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60周年纪念：为祖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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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这一划时代事件，重回历史现场自然重要——阅史者进入“现场”不免稍觉意外。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在扩大朝鲜战争的同时，竟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还要求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6月30日，杜鲁门命令美军参战。

甚至在命令美国军队参战前，美国方面即将其矛头指向中国，这当然令人意外。它的后果，金冲及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称：“深刻地影响了以后20年间的中美关系。”

美国为何如此迅速改变战略，决定介入战争？一般认为：“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更微观地看，历史学家揭示的短期因果：美国放弃朝鲜与台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预期下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又被视为不会介入的事实部分，并由此形成预判……

更重要的是实力对比，即使中国方面对此的分析，也是偏重于这一比较。《毛泽东传（1949～1976）》里描述说：“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设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

如此悬殊的差距，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所表现的骄横便容易理解，在其回忆录里，麦克阿瑟描述当时他的判断：“由于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我本人军事上的估计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在为父亲撰写的传记里记录：“‘中国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父亲问。‘可能性很小。’麦克阿瑟将军说，‘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

独立与富强

回应杜鲁门的宣示，中国政府也迅速而直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记录：“中国政府在7月间决定将原来广东、河南的战略预备队第38、39、40军调往东北，和第42军合组成东北边防军，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但是，局势的演变比想象的要迅速而恶劣。

美国军队9月15日在朝鲜仁川登陆，迅速北犯……在后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周恩来的报告指出这样的事实：“从8月27日到昨天（10月23日），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12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飞到了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在将台湾视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后，美军开始了直接而赤裸裸地对中国大陆的侵犯。

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推进。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此前的国庆讲话，周恩来总理已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实力对比加之进军顺利，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对此的判断是：中国人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对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的声明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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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理度之，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分析，未必失当。

胡乔木后来回忆，出兵朝鲜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做出的两个决定之一（另一个是1947年与国民党决裂、开始解放战争）。这个年代的中国，不仅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巨大落差，中国的困难也超出想象。在《李富春选集》里，这位中国经济运作重要的当事人描述当年：“1949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1/4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一半。”再看农业，统计表明：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降低21%，棉花产量约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54.4%，耕畜减少了16%。各地的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这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及印度一半。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很动感情：“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相对应于情感因素，从理性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记录当时不同意见主要是：“（1）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4）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5）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这些当然都是实情。

这种种困境之上，已经开战的战争可能形成的格局，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分析：“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们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鸭绿江1000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战争按此形势演变，彭德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在此推演下，就有了彭德怀极著名的一句判断：“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后来，毛泽东跟金日成描述当年的决策：“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现实的演进及其考量，当然是形成决策的关键。但是，仅以此来观察毛泽东及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远远不够。更早一些时候，在《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便有清晰论述：“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独立与富强的中国，才是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的理想与使命。无此体察，我们难以摆脱庸常之人现实与实力计算的低级别的窠臼，更无可理解一代伟人选择之超越性基础。即使朝鲜战争打到极端，周恩来的论述既悲壮，也有一代革命家极其令人景仰的担当，他说：“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战争与胜利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告结束。

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一定具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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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里论述这场朝鲜战争：“鉴于这个新共和国令人尊敬的军事强国的地位正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卓越战绩确立，因而有必要对这一地位的如何取得作一简单回顾。官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史这样写道：虽然中国红军只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但从它自身具备的战略战术水平来看，仍不失为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不妨说，由于武器装备的某些不足，它在军需方面是贫乏的。然而，它的半游击的战术正是建立在一种没有重武器和大量运输负担的机动性的基础上。在同一件事上，穿棉制服的中国苦力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士兵都高出一筹，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任何一个敌方阵地。只有经过这样遭遇的美国人才能理解，在半夜，那些精灵一般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进攻者的手榴弹爆炸和冲锋枪扫射是何等令人胆战心惊。新闻记者们喜欢说什么‘亚洲游牧民族的人海战术’，这与事实真有天壤之别。实际上，中国人进攻的单位很少大于一个团。甚至这样的兵力也往往被分散，化为一种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排规模的穿插运动。中国红军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人众，而是因为其骗术和奇袭。”

当然，这场战争也让中国人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此后长达20年时间，中国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同时，也不得不无限期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这是战争改变的历史走向，但将这场战争置于更宽广的背景里，它的价值与意义自有另种面目：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被动而失败的各种屈辱的战争经历，经此一战，面貌大变——《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论及：“这个胜利，是在对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条件下取得的，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对远东及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即使最克制的历史观察与评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也如此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安全得到了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

我们从历史性的观察与评论回到历史现场。停战协定签订稍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传（1949～1976）》解释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后人读史，面对这段历史不免深觉吊诡，对于新中国最重要的和平时期，却需要用“以战止战”的方式获得，这断非普通人能够想象。

在这个时刻，再来回观出兵与否的争议及其最终拍板，即使力挺出兵的彭德怀亦有如此深沉的感叹与重要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富强中国的条件与路径

中国所有和平的期待，为的是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那么，朝鲜战争改变了什么？又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呢？

实力对比与国家的战后困境，自是是否出兵的重要权衡因素，以当时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操盘人——分管财经的中财委主任陈云的角度，他如何来看待这场战争并应对它呢？这其间还稍有曲折。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陈云传》的编写者：“薄老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时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薄老讲：‘陈云不同意出兵。’我说：‘奇怪了，陈云同志回来讲，毛主席定了以后，他很支持，没有说不同意嘛。’1986年，我问过陈云：‘出兵朝鲜你不同意呀？’他说：‘谁说的呀？’我说：‘一波讲的。’他说：‘这有一个过程。’”陈云为什么由不同意到同意呢？陈云问毛主席：“美国飞机会不会越过鸭绿江来轰炸内地，把经济搞乱？”毛主席非常英明，毛主席说：“不会。”陈云说：“那我同意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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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国民收入不及印度一半，仅有27美元——这就是中国当年的现实，加之战争，陈云将如何掌控并扭转这般局面？精彩之处在于，毛泽东所肯定表示的“美国飞机不会轰炸内地”，对“战时经济”的制定者陈云而言，不是一个定量而是一个变量。在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周后，陈云、薄一波联名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了对时局的估计与财经问题的对策。对抗美援朝开始后时局的发展，陈、薄提出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这三种可能性究竟以哪种可能性作为对策的准备基点呢？在陈、薄的对策报告里指出：“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如时局只变到第一种局势，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时局变到第三种局势，则财经对策需另制。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一个国家战争的应对，资源重组，绝非静态的收支增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描述：“抗美援朝战争是不是会严重影响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是不少人曾经有过的担心。事实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在国内掀起的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潮，大大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它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建设。”而战争进行一年，直到最后战争结束，其局势亦确如毛泽东所判断，“美国飞机不会轰炸内地”。

