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子的坦克在布拉格（图片）

神仙小亮

看当年的T-55多威风啊，绝对是西欧的噩梦。


（晕，忘加水印了。。。。。。）

魔天道

图片很好，很谐和。。。。

魔天道

１９６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在苏联认为，其有脱离苏联控制倾向。
　　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决定对捷进行武装干涉。６月下旬，华沙条约组织在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迟迟方撤。７月之后，局势有所缓和。８月３日晚华约在捷签署联合声明，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
　　８月２０日晚１１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机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没有理由不同意。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暴风”突击队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２４空军集团军巨型运输机开始降落，一分钟一架。１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克隆士兵直扑布拉格。
　　于此同时，苏陆军总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４个苏军装甲师，１个空降师，１个东德师从波兰直捣布拉格。（西方向第一方面军）驻德４个苏军师，１个东德师切断捷西部边界。（西方向第二方面军）驻匈牙利苏军８个师，匈军２个师，保加利亚军一部从南部进攻。（西南方向第一方面军）苏波合成军４个师进攻北部。（西方向第三方面军同时苏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捷军开始全面电子压制。
　　２１日拂晓，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
　　在进攻开始６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被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这次代号为“尤里的复仇”的军事行动，是苏军一次典型方面军群进攻战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动用４个方面军，１个坦克集团军，４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２６个师，约３０万人。但由于进攻过快，两个战略方向的后备坦克集团军群均未出动，只动用了各集团军，师，团的直属坦克，共有９００余辆坦克和约８０００辆ＡＴ－ＡＴ装甲运输车。
　　介于所有人都还没忘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这次事件中仅有80个捷克人被杀，与匈牙利事变相比，大大减少。
　　1969年4月，古斯塔夫代替杜布切克，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可视为东欧剧变的前奏与导火索。
　　布拉格之春（英语：Prague Spring 捷克语：Pražské jaro 俄语: 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８月２０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
　　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倾向。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这个方案并不像１９５６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样，完全抛弃了旧有的传统。然而，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于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在冷战期间，这是华沙条约成员国所不能接受的。此外，１９３８年捷克斯洛伐克拒绝苏联的援助而宁愿屈服于希特勒的经验，都依然清楚地存在于苏联每个人的记忆之中。在捷共内部也存在有一部分少数派——尤其在高层领导中—拒绝放松党对社会的控制权，并且密谋在苏联的领导下推翻改革者的领导。
　　与中欧东欧的许多国家不同，１９４８年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一场平稳的政治变革使捷共上台，并没有发生如同匈牙利一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但是，苏联期望在其盟国中推行苏式的斯大林模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武力来强制实现。这种政策因为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而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其实这种政策最早从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存在，只是勃列日涅夫首次将其公之于众而已。苏联的这种霸权主义直到１９８０年代后期，才被戈尔巴乔夫的辛纳特拉主义所取代。
　　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民主化进程，在８月２０日深夜开始的２０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５０００辆坦克的武装入侵后宣告失败。事实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大会已经准备支持改革派，并削弱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力量。在一个工厂里，捷共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冷酷的入侵将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中只有少数批评，因为在冷战时期，由于核对峙的存在，西方国家无法挑战苏联在中欧地区的霸主地位。
　　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有１０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了许多精英知识分子。
　　这次事件也影响了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宣扬列宁主义的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终也导致了这些政党的部分崩溃。
　　背景
　　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中对于斯大林提出了批评，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共产党体制受面临了很大的危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进入６０年代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兼总统安东尼·诺沃托尼的统治开始动摇。尤其在恢复５０年代大清洗牺牲者的恢复名誉问题、经济增长减缓问题、斯洛伐克的自治主张等问题上，诺沃托尼受到了很大的抨击。
　　１９６７年，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大会上，帕维尔·科胡特、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作家开始批评共产党。在10月末，学生在布拉格市区又发起了关于学生宿舍设施的抗议游行，最终被党部派出的警察队伍镇压。此外，在共产党内部，斯洛伐克共产党方面对于诺沃托尼的政策也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非正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托尼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来平息事态，但是勃列日涅夫认为这只是捷共党内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支持（当时他说“Это ВашеДело（这是你们的问题。）”）。结果，在没有消除党内对立的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大会在１２月召开，会上一致批评诺沃托尼的领导，他对第一书记和大总统的兼任的结束也在所难免。
　　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诺沃托尼的第一书记职位被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
　　这次大会的结果，导致了对新闻出版物的事先审阅制度的废止，并且使得对于诺沃托尼体制中的核心党干部以及内阁成员的批评的升温。２月，与诺沃托尼关系密切的国防部领导叛逃到美国。这位高层干部不仅因为挪用公用资金而被调查，而且在之前与另一位将军合谋企图发动政变，维持诺沃托尼的权力统治。这起事件成为当时媒体关注的焦点，并且使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当时仍留任总统的诺沃托尼。到了３月份，诺沃托尼领导层的主要党政干部都相继离职。其中包括内政部长、总检察长的辞职，这些人的离去导致与苏联（尤其是克格勃）关系紧密的安全机构的改革浪潮。３月２１日，诺沃托尼终于提出辞职，新任总统为二战英雄路德维奇·斯沃博达。
