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成国际投行游猎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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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已成游猎乐园？

　　挨宰不敢吭声，即便维权也成本过高。在黄明看来，内地很多民营企业家在金融领域的智商只相当于七八岁的孩子，而这些孩子掌握着数千万乃至上亿的财富，再加上前述特点，这个群体自然也就成了国际投行以及香港银行的游猎乐园。

　　“别看他们在香港，早把大陆人摸透了。”H女士目前被银行在香港和北京两地起诉。她说，银行和她谈过和解，客户经理让她签一份协议，让她将所有资产抵押，然后用几十年去偿还欠银行的钱。客户经理还给她举了福建一个企业家的例子，这个企业家将自己的工厂和设备等资产全部作了抵押，寄希望于“积累的打折股票”股价能慢慢回升。她认为，银行在香港起诉她之后又选择在北京起诉，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希望通过曝光，利用财富合法性问题来逼迫她和解。“他们知道很多企业家的钱来源不合法，手里还有工厂，一旦事情曝光将影响到经营，但他们没有想到我不存在这些问题”。

　　如果香港的销售机构真的“青睐”内地富人，那他们是如何寻找猎物的呢？黄明说，只要有一个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了，他的老板就会被国际投行盯住。一旦民营企业家富到一定程度，只要在香港有账户，这些投行或者私人银行部门就会掌握到资料跟他们联系。每个城市富有的企业家都有自己的圈子。在找到一个大企业家后，投行或银行的三四个人就会西装革履，特别诚恳地从香港飞来拜访。一旦他们进入当地的富人圈，就能通过介绍再认识其他富人。

　　在内地媒体的宣传中，国际投行以及香港银行的形象都极其正面可信。站在你面前的金融精英彬彬有礼，个个来自国际知名金融机构，不是哈佛MBA就是董事总经理，这让不少富人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熟悉了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游说，说有专门提供给高端人士的“打折股票”，一般人买不了。事实上，无非是这些富人的钱超过100万美元，已经肥到一定程度允许动刀了。黄明还透露，香港一些国际投行在内地卖金融衍生品，往往雇佣在海外留过学的内地孩子，他们懂国情有人脉，一些甚至是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一旦富翁对产品感兴趣，他们就会在明明有中文版本的情况下只提供英文文件让其签署。甚至有的富翁稀里糊涂地签署了授权书，直接让投行下单交易。

　　“银行不会骗人，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中唯独没有想到要提防银行。”几位投资者均表示，事发前一直认为香港是法制社会不会乱来，这些国际老牌金融机构只会比中国的银行更加规范。万万没想到，他们正是利用了内地投资者的天真轻信、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行为习惯差异等等对他们实施欺诈、误导。

　　对有目的地血洗内地富豪的观点，香港某国际投行人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她表示，她的客户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购买了Accumulator产品，因为风险提示到位，客户即使亏损也并无异议。“特别是一些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不可能不顾信誉来做这些事。”她认为，可能有一些销售人员存在误导，但如果说是销售机构蓄意血洗缺乏依据。

　　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摩根大通衍生品部相关负责人并不认同KODA只卖给香港和内地人的说法。他觉得，一个产品的设计肯定有区域针对性，香港和内地投资者相对欧美投资者而言，投资更为激进，因此，这样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产品更能激起他们的青睐。该人士还表示，现在香港有很多代理这类产品的银行都面临着投诉，更有一些激进的银行此前给投资者提供保证金和贷款，将来不仅可能产生一些不良资产，对公司的声誉和未来的发展也有不利。

　　又一投资者 质疑银行先骗后抢

　　北京另一名投资者赖建平认为，香港荷兰银行对他实施了“先骗后抢”，致使其2100万港元化为乌有，最终还倒欠银行200多万港元。对于赖建平的指责，香港荷兰银行在给他的回函中均予以否认。

　　在金亮认为银行存在严重误导的时候，北京另一名投资者赖建平则明确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香港荷兰银行对他实施了“先骗后抢”，致使其从2007年7月到2008年10月，先后投入的2100万港元化为乌有，最终还倒欠银行200多万港元。

　　赖建平说，2007年6月21日，一名熟人的学生张宁找到他，拿出一张印有“香港荷兰银行私人银行董事”头衔的名片，说要当他的投资顾问，并承诺年保底收益能达到20%。百年银行的董事兼熟人的学生，又是留学海外的高材生，这让赖建平对张宁深信不疑。根据她做好的标记，几分钟内赖建平就在100 多页的英文文件空白处签上了名字。

