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Bernhard Schlink<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

Almodovar.

7

    在第二天夜里，我发现我爱上了她。我睡不实，想她，梦见她。我感觉我在抱着她，后来才发现我抱的是枕头或者被子。昨天把嘴都吻疼了。我想和她在一起。

    她跟我睡觉是她对我爱她的回报吗？迄今为止，每与一个女人睡过一夜之后，我都会产生一种感觉：我被宠爱了，为此我必须要报答，以爱的方式报答她，报答我所处的世界。

    儿童时代的事情我能记起的不多，但是，四岁时的一个冬日早晨仍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睡觉的房间没有暖气，夜里和早晨通常都很冷。我还记得暖烘烘的厨房里面生着一个笨重的铁炉子，上面总烧着一盆热水，如果把上面的圆形炉盖用钩子挪掉的话，就能看到红彤彤的火苗。在炉子前，我妈妈放了一把椅子，当她给我擦洗和穿衣服的时候，我站在上面。我还记得那种温暖舒服的感觉，记得在洗澡和穿衣时得到的温暖享受。我还记得，每当这种情形在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想，为什么我妈妈那样宠爱我，我生病了吗？我的兄弟姐妹得到了一些我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吗？是否今天还有我必须要承受的不愉快和难办的事情在等着我？

    也正是因为那个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的女人头一天下午对我如此宠爱，第二天我才又去上学了。此外，我想要显示一下我已具备的男子汉气。我自觉强健有力，比别人都强。我想把我的这种强健有力和优越感展示给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们看。再有，尽管我和她没有谈到过，但我想象得出，一个有轨电车的售票员会经常工作到晚上和夜里。如果只允许我呆在家里，为了康复而散散步的话，那么我怎么能够每天都见到她呢？

    当我从她那儿回到家的时候，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在吃晚饭了。“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妈妈都为你担心了。”我爸爸的口气听上去与其说是担忧，倒不如说是生气。

    我说，我迷路了。我本打算从荣誉陵园散步到慕垦库尔，但走来走去，最终却走到了挪施涝赫，我身上没带钱，只好从挪施涝赫走回来。

    “你可以搭车吗！”我妹妹偶尔搭车，但我父母不允许她这样做。

    我哥哥对我的话嗤之以鼻：“慕垦库尔和挪施涝赫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方向。”

    我姐姐也审视地看着我。

    “我明天想去上学。”

    “那么好好学学地理，分清东南西北，而且，太阳在…·”

    我母亲打断了我哥哥的话：“医生说还要三周。”

    “如果他能从荣誉陵园走到挪施涝赫，并从那儿又走回来，那他也能去上学。他缺的不是体力，而是聪明才智。”我和我哥哥小的时候就经常打架，后来大了就斗嘴。他比我大三岁，在各方面都比我占优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停止了反击，让他的好斗行为找不到对手。从此，他也只能发发牢骚而已。

    “你看呢？”我妈妈转向了我爸爸。他把刀叉放到了盘子上，身子靠在椅背上，两手放在大腿上。他没有说话，看上去在沉思。就像妈妈每次问他关于孩子们的情况或家务事时一样，就像每次一样，我心里都在想，他是否真的在想妈妈的问题还是在思考他的工作。也许，他也想去思考妈妈的问题，可他一旦陷入沉思，那么他所思考的无非就是他的工作了。他是哲学教授，思考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思考、阅读、写作和教学。

    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也就是他的家庭成员——对他来说就像家庭宠物一样，就像可以和人一道散步的狗、跟人玩耍的猫——蜷缩在人的怀里、一边发着呼噜声一边让人轻轻抚摸的猫。家庭宠物可能对人挺有好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需要它们，但是，买食料，打扫粪便，看兽医，这又未免太多了，因为，生活本身不在这儿。我非常希望，我们——也就是他的家庭，应当是他的生命。有时，我也真希望我那爱抱怨的哥哥和调皮的妹妹不是这样子。但是，那天晚上，我突然觉得他们都非常可爱。我妹妹：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大概最小的也不太好当，她不调皮捣蛋就不行。我哥哥：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他一定比我觉得更不方便。此外，自从我生病后，他必须把房间彻底让给我，而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他怎能不抱怨呢？我父亲：为什么我们这些孩子该成为他的生活呢？我们很快就会长大成人，离开这个家。

    我感觉，这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围坐在上面吊着麦芯产的五蕊灯的圆桌旁，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用带有绿边的老盘子吃饭，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互信任地交谈。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告别。我人虽在，但心已飞了。我一方面渴望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也渴望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我爸爸看着我说：“‘我明天要上学。’你是这样说的，对吗？”

    “是的。”他注意到，我问的是他，而不是妈妈，而且这之前也没有提到过。我在想，我明天是否该上学。

    他点头说：“我们让你去上学，如果你觉得受不了的话，那就再呆在家里。”

    我很高兴，同时也感到，现在和他们告别过了。

    8

    在随后的几天里，那个女人上早班，十二点钟回家。我一天接一天地逃掉最后一节课，为的是坐在她房门前的楼梯台阶上等她。我们淋浴，我们做爱，快到一点半的时候，我匆匆地穿上衣服，快速离开。我们家一点半吃午饭。周日十二点就吃午饭，而她的早班上得晚，结束得也晚。

    我宁愿放弃淋浴，可她干净得过分，早晨起来就淋浴。我喜欢闻她身上的香水味、新鲜的汗味，还有她从工作中带回来的有轨电车味。我也喜欢她湿淋淋的、打了香皂的身子，也乐意让她给我身上打香皂，也乐意给她打香皂。她教我不要难为情，而要理所当然地、彻底地去占有她。当我们做爱时，她也理所当然地采取占有我的做法，因为她在和我做爱，在从我身上获得情欲的满足。我不是说她不温柔，也不是说我没有得到乐趣。但在我学会去占有她之前，她只是顾及她的感受和乐趣。

    学会占有她，那是以后的事——但我从未做到完全学会，因为我很久都觉得没有这种必要。我年轻，很快就能达到高潮。当我的体力慢慢恢复后，我又接着和她做爱。她把两手支撑在我的胸上，在最后一刻使劲抓我，抬起头猛地发出一种轻轻的抽咽般的喊叫声。第一次，我被她的这种叫声吓坏了，后来我开始渴望地期盼听到她的这种声音。

    之后，我们都精疲力尽了。她经常躺在我怀里就睡着了，我听着院子里的锯木声和淹没在锯木声中的工人们的大喊大叫声。当听不到锯木声的时候，火车站街上微弱的交通嘈杂声就传入了厨房。当我听见孩子们的喊叫声、玩耍声时，我就知道学校已放学，已过一点钟了。中午回家的邻居在阳台上给鸟儿撒上鸟食，鸽子飞来，咕咕地叫着。

    “你叫什么名字？”在第六天或第七天的时候，我问她。她在我怀里刚刚睡醒。这之前我一直避免用“你”和“您”来称呼她。

    她一下子跳起来说：“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想知道？”她满脸不信任地看着我说。

    “你和我……我知道你姓什么，但不知道你叫什么。我想知道你的名字，这有什么……”

    她笑了：“没什么，小家伙，这没什么不对的。我叫汉娜。”她接着笑，止不住地笑，把我都感染了。

    “你刚才看我时的表情很奇怪。”

    “我还没睡醒呢。你叫什么名字？”

    我以为她知道我的名字。当时时兴的是把上学用的东西不放在书包里，而是夹在腋下。当我把它们放在厨房桌子上时，我的名字都是朝上的，在作业本上和用很结实的纸包的书皮的课本上都贴上了小标签，上面写着课本的名称和我的名字，但是，她却从未注意这些。

    “我叫米夏尔·白格。”

    “米夏尔，米夏尔，米夏尔。”她试着叫着这个名字。

    “我的小家伙叫米夏尔，是个大学生……”

    “中学生。”

    “……是个中学生，有……多大，十七岁？”

    我点点头，她把我说大两岁，我感到很自豪。

    “……十七岁了，当他长大的时候，想当一个著名的……”她犹豫着。

    “我不知道我要当什么。”

    “但你学习很用功。”

    “就那么回事吧。”我对她说，她对我来说比学习和上学还重要，我更愿意经常地到她那儿去。“反正我得留级。”

    “你在哪儿留级？”她坐了起来，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地交谈。

    “高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生病我落下的课程太多了。如果我要跟班上的话，就必须用功学。这真无聊。就是现在也应该呆在学校里。”我告诉了她我逃学的事儿。

    “滚！”她掀开鸭绒被子，“从我的床上滚出去2如果你的功课做不好的话，就再也别来了。学习无聊？无聊？你以为卖票、验票是什么有趣的事吗？”她站起来，一丝不挂地在厨房里表演起售票员来。她用左手把装票本的小夹子打开，用戴着胶皮套的大拇指撕下两张票，右手一摇就把挂在右手腕上来回摇摆着的剪票钳子抓在了手里，喀喀两下说：“两张若坝河。”她放下剪票钳子，伸出手来，拿了一张纸票，打开放在肚子前的钱夹把钱放了进去，再关上钱夹，从钱夹外层放硬币的地方挤出了零钱。“谁还没有票？”她看着我说：“无聊，你知道什么是无聊。”

    我坐在床沿上，呆若水鸡。“很抱歉，我会跟班上课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上，还有六周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我要试试。可是，如果你不允许我再见到你的话，我就做不到。我……”起初我想说“我爱你”，但是又不想说了。也许她说的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她没有权利要求我去做更多的功课，也没有权利把我做功课的情况作为我们能否相见的条件。“我不能不见你。”

    过廊里的挂钟敲响了一点半的钟声。“你必须走了，”她犹豫着，“从明天起我上白班，五点钟就上班，下了班我就回家，你也可以来，如果在这之前你把功课做好的话。”

    我们一丝不挂地、面对面地站在那儿。她对我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她穿着工作制服，其不可抗拒性也不过如此。我弄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这到底是关系到我，还是关系到她？如果说我的功课无聊话，那么她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无聊，这样说是对她的一种伤害吗？不过，我并没说谁做的事情无聊。或许她不想让一个功课不好的人做她的情人？可是我是她的情人吗？我对她来说算什么呢？我磨磨蹭蹭地在穿衣服，希望她能说点什么，可她什么都没说。我穿好了衣服，她仍就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我和她拥抱告别时，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9

    为什么一想起过去我就很伤心？这是一种对过去幸福时光的怀念吗？——在随后的几周里，我的确很幸福愉快，我拼命地用功学习而没有留级；我们相亲相爱，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俩。还是由于我后来知道了事实真相？

    为什么？为什么对我们来说那么美好的东西竟在回忆中被那些隐藏的丑恶变得支离破碎？为什么对一段幸福婚姻的回忆在发现另一方多年来竟还有一个情人之后会变得痛苦不堪？是因为人在这种情况下无幸福可言吗？但是他们曾经是幸福的！有时候人们对幸福的回忆大打折扣，如果结局令人痛苦。是因为只有持久的幸福才称得上幸福吗？是因为不自觉的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一定要痛苦地了结吗？可什么又是不自觉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呢？

    我回想着过去，眼前出现了当时的我自己。我穿着一套讲究的西服，那是我一位富有的叔叔的遗物，它和几双有两种颜色的皮鞋——黑色和棕色、黑色和白色、生皮和软皮，一起传到了我手里。我的胳膊和腿都很长，穿妈妈为我放大的任何制服都不合身。我胳膊腿不是为穿衣长的，而是为动作协调长的。我的眼镜的式样是疾病保险公司所支付的那种，价钱最便宜。我的头发是那种蓬松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梳理它。在学校里，我的功课不好不坏。我相信，许多老师没有把我当回事，班里的好学生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我不喜欢我的长相，不喜欢我的穿戴举止，不满我的现状，对别人对我的评价不屑一顾。希望有朝一日变得英俊聪明，超过其他人，让他们羡慕我。不过，我有多少精力，多少信心？我还能期待遇到什么新人和新情况呢！

    是这些令我伤感吗？还是我当时的勤奋努力和内心所充满的信念令我伤感？我的信念是对生活的一种承诺，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有时候，我在儿童和青少年的脸上能看到这种勤奋和信念。我看到它们时，我感到伤感，一种令我想起自己的过去的伤感。这是一种绝对的伤感吗？当一段美好的回忆变得支离破碎时，我们就一定伤感吗？因为被追忆的幸福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于当时没有履行的诺言中？

    她——从现在起我应叫她汉娜，就像我当时开始叫她汉娜一样，她当然不是生活在承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仅仅生活在现实中。

    我问过她的过去，她的回答仿佛像从布满灰尘的老箱子里折腾出来的东西一样没有新意。她在七座堡长大，十七岁去了柏林，曾是西门子公司的一名女工，二十一岁时去当了兵。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可能的工作她都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工作，她已经干了几年了，她喜欢那套制服和这种往返运动，喜欢变换的风景还有脚下车轮的转动。除此之外，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三十六岁了，仍没有成家。她讲述这些的时候，仿佛讲的不是她自己的生活，而是另外一个她不熟悉、与她无关的人的生活。我想详细知道的事情，她往往都不记得了。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她父母从事什么职业？她是否有兄弟姐妹？她在柏林是怎样生活的？她当兵时都做了什么？“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呀！小家伙。”