结果，有力的运筹与应对，加之全国民众爱国热情所促发的国内生产建设——1951年的经济数据出人意料地大幅增长：财政总收入为133.1亿元，财政总支出122.5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04%和80%，达成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局面。而且应对政策中排第三位的“其他”——经济建设投资和文化事业经费，也大幅度超过上一年的17.5亿元，达到37.6亿元。

在战争情况下，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但是，这是那一代中国治国者的“终极目标”？当然不是。因有这般良势，建国初的“三五年恢复”，开始精确化——1951年初，毛泽东提出：“三年恢复，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按此目标，1953年将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那么，编制五年计划成为重要任务。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五年计划里的那些启动并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内容，由何而来？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签订的苏联向中国贷款协定规定：苏方向中方提供3亿美元贷款，在5年内分期交付，用来偿付苏联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贷款年利率很低，定为1%。中国政府用这笔贷款从苏联引进大型项目50个。这是新中国尝试利用国际资源工业化的开始。那么，五年计划，重点在那里？周恩来在《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里提出：“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工业。”

这显然是深远影响后来，直至现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初始方向选择。回到历史现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轻工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方向，而当大规模经济建设将要全面展开时，重心转向了重工业，为什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对此的解释是：“半殖民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结构是畸形的：轻工业所占比重极大（当时因为原料和市场等条件的限制，已有设备的利用率还很低），而重工业的基础却异常薄弱。钢在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只有92.3万吨，在1949年只有15.8万吨，而且缺少轧钢设备，以致有限的钢产量产品也不能全部得到利用。煤矿大多是临时性的小斜井，寿命很短。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也小得可怜，而且设备落后。至于精密工业、国际尖端和工业技术的水平，更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拟。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根本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可言，没有巩固的国防可言，更没有现代化可言。”最后，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轻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分别为11%与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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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的方向既定，没有苏联的支持，完成它，甚至仅仅是完成计划编制都没有可能。那么，在已经在1950年初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两国关系框架里，苏联的支持没有疑问？历史哪有如此轻易之事。当时中苏两国面临的甚至是“信任”问题，按毛泽东的形象说法，“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

朝鲜战争，中国出兵作为决定性因素，解决了中苏双方的信任问题，并促使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直接支持。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1953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中国的工业化，富强国家，由此发端。

中国最初工业化的启动时期——“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如此评价。这由一系列重要增长数据构成：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产出和工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由于人口年增长率为2.4%，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要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比较——当时产出增长速度仅和人口增长速度相当（1%）——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这本通史解释说：“苏联提供的技术帮助和资本物资，其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一场战争，从领袖的角度看，它解决了中苏的“信任”问题；而从国家的发展战略角度观察，它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条件，并因此形成基本路径。如果我们只将视角局限于战争本身，我们将很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但是，战争的价值与意义，又怎能忽视这样的结果呢？

中国立场

像朝鲜战争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受限于利益、知识格局以及资料来源种种，多数分析的局限性当然可以被理解。但超越这种种之上，这场战争的独特性尤其是传统的思维逻辑，却需要被重新认识。传统的朝鲜战争分析框架，其主流系中苏联盟对抗美国集团，亦即社会主义集团对抗资本主义集团——在冷战框架之内。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论，但是中国人民的“独立与富强”期待，以及由此而做出的种种选择，在此种框架之内，却是传之不远，易被遮蔽。因此也形成论者歧义多重之局面。

讨论朝鲜战争的中国价值，确定中国本位与立场，才是关键。自此出发，这场战争的中苏/美国的“冷战”结构，或者改由中国/苏联，中国/美国以及苏联/美国三角框架的方法论，才是破解之道。幸运之处在于，随着苏联档案材料的解密，我们已有机会重建中国立场。

那个细节，价值重大。当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向中朝双方发出电报：放弃北朝鲜……这时候，曾经的讨论相对都集中于如果中国不出兵，在中国/美国结构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很自然，不出兵，其危险一如彭德怀所言：“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而且，中国城市已遭美国军队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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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中国/苏联的结构里，中国会面临什么格局？

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是斯大林的一个承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初期，斯大林希望中国军队能够介入，已解密的材料表明，他在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做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出一个喷气式歼击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杨奎松在其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里还综合解密材料：斯大林甚至慷慨表示，一旦中国的飞行人员掌握了这些飞机，这个飞行师以及已经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的另外一个飞行师的所有装备，都可以移交给中国方面。这是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提供的前提条件。

中国出兵与否的军事讨论部分，有无空军的支援甚为关键。中美双方在此项对比上，最为悬殊——正如麦克阿瑟所言：“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如果没有空军支援，中国进兵，甚或国内亦将难保。

对苏联解密材料占有最多的研究者沈志华教授分析：“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这个考验最后戏剧性集中于苏联是否提供空军支援。那一时刻，周恩来与林彪赶赴苏联，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希望斯大林能够实现诺言，提供空军支援。其结果，研究者李海文和张希描述：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与周恩来于当晚（1950年10月11日19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其主要根据是：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可出动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这个结果当然令人震惊。要理解其间曲折，则须回到中苏关系的历史逻辑结构之中。

“二战”后苏联在亚洲利益的保障是《雅尔塔协定》，因此利益所系，沈志华在其《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里描述当年的关系结构：“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问题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最后取得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这时候，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面临调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长达两个月艰苦的谈判后，终于将其权益归还中国。《毛泽东传（1949～1976）》甚至评论两国为此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意味着：“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那么，在失去了中国利益后，斯大林如何考虑苏联在亚洲的利益呢？沈志华分析：“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由此，作为内战的朝鲜战争爆发无可避免。但是，美国政府迅速介入战争，使之扩大……而这并不在斯大林的预判里面。