　　之后，张宁又让赖建平找了一些朋友，给他们上了一堂“投资课”，内容主要是推介“打折股票”。赖建平后来才知道，张宁推荐的是高风险金融衍生品 KODA(Knock-Out Discount Accumulator，即累计期权合约)。而在当时，赖建平拿到的资料以及张宁的口头介绍，均是宣传该产品具有低风险、高回报、资金周转灵活等卖点。

　　于是，赖建平在香港荷兰银行开户存进420万港元购买“打折股票”，并按张宁的建议3个多月内一共购买了10多个KODA合约，合约金额大都在1000万到2000万港元之间。在此期间，他的账户里一直只有420万港元，银行从未向他要过保证金。

　　2007年11月20日，赖建平又以7.54元的价格购买了复兴国际KODA合约，每个交易日吸纳3500股。然而合约一开始，这只股票就表现欠佳，香港荷兰银行也一改往日作风，开始催促赖建平往账户里存钱。到了2008年1月9日，张宁突然给了赖建平一个计算保证金的公式，赖建平这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项规定。

　　此时，银行的态度日益强硬，并表示如果不能按期存入足够的保证金，他们会强行斩仓，将赖建平账户里的股票变卖。无奈之下，赖建平开始四处借贷，从2007年11月底到2008年3月，先后又向账户里投入近1500万港元。

　　随后，赖建平了解到Accumulator只能卖给专业投资者。当他找来签署的英文合同，才发现自己在不知情情况下已被选定为专业投资者。合同中关于确认投资者是否看了中文合同的选项，张宁也选择了“是”。而赖建平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找张宁索要中文版本时她明确说没有。

　　更让赖建平感到事态严重的是，当时张宁说卖给他们的是银行找来的产品，而香港荷兰银行给予的答复是他们与赖建平是“主事人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等于承认了在KODA合约上荷兰银行与赖建平就是对赌关系。明明是你死我活的买卖，却被银行包装成了一个貌似公平的赌场。于是，赖建平在2008年6 月19日正式向香港荷兰银行发函，提出两点：一，为了确认法律关系，即日起要求将账户及其中资产交给银行处理。二，要求银行与之协商有关赔偿事宜。

　　没想到，银行开始了“明抢”。发函时，赖建平账户里的股票市值大约为1400万港元。发函次日，他就收到银行回复，说一个月之内会给答复。按照合约，每月21日银行会把赖建平上一个月所买股票进行交付。然而银行的回复一等就是三个月，在此期间赖建平未收到任何股票。对此，他的理解是荷兰银行同意收回账户，双方合约终止。

　　期间，赖建平与荷兰银行一直在谈赔偿问题，因双方分歧较大未果。2008年9月8日，香港荷兰银行突然通知赖建平，让他接收三个月的股票。由于赖建平账户里没有现金，于是香港荷兰银行在9月8日这天，以“行使抵消权”为名先行从赖建平账户扣款400余万元(体现为欠款)。9月10日，赖建平致函荷兰银行，通知因其违约在先，连续三个月未履行合约，因此根据双方有关协议条款提前终止合约，并正告银行不要“监守自盗”从其账户扣款。荷兰银行确认收到赖建平通知，但未予理会，并于扣款10天之后即9月18日才将前三个月的股票交付到赖建平账户中(协议本来规定“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2008年6月22日，复星国际股价为5.81港元，而交付日9月18日股价为2.36港元。银行推迟三个月交付让赖建平额外损失了几百万港元。此后，由于赖建平购买的KODA合约还有三个月到期，他现金不足导致账户中股票被银行以历史最低价格连续斩仓变现，最终，让他2100万港元血本无归，反欠银行200多万港元。

　　对于赖建平的指责，香港荷兰银行在给他的回函中均予以否认。中国证券报记者给香港荷兰银行发了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日止未得到任何答复。

　　农民式的维权

　　金亮说，开始交涉后几个月，汤太太就被换掉了。后面负责的客户经理既不让他找到相关负责人，也不告诉他该怎么去投诉，一直是推诿、搪塞、拖延。哪怕问他们“请你告诉我，我是男是女”，他们的回复也只会是“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调查小组反映”。

