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记在2009年4月8日

linne2k3

明朝的纪委（少了点东西的）

ps：明朝的司法部门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

linne2k3

我一直以为，吏部就官员的功过上书赏罚，应该仅限于他们的政绩吧？如果涉及到犯罪，是不是要移交别的部门处理，比如都察院？
五军都督府的司法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法庭，只管军队。

中国的集权政治历来是朝中有朝，法外有法。我觉得之所以在外朝之中加上内朝，在国家正统的司法部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之外又成立东西厂和锦衣卫，并不是因为传统的司法部门不够用，而是出于集权的需要。简言之就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为国家社稷服务的，而东西厂、锦衣卫是为集权的个人服务的。也许这些特务机关在客观上的确填补了一些司法漏洞，但是就使命而言，他们的目的是行政安全，而不是行政正义。所以不能认为他们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司法部门。

linne2k3

这里主要说的是中枢机构。

我的那本历代兵制、官制和科举制，上面也没有东厂这样的机构，可见不属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是皇帝的私人衙门。

另外我觉得，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话，但是集权时代的所谓集权实际上只是个人的野心，皇权在大部分时候并不能凌驾于所有人的利益之上，所以一个朝代的社稷和其中的某一位皇帝是有区别的。说朝臣代表社稷，实际上是代表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具体表现在：朝会虽然不像现代议会具有否决权，但是在皇帝下达的指示有伤社稷的情况下，大臣可以劝谏，给皇帝造成压力，客观上也起到了限制皇权的作用；而内臣代表皇帝，另外也借着皇帝扩张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皇帝或某个权宦的个人欲望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对上级下达的指示有任何异议。 中国历朝政治史，凡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时候，各个利益集团的权利达到平衡，一般就会天下太平；而当皇帝为了揽权开始倚重某个小团体的时候，一般就是祸乱之源。所以，皇权经常和社稷是冲突的。

linne2k3

这两天听了两个讲座，一直没上网。

皇权、家天下是不是真的成立？从法律上来看，皇帝拥有对所有臣民和财产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说：“国家是阶级的统治工具。”换言之，二十五的皇朝是二十五个被地主阶级统治的帝国，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不是这个阶级的所有者。所以等同于“国家”的“社稷”在法律上是皇族所有的，实际上却是阶级所有。

这就形成了中国极权政治的一个悖论。一方面，皇帝希望揽括所有的权力，于是不可避免地和官僚集团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礼教社会中，官僚要向皇帝尽忠，但是在实际利益上又要时刻抵抗皇权的侵蚀。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儒家思想是一种泛道德化的哲学，用来修身还不错，用来治国则太不堪。儒生在书斋里学的是一套东西，出仕后在官场上用的又是另一套东西。但是他们习惯了使用泛道德化的台词，用以抵抗皇权的武器也往往是伦理，诸如“祖宗之法不可废”，或者道德，“仁、义、礼、智、信”之类的东西。

这种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的传统，客观上造就了我们今天称为“潜规则”、“潜台词”的东西。我觉得研究历史就是要发掘出文本之下的真实，而这种发掘又必须借用西方更为理性的政治学方法。不能纯粹以文本解释历史，以道德化的台词还原人物。道德，常常是可疑的。

sisixinxin

过犹不及?

ps，这也算日记？？？

leornado

楼主是什么专业的

linne2k3

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阶级论还是很强大的。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乱世中民间地主武装是很强大的。一个朝代的建立并不是皇族征服了所有地方豪强之后再对他们进行恩赐，恰恰相反，一个野心家如果想登上九五就必须得到多数地主的支持，一旦成功以后，皇帝给予他们曾经许诺的利益，地主裁撤自己的武装，这个一种双方面的妥协。

另外，我说道德可疑，指的是泛道德化的表述可疑，并不是说道德本身的虚无。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所有人都知道道德评判的标准，那么在冲突对话中就会抢占道德制高点便于向对方扫射。比如：你欠我两万块钱，我们俩之间就形成了利益冲突，但是如果我就事论事，后人会说我重利；所以我避开两万块钱不说，而说你这个人不讲信用，就留下了一个重信的名声。到了若干年后，后人只知道我说你不讲信用，而不知道背后的利益关系。这只是个简单的比喻，事实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要复杂得多，而泛道德化的表述会掩盖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

linne2k3

你提到一个重点，集权-失权，一治一乱，二十五史的死循环。

今天，累了。 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