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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你莫寒

原创《〈水浒〉中人吃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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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inne2k3 于 2009-2-11 16:15 编辑

难得遇到lz这样的学者,再讨教讨教吧。
我和你的某些看法是一致的:今人对古人的认知基本上被士大夫精神绑架了。之所以反对你的观点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论述不够严谨。
人吃人的事件当然是有的,历朝历代因为战乱、饥荒吃人的例子数不胜数;因为仇恨吃人也是有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史载袁崇焕被凌迟的时候京城之人就争食其肉。但是以小说为依据,把人吃人作为阴暗角落的社会现象,甚至认为能达到像梁山好汉们这样”吃人不眨眼“的境界,我们就不得不慎重了。

有两个理由可以动摇你的观点,

一 小说情节的真实性
诚然,我们可以引用萧伯纳的话:”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但必需一个限定,从纯文学的角度说,小说是对现实生动的揭示。然而,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一种文学商品,前者反映了他的艺术性,后者体现了他的消费性,艺术与消费之间常常是矛盾的,小说的艺术价值在于他的文笔水平和现实意义,而读者消费小说的愿望却往往为了遁逃到一个远离现实的世界中去。至于艺术多一些还是消费多一些就取决于作者的创作愿望了,在我看来,以民间资源编撰小说的作者和原创作者在创作动机上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正是看到了这些资源的受欢迎程度,换言之就是其中的商业性以后才产生了创作动机。具体的说,施耐庵(我们姑且叫他施耐庵)作水浒与曹雪芹写红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手头正好有一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可以参考,作者考三国、水浒都源自”讲史“题材的话本,可见水浒和三国一样,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是为了再现一段历史故事,确切地说是再现戏台上的历史和说书艺人口中的历史。水浒之所以比三国更具有现实性在于有大量对市井生活的描写,也许正是这些描写带来了后来的人情小说。譬如 衣食住行、娶妻纳妾、偷情狎妓这样的情节由于与作者息息相关,我们可以接受他的真实性。但是对待人吃人这样近乎极端体验的情节,我们必须慎之又慎。我觉得作者编造了这些情节更有可能是出自以下三个原因: 1 为了给予读者强烈的感官刺激,以加强小说的商业性。 2 作者在创作上技穷,编造了一些生硬的情节,反而使人觉得惊骇。 3 延续某一类话本的俗套,未必有现实的原形,这一点在公案、侠义书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二 用作论据的资料时代不同
你在原帖中曾引用了明人笔记,笔记作为研究历史的文本资源只要能保存下来基本是不变的。但是话本、小说这些艺术作品则不同,就像我们今天听田连元说的《水浒传》和明清艺人说的本子肯定存在巨大的区别,艺术作品历经时代的变迁,一边要向”主旋律“妥协,一边又要迎合不同时代读者的消费需求,所以增增减减,删删改改在所难免,水浒历经六百余年到如今其损益未可知。我不知道像你这样的明史学者是否有条件看到明代的小说原本,至少作为普通读者能够找到道光年间的本子就实属不易了,大部分是晚清、民国、甚至现在出版的。所以,现存的大部分水浒小说和明人笔记根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同时用他们去研究明朝的问题可能在方法上就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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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1 16: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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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遇到lz这样的学者,再讨教讨教吧。
我和你的某些看法是一致的:今人对古人的认知基本上被士大夫精神绑架了。之所以反对你的观点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论述不够严谨。
人吃人的事件当然是有的,历朝历代因为战乱、饥荒 ...
linne2k3 发表于 2009-2-11 16:00


我很认真的反复读了两遍你的回复。不得不承认,因为我对《水浒》的研究仅限于业余水平,因此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的确存在不严禁的地方。这点,是我的不足。

关于人吃人的问题,我的确没有研究过小说描写的宋代有多少这类的现象,即使在后世,由于人吃人的残忍性,以及资料收集的局限性,这类见闻很少见于著作。可是,作者为什么要将这些写出来,甚至较为详细的描述了过程呢?经过整理大家回帖中获得的知识,我逐渐将作者的这份冷峻,甚至有些残忍的笔触,认为是作者对一个“杀人于无形的社会”的影射。

看了楼上“一,小说情节真实性”里的内容,我觉得在对小说理论的知识方面给了我不少帮助。我没有读过鲁迅的这部书。不过我仅从摘录的这句话:“三国、水浒都源自‘讲史’题材的话本”出发,我的理解是它们都是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描述”。三国讲的是社会上层的故事,水浒讲的是社会底层的故事,可无论如何,它们取材于“史”,正是它们以社会为依托的证明。即使连水浒最初的话本和曲目,无不都以曾经发生过的事进行再加工。不论它们变得多么离奇,原型还是在的。

至于你说的三点揣测作者添加吃人情节的原因,我个人觉得第一点不妥。我不是学文学理论的,但从我的观念出发,我认为“商业”这个词并不能用于古代小说。因为在没有版权问题的情况下,作者并不能从自己的作品中获得商业利益。换言之,这些古代小说背后不存在现代社会中的商业运作。关于第二点,我尽量以公正的立场说,《水浒》的作者在小说(先说前七十回)里并没有体现出创作瓶颈。这些“吃人”场面的描写,我觉得也不是為了增加小说的可读性。至于第三点,我不能回答。因为我对古典小说没有研究。

关于资料的问题,我想说说《水浒》版本的问题。《水浒》虽然以版本众多著称,可是问题大多出在“聚义”以后,也就是第七十回后。罗贯中的“征四寇”是现在比较公认的全传后半部分。金圣叹删掉的部分也许就是罗贯中的“征四寇”,但随着1933年《古本水浒》的问世,金圣叹删去的部分究竟是哪五十回,就很难说了。至于我在文章里说的吃人的问题,以及选择的例子,都是发生在小说的前七十回里。由于这七十回中各个版本都没有太大出入,因此仅从研究小说内容看,还是足够取信的。至于各个版本在前七十回的出入,很多《水浒》的专业学者都做过论文,也比对过各种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明代刻本。除了个别字句的出入,前七十回在情节上没有出入。这点通过明代容与堂刻的李卓吾批评的《水浒传》可以确定。这个版本是离成书年代较近的版本,如今的许多版本,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都是源于此。因此,我认为后人增添小说情节,特别是前七十回情节的可能性很小。

最后,可能我在写文章时写的含糊。我想通过《水浒》,试图了解宋代的社会情况,而不是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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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HOMME + 15 下次bu给你发了啊。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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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1 16: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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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inne2k3 于 2009-2-12 16:16 编辑
关于资料的问题,我想说说《水浒》版本的问题。《水浒》虽然以版本众多著称,可是问题大多出在“聚义”以后,也就是第七十回后。罗贯中的“征四寇”是现在比较公认的全传后半部分。金圣叹删掉的部分也许就是罗贯中的“征四寇”,但随着1933年《古本水浒》的问世,金圣叹删去的部分究竟是哪五十回,就很难说了。至于我在文章里说的吃人的问题,以及选择的例子,都是发生在小说的前七十回里。由于这七十回中各个版本都没有太大出入,因此仅从研究小说内容看,还是足够取信的。至于各个版本在前七十回的出入,很多《水浒》的专业学者都做过论文,也比对过各种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明代刻本。除了个别字句的出入,前七十回在情节上没有出入。这点通过明代容与堂刻的李卓吾批评的《水浒传》可以确定。这个版本是离成书年代较近的版本,如今的许多版本,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都是源于此。因此,我认为后人增添小说情节,特别是前七十回情节的可能性很小。

    这一段拜读了。

我认为“商业”这个词并不能用于古代小说。因为在没有版权问题的情况下,作者并不能从自己的作品中获得商业利益。换言之,这些古代小说背后不存在现代社会中的商业运作。

    当时的文化传统比较轻视小说家,史料对于罗贯中、凌濛初、冯梦龙这些人的记述很少,无法判断他们是否从自己编撰的小说中获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没有民间说唱艺术就不会有后来的章回小说,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小说中
大量的话本资源是被市场催生的。至于这些话本资源在小说中占多大的比重,后面我会分析一下。

我想通过《水浒》,试图了解宋代的社会情况,而不是明代。

    正如《金瓶梅词话》展现的是十六世纪北方社会生活,《水浒》展现的社会场景则宋、元、明皆有可能。


    另外还想谈一下关于“人吃人”的问题,我找了一些资料(史料附于楼下),如果这些史料都是真实的,那么lz原帖认为“人吃人”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确是成立的(似乎从史料中就可以发现,不需要探究小说)。这里着重想说的是前面有朋友提到的”吃人“的情节是对社会制度的艺术再现。在展开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引用两段文字:
1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狂人日记》)  
2 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馀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知堂集外文》这则打油诗讽刺的是,靖、康年间,山东所谓忠义之士靠吃人南渡临安报效国家的事迹。)(宋 庄绰 《鸡肋编》卷中:“老瘦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可见在黑道吃人已经吃出经验和理论来了。明 李时珍 《本草纲目·人一·人肉》:“古今乱兵食人肉,谓之想肉,或谓之两脚羊。此乃盗贼之无人性者,不足诛矣。”)
读完这两段文字,我们有必要标注他们的背景——新文化运动,以及作者的身份——周树人、周作人,以及文字所指——吃人的礼教。
那么问题来了,第一 施耐庵的时代人与礼教的矛盾是否那么突出? 第二 小说家是否具有新文化运动的觉悟?