　　然而，对于选择站出来的投资者而言，维权之路也布满荆棘。

　　此前，就金亮对汇丰私人银行的指控，中国证券报向其发出采访函。5月22日，汇丰银行在回函中拒绝了采访要求，并表示“汇丰私人银行一向不会向外界透露与客户之任何资料，而本行对金先生之投诉已多次直接联络”，还强调“汇丰私人银行一向采取谨慎方式及严谨的销售程序，以确保客户了解各项投资产品之风险。汇丰私人银行之雇员为专业训练，并严守销售程序之各项监管条例”。

　　5月26日上午10点30分，中国证券报记者以金亮朋友身份来到香港汇丰银行大厦，按照此前约定与汇丰私人银行中国业务主管、董事总经理廖渌波面谈。

　　会谈一开始，廖渌波就表明，此次来仍然是听取金亮对该事件新的论点、调查证据，并转交给汇丰银行独立调查小组成员。金亮希望能跟调查小组直接沟通，而不是总通过他们来反映情况。廖渌波表示，调查小组要应对的客户很多，是否面见客户由他们来决定。独立调查小组跟营业部门没有任何关系，金亮的意见也可以通过书面形式直接电邮给调查小组。

　　在将近两个小时里，汇丰私人银行3名相关负责人始终在倾听并进行记录，但基本没有正面回应金亮的任何问题。

　　“那么，请问2007年10月12日，贵行汤太太是否给我打过电话？”金先生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您的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独立调查小组反映。”廖渌波答。

　　当金亮抱怨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能给予直接回答时，廖渌波的回答依然是“我们会把你的评论、批评向调查小组反映”。汇丰私人银行的几位负责人还在会谈中强调，希望金亮能全面了解自己签署过的文件以及电话录音，不要以一句话作判断；并表示调查小组觉得已经给予了金亮回复。

　　金亮又提出希望知道调查小组负责人的办公地址，对方答复并不清楚，并表示调查小组到目前为止从未面见过客户。金亮面见的要求可以由他们记录下来转交，也可以由金亮自己送达。

　　整个过程几乎都是金亮在讲述自己的观点。不论金亮是提问、请求还是指责，对方的回答基本都是“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调查小组反映”。对方的态度一度让金亮难以接受，途中出现了几次短暂沉默。当对方提醒时间，希望他讲过的话不要再重复时，金亮有些冲动，说：“你们张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廖总想跟我谈一谈，我大老远赶到香港后却什么都不跟我说。你说你们是营业部门不答复我问题，能答复我问题的人又不能见我，那让我来香港干什么？反正不管我说什么你们都是用同一句话回答，我就在这里说，你们愿意在这听就在这里听，不愿意就走吧。”

　　这样的会谈让金亮再一次感到失望。事后，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交涉过程中对方始终是这种态度。开始交涉后几个月，汤太太就被换掉了。后面负责的客户经理既不让他找到相关负责人，也不告诉他该怎么去投诉，一直是推诿、搪塞、拖延。哪怕问他们“请你告诉我，我是男是女？”他们的回复也只会是“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调查小组反映”。

　　就连他要求汇丰提供确认交易时的电话录音，在提出大半年后，直到2008年11月3日才通知他电话录音找到，而此时合约已经执行结束，距离11月5日斩仓只差两天。更让他生气的是，汇丰提出，电话录音是其内部资料，无法提供拷贝，金亮每次都必须亲自到香港听取。

　　“为什么1000万的交易10分钟电话就能确定，而我的千万资产没有了，却没有一个人能当面回答我，寻找录音要大半年？”金亮还表示，他是通过私人渠道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廖渌波的，在2008年11月做了两次当面投诉，并整理成书面投诉给了他，可2008年12月24日银行在答复中完全推卸掉所有的责任，直至今日也没有正面答复他提出的种种问题。

　　5月26日中午，金亮在麦当劳啃了一个汉堡，又匆匆来到位于国际金融中心55楼的香港金融管理局。他此前已经书面投诉，但两个月过去了仍未得到答复。他希望能面见工作人员投诉，但被拒绝，只能离去。

