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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沈爱其轶事 （本文收录在湖北美术出版社，周翼南所著《顶天楼留墨》中） 其实，可以用另一个较吸引人的题目，例如：“奇才沈爱其”，或者“怪人沈爱其”。 但是，还是用了这个题目。因为，爱其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他说过：“画画是我的第一生命，我的生命就是画画。” 有人问：沈爱其是谁？ 这倒是真得，许多人不知道他。可是在湖北武汉画坛，他的大名无人不晓，不少人把他视为“奇才”，他脾气古怪也是众所周知的，有人说他“狂”，有人说他“怪”。 但他却有许多知音，我是其中之一。我还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他——那是在1980年。迄今已十有七年了。 我同沈爱其相识于1971年，我们同年生，那时我们刚好30岁，而立之年。他经友人介绍来我家，头发蓬乱，穿着随便。我们谈画画，他说：“画画要有自己的个性。” 在那年月，能这么说，不容易。 然后，我回访他，他的住处异常简陋，是间旧得要命的房子，仅有一扇小窗，像是一间囚室，发潮的墙壁山挂着他的画——苍莽的群山、浩瀚的大江和生气勃勃的绿树……一霎时，我忘了自己身在囚室般的小屋里。 总之，我们成了朋友，一直到现在。现在的他仍像过去的他。对于他，好像世界上只有笔墨纸砚，虽然他有一位支持他的贤惠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和他在一起只有一个话题：中国水墨画，中国画辉煌的过去和必然辉煌的未来。 我希望爱其有辉煌的今天，今天便有辉煌的成就——这是可以达到的，以他先天的天赋和后天的功力。我愿为此尽心尽力。作为他的朋友和知音，我写他的文章介绍他，他的作品同时发表在报刊上。但他似乎好像不怎么在意，仍然画他的水墨画。 在80年代初，我已经成了一名武汉的作家，我同武汉美协当时的负责人很熟，便向他推荐了爱其的画，很赞赏，特地在美协让出一间房，让爱其画画，甚至想把爱其调入美协，成为拿工资的专业画家。 一次很好的机遇。 但机遇失去啦，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爱其崇敬已故的大画家石鲁，画风相近。过去石鲁便以“野、怪、乱、黑”而懁难，爱其呢，他的画也是狂放不羁的，加之他独来独往，不懂交际更不懂逢迎。那是，他正在创新——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均有独特的生命，哪怕是一座山也有自己的骨骼、经络和血液心脏。他想创造一种“经络肌理”，以别古人常用的“披麻肌理”和“斧劈肌理”。他笔下的山仿佛布满了毛细血管，正在伸缩跳动。我觉得是成功的，但是有些人却接受不了。他们不喜欢爱其和爱其的画，非议颇多，这非议传到爱其耳朵里。他没说什么，笑了笑，仍下画室，走了。那位赏识他的美协负责人未能留住他。这位美协负责人去年去世了。愿他在天之灵安宁。 后来又有一次机遇，武汉画院成立了。画院的秘书长是新调来的书画家易志群，我们一见如故，我又向他推荐了爱其。他看到爱其的画，大为惊异，认为爱其是画坛上的佼佼者。经过易志群的努力，爱其成了武汉画院的“院外画家”，能享受画院的福利待遇。这也算是难得了。爱其也满意。 易志群、我，还有其他一些朋友，都希望爱其办一次画展。这是很容易的事。只要爱其从他的画作里拿出几十幅来即可，而且一定会有相当的影响。但不知为什么——我现在不很明白，爱其却岿然不动。催他，他笑而不言，我知道爱其有些并非怪癖的怪癖：一、他极少赠画给他人；二、不卖画；三、不参加画展。但办一次个人画展是可以的吧？难道你的画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他的画有强烈的感染力，大概是70年代末，他画了一幅《蟠桃图》赠我，我裱起来悬于壁，那时我还未进作家宿舍，住在一间旧的两层阁楼里，站在楼下便可看到这幅画。一天晚上，一位艺术鉴赏力很高的写诗的朋友来访，一进门，他就指着《蟠桃图》对我说：“谁画的？真好！刚才我在楼下，那么远，仍感窗内的这幅画气势逼人，了不得！” 