接下来再探讨一下水浒中人吃人情节的来由,我觉得来由无外乎两种:1 来自话本资源;2 作者生活在元末乱世,根据亲身经历而创作。人吃人情节的目的无外乎两种:1 有所指,揭露制度的变态;2 无所知,纯粹为艺术而艺术。

再探讨一下作者的创作能力,三国 与 水浒 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两部书都是前重后轻,我多年前买过一本金批三国,记得后部金圣叹批曰:”三国演义读至此处,味同嚼蜡。“为什么两部小说都是前段精彩后段乏味?我觉得和话本资源有直接的关系,话本资源丰富的时候作品就很精彩,话本资源匮乏的部分作品就很乏味甚至情节上很牵强。三国演义前面的一些段落,如”捉放曹“、”黄鹤楼“、”群英会“被演绎了无数次,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 水浒传也是如此,所以前面单人传记的部分明显比后面要精彩,puertaouesta提到的李逵为了赚朱仝上山而杀了小衙内,这就是个比较牵强的情节,还有很多赚人上山的方式都很牵强,也许就是由于作者创作上的技穷。由于作者独立创作的能力很有限,所以那些描写详细的”吃人“情节更有可能直接出自宋元话本。纵观三国、水浒,两部书都强调忠义,维护正统,所以我觉得作者不可能具有周氏兄弟的觉悟,那些吃人情节只是对社会极端现象的艺术再现。所谓的四大名著,三国、水浒、西游能够和红楼并列,主要得益于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更大,不必过份抬高作者的思想境界。
2009-2-12 15: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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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inne2k3 于 2009-2-12 16:01 编辑

正史记载的吃人事件不出饥饿、仇恨两种原因。如水浒英雄般吃人的仅见于文人笔记或者敌对势力的描述,可信度待考。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人民通常能安居樂業,但因为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原因,地方性的饥荒也时有发生,古代中国政府通常能对灾民进行有效的接济,但在王朝交替的戰亂时期却经常是災禍不斷。“吃人事件”在中國歷史上史不絕書,如「易子而食」、「人相食」,《史記》、《新唐書》、《資治通鑑》、《明史》等史書都有詳細記載。從西元前205年到1930年,正史記載中國歷史上共有118個時期發生過人相食的記載,這還不包括稗官野史的記載。

堯舜
《尚书·虞书·皋陶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者,有人解釋說“一日”是将犯人缚在十字架上砍下四肢和头颅,“二日”是把绑犯人于十字架上任其死去,“兢兢”(借为矜)是举矛刺喉,业业(借为削)是割削犯人肌肉,“有邦”是炙饔,也就是火烤犯人而食之(詳見蔡樞衡《中国刑法史》)。


[编辑] 商朝
《史記·殷本紀第三》記載:「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


[编辑] 周朝
齊桓公北伐回國,嘆道:「天下異味皆嘗,但未得食人肉耳。」易牙聽了,把長子烹煮,獻給桓公品嚐。


[编辑] 漢朝
“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謹,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

高祖二年(前205年),七月左右“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資治通鑒》)

《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

武帝时(前140年—前87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秋至今未复。”(《汉书·夏侯胜传》)

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漢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

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梁国平原郡人相食……”

汉王莽天凤元年(14年),“缘边大饥,人相食。”

王莽地皇三年(23年),王莽被殺,悬首示眾,“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民飢餓,相食。”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關中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資治通鑒》)

漢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

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任城梁國飢,民相食。”

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兴平元年(194年),出現煌災,“六月,蝗虫起,百姓大饥,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兴平二年,董卓初死(195年),“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榷、郭汜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资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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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
初平二年(191年),太祖(曹操)军乘氏(钜野西南)。大饥,人相食。(《三國志·魏书·荀彧传》)

「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興平元年(194年),「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三國志·魏书·程昱傳》)

《後漢書·臧洪傳》記載三國時期(195年),臧洪讓士兵吃自己妻子,「紹(袁紹)兵圍洪,城中糧盡,洪(臧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成流涕,無能仰視。」

青龙四年(236年),辽东公孙渊反。景初二年(238年)正月,使司马懿将四万人讨渊。六月,至辽东,围襄平(辽阳市)。七月,大雨,雨霁,合围,百计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八月,渊请降,不听。城溃,斩渊父子于梁水上。(《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


[编辑] 西晉
永嘉五年(311年),“關西饑饉,白骨蔽野,民存者百無一二。”(《資治通鑒》)《晉書·卷37司馬模傳》:“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疫,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

晉愍帝建興四年(316年),八月,劉曜進逼長安。司馬模之子司馬保遣胡崧兵入援,打擊劉曜於靈台(長安西)。“崧恐國威複振,則曲索(曲允、索琳守長安)勢威,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裏(長安西興平)。曜攻陷長安外城,曲允、索琳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斗米值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曲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資治通鑒》)


[编辑] 東晉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太元十年(385年)春,正月,前秦苻堅朝饗群臣,時長安飢,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資治通鑒》)

太元十年(385年)十月,“燕、秦相持經年,幽、 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慕容)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食”(《資治通鑒》)

前秦苻登攻打羌軍,是時歲旱眾饑,把羌人屍體稱為“熟食”,激勵手下戰士說:“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患於飢!”氐軍聽從,每戰必大嚼羌軍死人肉,“歡健能鬥”。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盡。」(《晉書》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登)


[编辑] 南北朝
宋人劉敬叔的《異苑》:「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邑王冢,青州人開齊襄公冢,並得金鉤,而屍骸露在岩中儼然。茲亦未必有憑而然也,京房屍至義熙中猶完具,殭屍人肉堪為藥,軍士分割食之。」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张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为军士所杀,刳肠割心,诸将脔食其肉,生啖之。”(《资治通鉴》)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九江大饑,人相食者十四五”,建康城(南京)被侯景圍困,“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

侯景死後,屍體被搶食,元帝承圣元年(552年)“暴景尸於市,市民争取食之骨皆尽……”,侯景參謀王偉,也被烹食。


[编辑] 隋朝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江淮饥馑,“始采树皮叶,或捣槁为末,或煮土而食;诸物皆尽,乃自相食。”

隋代末年,“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矮賊。生靈殲於此矣。”,朱粲竟說:“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唐·張族《朝野僉載》)

隋末的诸葛昂與高瓒嗜食人肉。高瓒將双胞胎小孩杀掉,頭顱、手和腳分別裝在盤子裏,做成“双子宴”,與诸葛昂一起享用;诸葛昂则把自己的爱妾蒸熟,擺成盤腿打坐的姿勢,臉上重新塗好脂粉,諸葛昂親手撕她大腿上的肉請高瓒吃。(《唐人说荟》卷五,引张骞《耳目记》)


[编辑] 唐朝
武德四年(621年)二月,秦王李世民大败王世充,军傅洛阳城,堑而守之。王世充粮且尽,人相食,至以水汩泥去砾,取浮土糅屑为饼。民病肿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书郎卢君业郭子高等皆饿死。御史大夫郑颐丐为浮屠,世充恶其言,杀之。(《新唐书卷85 王世充传》)

贞观十七年(643年)一月,鄠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一月戊申,兰成坐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食之。上(唐太宗)闻而让之曰:兰成谋反,国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为忠孝,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岂至卿耶?行恭惭而拜谢。(《资治通鉴》贞观十七年)

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关中饥馑,斗米三百,将幸东都(洛阳),留太子监国。”“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居民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早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资治通鉴》)

武則天時期,杭州臨安縣尉薛震好吃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于客舍,遂飲之醉。殺而臠之,以水銀和煎,并骨消盡。后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縣令詰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殺之。”(《朝野僉載》)

武則天時期,“周岭南首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褲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諸客。后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出《摭言》。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載》)