　　４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内容包括：
　　修正共产党的权力集中
　　恢复在大清洗中牺牲者的名誉
　　以联邦制为原则解决“斯洛伐克问题”
　　强调企业自身责任，引进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改革
　　言论和艺术活动的自由化
　　在外交政策上，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通过引进科学技术强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之后，又成立了以欧德里希·切尔尼克为总理的新内阁班子。副总理为主张改革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奥达·锡库，另外，在５０年代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古斯塔夫·胡萨克也成为内阁成员。国民议会的议长由受国民欢迎的约瑟夫·斯姆鲁科夫斯基担任，国民战线议长由弗朗切克·库里盖尔担任，至此，捷克党政的主要部门都被改革派掌权。整个社会在“行动纲领”的指引下，开始进行深入的改革运动。其中，工会、青年组织、社会民主党以及KAN,　K-231等非共产主义政党开始积极活动。在此同时，关于改革内容的分歧也日益明显，逐渐形成了对于改革运动的激进化表示怀疑的集团，他们希望与苏联接触，在斯洛伐克地区重视联邦化的倾向。
　　根据华约各国的约定，６月份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考虑到苏联军队即将到来以及同盟国的忧虑，在５月末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大会上，捷克领导人强调了右派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并将在国民战线范围以外活动的政治组织视为“反共活动”，并且表明了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态度。另外，也决定提前在９月份召开第１４次共产党大会，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将坚持改革路线的印象。这是因为在临时党大会上不可能再让对于改革报有怀疑的中央委员再任，如果党员正式大会顺利召开的话，改革派实力将会巩固自己的地位，使改革不会半途而废。
　　６月２７日，由瓦茨里克起草的“两千字宣言”在主要报纸上刊登。其内容与“行动纲领”并无多少变动，因此也使得苏联将这个宣言视为“反革命”的先兆。
　　苏联集团的动向
　　从杜布切克就任第一书记开始到苏联军事干预的８个月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各国通过会谈中的批判、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从政治上、心理上、军事上尽力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体制的解体以及改革运动对本国的波及。
　　苏联集团的忧虑
　　在１月份权利层交替的时候，波兰和东德首先表示了关注。１月中旬，勃列日涅夫访问两国，哥穆尔卡与瓦尔特·乌布里希都表示“反社会主义”的影响将超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会波及到苏联集团全体，因此各国的共产党体制的基础将受到严重动摇。尤其在波兰，3月发生了学生游行，其中有人提出了“也给波兰一个杜布切克”的口号，因此哥穆尔卡对此更加担心。另外，在２月２２日举行的１９４８年革命纪念庆典上，勃列日涅夫等各国首脑纷纷出席，诸国领导都切身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气氛，也注意到媒体上开始出现对共产党直接的批评文章，于是对这场改革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忧虑。
　　德累斯顿会议（３月２３日）
　　诺沃托尼辞去总统的事件使苏联领导层感受到强烈的危机，于是在德累斯顿，召开了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参加的多国首脑会议。从此次会议直到８月军事干预为止，除罗马尼亚外的华约5个成员国多次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举行多国会谈。由于在会前捷克领导层被通知本次会议是讨论各国经济问题，因此在会议刚开始就遭到各国严厉批评的杜布切克代表团无法就改革运动做出充分的答复。在会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四国代表团一直认为这场改革运动是反革命的先兆，并担心会侵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此表示这场改革的主旨在于强化共产党体制，并且得到了国民的多数支持，然而并没有得到其他各国的理解。
　　莫斯科会议（５月４日、８日）
　　随着“行动纲领”的通过和改革运动走向高潮，捷克国内对于共产党体制和苏联的同盟关系的批评也日益增多。对此，勃列日涅夫领导层感到非常忧虑。在这种情况下的５月４日，访问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鲁科夫斯基等）与苏联领导层进行了会谈。在此之后，８日，哥穆尔卡、乌布里希等各国首脑在莫斯科集中，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捷两国会谈的报告，并随即决定提前实施华约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并支援对于改革报有怀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健全势力”。５月中旬、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与国防部长安德烈·格莱乔相继访问捷克斯洛伐克。
　　联合军事演习
　　６月１８日至３０日间，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军事演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本次演习含有多层目的：１为了牵制在９月份临时全党大会中改革派势力的增长；２为了军事介入做好预先准备。另外，在军事演习结束后，各国军队并未立即撤退，这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逐渐怀疑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华沙会议（７月１４日－１５日）
　　在“两千字宣言”出台后，苏联领导层将其视为反革命的证据，并对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发出了召开多国会议的建议。（同样的建议也从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发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在研究该建议之后，反而向苏联提出首先举行两国会议，在调整意见的基础上，举行包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参加的多国会议。然而，苏联中央拒绝了这个建议，并通知将于１４日在波兰举行多国会议。会议前日的１３日，接受勃列日涅夫的委托，卡达尔与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等人会谈，试图说服其参加华沙会议，但是捷克方面反复主张之前的意见，未接受劝说。于是，在华沙集会的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就这场改革运动展开了讨论。其中，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了请求军事干预，各国都表示对改革运动的危机感，最终，苏联领导层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出各国共同签署的照会，表示将全面支援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谢雷斯托－比利亚克秘密会谈
　　７月２０日 在匈牙利疗养地巴拉顿湖畔，对改革持批判态度的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比利亚克与苏共政治局委员兼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谢雷斯托举行秘密会谈。其间，谢雷斯托指出军事干预的实施必须要有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要求才能实行。
　　切尔纳会谈（７月２９日－８月１日）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在两国交界处的切尔纳举行两国会谈。会议原定举行一天，最终却延长至4天。会后发表的公开声明只提及将于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多国会议。苏联在会谈中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一些让步，双方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没有直接作出军事介入的决定。然而，关于这些合意，两国的认识存在根本性差异，这也是日后军事介入的诱因之一。这些共识的内容包括：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恢复新闻审阅制度，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解散非共产党派系的政治组织
　　撤换部分改革派领导人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８月３日）
