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个长期活

blackwine

近日读的书是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老头子很厉害，书写的好棒，这已经是第三次读了，越读越受益匪浅，里面值得玩味的东西很多，比如说，当年学生跟现在学生的比较，－－－－－感叹，就当年的阅读书目来讲，现在的学生脱了裤子都赶不上，再比如说，读书做学问和搞革命，搞运动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选择所最终的结果，－－－－－搞革命的那批人不是死在了旧中国，就是死在了新中国历次运动了，难怪说大陆学术界断层断的厉害，导致现在叫兽满地走，砖家不如狗的窘迫状况，而搞学术的人到最后纷纷留学海外，对人类的文化和学术事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两相对比，还是服膺如胡适，王芸生等人的呼吁，学生应该“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

下面是引用的一篇文章，关心的可以对比一下后面一种情况

何炳棣先生追忆“一二九”运动中之旧人旧事（作者：散木）

　如今，海外学人、大红大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已逝)莫过于何炳棣先生了。他的一册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正在大陆读书界“走红”。其中讲到了当年的“一二九”运动，他说：当年，“请愿、罢课、罢考，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专心读书，不幸我也被卷入校内的政治斗争”。此后，“1936年初春复课之后，痛定思痛，下最大决心自秋季三年级开始，尽力抽出全学年的课余时间，实现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的计划，务求能达到为将来留学及学位考试真正奠基的目的”。
　　学子一心向学，原本是职责所在，不料那个年代正是中国天地翻覆、“偌大一个中国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之时，尽管何先生遵照系主任蒋廷黻的嘱咐，埋头问学，然而毕竟“风声雨声家国声，声声入耳”，整个“三年级不是平静渡过的”(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9卷之蒋南翔的传记：1935年夏，蒋与“秘密组织”商定组织成立暑期同学会，“通过选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宣传群众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其成员中有姚依林、吴承明、何炳棣等。不过，后来何先生变成了“右派”的学生)，而且中间又经过“西安事变的狂飙和校内的政治斗争”，我“不但卷入，而且受到校方严惩”。至于缘由，正是1936年2月20日的清华左派和右派的冲突事件，这中间，何先生是一个主角。
　　何先生回忆说：当时学生向众教授要求免考，并且包围了会场，以致引起清华74位教授中68人签名发表辞职宣言，是夜，“一心埋头读书的学生”在“同方部”开会，“反对救国会持续破坏校规秩序”，这就是所谓“同方派”即我们曾经叫习惯的右派学生。在199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有当年的左派女学生、后来美国史学者黄绍湘的一篇口述(当年刊于《清华副刊》)，称右派学生的带头人是刘安义、何炳棣等，他们“捣毁学生会所”，并且包围了清华学生会会长王达仁；在王与他们的争持中，他们还欲殴打王达仁，何炳棣等还斥责左派学生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没有国家观念，不喊“中华民国万岁”而呼“中华民族万岁”等，接着又包围并捣毁了“救国会”，并从中搜查出“反动证据”(《晓报》《人民革命同盟会告民众书》等)，然后又搜查了左派学生的宿舍，时逢清华教务长潘光旦闻讯赶来。潘光旦此时也是一身腥膻——在此前1935年12月29日当局的大逮捕行动中，左派学生甚至怀疑是潘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黑名单，于是也受到了左派学生的冲击。
　　在黄绍湘等看来：何炳棣等的行为，是“破坏了清华的自由空气，破坏了救亡运动”；而在何炳棣看来：比如王达仁，“我平素观察到王达仁的行动为人与常人有所不同，但相信他是天性善良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并没有“企图围打他”，只不过当时因搜出了张学良、杨虎城给予清华“民先”(即当时中共领导的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津贴”(400元)收据，在“国家观念”支配下，与左派学生大打出手，所谓“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殴幸而发生在我逃掉之后，否则我一定是左派棍棒的首要对象”。后来他将那张收据交给梅贻琦校长，并要求下令解散学校的所有政治组织，“秘密毁灭证据”，即由“内部解决问题”，当时他以为这是符合清华的做派的。
　　这桩旧事，何先生于65年之后反思，“至今没有遗憾”，而当年的校友如赵石(曾任辽宁人大常委会委员)则说：当年右派学生由于长期处于少数地位而感到“委曲”，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不但是蒋本人的胜利，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因而忘乎所以，从而产生一种骄狂浮躁心态，这是这桩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左派学生呢，则对张学良重演“捉放曹”的悲剧感到惶惑不解，又因尚未得到中共和上级的信息而冷静深思，所以，他们既非如何先生所说的“沮丧”，更谈不上什么如“丧家之犬”，只是“针对右派的挑衅，及时做了坚决的反应”而已。那么，这桩旧案，由于不同立场和眼光，或者就是革命岁月的“青春之歌”，或者就是何先生一再感喟的职守和政治的冲突，即：“我当时毫无政党背景，亲老家衰，课外自修犹恐不及，何暇参加政治斗争，最后参加乃因为学生会越来越不择手段，不断酝酿制造反政府游行示威，鼓动风潮，罢课罢考”。不过他承认：“今日反思其意义，即近现代世界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的青年运动能像中国学生运动那样直接有效冲击旧制度、催生新政权”，等等。