但是，能看到他的画的人却很少，对此我无可奈何。 有一次脾气甚好的易志群生了气。那时中央级的权威刊物《中国画》决定为武汉画院出个专辑，画院的院士们都要交作品。但爱其却迟迟不交。但我知道他画有不少新作——我看过他为新作摄的照片。挑两三副不就行了么?我劝易志群勿动气，等着。又催爱其交作品。后来总算交来一幅画：山水。可能是70年代画的。只好以此登在90年代的刊物上。然而，并不逊色，我以为。我后来劝易志群说，也许是爱其认为他的新作不成熟，不愿张扬于世。 老易叹了口气：“把他没办法。只好由他了。不过，你得转告他：他的脾气得改改。世界上，像我这样的好人并不多。” 爱其好像没事的。有易志群这样的好朋友，当然没事。 但是不久，易志群一家人调往海南大学。老易一走，爱其便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武汉画院——仿佛是因为有易志群这样的好人，他才来到画院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任性的、不大合理的人。 既然如此，我也就只能听之任之。我们都不年轻啦，都年过50了。各有各的事业和家庭。爱其也不常来，我不知道他在画什么，甚至不知他在怎样生活。 1993年却是我的“绘画年”，这一年我以作家的身份先后在武汉黄鹤楼公园、湖北省美术院、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并出版了一本自选画集。 这年年初我在黄鹤楼公园办画展的时候，爱其来祝贺，并为我画了一只冲天的大鸟，他笔下的这只鸟，人间所无。 我送了本画集给他，他看了看，评价是：“你这本画集不是多余的。”这大概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我再一次催他：“我不是画家，可是办了画展出了画集，你应该办画展出画集了。” 他仍然笑。爱其的笑也有特点，不是大笑，也不像微笑，而是似笑非笑的笑。 他像往常一样，又一次从我面前消失啦，许久见不着他。我想，他大概画画去了，为画展做准备。这回我想对了，也可说想错了。他确实在画画，但并非为办画展。 大概3月底，爱其出现在我的家里，我还没用开口问他，他就谈了这段日子的作为。 “我已经完成了两个空间，”他说，“从面转到立体，从内空转到外空，中国画讲的是点和线，这回我考虑的是立体，六个面，明天你去看看。” 我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后来明白了：他在一幅空屋里作画，在两间房的四壁及天花板、地板（既六个面）完成了两幅“作品”。就是想象不出他画的是什么。 而且，谁愿意把房间让出来交给爱其画画呢？ “你去了就知道了。”爱其说：“我还邀了严其昌，他也去的。明天早晨9点，我等你们。” 严其昌是为画家，我们的好友，武汉晚报的编辑。 爱其给我留下了地址：汉江二路弘春里8号。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来到江汉二路，才知道弘春里已从地球上消失，这里被某房地产公司收买，旧房全面拆除了，眼前是一片瓦砾，而在瓦砾中，居然留存着一栋30年代的旧楼房，二层，还有一个庭院，有铁环的大门却紧闭着。茫然之际，其昌也来了。 “爱其是个奇人，”其昌笑道：“我们来观赏他的奇画。” “弘春里8号在哪里？”我问。 “我也不知道，”其昌说：“问问。” 一问，方知那幢孤零零立于瓦砾间的楼房便是“弘春里8号”。我奇怪它为什么未被拆除，难道是让爱其作画？现在也不明白。 敲敲门上的铁环，黑漆斑驳的门吱呀呀开了。是爱其。他很高兴我们如约而至。我们走进门，眼前是一个小庭院，有一颗茂盛的丁香树，靠墙还有一棵如臂粗的古藤，沿墙而上，攀岩到二楼壁上，这古藤少说也有百余年了。 爱其把我们引进楼里，让我们欣赏他的“空间”：一间30平方的空房里面是以墨线勾勒穿插的丛林，几只怪鸟出没其间。另一间30平方的空房画的是林莽，古树和飞舞的藤萝交缠在一起，这些墨线组成的藤萝又蜿蜒而粗，一只延着楼梯冲上楼去，一只同外面的古藤相连……我觉得仿佛身临墨阵之中，因为不仅四周的白壁，连天花板和地板上全是爱其的笔迹。 “了不起”！其昌说。 我不知说什么好，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空间”，这样的“作品”，我不知道爱其画了多长时间，用了多少颜料和墨汁。 