　　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了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捷两国的会议，会后发表了共同声明。在这次会议中，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健全势力”发出的请求军事支援的信件送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手中。
　　军事介入的决定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苏联的媒体对捷克的改革提出了批评，但是总体来说局势似乎有所缓和。但是，关于切尔纳会谈中达成的合意的实行上，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歧日益明显。勃列日涅夫在９日和１３日两次与杜布切克举行电话会谈，迫使其实行共识的内容，但是杜布切克以准备９月的临时全党大会为理由，没有明确答应其要求。至此，苏联方面认为在杜布切克体制下，很难阻止这场改革运动的继续发展，只有通过军事介入才能打开僵局。在８月１５日到８月１７日的３日见召开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最终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介入，次日，华约各国领导人被召集到莫斯科，听取了这个决定，并表示一致同意。
　　军事介入（捷克事件）
　　８月２０日深夜，苏联为主的华沙条约盟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迅速占领了其全部领土。
　　成立革命劳农政府失败军事介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干部中的保守派建立劳农革命政府计划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武装入侵当天的干部会议忙于准备９月９日的党员大会，而保守派准备的情况报告以及替换杜布切克领导层、成立新的领导核心的请求被打乱了步骤。因此，军事介入的报告传达到党干部会议的时候，保守派尚未能占领会议的大多数，因此会议最终决定发表指责军事入侵的声明。这样，由于苏联宣称这次武装干预是应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两者的声明成了针锋相对的矛盾。但是，建立革命劳农政府的计划依然在第二天于布拉格宾馆以及苏联大使馆内筹划。最终交涉的结果是，斯沃博达总统决定首先应释放杜布切克和与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直接交涉，拒绝了建立新政府的计划。
　　第１４次临时全党大会
　　２２日，在布拉格的一处工厂内，匆忙地召开了第１４次临时党员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布拉格党委负责人博夫米卢·西蒙向杜布切克建议的，并通过广播和党机关报纸向全国宣布。这样。在军事占领的非常事态下，１１１２名（最终为１２１９名）党员到会（由于交通原因，斯洛伐克代表只有１５人参加，这也是后来斯洛伐克方面主张大会无效的理由之一）。大会最终声明，指责非法的军事介入，并支持被拘禁的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集体。
　　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的消极抵抗
　　军事入侵当天，国营电台除了播放国歌外，没有对外作任何广播。国际电话以及新闻社的对外电报也被封锁。只有唯一没有能被闲置的业余无线通讯，将这个事件在全世界公布。
　　国际社会的反应
　　对于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２１日，应美国、英国、法国及加拿大等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中，巴西、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英国和美国提出“入侵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干涉内政行为，要求立即撤退”的决议案，最终１０票赞成、３票弃权和２票反对，由于苏联行使了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该决议没能生效。此外，加拿大提议联合国秘书长向布拉格派遣特使。武装入侵当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哈耶克外交部长在２４日到联合国指责武装入侵。但是由于缔结了《莫斯科议定书》，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撤回了议题，最终在联合国的议论失去了实际效果。
　　此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认同杜布切克政府的改革运动，但另一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是因为这起事件发生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订、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开始以及对于改善美苏关系的期待”等背景之下，美国担心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导致了上述进程的中断。另外，由于当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之中，对于提供北越武装的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政府也无法作出积极的支持举动。因此，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相比较，更为重视同苏联的关系的约翰逊政府的反应，恰好说明了在冷战格局下美苏互不干涉其势力圈的不成文规则。
　　在克里姆林宫的谈判
　　苏联在入侵后，面对国际舆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消极的抵抗之后，也决定接受斯沃博达总统的要求，从２３日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展开双方谈判。但是，勃列日涅夫与以“反革命势力”罪名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的会谈遭到了非议。在莫斯科聚集的华约其他成员国首脑，始终坚持成立革命劳农政府，并强硬地建议如有必要可以实施一定期限的军事占领。另外，在２５日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对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所采取的解决事态的方案，也有人表示异议。
　　“莫斯科议定书”
　　经过４天的会谈，２６日，两个领导层签署了“莫斯科议定书”。其内容有１５项，再次确认了控制媒体、更换改革派的切尔纳会谈的“合意”事项，同时明确宣布２２日临时召开的全党大会的无效性。此外，对于干预军队的撤退问题，并没有明确撤军的时间。
　　勃列日涅夫主义
　　这次事件之后，西方社会将苏联此次为武装介入所作的正当化理论，称为“限制主权论”或“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理论主要通过９月２６日苏联《真理报》所载论文《主权和社会主义住过的国际义务》以及１１月在波兰统一劳动者党第５次全党大会上勃列日涅夫的演讲被明确化。主要内容即：“一国的社会主义危机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的危机，其他国家不能对此毫不关心，为了保护全体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国的主权。”这个理论从阶级的观点重新评价了主权，将保卫社会主义置于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之上。另外，勃列日涅夫主义并不是为了将军事干预正当化而在事后仓促形成的理论，在此之前的华沙信件和布拉迪斯拉发宣言中就有所体现。事实上，这个方针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东欧政策基本一致，虽然冠以勃列日涅夫之名，却不是他的独创。
　　“正常体制”的建立
　　从莫斯科归来的杜布切克领导层，对国民发表了继续改革的声明。但是，迫于苏联以及国内亲苏派要求执行《莫斯科议定书》的压力，杜布切克的回旋空间日渐狭窄。例如，在入侵军队撤退问题上，随着10月暂定驻留条约的签订，实际上将驻捷军队合理化（直到１９８９年东欧剧变才最终撤退）。另外，对于改革派的压力，最终也集中到国民爱戴的斯姆鲁科夫斯基身上，他被撤去了国民议会议长的职务。
　　另一方面，１０月２８日开始实施《行动纲领》中提出的联邦制。１９６９年１月１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
　　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６日，查理大学的学生扬·巴拉夫为抗议军事干预和改革的倒退，企图自焚。３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冰球世界锦标赛上，捷克斯洛伐克队战胜了苏联队，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众多的国民走上街头，拍手称快。此后，又出现了在布拉格围攻苏联航空公司办公点的事件。这一切都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对于苏联的厌恶和仇恨。苏联将这一系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势力的阴谋，要求杜布切克予以制止。
　　１９６９年４月，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杜布切克就任第一书记，继续实行“正常体制”，至此，“布拉格之春”宣告结束。