这时候，中国是否出兵至为关键；而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最后又集中到了苏联是否出动空军支援。斯大林决定放弃。这是一个单纯甚至是无可奈何的退让？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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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苏联关系结构观察，沈志华推演这个时刻可能的演变：“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要求，但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因素……斯大林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样，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

毛泽东如何破局？这当然需要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来思考与决策。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中国/苏联关系结构，中国的国家利益都已到最为紧要时刻。

在接到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后，毛泽东致电高岗、彭德怀来京讨论，结论是维持出兵不变；这一决定传至苏联后，斯大林再次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这时，毛泽东再次电告彭德怀与高岗，要求他们回到北京再次讨论，结果仍是：出兵！

所有困局，因此破解。之后，战争结束，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工业化之道路，由此确立。

破局的勇气当然会带来事先并未估计的结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并打响第一战役后，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和大同江一线……历史的趣味在于，斯大林所顾虑的是苏联空军参战暴露后会激化美苏矛盾，而反过来看，华盛顿也有同样的顾虑。沈志华描述美国空军知晓其对手是苏联空军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沉寂了40年”。

历史，一个永无停歇的演进过程。昨天果，今日因；今日果，又为明日因……

1958年，中苏关系交恶；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中国与苏联、美国的关系，至此完成了新一轮的演进与转换。那么，曾经划时代事件的朝鲜战争，还有可能面目清晰吗？后世阅史，当然是智力挑战。只是，关键在于，我们认真回到历史现场之际，有无基本的价值归依，即：中国立场。非此，何以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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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8度线的回忆——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在浩若烟海的朝鲜战争史料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当年，彭德怀坐着一辆小汽车孤军深入，成为志愿军真正意义的“先锋部队”；而这辆小汽车的司机刘祥、陪同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便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主笔 李菁
　　
深秋入朝
　　
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中朝边境的小城安东(今丹东)乌云密布，飘着微微细雨。鸭绿江大桥边，有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到了江口上，邓华、洪学智、解方、韩先楚、杜平等几个送行的13兵团首长，有几个人在江边和彭总握了一下手，我们马上上车就走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一间办公室里，86岁的杨凤安老人至今仍能清晰地向本刊记者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幕。杨凤安是河北人，解放战争后期到彭德怀身边任军事秘书。
　　
杨凤安说，用“行色匆匆”来形容10月19日这一天的彭德怀，再恰当不过：拂晓时分，彭德怀离开北京饭店直奔西郊机场；9点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立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确定部队入朝开进的部署；当天下午，在4架米格-15战斗机的护航下，他和高岗又乘里2-型飞机，抵达安东机场。
　　
“下了飞机，我就看到一帮人围着一个首长，然后他就坐到我车上了，表情一直挺严肃的。我一看，心说这么凶，这么威风，心里就有点慌。说实在的，那时候我连个团长都很少见到，我只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官，但到底有多大，我也没概念。”刘祥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是驻苏家屯的13兵团某汽车班的班长，前一天夜里接到通知，让他到团里去一趟。“通知我的人让我把东西带着，到连部去打包，谁也不要惊动。”到了沈阳，才告诉他，要开小轿车到机场接一位首长。
　　
时隔60年后回忆，刘祥笑着承认，当初听到任务，他是“强烈地抵触”。1931年出生的他，从“辽沈战役”时期开始开车，“都是大卡车给前线送炮弹”，后来“从东北一直开到了海南岛”。
　　
于是，杨凤安与两个警卫员，与彭德怀一道，就坐上了刘祥开的“嘎斯69”，穿越鸭绿江大桥。通讯处长崔伦带着一部电台、两个译电员和三个报务员，坐一辆大卡车紧随其后。杨凤安说，当时车旁是齐刷刷的部队，车上的彭德怀，还没来得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出来时穿的旧呢子黄军装。而刘祥只记得那位陌生的“首长”一路上都紧锁眉头。
　　
车子很快穿过了鸭绿江大桥，到达新义州。“新义州那时候黑糊糊一片，到处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杨凤安回忆，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汽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时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有把翻译带上。“人生地不熟，这语言也不通，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几个朝鲜人民军来了，一问，是他们的外务相朴宪永派来接我们的。”
　　
“他们肩上都扛着大牌子，可能是将军，后边跟着好几个人。将军就到彭老总跟前敬个礼，让彭老总下车，坐他的车。彭总摆手不坐，说‘走吧’。”刘祥说。来的人是新义州委员长，在他的办公室，彭德怀与朴宪永见了面。几天前，朴宪永曾专程到沈阳向彭德怀介绍了朝鲜的战局，他介绍，金日成正在熙川附近一个隧道的客车厢里指挥。
　　
“彭总当时非常着急要和金日成首相见面了解情况，否则几十万大军过去怎么打仗？结果我们到了新义州之后，他们说和金日成也联系不上了，这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杨凤安回忆。因为美军还在头上不断地轰炸，“我们就没有再往前走，决定沿着鸭绿江，先到水丰发电站，那个地方和前方有通信联系”。
　　
当天晚上，这一行人住在朝方准备的小房子里。刘祥还记得，小房子的地铺烧得挺热乎的，“我跟警卫郭洪光商量，把老总的被子给铺在炕头上，可是老总进来一摸说：‘不行，让小刘过来，小刘你年岁小，睡在炕头上！’所以我睡热炕头，那一头是郭洪光，我们俩夹他一个人。我还想，这首长看着挺凶，实际怎么这么和蔼啊！”
　　
第二天早上，刘祥说他早早地就起了床，发现门外还有一圈的岗。“此时有几个朝鲜人民军的人要见首长。杨凤安引着几个人去见首长了，我就和等候在外面会说汉语的副官聊天。聊着聊着，这个副官说，‘彭副司令的身体还挺好的’。我惊了一下，这才知道原来和我挤一个炕头睡了一晚上的首长是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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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受命
　　