    她对未来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我没有想结婚组建家庭的计划。但是，相对而言，我对朱连·索雷尔与雷娜尔的关系比他与马蒂尔德·德拉莫尔的关系更为同情。我知道，腓力斯·科鲁尔最后不愿在他女儿的怀里，而愿在他母亲的怀里死去。我姐姐是学日耳曼学的，她曾在饭桌上讲述过关于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暧昧关系的争论。我强词夺理地为他．们辩护，这令全家人感到震惊。我设想过我们的关系在五年或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问汉娜她是怎么想的，她说她甚至连复活节的事都还没想。我们曾商定，复活节放假时，我和她骑自行车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母子身份住在一个房间里，可以整夜呆在一起了。

    我的设想和建议很少有不令我痛苦的时候。有一次和妈妈一起度假，我本想为自己力争一个单间。由妈妈陪着去看医生，或者去买一件新大衣，或者旅行回来由她去接站，这些我觉得都已与我的年龄不相称了。如果和妈妈在路上遇到同学的话，我害怕他们把我当做妈妈的宝贝儿子。尽管汉娜比我妈妈年轻十岁，可也够做我妈妈的年龄了。不过，和她在一起，我不但不怕别人看见，反而还为此感到自豪。

    如果现在我见到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我会认为她很年轻，但是，如果我现在看到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会认为他还是个孩子。汉娜给了我那么多自信，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他们已对我刮目相看。我接触的女孩们也察觉到，我在她们面前不再胆怯，她们也喜欢我这样。我感到惬意。

    我对与汉娜最初的相遇记忆犹新，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使得我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即从我与她的那次谈话到学年结束之前的那几周内发生的事情，反而记不清了。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见面、分手都太有规律了。另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么忙碌的日子，我的生活节奏还从本这么快过，生活从未这么充实过。如果我回想我在那几周内所做的功课的话，我仿佛感觉到我又坐在写字台旁，而且一直坐在那儿，直到把我生病期间所落下的功课都赶上为止。我学了所有的生词，念了所有的课文，证明了所有的数学习题，连接了所有的化学关系。关于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我在医院的病床上就读过了。还有我们的约会，在我的记忆中，这时约会的时间持续最长。自我们那次谈话之后，我们总是在下午见面。如果她上晚班的话，就从三点到四点半，否则就到五点半。七点钟开晚饭。开始时，她还催我准时回家，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止呆一个半小时了，我开始找借口放弃吃晚饭。

    这是由于要朗读的缘故。在我们交谈之后的第二天，汉娜想知道我在学校都学什么。于是，我向她讲述了荷马史诗、西塞罗的演讲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故事——老人怎样与鱼、与海搏斗。她想知道希腊语和拉丁语听起来是什么样。我给她朗读了《奥德赛》中的一段和反对卡塔琳娜的演讲。

    “你还学德语吗？”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只学外语呢，还是自己的本国语言也有要学？”

    “我们念课文。”我生病期间，我们班读了《爱米丽雅·葛洛获》和《阴谋与爱情》。这之后，我们要写一篇读后感。这样，我还要补读这两本书。我每次都是在做完其他作业之后才开始阅读它们。这样，当我开始阅读时，时间就已经很晚了，我也很累了，读过的东西第二天就全忘记了，我必须重读一遍。

    “读给我听听！”

    “你自己读吧，我把它给你带来。”

    “小家伙，你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宁愿听你朗读而不愿自己去读。”

    “是吗？原来如此？”

    第二天，我仍去她那儿。当我想亲吻她时，她却躲开了：“你得先给我朗读！”

    她是认真的。在她让我淋浴和上床之前，我要为她朗读半个小时的《爱米丽雅·葛洛获》。现在我也喜欢淋浴了。我来时的性欲，在朗读时都消失了，因为朗读一段课文时要绘声绘色地把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这需要集中精力。淋浴时，我的性欲又来了。朗读、淋浴、做爱，然后在一起躺一会儿，这已成了我们每次约会的例行公事。

    她是个注意力集中的听众，她的笑，她的嗤之以鼻，她的愤怒或者是赞赏的惊呼，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她紧张地跟踪着情节。她认为爱米丽雅像露伊莎一样都是愚蠢的、没有教养的女孩。她有时迫不及待地求我继续念下去，这是由于她希望这段愚蠢的故事应该早点结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有时我自己也渴望读下去。当天变长的时候，我读的时间也长些，为的是在黄昏时才与她上床。当她在我怀里入睡，院子里的锯木声沉默下来，乌鸦在唱歌，厨房里也只剩下越来越淡的和越来越黯的颜色时，我也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

    10

    复活节第一天，我四点钟就起床了。汉娜上早班，她四点一刻骑自行车去有轨电车停车场，四点半她就在开往施魏青根的电车上了。她对我说过，去时车上往往很空，只是回来时，车上才满满的。

    我在第二站上了车。第二节车厢是空的，汉娜在第一节车厢里，站在司机旁边。我犹豫着是上前面的车厢还是上后面的车厢，最后我还是决定上了后面的车厢。后面的车厢很隐蔽，可以拥抱，可以接吻，但是汉娜没有过来。她一定看到了我在车站等车，也看到我上了车，否则车也不会停下来。可是她还是呆在司机旁边和他聊天说笑，这些我都能看到。

    车开过了一站又一站，没有人在等车。街道上也没有人，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白云下面，一切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晨曦中：房屋、停着的小汽车、刚刚变绿的树木、开花的灌木丛、煤气炉还有远处的山脉。因为好多站都没有停车，车现在开得很慢，估计是由于车到每站的时间是固定的，车必须按时到站。我被关在了慢慢行驶的车厢里。最初，我还坐在那儿，后来，我站到了车厢前面的平台上，而且尽力注视着汉娜。她应该能感觉到我在她身后注视着她。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又接着和司机聊天。车继续行驶着，过了埃佩尔海姆之后，铁轨不是建在街上，而是建在街旁用鹅卵石砌成的路堤上。车开得快些了，带着有轨电车那种均匀的咔哒咔哒声。我知道这条路线要经过好多地方，终点站是施魏青根。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与世隔绝了，与人们生活、居住、相爱的正常世界隔绝了。好像我活该要无目的地、无止境地坐在这节车厢里。

    后来，在一块空地上，我看见了一个停车站，也就是一个等车的小房子。我拉了一下售票员用以给司机发出停车或开车信号的绳子。车停了下来，汉娜和司机都没有因为我拉了停车信号而回头看看我。当我下车的时候，好像她对我笑了笑，但我不敢肯定。接着车就开走了。我目送它先是开进了一块凹地，然后在一座小山丘后面消失不见了。我站在路堤和街道中间，环绕着我的是田地、果树，再远一点是带着花房的花园。这里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远处山上的白云下，飘浮着红霞。

    坐在车上的那段时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如果我对那后果不是如此记忆犹新的话，我真的会把它当做一场噩梦来对待。我站在停车站，听着鸟语，看着日出，就好像刚刚睡醒一样。但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也并非是件轻松的事，也许恶梦会成真，甚至人们梦中的可怕情景也会在现实生活中再现。我泪流满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到了埃佩尔海姆我才止住了哭泣。

    我徒步往家走，试了几次想搭车都没有搭成。当我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有轨电车从我身边开了过去，车上很拥挤，我没有看到汉娜。

    十二点的时候，我伤心地、忧心忡忡地。大为恼怒地坐在她房门前的台阶上等候她。

    “你又逃学了？”

    “我放假了，今天早上是怎么回事？”她打开房门，我跟她进了屋，进了厨房。

    “你为什么装做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想要……”

    “我装做不认识你的样子？”她转过身来，冷冰冰地看着我的脸说，“你根本不想认识我，你上了第二节车厢而你明明看见我在第一节车厢里。”

    “我为什么在放假的第一天早上四点半就乘车去施魏青根？我仅仅是想要给你个惊喜，因为我想你会高兴的。我上了第二节车厢……”

    “你这可怜的孩子，在四点半就起床了，而且还是在你的假期里。”我还没有领教过她嘲讽的口吻。她摇着头：“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施魏青根，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认得我，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现在你还不想走吗？”

    我无法描述我的气愤程度。“这不公平，汉娜，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的，我是为你才去坐车的，你怎么能认为我不想认得你呢？如果我不想认识你的话，我也就根本不会去乘车了。”

    “啊，行了，我已经说过，你怎么做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她调整了自己的位置，这样，我们之间就隔了厨房的一张桌子。她的眼神、她的声音、她的手势都说明她正把我当成了一个破门而入者来对付，并要求我走开。

    我坐到沙发里。她恶劣地对待了我，我想质问她。但我还根本没有来得及开始，她却先向我进攻了。这样一来，我开始变得没有把握了。她也许是对的？但不是在客观上，而是在主观上？她会或者她一定误解了我吗？我伤害她了吗？我无意伤害她，也不愿伤害她，可还是伤害了她？

    “很抱歉，汉娜，一切都搞糟了，我没想伤害你，可是看来……”。“看来？你的意思是，看来你把我伤害了？你没那能力伤害我，你不行。现在你总该走了吧？我干了一天的活，想洗澡，我要安静一会儿。”她敦促地看着我。看我还没站起来，她耸了耸肩，转过身去，开始放水脱衣服。

    现在，我站起来走了。我想，我这一走就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半小时之后，我又站在了她的房门前。她让我进了屋。我把一切都承担了，承认我毫无顾及地、不加思考地、无情无爱地处理了这事。我知道她受到了伤害。我也知道她没有受到伤害，因为我没有能力伤害她。我明白我不可能伤害她，因为她根本就不给我这种机会。最后，当她承认我伤害了她的时候，我很幸福。这样看来，她并非像她所表现的那样无动于衷，那样无所谓。

    “你原谅我了吗？”

    她点点头。

    “你爱我吗？”

    她又点点头。“浴缸里还有水，来，我给你洗澡！”

    后来我自问，她把浴缸里的水留在那儿，是不是因为她知道我还会回来的？她把衣服脱掉了是不是因为她知道我忘不了看到她脱衣服时的感觉，因此，会为此再回去的？她是否只是为了在这场争执中取胜？当我们做完爱，躺在一起时，我给她讲了我为什么没有上第一节车厢而是上了第二节车厢的原因。她以嘲弄的口吻说：‘小家伙，小家伙，你甚至在有轨电车上也想和我做爱吗？”这样一来，引起我们争吵的原因就似乎无关紧要了。

    可事情的结果却至关重要。我在这场争吵中不仅仅败下阵来，在短暂的争执之后，当她威胁着要把我拒之门外时，当她回避我时，我屈服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没有和她争吵过一次，即使是很短暂的一次也没有。当她一威胁我对，我立刻就无条件地投降。我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不是我的过错我也承认，不是故意的也说是故意的。当她的态度冷淡和严厉的时候，我乞求她重新对我好，原谅我，爱我。有时候，我感觉到，她似乎也为自己的冷淡无情而苦恼。好像她也渴望得到我的温暖、我的道歉、我的保证和我的恳求。有时我想，她太轻易地就征服了我，可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和她无法就此交谈。就我们的争吵来交谈会导致一场新的争吵。我给她写了一封或两封长信，可她对此毫无反应。当我问起此事时，她反问道：“你怎么又开始了？”

Almodovar.

11

    汉娜和我并不是在复活节第一天过后就不再幸福了。四月份的那周我们很愉快，我们从本那样愉快过。这第一次争吵——也是我们的主要争吵之一，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式，即朗读、淋浴。做爱，然后躺在一起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有好处。此外，她一口认定我那天不想认她。但是，当我想和她一起展示给外人看时，她又提不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原来你还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和你在一起。”她不想听到我说这样的话。这样，复活节过后的那周，我们骑车出去了四天，我们去了温普芬、阿木尔巴赫和米尔藤堡。

    我已不记得，我当时都对父母说了些什么。是说我和好朋友马蒂亚斯一起出去？还是和几个人一起出去？是说我去拜访一位老同学？大概我母亲像以往一样对我很不放心，而我父亲却也像往常一样，认为母亲对我不应该有什么木放心。别人都不相信我会赶上功课，我不是也赶上了吗？

    生病期间，我的零花钱都没花。可是如果我为汉娜付钱的话，却又不够。因此，我就在圣灵大教堂附近的一家邮票店出售了我的集邮邮票。那是惟一的一家门上贴着收购集邮邮册招牌的邮票店。一位店员翻了翻我的集邮册，然后出价六十马克。我指给他看了一张我的王牌邮票，一张带有金字塔的方形埃及邮票，这张邮票在票册中的标价为四百马克。他耸耸肩。如果我十分眷恋我的集邮的话，也许我该保留它们。我到底可不可以卖掉它们呢？我的父母会对此说些什么呢？我尽量讨价还价，我说，如果像他说的那样带金字塔那张邮票不值钱的话，那么我干脆就不卖它了。这样一来，他又仅出三十马克了。这么说，带金字塔的那张邮票还是值钱？最后，我卖了七十马克。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可这对我来说无所谓。

    不仅我对这次旅行激动不已，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汉娜在出发的前几天也已经心神不定了。她考虑来考虑去应该带些什么东西，把东西装到了自行车的挂包里和我为她买来的肩背包里，折腾来折腾去的。当我想在地图上指给她看我考虑好的路线图时，她什么都不想听，什么都不想看。“我现在太兴奋了，小家伙，你做的一定错不了。”