　　相比之下，赖建平和H女士声称，他们提出的要听电话录音等要求，至今未得到满足。H女士要求查看事发过程的账户明细也被银行拒绝。

　　为什么不选择诉讼？金亮说，在香港打官司是真正的有理无钱莫进来。如果诉讼，粗略估算需要三五年时间，耗费数百万港元，他已经无力负担。“他们就是一群穿西服的骗子无赖，而我是一个朴素的农民。”金亮自嘲，目前他只能选择农民式维权，即不断到香港金管局“上访”，不断和银行交涉。赖建平则表示，他的经济一度窘迫到买不起飞机票到香港，只能先坐火车到深圳，然后再去香港。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一些内地律师认为，如果真如投诉者所描述，那么银行在销售过程中确实存在重大误导甚至欺诈因素，委托理财的合同或者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不过，按照香港法律法规这些案件的可能诉讼结果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找律师太难了，内地就没有几个懂的。”已经进入诉讼阶段的H女士说，她的律师主要在香港聘请。而香港律师所擅长的领域非常细分，每找一个律师讲述案情就要交费，交了钱之后才能知道这个律师是否懂此类案件。就这样，她在香港跑了5家律师行交了很多咨询费才找到真正懂行的律师，案子还没有开庭花费就已以百万计。而这还只是应诉，如果去香港起诉，作为内地人还需要交纳高额的保证金等费用。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称，将敦促政府有关部门就银行推销手法进行调查，维护投资者因不知情而导致的损失。然而，吕志华认为，Accumulator依靠港府或者香港金管局来解决很困难。他说，雷曼迷你债事件涉及到一些70多岁完全不懂英文的老人家，他们指责银行欺诈销售比较令人信服。而Accumulator只销售给专业投资者，监管部门认为资产高达800万港元以上的这些投资者完全有经济能力聘请法律顾问，解决从开户到销售整个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到目前，虽然不断有案件投诉到香港金管局，但香港金管局的做法是普遍让客户和银行自己协商解决。

　　在香港，监管部门给予专业投资者的保护要弱很多。香港证监会曾表示，Accumulator是一种结构性产品。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向零售客户提供的结构性产品发售文件及推广材料，必须获证监会的核准。至于那些透过私人银行及持牌法团向专业投资者(包括拥有投资组合达800万港元或以上者)售卖的Accumulator产品，有关的发售文件及推广材料无须获证监会核准。

　　“就算去起诉也很困难，目前仅有个别案例胜诉。”吕志华说，内地投资者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被银行起诉可选择不应诉，因为在内地没有其他资产抵押，如果客户不应诉不还钱银行也没有太多办法。二是去告银行，但花费巨大胜诉希望渺茫。三是通过香港媒体给销售机构压力，找三四个受害人一起开新闻发布会。

　　然而，现在很多内地投诉者均不愿露面。“因为我们是‘富人’，所以被说是活该，是无知和贪婪，反而受不到保护。”几位投资者说，他们想不通的是，自己的钱也是十几年奋斗一分分攒下来的血汗钱，现在分文不剩早已成为弱势群体，却得不到任何帮助和救济。

　　金亮在汇丰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指导下签署的所有相关文件均为英文，当时他并不清楚文件的意思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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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杀手 富翁羔羊？

　　投资者认为，他们是“无辜的羔羊”，而香港银行是举起屠刀的“杀手”，设下一步步陷阱将他们诱杀。经济学家黄明对此予以支持，他还解释，绝大多数投资者选择沉默是因为怕政府追究财富的原罪问题；怕追究钱是怎么挪到香港去的；怕丢脸。

　　“我怀疑他们有一套专门用来对付大陆客、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大陆版开户’档。”赖建平说，当时与他一起见张宁的还有一位王女士，她只是北京一名普通干部，典型的工薪阶层，但签署的开户文件与他的一模一样，只有个人信息不同。虽然她最后没有投资，但香港荷兰银行也认定她是专业投资者，也能给予高达 6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

　　在北京，还有一名投资者H女士，也表示在香港某银行开户，结果银行采取欺诈、伪造文件等恶劣手段，使其公司的8000多万资金投资了Accumulator，这些钱不仅损失殆尽，还倒欠银行约9000万元。

　　这些投资者认为，他们就是无辜的羔羊，而香港银行是举起屠刀的杀手，设下一步步陷阱将他们诱杀。对于这种说法，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予以支持。

　　“绝大部分内地投资者都是被误导和欺骗的。”黄明说，Accumulator产品的特性就决定了营销过程中的问题。首先，产品销售带来的利润极其巨大。其次，产品设计非常复杂，容易形成销售机构和投资者之间极端的知识不对称性。这也是银行热衷于推销此产品的原因，就是要利用这种不对称来榨取巨额利润。再次，产品风险和收益极其不对称，极少利润封顶但亏损无限。如果这种不对称性彻底跟投资者解释清楚，很多投资者是不会投的。