魔天道

　　补充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改革运动。从60年代初开始，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虽然从1967年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但形势仍未好转。经济困难导致部分工人罢工。在政治方面，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共和国总统的 A.诺沃提尼对经济改革和为50年代初政治冤案的受害者平反采取消极抵制态度，压制批评和民主，在党内外引起强烈不满。在民族关系方面，由于1960年制定的宪法取消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自治权，民族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在这种背景下，捷共中央于1967年10、12月和1968年1月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就国内的困难、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展开辩论。1968 年1 月中央全会决定解除诺沃提尼第一书记的职务，由 A.杜布切克接替。同年4月中央全会又对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进行了重大改组，并通过了指导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 5月中央全会决定于当年 9月提前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同时号召同国内出现的“反共主义倾向”和“保守观点”作斗争，7月中央全会通过了新党章草案。
　　当时公布的文件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的内容主要有：①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民主。认为一切权力由党的机构集中和垄断，只会削弱国家和社会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的领导作用主要应该是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反映社会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方针政策，并通过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去贯彻实行；必须充分发挥和保障选举产生的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权力，工作机关不能独揽大权；党政重大职务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担任党内职务以4年为一届，不得超过两届；党员有权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②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公民权利 。主张实行多元化政治体制，使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阵线内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民族阵线内各政党都是平等的伙伴；实行责任内阁，政府对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迁居包括迁居国外的自由；制定新闻法，取消新闻、书刊、广播电视的检查制度；给一切受过迫害的人平反。③关于经济体制 。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扩大企业的权限，企业作为相对独立 的商品生产者有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允许企业自愿结合，自由竞争，独立地进行外贸活动；成立工厂委员会，其中2／3的代表由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有权决定厂长的任命和撤换，决定利润分配和职工福利等。④关于民族关系。将国家体制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保证斯洛伐克族同捷克族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受到了当时苏联、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干预和武装干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以空降兵为拳头的苏联红军奇袭布拉格机场、快速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军事行动，被作为当代闪击战以及空降兵使用的经典战例被载入世界空降兵战史。国防大学出版社《世界空降兵战例精选》中指出：在布拉格事件中，苏军大胆迅猛的突击、战前的电子对抗、战略欺骗以及指挥通讯系统的高效率运作，充分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华约国家在C4I系统合成作战上的优势，并使美国和北约国家感到忧虑。
　　影响
　　“布拉格之春”事件导致人们对苏联的“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失望，使人们认清了在苏联控制下的社会主义不允许有民主的存在的现实。人们对苏式的共产主义霸权感到恐慌，为此加深了冷战的程度。它一方面使苏联的威权达到了顶峰，也为入侵阿富汗开了先例；另一方面也使与苏联关系交恶的红色中国认识到苏联不会容许异己的存在，与美国改善关系并对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日趋强烈，最终促使了中美建交。
　　“布拉格之春”后，苏联扶持的捷克政府禁止言论自由，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以清除民主化的思想，达到禁锢人民的目的。捷克的知识分子分化成两派，一派迫于苏联的压力，发表申明赞成苏联；另一派则不屈服于苏联入侵，开始发表反苏言论，公开抨击苏联行为。这也导致了有关于反映“布拉格之春”的作品大量涌现，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其中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布拉格之春”的前后，反映的当时捷克人的看法与生活状态。这部小说使米兰昆德拉成为全球著名的小说家，而这部小说也在1988年被翻拍成电影《布拉格之恋》/《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演员：Juliette Binoche（茱丽叶 比诺什） / Daniel Day-Lewis（丹尼尔 戴 刘易斯 ） / Lena Olin（莉娜 奥琳） / 美国 /导演： Philip Kaufman（菲利普 考夫曼） / 布拉格之恋 / 琼-克劳德 卡里尔 (Jean-Claude Carrière) / Milan Kundera 原著/ 导演：菲利普 考夫曼 (Philip Kaufman) 。影片以大胆的尺度很快在欧洲和美国受到欢迎，并被评为1988年美国十佳影片之一， 获戛纳电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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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事件

