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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高家花园的高家
——回忆儿时
表弟由海外归来探望母亲,让人不胜欣慰!母亲已是九十四岁高龄了,头脑仍然十分清晰,家里几兄妹的电话号都能背出,平时协助小妹做一些家务,烧饭、做菜、包饺子、烙薄饼十分拿手，烧的红烧肉、糖醋排骨更是叫人吃后难忘。母亲还是个“韩剧迷”，逢演必看，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等等。还能告诉你这个女的是在上一部剧里扮的是什*么角色，最喜欢的娱乐定数打麻将，小辈们聚在一块总会陪她搓上半天，赢牌的多半都是她老人家。
犹为叫人赞叹的，是她的远端记忆特别好，一提起往事来，头头是道。随着她的娓娓述说把我带回到儿时，又回到了那嘉陵江边的故居——高家花园。它落座在磁器口到中渡口之间，当时江边立有九座巨石，人们称之“九石岗”，舅舅们每逢夏天，去江里游泳时常爬上石顶跳水，其乐无穷。我年幼又不会水就只有在沙滩上照看衣服的份了。老屋是按北方四合院的样式，只是缺少前面一排房，整个院子是坐南朝北修建的，比地面高十几级台阶，院子中央的那棵高大的黄桷树覆盖了整个院子，三、四个人都围抱不过来的树干，舅舅们都喜欢爬上树玩，常常为了抢占好的位子，而发生争吵，后经十舅舅调解划定了每个人的专用树杈才算平息了座位之争。曾记得屋后花园里高大的香樟树和尖尖的笔柏，小径旁的麦麦冬、万年青、绿芭蕉、红玫瑰、白山茶、紫丁香……数不胜数。夏天藕塘里白的红的荷花和夜晚阵阵的蛙鸣，顺风飘来黄葛兰的清香，晚饭后我喜欢在塘边或花园里捉那一闪一闪的莹火虫，拿回屋去放在蚊帐里，像满天星斗在眨眼睛。随着思绪丝丝不由的萌发了述说人生往事的欲望。
我很小父亲就去世了，随母亲寄居外祖父家（我们称姥爷），我姥爷共四兄弟，他是老大，老家是河北省通县东石村。早年闯关到了东北大连的老虎滩，我母亲就在那出生的，姥爷的二弟从小就十分聪明伶俐，他十三四岁那年村里驴常常被盗，一天夜里盗贼又来了，还蒙着脸，但这一切都被二姥爷识破了，认出是几个驴贩子和卖驴肉的合伙干的，报官后上庭对质毫不畏惧，盗贼受到了制裁。小小年纪的二姥爷从此就不能在家里待下去了，为了避免受到伤害，恰逢一个跑单帮的生意人路经村里，为了逃生，二姥爷就随他漂流他乡南下谋生。因生性聪颖，主人特别喜爱带在身边教诲生意经，二老爷把老板给的工钱集存在老板那里入股，几经轮回获利，老板生意也做大了，由行商变坐商，老板惜材，三翻五次敦促他另立门户，二姥爷告别旧主人，不负所望另起炉灶。
从小百货开始后又做起颜料生意来，成为西南地区颜料帮中的姣姣者，在重庆林森路（现在的解放东路）开了个颜料行，取名“美趣时”，完成了他的资本积累。生意逐渐壮大，广招门徒，原重庆市工商联处长李达尊先生就是二姥爷的大徒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工业化思潮的兴起，尊遁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一些有志之士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二姥爷也打算由商业逐渐向工业发展，在沙坪坝嘉陵江畔购置了一片土地，除修建自己老屋外就是为建工厂做准备，剩余的一些土地任由当地和外来求生的农民开荒种地，不收租也不要押金，只有逢季节送一些鲜菜、新米尝尝新而已。五十年代初沙坪坝地区“减租退押大会”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召开，母亲作为高家的唯一在渝代表去参加，当时母亲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只感到气氛挺严肃的，四周插满旗帜，又是喊口号，有一排人低头站在主席台前，母亲签到后就被叫站到那边去！这时农会主任和工作组的问清楚后，说高家是开明地主，可以坐在下面。母亲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高家对佃户即没收租也没收押金，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减租退押。