　　二
　　由何炳棣的故事，还可以带出一些其他的故事。故事到了最后，所谓“出水才看两腿泥”，时至今日，不免有几许沧桑的况味。
　　先说当年的左派学生。
　　彼时“一二九”的同人，文学界老前辈黄秋耘先生说：“一个人选择的生活道路不一定是和他的气质很相适应的，在我当时的同学中，有不少意志坚强、精明干练的人，他们偏偏选中了退居到生活的安全地带，远离政治斗争，去做一个专家和学者，甚至做一个外国籍的华裔学者。”(《风雨年华》)比如如今成就了大名的何炳棣先生等。
　　韦君宜也曾说：清华，这所贵族学校，当时“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她不是没有兴趣或者学习不行，她是学业优秀又沉浸于休谟人性论以及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之中而且家道殷实的大家闺秀，“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崇拜的主义”(《思痛录》)。因为那是这样一个时代：“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闻一多语)。因此，是“一二九”把“青年人”和“中年人”(实是落伍者的代名词)进一步划分开了，“左”和“右”也进一步区别开了，后来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演讲《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时明白地宣布：“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左派，我首先想起的，是同乡的王仁达，也是事件中被右派学生包围的清华学生会会长的王达仁。王达仁在清华是读经济的。事急矣，然而清华经济系那套东西能救急吗?于是，在清华的政治舞台上，我们看到了王达仁的身影。西安事变之后，王达仁在救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和平解决的大会带头高呼口号，所谓声震屋宇；会后，却遭到何炳棣等右派同学的质询；为什么不喊“民国万岁”而喊“中华民族万岁”?有没有国家观念?且一时打声四起，王达仁却从容解释、与之周旋，神色自若，他坦然说：“我想你们不会打我”，彼辈也竟束手。事后，他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发表“致同学书”，说明真相，并要求校方严惩暴徒，何炳棣等则持火把游行与之对峙。这时，清华园里两派的斗争煞是好看，却为难了梅贻琦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只好各打五十大板：何炳棣等记大过，“救委会”则予以解散。
　　当时，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是口口声声“爱国”，所谓其情也真，梅校长只好声泪俱下请求学生不要去游行来爱护学校，学生说：校长呵，我们爱校但更爱国家!梅校长为之语塞。这不独清华，你梅校长也好，北大的蒋(梦麟)校长也好，甚至后来的胡(适)校长也好，都只能是尴尬人办尴尬事，或者说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不是吗?一向死读书的清华生物系学生薛公绰，于校园开入镇压军警之际尚踱步往实验室，乃被囚，既月余后开释，蓬头垢面返校，见人第一句话就是“我要革命！”于是，你还扯淡清华理念的“民主、自由、平等、自治、法治”这一套西方话语?于是，左派自有左派的充足理由。
　　“民先”内部后来出现分歧，有少壮派与元老派之分，前者如蒋南翔、李昌等，后者如吴之光、徐高阮、黄刊(王永兴)等，王达仁当然属于前者又不同于其中之激烈派，所以他一度能获得双方的拥护做学生会主席的工作。至于两派的分野，“大体上是少壮派重视发动群众(指广大的大中学生)，而元老派则重视联系上层工作(指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教授和社会名流多做统战工作)；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而元老派则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少壮派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倾向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这早已有了历史的结论了，不过，“我觉得，元老派的某些主张也未尝没有点道理，他们的最大错误只是在敌人面前把党内的原则分歧公开了出来”，而且“我总觉得让一些有才能的人离开了革命队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当时在大多数民先队队员看来，元老派当中某些人是必须清洗掉的，否则就不能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独立性”(黄秋耘：《风雨年华》)，徐高阮等就这样“告别革命”了，更不用说何炳棣、滕茂桐等人了(后来皆成为著名学人)，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三种知识分子以及彭真后来在纪念“一二九”时所说的“也有一些人开了花没有结果，堕落了或者不知飘流到那里去了”(《和青年同志们讲——点革命家常》)。
　　“飘流到那里去了”?
