏，似曾相识：查理成为言论自由的代名词，伊斯兰则被贴上凶手的标识，进而是议会大厦和报纸专栏关于保卫价值观的争论，再接下去，一起陷入对文明冲突的粗浅理解和粗暴实践。


　　“9·11”之后，我们也见过类似团结呐喊的场景，我们也听过类似正义的词汇，我们也的确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场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由“基地”衍生出“伊斯兰国”……世界被彻底改变了，这恰恰是恐怖主义者最初设定的目标。有了上述惨痛经历，所以，大游行当日，许多美国媒体在反思：我们到底是不是查理？


　　答案必须是否定的，就像必须否定那种以暴力解决分歧的方式，就像必须明白，《查理周刊》血案是一场文明内部的冲突，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已经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杀死了更多的人。它血淋淋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漫画家开枪的凶手，他们并不是宗教的使者，而是抛弃传统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流浪者，在西方文明中边缘化，又转身沉湎于虚无主义；另一个层面则是，笃信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的人们，他们低估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性的美好理想，与自家人口、就业、信仰诸多现实问题的差距，因而不自觉地走在傲慢与偏见的道路上。


　　但答案往往是肯定的。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宗教理念的本质并无区别，宛如一根湿漉漉的黑树枝上的两朵恶之花。大家都是查理，大家都在双重标准中扭曲，难分因果。《查理周刊》信仰表达自由，但别忘了阿拉伯裔美国人学会会长詹姆斯·佐格比的评论：“欧洲人总认为对抗社会禁忌是先进文明的一种表现，但他们却忘记了先进文明也包括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也不要忘记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员谢里尔·贝纳德的抱怨：“如果数以百万的穆斯林因为宗教领袖被描绘成暴徒而走上街头，可是无助人质被砍头时却选择安静地坐在家里，那么我们实在不该继续躲在取悦别人的陈词滥调背后。”


　　世界正是如此复杂，悲怆的是，成为查理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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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Vice news新闻网1月15日报道，在著名的法国喜剧演员迪厄多内因之前在脸书上发布的有关《查理周刊》的出格言论被拘后，法国当局在巴黎系列恐袭案发生之后对于公众言论的管制已经显露无遗。

法国著名谐星迪多内近日在脸书上发文称：“今天晚上，我是查理·库里巴利。”而库里巴利是法国超市劫持案当中被击毙的劫匪的名字。他随后被拘留，检方也已经对其展开调查。

报道称，迪多内的被拘正是法国当局近期开展的严格言论管制的一个缩影。这一段时间，法国方面对于公众场合发表的反犹太的以及美化、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都加大了打击力度。

本月12日，法国一名男子在发酒疯的状态下赞扬恐怖袭击者，并做出拒捕举动，为此他被判处入狱4年。

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的一名年轻男子在地铁上辱骂检票人员，声称自己同情袭击《查理周刊》编辑部的凶手库阿奇兄弟。他还宣称“库阿奇兄弟的行动只是开始，我其实应该和他们在一起行动” ，该男子随后被判10个月监禁。

在图卢兹南部，一名27岁男子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圣战”照片，称赞巴黎发生的血腥恐怖袭击事件，也同样受到司法审判，被判处1年监禁，但缓期执行。此外，在奥尔良等地也有人因为威胁要杀害警察而被判刑。

当局称，近些天来已经拘捕了54名发布此类不当言论的民众，其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

在去年11月14日通过了反恐法之后，法国的司法机关在这一特殊时期开始进行对这一法律的首次实践。在巴黎人质危机结束前，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就曾表示，在网上发布涉及恐怖主义的煽动性言论，视情节可判处五到七年有期徒刑。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当局的这一行为无疑是与法国的国家领导者们向来奉为圭臬的言论自由所相悖的。

美国布朗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助理教授Alex Gourevitch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当局的大规模拘捕行动无疑是与《查理周刊》惨案发生以来各方纷纷发声支持言论自由的舆论大环境相冲突的。特别是在巴黎刚刚结束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各国政要纷纷参与其中的呼吁保护言论自由的游行之后。

Alex Gourevitch认为，法国的政治阶层中充斥着伪善和短视的机会主义，政客们只会瞅准时机加入到支持言论自由的大游行的队伍中去，借此从与事件受害者们同行的自我满足感中分一杯羹——至于言论自由的准则本身，他们向来都不怎么在乎。

本月14日，此前遭受恐怖袭击的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扩印发行新一期杂志。由于销售火爆，这份之前每期印6万份的杂志，在加印到300万份后不久，又宣布加印到500万份。在国外拍卖网站eBay上，有人开价500欧元购买这8页售价3欧元的漫画。

先睹为快的人们发现这期杂志继承了该周刊惯有的“讽刺、时而产生冒犯的风格”。与《查理周刊》遭袭时伊斯兰国家主流舆论一致谴责恐怖分子而对漫画家保持沉默的态度有所不同，本期杂志在封面再次刊登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弹。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这是“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埃及和英国的伊斯兰领袖都警告，这本新杂志可能引发一个新仇恨浪潮。

