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法西斯

julienzhao

二

    什么是法西斯？

    中外学者曾作出种种回答。内涵最宽的，是将法西斯的定义高度概括为“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扩张”，这样，几乎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实施对外扩张的独裁政权，以及鼓吹实施此类内外政策的组织和个人都归入法西斯的范畴。内涵最窄的，是仅仅承认意大利的“国家法西斯党”是法西斯，而把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也排除在外。将法西斯的内涵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法西斯。

    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我们应该在考察世界各地新老法西斯，尤其是德、意、日三国法西斯的基础上，归纳法西斯的共性，为进一步确定法西斯的定义提供必要的条件。

    笔者认为，法西斯的共性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第一，法西斯是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后才出现的现象，它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产物。

    第二，法西斯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都以各自民族历史中的某一段“辉煌”时期为其资本和楷模，要求重振本民族的国际地位，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德国纳粹运动内，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种族主义理论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和精神支柱。纳粹党不仅鼓吹“一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就是统治世界”，而且强调雅利安－北欧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他们有责任限制和消灭劣等种族犹太人和低值种族斯拉夫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明确宣称，“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鼓吹要“恢复民族国家的声誉”，“行使地中海拉丁文明之堡垒的职能”。日本法西斯也强调大和民族的优秀性，鼓吹使日本摆脱“国际无产者”的地位，成为称霸亚洲和世界的超级大国。

    第三，法西斯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歌颂暴力和战争。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声称：大自然在地球上产生了生物，听任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然后把主宰的权利授予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只会灭亡”。墨索里尼也声称“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与有益性，拒绝掩饰着在牺牲面前放弃斗争和懦怯心理的和平主义”，他号召民众保持“罗马子孙的好战精神”，恢复意大利“古代的光辉业绩”。意大利国际法西斯党的标志“束棒”，其含义之一就是强调古罗马帝国的好战精神。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也鼓吹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军内法西斯分子则从20年代起就积极宣传和实施“总体战”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法西斯歌颂暴力和战争，不仅仅是作为实现对外扩张计划和民族沙文主义要求的手段，也是维持所谓“优等种族”内在素质的必要途径。

    第四，法西斯运动的社会基础是以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的中下层民众。这些民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打击下，对现实不满，要求改造社会，用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来取代现实社会。

    第五，法西斯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反对传统的资本主义，鼓吹寻求第三条道路，强调并实行本民族内部的阶级调和和阶级合作。德国纳粹运动鼓吹要建立既排除犹太人、又消除德意志人内部阶级斗争的“德意志社会”或“民族社会”，掌权后以“德意志劳动阵线”为媒体，实施了一些体现阶级合作的措施。意大利法西斯一方面叫嚷要“战胜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鼓吹废除“陈腐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同时积极宣扬作为“第三条道路”的职团主义，鼓吹建立超阶级的“职团国家”（旧译“社团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劳资和平相处，由一个具有君主和主宰者特征的“领袖”领导，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20年代中后期，墨索里尼在巩固独裁统治后，曾经把职团主义付诸实施。日本法西斯也宣扬要对国家实行“右翼的国家主义改造”，声称明治维新面临“勤王”和“兴民”两大任务，但实际上只是确立了“君”的神圣尊严地位，“民”却呻吟在黄金（指财阀）的压迫之下，它们要求实施第二次维新，“兴民讨阀”，排除“黄金大名”的压迫。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体制形成后，在工业领域组建了以“劳资一家”为指导思想的“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在农村则建立了“日本农业报国联盟”。

    但是，小资产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它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超乎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社会制度。其最终的政治归宿，不是转向无产阶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便是投靠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实际代表者。但是，法西斯主义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极权统治和反共，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投向大资产阶级的方向。法西斯执政后所确立的体制，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体制。

     第六， 法西斯宣扬和推行独裁统治，认为独裁制符合人类社会的天性，是提高本民族的内在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最佳手段。在意大利，独裁制的理论基础是国家至上论。墨索里尼曾经宣称：在法西斯主义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国家是绝对的，是一种权势和绝对权力的意志，国家包容一切，整个民族参加相应的组织的一切政治、经济、精神力量，都能在国家内进行活动，在国家之外既没有个人，也没有政党、团体、工会、阶级等集团。在德国，纳粹党提出“民族共同体”原则，强调世界上各个种族的等级区分是自然赋予的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优等种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血统价值，不注意自保，就会因血统的混杂而导致人种水平下降，最终丧失强者的地位。为了完成保种保族的重任，必须推行“领袖原则”，个人放弃权力和自由，让种族中的强者和智者来实行绝对统治，“最有效地表现和发挥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日本原来就有“统而不治”的天皇，法西斯分子就主张“发扬皇道”，“尊崇天皇”，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军部法西斯独裁。法西斯分子执政后，都把集权主义理论付诸实施，建立起高度集权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推行独裁制，废除多党制，降低议会的作用，经济上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私人企业实行经济“统制”，文化上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严禁非法西斯文化传播，社会管理上以职团制、民族共同体、家族国家等不同形式，将各阶层居民按职业、年龄、性别等多层次多系统地组织起来，形成严密的统治网络，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