    复活节的星期一我们上路了。当日阳光明媚，一连四天都阳光明媚。早晨天气凉爽，白天天气暖和，但对骑自行车来说还不是太暖和，不过在外野餐已不冷了。森林像一块绿地毯一样，由黄绿、浅绿、深绿、蓝绿和墨绿组成。一会儿深，一会儿浅地交织在一起。莱茵平原上的第一批果树已经开花了，奥登森林的连翘刚刚抽芽。

    我们常常并肩而行，我们相互指看一些沿途见到的东西：城堡、垂钓者、河上行驶的船、帐篷、岸上列队行走的一家家人，还有敞篷美国大轿车。转弯和走新路时，必须由我带路。朝哪个方向走和走哪条路的事她不想操心。如果路面很拥挤的话，时而她在前面骑，时而我在前面骑。她骑的自行车的链条、脚蹬和齿轮处都有遮板。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连衣裙，宽肥的下摆随风飘舞。我曾为她担心，怕她的裙子被卷到链条或车链子里，怕她因此而跌倒。在我不再担心之后，我愿意看着她在我前面骑。

    我多么盼望着夜晚的降临啊！我想象着我们做爱、睡觉、醒来、再做爱、再入睡、再醒来等等，夜复一夜。可是，只是在第一天夜里，我醒过来一次。她背对着我躺着，我俯身亲吻她，她转过身来，仰卧着，把我搂在怀里：‘我的小家伙，我的小家伙。”之后，我就躺在她怀里睡着了。由于风吹日晒，加之骑车的疲劳，后来我们都一觉睡到天亮。我们在早上做爱。

    汉娜不仅把选择方向道路的事交给我，还要由我来寻找我们过夜的客栈。我们以母子关系登记住宿，她只需在登记条上签字就行。我不仅要为自己点菜，还要为她点菜。“这次我什么都不想操心。”

    我们唯一的一次争吵发生在阿木尔巴赫。我很早就醒了，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从房间里溜了出去。我想把早餐端上来，也想着一看有没有已经开门的花店，好给汉娜买一枝玫瑰。我给她在夜桌上留了一张字条：“早上好。取早餐，一会儿就回来。”或者类似这样的话。当我回来时，她站在房中间，衣服穿了一半，愤怒地发抖，脸色苍白。

    “你怎么能就这样一走了之了呢！”

    我把放早餐的托盘和玫瑰放下，想把她搂在怀里。“汉娜…”

    “别碰我！她手里拿着扎连衣裙的细皮带，往后退了一步，对着我的脸就抽了过来。我的嘴唇被抽破了，鲜血直流，我感觉不到疼痛。我被吓坏了，她又举起了手臂。

    可是她没有再打下来，她把手臂垂了下来，皮带落到了地上。她哭了，我还从未看见她哭过。她的脸变了形，变得目瞪口呆，眼皮哭得红肿，面颊上、脖颈上泛着红癍，嘴里发出沙哑的喉音，类似我们做爱时她发出的那种无声的喊叫。她站在那里，泪水汪汪地看着我。

    我应该把她搂在怀里，可我又不能，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家里的人不是这样的哭法，我们家里的人不动手打人，更不用皮带抽人，我们家里的人只动口。可是我该说什么呢？

    她向我走近了两步扑到了我的怀里，用拳头捶我，紧紧地抓着我。现在我可以抱着她了，她的肩在抽搐，她用额头撞着我的胸。接着她深深地端了口气，紧紧地依偎在我怀里。

    “我们吃早餐吧？”她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我的天哪，小家伙，你看上去像什么样子！’她取了条湿毛巾把我的嘴和下巴擦干净了。“怎么连衬衫都到处是血。”她为我脱掉了衬衫，然后脱掉了裤子，之后她自己也把衣服脱了，我们就做起爱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那么气愤？”我们躺在一起，是那样的心满意足。我想现在一切都该得到解释了吧。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总是问愚蠢的问题！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可是我给你留了一张字条……”

    “一张字条？”

    我坐了起来，在夜桌上放字条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我站了起来，桌边、桌下、床上、床下，到处找，都没有找到。“我搞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给你写了一张字条，说我去取早餐，即刻就回。”

    “你写了吗？我没有看到字条。”

    “你不相信我吗？”

    “我倒是情愿相信你，可我没有见到字条。”

    我们不再争吵了。来了一阵风把字条刮走了吗？刮到了什么地方或者利到了一个虚无地。她的愤怒、我流血的嘴唇、她受到伤害的面部表情还有我的无能为力，难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误解吗？

    我还应该继续寻找那张字条吗？寻找汉娜生气的原因？寻找我为什么那么无能为力的原因吗？“小家伙，念点什么吧！”她紧紧地依偎在我怀里。我拿出了艾兴道夫的《无用之人》，接着上次停下来的地方念了起来。《无用之人》比《爱米丽雅·葛洛获》和《阴谋与爱情》念起来容易。汉娜又紧张地跟随着情节。她喜欢里面的诗，喜欢主人公在意大利时所穿的服装，喜欢混淆不清，喜欢梦想成真，喜欢追逐，同时她也认为主人公可恶，因为他是个无用之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什么都不会做，而且也愿意什么都不会做。她对一些问题犹豫不决，在我念完之后的几小时还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海关税收员不是什么好职业吧？”

    我又不自觉地这么详尽地叙述了我们的争吵，现在我也乐意讲一讲我们的幸福一面。这次争吵把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我看见了她哭，哭泣的汉娜比坚强的汉娜更令我感到亲切。她开始显露出她温柔的一面，她的这种温柔，以前我还从未体验过。我破裂的嘴唇在愈合之前，她不时地就看看，轻轻地摸摸。

    我们做爱的方式也不一样了。很长时间里，我完全听她指挥，由她采取主动。后来，我也学会了采取主动。在我们的旅行中和自从旅行以来，我们做爱时已不仅仅采取上下位的姿势了。

    我有一首当时写的诗，作为诗它没有什么价值。我当时很崇拜里尔克和本，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想同时效仿他们两位，可我也再次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当时是多么的密切。下面是那首诗：

    当我们敞开心扉时，

    我们合二为一。

    当我们沉浸时，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我们消失时，

    你在我心里，我在你心里。

    这之后，

    我是我，

    你是你。

    12

    我虽然不记得为了能和汉娜一起出游，我在父母面前都撤了哪些流，却还记得为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周里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付出的代价。我的父母、哥哥和姐姐去哪里旅行，我已不记得了。问题是我的小妹，她应该去一位女朋友家里，可是如果我留在家里的话，她也要呆在家里。我父母不想这样，这样一来，我也必须去一位朋友家里住。

    回顾当时的情况，我发现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我父母准备让我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独自一人在家里呆上一周的时间。他们已注意到了我通过与汉娜的交往已经变得独立了吗？或者他们只是注意到，尽管我生了几个月的病，还是照样跟上了功课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比这之前他们所认为的更有责任心，更值得信赖了吗？当时我有那么多的时间是在汉娜那里度过的，我也记不得了当时我是否必须对此做出解释。看来，我父母认为我已经恢复了健康，以为我想更多地和朋友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此外，四个孩子就像一群羊，父母不可能把注意力平分在每个孩子身上，而是集中在有特别问题的孩子身上。我有问题的时间够长的了，现在我身体健康并可以跟班上课，这已令我的父母感到轻松。

    我想把妹妹打发到她的女朋友家里，以便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当我问她想要什么时，她说要一条牛仔裤——当时我们把牛仔裤叫做蓝牛仔裤或斜纹工装裤，一件市套衫和一件天鹅绒毛衣，这我能理解。牛仔裤在当时还是很特别的东西，很时髦。此外，牛仔裤还把人们从人字型西服和大花图案的服装中解放出来。就像我必须穿我叔叔穿过的衣服一样，我的妹妹也必须要穿我姐姐穿过的衣服。可是，我没有钱。

    “那就去偷把！”我的妹妹看上会沉着冷静地这样说到。

    这件事容易得令你吃惊。我在试衣间里试穿了不同型号的牛仔裤，也拿了几条我妹妹所穿的型号，把它们掖到又肥又宽的裤腰里就溜出了商店。那件布套衫是我在考夫豪夫店里偷出来的。有一天，我和妹妹在一家时装店里，从一个摊位溜达到另一个摊位，直到找到了卖正宗布套衫的正确摊位为止。第二天，我急匆匆地迈着果断的脚步，走过了这个经销部，抓起了一件毛衣，藏到了外套里，成功地带了出去。在此之后的第二天，我为汉娜偷了一件真丝睡衣，但被商店的侦探发现了。我拼命地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掉。有好几年，我都没有再踏入考夫豪夫商店的大门。

    自我们一起出游，一起过夜之后，每晚我都渴望着在身边感觉到她的存在，都渴望依偎在她怀里，都渴望着把肚子靠在她的屁股上，把胸贴在她后背上，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也渴望着夜里醒来时，用手臂去摸她，找她，把一条腿伸到她的一条腿上去，把脸在她肩上路路。独自一人在家里呆一周就意味着有机会和汉娜在一起度过七个夜晚。

    其中的一个晚上，我把汉娜邀请了过来并为她做了饭。当我忙着做饭时，她站在厨房里。当我把饭菜端上来时，她站在餐厅和客厅开着的门之间。在圆餐桌旁，她坐到了通常我父亲所坐的位子上，朝四处打量。

    她的眼神在审视着一切。毕德麦耶尔家具、三角大钢琴、老式的座钟、油画、摆满书的书架，还有放在餐桌上的餐具。当我起来去准备饭后甜食时，把她一个人留在了那儿。回来时发现她已不在桌边坐着了。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最后她站在了我父亲的书房里。我轻轻地靠在门框上，看着她。她的目光在布满墙面的书架上漫游，好像在读一篇文章。然后，她走到一个书架前，在齐胸高的地方用右手的食指慢慢地在书脊上移动，从一个书架移到另一个书架，从一本书移到另一本书。她巡视了整个房间。在窗前，她停了下来，在昏暗中注视著书架的反光和倒影。

    这是汉娜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之一。我把它储存在大脑中，可以在内心的银幕上放映，她总是那样没有变化。有时候，我很长时间都不想她，可是她总是让我又想起她，这可能是我多次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内。动的屏幕上非要放映、观赏她不可。其中的一个情景是汉娜在厨房里穿长筒袜，另外一个情景是汉娜站在浴缸前张开双手拿着浴巾。还有一个情景是汉娜骑着自行车，她的连衣裙随风飘舞。然后，就是汉娜在我父亲书房里的情景。她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连衣裙，当时人们称之为衬衣裙。穿着它她看上去很年轻。她用手指摸著书脊走到了窗前，向窗外眺望。现在她把身子转向了我，她转得太快了，以至于她的裙子有那么一瞬间把她的腿给缠住了，过了一会裙子才又平放下来。她的眼神看上去有些疲倦。

    “这些书只是你父亲读过的呢还是也有他写的？”

    我知道父亲写过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书。我把两本书都找了出来给她看。

    “给我朗读一段，你不愿意吗，小家伙！”

    “我……”我不愿意，可是我又不想拒绝她的请求。我拿出了父亲的那本关于康德的书，给她朗读了其中关于分析学和辩证法的一段。她和我都不懂。“够了吗？”

    她看着我，好像她都听懂的样子或者说懂与不懂都无关紧要的样子。“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的书吗？”

    我摇摇头。

    “你会写其他书吗？”

    “我不知道。”

    “你会写剧本吗？”

    “我不知道，汉娜。”

    她点点头。然后，我们吃了饭后甜食就去了她那里。我非常想和她在我的床上睡觉，但是她不愿意。她在我家里感觉像个闯入者。她并没有用语言表述这些，可是通过她的举止可以看得出来，她站在厨房里或者站在开着的门之间，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摸著书，她和我坐在一起吃饭时的举止，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点。

    我把那件真丝睡衣送给了她。睡衣是紫红色的，细细的背带，袒胸露背的式样，一直拖到脚踝，质地柔润光滑。汉娜高兴得眉开眼笑。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自己，转过身来跳了几步舞，对着镜子看了一会自己在镜中的形象，接着又跳起来。

    这也是汉娜留在我脑中的一个形象。

    13

    我总是认为每个学年的开始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文科中学的六年级升入七年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原来所在的班被解散了，我们被分插到其他三个同年级的班里。有相当多的学生没能过六年级升入七年级这一关。这样，原来的四个小班被合并为三个大班。

    我所在的那所文科中学有好长一段时间只招男生。当也开始招收女生时，最初人数很少，不能均匀地分配到每个班里，而只能分配到一个班，后来，又分配到第二、第三班，直到每班都分入了三分之一的女生为止。我原来所在的班在我上学的那年没有这么多的女生可分。我们为第四班，是个纯男生班。正因为如此，才是我们班而不是其他别的班被解散，被分插。

    我们只是在新学期伊始才知道这些。校长把我们召集到一间教室里，告诉了我们分班的情况。我和六名同班同学一起穿过空空荡荡的走廊走进了新教室。我们得到的座位都是剩余的，我的座位在第二排。每人一张课桌，两个课桌并列为一对。共有三个纵排，我坐在中间那排，左边坐着原来班上的同学鲁道夫·巴根，他比较胖，比较安静，是个可信赖的国际象棋和曲棍球手。在原来的班里，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往来，可是到了新班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右边的那排坐的都是女生。

    我的邻桌叫索菲，·她头发棕色，眼睛绿色，皮肤被夏日的阳光晒成棕色，裸露的胳膊上长着金黄色的汗毛。我坐下之后，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她冲我笑了笑。