　　销售Accumulator的利润有多巨大？曾在摩根士丹利任职9年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Accumulator 在2007年养活了香港的国际投行。假如客户有1000万美元，客户经理让其买1亿美元合约的Accumulator，按照毛利最好5个百分点计算，投行收入就有500万美元，而客户经理个人收入一般是投行利润的30%，即150万美元。

　　“卖一个朋友得100万美元，多卖几个朋友这辈子就不用朋友了。”黄明说，很多内地投资者是这些香港银行客户经理培养了多年的，而这批客户经理就在最近两三年内，利用这种信任把他们全卖了。据他所知，就有某知名投行的一位客户经理把大陆的客户基本卖光了，赚足钱回了台湾老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投行人士对此表示，Accumulator的销售佣金跟其他产品都差不多，并没有特别高。不愿透露姓名的摩根大通衍生品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认为，KODA本身不存在问题，只是一个投资工具而已，如果销售人员在介绍产品时能够说清楚风险，那么投资的决定权还是在客户手中。不过，他也坦陈KODA非常复杂，光说明书就有几十页，个人投资者一般不会去看，而是会听信客户经理的兜售。“那时，几乎所有的投行以及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部都在做这种产品。当时，行情好投资者能获利，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也能拿到很多提成，所以在香港卖得很火。”

　　担任香港上市公司主席、10多年前就已是股坛名嘴之一的香港投资者保障协会会长吕志华承认，自己投资KODA是建立在对产品有足够了解的基础上的。在他的那个圈子里，很多人都买了这个产品，而且挣了很多钱。不过，他对这个产品及推荐产品的销售手法也有不满。他说，一些私人银行在向客户推介 Accumulator时，多数强调该产品是以折让价、以“每月储股票好过储钱”作为推销借口，而没有提及在股市下跌时，投资者须如何补付押金，使得不少人一直以为自己是购入一项稳健的投资产品，而对风险毫不知情。   

　　截至目前，因投资Accumulator而亏损的内地富人选择在媒体上曝光维权的仅金亮、赖建平以及H女士三人。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此事件绝非个案。若正如投资者所说，他们都是“无辜的羔羊”，为什么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呢？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KODA引发的投诉大约从2008年开始。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星展银行起诉了两名广东佛山投资者，他们因投资KODA 巨额亏损而倒欠银行钱，但他们没有到香港应诉。赖建平有一份香港荷兰银行客户名单，他自称是客户经理主动发给他的邮件。名单上的近10名客户，均投资了 KODA而保证金不足，银行有关部门要求客户经理对他们采取措施。H女士的律师也曾接到过另外一名投资者的求助电话；吕志华手里有五六单内地投资者的投诉；金亮参加过几次汇丰私人银行在上海举办的沙龙，每次有上百人参加，其中也有人投资了Accumulator……

　　根据这些线索统计，投资KODA而蒙受损失的内地富人广泛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佛山、西安、天津、内蒙古等地。为了寻找其他投资者，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了其中一些城市，然而没有更多的投资者愿意站出来。辗转联系上的一位投资者说，他现在已经在新加坡，过去的事已不想再提，也不是什么有光彩的事情。

　　“被骗了他们也不敢告。”黄明说，在他授课的EMBA班上，每个班都有几个学生因投资Accumulator而巨亏。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家，主要从事传统产业。他希望其中一些人能站出来，用切身经历给更多的民营企业家以警醒，但都被婉言拒绝。

　　为什么要选择沉默？“这些富人有三怕，怕政府追究财富的原罪问题；怕追究钱是怎么挪到香港去的；如果没有前面两个问题，那么就怕丢脸。”黄明说。还有投资者称，有官太太以及知名上市公司老总也在其中，前者牵涉腐败问题，后者怕暴露引起公司股价下跌。

　　到底有多少内地投资者因Accumulator而亏损？6月11日，香港金管局在给予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书面答复中未正面回答。“场外交易没人统计，但有业内人士称，2007年香港卖了1000亿美元。”黄明说，香港投行人士分析，这些合约一半以上都卖给了内地投资者。重灾区在内地，但告得最凶的是香港人。