     综合上述法西斯的共同特性，可以看出，法西斯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危机，或处于局部失调状态时，以克服危机、改造社会、实行扩张为目标的反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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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法西斯的内涵，也能够帮助人们更有效地铲除法西斯得以生长发育的土壤。

     总的说来，法西斯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它是一部分人对现代化进程作出的反应，在这些反应行为中，有些是回归，有些是超越。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法西斯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失调，陷入危机的产物。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全面进入了垄断阶段，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迅速加快，然而，各资本主义大国的统治集团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内经济运行方面及时调整政策，反而用19世纪的方针路线去应付20世纪的客观需要，在国际事务上以邻为壑，对国内经济活动坚持“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人类社会发生激烈的动荡和冲突，其集中表现，便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1929～1933年特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垄断资本主义以更强的力度排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括使得小生产者加剧分化。中间阶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是一个人数众多但地位极不稳固的阶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封建属性较强的小生产者面临被淘汰的威胁，其他的面临分化的威胁，这种分化使极少数人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大量的只能被抛进无产者的行列。在激烈的动荡与冲突中，中下层民众对现实不满，强烈地要求变革现实社会。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冲击资本主义的主流，此外，社会民主党推行改良主义政策，试图以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而法西斯则要求建立“民族社会”，来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幻想中，这种“民族社会”排除了外来民族成员的竞争，确立起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乃至统治地位，内部则消除阶级冲突和分化，结成“民族共同体”，求得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发展。战后，新法西斯运动的兴起，除了是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以及文化传媒在起作用外，也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规律有关，当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危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新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就频繁起来。然而，从总体上看，作为法西斯运动社会基础的中间阶层，二次大战后有了较大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主体是白领工人和职员等，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的产物，作为整体来说，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壮大，作为个体来说，不大容易发生激烈的分化，因此，这种中等阶层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紧密相连，主要是该制度的维护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因而，新法西斯运动大规模泛滥的可能性大为缩小。

     在法西斯产生的过程中，一次大战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大战本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反过来又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战争期间，政府为了保证物资供应，一般重点扶持大企业，中小企业相应地受到排挤或吞并，大量的中小企业主破产。战争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首先对下层民众造成沉重的打击。在战后初期的经济危机中，大量的工人失业。同时，伴随着战争结束，大量的军人离开军队，从昔日受人敬慕和向往的地位，一下子滑入无业者的行列，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所有这些受打击者，都强烈要求变革现状，寻求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样就形成了世界法西斯运动的第一次浪潮。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更为严重。在这次危机中，更多的中小企业破产，更多的工人失业，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充斥着一片“末日来临”之感。时事评论家利奥波德·施瓦茨席尔德曾经描述过当时德国国内的状况：“从每一次谈话中，无例外地会从谈话中感到，象有一股毒气向你扑来似的情绪，忧虑、不安、疲惫、彷徨、反感、愤慨和歇斯底里里构成的六千万倍的混合物，这种无法言状的也难于描述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祸根。……一种要求变革的炽烈愿望遍及整个德国。”[1] 在这种恐慌情绪中，更多的民众急于寻找能摆脱危机的“理想社会”，推进世界法西斯运动出现第二次浪潮。

       战后数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总的说来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时期，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总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现象－－经济危机，仍然在周期性地爆发。在诸多经济危机中，对西方社会影响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发生在70年代，一次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一次经济危机表面上由石油危机诱发，实际上是战后30年来西方政府过度地应用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因而不论在生产下降幅度、企业破产程度、国际贸易减少幅度和失业率上升方面，都创战后历史新高。随着危机的爆发，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转向新保守主义，经济上重视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才逐渐渡过危机。后一次经济危机在不少西方国家被称作近60年来（即192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其表现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经常保持在10％以上，因而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较为深刻。在联邦德国，由于战后初期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导致自由经济同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1966～67年还爆发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各国新法西斯组织在经济危机期间趁机加强活动，不断提出社会改革方案，鼓吹用一种超乎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种社会制度来取代现实社会。遭受危机打击的民众对社会现状不满，仿佛在这种社会改革方案中看到了一种出路。统计资料表明，新法西斯组织的兴衰曲线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紧密相关。1966～67年联邦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期间，极短的时间内，民族民主党在一连串州选举中的得票率从2％上升到7％～15％不等，以后随着经济重新繁荣，其选票又大幅度回落。1969年起意大利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失业人数急剧增加，“意大利社会运动”随之获得大发展，1973年党员人数达42万，在巴勒莫、那不勒斯、雷焦和卡塔尼亚的地方选举中分别获得15％、20％和23％的选票，在全国大选中获得8.9％的选票，成为全国第四大党。在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中，联邦德国出现了“希特勒浪潮”，不少人认为：希特勒把德国人民从危机、失业和绝望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并为他们创建了一个可以充分就业、令人充满激情、并在世界上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制度。然而随着西方经济的好转，1976年“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得票数迅速回落到6.1%。联邦德国民族民主党在全国的得票数则下降到微不足道的0.3%。在80年代末90年代出西方经济危机中，“意大利社会运动”重新崛起，在得票13.3%的基础上进入执政的全国联盟；西德新纳粹政党“共和党”在1989年欧洲议会的选举中得票率也达到7％。