　　差点动手打了王达仁的何炳棣，想来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不会陌生的吧。上世纪?0年代初，继杨振宁后，一大批华裔学者前来访华：何炳棣、任之恭、王浩、陈省身、李政道、牛满江等，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写了许多文章热情歌颂他们久已陌生的中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中何先生的大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就是其中一篇代表作。他说：“‘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这与杨振宁1988年在香港回答记者时回顾当年首次访问中国时的激动以及免不了看走眼(“最大的问题是不懂文革是怎样一件事”)但“总体上我所做的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庶几相仿，这个时候王达仁已经不在了(在《光明日报》跳楼自杀)，他因而也摆脱了几近“黑色幽默”式的吊诡——当年种种，今日何如，是殊途同归?抑或历史的玩笑?
　　在“反右”时说出“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的韦君宜呢?她悔不悔?
　　“爱国不分先后”，可是“一二九”的战友，战争中的死难者且不说，死于湖西“肃反”的王文彬、死于“抢救”中的原北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赵梅生、死于“文革”和干校的王达仁与王若兰(当年赴绥慰问团成员)等等，他们地下有灵会做何感想?你看，滚雪球愈演愈烈的“左倾”祸害就是这样让人伤心和气沮!那年美籍学人任之恭等访华，打听和要求会见老友钱临照、胡刚复、陈寅恪、赵忠尧等，陪同在侧的竺可桢为之一惊，何炳棣先生如果也提出一个名单大概也要将不知做何感想矣：何先生当年金盆洗手、一心向学，是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鋐先生的两大得意弟子之一，后来留学美国，获“哥大”博士，再获台湾“中研院”院士，著述等身；另一位刘先生的高徒呢?丁则良是早已追随王国维先生于水中矣！
　　丁则良，据说也是当年清华历史系最杰出的学生，后因在学校参加政治运动，毕业延迟到了西南联大。1949年秋冬之际，当年留学英国的丁则良曾致信于何炳棣，其称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已“无光无热”，而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遂急不可待地放弃论文的写作，返国报效国家。对于此前他的退党，有人说他是“感情易趋极端”，他自己则对赵俪生表示是极为“惭愧、走了弯路”云云。这又如当时被捕难友的王德昭，他曾是跑图书馆最勤的学生，而国事急矣，“一二九”北大打钟召集同学游行的汉子就是他，但如果他“继续革命”下去呢?王德昭后来也是黄秋耘先生所云的出局的人物，“似乎他没有走上战场，去经受炮火的洗礼，而是留转在当时的所谓大后方，在求职业、也做学问的道路上辗转”。他的同窗孙思白先生多年后说：“这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讲，自然也未始不可检讨其中的得失，作‘春秋责备贤者’之论。”(《追念王德昭教授》，见王德昭：《从改革到革命》附孙思白文)王德昭先生的“飘流”终使得他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台柱了。
　　历史就是这样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并在随后的岁月中彰显出其苦涩的一面。
　　三
　　其次，再说当年的右派学生吧。
　　何炳棣、滕茂桐、王永兴、齐思和、王德昭等等之外，晚年周一良《毕竟是书生》一书中还推崇清华陈寅恪门下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徐高阮，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
　　徐高阮早年在北大、清华读书，也曾是抗战前北方学生运动的活跃人物，并曾在中共党内任职，后因与党内部分领导产生分歧，被开除出党。抗战以后先后在沪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历史系受业于陈寅恪、傅斯年等，后陈先生《寒柳堂集》收有《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文中追述徐校注此书的经由，并推许其“不独能恢复杨(东魏杨街之——笔者注)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网罗群书以注书，不独保存大量已佚古籍，且其注能较原作更具史料价值，徐高阮所谓踵事增华，与三人为伍，是陈先生之美誉也。