地上，脸盆里装着墨汁。碗里装着颜料，有几只大毛笔，一只大毛笔绑在竹竿上——用来画天花板。 爱其没有问我们的感受。他说：这幢楼的空间全画满大门来不及了，过两天这幢楼便要拆掉了。 我和其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幢楼如果夷为平地，那么，爱其创作的2个“空间”将随之消失。 “应该保存这幢房子”。爱其说 可能吗？北京王府井的吉祥剧院都无法保留，尽管那么多专家都为此呼吁。谁为这幢房呼吁呢？保存的原因只有一个：里面有爱其创作的“艺术空间”。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好，市政府也好，可没有谁管这件事，除非这幢楼的墙上有达芬奇的画或孙中山、毛泽东的手迹。 爱其是个艺术家。他似乎只有艺术思维。 我们暂时不谈这2副“作品”的价值、内涵和创作意图及过程。先得考虑保留这幢房子的可能性。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我提了一个实际的、可能的方案：“我同电视台的朋友联系一下，让他们把你的作品拍摄下来。” “只能这样了。”其昌说，叹了口气。 我马上同武汉电视台的一位朋友联系，他对“奇人奇画”很感兴趣，第二天便带了2位助手和摄影机前来拍摄。那天，我把老诗人曾卓也请来了，他也进入了画面，曾卓惊奇地欣赏着爱其创造的两个“空间”。他已经入古稀之年了，也许是第一次看到了这样的作品，他只是惊叹，却说不出什么意见来。爱其那天兴奋而激动，他是很尊重曾卓的，说了许多他的看法和想法。遗憾的是，不知道摄像机出了什么问题，只录下了画面却未能录下声音，我们之间的交谈随风而逝了。 过了两天，“宏村里8号”便永远消失了，爱其的惊世之作随着砖石的崩裂不复存在。 好歹留下了两盒录像带，我给爱其一盒，我留下了一盒，除了我同其昌外，还有些朋友也来观赏了爱其的作品，林莽和怪鸟留在他们的记忆中，记得有这样一些议论： “表现主义加行为主义。” “全方位贯气——有气势。” “创造——毁灭——再创造。” 等等。 我到很欣赏“创造——毁灭——再创造”这种看法。因为这2个“空间艺术”确实毁灭了。而爱其仍在继续创造。他画他的画去了。但我不知道他又画些什么。 就这样，时间进入了1994年。 这一年的年初，武汉市政府颁布了“禁烟令”——禁止在城区燃放鞭炮。 就在“禁鞭令”实施的前一天，及1月14日，爱其邀请我和几位朋友晚上在一家“蔷薇餐厅”一聚，我以为他要办画展或创造了新的“空间”。去后才知道，他是想在禁鞭前，痛痛快快喝点酒，放一挂5000响的鞭炮，好吧，放吧，鞭炮之后饮酒，爱其并不会喝酒，喝上一口便脸红，那天他喝点酒，很兴奋，他认为武汉是一块“宝地”。在这块“宝地”上理因出很多了不起的艺术作品。 为什么呢？ 爱其红着脸解释道：“看地图就知道了——中国是只鸡，湖北是鸡蛋，武汉是蛋黄。” 没有谁反驳，也没有同意。我平静的对爱其说：“爱其，我还是句老话，你该办个人画展了。你今年要是不办画展，我就不理你了！” 爱其愣了一下，笑了，说：“好，一定办，今年春雷一响我就办画展！” 于是，大家为爱其办画展而干杯。 记得，那年响了春雷，但却不见爱其的踪迹，别说办展览了，我也理解，办画展需要经费，但这也未必是什么难事。我问过湖北省美术院展览馆负责人，他知道爱其的大名，愿意免费提供场地。至于其他费用，大家凑一凑就够了。关键是爱其，而不是别的什么因素。 那时，我正准备写一部介绍武汉第三大商场“汉阳商场”的报告文学，这是一家靠拼搏奋斗起家的、很有特点的企业，总经理张宪华是个有事业心并喜欢文学艺术的年轻人。我同他成了朋友。有一天，张宪华到我家来聊天，谈文学谈艺术，我突然想到爱其，便问张宪华：“武汉有位了不起的画家，你能不能帮他一把？” “谁？”张宪华问。 我没有回答，我拿出那盒记录我和曾卓观赏爱其“艺术空间”的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让张宪华观赏。 张宪华看完这部只有一刻钟的“纪录片”，很激动。 “这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张宪华说，“了不起，是个天才！” 我详细的介绍了爱其的情况 “需要我帮什么忙？”