1950年10月1日，彭德怀参加了西安的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他检阅了第19兵团7000多名指战员和22万群众，这次庆祝大会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保卫新生的祖国，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但对此时驻守在西北的彭德怀来说，朝鲜似乎还显得有些遥远。
　　
“我们那时驻守大西北，西北的土匪还有好多，剿匪还没剿完呢，压根儿没想到后来会去朝鲜战场。”杨凤安坦言，当时彭德怀住在西安城区鼓楼北面，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他和浦安修住在会议厅东侧的小房子里，杨凤安就住在正厅西边的小屋里。
　　
杨凤安回忆，朝鲜战争打响后，彭德怀曾要杨凤安给他找一幅朝鲜地图。杨凤安跑了西安的很多书店，才买到一幅朝鲜概貌图，挂在彭德怀卧室兼办公室的墙上，并每天报告朝鲜战局的情况。但他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怎么恢复西北的生产发展上。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召开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中办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找彭总。当时会还在开着，彭老总正在讲话呢，我说：‘北京来人了，到北京去有事’。”
　　
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当时“啊”了一声，显然有些意外。接他的人也不多说，就说中央有个会议，毛主席让立即把你接到北京，要马上听一听你的意见。“此时已接近中午12点，彭总马上散会，简单吃点饭就准备起程。”
　　
时隔多年回忆，杨凤安说，当时彭老总根本没意识到会调他到朝鲜战场，临行前，他还特地问了句：“西北剿匪的文件资料要不要带上？”彭德怀考虑了一下，认为中央是让他过去汇报西北的经济建设问题，所以要求负责经济的秘书张养吾带好资料随他一起去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会议主题是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而会议中总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回到北京饭店，彭德怀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杨凤安说，后来因“反党”罪名被关押的彭德怀在“交代材料”中曾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他倾向于同意出兵。
　　
10月5日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毛主席等于就在彭老总面前点了他的将了，彭总想了一下说，他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决定。”下午开会的时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为10月15日。
　　
“彭老总到了北京，才发现情况不是他原来预想的，所以他赶紧往西安打电话，让我过去跟他会合。”杨凤安回忆。
　　
杨凤安说他赶到北京，并没有与彭德怀接上头——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已经飞赴沈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交给杨凤安一个金属四方盒子，里边放着一个公章，杨凤安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刻着几个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这才意识到，彭老总又要挂帅出征了。”
　　
拿上“帅印”，杨凤安也赶飞沈阳，可还是没见到彭德怀。原来，10月11日晚上，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要求他回北京的电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没准备好，不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于是，彭德怀和高岗又赶回了北京。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就出兵问题展开讨论，最终仍决定出兵。
　　
“等彭老总再从北京回沈阳时，我才见到他。”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杨凤安说他还见到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年轻人，他就是毛岸英。“我那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觉得这个年轻人和蔼、稳重，也很有风度，挺平易近人的。”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彭德怀送行。在这次家宴上，毛泽东把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的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毛岸英于是成为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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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杆司令”
　　
时隔60年再回忆，杨凤安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了朝鲜那边一看，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迎面而来的第一关是与金日成的联系都成了问题。“我们走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水丰发电站，还是联系不上金日成。一直到了20日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联系上。”杨凤安说，此时金日成已经转移到了平安北道的北镇附近，因为在白天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所以一直等到黄昏，一行人才又开始动身。
　　
于是，朴宪永的车在前面带路，一小一大两辆车紧随其后，沿着鸭绿江往东驶去，细雨此时已变成了小雪。
　　
沿路那些惊慌逃难的朝鲜老百姓给杨凤安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的头顶着东西，有的背着孩子赶着牛车，我们往里面走，他们向咱们鸭绿江这边跑，路都被挤满了，所以车走得很慢。突然路旁的朝鲜老百姓高喊一声，提醒敌机来了，几秒钟后，果然听到敌机的隆隆声，接着炸*弹爆炸声、敌机上的机枪扫射声连成一片。”“路上也有不少撤退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全是丢盔卸甲的，看着挺惨，再看咱们的部队跨过鸭绿江，那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当时才19岁、正年轻气盛的刘祥回忆。
　　
前面带路的朴宪永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华沙牌轿车。“朝鲜司机对路比较熟悉，所以把车开得很快，我们对地形不太熟，另外也考虑到彭总的安全，所以开得稍慢一些，前面的小轿车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一段。彭老总着急和金日成会面，我们就和朴宪永商量，后来彭老总就上了他的车。”
　　
10月21日早上6点多钟，两辆小车来到东仓和北镇之间的小村庄大洞附近。进入山区小道，道路非常崎岖，不远处有木栏杆拦住通道，金日成已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下了车，急步走上前，金日成也快步迎上，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放下。之后在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彭德怀与金日成迅速切入主题。彭德怀问：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金日成坦率地说：“这我对别人不说，但不瞒你彭总司令(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我现在已仅仅有3个多师在手上。”
　　