    我也报之以微笑。我现在自我感觉良好，很高兴在新的班级里开始新的生活，还为班里有女生而高兴。在六年级时，我曾经观察过我的男同学：不管班里是否有女同学，他们都怕她们，回避她们，或者在她们面前吹牛，或者对她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了解女人，可以和她们友好地、泰然自若地相处。女孩子们也喜欢这样，在新班里，我要和她们融洽相处，同样也要和男同学友好相处。

    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一样吗？我在年轻时总是感觉不是太自信了，就是．不知所措；不是显得完全无能、微不足道或一事无成，就是自我认为在各方面都很成功，而且必须在各方面都要成功。只要我自信，就可以克服最大的困难。但一个小小的失败又足以让我感到我一事无成。重新获得的自信从不是成功的结果。我也期望自己能做出成绩，渴望他人的认同，但我却很少能做出什么成绩，即使能，也都是微不足道的成绩。我能否感觉到这种微不足道，是否为这种微不足道的成绩感到自豪，这完全取决于我的心清如何。几个星期以来，和汉娜在一起我感觉很不错，尽管我们之间有争吵，尽管她不断地训斥我，而我又总是屈就于她。这样，随着新班级生活的开始，一个愉快的夏天也来临了。

    我眼前的教室是这样的：门在右前方，右面墙上是木制挂衣钩，左边是一排窗户，透过窗户可以望到圣山。当课间休息时，我们站在窗前，这时向外可以看到下面的街道、一条河。以及河对岸的一片草坪。前面是黑板、放地图的架子和图表。在齐脚面高的小讲台上摆着讲桌和椅子。内墙到齐头高的地方都剧上了黄色的油漆，一人高以上的地方刷上了白色。天花板上吊了两个乳白色的圆灯泡。教室里再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没有图片，没有植物，没有多余的桌位，没有放忘记带走的书本或者彩色粉笔的柜子。如果你的眼睛开小差的话，你只能把目光投向窗外或者偷看邻桌的男女同学。当索菲察觉到我在看她时，就转向我这边来，对我笑笑。

    “白格，即使索菲是一个希腊名字，那您也没有理由在上希腊语课时研究您的邻桌女同学。快翻译！”

    我们翻译《奥德赛》，我读过德文版，很喜欢读，直到今天仍旧很喜欢。如果轮到我的话，我只需几秒钟，就能进入状态把它翻译出来。但当老师把我叫起来，又把我和索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时，同学们哄堂大笑。当他们的笑声停止时，我却由于其他的原因口吃起来。瑞西卡，这个婀娜多姿、手臂白嫩的少女，她应该是汉娜呢，还是索菲？反正她应该是二者中的一个。

    14

    飞机发动机的失灵并不意味飞机末日的马上来临。飞机并不像石头那样从天空突然坠落下来，那种带有多个喷气式发动机的大型客机在坠毁之前，还能继续飞行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这期间，乘客们什么也感觉不出来。发动机失灵的飞机和发动机正常工作的飞机在飞行中感觉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声音比较小，但也仅仅是小一点点。比发动机声音大的是机身和机体所带动的风。不定什么时候，当你朝窗外看时，才会发现地面或海洋是那样令人可怕地近在咫尺。或者空中小姐和先生把这光窗关上开始放电影。这时，乘客们甚至可能觉得噪音稍小的飞机还特别舒服。

    那个夏天，我们的爱情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我对汉娜的爱、她爱我的程度我都一无所知。

    我们保持了例行公事式的朗读、淋浴、做爱。躺在一起的习惯。我朗读了《战争与和平》这部托尔斯泰描述历史、伟人、俄国、爱情与婚姻的小说，大概用了四十到五十个小时的时间。汉娜还是一如既往地，紧张地关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她不再做评论，不再把娜塔莎、安德列和比尔纳入她的世界，就像她曾把露伊莎和爱米丽雅纳入她的世界一样，而是进人了他们的世界，就像一个人惊奇地做一次远一样，或者像一个人进入一座城堡一样，你可以进来，你可以在此逗留，你可以越来越熟悉它，但是却不能一点不胆怯。在此之前，我给她朗读的书，我自己都读过。《战争与和平》对我也是一本新书。我们一起进行了这次远游。

    我们相互给对方编造了昵称，她开始不仅仅叫我小家伙了，而是用各种不同的修饰语和缩略词来称呼我；什么青蛙、蛤蟆、小狗、鹅卵石和玫瑰。我一直称她为汉娜，直到她问我：“如果你把我搂在怀里，闭上眼睛想一想动物，你会想到什么动物呢？”我闭上眼睛开始想动物。她的皮肤摸上去光滑柔软而她的下身结实有力。当我把手放到她小腿肚子上时，感到她的肌肉开始持续不断地抽动起来。这让我想起了马在驱赶苍蝇时的皮肤抽动。“一匹马。”

    “一匹马？”她挣脱了我，坐起来吃惊地望着我。

    “你不喜欢吗？我想到了马是因为你摸上去是如此之好，即光滑又柔软，下身结实强壮，而且也因为你的小腿肚子在抽动。”我向她解释我的联想。

    她看着她的小腿上的肌肉说：“一匹马，”她摇摇头：“怎么会……”

    那不是她的性格，她一向都不模棱两可，或者是赞同或者是拒绝。在她惊讶目光的注视下，我已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就收回一切，做自我谴责并向她赔不是。但是，现在我想要尽力用马来和她和解。“我可以用马的不同美称来称呼你，如‘谢瓦尔’、呵吁’、小爱快’或‘小快快’。我想到马并不是想到了马嚼子或是马的头盖骨或是什么你不喜欢的东西，而是想到了它好的一面，它的温暖、温顺和坚强。你不是小兔子。小猫或者一只母老虎。在这些动物身上有它可恶的一面，你身上并没有。”

    地仰面躺着，两个手臂枕在头下面。现在我坐了起来看着她，她的目光空洞无神。过了一会儿，她把脸转向了我，她的面部表情特别真诚。“是的，我喜欢，如果你叫我马或者马其他的名字时，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了临近的城市，在那儿的一家剧院我们看了《阴谋与爱情》那是汉娜第一次看戏，她享受着那里的一切：从演出到中间休息时的香槟酒。我搂着她的腰，无所谓人们可能会把我们看做是一对。我为自己的这种无所谓而自豪。同时，我也知道若在我家乡的剧院里，我就不会无所谓了。她也知道这个吗？

    她知道，我的生活在那个夏天不再仅仅是围绕地、学校和学习循环了。下午去她那里时，我常常是游完泳才去，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在游泳池，我们男女同学聚集在一起，一起做作业，踢足球，打排球，玩三人玩的戏牌，一起调情嬉闹。我们班里的课余生活都在那里度过。去那里和属于那里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视汉娜的工作时间而定，或者比其他人晚来或者早走。我知道，这对我的名声没有什么坏处，相反，别人都觉得我挺有趣。我也知道，我什么也没错过。可我经常还是有种感觉，好像刚好在我不在时发生了什么事，但鬼知道是什么事。我是否比呆在汉娜那儿更愿意呆在游泳池？这个问题，我很长时间里都不敢对自己提出来。但是，我在七月里的生日却是在游泳池庆祝的。生日过得很遗憾，汉娜筋疲力尽、心情很不好地接待了我，她不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当我问起她的生日时，她说了十月二十一日，并没有问起我的生日。不过，她的情绪也不比她平时精疲力尽时更坏。但是，她不佳的情绪令我生气。我希望离开这儿去游泳池，去我的男女同学们那儿，去和他们轻松地聊天说笑，嘻闹调情。当我也表现出坏情绪时，我们又陷入了争吵。当汉娜不理睬我时，我又害怕失去她了，我低三下四地向她赔不是，直到她把我搂到怀里为止，但是我却满腔怨恨。

    15

    后来我开始背叛她。

    不是我泄露了我们之间的秘密或者出汉娜的丑。我不该讲的，什么都没有讲，该讲的我也什么都没讲。我没有透露我和她的关系。我知道否认是不明显的、变相的背叛。一个人是否能保守秘密或者是否不承认一件事，是否替他人着想，是否能避免尴尬和令人生气的场面，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这个隐瞒心事而不宜的人对此是一清二楚。否认——变相的背叛，会使我们的关系失去基础。

    我已不记得了，我第一次否认汉娜是什么时候。夏日的午后，游泳池把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发展为朋友的关系。在新班上，除了我的邻桌以外——他是我原来班上的同学，我尤其喜欢像我一样喜爱历史和文学的霍尔格·施吕特，我们很快就成为知己。他不久也和索菲成了好朋友。索菲住得离我家不远，这样我和她去游泳池同路。起初，我心想，我和朋友之间的信任程度还不足以使我向他们敞开心扉讲述我和汉娜的关系，后来，我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恰如其分的言辞。再往后，当别人都讲述年轻人的秘密时，我再讲述汉娜就太迟了。我想，这么晚了才讲述汉娜一定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我沉默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在其他人看来不正常而且我感到内疚，可是我知道我只字没提汉娜是对她的背叛，我这样做似乎是想让朋友们知道什么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实际上也是在自欺欺人。

    尽管他们注意到我不是很坦率，但这并未改变我的缄口。有一天晚上，我和索菲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一场大雷雨。我们躲到了新家园，在一座园圃的门檐下避雨。当时那里还尚未建大学楼，只是田园。当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下着豆大的雨点，与此同时，气温骤然降了五度左右。我们冷得要命，我一手搂着她。

    “喂？”她并不看着我而是望着外面的雨对我说。

    “什么？”

    “你病了很久吧，是黄胆病。这就是你在忙碌的事情吗？你害怕再也恢复不了健康吗？医生们是怎么说的呢？你必须每天去医院换血或者输液吗？”

    把汉娜当做病，我感到可耻。可是要谈起汉娜我又实在无法启齿。“不，索菲，我的病已经好了，我的肝胆也正常，如果我愿意，一年后我甚至可以喝酒，但我不想喝。我要……”汉娜使我忙忙碌碌，但我不想提汉娜。“我为什么晚来或早走是因为其他事情。”

    “你不想就此谈一谈吗？或者你实际上想谈却又不知道如何谈？”

    我不想谈，还是不知道怎样谈？这个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当我俩站在电闪雷鸣、劈啪作响的雨中时，在都冻得发抖又相互可以取点暖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对她，也只有对她才能提到汉娜。“也许下一次我能讲吧。”

    但是，再也没有这样的下一次了。

Almodovar.

16

    我一直都不知道汉娜不上班而我们又不在一起时她做什么。问起她这个问题，她就驳回我。我们没有共同的生活世界，她在她的生活中给我留有了她想给予我的一席之地，对此我该满足了。如果我想知道更多一点，不过是更多一点，那就是胆大妄为了。如果我们在一起感到特别地心满意足时，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什么都可以问也允许问，可随之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她不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却绕开我的问题。“你怎么什么都想知道，小家伙！”或者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你想让它被打出洞来吗？”或者她掰着手指数：“我要洗衣服，熨衣服，打扫卫生，买菜做饭，要把李子从树上摇晃下来，还要把它们抬起来运回屋里，尽快把它们做成果酱，否则的话，这个小东西就吃了。”她把左手的小拇指放到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间，“否则的话，它一个人就给吃光了。”

    我也从来没有与她不期而遇过，在街上，或者在商店里，在电影院，在一些如她所说的经常喜欢去的地方，或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总想和她一起去而她不愿意去的地方。有时我们谈论我俩都看过的影片。她毫无选择地看所有的影片，从德国的战争片到家乡片，从西部片到新浪潮派。我喜欢看好莱坞影片，不论是描写古罗马的还是西部片都喜欢。有一部西部片我们两人都特别喜欢，里查德·魏德马克扮演一名司法官，他第二天早上必须要和人决斗而且注定要战败。晚上，他来到多梦西·马隆的门前，她徒劳地劝其逃离。她把if打开：“你现在要做什么？你为了一个晚上不要命了吗？”当我满怀急切的渴望去汉娜那儿时，她有时戏弄地对我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为了一个小时你不要命了吗？”

    我仅有一次与汉娜不期而遇。那是七月底或八月初，放暑假的前一天。

    有好几天，汉娜的情绪都极不寻常，她任性粗暴同时明显地处于一种使其极端痛苦、敏感和脆弱的压力之下。她在极力控制自己，好像要避免在压力下彻底崩溃。我问她是什么事情使她如此痛苦，她对此的反应是没好气地对待我。我不知如何是好，无论如何我不仅感觉到她对我的训斥而且也感觉到了她的无助。我尽量去陪伴她同时又尽量少打扰她。有一天，这种压力不见了。于是，我想汉娜又和从前一样了。我们朗读完《战争与和平》之后没有马上开始朗读另一本书，我已答应这事由我来管，并带了很多书来挑选。

    但是她不想挑，“让我来给你洗澡，小家伙。”

    走进厨房里，我感到身上像加了一层厚布一样的闷热，但是，那不是夏日里的闷热。汉娜打开了热水炉，她让热水淌着，在里面加了几滴洗澡的香料之后给我洗澡。在那件浅蓝色的花罩裙下，她没有穿内裤。那件罩裙在潮湿的空气中贴在了汗淋淋的身上。她把我撩逗得兴奋不已。当我们做爱时，我感到她要让我体验到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感受，直到我不能承受为止。她对我还从来没那么倾心过，但又不是绝对倾心，她对我从来没有绝对倾心过。但是，那情景就好像她要和我一起溺死一样。