      共产主义运动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失调，陷入危机的产物，它也要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即使是早期阶段的法西斯运动，也都激烈地反对共产党，反共是法西斯的主要特征之一。之所以如此，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一，共产党主张国际主义，要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而法西斯则强调极端民族主义，要求在本民族内部消除矛盾和冲突，一致对外，战胜和奴役其他民族，包括这些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其二，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而参加法西斯组织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尽管不满现实社会，但强烈地要求保存私有制，害怕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失去已有的一切。其三，法西斯政党和共产党在争取群众方面是竞争关系。但是，历史资料已经披露，法西斯运动中主要追求社会改造的那些派别，并不热衷于反共，有时在某些问题上反而主张同共产党实行短期和局部的合作。

      其次，法西斯是民族主义情绪恶性发展的产物。曾经发生法西斯泛滥的德、意、日三国，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们走上争霸的舞台时，世界已经瓜分完毕。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往往狂热地宣传民族沙文主义，把全国上下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意识推到顶点。然而一次大战的结果，德国战败，非但争霸世界的迷梦打得粉碎，而且被套上凡尔赛条约的枷锁。意大利和日本尽管跻身战胜国的行列，但是在战后世界安排中没有得到预期份额的赃物。三国在国际范围内成了所谓的Have-nots国家，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情绪恶性发展，它们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建立由自己称霸世界的新格局。这种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法西斯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欧洲其他国家内，民族主义恶性发展有着不同的背景。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整体化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增加。很多犹太人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在新兴的金融业和传统的商业领域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优势地位这样就强化了欧洲各地早已根深蒂固反犹情绪。从西欧的法国到东欧的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大多具有反犹的特征。此外，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东欧民族成员纷纷涌向经济发达的中、西欧国家，这些来自东欧国家的工人，原来的生活水平并不高，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报酬，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而引起当地工人的不满和反对。如奥匈帝国产生纳粹运动的背景之一，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捷克工人迁入原德意志人聚居区，降低了德意志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因而激起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另外，一次大战后，东南欧一带的疆界变动比较大，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罗马尼亚获得大片新领土，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扩大成为“塞尔维亚－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其结果，罗马尼亚由于增加了大量的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克罗地亚则因遭受塞尔维亚统治而兴起了“乌斯塔莎”运动。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欧洲社会的民族问题仍在不断产生。大战结束初期，欧洲格局发生重组，移民人数大为增加。五六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人再次涌向西欧发达地区。随着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少数留在民族独立国家内的白人往往招致当地民众的不满，这一状况反过来又激发了英法等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英联邦国家的大量民众进入英国，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固有的就业矛盾。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发生突变，又有大量的移民进入西欧。每当西方世界发生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剧增时，西方国家的排外情绪就会上升，新法西斯分子也会趁机活跃起来。

       其三，在文化上，法西斯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遇到挑战、面临危机的产物。

       20世纪前期，西方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贫富悬殊，世风日下，人的尊严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世界大战造成了空前的浩劫，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大生产使劳动者在体力和精神上都成为机器的附庸与奴隶，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社会、心理和政治生活的紧张状态，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方式被迫发生变化。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折射出来。另一方面，在德国等国，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舞台。于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界普遍活跃起来。哲学上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对立，文化界表现主义兴起，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领域都有惊人的表现，先锋派文学、无调性音乐、抽象派绘画，层出不穷，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遇到严重的挑战。思想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生活在小城镇的市民，留恋传统的生活方式，强烈要求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禁止形形色色的“蜕化艺术”，大力扶植健康的古典艺术，让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扬。因此，法西斯运动在文化上普遍持保守的态度，向往恬静安逸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主张复古和统一，要求在建立和谐统一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用传统的文化来取代“光怪陆离”的现代文化。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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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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