杨凤安回忆，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以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被切断在“三八线”以南，而就在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的前一天，美军空降兵第187团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麦克阿瑟称此举目的是要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官员，“所以那个敌人就肆无忌惮的，如入无人之地，甚至以整连的兵力分头沿着公路向鸭绿江边前进”。
　　
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跟随他们的电台也一时失去联系。原来，当刘祥驾驶的嘎斯车与朴宪永乘坐的华沙车会合后，两辆小车加快速度，后面的装有电台的卡车渐渐被甩在后面。而金日成也没有带电台，杨凤安突然意识到，眼下，彭德怀的安全都成了问题，“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此时的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急得在屋里踱来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小山头上去瞭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可是看见的仍是背着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他回到屋里，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
　　
此时时刻，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手下只有4个兵：司机刘祥、参谋杨凤安和警卫郭洪光、黄有焕。“彭总根本没带武器，我们连个手榴弹都没有，只有两个警卫员，两支破驳壳枪，让敌人发现了毫无办法。”杨凤安至今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事实上，南朝鲜第6师主力已经占领熙川，正向温井冒进，其中一个团已经绕到他们的后方。所以，曾经有人评论，彭德怀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排头兵，实不为过。所幸朝鲜多是狭窄的山地山路，公路没几条，美军机械化部队主要沿着公路深入，一时也很难发现隐蔽在山谷里的对手。
　　
黄昏时分，载有电台的卡车终于出现了。杨凤安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跟丢后走到南边去了。“到了龟城，他们发现(北朝鲜)老百姓哗啦啦地往这边跑，敌人已经往这边来了，见势不对，扭头又往北来。”通讯处长崔伦安好电台后，彭德怀异常高兴，立即向毛泽东、高岗和邓华发了第一封电报。
　　
电报发走后，还是等待。“我那时候也很着急，我没事就跑到沟口那儿，朝我们部队来的方向看。”杨凤安向本刊记者回忆，这几乎是他平生最难熬的几十个小时。10月23日，炮声由远及近，成群的美机低空掠过。大洞的志愿军指挥所仍然只有寥寥数人，另有朝鲜代表朴一禹带来的人民军，一个十几人的警卫班。
　　
“23日黄昏，路口出现了咱们志愿军的服装。我看到后，赶快告诉他们：彭老总就在沟里边。”来的是40军118师的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他们带着1.3万多人已到达沟口。因为当时规定军、师电台不准开机，“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既无上级指示，又无友军通报”，所以他们也陷入一团迷雾中。邓岳和张玉华是乘吉普车朝山沟内几间茅草屋开进，不想意外地找到了彭德怀。
　　
“彭老总见到他们，也是非常高兴，还亲自给他们倒水喝。邓岳告诉彭老总，这里很危险，彭德怀爽朗地说：你们来了，我还危险什么！”细心的杨凤安注意到，这是彭总过江来第一次这样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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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
　　
“在新安洲到元山以北有一道大山，毛主席在国内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那个地方组织防御，敌人来了先打一些小的歼灭战；等我们军队改善装备、有了经验后，再夺取平壤。”杨凤安回忆。可是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后才知道，敌人实际上早已越过这道防线了。
　　
所以彭德怀马上改变了作战方针。“他部署部队到温井隐蔽起来，敌人过去不管它，敌人后边来了以后你把它截住，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敌人稀里糊涂地就被我们打败了。”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是打了一次伏击性的遭遇战。在此之前，彭德怀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部队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部署等一切高度保密。“部队夜间行军，白天停下，所以敌人根本没发现我们的20万大军。结果一开打，他们就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说是兵从天降，赶快收缩，我们就边追边歼。”
　　
“第一次战役，我们打垮了韩军第3师、第6师，歼敌1.5万余人。更重要的是，把美国所谓的起家的骑兵1师，王牌部队，歼灭了将近一个团。”杨凤安回忆起来，还是忍不住的自豪之情。
　　
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彭总在作战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作战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纳闷。”杨凤安回忆。
　　
“彭老总跟大家说，他感到我们主力再继续打的话，可能就暴露了，下次战役就不太好办了。另外，麦克阿瑟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出国兵力，认为我们过江的部队人数不多，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这个人狂妄得很，又求胜心切，肯定会卷土重来。我们就故意撤退，表示我们胜了，不想继续打了，实际上是引诱敌人进入我们的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之。”
　　
彭德怀的想法得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的赞同。“第二次战役，我们用少数部队在前边，间接抗击敌人，敌人小股部队来了我们就歼灭他，敌人大部队来了后，我们打一打就往后退，退的时候还故意丢掉一些行李啊，小锹小镐啊，让对方以为这边没什么主力部队，果然一打就撤。”
　　
“所以第二次战役我们是布置好了口袋让敌人往里钻，钻进来以后我们就打。”麦克阿瑟果然上了钩。在第二次战役中，“主要歼灭的是南朝鲜的近两个师，特别是第二师基本上失掉了战斗力，美7师也受到了重大打击，土耳其旅消灭了一半，其他的24师等也受了很多损失。这次可把它打疼了，可是这时候他(麦克阿瑟)还没有发现，中国部队的指挥员究竟是谁。”说到这时，杨凤安老人的脸上不由得浮起笑容。
　　
杨凤安说，第二次战役中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这场战役最关键的是，要长途奔袭，抢占三所里，这个任务交给了38军的113师。于是113师冒着严寒，在崎岖山路上急速行军。可是当他们距离三所里还有30多里时，天已经亮了，几十架美军飞机沿大同江飞来，在行军纵队上空不停地盘旋和低空侦察。
　　
情况非常危急：这么多部队在公路上行军，如果被敌机轰炸，将遭受重大损失；可是如果躲躲藏藏，则会延误时间。危急情况下，113师副师长刘海清想出了一个大胆之计，部队干脆去掉伪装，在公路上大摇大摆行军，敌机来了，他们也不躲。美机果然受骗，以为下面正疾步快走的是“友军”南朝鲜部队，一次也没有轰炸。战士们情绪大为高涨，不顾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向着目标疾速猛进。
　　
“美军的无线电侦听和测向技术是很先进的。如果他们发现了电波，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部队，那样就麻烦了。所以113师行军时也关闭了电台，这在军事上叫‘无线电静默’。”杨老解释说。
　　
但是，另一方面，志愿军司令部也暂时没了这支先头部队的消息。这一段时间，也是彭德怀和几个副司令员最心焦的时候。“彭总和解方参谋长都蹲在电台那儿，跟电台台长一起听信号。结果113师插到三所里的时候，发了一个信号，也没说到了哪里，发来以后，通信处长一查坐标，结果已经到了三所里了。这个关键性的一招成功了，彭总才放了心。”