张宪华问 “帮他办一次画展，如果可能，帮他出本画集。”我说。 “我想，没问题。这也是为武汉的文化事业更加繁荣嘛。”张宪华爽快的说“我们‘汉商’应该为此尽点力。” 他希望同爱其见见面，商谈办画展出画集等事宜。 “现在是4月，最好6月办画展。”张宪华说 我马上找到爱其家中去，门锁着。第二天一早又去，总算见着见他，高兴地告诉他这个应高兴地好消息。爱其也高兴。 “你准备点你的作品的照片，给张宪华看看。”我叮嘱爱其，“什么时候去，你打电话我，我通知张宪华，约个时间见面。” 爱其点头同意。 但是，他一直没有来电话，我急了，又去他家，门又锁着，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张宪华倒关心此事，问我。我只能含糊地告诉他：“这位画家外出写生去了。” 爱其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失去了一次常人的欲得而不可得的机遇。 既然如此，我也心灰意懒，不再为爱其操心了。何况我也忙，既然写“汉商”还要编本自选文集，何况那年夏天举行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我哪儿也不愿意去。 再见到爱其时，巴西队早已夺冠，已经是1994年的秋天。但爱其似乎忘记了这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所以，我绝口不提。我很生气。我想，再也不谈什么画展了。但是，一见到头发已经花白的他，我又心软，仍然旧话重提。他听着，像过去那般笑，而我却无可奈何。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究竟有什么打算。 关于他还有许多可写的事。例如，有一年下雪，他邀我去东湖梅园赏梅，我去了，他还邀了老画家汤文选、鲁慕迅、冯今松。这三老都赏识爱其。走时，才发现他在梅园的大厅里画了巨幅的红梅图，满满占了一面墙，另外还画了一张10米长的墨梅长卷。这两幅均可视为精品。更难得的是那天由三老和爱其合作了一幅《红梅图》，四种风格迥异的红梅同时开放在宣纸上。但是，爱其的画和这幅合作的佳制，至今都下落不明。 爱其也喜欢写大字。他兴致来了，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有纸、有笔、有墨，他就大写特写。他可以用十张宣纸写一首七言绝句。这些独一无二的书法，无法装裱，就是裱起来，也无处悬挂。 有位朋友说，要是爱其在美国或西欧，说不定会轰动的。但是他似“不合国情”。 又有朋友说，画画要有神、有气，有些人有神而无气，爱其画画不仅有神，而且气足。就是太足了。 还有朋友说，爱其眼界高，毛病是他在不断地变换焦点。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这些话，也不知他听见没有。 有人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有人理解他，有人不理解他。 时间一天天过去，进入了1996年。这一年，由于机缘，英国东方艺术服务中心邀我访问举办画展，我把这消息告诉了爱其，他为我而感到高兴。 我说，我不是画家，这次出访，只是一次旅行。 爱其说：“你不要小看你的画，你的画活。画家容易得到的东西，你没有；画家不容易得到的东西，你有。” 他这么说。 一晃，又进入了1997年。 这一年春节的前夕，大年三十的晚上，我正观赏中央电视台一年一次的春节晚会，忽然爱其打来电话： “明天上午有空吗？我画了一幅画。聚一聚，怎么样？你自己直接去。地址在——” 天哪！大年初一？看画？他没有“春节”的概念。 “初一正忙，我有些亲戚朋友要来，怎么走得开呢？”我说，“改一个时间吧。” “好，好。改一个时间。”他说，把电话挂了。 过了几天，他又来电话，邀我到他的家乡去——他的家乡在孝感，离武汉不远，坐车两小时就到了。去年爱其也曾邀我去，可我没时间，这次我应允了。 “你在家等着，我明天来约你。”你说。 第二天一早，他乘一辆的士来说，然后去到一个地方。那里停着一辆大交通车和几辆小车，都是爱其弄来的。原来，爱其邀了30位画家和书法家，都是他的友人，一块去他的家乡“迎春”。 