1958年7月, 沙坪坝建水厂选中了高家花园的老屋和周围的土地。两栋老屋，还有那棵苍天大树和众多的树木花草被无偿征用。听说在拆老屋灶房时，在灶台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挖出一大麻袋银元，母亲也不敢过问。那年头，躲还来不及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不愿做亡国奴的姥爷带着姥姥和小女儿（我母亲）在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掩护下，随着大批难民出山海关南下,历经数月旱路水路辗转来到重庆我二姥爷家。
我二姥爷高志敏（原名高秀山）在重庆安家后娶了磁器口童家桥童家的姑娘，婚后取名——高童云仙，我二姥姥长得白白净净，一双大眼睛，说话轻言细语，从没见她发过脾气或大声吵人，也不曾见她哈哈大笑过。多少年过去脸上光光的不见什*么皱纹，可能是与她不动声色的习惯有关吧！
嫁到高家后，一股脑给高家生了十七个孩子，带大成人了十一个（三个女儿，八个儿子）。大舅舅高士愚留学英国理治大学纺织专业，结识了比他高一级的中国留学生，当时在校知名的高材生王子民先生（又名王维新），并成了好朋友，毕业后子民先生在民国政府军政部织尼厂工作后，任该部技术科长，经大舅搭桥后来就成为我父亲，听母亲讲父亲是东北兴城县人氏，因为从小聪明至极，念书时总是名列前茅，上中学以后，靠奖学金完成学业并公费保送出国留学，他精通四国外语（英、德、法、日），体格健壮、心地善良，常常背地里资助穷孩子上学，每逢发薪时回家路上老有困难下属和工人等他请求资助。回到家里，工资有时只剩一半了，为此母亲不时地怪罪父亲，他还是我行我素。
大舅学成后，在上海办了华丰毛纺厂（公私合营时改为上海第十四毛纺厂）。又在重庆筹办民治毛纺织染厂，聘请我父亲为厂长兼总工程师。筹建中，我父亲自己设计绘图并到英国订购机器，设备到位又忙于安装调试。就在此繁忙中，父亲不幸染上伤寒，不巧精通医术的三姨爹去雅安进药不在重庆，被军医张某误诊为疟疾，老打奎宁针，不见效。等三姨爹回来才知道误诊了，立马送医院，可惜为时已晚，因肠穿孔死在仁济医院的手术台上。听母亲讲，送葬时来了很多人，有许多不认识的进来就跪下叩头，痛哭流涕，原来都是曾受到父亲接济的人，送葬队伍排了很长很长，其中有人举着横幅，上面写着：“有求必应的王善人走了！”二姥爷得知我父亲病故的消息非常震惊和难过，正是用人之际痛失良才，患有高血压的二姥爷便一病不起，不久因脑溢血而故去。
大舅留学带回来一个英格兰姑娘，后来成了我的大舅妈，大舅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高施嘉德”，从此高家花园常见到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婆子了，开初二姥姥不很满意，看不顺眼。后来，大舅妈用她的娴惠能干和善良征服了大家。听母亲讲，大舅妈很喜欢我，每次见到我总要抱我，开始我不领情，不愿她抱，可能是见她长得有些不一样，被她的高鼻子、兰眼睛、黄头发吓着了！
稍大一点也就喜欢上她了，她教我叫她“安提”。大舅回渝后就住在美趣时楼上，后来又在高家花园修了幢小洋楼，旁边修建了个网球场，舅舅们在那儿打球，一只叫皮特的狼狗负责捡球。每当母亲领着我去“安提”家时，她都非常高兴，有时还会把我抱进浴室大洗一通，然后换上醇英姐的一身衣服，把我打扮得像小王子一般。在我幼小的心里产生一种感觉，走进大舅家就像进入童话世界一般，脚下软软的地毯，墙上美丽的西洋画，餐桌上银亮的盘子、刀叉和透亮的碗、高高的杯子，圣诞树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星星月亮及礼物，从圣诞老人长统袜子里摸出号牌，到树上去找到你的礼物。“安提”非常能干，总是亲自操持家务，屋里弄得十分整洁，常见她趴在地上抹地板，自己做衣服、烤面包蛋糕做点心、西餐。逢年过节都会请许多朋友聚会，不乏一些外国友人，领事馆的先生夫人们也常常来往，这时 “安提”总少不了请我父亲过去，想听他“摆龙门阵”，他能把中国古代的寓言、笑话中的酸秀才、傻女婿，聊斋里的公子遇到女鬼和狐狸精的故事，用英语讲给他们听，常常引起阵阵笑声。自从父亲去世后就少了许多欢笑……