　　
在焦灼不安中，11月28日早晨8点，一个令大家兴奋无比的消息传到司令部：113师无一人掉队，终于比撤退的敌人早5分钟插到三所里，关死了美军南逃的一道重要闸门。
　　
“第二次战役打了以后，我们就已经把敌人打残了，他们已经退到‘三八线’以外，等于和我军一下脱离接触了。”杨凤安说，战役结束后，他陪同彭德怀，还专门到战场去看过。“1000多辆汽车，都在马路上，敌人的一些物资堆积得到处都是，那些都是缴获的战利品。”
　　
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的战绩出乎很多人意料。此时，彭德怀希望暂停修整，但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要求彭德怀打过“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实际上比较勉强，但是又不得不打，打了以后向西前进，能进多远进多远。”志愿军和人民军按原定计划，出其不意地向“三八线”发起进攻。“结果一打，敌人这个部署犯了错误：南朝鲜的部队被放在第一防线，美军在第二线。南朝鲜军队非常怕志愿军，我们突破‘三八线’的时候，他们一看穿着解放鞋、吹着小号，知道是中国军队来了，吓得把武器装备都丢了往回跑，李奇微上去以后拦也拦不住，把美军的阵形全冲乱了，所以汉城他守不住了。我们是听到广播以后，说他撤到汉城，彭老总马上下令：夺取汉城！汉城有个大桥，李奇微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但老百姓和军队混在一起往南跑，他在桥上堵也堵不住。我们一下子追他到北纬37度线，打到水原一线。”
　　
正在军队向南乘胜追击时，彭德怀又一次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彭老总判断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准备在大田大丘一带建个防线，如果我们进到那里，战线就拉开好几百公里了，后边部队还都在西南、山东没上来呢。另外，美国的主力没有受什么损失，又占有绝对的海空优势，如果再来个第二次仁川登陆，那我们比朝鲜人民军的失败还惨。”彭德怀的意见得到了志愿军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于是志愿军主力后撤到了汉城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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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志愿军三战三捷、把“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和占领汉城的消息，让国内也欢欣鼓舞。那时候也渐渐出现一种论调：“美国佬没什么了不起的”；乘胜追击，“把美国人赶下海”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彭德怀的决定，最大的质疑来自苏联人拉佐瓦耶夫。拉佐瓦耶夫曾是“二战”后期苏军进入朝鲜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回国后，他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的总顾问。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朝鲜开了个会，拉佐瓦耶夫在那儿就说，中国志愿军八大罪状，朝鲜的内务相朴一禹是从延安去的，他就把情况向彭老总讲了一下。”1951年1月5日，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在君子里召开——1950年12月，经金日成与彭德怀商议，志愿军司令部迁至君子里，成立了中朝联军司令部。金日成与朴宪永、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都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杨凤安曾多次陪同彭德怀多次会晤金日成，在他印象中，“两人关系很好”，彼此尊重，但是拉佐瓦耶夫的态度不一样。
　　
杨凤安说，这次会上，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怀激烈争吵。“会议之前金日成、朴宪永、拉佐瓦耶夫谈这三次战役的问题，拉佐瓦耶夫的基本观点是，朝鲜战争可以速胜，说古今中外没有在胜利面前停止追击的，这是右倾。彭老总耐心地给他解释，说志愿军这个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弹药，有的连鞋子都没有，追敌人袜子都没有了……连续打了三次战役战斗力一直也没补上，有的连队100多人还剩50多个人，所以我们已经元气都要伤了，反复说明不能再继续追下去。这个拉佐瓦耶夫他就老摇头，就是听不进去这些理由。”
　　
拉佐瓦耶夫一再坚持：“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甚至提出“最好半个月内，志愿军有3个军向南进攻。”彭德怀说：“既然你们认为只要我军向南攻，美军就一定会退，我建议由仁川至襄阳以北的全部海岸线警戒和后方维护交通线，归中国志愿军担任。人民军第一、二、三、四、五等军团共12万人已休整两个月，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可继续向南前进。”
　　
拉佐瓦耶夫等人说：“人民军尚未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则回答：“你们去试验试验，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
　　
拉佐瓦耶夫等立即表示：“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要付出好多万人的代价。”
　　
杨凤安说，这时他看到，彭德怀很生气地大声说：“战争不是儿戏，不能拿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去赌博！就这样定了，不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杀我的头！”
　　
会后，拉佐瓦耶夫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指责彭总“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彭总也把会谈情况发电报给了毛泽东。
　　
“这种政治性的并且涉及国际关系的电报，一般是由我交给彭总看完后烧毁；彭老总发给毛主席的绝密电报，也是少数领导人阅后发走。”杨凤安回忆。可是这一封发给毛泽东的加急绝密电报，彭德怀却指示交给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阅。杜平看到电文最后一段文字写着：“目前朝鲜战场形势，志愿军不能乘胜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杜平把电报稿交给杨凤安说：“看来彭老总真火了，快点发出！”
　　
“彭老总把这个原原本本的电报直译发给毛主席，实际是毛主席把电报转到斯大林那儿——电报里斯大林叫‘菲里波夫’，不是‘斯大林’，这些都是直译电报，只有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直译之后我应该负责烧掉，但最后我没烧我保存着，回国以后我交到保密局了。现在中央档案馆问：‘这些事情你怎么都知道？’我说这些东西都经过我的手，我怎么不知道？”
　　
“斯大林立即回电给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东方战场今后一切听彭德怀的指挥，不准他再乱指手画脚。斯大林还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很快斯大林就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了。”
　　
实际上，精明的李奇微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7天到8天后自行停止，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他将志愿军的进攻称为“礼拜攻势”。他断定志愿军短期不可能发动进攻。“其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彭老总的判断：我们25日停止追击，27日美军就反攻，如果敌人要是被打得不行了，他能反攻么？”杨老说。
　　
