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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
燕逆夺取皇位之后，为了防止以后其他藩王效尤，不仅剥夺亲王的军事指挥权，找借口减少亲王们的护卫，进一步限制藩王在王府之外的行动。对于违法的藩王予以申饬，严重违法又不听话的就废去王爵的位号，禁锢高墙，即软禁在位于凤阳的皇家禁闭所内。例如封在大同的代王朱桂，性情残暴，多行不法，在建文帝的时候就以罪废为庶人，直到燕逆永乐元年正月恢复爵位回到原来的封地。但是他恶习不改，燕逆在十一月赐玺书，训斥他说：“听说弟弟，纵容手下杀人取财，封地的老百姓甚苦，已经有好几个人告发上诉了，你怎麽不吸取建文时的教训呢？”接着命令有关部门，从现在起王府不得擅自役军民、敛财物，在听到有不法行为就严加处置。不久又有人告发朱桂，燕逆就公告列出他的三十二条罪状，召入朝，不至。再召，至中途，革去其三护卫以及缩减其官属。从此亲王们逐渐失去他们在朱元璋时代的权势，由屏藩王室的实力型贵族转化成为了寄生型贵族。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起兵夺位失败后，这种局面被进一步确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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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明王朝一代，朱元璋的子孙们封为亲王的83人，除了年幼殇亡未能确定封地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五十个亲王府。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则多得不可胜数。有明一代，在这五十个藩王府系中，除去无子除封，因罪夺爵者外，均延续至明朝灭亡。两百多年间，共册封亲王289位、靖江王11位。其中8位未就藩即薨逝，10位因罪被废，24位至明亡时的末王或被起义军所害、或不知所终，未能按明代亲王规制修建陵寝。还有一位兴献王，因为儿子朱厚熜入继大统，陵寝升格为皇陵。其余246位亲王、10位靖江王均建有各自的陵寝。现在只有位于桂林的靖江王墓10座保存比较完好。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又不能参政带兵，整日无所事事，明朝的皇子王孙们，往往广娶妃嫔妻妾，繁育出众多的龙子龙孙。整个明朝时期，皇族宗室人口的再生产，表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如太祖朱元璋生育了26个儿子，其中23个儿子有后，仁宗朱高炽生了10个儿子，英宗朱祁镇有9个儿子，宪宗朱见深有14个儿子，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也各有8个儿子。晋王朱的庶四子庆成王朱济炫一支，更为天下之最。朱济炫嫡孙第三代庆成王钟镒妃妾24人，共生44个儿子，加上女儿多达100多人。朱钟镒的孙子多达163个，其中，仅长子也即第四代庆成王朱奇浈所生，便多达70个嘉靖初年兵部尚书王琼还特地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并被记入明史。朱钟镒的曾孙，更多达510个，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繁衍最快的家族。据当时著名文人，后七子的首领之一王世贞（1526-1590）《皇明盛事》记载，还有一位庆成王生的儿子更多达100人，除长子世袭封王外，其余99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家族聚会，同父兄弟之间竟不能尽识。 如此高的出生率，使得明朝宗室的人口成几何级数不断增加、膨胀。
据史籍记载，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宗室人口才58人。到了永乐年间（1403--1424年），30年左右增加1倍，达到127人。而在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中所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100年间增加6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增加约1.5倍，达17661人。嘉靖年间，仅河南地区便有亲王5人，郡王80人，将军、中尉、郡主、县主、县君等共1890人，为天下之最。仅过16年隆庆三年（1569年）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人，这还不包括皇族中的女性公主、郡主、县主等等。再过26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157000余人。估计再过半个世纪后明亡的时候，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20万人，正如王世贞的《皇明盛事》中所说的是“千古所未有也”。