听母亲讲，有一天，大舅家有些异样，像是在等什*么贵客光临的样子，母亲也都忙着准备。果然不多时，一行人进来，其中一女士身穿一件黑色的金丝绒旗袍，领口别着一个漂亮的领花，梳着发吉，原来是国母孙夫人来访，大舅和“安提”与夫人私交很好，有时为了躲避一些政界上的纠缠，夫人会到大舅处小歇一会儿，当时“安提”与廖大姐（梦醒），同在宋庆龄基金会工作（当时称保卫中国同盟，后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
儿时的记忆里残留一些片断：夏天避暑，大舅舅家到乡下小住，醇英姐总爱穿我的木屐满屋叭嗒叭嗒地走……大舅的小洋楼里餐后响起阵阵钢琴声，醇英穿着的白纱短裙立着脚尖跳天鹅湖，从此芭蕾舞与醇英姐就结缘终身，长大后进了北京芭蕾舞剧院，经常招待外宾在中南海小礼堂表演。一次，周总理接见演出人员，同醇英握手时说：“你是混血儿吧？”从而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有招待外宾演芭蕾时总理总会记起她，点名叫高醇英出演，因此文革中也就带来了麻烦，成了反动的学术尖子而受到批判和冷遇。在那个非常时期，大舅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从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毛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一下变成了牛鬼蛇神，工资也从五百多元降到了几十元生活费，快六十的人被下放到车间推小车，累坏了腰，又患上了肝炎，后来宋庆龄知晓后十分生气劝大舅先出去再说，在徐元帅和廖大姐的干预下，经上海市公安局，全家获特批出境到香港，然后到了美国在德克撒斯州的休斯顿定居下来。
1993年大舅病故在异国它乡，享年81岁，远隔重洋，学建筑工程的十三娘高士苓设计一块重1.5吨的墓碑托运到大洋彼岸，寄托大家的哀思，愿大舅在天之灵安息！欣慰的是93岁高龄的“安提”健在，现同大女儿高醇英、二女儿高醇莉在美国居住，三女儿高醇芳在法国巴黎事业有成，是法中文化交流协会创办主席，不遗余力地为中法文化交流奔波，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广收弟子，宏扬中国文化。2001年荣获法国政府学术教育骑士勋章，醇芳在中国画领域卓有成绩，常办个人画展，把美丽的古老的中国画向西方世界展示，宋庆龄曾希望能亲自去观看她的画展，让人遗憾的是终未能成行。去年10月，“情系中华高醇芳国画作品及珍藏宋庆龄文物展”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举办，算弥补一下遗憾也算告慰英灵吧！小儿子高醇华继承父业投身工业，来往于中美两岸。
在我童年，少年时代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的三娘高士蓉，个子不高戴副眼镜，性格豪爽，善良平易近人好乐施善，姨爹骆允升是学医的，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精通德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自己开了一家诊所，名曰“巴克药房”，夫妇俩看病打针施药一包在内，遇到经济困难的病人，总是少收费或免费。抗战时期落座高家花园的一栋三层楼的诊所，被日本飞机炸成了一层平房。抗战胜利后在市中区美趣时旁的二府衙修了一座两层楼的小院，继续开诊所至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姨爹受聘到西南电力局当医生，三娘到求精中学当校医。每逢假期或过年过节我总有几天在三娘家里度过。同兄长姐妹们欢聚一堂，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后来西南电力局搬迁到成都，三娘一家随之而去，我就像失去了一个天堂一样。