    “现在去你的朋友们那儿吧！”她和我告别之后，我就走了。房屋之间、田园之上都笼罩着炎热，柏油马路被晒得闪闪发光。我昏昏沉沉地去了游泳池，那里，孩子们玩耍的喊叫声、戏水的劈劈啪啪声传到了我耳中，好像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总而言之，我好像在穿过一个不属于我的，我也不属于它的世界。我潜入了乳白色的放有氯气的水中不想再出来。我躺在其他人旁边，听着他们在谈论什么可笑的和不足挂齿的事情。

    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气氛消失了，不知什么时候，游泳池里又变得和往常一样：做作业，打排球，聊天，调情。我已记不得了，当我抬头看到她的时候我正在做什么。

    她站在离我二十到三十米远的地方，穿着一条短裤，一件开襟的衬衫，腰间系着带子，正向我这边张望。我向她回望过去，离得太远，我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我没有跳起来向她跑过去，我脑子里在想，她为什么在游泳池里？她是否愿意被我看见？她是否愿意我们被别人看到？我是否愿意我们被别人看到？因为我们还从未不期而遇过，我该如何是好？随后，我站了起来，就在我没有注视她的这一眨眼的工夫里，她离开了。

    汉娜穿着短裤，一件开襟衬衫，腰间系着带子，带着我看不清的面部表情向我张望着。这也是汉娜留在我脑中的一个形象。

    17

    第二天她不在了。和往常的时间一样我去了她那里，按响了门铃。透过房门我看到一切依旧，听得见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

    我又坐在了楼梯台阶上。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一直知道她在哪条路段工作，尽管我不再设法去陪伴她，也不再想方设法去接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问起此事，对此不再感兴趣了。现在，我又想到这事。

    在威廉广场的电话厅里，我给有轨电车公司打了电话。电话被转来转去，最后得知汉娜·史密芝没有去上班。我又回到了火车站街，在院子里的木工厂那儿打听到那座房子为谁所有。我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这样我就去了基西海姆。

    “史密芝女士？她今天早上搬了出去。”

    “那她的家具呢？”

    “那不是她的家具。”

    “她是从什么时候起住在那个房子里的？”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呢？”那个透过门窗跟我说话的女人把窗户关上了。

    在有轨电车公司的办公大楼里，我到处打听人事部。有关的一位负责人很友好，也很担忧。

    “她今天早上打来电话，很及时，使我们有可能安排别人来代替。她说她不再来了，彻底地不来了。”他摇着头说，“十四天前，她坐在您现在的位子上，我给她提供了一次受培训当司机的机会，可她放弃了一切。”

    几天以后，我才想起来去居民登记局。她注销了户籍去了汉堡，可没有留下地址。

    我难受了许多天，注意着不让父母和兄弟姐妹看出来。在饭桌上，我参与他们的谈话，吃少许的东西，如果非要呕吐不可，也能忍看到了洗手间才吐出来。我去上学，去游泳池。在游泳池一个无人找得到的偏僻的角落里把下午的时间打发掉。我的肉体思念着汉娜，但是，比这种肉体的思念更严重的是我的负疚感。当她站在那儿时，我为什么没有立即跳起来向她跑过去！这件小事使我联想起了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对她的半心半意，由于这种半心半意，我否认了她，背叛了她。她的离去是对我的惩罚。

    有时候，我企图这样开脱自己，说我看见的那个人不是她。我怎么能确信就是她呢？当时我的确没有看清楚她的脸。如果真的是她，难道我连她都认不出来吗？我真的不能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她。

    但是，我知道那个人就是她。她站在那儿，望着我。一切都晚了。

Almodovar.

                                            第二部



汉娜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我走到哪儿都期望能见到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才习惯于下午没有她，我才在阅读或随便翻阅书籍时停止自问，哪些书适合朗读。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肉体才不再对她的肉体那么渴望了。有时候，我自己也注意到了我的胳膊和大腿在睡觉时是怎样地在寻摸着她。我哥哥多次在饭桌上开我的玩笑，说我在睡觉时叫喊着汉娜。我还记得我在课堂上魂不守舍，只是在想她的情景。最初几周里所具有的这种令我痛苦万分的负疚感后来消失了。我避开她住过的房子走另外的路，而且，半年后我的家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城区里。不是我把汉娜忘记了，而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她的回忆自己停止了，不再伴随我了。回忆被留在了身后，就像一列火车继续向前行驶而把一座城市留在其后一样。它依然存在，在什么地方潜伏着，我可以随时驶向它，得到它。但是，我不必非这样做不可。

    我记得，中学生活的最后几年和大学生活的最初几年我过得非常愉快，但是，能让我说得出的幸福又微乎其微。我没费什么力气就完成了学业，中学结业考试和出于无奈而选择的法律专业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友爱、情爱和离别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不在话下。我把一切都看得很轻，这样，一切对我来说都很轻松。也许正因为如此，记忆中的内容才如此之少。或许这种少只是我的一种感觉？我也在怀疑我现在的这种认为当年我过着幸福生活的感觉符合当年的实际吗？如果我再往前追忆的话，就会想起足以令我感到痛苦难堪的情景，我也就会意识到，虽然我告别了对汉娜的回忆，但却没有战胜它。汉娜不会使我再低三下四了，我也不会再卑躬屈膝了，我不再欠谁什么，不再感到内疚，不会再与任何人如此相爱，以至于她的离去会让我感到痛苦。当时，我对这些并没有这么清楚地思考过，但却明显地感觉到了。

    我养成了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惯，表现得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都无动于衷和不困不惑。我不参与任何事情。我还记得，有位老师对此看得很清楚。一次他与我谈起此事，我很傲慢地就把他打发掉了。我也记得索菲。在汉娜离开这座城市不久，索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她在疗养院度过了三年的光阴，在我刚上大学时她回来了。她感到孤独寂寞，在寻找与老朋友的联系，这样，我很容易就赢得了她的心。我们一起睡过觉之后，她发现我的心不在她那儿，她含着眼泪说：“你怎么了，你出了什么事？’我还记得，我的祖父去世前，在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要给我祝福，我都解释说我不信这个，它对我毫无价值。当时，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还感到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简直木可思议。我也记得，一个小小的示爱的手势，不管这手势是针对我的还是对别人的，都会让我激动得喉咙咬住。有时候，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足以使我如此激动。我既麻木不仁又多愁善感，这甚至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2

    我又见到汉娜是在法庭上。

    那不是第一次对集中营罪犯的开庭审判，也不是规模很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这次审判开了一门课，他希望借助学生们的帮助对整个审判过程进行追踪并对此加以分析。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纳粹历史及有关的审判程序进行研究的人士之一。我已记不得了他要考查、证明或者驳斥什么。我记得在课堂上我们就禁止追加惩罚进行过讨论。根据他们犯罪时就业已存在的刑法的有关条款来审判那些集中营看守和刽子手就足够了吗？或者视其犯罪之时人们如何理解运用这些刑法条款，并要看这些条款是否也涉及到他们？什么是法？是法律条文的规定还是在社会上真正被实施和遵守的东西？或者，法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加以实施和遵守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否已被写进法律条文？那位教授是一位流亡国外后归来的老先生，但在德国法学界仍是一位局外人。他以他的渊博学识，但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地参加了关于一些问题的讨论，不过，那些问题都是些不能靠学问解决的问题。“仔细观察一下那些被告人，您将找不出任何一个真的认为他当时可以杀人的人。”

    我们上的那门课在冬季学期开始，法庭的审判在年初，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法庭开庭审判。教授每天都指派了一组学生做文字记录。星期五大家坐下来讨论，把一周来的审判情况清理出来。

    清理！清理过去！我们参加这门课的学生把自己看做是清理的先锋。在过去的可怕历史上已经积满了一层尘埃，我们用力地把窗户打开，让最终能卷起这种尘埃的风进来。但是我们还要为人们的呼吸、人们的视觉而负责。同样，我们也不完全依赖我们的法律知识。必须要进行审判，这对我们来说是确定无疑的。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或那个集中营的看守或刽子手的审判流于肤浅，这我们来说同样是确定无疑的。那些利用看守和刽子手的人，那些没有阻止他们的人，或者至少在一九四五年该揭发检举他们而没有这样做的人现在被送上了法庭。我们在清理工作中对他们进行审判，谴责他们的可耻行为。

    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在第三帝国时期扮演的角色也完全不同。有些人的父亲参加了战争，其中有两位或三位是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有一位是纳粹党卫军兵器部的军官，有几位在司法、行政机构发迹升迁。我们的父母中也有教师和医生，其中一位同学的叔叔是和帝国内政部长共事的高级官员。我敢肯定，只要我们问起他们而他们又给我们答复的话，他们所要告诉我们的会是五花八门。我的父亲不想讲他自己，但是我知道，他哲学讲师的位子是因为预告要开一门关于斯宾诺莎的深而丢掉的。做为一家出版旅游图和导游手册的出版社的编辑，他带领我们全家度过了那场战争。我怎么能谴责他是可耻的呢？但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们都谴责我们的父母是可耻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起诉他们，因为一九四五年之后他们容忍了他们周围的罪犯。

    参加我们这门课的学生形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明显特征的小组。起初其他学生称我们为集中营问题研究班，不久之后我们自己也如此称呼起来。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一些人不感兴趣，更多的人感到惊讶，另一些人感到反感。现在我想，我们在了解这段可怕的历史并在试图让其他人也了解这段可怕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热情，的确令人反感。我们读到、听到的事实真相越可怕，控诉和清理的任务也就越明确。即使是令我们窒息的事实真相，我们也要胜利地高举着它们。瞧这！

    我报名参加这个研讨班完全是出于好奇，因为这样就可以换点其他内容了，否则一味是买卖法、犯罪和参与犯罪、德国中世纪法典或古代法律哲学。我把已经养成的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惯也带到了班上。不过，在那个冬季里，我越来越不能自拔，不是不能从我们所读、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中自拔，也不是不能从研究班的学生们所表现出的热情中自拔。起初，我只想分担一点同学们的科学、政治或伦理道德方面的热情，但是，这不过是自欺而已。我越来越想更多地参与，想与他们分担全部热情。其他人可能还是觉得我仍！日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认为我高傲自大。可我在那个冬季的几个月里自我感觉不错，觉得已属于那个研究班了，觉得我了解了自己、自己所做的事和与我共事的同学。

    3

    法庭的审理在另外的一个城市里进行，开车去那里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此前，我与那个城市从未发生什么关系。另外一位同学开车，他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那是一个星期四。法庭的审理在星期一就开始了，前三天的审理时间都用于辩护律师为辩护人提申请。我们第四组将要经历的是法庭对被告人的直接审理、这将是法庭审理的真正开始。

    我们轻松愉快，情绪高涨地沿着山路在盛开的果树下面行驶。我们的所学总算有用武之地了，我们感觉自己不仅仅是观众、听众和记录员，观审、听审和做记录是我们对清理工作所做的一份贡献。

    这座法庭是一座世纪之交的建筑，但又没有当时法庭建筑所常有的富丽堂皇和睦俄昏暗。刑事陪审法庭开庭的大厅里，左边是一排大窗户，乳白色的玻璃挡住了人们从里向外张望的视线，但却挡不住从外面照射进来的光线。检察官们坐在窗前，在明媚的春天和夏日里人们只能辨认出他们的轮廓。法庭上坐着三位身着黑色长袍的法官和六位陪审员。他们坐在大厅的正面，在他们右侧的长椅上坐着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由于人数众多，桌椅一直摆到大厅中间，摆到了观众席前。有几位被告和辩护律师背对着我们坐着，其中就有汉娜。当她被传唤，站起来走向前面时，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立即就听出了她的名字：汉娜·史密芝。随后我也辨认出了她的形体，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宽阔的后背和她那强健有力的手臂，令我感到陌生的是那盘起来的头发。她站在那儿，挺着胸，两腿纹丝不动，手臂松弛下垂，穿着一件蓝色的短袖上衣。我认出了她，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当法官问到她是否愿意站着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赫尔曼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现年四十三岁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在柏林的西门子公司工作过并于一九四三年秋去了党卫队时，她说是。

    “您是自愿去党卫队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汉娜没有回答。

    “尽管西门子给您提供了一个做领班的职位，您还是去了党卫队，对吗？”

    汉娜的辩护律师跳了起来：“尽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假设一个女人应该更喜欢在西门子做个领班而不应该去党卫队吗？您没有任何理由就我的委托人的决定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坐下了。他是谁一的一位年轻的辩护人，其他人都上了年纪，有几位很快就暴露出来是老纳粹。汉娜的辩护人制止了他们使用隐语和推论。但是，他很急躁，这对他的委托人非常不利，就像他的同事们的满口纳粹论调对他们的委托人也十分不利一样。尽管他的话让审判长看上去不知所措，使他对汉娜为什么去了党卫队这个问题不再刨根问底，但是他的话给人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她去党卫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迫不得已。一位陪审法官问了汉娜想在党卫队里做什么工作。汉娜解释说，党卫队在西门子和其他工厂征聘女工做替补看守，这样，她就报了名，并被录用了。尽管她做了这样的解释，但是，人们对她的不佳印象已无法改变了。