開元中葉人陳藏器(713年—741年)《本草拾遺》寫吃人肉可以治病。

安史之亂(703年—757年)時,山西睢陽被圍,守將張巡、許遠誓死守城,糧盡食人;後來城破,人口從三萬人降到四百人,多是被士兵吃掉的:“(張)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新唐書》卷192)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獨孤及描述這次的災難:“辛醜歲(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白居易(772年—846年)寫《輕肥》一詩有“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張茂昭為節鎮,頻吃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 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肕,爭堪吃。”(《盧氏雜記》)

881年,黃巢攻佔長安,“時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費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如,谷食騰踴,米斗三十錢,官軍皆執山寨百姓,蠰于賊為食,人獲數十萬”(《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五十》)

883年,《舊唐書·黃巢傳》記載:「賊圍陳郡三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俄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袞數十州。人大饑,倚死城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並啖之。”(《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巢益怒,營于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于碓,並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卞、曹、濮、徐、袞等數十州,咸被其毒。”“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資治通鑒·第二二五卷》)

秦宗权称帝,軍隊用人肉乾當糧食,“贼首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惨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

光啟二年(886年),“荊、襄蝗,米鬥錢三千,人相食,淮南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入揚州府署,竹樹幢節,一夕如剪……”

光启三年(887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料值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大半。宣州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流血满于坊市。彦、师铎无如之何,颦蹙而已。”

中和九年(889年),“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啖……”(《資治通鑒》卷258)

唐朝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凤翔城被朱全忠包围,狗肉每斤五百钱,人肉每斤只一百钱。

天佑三年(906年):“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劉仁恭)畏其(朱全忠)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九土而食,或互相掠啖。”(《資治通鑒》卷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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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同光三年(925年),“崇韬征犒军钱数万于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纵火喧譁。崇韬欲自明,乃白收宗弼族诛之,籍没其家。蜀人争食宗弼之肉。”(《资治通鉴》)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南汉(割据广东、广西、海南岛)刘龔以胡僧云其名不利,改名刘龑。912-942在位。多权数,自矜大,穷奢极侈,用刑惨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集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谓之水狱。”(《资治通鉴》)

天福六年(942年),後晉萇從簡屠戶出身,官至左金吾衛上將軍,歷任河陽、忠武、武寧等鎮節度使,尤好吃人肉。“……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新五代史·苌存简》)

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張彥澤被耶律德光擒殺,百姓剖開他的頭顱,挖出腦髓,又割其肉,一道烹食。“高勲诉彦泽杀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彦泽剽掠京城,并傅住儿锁之。以彦泽之罪,宣示百官,问应死否?皆言应死。百姓亦投牒争疏彦泽罪。次日,斩彦泽及住儿于北市,仍命高勲监刑。彦泽前所杀士大夫子孙,皆絰杖号哭,随而诟詈,以杖扑之。勲命断腕出锁,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争破其脑取髓,脔其肉而食之。”(《资治通鉴》)

乾佑元年二年(948年 —949年),赵思綰喜食人肝,更喜欢用酒吞人胆,他说:“吞此干枚,则胆无敌矣!”,共吃人肝六十六個。“赵思绾好食人肝,常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数,则胆无敌矣。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豖法。”(《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卷109)


[编辑] 宋朝
庆历七年(1047年),王则反贝州(今清河县)。深州(治今静安县南)卒庞旦与其徒拟劫库兵为应,知州王鼎捕首谋十八人斩之。“明年(1048年),河北大饥,人相食。”(《宋史·王鼎传》)

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京東西大水為災,人相食,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續資治通鑑》卷50)

元祐二年(1087年),苏辙《因旱乞许群臣面对言事剳子》:“臣伏见二年以来,民气未和,天意未顺,災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饥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绝。京东困弊,盗贼群起。二圣遇災忧惧,顷发仓廪以救其乏绝,独此三路所散,已仅三百万斛矣!異时赈賉未见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国用己竭,而旱势未止,夏麦失望,秋稼未立,数月之后,公私无继,群盗蜂起,势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

辽天庆八年(宋重和元年,1118年),十二月,“宁昌军(治懿州)节度使刘宏(无可考)以懿州(治宁昌,今阜新市东北之塔营子村)户三千降金。时山前诸路(此指辽东,非燕山之南)大饥,乾(辽宁北镇南)显(北镇北)宜(义县)锦(锦州市)兴中(朝阳市)等路,斗粟值数缣,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辽史·卷二十八·天祚帝纪》)

“ 甲辰宣和六年(1124年)时转粮给燕山(府治北京西南)民力疲困,重以盐额科敛,加之连年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于是饥民并起为盗。山东有张万仙者,众十万,号敢炽。张迪者,众五万,围濬州(濬州,平川军,治滑州黎阳)五日而去。濬州去京纔一百六十里,而初不知。河北有高托山者,号三十万。其余一二万者,不可胜计也。”(《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九》)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两路攻宋。王禀皆破之,“然人众乏粮,三军先食牛马骡,次烹弓弩皮甲,百姓煮萍实、糠籺、草茭以充腹,既而人相食。[九月]城破,禀犹率羸卒巷战,突围出,金兵追之急,遂负太原庙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子荀殉之。”(《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改元建炎。“汴京大饥,米升钱三百,一鼠直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宋史卷67 五行志》)

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開始吃人,江淮之間人相食,一斗米要數十千錢,人肉比豬肉還便宜;肉質還分等級,男女老幼不等,“自靖康丙午歲(1126 年),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擦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老瘦男子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為“不羡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腳羊’……”(莊綽《雞肋編》)

南宋宁宗嘉定年間,林千之任西欽州知州,得了一种病(末疾),有個醫士告訴他,吃童女的肉可以強筋健骨。于是,林千之派人在本州境內捕少女,制成肉乾,叫做“地雞”。[1]


[编辑] 元朝
元朝末年,大饑,“淮右军”軍隊開始吃人,“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卦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劑其雙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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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明朝

[编辑] 正德
正德三年(1508年),大旱、蝗災,民大饑,疫病流行,人相食。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被磔死,凌迟三日,共剐3300余刀。行刑之日,北京鼎沸,百姓相爭以一钱买刘瑾一塊肉,生吞以泄恨。

正德十四年(1519年):“是岁,淮扬饥,人相食。”《明史·武宗纪》


[编辑] 嘉靖
嘉靖元年(1522年),韩邦靖“起山西左参政,分守大同。岁饥,人相食,奏请发帑,不许。复抗疏千餘言,不报。乞归,不待命辄行。军民遮道泣留,抵家病卒,年三十六。”(明史卷201)

嘉靖三年(1524年)“湖广、河南、大名、临清饥。南畿诸郡大饥,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弥千里。”(《明史·五行志》)

嘉靖四年(1525年)三月,余珊应诏陈言曰:“自逆瑾(刘瑾)以来,尽天下之脂膏,输入权贵之室。近年以来,黄纸蠲放,白纸催缴;额外之敛,下及鸡豚;织造之需,自为商贾;江淮母子相食,兖豫盗贼横行,川陕湖贵疲于供饷:田野嗷嗷,无乐生之心。”(明史卷208)

嘉靖九年(1630年):“畿内、河南、湖广、山东、山西大饥。十五年(1536)湖广大饥。”(明史卷30·五行志)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宣大二镇大饥,人相食。”(《明史,五行志》)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京师大饥,人相食,米石二两二钱。(《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引《金垒子》)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辽东大饥,人相食。”(《明史,五行志》)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八月,以辽东连年饥馑,至有父食死子者,发银糴粟赈之。”(《中外历史年表》)


[编辑] 萬曆
萬曆六年(1578年)李時珍完成《本草綱目》,他蒐集藥名是為了「凡經人用者,皆不可遺」,「人部」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紫河車)、體垢、月水、人勢(陰莖)、人膽、結石……皆可入藥。頭髮可治傷寒、肚疼,男性陰毛治蛇咬,人魄(人吊死級的魂魄)可以安神定魄。

万历十五、十六年(1587年—1588年)河北大饥,“七月,黄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诸县,有以石为粮者。”、“河南饥,民相食。”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两畿饥。阜平县(真定西北,邻山西)有杀食其稚子者。”(《明史·五行志》)

康熙十二年修《青州府志》第20卷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一件申文中说:“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愚民恬不为怪,有司法无所施。枭獍在途,天地昼晦。”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以山东大饥,致母食死儿,夫食死妻,再振之。”(《中外历史年表》)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連兩年山東大饑,蔡州有人肉市。“中州兄弟两无子,去山东买妾,遇二女,自称姑嫂,骗兄弟往。兄得小姑。小姑私语之曰:汝弟已为我嫂制成肉羹矣。兄急往视,弟头尚扔炕下。兄急诉之县,抵嫂于罪,兄带小姑去。”(《棗林杂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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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
清皇太极之天聪元年,(1627年,天启七年),“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天启时金一两合銀十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300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一匹,银九两。”(《清太宗实录卷三》)