　　徐高阮的史学著作还有《山涛论》。周一良1982年重游美国，返国时随身携带了两本“认为最有价值的”书，这一是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另一即《山涛论》。周先生称：“徐书对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当时周先生还联想起清华学派的陈氏门生，“陈先生及门众多，影响深远”，其中“我以为脑力学力俱臻上乘，堪传衣钵，推想先生亦必目为得意弟子者，厥有三人：徐高阮、汪笺、金应熙也。所可惜者，三人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徐英年早逝，汪在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而金则作为驯服工具，不断变换工种，终未大有成就也”。这不独陈门不幸，也是中国史学之不幸了。
　　政治和学术向来有一种紧张的张力，彼此颇难相容。徐高阮投身政治马失前蹄，但有一个事实可以推论而得，收之桑榆，他有了一种定力去做“网罗群书”的淡事，若求之两美，虽然也有不少的例子，终究有很多的惆怅和遗憾。徐高阮后来栖身“中央研究院”的“历语所”，及其凋谢，人称其“有所不为，安贫乐道”，似乎这是他后来的归宿，这倒又使人想起当年西南联大的两派学人，如大势所趋，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旦“国”不堪矣，“教授中凡敢揭露事实说真话的，都得到学生拥护，否则遭到唾弃”<《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大50周年纪念文集》)。吴晗便疾视李树青的婉拒参加民盟，说：知识分子头脑太过复杂，常把个人蜗角虚名放置在国家及人民利益之上。这话一点也不错，后来李树青撰文回忆，却仍然说：“政治云谲波诡，钩心斗角，朝秦暮楚，入主出奴，实难相容，如勉为之，不唯于事无补，枉费精力，且可贾祸，不如埋头研读，追求真理和知识，日就月将，或有所成，即不成亦不致引起重大风波或麻烦，危及事业与生命。”他痛慨“一人如卷入党派倾轧与斗争漩涡中，有如小舟进入滚滚激流，实难维持既定方针和贯彻崇高的理想”(《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大50周年纪念文集》)，这就有了差别。
　　徐高阮原是“水木清华”投身政治的弄潮儿，他曾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又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是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也办过《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1935年初被捕，被押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同案有王瑶、柳无垢、张宗植、张风阁等。这是一段光荣历史是不须说的；问题是他获释返平不久，党内有一场“北平问题”的纠纷，以及之后关于“无条件的统一”和“知识救国论”的提出，徐高阮与党内有了分歧，终被开除。关于这场争论，当事人的张宗植(后是日籍华裔企业家，有怀旧文集《比邻天涯》)回忆说：“这是一个较深层的现实问题，我无经验无从判断，他感到有一些领导干部理解力不够，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任何团体组织的领导都有个人差别，不会有百分之百都是理想的完美的领袖。”即是如此，笔者更不便妄加置喙。西安事变之后，当时《大公报》标榜“文人论政”，又“不偏不倚”，此前面对国难群情激愤，它逆潮流主张“明耻教战”“读书救国”，后尤倡导“国家中心论”，这代表作就是王芸生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篇《寄北方青年》，他谓学生运动是“浮动”，规劝学生不为五彩缤纷的标语口号所迷惑，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徐高阮回应王芸生之请，也在《国闻周报》刊登《论共产党的问题》《谈一位左派文人的自白》《学生运动的检讨》等，这就是1937年初由而引发的“五条件的统一”大讨论，徐等主张反对民众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反对党派狭隘色彩的团体组织，这当然不能被有过足够经验教训、时刻警惕领导权问题的中共党组织所漠视和认可，北方局以及北平学生“工委”(徐的同学蒋南翔任书记)领导与之斗争，同时也争取徐回心转意，无奈徐固执，“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还要继续辩论，最后被开除出党”(高承志：《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关于这段往事，《刘少奇传》中是这样说的：1936年，“六七月间，原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徐高阮和另一个人，却就此(即发生“三三一”抬棺游行的“左”的倾向后，又相继有天津学联发起的“五二八抗日大游行”、北平学联响应之的“六一三北平抗日大游行”，后者中共北平市委表现得迟误，当时刘少奇及中共北方局批评其从“三三一”事件后走向另一极端，对群众运动变得缩手缩脚——笔者注)给北方局写了一封信，全盘否定北平市委以至全党的工作，提出‘过去全党的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瓶子不能装新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改组北平市委。由此在北平党内引出了一场风波，当时被称为‘北平问题’”。刘少奇为此写了《关于北平问题》一文，在《火线》的“北平问题专号”发表，文章批评了徐高阮等人的观点，认为他们对党内状况的看法是错误的，“谁看不见我党十年来这些最伟大的成功谁就是瞎子”，且“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党不能采用自杀的办法去‘肃清’他们”，“过去那种随便‘斗争’、随便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错误的”。但“后来，徐高阮却因对党不满，采取了自由行动，实际上脱党了，最后被开除党籍”。