    审判长要求汉娜用是与否来证实下列问题：是否直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一直在奥斯威辛，是否于一九四四年与一九四五年之交的冬天被派往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营，与那里的被关押者一起西行并到达了目的地，是否在战争结束时到过卡塞尔，是否从那以后经常更换居住地。她在我的家乡住了八年，那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经常更换居住地就能证明有逃跑的嫌疑吗？”辩护律师用很明显的讽刺口吻问道。“我的委托人每次更换居住地都在警察局登记和注销户籍。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要逃跑，她也掩饰不了任何事情。逮捕法官认为我的委托人受到的指控严重，面临引起公愤的危险，他感到无法容忍。难道这可以成为剥夺她人身自由的理由吗？我尊敬的法官先生，这是纳粹时期抓人的理由，是纳粹时盛行的做法，纳粹之后被废除了，这种做法现在早已不存在了。”辩护律师说话时带有一种人们在兜售下流故事时所表现的不良用心和洋洋得意。

    我对此感到震惊。我发现，我认为逮捕汉娜是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人们对她提出了控告、严重谴责和强烈怀疑——关于这些我还一点不知详情，而是因为把她关在单人牢房里她就会从我的世界中，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想离她远远的，让她远不可及，让在过去几年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她变成一种记忆，仅仅是一种记忆。如果辩护律师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做好再次见到她的准备，我就必须使自己清楚我是否见她和如何见她。而且，我看不出他怎么能不成功。如果汉娜到目前为止没有企图逃跑，那么她为什么现在要去这么做呢？她能掩饰什么呢？这恰是逮捕她的一个理由。

    审判长看上去又不知所措了。我发现这是他的一个计策。每当他认为某种意见具有阻碍性和令他感到不愉快时，他就摘掉眼镜，用近视的、不肯定的目光打量着发表意见的人，同时皱着眉头，或者避而不谈已经发表的意见，或者开始这样发问：“您的意思是……”或“您是想说……”并用另一种方式重述一遍别人发表的意见，让人确实感到他对此不感兴趣，同时也使人相信逼他是没用的。

    “您的意思是逮捕官错误地估计了下面的情况：被告人没有对书面的传讯做出反应，没有去找警察局、检查院和法官？您是想提交一份撤销逮捕令的报告吗？”

    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这样的报告，被法庭驳回了。

    4

    法庭的审理我一天都没有错过，其他同学对此感到奇怪，教授对此表示赞赏，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当中就有了一位能把上一组同学的所见所闻传达给下一组同学的人。

    只有一次汉娜向观众和我这边看了看，否则的话，在所有审理的日子里，当她被一位女看守带进来时和坐下之后，她都把目光投向法庭的长椅上。这使她看上去很傲慢，同样使她显得傲慢的是她与其他被告人不交谈，与她的辩护律师也几乎不说什么。不过，法庭审理持续时间越长，其他被告人之间的交谈也越少。他们在法庭中间休息时与亲朋好友站在一起交谈，早上在观众席上看到他们时，向他们招手呼唤。汉娜在法庭休息时仍旧留在她的座位上。

    这样一来我只能从后面看她。我可以看到她的头、她的脖颈和肩膀。我研究她的头、她的脖颈和她的肩。如果事情与她有关时，她会把头抬得特别高。当她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时，或遭到了诽谤中伤和攻击时，或吃力地回答问题时，她都把肩往前探，脖颈青筋就暴涨起来。她的反驳总是不成功，她的肩也就总是又垂下来。她从未耸过肩，也从未摇过头。她太紧张了，以至于连耸肩、摇头所要求的轻松自如的动作都做不到。她也不允许自己把头偏着，也不允许自己低头或者靠着。她僵硬地坐着，这种坐姿一定很痛苦。

    有时候，一咎头发慢慢地从她的发夹中掉出来，卷曲在一起垂在脖颈上，在穿堂风中来回飘摆。有时候汉娜穿一件连衣裙，它的领口很大，以致她左肩膀上面的一块胎痣都露了出来。这使我想起我把她脖颈上的头发吹开然后去亲吻那块股清、亲吻她的脖颈的情景。但是，这种回忆只是一种记忆而已，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在持续了几周长的法庭审理期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感觉就像麻木了一样。我也偶尔刺激过它，尽可能十分清楚地去想象汉娜被指控的那些行为，同时我也去回想她脖颈上的头发和她肩膀上的那块胎痣。结果就像用手拖了一下打了麻醉药的胳膊一样，胳膊不知道被手掐了一下，而手却知道它把胳膊掐了，大脑起初也分不清这两种感觉，但下一步就把二者分得十分清楚了。也许手用力太大，被掐的地方一时会苍白无血色，过了一会儿血液才流通，被掐的地方才又恢复了血色，但是，感觉却没有随之回来。

    是谁给我打了麻醉药呢？是我自己，因为若不麻木不仁的话，我能承受得了吗？这种麻木不仁不仅仅在法庭的大厅里起作用，它不仅仅使我能够面对汉娜——我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位熟人，一位爱过她、渴望过她的熟人，它还使我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平平淡淡，不论是在大学里的与朋友相处，还是在家里的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相处。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类似的麻木不仁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但在辩护律师身上你观察不到这种麻木不仁。在整个审理期间，他们始终是吵吵闹闹、非常自负地争高争低，有时过分尖刻，有时大吵大闹、厚颜无耻，其程度根据个人气质和政治素质而有所不同。虽然审理已使他们精疲力竭，使他们到了晚上也疲惫不堪或者声音更尖锐刺耳，可是经过一夜的养精蓄锐，他们第二天又和前一天一样，吵吵嚷嚷地上阵了。那些法官也并不示弱，每天都斗志昂扬。但他们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这首先因为审理对象和结果太使他们震惊，而后麻木不仁又开始发挥了作用。这种麻木不仁在审判员和陪审员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在最初几周的审理中，当他们听到那些可怕的事实时，明显地表现出震惊或者强做镇定自若：有时讲述人泪流满面，有时泣不成声，有时非常具有煽动性，有时又偶然若失。后来，他们的面部表情就又趋于正常了。他们相互之间也能笑着在对方的耳边低声评论什么，或者当一位证人事无巨细地做证时，他们也开始不耐烦地叹气。在审理期间，当需要到以色列一位女证人那儿取证的消息被公布时，人人争先恐后。其他同学总是被新的事实所震惊，他们每周只来一次法庭，每次都要面对可怕的历史打破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事实。我却日复一日地留在法庭，冷眼旁观他们的反应。

    集中营的囚犯如何才能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活过来，如何才能适应自己，如何才能对新来囚犯的惊恐万状冷眼视之呢？麻木不仁！他们以同样的麻木不仁对待杀人和死亡。那些幸存者留下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记载了这种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削弱了生命的作用，使不法行为肆无忌惮，使用毒气杀人和焚烧人的行为变成了家常便饭。在那些罪犯寥寥数语的说明中可以看到，他们也把毒气室和焚烧炉看做是日常生活，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把他们的肆无忌惮和冷漠无情视为一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的麻痹状态。在我眼里，那些被告人好像仍！日而且永久地被束缚在这种麻木不仁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变成了化石。

    当我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共性进行研究时，当我不仅仅研究罪犯和受害者身上的麻木不仁，而且也对我们这些人——法官、陪审员、检查官和记录员，这些后来与此有关人员的麻木不仁进行研究时，当我把罪犯、受害者、死亡者、活着的人、幸存者和永垂不朽者相互进行比较时，我就感觉不舒服，过去感觉不舒服，现在仍然感觉不舒服。允许人们做这样的比较吗？当我在发言中做这样的比较时，我虽然总是强调不应该抹杀罪犯是被迫去集中营还是自愿去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是他们自己在忍受痛苦还是给别人带来痛苦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相反，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这种区别的重要性，但是，我总是引火烧身——引起别人的震惊和愤怒，如果我的这种观点不是针对其他人的指责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而是在他们尚未对我进行指责之前就提出来的话。我现在自问——当时我就已经开始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屠杀犹太人的那段可怕的历史观？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能理解无法理解的事情，不应该去比较无法比较的事情，也不应该去询问，因为询问者本人把那可怕的过去变成了一种谈话的题材。虽然他们对那可怕的过去毫不怀疑，但却不把它视为骇人听闻的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我们应该仅仅停留在这种耻辱感和负疚感上吗？为什么？我之所以这样自问，不是因为我参加研究班时所拥有的那种清理和解释过去的热情在法庭审理期间消失殆尽了，但是，仅仅审判和惩罚少数几个人，我们肇事者的后代也仅仅感到那段历史是骇人听闻的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就可以了吗？

    5

    第二周，法庭宣读起诉书。宣读起诉书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使用了一天半的虚拟式。被告首先犯有……此外她犯有……再有她犯有……因此她触犯了某条某款，此外她犯有这种罪行和那种罪行，她的行为是违法的和犯罪的。汉娜是第四名被告人。

    这五名被告都是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营的女看守。克拉科夫是奥斯威辛的一个外围集中营。一九四四年春，她们从奥斯威辛被派往那里。她们是代替在一家工厂的爆炸中被炸死或者炸伤的女看守们。在那家工厂里，集中营里的女囚犯们要做工。指控之一是被告们在奥斯威辛的行为，不过，与另一项指控相比，这一指控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已不记得另一项指控是什么了。它们与汉娜毫无关系而只涉及到另外几位女看守吗？难道与另一项指控相比对奥斯威辛的指控就不重要了吗？或者它本身就不重要？一个在奥斯威辛呆过并由此而被捕的人却不是因为他在奥斯威辛的行为而遭到指控，这不显得令人难以容忍吗？

    当然了，这五名被告并不是那所集中营的头头。集中营有一名指挥官，一个警卫队还有其他女看守。一天夜里，囚犯们被赶着西行，途中遭到轰炸，大部分警卫队的人和女看守在轰炸中丧了生，有几位当天夜里开了小差，而指挥官出发不久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那些囚犯在那天晚上的轰炸中本不该有任何人能活下来，但是还是有一对母女活了下来。那位女儿写了一本关于集中营和那次西行的书，并在美国付样。警察和检查院不仅找到了这五名被告，而且还找到了几位证人，西行队伍在一个村子遭到轰炸时他们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最重要的证人就是那位女儿和她的留在以色列的母亲。女儿专程来到了德国。为了向她的母亲取证，法庭、检查官和辩护人去了以色列。那是审理过程中我唯一没经历到的一个片段。

    最主要的一项指控是在集中营中进行的挑选。每个月大约有六十名妇女被送出奥斯威辛，同样也有这个数目的妇女被送进来，这个数目不包括在这期间死掉的。所有的人都清楚，这些妇女在奥斯威辛将被杀掉，这些被送进来的都是在工厂里木能再做工的。那是一家弹药厂，尽管弹药厂本身的工作并不繁重，但是在那家弹药厂里，妇女们几乎没做她们本该做的工作，而是要参加建筑，因为年初的一次爆炸使工厂遭到严重破坏。

    另一项重要指控涉及那个遭到轰炸的夜晚，一切都结束于那一夜。警卫队和女看守们一起把好几百号的女囚徒关在了一个村子的教堂里。大部分村民已经逃离。没有落下几枚炸弹，轰炸的目标也许是附近的火车道，或者一座工厂，也许是在空袭一座大城市之后还剩几枚炸弹，于是随意乱投下一枚炸弹刚好击中了警卫队和女看守们过夜的牧师住宅，另一枚炸弹落到了教堂的塔上。起初是搭着了火，接着是教堂的房顶，然后教堂的全部屋梁火光冲天地塌陷到了教堂的里面，于是，教堂里面的全部椅子都开始着火。沉重的大门纹丝不动。那些被告完全可以把门打开，但是她们没有这样做，那些被关在教堂里的妇女都被烧死了。

Almodovar.