“天启辛酉,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职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2]


[编辑] 崇禎
崇禎二年(1629年),殺袁崇煥。張岱《石匱書後集》:“(袁崇煥)遂于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荊開腔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嚙,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犹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攻大凌河,祖大寿死守,史載“旋有王世龙者,越城出降,言城中粮竭,商贾诸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大寿欲突围,不得,与约许至锦州取妻室,乃誓而后降。”(《清史稿·卷234 祖大寿传》)祖大壽疏奏:“被圍將及三月,城中食盡,殺人相食。”(《崇禎長編》卷五二)。《清太宗實錄·卷十》亦載:“明大凌河城內,糧絕薪盡。軍士飢甚,殺其修城夫役及商賈平民為食,析骸而炊。又執軍士之羸弱者,殺而食之。”

崇祯六年(1633年),“河间大饥,人相食。”《明史·陈三接传》

崇祯七年(1634年),“太原大饥,人相食。”(明史·五行志)

崇祯九年(1636年),“山西大饥,人相食。”(《明史·庄烈帝纪》)

崇禎十年(1637年),浙江鬧饑荒,父子、夫婦、兄弟相食。

崇禎十二年(1639年)鄭鄤以「杖母、姦妹」罪被磔死。《明季北略》记载鄭鄤被凌迟三千六百刀後,为“都人士”药用:“炮声响后,人皆跻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为疮疥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亦大奇也。”

崇禎十三年(1640年),全國有123州縣發生“人相食”,98州縣蝗災。崇祯十三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痤胔以食。”

崇禎十四年(1641年),「浙江大旱,飛蝗蔽天,食草根幾盡,人饑且疫」。崇祯十四年二月,时山东荒旱,寇盗益炽,徐德(南端到北端)数千里白骨纵横,父子相食,人迹断绝。(彭贻孙《平寇志》)

崇禎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明史卷295·左懋第传》)

明朝末年,四川大饑,“蜀大飢,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干涸,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糲米一斗價二十金,養麥一斗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篙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裹珍珠二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飢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清· 彭遵泅《蜀碧》卷四)

「庚辰山西大饑,人相食,剖心,其竅多. 寡不等。或無竅,或五六,其二、三竅為多,心大小各異。」(《棗林雜俎·和集》)

明朝崇禎末年,河南和山東發生饑荒和蝗災,可以吃的東西都已經吃完,唯一剩下的可以吃的就只有人,於是便有了公開的人肉市場,其販賣的乃是活生生的人,稱之曰“菜人”。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有這樣的記載:“婦女幼孩,反接鬻於市,謂之菜人”。

《陕西通志》第86卷载有明朝崇祯年间马懋才的《备陈灾变疏》,疏中写道:“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甘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於全球氣候的變化,崇祯时期闹饥荒,持續之久,波及之廣,危害之重,實为历代所仅见,明代不亡,真無道理,計六奇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自成也!”(《明季北略》,卷5)。

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自成攻陷洛陽,殺重達三百六十多斤的福王朱常洵,用他的肉和皇家園林裡的梅花鹿一同烹煮,在洛陽西關周公廟舉行宴會,賜給部下食用,名曰“福祿宴”。

南明時期四鎮之一的劉澤清性情兇殘,軍紀敗壞,形同盜匪,府中養著兩隻黑猩猩。又嗜食人肉,一次設宴請客,在宴會廳中當場打死一名死囚,取出腦漿、心肝放在金甌中,劉澤清吃人肝,喝腦漿。旁若無人,賓客莫不膽戰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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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順治“二年(1645年),耒阳、襄阳、光化、宜城大饥,人相食。”(《清史稿·災異志五》)

“顺治五年(1647年)春:广州、鹤庆(大理,洱海之北)嵩明(昆明市东北)大饥,人相食。”(《清史稿·災異志三》)

清順治九年(1652年)南明將領李定國攻新會,城中糧盡,清軍開始殺居民為食。姓莫的媳婦願代婆婆而死,清軍把莫氏烹食。新會被圍八個月,吃掉居民近萬人。

“ 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挟乩术,自称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食之,所杀伤甚众,而病不减。因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王士祯《池北偶谈·鹿尽心》)

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牙人或引至其家递阅。噫!诚天之刍狗斯人也。(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康熙十七年(678年)吴三桂死。十月,“世璠将余从龙降。詷知粮将尽,人相食,与诸将环而攻之。世璠众内乱,欲擒世璠以降,世璠自杀。”(《清史稿·卷254赉塔传》)

康熙十八年(679年),山东“终年不雨,大饥,人相食。”(乾隆《青城(即今高青)县志》卷10)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夏:永年(邯郸东北)、东明(大名府之南部,山东曹州西)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属隰州,非蒲城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四十三年(1704年),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惠民)、滨州(武定东)、商河(武定西南)、阳信(武定北)、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膠州大饥,人相食。(《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嘉慶六年(1801年),四川人羅思舉的部隊缺糧,開始吃俘虜,共吃三千五百多人。

“道光十二年(1832),紫阳大饥,人相食。”(《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同治三年(1864年),皖南人相食,人肉價格大漲。《曾國藩日記》記載:「洪楊之亂,江蘇人肉賣九十文一斤,漲到一百三十文錢一斤。」

同治七年(1868年),定西、通渭大旱,時逢戰亂,瘟疫並起,人相食。


[编辑] 中华民国
1943年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在《時代》週刊上刊登當時的河南慘狀:“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裡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面的肉。”[3]

1948 年6月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将领林彪進行長春圍城,造成很多人餓死街頭。到了10月,长春城內開始賣人肉。10月21日,城內守軍鄭洞國投降。活過來的人說,「就喝死人腦瓜殼裡的,都是蛆。就這麼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麼幾步遠,就那麼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參加圍城的中共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不覺怎麼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來源請求]

長春圍城期間估計餓死人數在三十萬到四十萬人之間。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一書估計,長春圍城餓死了十五萬人,国军将领、被中共定为“戰犯”的段克文在《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人。[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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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9年—1961年中國大陸發生“大饑饉”。死亡人數約在三千萬到六千萬之間,是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餓殍遍野,到處都有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來源請求]

1959 年,重慶石橋賣人肉包子。“养父悄悄给我五角钱。生日这天,我跑到石桥一个水馆子买了两个肉包子(每个两角,余一角抵粮票),带回家,给养父与妈各一个。 ”“她(妈妈)拿起包子的碗,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我说,当然是水馆子,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真是人多得很,还排队。 ”“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个大概: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告发了……”[4]

1959 年10月至1960年4月,信陽事件,商丘、開封餓得人身浮腫,吃樹皮,餓死100萬(到數百萬)人口,時諺:“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信陽五裏店村一個14、15歲的小女孩,将4、5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爲父母都餓死了,隻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5]

河南省固始縣官方記載有二百例人吃人事件,縣委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群眾。人吃人事件在四川、甘肅、青海、西藏、陝西、寧夏、河北、遼寧皆有耳聞。[來源請求]

「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裡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6]

作家王立新1980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7]

武宣“一女民兵因参与杀人坚定勇敢,且专吃男人生殖器而声名远播,并因此入党做官,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处遗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天一个电话催问处理结果,并严厉责问:‘像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不赶快开除党籍?’但该副主任拒不承认专吃生殖器,只承认一起吃过人。最后的处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现已调离武宣。”[8]


[编辑] 注釋
^ 王永寬《中國古代酷刑》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页。
^ 《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喬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馬碧英譯
^ 虹影:《饥饿的女儿》(原载英国《泰晤士报》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译出)
^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 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
^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 鄭義:《广西吃人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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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讨一下作者的创作能力,三国 与 水浒 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两部书都是前重后轻,我多年前买过一本金批三国,记得后部金圣叹批曰:”三国演义读至此处,味同嚼蜡。“为什么两部小说都是前段精彩后段乏味?我觉得和话本资源有直接的关系,话本资源丰富的时候作品就很精彩,话本资源匮乏的部分作品就很乏味甚至情节上很牵强。三国演义前面的一些段落,如”捉放曹“、”黄鹤楼“、”群英会“被演绎了无数次,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 水浒传也是如此,所以前面单人传记的部分明显比后面要精彩,puertaouesta提到的李逵为了赚朱仝上山而杀了小衙内,这就是个比较牵强的情节,还有很多赚人上山的方式都很牵强,也许就是由于作者创作上的技穷。由于作者独立创作的能力很有限,所以那些描写详细的”吃人“情节更有可能直接出自宋元话本。纵观三国、水浒,两部书都强调忠义,维护正统,所以我觉得作者不可能具有周氏兄弟的觉悟,那些吃人情节只是对社会极端现象的艺术再现。所谓的四大名著,三国、水浒、西游能够和红楼并列,主要得益于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更大,不必过份抬高作者的思想境界。linne2k3 发表于 2009-2-12 15:39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看完了你的回帖,又去瞄了一眼火影的情报,觉得实在无趣,还是回来认真回复你的帖子。