Hungarian Event

1956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发生的政治事件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社会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中，要求批判拉科西·马加什的情绪日益强烈 。1956年7月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宣布解除拉科西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艾尔诺接替。匈牙利政治形势日趋恶化。布达佩斯从10月23日清晨起，先是由几千名大学生，随后增加到大约10余万市民举行和平示威游行。大多数参加者要求纠正以前的错误，实行新的经济政策，要求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格罗·艾尔诺发表广播演说指责示威游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当天夜晚，一批暴乱分子武装袭击国家广播大楼，随即攻占电台以及一些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进而袭击公安部队人员和共产党人。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纳吉·伊姆雷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这次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政府已请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部队协助平息叛乱，要求闹事者放下武器。此后，暴乱波及全国。10月28日，纳吉·伊姆雷在广播讲话中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解散国家保安局，成立新政府。

10月30日纳吉·伊姆雷宣布取消一党执政 。3天后 ，组成所谓四党联合政府 。11月1日 ，纳吉·伊姆雷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呼吁联合国进行干涉。

以卡达尔·亚诺什为主席的匈牙利劳动党中央六人主席团在10月31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11月4日 ，以卡达尔·亚诺什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政府宣布，已向苏联提出，请求红军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同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

结果与余音
历时13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1991年匈牙利当局公布了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故中死亡人数共计2700人，其中体力劳动者1330 人，大专院校学生44名，中学生196人。另有约20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

纳吉个人的命运也很耐人寻味。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家人共47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1月22 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并保障其安全的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可是，纳吉等人坐的车刚驶离使馆就遭到苏军的劫持，第二天被送至罗马尼亚，软禁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1958年1月28 日，“纳吉案件”的审理在布达佩斯正式拉开帷幕。纳吉被指控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 1958年6月16日，媒体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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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十月事件  匈牙利事件发生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1956年2月，苏共20大对斯大林全面否定之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在匈牙利，民族历史的爱国主义狂热，使这种动荡局面进一步恶化：左翼知识分子唤起了对匈牙利1849年革命时的爱国诗人和革命烈士——裴多菲的纪念。
  苏联为了平息匈牙利的动荡不安，将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不受匈牙利人欢迎的匈牙利共党领导马加什·拉科西拉下台，却进一步强化匈牙利人对民主化的要求。农业歉收和燃料短欠使局面越来越严重，广大人民对苏军撤出匈牙利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革命开始
  1956年10月23日晚上，布达佩斯科技经济大学的一批学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广场集会，并推倒了斯大林的雕像。这小集会迅速吸引了其他人，一起加入抗议。连匈牙利士兵也加入了抗议，一起把帽子的苏维埃星撕毁。受鼓励后，人群决定横渡多瑙河和朝议会大厦前进，人数至少100,000。
  尽管示威者的要求相对地温和，匈牙利保安警察（秘密警察）向人群开火，杀死上百人。人民于是翻转警车和放火，并从工厂工人手中得到大量武器，匈牙利保安警察的总部被人群围攻。当局设法支援被围攻的秘密警察。
  最初苏联相信可以与匈牙利的新政府合作：苏军开始撤出，两名以前遭受拉科西迫害的领导人：伊姆雷·纳吉和亚诺什·卡达尔分别被任命为总理和党第一书记。纳吉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寻求一种中立地位，使匈牙利成为类似于奥地利和瑞士这样的国家。
  苏共开始在匈牙利使用军力。这些苏联士兵已经习惯了匈牙利的生活方式。他们一贯使命是保卫苏联。而这第一次的干预却被混淆了：例如，当坦克遇到了一抗议游行时,坦克居然伴随人群。
  当苏联军队在布达佩斯战斗时，匈牙利其他地方大致安静和平。苏联的司令员与匈牙利的革命家经常停火谈判。在布达佩斯，苏联军队最终战斗至自己对革命军敌意减少。
  这些改变对苏联或卡达尔来说太快太激烈了，卡达尔于是离开了布达佩斯在匈牙利东部建立了新政府，宣称要把共和国从法西斯的反革命暴乱中拯救出来。卡达尔在苏军坦克的支持之下于11月4日返回布达佩斯。
  大约20万难民逃亡西方，但由于英法当时正忙于应付苏伊士运河危机，所以西方大国并没有可能介入此事，苏联随后逮捕并以反革命的罪名处决了纳吉和其他突出领导人。1956年，首次推行的许多改革措施在卡达尔当政期间虽依然保留，但在外交上却没有任何大的改变。