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光是按照前面说的标准发放禄米就使国家财政难以负担。比如这个朱奇浈，自己的郡王年俸是2000石，七十个儿子都拿镇国将军的年俸1000石，女儿县主和孙子辅国将军的年俸800石，国家每年支付给这一家子的禄米就超过十万石。，明王朝的皇族宗室成员，成为一种特权阶层和寄生阶层。这些龙子皇孙们，大都不劳而获，过着纵情声色犬马的生活。除个别优秀者对国家民族和世界文化的进步作出过特殊贡献外（下面将专门介绍），大都是一些只吃喝玩乐和没有出息的人。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对于当时社会所构成的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见的，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内部，也必然会出现分化，同样都是太祖的子孙，景况却大不相同了。势力较大的亲王、郡王享受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支系较远的宗室则不得不过着平民般的生活。尤其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破落宗室所能够保持的政治地位，已成一纸空文，他们如果无法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便只能像平民一样去谋求生路。于是宗室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危机。
庞大的宗室，耗费了不知多少国家财富、民脂民膏，特别是明中后期，巨额的宗禄开支使人人的赋役负担日益繁重，也造成明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供养皇室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王府多的地方负担更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万历十九年（1591年），山西临汾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税粮的48.5％和税银的39.2％），其次才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因此，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和负担，明王朝始终没能很好解决，供养皇室成员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这是明朝中晚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为分封制度，是朱元璋定下来的万世不易的祖训，谁也不敢去动它。可以说，朱元璋当初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相反，宗室问题变成了导致明王朝朱氏天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良好的愿望往往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性质可能不同，或者完全不同。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诸国理想的福利社会，近年来由于入不敷出遭遇很大困难，虽然这并不是像明朝那样的结构性问题，经过政策调整应当可以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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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控制宗室人口，使得社会负担过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对于现今的人类，同样面临着把人口控制在自然资源能够负担的限制之内，这需要人类全体都有此共识才行。若某些族群不认可，将会导致严重后果。我国在世界上执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在还上世纪五十年代鼓励生育的旧账，有识之士呼吁十年之内要逐渐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以避免劳动力不继之忧，可是只要看看媒体报道的困难家庭很多是多子女（两个以上，在下见到最多的是七个）家庭，使人不能不感到沮丧。美国某些族裔，充分‘利用’美国的福利政策，工作不如生育，人口繁衍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不仅对政治产生影响，更要命的是严重威胁全国的社会保险体系。某些宗教鼓励一夫多妻多子女，近年来迅速在世界各地扩张势力，使人感到严重的不安
四．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一）
元末天下大乱，人口急剧减少，大量土地抛荒，于是明朝初年就有了大量的官田，即把土地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每年国家收取税粮。甚至还有一部分土地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明初天下初定，朱元璋赏赐勋臣、公侯、丞相大量庄田，多者有一百顷，宗室赐田更多，按照洪武间的定制，郡王诸子也有定额赐田：“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因为洪武年间宗室最多只到郡王这一代，所以定额赐田也只规定到郡王诸子为止。而赐给亲王的庄田可达一千顷之多。不过在明英宗之前庄田问题还不很突出，一来宗室人口还不多，二来总人口也不很多，土地资源较富裕，三来朱元璋大杀功臣，赐出的庄田又被没收为官田。明英宗之后问题开始严重起来了，甚至连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庄田制度的弊病越来越明显。除去赐田外，诸王勋戚们还通过奏讨、侵夺和投充等形式，取得更多的官民田地，连有权势的太监也抢夺老百姓的产业，占为庄田。