　　当时，自由主义者胡适、王芸生等都曾“忍不住”教训学生“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因为所谓“自由主义”的原则就在“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其言论方式也就是“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王芸生：《新闻事业与国难》)。受彼影响，清华学子的徐高阮终服膺于“代表社会老成份子的倾向”，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的统一起来。”(《论五条件的统一》)及风所至，王永兴《北方青年的回响》、齐思和《读书与救国》等都代表了清华学派的一些学者处世的姿态。于是个中的张宗植回首往事，感慨“潮流中人，极难决定自己的命运，虽非路线方向上的问题，路上一块石卵有时也会使行人颠踬”，徐高阮的命运大概也就可以窥出，以“知识救国”，由战士蜕变为学者，乃至湮没无闻。张宗植还回忆抗战时《新华日报》曾有广告寻找徐、张，可见对其人还是仁至义尽的。不过，人生可问命运不可问，譬如他去了延安，或者依然归队，后来会怎样?一切难说。
　　徐高阮之外，还有一个并不“美丽与真实”的故事，那说的是徐的至好蒋弗华。当年蒋的一纸《青年思想独立宣言》可谓遐迩闻名(曾在1937年初开明书店胡愈之主编的文摘刊物《月报》第3期被选为“读者最爱读的文章”之一)。
　　鲲西(王逸)先生在《清华园感旧录》中回忆“一二九”时山西学生王达仁、蒋弗华等同学，他说他最不能忘记的是同一班级社会学系的蒋弗华以及历史系的徐高阮、丁则良。鲲西先生回忆说：“他们都成绩优异，在清华园有相当知名度；他们抱有相同的理想追求，可是却又略带有异端的色彩；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于历史的大潮流之外，或者被称为是‘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一本苏联小说名)。因为他们把对于当前国是的意见写成文章投寄《国闻周报》发表，后来《大公报》总编王芸生把这些文章编人一本反映青年思想的集子中。这是一种过早地进行自我反省的尝试，即使对于历史具有敏锐的感知，但在当时大形势下是不会被容允的，而且也显然只是微弱的声音。”
　　鲲西先生还引一位清华学长赵俪生先生的话说：蒋“是同学中少见的人才，是人类中一个花朵”“我已年近耄耋，可以说得上是阅人多矣，但是我似乎未曾经历过一个比蒋才华更高的人”。这样的评语更加让我觉得应该让人了解一下蒋弗华。也许透过蒋弗华我们可以窥破一点历史的残酷?
　　当年因“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元老派”后来大概是“老气横秋”了，他们接受了胡适、王芸生们的教诲，如马骏(当年山西回民的领袖)的爱婿蒋弗华就“过早地进行自我反省”，他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中说：“世界是我们的，因为‘将来’是我们的。”但是青年人往往“不能分别恩仇，到处树敌招怨；不能判断是非，舍正道而不由；不能选择利害，才有一次次的挫折，一遭遭的失败”。而难能可贵的独立，就是“青年运动必须让真正的原始的感情支配”，而非“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刊物，偏要摹仿流行的腔调；青年人有青年人的行径，偏要追随世俗的步趋”。当然，就此也可以想见这种思潮的结局——不过是一种“微弱的声音”而已。
　　《青少年于光远——大学问家于光远老人讲他过去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忆及“一二九”运动时期，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清华同学中，于先生结识了一些很谈得来的人，其中就有蒋弗华，他“是个颇有才能，也很会写文章的人。我同他也交上朋友。后来他跟着徐高阮(徐芸书)对党的路线政策不满。1937年春，我从广州到北平，一次去清华见到了他，他在我面前讲了一些不满党的意见，并且说要成立NEWCP(新共产党)，希望我同他合作。我和他争论了一场，他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你也是毛泽东他们那样的看法。’两个人就谈不下去了”。
　　后来的事于先生大概不曾料到：蒋弗华以追求“独立”为始，遂以不得为噍类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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