我特别摘录了这一段,为的是想就此说说我的看法。

我对《三国》的认知仅限于小说的周边产物,因此关于《三国》版本等问题都说不上来。至于《水浒》,的确存在“前重后轻”的问题。但这个“前重后轻”,我认为应该分为两部分。

首先,在目下的通行本(指一百二十回本,暨前七十回和罗贯中的《征四寇》)中,我的理解,首当其冲的“前重后轻”是前七十回“重”和后五十回“轻”。虽然罗贯中极力描写梁山好汉东杀西打的战争场面,虽然在他的笔下许多人物都死得可圈可点,但罗的笔下的硬伤还是很多的。比如,罗贯中忽视了梁山人物的性格描写。前七十回中,许多人物都展现了他们的性格,有的通过情节;有的通过一句对白;有的甚至只通过作者的一句话。但到了罗贯中的后五十回里,人物的性格荡然无存,无存到高俅上山时,林冲和杨志只是怒目相向,连台词都没有。再则,罗贯中还忽略了前文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一百零八人中小团体。前七十回里能找到许多线索说明一百零八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平等,有的和这个好,有的同那个说得到一块儿。可在后文,这条线索也断了。为什么我要提这点呢,因为我觉得一百零八人的性格很重要,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更重要。否则一百零八人就好像一个人似的,缺乏了真实性。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征四寇》里“陈桥驿”这一段。

其次,我认为的第二个“前重后轻”的现象,是针对前七十回而说。我个人将分界线划分在第五十九回和六十回之间。你觉得“前面单人传记的部分明显比后面要精彩,”,我想,可能指的也是这个。

关于前七十回里后继乏力的现象,我首先建议朋友去读一下《古本水浒》。我在读了这部书并书的发现者梅寄鹤的序言后,比较认同梅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古本水浒》(这部书的第七十一回至一百二十回同《征四寇》内容完全不同)很可能是施耐庵亲笔写得(这点尚待考证,只是个人意见)。个人觉得,罗贯中是不赞成农民起义造反的,因此将梁山英雄写成招安的英雄。同罗贯中的作品不同的是,《古本水浒》里的后五十回就显得独具匠心。

梅寄鹤一口咬定《古本水浒》的一百二十回是施耐庵亲笔写得,我主观靠向这种说法。但出于客观角度,我在这里退一步,先认为出自一个人手笔。至于这个人是不是施耐庵,还有待说。

为什么我认为《古本水浒》的后五十回同前七十回一脉相连呢?有这样一些理由。

首先,《古本》中的后五十回很重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并基本做到了同前七十回的吻合。人物没有过大的性格转变。只是在说话方面,我有一点疑惑就是《古本》中的后五十回里用“俺”自称的频率极其高。几乎人人都说“俺”。虽然鲁智深和杨志还保留了关西人自称“洒家”的习惯,但他们自称“俺”的频率也很高。除这点外,基本没发现大的出入。

其次,《古本》中的后五十回里很重视一百零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并延续了前七十回的宗旨。其实这点很重要,因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正是对人物性格刻画的辅助。并且据此来安排每一个情节,以及情节中应该出现的人物。做到不厚此薄彼,主要人物都能兼顾的效果。比如卢俊义做噩梦后,他先找燕青商量。燕青同他说石秀机灵,应该告诉他。由于石秀在大名府救过卢俊义,因此被卢俊义和燕青看作比较贴心的人。在他们商量时,杨雄进入了故事,由于杨雄和石秀是结拜兄弟,因此一起讨论。可杨雄毕竟是个粗汉,不懂得解梦。于是他提出去找宋江、吴用等。可卢和燕青很有顾虑,原因是他们最后上山,卢做的又是一场不祥的梦,说出去怕得罪人。当此事暂罢时,石秀更是提醒大家不要将这件事同所有人说。这点写得很好。金圣叹在批评前七十回里,就提到了梁山存在帮派的问题。

第三,我就要说道你认为“前重后轻”的问题。将整部《古本水浒》连在一起读,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作者其实是以一百二十回作为标准来安排情节的。前七十回里有很多地方都是说道一半就没有下文。假如没有《古本》,自然会让人觉得功力有限。但如果结合《古本》来研究小说的情节,就会发现很多前七十回中略写的内容在后五十回里都有交待。同样,作者是以三十六天罡星为主,七十二地煞星为辅来进行创作的。比如史进在最初的故事中出现后,就很少提到他,虽然有“李睡兰”这一段,但明显笔墨不够。不过在《古本》后五十回里,作者第一个就写了史进的故事。比如卢俊义和燕青。两人出现在聚义前十回内,施展空间明显不够。而在后五十回中,作者就将他们同史进并立,演出了第一个故事。

再比如浔阳江的兄弟们,反江洲后就没有太多笔墨。可到了后五十回,这些人一起演了一段故事。阮家兄弟在生辰冈里就出现了,可在随后的故事里都默默无闻。但在后五十回里,他们三人被单独拉出来,演出了两段故事。此类例子在《古本》的后五十回里比比皆是。而且作者安排剧情的能力越发的好,倒叙、插叙等手段运用自如,故事十分紧凑。甚至连林冲的悬案在后五十回里也得到了了解。

将这后五十回同前七十回拆开,无论是单看七十回还是安装上罗贯中的《征四寇》,都会有头重脚轻的感觉,这正是小说原先的平衡被打破了。而平衡点,正好是聚义的第七十回。

由于我是《水浒》的书迷,可能观点比较主观,但我觉得作者在创作方面没有出现技穷的问题。从第六十回到底七十回之间的低潮,我认为也是小说剧情起伏的安排。

至于某些赚人上山的手法,我个人觉得所谓“逼上梁山”,不尽然都是被官府逼迫,被强盗逼迫也未尝不是“逼”。假如一味官逼民反,才是文章平乏的体现。当然,这点只是我个人意见,有待指点。

附带一点,《古本水浒》第七十回后半段写卢俊义梦见张叔夜手持长弓,将一百零八人全都抓了。这段描写不但在《古本》中,清代两部水浒续集:俞万春的《结水浒全传》和陆士谔《新水浒》都是以这段情节作为第一回。而金圣叹也是以这一段作为他删减版的结尾。这点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会不会卢俊义做噩梦这一段本身就是《水浒》的一部分,只是罗贯中另起炉灶,将这段删了?
2009-2-12 21: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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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好长啊,我看着都吐血了。
2009-2-12 23: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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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触统一、情节呼应来辨别文学作品的真伪,的确很有说服力。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问题, 倘若古本水浒真为原作(事实上目前争议颇多,我没有研究过水浒,所以只能拾人牙慧,楼下附 以语言差异指其为伪书者论文一篇),那么他将势必突破“讲史”话本的局限,因为古本水浒的后五十回宋江既没有受招安也没有去荡寇,而根据《宋史》、《宣和遗事》、《夷坚乙志》中的记载,宋江等三十六人受了招安,朝廷曾有意用他们平定叛乱,最终没有实行,并且梁山健儿最终尽皆遇害。问题就是元末明初“讲史”题材的小说能不能具有像古本后五十回那样大篇幅的脱离前代史料记载的幻想成分。我主观上比较倾向于水浒七十回后原本已不可复得,罗编的荡寇志同样也是伪书,但是大概的情节可能和原本更为相近。

最后再回到“吃人”这个话题上说几句,上面贴了很多关于历史上“人吃人”事件的记载,正史关于“吃人”一般记载只有三个字:“人相食”,没有细节。因为作史者一般态度谨慎,那年头没有传媒,民间发生的事情完全靠人们口口相授,十有八九到最后都是以讹传讹,文人笔记中记载的正是这些民间传闻,所以可信度不高,而小说中关于“吃人”的细节描写又是以文人笔记为原形的。在这些资料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战乱、饥荒的年代,人肉往往有价格,形成了一个市场。乍一看上去,让人感觉冷飕飕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是由人道促成的。因为在饿殍遍野的环境下,人肉不可能被垄断,活人之所以愿意花钱买人肉吃,正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同类无法直接下口,随之产生的人肉产业可以把人肉加工成普通人能够接收的商品。也许正是这样相对人道的人肉加工厂,后来成为了小说中图才害命的黑店的原形。小说中对于吃人的描写,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夸张地表达一种“草莽气概”或者快意恩仇。
2009-2-13 18: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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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inne2k3 于 2009-2-13 18:30 编辑