　　难道香港国际投行以及银行真是蓄意误导投资者的“杀手”？6月11日，香港金管局同样在给予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书面回复中未予回答。他们表示，在香港中介人(包括银行)销售金融产品应遵循四项基本披露原则：首先，发行人在投资产品文件内须披露充足资料，包括所发售投资产品的性质及风险；其次，向公众销售或建议该产品的中介人要进行合适性评估，以确保投资者明白产品的性质与风险，以及产品适合相关的投资者；再者，透过上述两个程序，旨在让投资者能作出有根据的投资决定；最后，在中介人适当披露投资产品的性质及有关风险，以及作出适当的合适性评估后，投资者在掌握充分资料的情况下对其所作的投资决定负责。如发生不当行为，金管局一定会严肃处理。

　　未终结的战争

　　黄明说，富翁数千万资产如果没有被血洗，是可以花在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每宰掉一个几千万，就有一个公司趴下了。表面上看宰掉的是他们的个人财富，实际上宰掉了就业机会，宰掉了中国的经济和国家的税收。

　　在金亮他们四处奔波维权的时候，学者看到的问题更为严重。

　　“民营企业家们被上了血淋淋一课，应该有更多的人警醒。”黄明认为，这次暴露出来的对内地企业家财富的血洗，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这不是简单的“输打赢要”的个案，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经过几十年奋斗，内地很多民营企业家积累了大量资本。然而，这些民间游资因投资渠道的极其匮乏，长期以来只能在楼市与股市之间游走。受逐利本能的驱动，他们向香港涌去，结果好不容易创造的财富，就在一两年间被国际投行掠夺了。黄明说，这些钱如果没有被血洗，是可以花在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每宰掉一个几千万，就有一个公司趴下了，宰掉的表面上看是他们的个人财富，实际上宰掉了就业机会，宰掉了中国的经济和国家的税收。

　　在赖建平签署的众多英文文件中，他发现一份用来证明自己国籍身份的文件。后来才知道，签署这份文件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确认投资者不是美国国籍。因为，美国有明确法律规定，禁止销售这种带有对赌性质的金融衍生品。

　　吕志华将Accumulator比喻成“专门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设计的金融鸦片”。黄明认为，这个比喻很贴切，鸦片由欧美人发明，但不允许在自己的国土上出售。但鸦片是让人慢慢上瘾，而Accumulator的销售还带有强盗性的掠夺。

　　“明明是骗子与骗子之间玩的游戏，是谁让它撕开一个口子，开始骗起了个人投资者？”H女士认为，Accumulator在美国是投行之间骗来骗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现在，大量金融机构因投资衍生品而亏损甚至倒闭，但没有报道过任何一起美国个人投资者因投资衍生品而巨亏。在中国，大量民营企业家却因投资衍生品蒙受巨大损失，结果反过来会影响到实体经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投行人士表示，就监管问题，香港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前Accumulator多在投行之间销售，但最近几年也卖给了散户投资者，引起了很多争议。

　　黄明认为，为了快速发展金融业，香港等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监管比欧美更宽松，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结果让香港和内地的普通民众付出了惨重代价，给国际投行提供了一个合法合理洗劫他们财富的机会。金融监管部门应对此深刻反思。

　　在社会热议Accumulator衍生出来的众多问题时，投资者的维权路远未终结。

　　5月26日下午6点49分，香港湾仔，阴天。

　　金亮拖着行李箱站在街头，在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告别时表示“仍会继续下去”。随后，他转身离去。街道两边的高楼大厦茫茫无边，他的背影终究幻化成一个小点，逐渐被淹没。

　　1年多交涉 争议银行是否误导

　　“好比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人，面对的是风急浪大只能让专业选手进入的深海，而他们作为顾问不仅不阻止，还大力推荐‘试试看’。并且只告诉我到里面游泳可能会喝几口水，却不告诉我可能会被淹死。” 金亮坚称汇丰私人银行要对其损失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后者表示，无法接受。

　　在金亮的不断要求下，2008年他终于看到了汇丰私人银行提供的FA中文说明书。说明书在风险摘要里明确写着“交易并不保本，客户可能面对的损失将无限”。

　　了解越多，金亮越愤怒。“银行完全是误导、诱导甚至是欺诈。”金亮说，事先汤太太并未向他提供FA的任何中文说明与介绍资料，“收益有限而亏损无限”白纸黑字写到的风险提示更是只字未提。电话中，汤太太也从未说过是每天要买1000股，也并未指出如果股价低于行使价就要每天买2000股，共买足一年，致使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用账户中仅有的两万多港元现金做了1000股的小投资。汤太太也根本没有提及产品需要保证金/抵押品，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银行就擅自把他账户中所有资产用于抵押来做Accumulator。他对Accumulator闻所未闻，而这款只能销售给专业投资者的产品就这样“ 不经意地”卖给了他。

