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研究》第九章 教育之

周易学命运

再次，在教学过程中，要贯彻学生的主体性原则，进行启发式教学。《论语•述而》载：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子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意未得”；“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论语集注》）这就是说，启发式教学必须以学生的自我思索为前提，所谓“愤悱”，实际上是指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一种“前内化”状态，这种状态的特点是对于所学知识能够有所意味，却不可言传之，还未整合到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之中，也不能将知识与实际有机地联系起来，还未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之境。当此之时，学者之心，有如黎明前的黑暗，而教师的“启发”，就如红日东升，使学者之胸豁然开朗起来。因此，教师之“启发”必待学生之“愤悱”而后行，程子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坚固；待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论语集注》引）需要强调的是，“启发”不仅要以学生的“愤悱”之思为前提，而且还不能以“启发”来代替学生的自我思考。这就是说，教师的启发应该是一种点播式教育方式，诚如孟子所云：“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即君子教导别人应该如射箭一样，拉满了弓，却不发箭，但箭在弦上，有一触即发之势。意即教师在启发学生时，既要给学生以一定的指导，又要给学生的思索留有余地，让学生自己去完成对问题的答案，或者说，启发的目的是为了更进一步地激发学生的思考积极性，使之产生新的“愤悱”之思，然后再予以启发，如此往复，便能够实现知识的不断内化与长进。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在强调启发式教育的同时，又强调“举一反三”的重要性，因为，“举一”就是启发，而“反三”则是启发的效果。如果说教师的“举一”不能产生“反三”的效果，从学生方面来说，则是其“愤悱”的程度还不够；而“愤悱”的程度不够，则又说明其学习的主动性还未充分调动起来，对此，孔子说“则不复也”。当然，“举一而不能反三”，也可能与教师的“举一”是否得当有关，所以，作为教师，应该提高自己的启发水平。在这一点上，孔子特别善于启发学生，他的弟子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如子贡问《诗经》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只说“绘事后素”。子贡受此启发，有新的体会，说：“礼后乎！”孔子认为“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后来，《礼记•学记》总结夫子的这种“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学原则为：“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意即教育就是“喻”，而“喻”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前进而不牵着学生走，严格要求学生而不压抑学生，开导学生而不和盘托出。孔子的这一教育原则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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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学习知识方面，孔子强调要有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这就是“学而不厌”。孔子已充分意识到，一个人学习成绩的好坏最关键是在于他是否对学习有一种浓厚的兴趣即“好学”，依此，孔子将学习分为三个层次，即“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知者。”（《论语•雍也》）对此，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张敬夫语曰：“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乐者嗜之而饱者也。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可见，“好知”与“乐知”都是指主体对学习的兴趣而言，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孔子认为，好学不仅本身是一种好的品德，而且它还有助于进德，如仁、知、信、直、勇、刚等六德，若不以“好学”辅之，就有愚、荡、贼、绞、乱、狂等六种弊病（《论语•阳货》），故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从不自许为仁或圣，但常自许为“好学”者，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如，“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论语•述而》）再如“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等等。何为“好学”？孔子认为，“好学”主要表现于：（一）安贫乐道。孔子经常鼓励和教导学生们要好学上进，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但可惜的是，他不幸短命而死（《论语•雍也》）。而颜回之“好学”，好到什么程度呢？根据记载，颜子一生虽然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人不堪其忧”的贫困生活，但是他仍然“不改其乐”，孜孜不倦地学习（《论语•雍也》），这种“贫而乐”的精神既为孔子所称道，也为后世学者所崇敬。（二）学有恒心。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此所谓功夸一篑也。学习贵在坚持，不可“中道而废”（《论语•子路》）。（三）不耻下问。也就是要向比自己地位低或水平低的人学习，即曾子所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曾子所说“吾友”，是指颜渊。颜渊以好学而著称，而颜子之好学也表现在他的谦虚上。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则改之。”（《论语•述而》）学习他人的长处，这也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四）实事求是。在学问问题上，孔子反对虚伪和骄傲，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学问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必须实事求是，唯其如此，才可能真正学到知识。这种诚实的态度，是好学的重要表现之一。（五）尊重客观。孔子认为，做学问最忌主观武断与固执，所以，“子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其中，“毋意”即不要从私意出发，“毋必”即不要绝对肯定，“毋固”即是要固执拘泥，“毋我”即不要唯我独是。概而言之，孔子所反对的四个方面，都是一种不尊重客观的主观主义表现形式，与孔子的“好学”之道是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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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学习方法上，孔子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学问之道，主要有：（一）“学而时习之”。学习，包括学与习两方面，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所谓“时习”，也就是时时温习和复习之意，如曾子所说的“三省”之一即“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亦如子夏所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孔子认为，学习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要掌握知识就必须反复地学习所学的知识，所谓“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就是指通过对所学知识的不断温习，形成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人们就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知识。（二）博学多闻。孔子认为：“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所谓“文”，主要是指当时儒家的“六艺”，“博学于文”，也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但是，“文”毕竟只是知识的一种形态即书面知识，孔子认为，人的知识的增广，除了博学于文之外，还当“多闻”“多见”，“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这些都是强调从社会实践生活中获得知识。（三）学与思并重。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习不能脱离思考，脱离了思考，就不能消化所学的知识，而思考也离不开学习，离开了学习，思考就易于流为空想。学是基础，思是提高，只学而不思，知识就不能系统化，就会如一盘散沙，不能一以贯之，这样对于主体而言就会产生一种迷罔感和混乱感，换言之，知识就始终是一种外在于主体的存在，所以，学离不开思，思是知识得以系统化和实现主体内化的唯一途径，也是知识创新的前提，不思如何可能“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如何可能“告往知来”（《论语•学而》）？如何可能“举一反三”（《论语•为政》）？但是，只思而不学，也有为无米之炊之弊，如空中楼阁，如海市蜃楼，终究是靠不住的。所以，思想性必须以学术性为前提，没有学术性，最好的思想都只是空想，都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有鉴于此，孔子更为重视“学”，他说：“吾尝终日不食，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四）见贤思齐。孔子所指的“学”既包括客观的知识之学，也包括道德方面的“君子”之学。对于不同知识的学习，孔子认为应有不同的方法。而“君子”之学，主要是一种修养之学，而修养的主要方式是“见贤思齐”，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论语•里仁》）好的榜样与坏的典型，都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参照系，也是学习的途径之一。孔子的这种内省之道为其后学所继承与发展，如曾子就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则提出“反求诸己”，程朱强调“居敬”功夫，王守仁的心学更是把“从自己心上体认”作为“致知”的主要途径。
总之，孔子的“教育之道”作为孔子仁学的重要组织部分，是以培养“君子”为主要目的，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是十分有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并值得今天的教育予以借鉴。至于孔子在教学方法上的探索与创新，更是现代教育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值得我们去重新整理和诠释。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教育之道”有着重德主义或轻智主义的思想倾向，这既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与现代意义的全面教育理念相距甚远，这也是我们在继承孔子的“教育之道”时所应注意的重要方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