其实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是资本主义在匈牙利进行的颠覆社会主义的革命，不能说苏联野蛮入侵，只能说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苏联才出兵，不过苏联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救援的，和他的国家性质没什么关系。比如说苏联1989年入侵阿富汗，目的是维护苏联自己，但是却是野蛮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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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发生的革命事件。1947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名称，事件后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匈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命于苏联的做法，损害了国家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民族情感。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以往内政外交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22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拉科西等人不仅对过去的种种错误一味加以掩饰，甚至打算用暴力手段镇压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社会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中，要求批判拉科西·马加什的情绪日益强烈。1956年7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宣布解除拉科西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艾尔诺接替。匈牙利政治形势日趋恶化。1956年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向匈党中央提出实行工人自治、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恢复纳吉的职务、开除拉科西党籍、按平等自主原则调整匈苏关系等“十点要求。布达佩斯从10月23日清晨起，先是由几千名大学生，随后增加到大约10余万市民举行和平示威游行。大多数参加者要求纠正以前的错误，实行新的经济政策，要求伊姆雷·纳吉出任总理。格罗·艾尔诺发表广播演说指责示威游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当天夜晚，一批暴乱分子武装袭击国家广播大楼，随即攻占电台以及一些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进而袭击公安部队人员和共产党人。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伊姆雷·纳吉出任总理。伊姆雷·纳吉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这次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政府已请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部队协助平息叛乱，要求闹事者放下武器。此后，暴乱波及全国。10月28日，伊姆雷·纳吉在广播讲话中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解散国家保安局，成立新政府。
　　10月30日伊姆雷·纳吉宣布取消一党执政。3天后 ，组成所谓四党联合政府。11月1日，伊姆雷·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呼吁联合国进行干涉。
　　以卡达尔·亚诺什为主席的匈牙利劳动党中央六人主席团在10月31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1月1日，卡达尔·亚诺什等人离开布达佩斯。11月4日，以卡达尔·亚诺什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政府宣布，已向苏联提出，请求红军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苏军进入布达佩斯，暴乱逐步被平息，纳吉被捕并被处死。11月7日，卡达尔·亚诺什和工农革命政府其他成员回到布达佩斯。武装暴乱的破坏使匈牙利遭到约30亿福林损失，因生产停顿而造成的损失大约200亿福林，约相当于当时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 1/4。死亡和逃离的匈牙利人超过20万。












相同点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做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同点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改革措施不彻底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而捷克的改革进行的比较彻底经济取得比较大的成就，可是由于苏联的干涉最终使改革走向失败。经验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要实施彻底的改革措施不然可能会失败，经济政治体制要与时俱进，由于苏联固守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最终导致经济政治崩溃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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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波兹南事件

1956年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和减低赋税的要求。由于波兹南省无法解决工人的要求，工人组成一个30人的代表团，去首都华沙找机械工业部长解决问题，以求满足工人的要求，否则工将于6月28日举行罢工。部长听说工人要罢工，就大为恼火地说：“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厂里的工人得知代表团请愿失败的消息后，决定到市区的自由广场向市政领导再次请愿。于是16，000名工人放下工作，走向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其中有党员4000人。游行队伍到达广场后，就派一个代表团要求市政领导接见，但市政领导拒绝接见。正当工人不满情绪激昂时，广场上突然传来谣言，说去华沙请愿的工人代表团被公安部门逮捕了(实际上代表团的工人代表正乘火车在返回波兹南的途中)。于是游行队伍乱了起来。混杂在群众中的少数坏人乘机高呼“到监狱去!”“我们将会找到他们并将他们释放!”的口号。一部分人冲击专政机关和政府部门，打开了监狱，烧毁了秘密档案，放出了犯人。一部分人又从民兵站里取来武器，向公安人员开枪。此时，政府命令警卫部队驱赶群众，但部分士兵拒绝开枪射击。于是华沙政府又派遣保安部队并出动坦克，把骚乱的群众驱散了。当天晚上，波兹南骚动平息了。在这次流血事件中，有5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0多人被捕。