七娘高士惠是一个非常漂亮又聪明伶俐的大家闺秀, 在我的记忆中她画的那些美丽的图画, 还有相册里她画的修饰和加注的点评都十分精彩。有一年七巧节，她屋里的小桌上摆满了自己做的小玩意，有拇指大的绣花鞋、美丽的公主、英俊的王子、用蝉壳做的猴子、戴斗笠的农夫和拉洋车的车夫。节后我们这些小侄儿侄女每人都得到一件礼物，点缀了我们金色的童年。后来七娘自己设计服装，经商定居澳门。
最让人痛心的是我八舅高士鲁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到重庆大学任教，长得英俊，性格文静内向，人们戏称八姑娘，因情感问题解脱不了不幸患上精神病，虽经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一生都在上海精神病院度过了。九舅高士彦性情随和、乐观，是全家唯一的无产阶级——纯粹的产业工人，文革期间的平安户。十舅高士度仁慈和善，是化学教师，曾在西南地质校（原沙坪坝井口乡）任教，后来学校迁到昆明去了，就再也没机会见到他和舅妈及弟妹们了。现在同他女儿高醇建、儿子高醇新住在深圳。记得六十年代初大家都在饿肚子时，十舅在松堡的家屋后种的南瓜和养的青紫兰良种兔，都曾给了我美好的回忆。
十一舅高士恕高中毕业后一直苦练他的小提琴，整天的“杀鸡杀鸭”。脖子也磨起了茧疤，工夫不负有心人，后来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成了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十三娘高士苓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思想敏捷有魄力，属于女强人类型。当总设计师邓老总——小平同志在南方的小渔村划了一个圈之后, 十三娘也到那儿去奉献余生了，现仍居住在深圳。十四舅高士孟是最心灵手巧的，儿时就擅长做泥塑、滑翔机，摆弄无线电，成人后更是专业化了，电视机、电器仪表装配修理无所不能，在成都市里巷间小有名气，人尊称“高师”，现居住在澳门。
十六舅高士衡是长得最高的一个，性格活跃健谈，高中毕业后跟随他的十一哥提着“歪尔林”(violin, 小提琴)“杀鸡杀鸭”也走上了音乐之路，成为广州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及指挥家和作曲家。曾作曲《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后来同舅妈一块儿去了加拿大。十七舅高士策个子不高，圆头圆脑机灵过人，在南开中学读书因幽默诙谐而出名，同学们戏称高士扯，如今是中国建筑设计院退休的高级建筑师，退休后求教的不断。他的代表作有自贡的恐龙馆，成都书画院、文革中被大火烧毁后重建的人民商场，都曾在国家评比中获奖。
很久没回忆往事了，一旦挖开封存了的记忆，心里面百感交集，像打翻了五味瓶，大概人生就是这种味道吧！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就走过了许多路，当回过头来观看时才能品尝出滋味，希望我们品出的甜味多一些，但愿如此！
中午的太阳已偏斜，慢慢地向西而去，望着歌乐山尖的夕阳和被它染红的蓝天，浮想连篇，可能远处下过雨了，不时吹来一阵带着凉意的风，顺着阵阵凉风，信步往江边走去，站在高家花园大桥旁，耳听着桥上呼啸而过的车声，看着荡漾的江水，仿佛桥面化着一棵苍天大树，像老屋院中的那棵黄桷树，桥墩变成九块耸立的巨石被纤夫们踩出的足坑、被纤绳磨出的绳槽淅淅可见，冥思中的我被车辆的呼啸声唤醒，眼前只有钢筋水泥灰白的大桥。也许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变迁，这就是人生，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心里暗暗猜想：先去的亲人的在天之灵能否看到老屋变成碧绿的水池；九石岗也化作了钢筋大桥。
历史的变迁过去了，祝愿健在的亲人们健康长寿，未来总是美好的，珍惜现在，过好每一天！
王铁生
2006年8月9日 |
2009-9-29 12: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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