尽管美国国务院力挺《查理周刊》新封面，称“这就是民主社会”，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不少美国大媒体都没有刊登这个封面，表现出罕见的谨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用美国伊斯兰协会密歇根分支机构负责人瓦利德的话说，《查理周刊》新封面“必将冒犯许多人”。“警告，本报道包含《查理周刊》最新封面，内容可能令人感到受冒犯”，英国《卫报》网站13日在报道中也特意加上了这句“铺垫”。

就在《查理周刊》销售火爆不得不宣布火速加印的同一天，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批评《查理周刊》刊登先知新漫画是“一个极端愚蠢的行为”，“基地”也门分支则宣布对上周巴黎的恐怖袭击案负责。近些天以来一直弥漫在欧洲的紧张空气似乎更加凝重了。

【记者 李大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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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患未除，新伤又至
　□陈婧

　　在巴黎发生的《沙尔利周刊》屠杀事件，让这座城市在新年刚过，便笼罩在肃杀之中。



　　1月7日不仅是《沙尔利周刊》固定的编辑部例会之日，对其他法国人来说，这天也是特殊的。因为前一天是法国的“主显节”，宣告2015新年假期的正式结束，家家户户吃国王饼以示庆祝。各个企业也从1月7日开始恢复节后的正常工作，暴徒们选在这个日子，意图是让法国新年开端就蒙上浓重的阴影。



　　在惨案发生前的一期杂志上，《沙尔利周刊》　曾调侃：“到现在为止，法国还没有恐怖主义袭击。”孰料一语成谶。这是一场精心组织、有预谋的恐怖主义袭击，但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恐怖主义行动。如果细数法国近20年来的恐怖主义行动，最近严重的一次是在1995年7月，巴黎地铁发生大爆炸，8人死亡119人受伤，随后的3个月内，地铁又发生一起爆炸案，这些恐怖主义袭击针对的都是平民。而在《沙尔利周刊》袭击事件中，包含了复杂的文明、政治、宗教、民族的冲突，激化了社会的固有矛盾，并制造了更深的社会裂痕。
　　裂痕之一，在于挑战了欧美社会文明的底线，制造对暴力的恐惧，而非对言语的信服。欧美现代文明构建在言语之上，“我不同意你，却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野蛮的屠杀事件用暴力行动代替言语，让沉默去代替表达，这是对文明间可以对话的彻底否定。无论居民来自哪个国家，巴黎这座用思想与言论建构的文明城邦，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创伤。



　　裂痕之二，在于挑战了法国政治新闻一贯的底线。法国的新闻素有讽刺传统，而漫画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工具，因为可以揶揄那些触及社会禁忌的政治话题，而较少受到限制。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不仅王室的风流韵事被嘲弄，国王被丑化为吃人怪兽，政客、警察、银行家亦无人幸免。遭杀害的4名漫画家都是“五月风暴”的支持者，他们自信代表了一种政治上不轻易屈服的力量；有棱有角、充满讽刺和争议色彩的　《沙尔利周刊》，甚至嘲弄过戴高乐将军。主编史蒂芬说：“我们用漫画来探寻我们所处的时代，讨论社会问题。”但恐怖主义的行动，让那些敏感的政治话题最后一个可以表达的窗口，被彻底关闭。



　　裂痕之三在于，代表法国的“博爱”精神，即“社会团结”被严重破坏。在欧盟内部，法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上较为宽松的国家，在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和移民问题上，也有较高的包容度。因此，法国是目前欧盟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约占总人口的10%。2014年12月17日，奥朗德总统在为移民历史博物馆揭幕时强调：“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是欧洲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基本成果，我们应该捍卫这一原则。”他还指出：“四分之一的法国人都具有移民背景，因此我想提醒法国人的是：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作为法国公民持什么价值观？我们又将共同去往何方？”恐怖事件的发生，分化了“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的法国人，制造了彼此的仇恨，也让共和国对平等、博爱、团结的信仰摇摇欲坠。



　　更应当看到的是，如何遏制这种恐怖力量造成难以修补的社会伤痕，防止政治走向极端化，已经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社会越来越迫切的问题。从2013年起，巴黎艾菲尔铁塔就曾经两次遭受恐怖主义威胁而临时关闭，2014年法国警方又挫败过一起针对卢浮宫和核电站的恐怖袭击图谋。2014年11月4日，法国议会讨论通过《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反恐是一项持久战，恐怖主义活动越发猖獗，但法国还没有确立正式的“反恐法”。如果未来不是通过法律化的手段对恐怖主义行动进行打击，那么整个法国乃至欧洲极右力量的得逞将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在法国经济从世界排名第五衰退到第六、民众消极悲观情绪占上风的情况下，这不仅将影响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还关系到欧洲更深远的未来。

　　（作者为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