6

    法庭审理对汉娜来说糟得不能再糟了。在审问她个人情况时，她就没给法庭留下什么好印象。起诉书宣读完之后，她要求发言，因为她认为有些事不属实。审判长愤怒地驳回了她。他说，在刑事诉讼主要程序开始之前，她已有足够的时间研究起诉书，而且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现在人们已进入了主要程序，起诉书中起诉的事属实不属实，要由听证来决定。听证开始时，审判长建议放弃朗读那位女儿写的那本书的德文版本，因为有家德国出版社正准备出版此书，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已经人手一本草稿。审判长恼怒的目光注视着汉娜，他让其辩护律师说服她，使她同意这样做。汉娜不同意。她也不想接受那种认为她在一次初审中承认过她曾经拿到过教堂的钥匙的说法。她说，她没有拿过那把钥匙，没有人拿过那把钥匙，根本就没有开教堂的一把钥匙，而是有好多把开好多门的钥匙，它们都插在门外的锁眼里。但是，在一份审判员的审讯记录中所记载的情况却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份记录由她本人阅读过并签了字。她问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强加于她，但这丝毫无济于事。她问得声音不大，听起来并不自以为是，但却很固执。就像我感觉到的那样，她感到困惑不解和无可奈何。她说人们强加于她时，并不是谴责他们这样做违反了法律。但是，审判长先生却是这样理解的，而且反应强烈。汉娜的辩护律师急忙跳起来，热心地为她辩护。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想把人们对他的委托人的谴责据为己有时，他又坐了下来。

    汉娜想要讨个公道。她认为她被冤枉的地方，她就提出抗议；如果她认为别人对她的谴责公正的话，她也接受。她有时固执地抗议，有时心甘情愿地承认，好像她要通过承认来获得抗议的权利，或者通过抗议的方式来承认她正常情况下无法争辩的事情。但是，她没有注意到她的固执惹恼了审判长。她对前后关系没有概念，对游戏规则没有概念，对自己的和别人的表达方式都没有概念，不知有罪或无罪，判刑或释放往往取决于表达方式。为了弥补她的这种缺陷，她的辩护律师必须是个经验丰富、沉着自信或者高人一筹的高手才行。或许汉娜不该那样难为他，她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的不信任，但她没有能选择她所信赖的律师。她的律师是由审判长为她指定的，他有义务、有责任为她进行辩护。

    有时汉娜也能取得某种胜利。我还记得对她在集中营里挑选囚犯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审讯。其他被告用某时某刻做了某事来否认参与了此事，汉娜却心甘情愿地承认参与了此事，但她说她不是惟一的一个，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和其他人一起参与了此事。这样一来，审判长就不得不逼问她。

    “挑选是如何进行的？”

    汉娜描述道，她们几位女看守取得了一致意见，从她们六人所主管的同样大小的范围内，选出同等数目的囚犯，也就是说，每人选出十名，总共为六十名。但是，被选出的人数在低发病的情况下和高发病的情况下要有所木同。这样，所有当班的女看守最后要一起决定谁该被送回去。

    “你们当中没有人回避此事，您所讲的包括所有的人吗？”

    “是的。”

    “难道您不知道您是送那些囚犯去死吗？”

    “当然是知道的，可是新的要来，先来的必须要给后来的让地方。”

    “因为要腾地方，您是这样说的吧：你，你，还有你就必须被送回去杀掉吗？”

    汉娜没有弄明白审判长想以此问什么问题。

    “我有……我认为……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汉娜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肃问题提出来的。她不知道她该怎样做，又能怎么做。因此她想听一听看上去广见多识的审判长该怎样做。

    一时，大厅里鸦雀无声。被告人向审判长提问题不合乎德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但是，现在问题被提出来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在等着审判长的回答。他必须回答，不能避开问题或者做非难性的评论或者用反问的方式拒绝回答。每个人都清楚，他自己也明白，我也明白了他做出恼怒的表情的诡计。恼怒的表情给他戴上了一副假面具，在这副假面具的背后，他为自己回答问题赢得了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他拖延的时间越长，人们的期待就越大，气氛就越紧张，而他的回答就必须越好。

    “有些事情人们根本就不该做，如果不去做不会要命的话，人们就必须回避。”

    假如他说汉娜或者他自己如何做，也许就足够了。只谈论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和人们做什么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与汉娜提出的问题的严肃性不相符。她想知道的是处在她当时的情况下，她应该怎样做，而不是有什么事情人们不可以做。审判长的回答显得无可奈何，毫无分量。在座的人都有同感。大家都很失望地深深地呼了口气，惊奇地望着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这场舌战的汉娜。但是，汉娜本人仍在沉思。

    “那么，我要是……没有……如果我不能在西门子公司报名呢？”

    那不是向法官提出的问题。她在自言自语，她在犹豫不定地自问，因为她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她在怀疑这个问题的正确性，在寻找它的答案。

    7

    汉娜有时固执己见地进行抗议，这使审判长大为恼火。同样，她有时心甘情愿地认错，这也气坏了其他被告。这无论是对她自己的辩护还是对她们的辩护都十分不利。

    证明材料本来对被告有利。那幸存下来的母女和她们写的书是第一项主要指控的推一证明材料。一个好的辩护律师，应该能够在不抨击母女证词的情况下就能够令人信服地驳回对那几位被告参与挑选囚犯的指控。就这一点而言，证词不精确，也不可能精确，因为毕竟还有一名指挥官、一个警卫队和其他的女看守，以及一项层层下达的命令和任务，这样，这些囚犯在这个等级制中就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也只能看清楚与这相关的部分。类似的情形在第二项指控中也存在：那母女俩被关押在教堂里，不能就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做证。虽然被告不能找任何借口，说她们当时不在现场，因为当时在那座村子里生活过的那些证人与被告交谈过，现在还记得她们，但是，这些证人必须要注意防止引火烧身，否则，人们会说，本来他们是可以把那些囚犯救出来的。如果仅仅是那几位被告在场的话，难道村民们就制服不了几个女人而自己把教堂的门打开吗？为了减轻那几位被告和作为证人的他们自己的负担，他们难道不必须站到被告这一边来吗？他们不会说当时他们都处在警卫队的暴力或命令之下吗？不会说因为警卫队确实没有逃跑，或者至少像那几位被告估计的那样，他们为了抢救一座野战医院的伤员只是离开了很短的时间，不久就又回来了吗？

    当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意识到像这样的策略由于汉娜心甘情愿地认错而落空时，他们又换了一个策略。他们想利用汉娜认错的主动性，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以此减轻其他被告的罪行。辩护律师们很专业地不动声色地这样做着，其他被告以愤怒的谴责为其助威。

    “您说过，您知道您是送囚犯去死，这只是说您自己，是吗？您的同事们知道什么，您不可能知道。您也许能猜测，但是却不能最终断定，不对吗？”

    问汉娜的是另外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我们大家’，这样说比说‘我’或说‘我自己’要容易得多，不对吗？您，仅您一人，在集中营里有被您保护起来的人，每次都是位年轻的姑娘，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位，有这么回事吧？”

    汉娜犹豫不决地说：“我相信，我不是淮一的一个…，

    “你这个卑鄙下流说谎话的家伙！你的心肝宝贝，那是你的，你一个人的！”另一位被一个油嘴滑舌。尖酸刻毒的悍妇，用一种慢得像母鸡打咯咯的口吻说道。她显然很恼怒。

    “可能是这样的吧，您说‘知道’的地方仅仅是您的猜想，而‘猜想’的地方是您的捏造吧？”’那位辩护律师摇着头，好像对得到她的肯定的回答比较担心。“所有在您保护之下的人，当她们令您感到厌倦时，您就会在下一批被送往奥斯威辛的人中把她送走，有没有这回事？”

    汉娜没有回答。

    “那是您特殊的、个人的选择，难道不是这样吗？您不再想承认它了，您想把它隐藏在大家都做过的事情的背后。但是……”

    “啊，天哪！”在接受听证之后又坐到观众席上的那位女儿用手蒙住了脸说，“我怎么能把这件事给忘了呢？”审判长问她是否想补充她的证词。她没有等被传呼到前面去，就站了起来在观众席的座位上讲了起来。

    “是的，她有心爱的人，总是年轻、体弱而温柔的姑娘中的一位。她把她们保护起来，关照她们，不让她们干活，给她们安排较好的住处并在饮食上给予较好的照顾。到了晚上，她把姑娘带到她那儿，姑娘们不允许说出她们晚上和她做了什么。我们当时想，她和那些姑娘在一起……因为她们也都被送走，好像她用她们来满足她自己的乐趣，然后又厌倦了她们似的。但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一天，有位姑娘还是说了出来。我们才知道那些姑娘是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地在为她朗读。这要比她那样……好得多，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累得要死好得多。我一定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我不会把这件事给忘掉的。但是，那样确实好吗？”她坐下了。

    汉娜转过身来望着我，她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我，我才意识到她早就知道我在这儿了。她只是看着我。从她的面部表情看，她既不是在请求什么，也不是在追求什么，更不是在保证或许诺什么。我看得出来，她的心里是多么紧张，身体是多么疲惫。她的眼圈是黑的，面颊两边从上到下各有一条我所不熟悉的皱纹，虽然还不太深，可是却已像一条疤痕一样。我在她的注视下脸红了，于是她移开了目光，把它转向法庭中的长椅子。

    审判长想知道向汉娜发问的那位辩护律师是否还有问题要问被告。他想知道汉娜的律师是否还有问题要问。应该问她，我在想，问她选择了体弱、温柔的姑娘是否是因为她们反正承受不了建筑工作，是否是因为她们总归要被送往奥斯威辛，是否是因为她想使她们最后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好受一点。说呀，汉娜！说你是想使她们最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说这就是你挑选体弱、温柔姑娘们的原因，说不存在其他原因，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辩护律师没有问汉娜，汉娜自己也什么都没有说。

    8

    那位女儿写的关于她在集中营生活的那本书的德文版，在法庭审判结束后才出版。虽然在法庭审理期间已经有草稿，但是，只有与此案有关的人才能得到。我只好读英文版的，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件非同寻常和颇为吃力的事情。运用一门尚未完全掌握的外语，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特有的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感觉。尽管人们特别仔细认真地读过那本书，但仍旧没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就像对书写它的这门外语一样，人们对它的内容也感到陌生。

    多年以后，我又重读了那本书，并且发现，这种距离感是书本身造成的。它没能让你从中辨认出任何人，也不使任何人让你同情，包括那母女俩以及和她们一起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呆过，最后在奥斯威辛和克拉科夫遭受了共同命运的那些人。无论是集中营元老、女看守，还是警卫，他们的形象都不鲜明，以致人们无法褒贬他们的行为。书中充斥着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那种麻木不仁。然而，在这种麻木不仁中，那位女儿并没有失去记录和分析事实的能力。她没有垮下来，她的自怜和由此产生的自觉意识没有使她垮下来。她活下来了，集中营里的那几年，她不但熬过来了，而且还用文学形式又把它再现了出来。她冷静客观地描述一切，描写她自己v她的青春期和她的早熟，如果必要的话还有她的机智。

    书中既没有出现汉娜的名字，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联想到或辨认出她。有时候，我认为书中的某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看守就是汉娜：执行任务时认真到丧尽天良的地步，但是，我又不能肯定。如果我仔细地对照一下其他被告的话，那个女看守又只能是汉娜。但是书中还有其他女看守。在一所集中营里，那位女儿领教了一位被称做“牡马”的女看守的厉害，她年轻漂亮，俗尽职守，残酷无情，放荡不羁，正是这些令作者回忆起了这个集中营里这一位女看守。其他人也做过这种比喻吗？汉娜知道这些吗？当我把她比喻为一匹马时，她是不是回想起了这些，因而触及了她的要害？

    克拉科夫集中营是那母女俩去奥斯威辛的最后一站。相比之下，到那里算是改善。那儿的活虽然繁重，但是生活容易些，伙食好些，而且六个人睡在一个房间总也比上百号人睡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要好。房里也暖和一些，女犯们可以从工厂回集中营的路上捡一些木材带回来。人们恐怕被挑选出来，但是这种恐惧感也不像在奥斯威辛那样严重。每个月有六十名女犯要被送回去，这六十名是从大约一千二百名中被挑选出来的。这样一来，人们只需拥有一般体力就有希望继续活二十个月，而且，人们甚至可以希望其体力超过一般水平。此外，人们也可以期望这场战争在不到二十个月的时间里就会结束。

    随着集中营的被解散和囚犯的西迁，悲惨再次降临。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女囚们身上穿的衣服在工厂里已是薄不可耐，在集中营里尚能让人承受，但是在冰天雪地里就不足以抵寒了。她们的鞋子就更惨了，它们通常是用破布或报纸做的，这样的鞋在站立和慢走时还能不散架子，但是在冰天雪地里进行长途跋涉就不可能不散架子了。那些女人不仅仅要长途跋涉，她们常被驱赶着小跑。“向死亡进军？”那位女儿在书中这样问道并回答道，“不，是赶死，是向死亡飞奔！”许多人在路上就垮掉了，又有许多人在粮仓里，或者在一面墙下过夜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些妇女中几乎一半都死掉了。

    教堂要比那些女囚此前的栖身之处——粮仓或墙下要好多了。在这之前，当她们经过被遗弃的庭院并在那过夜时，警卫队和女看守们就分别占据能住人的房间。但在这里，一个正在被遗弃的村庄，看守们住进了教士住宅，而让女囚们住进了一个比粮仓和墙角好得多的教堂里。她们这样做了。在村子里她们甚至还得到了热汤喝，好像结束这种痛苦不堪的生活变得有希望了。这些妇女就这样入睡了。随后不久炸弹就落了下来。教堂的塔尖在燃烧时，在教堂里面只能听得见燃烧声却看不见火焰。塔尖坍塌并砸到屋架后，又过了几分钟才看得见火光，随后火焰也一点一点地蹿了进来，点燃了衣服。燃烧着的房梁掉下来点燃了座椅和布道坛。屋架很快塌人大堂，一切都熊熊燃烧了起来。

    那位女儿认为，如果那些女人马上齐心协力地砸开其中的一扇门的话，她们还是可以得救的。但是当她们明白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将要发生，以及没人给她们开门时，为时已晚。当击中教堂的炸弹把她们惊醒时，正值漆黑的夜晚，有好一会儿工夫，她们只听得见塔顶上的一种令人奇怪和惊恐杂音。为了能更好地听清楚、弄明白那杂音是怎么一回事，她们都屏住了呼吸。那是火焰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火光时而在窗后闪烁，那是投在她们头顶上的炸弹，那意味着大火由塔顶蔓延到了房顶，女人们直到屋架上的火焰明显地看得见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些。她们一旦意识到了这些，就开始大喊大叫，她们惊慌失措呼喊救命，向大门冲去，一边叫喊，一边拼命地摇撼和捶打着大门。

    当燃烧的房顶轰轰隆隆地塌到教堂里面时，教堂里面的墙皮脱落下来使火势更旺，就像一座壁炉一样。大多数女人并不是窒息而死，而是被熊熊燃烧的大火给活活烧死的。最后，大火甚至烧透、烧红了教堂的铁皮大门，不过那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那母女俩能活下来，完全是侥幸。当那些女人陷入惊慌失措时，她们也在其中。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她们逃到了教堂的廊台上。尽管她们在那儿离火焰更近，但是这无所谓，她们只想单独呆着，远离那些吱哇乱叫的、挤来又挤去的、浑身上下着火的女人。廊台上很狭窄，狭窄到燃烧着的房顶都没有触及到它。母女俩紧紧地挨在一起，站在墙边，看着。听着那大火的肆意燃烧。就是第二天她们都不敢走下台阶来，不敢走出去。夜幕降临后，在黑暗中又担心害怕摸不到台阶，找不到路。在第三天的黎明时分，当她们从教堂里走出来时，遇到了几位村民。村民们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她们而说不出话来。他们给了她们衣物和食物，然后让她们逃走了。

Almodovar.