波兹南事件后，波兰政府及时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6月30日，在波兹南各墓地举行了受难者安葬仪式，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等党、政领导人参加了安葬仪式，妥善地解决了事件的善后工作。《人民论坛报》在7月6日发表文章指出，6月28日的波兹南事件是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是工人的不满和波动，另一种是反对政府的敌对行动。7月18日，波党召开七中全会，主要讨论波兹南事件后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奥哈布作了关于波兹南事件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指出：“寻找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我认为极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还指出。“波兹南事件是一个警告，它证明在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为此，奥哈布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克服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合理化，改善人民生活。全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要求扩大工人的民主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人民的生活，鼓励私人手工业的积极性，注意同波兰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团结等。




　　1956年在波兰波兹南发生的一次工人骚动。1948年后,波兰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一些失误,领导机关对群众疾苦关心不够,引起群众不满。1956年2 月Н.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在波兰引起强烈反响。 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和增加工资。当局表示可以考虑减少税收，但拒绝增加工资。工厂派往华沙的代表团没有同政府达成协议。6 月 28日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 1.6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沿途不少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他们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其代表，遭到拒绝，人群中传出派往华沙的代表团被扣留的消息，群情哗然。敌对分子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使矛盾激化,事态扩大。有人高喊“到监狱去！”“释放囚犯！”“我们要面包和自由！”等口号。部分游行者冲击专政机关和市委大楼，夺取武器，枪击公安人员。当局出动警察进行镇压。造成数十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几百人被捕。波兰政府出动14万军队进入波兹南，当晚事件被平息。6月29日，波兰领导人讲话称这次事件是“挑衅分子”在“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唆使下”，企图“夺取人民政权”。6月30 日,当局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被降职；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税款将分期还给该厂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骚动平息下去。10月，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W.哥穆尔卡认为，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反对的不是波兰人民，他们抗议反对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被批评为“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新改组的党中央为波兹南事件平反，释放被捕者，哥穆尔卡说：“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挑起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还说：“波兹南工人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统一工人党二中全会的召开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突然飞抵华沙。波兰统一工人党对苏联的干涉极为愤慨，双方发生激烈争论。在波兰强烈要求下，苏联终将包围华沙的驻波部队撤回基地。并将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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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与20世纪初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样，都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在经受了极度的震惊之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认真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以及启示。在苏联解体一个多月之后，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视察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做出了如下的简明概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第一，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新技术革命提出的挑战和长期形成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使得改革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苏东国家长期以来未能顺应时代要求和国情的发展及时调整政策、进行改革，或者虽然进行过改革的尝试，但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弊端造成的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总爆发。它告诉我们，必须改革，而不能像勃列日涅夫那样自己不改革还反对别人改革，这个改革必须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根本改革，而不是对苏联模式的修修补补；这个根本改革必须符合本国国情，而不能搞教条代替。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及时从体制改革中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本国国情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就会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从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那里去寻找出路。
　　第二，必须开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 ”[2]。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在对外开放中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又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既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
　　第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好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苏东剧变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它告诉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上；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第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要像过去那样把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把许多妨碍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人民生活改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要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对待历史，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育人民团结起来向前看，不要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搞什么历史问题“不留空白点”导致否定历史，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必须认清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要向戈尔巴乔夫那样把改革变成该向。要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要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取消、否定党的领导，分裂党的组织，涣散党的队伍，导致共产党的解散，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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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历史原因。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后，都照搬苏联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联，苏联强使东欧国家在内外政策上同它保持一致。东欧各国实际上没有取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2)内部原因。在经济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缓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欧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诱发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在政治上，由于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制，东欧各国的党和政府脱离了群众。
　　(3)苏联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东欧国家“松绑”，他的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分裂和蜕变。
　　(4)西方因素。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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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苏东剧变，是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严重挫折，影响当今世界格局、人类未来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世界各国持不同政治立场、学术观点的人们，都在关注和思考着这场给世界造成强烈震撼，给历史造成深远影响的事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深入地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才能正确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认清当今世界局势和未来走向，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在于苏共对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
　　众所周知，苏联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加快“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出乎人们意料的历史性悲剧：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具有90多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拥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领土、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帝国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被肢解了。这一剧变就连做梦都在企盼颠覆社会主义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也没有预料到。这种由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到摧毁社会主义的“改向”的转变，来势凶猛而又错综复杂，不能不引起世界人民严肃认真地思考。借用恩格斯的话说，“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苏东剧变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刻本质和“内在规律性”。［１］（P737）
　　综观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苏联剧变是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新思维”与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紧密相关的；苏联剧变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所谓改革“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产生、泛滥和破产的过程。在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东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方针。无论是西方国家实施“ 和平演变”战略，还是苏联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是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不必然导致苏联解体的结果。人们常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危机与希望同在。苏联党和人民把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新一代领导人发动的改革上，期望他们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克服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困难。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倡导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些错误的改革“药方”，把苏联这个得了“疾病”，但没有得“绝症”的国家给“治死”了。
　　从本质上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一点也不新，它不过是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政策措施的翻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多少新东西，它的内容大多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它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种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在思想上，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滋长蔓延。戈尔巴乔夫甚至还与西方人士共同制定苏联的“改革”计划，并将该计划交给西方首脑审查、批准。这种改革路线、方针、政策怎能不导致苏联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恶果？正如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所说：“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必定为苏联国内……的激烈辩论火上浇油，而且必定复活和发展影响更深远的东欧修正主义”，“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2](P65-77)