　　“好比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人，面对的是风急浪大只能让专业选手进入的深海，而他们作为顾问不仅不阻止，还大力推荐‘试试看’。并且只告诉我到里面游泳可能会喝几口水，却不告诉我可能会被淹死。”金亮说，尽管不怎么懂投资，但他也知道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如果汤太太明确告诉他合约金额将是账户里千万资产的总和，他是绝对不会同意交易的。

　　在电话录音里，金亮还清楚地表示对港股半年或一年后的行情并不看好，汤太太却完全向相反方向误导，告诉他正因为看跌所以用比现货价低的价格买入才对。而银行后来提供的FA产品说明书明确指出，该产品适合对市场持轻微看好的客户。看跌的话千万不能做，否则可能血本无归。

　　对于金亮的种种指责，汇丰私人银行在回复函件中表示：“无法接受金先生的论点”。函件中称，该行记录显示，汤太太在2007年7月曾向金亮解释股票计划的主要产品特点。汤太太特别提到此产品属于高风险，并只适宜专业投资者，而且把条款说明书的样本电邮给金亮参考，里面详细列出产品之条款及相关风险。在2007年10月12日投资股票计划时，汤太太再三提到产品的主要特点。对于金亮所指的没有提供产品资讯或解释投资风险，并不认同。

　　函件还称，从该行记录中发现曾经把以下文件寄给金亮：在2004年5月左右金亮签名并送回的远期累股计划(其后更名为股票远期累积计划)/售股计划(累算价选出售计划)的服务申请书等。此外，该行已于2003年11月11日收到金亮亲自签署的“专业投资者协议”。

　　在2007年7月的电话中，汤太太到底说了些什么？2009年5月25日，金亮终于获准再次从上海到香港听取这段录音，中国证券报记者陪同听取了这段通话录音。

　　录音里，汤太太向金亮推介“每一天累积买股票的计划”。并提到两个风险：第一，比行使价低就要买1倍的货。并举例说假如买200股汇丰，行使价是137.094港元，如果合约全期都比行使价低，那么就要每天买400股，一年就是10万股。哪怕汇丰的股票跌到了100元，也要用137.094元的价格去购入，“风险在这里了”；第二，(股价)到了一个水平，发行商可以取消(合约)。

　　录音里，汤太太还明确告诉金亮“现在你不能做”。汤太太说，该产品只能专业投资者来做，他们银行用金额来确定，账户资产超过800万港元以上就是专业投资者。但是香港金管局比较严格，要客户自己说我是。所以还需要金亮自己签字确认，“有兴趣我给你签”。

　　“希望你全面来看整个过程，而不要选择性的。”汇丰私人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张先生一再强调。然而，金亮对整个过程有不同理解。

　　“既然说我2003年签署了‘专业投资者协议’，为什么汤太太2007年7月19日的电话中却明确指出因为我没有签署而不能做？”金亮说，2007年7月19日中国铝业股价为14.56港元，其后一直涨到最高26.35港元。如果汤太太当时帮他做了交易，他不仅可以获利而且能因合约提前终止全身而退。对于汤太太的错误，汇丰私人银行必须承担责任。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汤太太2007年7月19日的说法没有错。根据香港金管局的规定，专业投资者身份要每年确认一次。自2003年签署“专业投资者协议”后，汇丰私人银行从未再跟金亮确认过。如果汤太太所说“没有签署”是指其2003年签署文件已经失效，那么2007年10月12日，在金亮并未重新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为何又帮他做了FA合约？基于此，汇丰私人银行仍然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金亮还指出，汤太太在2007年10月12日的电话录音中，并未说明推销的是何种产品，更未说明该产品和2007年7月19日推销的是同一种。两个电话毫无关联且相隔三个月，汇丰私人银行凭什么用前一个电话的内容来认定对后一个电话的产品进行了风险提示呢？而且在7月份的电话里，汤太太已明确说他不能做“累积买股票计划”，10月份的电话只能理解为另外一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