1950年2月20日，杨凤安随彭德怀专程回国，向毛泽东等人汇报朝鲜战况。当时毛泽东这样对彭德怀说：“在撤退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有意见，可以不必介意。关于朝鲜战局的发展问题，按照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原则办。”杨凤安回忆，当时主席表了这个态，彭总十分高兴。他兴奋地说：“我回国要的就是主席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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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险
　　
自1950年入朝，一直到谈判结束后回国，杨凤安在彭德怀身边经过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回忆这段岁月，杨老的另一个感触是，自入朝第一天起，彭老总就始终处于各种危险之下，这也是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解放战争后期基本上像这么高的指挥机关没什么危险”。
　　
威胁最大的，是美国飞机的轰炸。杨凤安说，志愿军总部有几十部电台，每天都要发出各种信号，与北京、沈阳和各军、师联系，而美军的侦察技术非常先进，他们很快地能对电台进行测向、定位。所以这一带也是美军飞机频频光临处，由此志愿军的会议绝大多数都选在晚上开。
　　
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是一个废弃的金矿。整个矿区空无一人，没有水，也没有电。彭德怀的办公室设在半山腰，是木板墙的房子，当初是矿山的调度室。每当敌机靠近的时候，办公室值班人员都劝彭德怀到山沟里隐蔽防空，但彭德怀仍在办公桌前坐着不动。“飞机几乎每天都来，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和老总说出去防空，可老总老说：没事，你们出去吧！他不动谁敢动啊，是不是？”杨凤安说。
　　
第二次战役之前，敌机在大榆洞志愿军指挥部上空的侦察盘旋活动频繁。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白天、黑夜有时出现伪装成朝鲜老百姓的中年人，敌机来了则用发报机或信号弹指示目标。有一天，防空号又响了起来，接着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几架F-86战斗轰炸机一架跟着一架，从山那边飞过来。洪学智拉着彭德怀出了办公室。此时，第一架飞机开始俯冲扫射，彭德怀和洪学智刚走到山沟松树林边，第二架飞机又冲了过来，洪学智赶紧把彭德怀按在地上。飞机上打下一阵机关炮，打得前后左右都是烟尘，松枝也哗啦啦往下掉。
　　
“敌人已经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指挥机关，但是并不确定是彭老总的指挥所。这一次袭击后，志愿军领导非常着急，以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专门讲了彭总的安全问题。”杨凤安回忆，当时中央军委当即回电：“志愿军总部要注意防空，进入隐蔽部，对彭德怀的安全问题，责成志愿军党委负责。”
　　
11月24日夜，志愿军党委几个常委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彭德怀的安全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会议决定，机关工作人员在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参谋长解方就告诉我们统统要隐蔽，谁也不能出来。山下边有下水道，上边有很多洋灰盖，我们就钻那里头去，谁也不让到房子里待着。”刘祥回忆。
　　
在这个会上，大家决定，彭德怀的安全由洪学智负责。所以第二天一早，洪学智就来到彭德怀办公室，要他到半山腰上一个山洞去办公。“但彭总很犟，坚决不走。”杨凤安回忆。“洪副司令见劝说无用，也不顾彭总在发脾气，就死乞白赖地把彭总拉出门，他还喊我和警卫员，让我们把彭总的铺盖卷、行军床，连同毛笔、墨盒、电报稿纸这些办公用品一起拿到洞里。”这个自然洞离作战室不到200米，只能容纳三四个人。邓华副司令早已等在那里，3个人就地在防空洞里研究起了战况。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已经9点多了，彭总着急啊，他想知道第二次战役前面情况怎么样了。我说我去看一看，我就朝办公室那个方向走。我走到还没有进办公室门，我就看见两架B-26轰炸机，朝着办公室上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我以为它们是轰炸完新义州要回去了。”
　　
杨凤安进了办公室，里面有4个人：成普、徐亩元、毛岸英和高瑞欣。
　　
到了朝鲜战场后，毛岸英的正式身份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志愿军总部成立党小组时，毛岸英被推举为党小组长。杨凤安说，平时大家都非常关照毛岸英，“他没有作战任务，平时我们也不叫他值班”，只有苏联的拉佐瓦耶夫来的时候，他帮助做些俄文翻译。但是毛岸英非常积极，经常和参谋一起研究敌我情况，发表意见。毛岸英的级别不够，没有呢子大衣，杨凤安说他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给了毛岸英。毛岸英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杨凤安的这件大衣。
　　
一件小事，则使毛岸英给刘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机关办公室在山上，伙房在山下，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饭菜都由警卫和司机从山下往山上送。“用水也是，我们从一里外的河沟里两人一桶往山上抬，走在坡陡石头多的小路上左摇右晃，满满的一桶水到了山上也基本上只剩下半桶了。”十几人抬一趟水，也只够大家洗脸刷牙勉强使用一早晨。“别人洗漱提桶就倒一大盆，洗完脸咣当一下子倒掉，他呢，每次用牙缸从水桶里舀出来，用一点倒毛巾上擦脸，再用剩下的水刷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觉得，毛翻译这人不错，真体贴人。”
　　
高瑞欣是西北人，19日才到的朝鲜战场。“刚来的时候没让他参加工作，先让他熟悉情况，25日那天他刚刚开始做准备工作。”杨凤安说，“山上有个大洞，是志愿军政治部的地方，我们和毛岸英本来是作战部门的，为了安全，也到那去睡觉。我们一般都是太阳出来之前吃早饭。他们昨天睡得晚了，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还没过来，等到了9点多钟到办公室来，饭菜早凉了，所以他们俩就围着火炉热饭吃。”
　　
杨凤安问正在作战室值班的成普和徐亩元，有什么情况，两人说没什么变化。“我问了问情况，说了句：‘你们注意防空啊！’然后准备回去再向彭总汇报。一开房门，我一看敌人飞机又飞回来了，好几架，我就大叫一声：‘不好，快跑！飞机来了！’”
　　
此时，几十枚汽油弹已经离开机舱向下坠落。“解放战争时我从没看见过这东西，我心说这是什么呀？”初到朝鲜战场的杨凤安对这种武器还很陌生，而对19岁的刘祥来说，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好奇多于恐惧，他非要出去看看飞机轰炸的情景。眼前的景象让他终身难忘：“地下天上全是火啊，没有不烧着的房子。连铁路的轨道全都是火。我说这是啥家伙呀？后来说是个凝固汽油弹。”
　　
此时，彭德怀办公室及其周围已是一片火海。成普、徐亩元以及两个警卫员从火海里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杨凤安急速跑到彭德怀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听后就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许久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缓来到出事现场。两具遗体已完全被烧焦，无法辨认。最终凭着一个手表和一支手*枪(毛岸英回国时由斯大林赠送的)才确认出毛岸英。
　　
“中午饭大家都没有吃。他后来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他亲拟了一份电报，发回国内。”傍晚，他与工作人员来到毛岸英墓前哀悼。他缓缓地说：“毛岸英同志是向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是一个好苗子。”又说，“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大家都黯然落泪。
　　
“这天晚上，所有工作人员都搬到山洞里去了。彭总也没吃晚饭，不说话，一宿都在山洞里面走来走去。”
　　
