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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年,两位北京青年杨德望、高类思和另一陈姓的青年在法国传教士卜日生带领下前往欧洲留学。此前,杨德望和高类思已在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的指导下,学习了四年基督教礼仪、拉丁文以及中文。1751年7月他们离开北京,于1752年7月抵达法国,进入设在拉弗莱什的教会学校学习。他们先是用三年时间学习法文,然后又学习逻辑学和神学。1759年3月来到巴黎,进入耶稣会创办的一所初级学校。在此修业期满后,又进入巴黎一所属于遣使会的神学院深造,1763年5月28日,两人同时被祝圣为司铎。
在华耶稣会派杨德望、高类思到法国学习的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神职人员,返华后可以比洋教士更方便地从事传教活动。因此,在祝圣为司铎后,高类思、杨德望即准备回国。在巴黎逗留期间,前来拜访的法国人络绎不绝,其中多数人是与他们探讨有关中国问题的,这些问题范围很广,除了中国的一般情况外,还包括诸如中国人是否为埃及人的后裔,中国文字是否起源于埃及文字等这类当时极为热门的学术问题。著名汉学家德经和奥特雷曾专门就这类问题与高类思、杨德望交换了意见。高类思、杨德望与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尔阁交往甚密,当得知二人即将回国时,杜尔阁召见了高类思、杨德望二人,并向他们提出52 个问题,要他们回国后调查研究给以答复。这52个问题大体分为四类:第一,关于财富、土地分配、耕作等共30条;第二,关于技术(造纸、印刷、织物)共 15条;第三,关于博物(地质、陶土、纸、墨、茶叶)4条;第四,关于历史共3条。此外,杜尔阁还赠送给他们一批书籍,其中包括法国生物学家布封的《自然史》等名著。
回国前,法国内阁大臣贝尔坦派人送给高类思、杨德望一封长达22页的信,希望二人能向他提供有关中国的以下信息:第一类“公法”,包括历史、宗教、政治等,为便于进行比较,给他们随带三份材料,分别介绍了欧洲对世界起源、洪水日期以及最早的人群等问题上的见解;第二类“私法”,主要是中国的法律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类是关于各种制造工艺和技术的问题。贝尔坦还要求高、杨二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或提供其他信息时,尽量附寄与之有关的实物或样品,使法国人能比较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文字所能表达的内容。
1765年1月,高类思、杨德望启程回国,临行,法国政府赠送了工艺品、新式利器、装饰玻璃、陶器、手提印刷机、电气机器、望远镜、暗箱、显微镜、金表等礼品,法王路易十五还每年给每人1200锂。1766年1月,二人回到北京。对贝尔坦所提问题,他们陆续给他寄出许多实物和信件。翻检他们的来往信件可知,杨德望给贝尔坦寄出过74种中药材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介绍了草药在中国的使用;高类思则向他提供了有关中国政府设立义仓赈济灾民的材料[4](p.360)。高类思、杨德望还与在华法国传教士合作写成《中国兵法论》、《米谷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论文,来答复上述杜尔阁所提的四类问题。杜尔阁把高、杨二人的答复分别以《向两位中国人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和《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为题发表,成为法国重农学派的重要著作。英国自由派大师亚当·斯密交游法国时,曾与杜尔阁交往,其巨著《国富论》中的许多观点都上承杜尔阁及重农学派。及到清末,《国富论》被译成中文,其理论又输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知识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 |
2009-2-26 14: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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