　　苏联剧变不仅没有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反而证明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及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的破产。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以目击者的身份描述了苏共领导集团“一系列背叛的历史——背叛改革、背叛社会制度、背叛国家、背叛人们希望的历史”。他确切地说：“1991—1993年的反革命不仅背叛了改革的思想，而且也背叛了十月革命的理想。”“我国现在总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的目的和方式，在于在改革的目的和方式中缺乏社会和道德的基础。”“现在动乱的种子是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叛徒战友们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几年播下的，这些种子落到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掘松和施肥的沃土上后，开始枝繁叶茂，鲜花盛开。” [３](Ｐ564、570)西方政界也对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褒奖，认为苏联“发生和平演变是戈尔巴乔夫所做工作的结果”，他理应受到“特别的赞许”。
　　2、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的行为”。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位学者引用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的一次讲话，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位学者还断言，“ 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苏共的问题放到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中去考察。”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小平同志所使用的“制度”的具体含义。《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制度的解释有两条：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如工作制度等；二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如社会主义制度等。从理论上讲，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本质的关系，另一类是社会经济政治运行中发生的关系。反映前一类社会关系的是社会基本制度，反映后一类社会关系的是社会具体体制。这两个层次的关系是，社会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稳定的和决定性的，社会具体体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则是派生的、变动的和从属性的。这位学者引用的小平同志那段讲话中的“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等。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4](P370)这里的“制度”与这位学者所引述的 “制度”的含义是根本不同的。小平提出的改革绝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改革社会主义具体体制，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5](P322)这位学者以误读小平同志的讲话作为理论根据显然是不妥当的。
　　将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状况和苏联剧变的基本事实。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领域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是主客体的统一，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也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根据一定经济基础的要求而制定和实施的，以维护其根本利益。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执政党在制定政策、建立制度、影响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苏共的性质、地位决定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执政的苏共与苏联的制度分割开来，无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集团这一重要历史主体所犯的错误，而仅仅从以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必然得出“十月革命”是错误的结论。
　　苏联剧变固然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有关，但制度不完善只是酿成苏联剧变的一定条件而不是主要原因。制度好的确可以束缚坏人任意横行，也可以防范某些领导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和社会制度的破坏，但制度不会自发地产生，更不能自动运转并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人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6](P526)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小平语重心长地说：“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4](P380)只有依靠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和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断地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避免制度颠覆和毁灭式的灾难。
　　3、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
　　　有学者认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进而断言：“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死胡同”。这显然是在告诉人们，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走投无路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苏共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既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条件下产生的，产生后又有这种体制保证种种严重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
　　毋庸讳言，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确存在弊端，我们无意为苏联的体制性弊端做任何道义上的辩护。但必须澄清的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比，是第二位的。总的说来，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在推动苏联的工业化、打败德国法西斯、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都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此，这位学者也是同意的。问题在于，斯大林的后继者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以克服这种体制的弊端。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时期，苏联的改革浅尝辙止、徘徊反复，甚至出现过改革偏向的情况，结果延缓或干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又偏离方向、误入歧途，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千秋功过自有公论。斯大林时期苏联战胜困难、蒸蒸日上，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动荡不安、土崩瓦解。无视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而将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就无异于颠倒是非了。
　　这位学者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混为一谈，以体制上的弊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把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原因看作背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的原因，其理论上的荒谬和实践上的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家不妨想一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也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出现过“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但中国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发生类似苏联剧变的悲剧呢？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增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从而避免了类似苏联剧变的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
　　4、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认识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有的学者从制度中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将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制度和体制。如果按照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岂不所有实行过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难道都要走苏联剧变式的老路？岂不都会遭受社会主义失败的厄运？
　　从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过程出发，不难发现苏联剧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纷繁复杂的因素之间不仅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苏东剧变的过程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唯物辩证法昭示人们，在复杂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能把影响事物的所有矛盾平均看待，而要区分主次，“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7](P320、322)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分析苏联剧变，不难发现在导致剧变的诸多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东领导集团推行了一套错误的“改革”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走上了一条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转向野蛮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苏联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弊病，但这些矛盾和弊病是可以实行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加以解决的。问题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的性质和原因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些弊病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进而要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决裂，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行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套背叛性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能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不能抵御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进攻，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时担任过助手的瓦·博尔金对苏联解体的内幕作过这样的揭露：“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我从道义上有责任把这场剧变的主要人物和组织者——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告诉世人，因为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变化过程，他如何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革中令人不能容忍地无所作为。” [8](P1-2)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苏联剧变表明，社会主义要保持生机活力，不断发挥优越性，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和优势，不改革不行，乱改革也不行。因为不改革就不能克服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弊端，就不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不能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同样，改革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颠覆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引起社会动乱和危机，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苏联剧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和教训之所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告诫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9](P16)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注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作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部署，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不正是对苏联剧变的原因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的结果吗？

魔天道

翻阅了百科才发现历史事件还有这么多。

泪水的季节

辛苦了，普及了一些知识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