再证《古本水浒》后50回非施耐庵所作
      ——前70回与后50回用语调查
【作者】魏达纯
【内容提要】
现在书店所出售的《古本水浒》或《古本水浒传》,均为1933年上海中西书局所出《古本水浒》之翻版。前面附有梅寄鹤之《〈古本水浒〉序》,指称该书后 50回为施耐庵之续作。现代版则附有当代学者蒋祖纲先生之“前言”,强调梅氏之古本与施氏原本“前后高度的统一”,从而证明前后文应属同一人所撰,即宣称后50回也是施耐庵氏之作。几家出版社也都径题全书(当然包括后五十回)为“施耐庵著”。在穷尽调查的基础上,在作了大量地统计和比较研究之后,本文详细论证了前70回与后50回在用词和句式等七个方面的差异,结论是:后50回与前70回既然有这么多而又这么大的差异,因此决非出自同一人之手。将后50回也说成是“施耐庵著”,是欠妥当的。  The Early Edition of Water Margin,  sold in bookstorescurrently, is actually a reprinted copy of the novel with thesame title published by Shanghai Zhong Xi Publishing House in1933. Mei Jihe prefaced the 1933 edition,  noting that thelast 50 episodes, just as the first 70, were also written byShi Nai'an. 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edition, Mr. Jiang Zugan, a contemporary scholar, who wrote the Foreword, claims thatthe early edition prefaced by Mei Jihe and the originalversion by Shi Nai'an are "highly identical." In other words,the first 70 and the last 50 episodes were written by thesame writer Shi Nai'an.  Several other publishers  alsoattribute the authorship of the entire novel to Shi Nai'an.In this survey, which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a largequantity of statistic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author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diction and word order etc.,between the first 70 and the last 50 episodes, and comes to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irst 70 and the last 50 episodescould not have possibly been written by the same writer asthere were so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parts.  Thus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say that the last 50 episodes of thenovel were written by Shi Nai'an.
【关键词】 水浒/词语/施耐庵