后来，皇帝也把官田变为私产。天顺三年（1461年）司礼监曹吉祥和养子曹钦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后，没收了他的庄田，作为官田。宪宗即位就用这些土地建立皇庄。当时给事中齐庄就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朱见深对这种正确意见不予理睬。到弘治二年，根据户部尚书李敏所奏，京畿皇庄有五处，一万二千八百顷，贤明如孝宗也没有想去解决这问题。皇庄之制的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武宗朱厚照即位刚满月就在京畿增建了七处皇庄，后来更是各地建皇庄，总数达到三百多处，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上行下效，诸王勋戚也乘机扩大自己的庄田，侵占了大量民田。因为土地资源的枯竭，犯罪而被没收的勋戚大臣的庄田有限，朱厚照即位以后，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这种做法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
直到武宗去世，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大统，在从湖北到北京路途的三十七天中，首辅杨廷和利用这个权力真空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消了皇庄，改为官田，所收租米纳入国家财政，并退还许多土地给百姓。朱厚熜即位后被杨廷和说服，认可了这些措施，取消了朱厚照增设的皇庄，在京畿之内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皇庄的规模回到正德朝以前的情况。他的儿子朱载垕对诸王勋戚的庄田实行了类似汉武帝的推恩制，每继承一次就减少一些庄田，减到二百顷为止，并且要受赐者向国家财政缴农业税，不缴税则没收庄田，这样问题才稍微得以缓解。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就藩，要求多给庄田。在明朝初年，亲王初年俸外，酌量给一些草场牧地，其中有以荒地河滩请求多给的，最多不到一千顷，而且户部（财政部）大臣有权上奏驳回，不完全听从其请求。就在百余年前，朱见深始建皇庄的时候，还有言官出来反对。到了这个时候，亲王占有大量土地作为庄田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再加上景王的封地德安（现属江西九江），当时‘楚地旷，多闲田’，所以户部讨论后就同意景王的请求，皇帝也批准了，开了很坏的先例。不仅如此，荆州的沙市不在景王的申请范围之内，景府派了太监去收租，知府徐学谟坚决不给，又在汉阳的刘家塥收取柴火税，推官吴宗周坚持反对，徐，吴二人都受到处分。当地其他土田湖陂被侵夺了数万顷，朱载圳飞扬跋扈可见一斑。四年以后朱载圳死了，朱厚熜对首辅徐阶说：“这个儿子一直图谋夺取太子的地位，现在总算死了。”（朱厚熜虽然没有立太子，按照长幼的次序应该是哥哥裕王朱载垕继位）。朱载圳没有儿子，死后妃妾都回到北京的府邸居住，封地被撤除，庄田重新收回为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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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朱载垕的第四子朱翊镠是神宗朱翊钧的同母弟弟，四岁就被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年）就藩河南卫辉。开始朱翊镠因为是皇帝的同母弟弟就住在北京的府邸，他的王店、王庄遍布畿内。就藩以后，统统还给官方，财迷的万历派了太监接管，于是就变成了皇店、皇庄。皇族不仅占有庄田，并且开始把手伸到商业领域。朱翊镠就藩，认为经济损失太大，要求当皇帝的哥哥弥补。先是要多给赡田（赡养家口的庄田），他看中了从前景王的庄田共计四万顷，反正这本来就是亲王的庄田，户部就同意了，皇帝当然批准。朱翊镠觉得还是亏了，再要求把国家专营的食盐分给他一些，由他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取利。明朝的盐法是这样的：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 “引”有两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 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一“引”为四百斤。盐的收买方法是：各盐场定出每年生产的数目，由公家收买，称为“正盐”，支给工本。正盐每引四百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后，改米给钞，两淮两浙每引两千五百文钱，其余各处两千。官盐的运销，招商承办，以引为单位，每引纳米若干，收米入仓后，发给盐引，注明数量、取盐地点、运销区域。贩卖完毕，五日内应将盐引缴销，以防一引两用。在正盐中又分“官盐”与“客盐”两种：运至官仓，以供政府正用的，称为官盐；由引商凭引支取，合法运销的，称为客盐。此外便都是私盐。客商贩盐，盐不离引；否则亦作私盐论，处罚甚重，贩卖者处绞刑，买私盐食用的，罪减一等，也要充军。明初定制，以盐课收入充当边境军饷及水旱饥馑救灾之用，因此潞王这一项请求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国计民生和边防军饷的影响，后果极其严重。迫于太后和皇帝的压力，户部不得不同意。明史上还说对于潞王的要求‘无不应者’ |
2009-6-27 08: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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