1951年2月，彭德怀从朝鲜回京述职时，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对毛岸英的死做了检讨。毛泽东说：战场上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当彭德怀问及岸英的遗体是否运回国内，没等彭总说完，毛泽东摆手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那么多英雄儿女，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岸英与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千百万英雄儿女一起埋在朝鲜的国土上。杨凤安说，毛岸英原来牺牲的时候，把他已烧得焦黑的遗体用木板钉起来，“大榆洞北边有个自然洞，就把他放在那儿了”。1954年，毛岸英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中，他也永远地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志愿军总部搬了几次家，先是在大榆洞，后来又到德川以南的北仓里，接着又转移到君子里，又从君子里前移到上甘岭。后来为了安全考虑，又从上甘岭往北撤到伊川以北的空司洞，包括最后的桧仓，杨凤安解释说，朝鲜的金矿洞非常多。因为这里好防空，所以志愿军总部进到朝鲜以后，都是住的金矿洞。
　　
可是就在搬往空司洞的当天，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的人，又有了一次生死历险。“那一天黄昏，两架敌机发现了有人在山下往山上洞里来来回回地搬桌凳，它们就俯冲扫射，又投下两枚炸*弹，盘旋了两圈后才离开。”毫无疑问，志愿军领导机关目标已经暴露。总部首长判断敌机明天早上肯定还会来轰炸，于是趁天亮之前把办公室的人员都叫了起来，但是没惊动凌晨2点才休息的彭德怀，想让他再多睡一会。
　　
不一会儿，就听到敌机的隆隆声向这个方向飞来。杨凤安大叫一声：“警卫员，赶快叫彭总起床！”这时第一架敌机已经俯冲扫射，杨凤安说他跑进屋，伸手把彭德怀拉了起来。彭德怀刚离开，他睡的行军床就被打了几个洞——这个行军床后来被送到国内，还在军事博物馆展览过。彭德怀刚一出门，第二架敌机又俯冲过来。杨凤安说他用半边身子把彭德怀掩在底下，所幸两人毫发未伤。可是彭德怀住的地方已几处起火。
　　
杨凤安说，当天原本安排邓华靠近彭德怀办公室住，因为邓华在下半夜才到，怕惊动彭老总，就搬了张行军床，和洪学智挤在一个朝鲜老百姓的屋里住下。当敌机飞来的时候，洪学智被惊醒了，他朝邓华大吼一声：“飞机朝这边来了！”可是邓华还在熟睡中。洪学智一下子把他的行军床掀翻了，拉着邓华就往外跑。洪学智的腿被撞肿了，邓华和警卫员搀扶着他，跑到屋旁的一条小山沟里。刚进山沟，敌机的火箭弹就发射了，之后又超低空飞来，扫射一阵扬长而去。
　　
敌机走后，大家看到彭德怀房子已被打坏，而他躲进去的防空洞门口的草袋子上面，竟然有70多个子弹眼！再看洪学智和邓华的房子，邓华的行军床也有好几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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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之怒
　　
在朝鲜战场，彭德怀有几次著名的发火。
　　
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发怒就是批评38军军长梁兴初。杨凤安介绍说，38军在28日进至熙川时，南朝鲜部队的两个团此时已被截断了退路。“敌人撤到青川江以南，我们在青川江以北，那时候叫38军插到青川江以南去，这样可以把青川江以北的敌人都消灭了”。可是，38军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到一个消息，称那里有一个装备好、火力强的美国“黑人团”，所以没敢贸然行动，结果一直等到29日黄昏才开始攻击，等他们打下熙川后，发现并无“黑人团”，南朝鲜第8师已于当日凌晨撤离熙川，逃得无影无踪。
　　
11月13日，在志愿军作战第一次总结大会上，彭德怀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用手掌猛地向桌子一击，大吼一声：“梁兴初！”然后高声质问梁兴初为什么不敢前插进去。彭德怀越说越生气，最后大声说：“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会场上鸦雀无声。
　　
38军是红军第三军团一个师的老底子发展起来的，一直打得很好。梁兴初也是历来以打恶战而闻名，这一次没想到却被点名批评，面子上很挂不住。从作战室走出来的杨凤安说他看到了正在郁闷的梁兴初，拉他进了食堂。“其实彭老总这么骂他，也是因为跟他很熟。”杨凤安说。
　　
第二次战役中，彭德怀把从侧翼进攻、然后切断敌人退路“关门按闸”的任务交给38军。38军不负重托，圆满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12月1日凌晨，彭德怀在办公室看着前方的战报，满脸笑容。他让杨凤安把纸笔准备好，他拿起笔亲自起草了给38军的嘉奖令。杨凤安准备发出电报时，彭德怀又叫住了他，在嘉奖令上又写了一行字：“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万岁军”的威名从此传了出来。以至于后来梁兴初回国后，毛泽东接见他时开口便赞道：“久仰，久仰，万岁军军长！”
　　
“还有个故事：在大洞附近有志愿军后勤部的一个医院。有一天，我们在司令部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急，说‘不行啊，有敌人啊，还是大鼻子！’我们奇怪，因为前边20公里，是66军守着龟城。一个军在那，敌人怎么过去的？我们不信，他说‘不信不行！’电话也扔下了，看来非常急，可能是敌人真的进了村了。”
　　
“我们赶紧打电话告诉给66军，说敌人怎么过去的？过去以后你别叫他回来，把他堵住。结果敌人过去后发现后边有个军，又撤回来了。后来彭总就发火：‘哪有这么打仗的！敌人在你们眼皮底下，怎么进去、怎么退出来的，都毫不知道，打了一个糊涂仗。你说作为指挥员，他着急不着急？所以第一次总结会，点了38军，也点了66军的名。”杨凤安回忆。
　　
1951年2月，彭德怀回国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期间，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开会讨论志愿军的后勤供给问题。彭德怀在会上提出，希望国内各行各业都要全力支援，特别是空军和高射炮应尽快入朝参战。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建立，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彭德怀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吼道：“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的发怒，令居仁堂里气氛肃然。会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要求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此后，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干部群众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鲜，缓解了志愿军的断粮之苦。
　　
第五次战役中，5月25日第三兵团位置偏后的180师抢渡过北汉江后，被美军机械化部队隔离在汉江以北，同军部失去了联系。彭德怀得到报告后，立即电令第三兵团速派60军181师和179师前去救援，但是还是有数千人没有突围出来，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惨烈的故事。
　　
“180师的主要问题是惊慌失措，敌人插到他们后边后，利用公路，还有空隙，晚上完全可以撤，但是他们被包围后，把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和外界三天联系不上。这个麻烦就大了。最后他们搞了个分散突围——这不是抗日战争时期，你在国内分散突围，到哪个村都有老百姓掩护你，在朝鲜那个地方荒无人烟的，语言也不通，分散突围能成么？实际上突围出来的有几千人，损失了几千人。但是你又想，为什么师长团长出来了，部队出不来？……我们那时候在指挥所里都急得不行。”提起180师的结局，杨凤安老人至今仍觉得痛心不已。“但是也不能说它全军覆没。”他又强调了这一点。
　　
在后来这次战役的总结会上，彭德怀在讲到第180师损失情况时，再一次发怒。他在大会上，点名让60军军长韦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高喊：“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敌人的坦克、汽车沿公路从180师前面过去了，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中间也没有敌人，后面也没敌人，部队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围出来嘛！哪有这样惊慌失措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像你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事后不久，第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