        
       198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本水浒传》、1996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古本水浒》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古本水浒传》,均为梅寄鹤所发现的江阴梅氏手抄藏本之翻印本,即上海中西书局1933年出版的附有梅寄鹤之《〈古本水浒〉序》之翻版。梅氏当年即指称该书后50回为施耐庵之续作。河北版之《古本水浒传》附有蒋祖纲先生之“前言”、民族大学出版社版又载有蒋祖纲之《新版前言》,均一再强调“《古本》(语言)前后高度的统一 ”,从而证明前后出自一人之手,即后50回也是施耐庵氏之作。
    1933年中西书局出此书时因印刷数量极少,又未作宣传,故鲜为人知。 1985年,该书再版后,王利器、李思明、宣啸东等先生均撰文探讨了关于此书的作者问题(注:王利器:《斥〈古本水浒传〉》,见《光明日报》1986年9 月23日、10月7日;李思明:《通过语言比较来看〈古本水浒传〉的作者》,《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宣啸东:《从语言上看〈古本水浒传〉非梅寄鹤伪作》,《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 期。)。李思明、宣啸东、蒋祖纲等人都是从语言角度进行探讨的(注:蒋祖纲:《从语言看梅本〈水浒〉决非现代人伪作》,《耐庵学刊》第5集。),特别是李、宣两文,更是用确凿的语言事实证明了“古本”既非“当代人的伪造”,也非施耐庵氏本人的续作。然而至到1996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仍径署名为 “施耐庵著”。本人于1997年购得一本,阅读之后,觉得前后用语明显不同,因而对几家出版社的做法不敢苟同,故将所发现的问题提出,供学界同仁参考。
    除了参考王、李、宣、蒋四先生的研究成果外,本人数遍细读原著并详作记录,在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又在电脑上利用《古典文学宝库》光盘的检索功能进行了穷尽调查(注:光盘虽未明确交代,但据本人仔细对照,发现它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百回本《水浒传》,就是“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末年杭州容与堂刻本(见其“校点说明”)”制作的。),从而得出了很多准确的数据,以之比较前70回与后50回用语之差异。
    现将所发现的前70回与后50回用词及句式等差异情况列举如下:
        (一)有些词语只出现在后50回,而前70回未见出现
      1.好容易
    (1)府尹吓得神魂出舍,手足无措,连呼备马。左右带过马匹,好容易爬上了马。(80回)
    (2)还亏这两位街坊尽心竭力,替他奔走探听, 好容易探明下落。(94回)
    (3)俺死命抵拒,好容易将官兵打退。(101回)
    (4)燕青不离左右,昼夜伏侍,好容易把病魔打退。(104回)
    (5)闻达好容易按下怒气。(107回)
    上列各例说明“好容易”实际是“很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劲”的意思。后50回中一共出现20次,而在前70回中,却一次也没出现过。
      2.清楚
    (1)奴说叔叔睡在厨下,听清楚也么?(72回)
    (2)花荣窥得清楚,按下长枪,对准纪安邦放一箭去。(1104)
    后50回共出现“清楚”23处,但是在前70回中却一次也没出现!需要表示“看得清”的地方,都说成“亲”或“亲切”(或者用别的说法)。请注意比较上下例(2):
    (1)被武行者转过身来,看得亲切,只一戒刀, 那先生的头滚落在一边。(31回)
    (2)花荣搭上箭,拽满弓,觑得亲切,望空一箭射去。(同上)
    对于听,则说成“听得”、“不听得”:“他却交头接耳说话,都不听得。”(10回)
    有意思的是,后50回无“亲切”,却出现了5 次“清切”(也请注意比较上下例(2):
    (1)李俊在船上看得清切。(93回)
    (2)花荣拈弓搭箭,窥得清切。(110回)
    前70回作“亲切”,后50回却一律作“清切”,恐怕不能用偶然来解释。
      3.为了
    (1)史进……身边只有几文铜钱,银子都放在包裹里, 为了昨夜那事,失得精光。(73回)
    (2)刁椿为了卖鱼之故,渐和那牙子相熟。(94回)
      4.为的
    (1)不是俺有心瞒你,为的是你性子不好,恐怕再出乱子。 (97回)
    (2)为的洒家做了强盗,好烦忙,不曾去五台山一次, 不知师父如今好否?(119回)
    而在前70回里“为了”、“为的”的说法却一次也没出现过,表示原因一般用“为因”、“因为”、“只因”(偶尔也单用“为”或“因”)等几种说法,例多不烦赘举。
      5.多分
    (1)多分有意,只待你下手便好。(79回)
    (2)我想他定为林冲身上而起,如今多分赶往东京。(82回)
    “ 多分”是表示“多半”、“极可能”意思的副词。晚明浙江戏曲家叶宪成之传奇《鸾鎞记》中也有“多分”用例:“多分是路近蓝桥有个云英也,勾引裴航得遇仙。 ”前70回表示这个意思的词语有“多敢”、“多定”、“多是”、“都管”、“多管”诸种而从未见“多分”。后50回则用了8次“多分”(前70回一次不见),也用了4次“多管”,前70回中的其它用法却也一例未见。
      6.打量
    (1)燕青暗自打量。(72回)
    (2)道士……把史进打量了好半晌。(73回)
    “打量”一词,后50回出现9例,前70回一例不见。
        (二)有些更接近后代说法的词语在前70回未出现而在后50回偶现
      1.多么——出现3次
    (1)多么脱辣干脆。(74回)
    (2)俺的师父,智真长老……多么好相待。(119回)
      2.可是——出现4次
    (1)韦豹十分羞忿,屡欲上前厮杀,可是顾及大守性命, 又不能行强。(86回)
    (2)俺因师父师兄被人害死,常想报仇,可是独力难支。(91 回)
      3.但是——出现3次
    (1)总管话虽不差,但是高衙内死于非命,太守又落强人手中,死亦无补于事。(86回)
    这种几乎与现代汉语相同的转折关联词“可是”、“但是”在前70回中均一例未见! 王力先生在其《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89 年版147页)中也指出:“有人从《水浒传》找出二百多个‘但’字,没有一个是当连词‘但’字讲的。直到《红楼梦》时代(十八世纪)才有连词‘但’字出现”。
      4.也得——出现3次
    (1)如此也得。赵二你真好,不枉人家都称你能干。(83回)
      5.脸水——出现1次
    (1)次日,天亮起身,待打过脸水,吃过点膳,便向史进说知。(72回)
    而在前70回中都是称作“面汤”的:(1)薛霸起来烧了面汤, 安排打火做饭吃。(8回)(2)天明起来……只见夜来那个人提着桶面汤进来,教武松洗了面。(28回)(3)女使……捧面汤上去, 徐宁洗漱了。(56回)
      6.收科——出现1次
    (1)白费如许手脚,硬生生弄了到手,落得如此收科。(80回)
      7.漏夜——出现2次
    (1)宋江便说明情由,教他漏夜下山,立等回报。(95回)
    而前70回却是说成“连夜”:“宋江自连夜挨去,不在话下。”(32回)
    “ 多么”、“可是”、“但是”等说法显然更接近现代汉语,它们在后50回中虽然偶现却并非偶然,它正说明了近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直接的源头,同时也暗示后50 回显然比前70回晚出,而不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也得”是“也可以”、“也行”的意思,“收科”是“收场”、“下场”的意思,“漏夜”是“连夜”的意思。这些词语在普通话里现在已不常见,但在保存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词汇较多的方言里却仍然用得很普遍。笔者正生活在粤方言区,这些词语几乎随时能听到。笔者手中的《广东话词典》、《香港话词典》也都收有这几个词条。
        (三)有些说法后50回大量出现,而前70回极少出现
      1.刚
    (1)告头目,天明远哩,此时刚打三更。(74回)
    (2)府尹惊魂刚定,猛听得城外大炮震天。(80回)
    这种用法的“刚”在前70回中仅出现1次, 即“刚说扈家庄有这个女将,好生了得。”(47回)在前70回中,更多时候是用“方”、“正”、“甫”等来表示。
      2.登时
    前70回中仅出现2次:
    (1)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只听得响一声,如倒半壁山, 登时间死在岩下。(42回)
    (2)有分教:三千军马登时破,一个英雄指日降。(55回)
    但在后50回中却大量涌现,总共出现了31次!这算得上是个惊人的数字。
        (四)有些词语在使用时前后意义不一致
    最明显的是“惭愧”一词,它在前70回共出现6次, 都是“侥幸”的意思:
    (1)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 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楔子)
    (2)惭愧!好几日没买卖!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35 回)
    (3)解开文书袋来,看了差批,众人只叫得“惭愧。 ”那大汉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岭来!早是不曾动手!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同上)
    (4)宋江道:“惭愧!正是好人相逢,恶人远离, 且得脱了这场灾难!”(36回)
    (5)宋江在神厨里,口称惭愧,道:“虽不被这厮们拿了, 却怎能够出村口去?”(41回)
    (6)惭愧!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传授与我三卷天书, 又救了我性命!(41回)
    但在后50回中,“惭愧”有了另外的用法——的确表示“羞愧”:
    (1)因此事出两难,把大仇搁起,延挨到近一年, 想想实在惭愧!(91回)
    (2)宋江道:“惭愧!俺受了人家算计。”(103回)
    当然,“惭愧”也有保持前70回用法的唯一例子:“李俊……叫声:‘惭愧!张二哥,和你厮打的此人非别,正是杀死俺叔父的仇人。’”(92回)
    其余表示“侥幸”意义的“惭愧”用法都改用了“徼幸”:
    (1)卢俊义叫一声:“徼幸。”便与林冲、 史进各按兵器冲出林子。(74回)
    (2)燕青叫声:“徼幸!”(85回)
    蒋祖纲先生认为,这些地方原本也应是“惭愧”的,它们的出现,说明本书有被“手抄者明显修改的痕迹”(注:蒋祖纲:《〈古本水浒传〉新版前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但能否换个角度认识,即:或许后50回时期(或者说后50回之作者)习惯说成“徼幸”,而唯一一例“惭愧”倒是沿用前人的用法呢?
        (五)有些词语的写法前后明显不一致
    例如“蹊跷”一词,在前70回中共出现12次,全部写作“跷蹊”,但在后50回所出现的6次,却全部写成“蹊跷” (注:光明日报出版社之《古本水浒》在前70回中出现“蹊跷”3次, 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本和河北人民出版社本在这3处均仍作“跷蹊”,另查容与堂本及贯华堂本也均仍作“跷蹊”,故光明日报本可能有误。)!“尴尬”在近代汉语时期都表“可疑”的意思,而且又可写作“不尴尬”(其中的“不” 已虚化),意义仍同“尴尬”。在前70回中,出现“尴尬”3次, “不尴尬”2次;然而在后50回中,却只出现“不尴尬”这一种形式,共4次。
        (六)叠音词语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者比例大异
    《水浒》一书中大量出现叠音词语,经穷尽式调查,前70回中出现的ABB式词语有以下32个(后面数字表示出现次数):
    大剌剌4 滴溜溜2 勃喇喇1 刮剌剌1 泼喇喇3 青郁郁1 一处处2 焰腾腾1
    光挞挞1 肥耷耷1 笑欣欣1 圆彪彪1 恼忿忿1 怒忿忿1 乱滚滚1 涎瞪瞪1
    血渌渌1 骨渌渌1 烟煨煨1 混漉漉1 火拉拉1 绿茸茸1 明晃晃10 乱纷纷1
    笑迷迷1 黑凛凛2 眼睁睁2 静荡荡2 赤条条14 静悄悄2  火杂杂2 凛巍巍1
    后50回中出现的ABB式词语有以下26个:
    麻辣辣1 硬生生2 直僵僵1 索落落1 战兢兢5 急忙忙1 兴匆匆1 赤剌剌1
    笑盈盈1 烈烘烘1 懒洋洋2 恶狠狠1 孤零零1 气吁吁2 醉醺醺1 白茫茫1
    好端端2 热腾腾1 文绉绉1 黑凛凛2 眼睁睁1 静荡荡2 赤条条1 静悄悄3
    火杂杂1 凛巍巍1
    就文章回数比与所出现的叠音词的比例来说,70∶50与32∶26,基本差不多,然而,前后都相同的ABB式词语却只有楷体字标出的7个,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词语都不同;不过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内容不同来解释。但更重要的是,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的,前70回中除了共有的“静悄悄”、“赤条条”外,只有“明晃晃”等3个,约占总数的16%;而后50 回却有“懒洋洋”等(用下加点标出者)9个,占总数26个的42%!这个比例之差异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清楚表明后50回所用词语更接近现代汉语。这种现象恐怕就不能用受故事情节影响能解释得了的。
    再看AABB式叠音词语的比较:
    前70回出现的AABB式词语有如下51个:
    重重叠叠4 伶伶仃仃1 转转宛宛1 喃喃呐呐5 纷纷扬扬3  必必剥剥1
    来来往往1 哭哭啼啼1 番番复复1 斑斑点点1 真真实实1  絮絮聒聒2
    沸沸扬扬1 慌慌忙忙1 茫茫荡荡2 忙忙急急1 闹闹攘攘1  冷冷清清1
    叮叮当当1 整整齐齐3 齐齐整整1 大大小小1 干干净净5  完完备备1
    文文绉绉1 淋淋漓漓2 济济荡荡1 朦朦胧胧2 纷纷拢拢1  臻臻至至1
    村村势势1 上上下下1 慌慌急急2 滔滔滚滚1 咿咿哑哑3  滴滴点点1
    乱乱杂杂1 团团密密1 连连串串1 丛丛杂杂1 聒聒噪噪1  早早晚晚1
    指指点点1 乔乔画画1 踉踉跄跄7 纷纷滚滚1 摇摇摆摆2  慌慌张张1
    战战兢兢1 明明白白1 哽哽咽咽2 刮刮杂杂3
    后50回出现的AABB式词语共有如下30个:
    兜兜搭搭2 飘飘洒洒1 清清苦苦1 夹夹杂杂1 说说搭搭1  坐坐玩玩1
    旷旷荡荡1 纷纷攘攘1 偷偷摸摸1 曲曲折折1 清清楚楚3  长长短短1
    奇奇怪怪1 昏昏沉沉1 扭扭捏捏1 浩浩荡荡4 吞吞吐吐1  鬼鬼祟祟1
    欢欢喜喜1 吹吹打打2 忙忙碌碌1 口口声声1 踉踉跄跄3  纷纷滚滚3
    摇摇摆摆2 慌慌张张1 战战兢兢1 明明白白2 哽哽咽咽1  刮刮杂杂1
    前后相同的词语只有“踉踉跄跄”等用楷体字标出的8 个(其中收入《现代汉语词典》的只有“战战兢兢”一个),不相同的词语也远远超过相同的词语数。这是否是为了避免重复而有意替换了呢?恐怕未必如此,因为其中有些词语反复用了多次,显然不曾有意避免重复。而且,后50回中从“扭扭捏捏”到“口口声声”这8 个词语(即有下加点者)更是至今活跃在现代汉语的口语之中,它们均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难怪有人怀疑后50回是“现代人的伪作”了。后50 回的 ABB 式和AA BB式叠音词语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的比例都大于前70回,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七)有些句式在前70回中大量出现而在后50回中罕见
      1.好不××式
    “好不××”实际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否定句式,即“好+不××”。“好”是甚词;另一种是肯定句式“好不+××”,“好不”是甚词,其中的“不”已虚化,不起否定作用了。
    否定句式如:
    (1)你好不晓事。(4回)
    (2)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却不躬身答礼。 柴进看了,心中好不快意。(9回)
    (3)兄长,你好不精细!(18回)
    肯定句式如:
    (1)那时小可初闻这个消息,好不惊慌。(41回)
    “好不惊慌”实际是说“很惊慌”、“十分惊慌”。但是,这种肯定式的说法在前70回中仅此一例。然而,在后50回里,多达39次的“好不××”却全部都是肯定式:
    (1)苗衙内见拿得李慰全家男女,好不欢喜。(80 回)“好不欢喜”就是“很欢喜”。仅“好不欢喜”这一说法在后50回中就出现整10次之多!
    (2)郓州府尹苗黑天平白地抄得李慰一笔家私,好不快活, 每日里饮酒取乐。(同上)
    (3)太守急了,飞报进京,高太尉好不忧急!(85回)
    (4)宋江和他谈谈说说,好不乐意。(87回)
    (5 )只一个拐弯,竟被他兔脱而去,二人好不恼恨。(113回)
    试比较一下否定式的例(2)“好不快意”与肯定式的例(2)“好不快活”,字面上差不多,意思却恰恰相反。而且,在前70回中,否定式与肯定式之比为17∶1,而后50回中之比却变成了0∶39!这种巨大的差异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思索的。
      2.元明时期特有的判断句式
    前70回中大量出现元明时代经常见到的颇具时代特色的判断句式“是……便是”、“便是……便是”和“……便是”式:
    (1)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1回)
    (2)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陆虞候便是。(7回)
    (3)洒家是东京制使杨志的便是。(16 回)——以上“是……便是”式
    (4)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8回)
    (5 )小弟便是晁保正庄上曾拜识尊颜蒙恩救了性命的赤发鬼刘唐便是。(19回)
    (6)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57 回)——以上为“便是……便是”式
    (7)洒家不是别人,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鲁达的便是。(4回)
    (8)小吏宋江的便是。(17回)
    (9)我生在浔阳江……绰号混江龙李俊的便是。(60 回)——以上为“……便是”式
    以上三种句式在前70回中共出现23句之多,而后50回仅出现“……便是”式3例:
    (1)俺乃梁山泊镇三山黄信便是。(88回)
    (2)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石碣村的刁桂便是。(95回)
    (3)老爷么?梁山泊活阎罗阮小七便是。(95回)
    仔细观察,后组的例(2)“石碣村的刁桂便是”,与前组例(3)“杨志的便是”、例(4 )“林冲的便是”还不完全相同:“的”字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结构就不一样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便是……便是”式的判断句一句也没有了。是否由于内容而影响到这种句式的出现呢?恐怕也不是。因为后50回中也有不少有名有姓的的人物出场,他们中既有绿林好汉,也有官府将领。他们都经常自报姓名或相互介绍姓名。因此,仍出现了不少自报姓名或介绍别人的判断句,但却都变成了前70回中不常见的判断句式,如:(1)只我便是打虎的武松。(84回)(2)俺是豹子头林冲。(107回)(3)老爷是梁山泊赤发鬼刘唐。(107回)很显然,它们相对于“便是”式特别是“便是……便是”式来说更简捷些,更接近于后代说法。袁宾先生指出,“……是(乃)……便是”句式的出现 “实际上表明‘主语+表语+是也’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表达的需要,它的使用已经接近尾声。而‘主语+是(乃)+表语+便是’式既然在表语之前加上‘是 ’(乃),那么表语后面的‘是’或‘便是’就是不必要的、多余的了……因此它使用了不长的时间(元明时代)之后,便与‘主语+表语+是’句式相继消失了。(注: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23页。)”后50回判断句式的变化实际上印证了袁宾先生的论断。或者反过来说,后50回判断句式的变化,表明它的出现很可能已在元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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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3 18: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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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本帖最后由 linne2k3 于 2009-2-13 18:31 编辑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前面所说到的“有些词语只出现在后50回”等说法并非是指这些词语是在后50回时代才产生的,而只是就本书所表现出的情况而言。例如“清楚”一词,早在唐诗中就已经出现了(注:江兰生、曹广顺编著《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白居易就有诗云:“清楚音谐律,精微思入玄。”常建《湖中晚霁》诗:“是时清楚望,气色犹霾”。但为何不见于前70回?这或许与个人用语习惯有关。也就是说,前后用语之差异实际是由于作者不同而造成的。
    可以将以上内容归纳为以下三个表:
       表1 词语比较 词语  好容易 清楚 为了 为的 多分 打量 刚 登时 多么
前70回  0   0   0   0   0   0  2  2   0
后50回  20   23   5   3   8   9  6  31   3
词语  可是 但是 脸水 也得 收科 漏夜 惭愧1 惭愧2
前70回  0   0   0   0   0   0   6   0
后50回  4   3   1   2   1   2   1   2
词语  徼幸 不尴尬 尴尬 蹊跷前70回  0   2    3   0
后50回  2   6    0   6