车队出发，走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了“二屋沟”，这是一个小镇，也是爱其出生的地方，这里挂着横幅：“九七年迎春丹青会”，主办单位是“二屋沟水墨庄园”。 在“二屋沟”，“沈”为大姓，均爱其的亲戚，只是不明白“二屋沟水墨庄园”何意，爱其解释道：这里有一间他的画室，他为画室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在屋前的空地上，摆了十来张桌子，上边铺放着画画用的羊毛毡，我们一下车便放上笔墨颜料盒宣纸，二屋沟的农民很热情，为我们戴上红绢花，视我们为贵宾。然后我们在桌前排成一列，同时动笔，合作一幅数十米长的《红梅图》。我们作画时，画桌前燃起不绝的鞭炮，农民在鞭炮中舞起龙灯和狮子。那场面，煞是壮观，无法用笔墨来形容。 这都是爱其的主意。 那天，他除了画画，还写字：“墨海涨潮，土味冲天。”这两行字，有屋那么高。他还激动地说了一些很有个性、很有趣的话： “一个人画一张画，留下来，是创作；几十个人画，也是创作，及时画的画不想留下来，毁掉，不存在，也是即兴艺术。画画就是要异想天开，就是要突如其来。要有激*情。有些歌星为什么唱得好？有激*情。所以热门愿高价买票去看，去听。书画家的激*情超过歌星一万倍！层次也高一万倍！只是人们不懂，现在达不到。将来，几个画家在一起画画，让人买票看，这才是真正的艺术！要高收费！因为比歌星唱歌还难得，不是那么容易就让你看这几位画家画画的。看毕加索画画、看齐白石画画，怎么收费？有人认为画国画简单：一条鱼、一朵花、一片叶子，一秒钟就画了。火箭上天也只一秒钟，精子卵子结合也只一秒钟，简单吗？中国画不简单，比西画高明的多！现在就是要播种，播点子，播八大的点子、播石涛的点子，然后长线，不是棉线、麦线、芝麻线，是水墨线，最后长出中国的、独特的艺术品！” 这是我记得的一些话，还有些妙论没记住。 细读读，这些话并非狂言。有道理。 自从那次“丹青会”以后，又没有见到爱其了。 他或在“二屋沟水墨庄园”作画呢？后来才知道，爱其为明代巨贾沈万三之后。听说沈万三遭朱元璋之迫害，有两户沈姓流落到此地，见有一水沟，清澈见底，故建屋二间，在此落户，故名“二屋沟”。繁衍至今，沈姓为此地之大户，有百余户人家了。 爱其说：“二屋沟的水很长，同黄河长江一样，也流向大海。” 他还说，二屋沟有许多农民会画大写意，出笔落笔不俗，他要举办一次“二屋沟农民水墨画展”。 他就是没有说他自己的画展。 我们同年生，均五十有七了。 有位朋友曾建议我以爱其为原型，写一篇关于画家的小说。也许现在一些编造的、连作者自己也不相信的“小说”太多，我渐渐厌恶写小说，我宁可写些值得一写的实实在在的人，介绍一些值得一读的实实在在的书。 爱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人。 一位中国的画家，一个为我和一些友人所重视的存在。 我不知道他将来如何，但是，像他这样，沉湎于自己热爱的艺术之中的人，在中国，不多见。想起他，我便想起外国的梵高，中国的石鲁。 前不久，我的好友、画家李世南寄赠一册他在病中撰写的《狂歌当哭——记石鲁》，这是一本记录两代人追求探索的好书。 书中附有世南为石鲁作的肖像：《石鲁印象》，寥寥数笔，极传神。不知怎么，我觉得这幅石鲁的像颇像爱其，只是爱其没有石鲁那像一对犟牛犄角似的八字胡。 爱其崇敬已故的石鲁，受石鲁影响很深。 也许，爱其以其仅有的一生，为中国的绘画艺术会有卓绝的贡献吧？希望如此。也希望他如梵高、如石鲁，直立于世，以他的作品，再现中国画的辉煌！ 我这篇粗线条叙述，或可为以后研究他的人，留下一份可信的资料。而今，只是“还债”而已。因为我觉得欠他什么——不曾介绍他的两个“空间”，也不曾介绍他的二屋沟“丹青会”。如今写了，心里也踏实了。我可以做别的事去了。 我不再过问爱其办画展，出画集的事，管不了。 但是，我对他是有信心的。他送我一些画（他的画极少赠人，对我是例外），都精妙，有好几位有成就的画家都求我向他索画，但我婉言拒绝了——我做不到。我知道爱其的个性。 爱其曾送我一幅书法，写的是他的艺术观： “大道通天，宇宙无门， 万物一气，电线为定。” 如此豪气，直视当今，谁能为之？ 1998年春于武汉顶天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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