        表2  叠音词语比较     
 前70回 后50回 相同
词语数 ABB式   32   26    7 AABB式   51   31    8       收入《现代汉语词典》之词语数及比例ABB式   前:2+3=5 占16%  后:2+9=1 占42% AABB式  前:1+4=5 占10%  后:1+8=9 占30%
          表3 句式比较 句式     好不××    
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    否定式  肯定式  是……便是 便是……便是 ……便是前70回  17    1    12      7      4 后50回  0    55     0      0      3
        结语
    从故事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前70回与后50回所叙述的故事情节大同小异,甚至可说是相当一致的。都不外乎是官府(包括地主豪绅)欺压穷人,百姓被迫反抗,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朝廷派兵征讨,梁山打败官兵;土豪劣绅或别的山寨与梁山对抗,梁山好汉将其扫灭,等等。更有相同者,是前后部分都有大量的激烈、复杂、曲折的战争描写。其场面之宏大,斗争之残酷,前后的确非常相似。然而,在词语和句式方面却明显存在着以上七方面的差异。这需要对它们作出合理的解释。有人可能会说:后50回长期在传抄中流传,因而有些地方可能被人改动过。这种可能是存在着的。但是,如本文所列举的如此众多的差异,恐怕就很难用被人改动来解释了。
    诚然,蒋祖纲先生从“思想、情节”、“亲疏关系”、“《水浒》气”、“语言的统一性”等若干方面证明了前后的一致,从而判定它出自施耐庵一之手。但事实上,除了蒋先生所举到的“统一性”以外,还有不少如本文所举出的不“统一”的地方。对此,李思明、宣啸东等先生也早已撰文从其他方面予以指出,本文则是对他们文章的进一步补充证实。
    一个人语言与思维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不可能想象施耐庵在写后50回时会突然刻意改变自己的用语习惯。因此,笔者认为:《古本水浒》之后50回决非施耐庵所作,而是另一个与施氏操同一方言而生活时代则稍晚的非常了不起的作者所为。由于他非常准确地把握并实现了施氏的创作意图,相当成功地写出了后50回之续作,因而才体现出了蒋先生所谓的“高度的统一性”。但由于毕竟并不是同一人所为,所以只要细加分析,还是不难发现前后在语言方面的种种个性差异。
    因此,出版社在为包括后50回在内的《古本水浒》署名时,径题为“施耐庵著”是欠妥当的。
    我系资料员秦聪立同志为我撰此文多方寻找资料,孙雍长先生对初稿执笔斧正,袁宾、王锳、方一新、汪维辉等先生在第八届近代汉语研讨会上,对本文建言甚多。在此一并致谢。
                                                                                                                                         【原载】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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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3 18: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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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的确很有说服力

我没有从较细致的地方(比如用词习惯)进行辨别,这篇文章对我帮助很大。

谢谢你的帮助

我会努力做自己的研究的
2009-2-13 19: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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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成稿于二十年代,所以没有提到过古本三国。我也不知这个版本,看了你的介绍以后才在网上找了些资料,呵呵,现学现卖。李泽厚说:网络时代,钱钟书的价值就会减半。看来一点没错。

本来只对“吃人”的问题感兴趣,扯远了。
2009-2-14 0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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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乱说话,,,,,,,,,,,,
2009-2-14 00: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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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以后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

你也可以开个话题我们讨论讨论
2009-2-14 00: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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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以后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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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莫寒 发表于 2009-2-14 00:33
同意同意

不过我最怕高人了。因为会显得我特别猥琐。。。
2009-2-14 00: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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