9

    “您为什么不把门打开？”

    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向每个被告都提出同样的问题，每个被告都给予了同样的回答：她们无法打开。为什么？有的说，当炸弹击中教士住宅时，她受伤了。有的说，她被轰炸吓得呆若木鸡。有的说，在轰炸之后，她要照料受伤的警卫队员和其他受伤的女看守，她把她们从废墟中救出来，为她们包扎，护理她们。有的说，她没有想到教堂，她不在教堂附近，没有看到教堂着火，也没听见从教堂里传来的呼救声。

    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警告她们：报告读上去可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谨慎表达方式。如果说从纳粹党卫队的档案里发现的报告所记载的是另外一回事；那就错了。但报告读上去的确是另一番情形。报告里指名道姓地提到谁在教土住宅里被炸死了，谁受了伤，谁把伤员用货车送到了一家野战医院，还有谁乘坐军用吉普车陪送。报告提到，女看守们被留了下来，目的是让她们等候大火烧尽，防止火势蔓延和阻止囚犯们趁火逃跑。报告中也提到了囚犯们的死亡。

    被告们的名字不在名单里面，这说明她们属于留下来的女看守之列。既然把女看守们留下来是为了阻止囚犯们逃跑，这说明从教士住宅抢救伤员并把他们送到野战医院的工作还没有全部结束。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那些留守下来的女看守让教堂里的大火肆意疯狂地燃烧，并坚持不打开教堂的大门。在那些被留下来的女看守中间，正如从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有这几位被告在内。

    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被告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这样说。他们说那篇报告是错的。报告里讲，被留下的女看守的任务是阻止火势的蔓延，只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那篇报告的荒谬。她们怎么能来完成这项任务。这是胡说八道，而且另外的一项任务，即阻止囚犯趁火逃跑，同样也是胡说八道。阻止逃跑？好像她们不必要照料自己人了似的，也好像不能去照料囚犯了似的，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跑掉似的。不！那篇报告把她们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她们的功绩和所遭受的痛苦，完全颠倒了。怎么会有这样一篇如此错误的报告？她们也都自称不知道。

    轮到那位慢条斯理、尖酸刻毒的被告人时，她说她知道。“您问她吧！”她用手指着汉娜说：“是她写的那篇报告，她有罪，只她一人有罪，她在报告中隐瞒了自己而想把我们扯进去。”

    审判长就此问了汉娜，不过，那是他的最后的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没有把门打开？”

    “我们在……我们要……”汉娜在寻找答案，“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才是。”

    “你们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才是？”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死掉了，一些人开小差了。他们说，他们要把伤员送往野战医院，然后再返回来。但是他们心里明白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对此也十分清楚。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去野战医院，伤员们的伤势并非十分严重。他们还说，伤员需要地方，他们正好没有什么东西……正好不愿带着这么多的女人一起走，否则我们也一起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

    “您都干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教士住宅起火了，还有教堂的塔顶。男人们，还有小汽车开始时还都在，随后他们就离开了。转眼之间只剩下我们和教堂里的女囚。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武器，但是我们不会用。假使我们会用它们的话，这对我们几个女人来说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该如何看守住这么多的女囚呢？走起路来长长的一列，就是紧凑一起也够长的，看守这样长的队伍，需要比我们这几个女人多得多的人力。”汉娜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她们开始喊叫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此时把门打开让所有的人都跑出来的话

    审判长等了一会问：“您害怕吗？您害怕被囚犯们战胜吗？”

    “囚犯会把我们……不，不会。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使她们重新就范呢？那一定会乱作一团的，我们一定对付不了这种局面，而且一旦她们企图逃跑的话…·”

    审判长又等了一会儿，但是，汉娜没有把那句话说完。“您害怕一旦逃跑的事情发生，您会被捕，会被判决，会被枪毙吗？”

    “我们当然不会轻易地让她们逃跑的，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都在看守她们，在集中营，在行军的路上。我们看守她们的意义所在正是不让她们逃跑。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知道如何做是好，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囚犯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活下来。已经死了那么多了，剩下这些活着的也已经如此虚弱……”

    汉娜注意到，她所说的事情无助于事，但是她又没别的可说。她只能尽力而为他说好她所要说的事情，更好地去描述，去解释。但是她说得越多，事情对她就越糟糕。由于她感到进退维谷，就又转向了审判长问道：

    “要是您的话会怎么做呢？”

    但是，这一次她自己也知道她不会得到回答。她不期待回答，没有人期望得到一个回答。审判长默不作声地摇着头。

    不是人们对汉娜所描述的那种不知所措和无助的情形无法想象。那个夜晚的情景：寒冷，冰雪，大火，教堂里女人的喊叫，那些曾命令她们和陪同她们的人的逃之夭夭。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囚犯放出来该会是什么样子呢！但是，认为当时这些被告的处境确实很难就可以相对减轻她们的罪责吗？人们就可以对她们的行为不那么感到震惊了吗？就可以把它看做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在一条人烟稀少的道路上发生的一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祸，而认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不知道如何是好？或者，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都应该担负的两种责任之间的矛盾呢？人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人们不愿意去想象汉娜所描述的情景。

    “报告是您写的吗？”

    “我们在一起商量了该写什么，我们不想把责任都推到那些开小差的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也不想把责任都揽到我们自己身上。”

    “您说，你们一起商量了。谁执的笔呢？”

    “称！”另外的那位被告又用手指着汉娜。

    “不，我没有写。谁写的，这重要吗？”

    一位律师建议请一位鉴定专家对报告的字体和被告人史密兰女士的字体进行比较鉴定。

    “我的字体？您想要我的字体……”

    审判长、那位律师还有汉娜的辩护律师在讨论了一个人的字体超过十五年之后是否还能保持它的同一性，是否还能让人辨认出来。汉娜注意听着，几次想插话说什么，或者要问什么，越来越坐立不安。最后她说：“您不需要请鉴定专家，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

    10

    我对每天都自愿参加的研讨会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即使我回忆法庭的审理情形，也记不起来我们都做了哪些科学的整理工作，我们就什么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想要知道什么，那位教授都教了我们什么。

    但是，我却记得那些周日。在法庭的那些天，使我对大自然的色彩和气息产生了新的渴望。在节假日和星期六，我把在学习中所落下的课程尽可能都补上了，这样，在做课堂练习时，我至少能跟得上，也能完成本学期的学分。星期天，我总是出去。

    圣山，米西尔教堂，彼斯麦塔，哲学家之路，河岸，一个星期天接着一个星期天，我走的路线仅有很小的变动。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所看到的大自然足以用丰富多彩、变化无穷来形容。深绿色的莱茵平原有时处在热气中，有时在云雾中，有时在雷雨乌云中。在森林里，当阳光照耀时可闻得花香，闻得果甜；当雨水四溅时可喷得到泥土的气息，嗅得到去年新落下的树叶的味道。我一点不需要也不寻找比这更多的多样性。行程一次比一次远些，下次度假的地方通常是上次度假时发现并喜欢的地方。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应该更大胆一些，应该强迫自己去锡兰、埃及和巴西，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所熟悉的地区，为的是加深对旧地的了解。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更多。

    在森林里，我又发现了我揭开汉娜秘密的地方。那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别具一格的树木或悬崖峭壁，没有什么非同一般的可以看到那座城市和那片平原的视角，没有什么会促使你产生意想不到的联想。在周而复始他对汉娜进行思考后，我竟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追踪了这个想法，最后也得出了结论。真是筋疲力尽之时，也正是柳暗花明之日。这种情况随处可见，或者至少在这种情况下随处可见：你对一个环境或一种情况非常熟悉，以至于凡是你感受到并接受了的、令你惊讶的东西，都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产生于内心。我得出结论的过程就像一个人走在一条路上，先爬上陡峭的山坡，再穿越马路，再经过一个泉井，然后穿过一片森林：先是古老的、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之后才是明亮的小树丛。

    汉娜既不会读也不会写。

    所以她才让人给她朗读，所以在我们骑车旅行时，才让我承担读写的任务，所以当她那天早上在旅馆里发现我的字条时，才大发雷霆——她猜测出了字条的内容和我的期待，害怕自己出丑，所以她才逃避了有轨电车公司对她的提升——作为售票员，她可以掩饰她的弱点，如果被培训当司机，那她的弱点将暴露无遗，所以她才回避了西门子公司对她的提升而做了一名女看守，所以为了避免和鉴定专家对质，她承认了那篇报告是她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在法庭上拼命地争辩吗？因为她既不能读那位女儿写的那本书又不会看控告词，她才看不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并为此做相应的准备吗？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把受到她特殊照顾的人送往奥斯威辛吗？是因为她怕她们发现她的弱点而想杀人灭口吗？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把那些体弱者纳入她的保护之下吗？

    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她为自己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而感到羞耻，所以她宁愿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愿自己出丑，这个我能理解。我对由于羞耻而去回避、拒绝、隐瞒、伪装并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有亲身体会，但是，汉娜在法庭上和集中营中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她对不会读写感到可耻吗？她认为做一个文盲比做一名罪犯更丢脸吗？她比暴露自己是个罪犯更害怕暴露自己是个文盲吗？

    当时和从那时以来，我经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汉娜的动机是害怕暴露自己，那为什么不暴露自己是一个无害的文盲而要暴露自己是个可怕的罪犯呢？或许她认为什么都不暴露就能蒙混过关吗？她这么愚蠢吗？她这么爱虚荣，这么邪恶吗？为了避免暴露就去做罪犯吗？

    当时和自那时以来，我总是拒绝这样想。不，我对自己说，汉娜没有想去犯罪。她没有接受西门子公司对她的提拔，而不自觉地决定做了女看守。木，她没有因为她们为她朗读过就把那些温柔体弱的人送往奥斯威辛。她特别把她们挑选出来为她朗读，是因为她想使她们在被送往奥斯威辛以前的最后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木，在法庭上，汉娜没有在暴露自己是文盲还是暴露自己是罪犯之间进行斟酌。她并没有三思而后行，她的行为举止缺少策略性。她宁可被绳之以法，也不愿暴露自己是文盲。她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她的真理、她的正义。那是个可悲的真理、可怜的正义，因为她总要伪装自己，因为她从未开诚布公过，从未完全自我过。不过，那是她的真理和正义，为此而进行的奋斗是她的奋斗。

    她必须要使出全身解数来。她不仅仅在法庭上要争要斗，她必须要永远奋斗，其目的不是为了向世人显示她能做的事情，而是向世人掩饰她不能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其起步意味着节节败退，而其胜利隐藏着失败的生活。

    汉娜离开我家乡时的处境和我当时对它的想象之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同寻常地触动着我。我曾十分肯定她是被我赶走的，因为我曾经背叛和否认过她。她离开了有轨电车公司确实逃避了一次暴露。不过，我没有把她赶走的这一事实，丝毫没有改变我背叛了她的这一事实。这就是说，我仍旧负有责任。如果说我没有什么责任的话，是因为背叛一名罪犯不必负什么责任；如果说我负有责任，是因为我曾经爱上过一个罪犯。

    11

    由于汉娜承认那篇报告是她写的，其他被告就可以轻松地出牌了。她们说，凡汉娜一个人处理不了的事情，她就逼迫、威胁和强迫其他被告一起做。她把指挥棒揽在自己手里。她既执笔又代言，她总是做最后决定。

    对此，做证的村民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反驳。他们看见那熊熊燃烧的教堂被许多穿制服的女人看守着，门没有被打开。这样，他们自己也不敢去开门。当她们第二天早上开拔时，他们又遇见了她们，而且在这些被告中又认出了她们。但是，由于只是在晨窿中相遇，哪位被告是发号施令者，是否真的有哪位被告在发号施令，他们也说不清楚。

    “但是你们不能排除这位被告做了决定吧！另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指着汉娜说。

    他们不能排除，他们怎么能排除！看到其他被告明显地更年老，更疲倦，更胆小和更痛苦，他们也不想排除这种可能性。相比之下，汉娜就是个头头。除此之外，有个头头存在也减轻了村民们的负担。他们在一伙严厉的、有领导的女人面前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总比在一帮不知所措的女人面前而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要好得多。

    汉娜继续抗争着，对的她就承认，错的她就反驳。她的反驳越来越困惑，越来越暴躁，她的声音不大，但其厉害程度令法庭感到惊讶。

    最后，她放弃了争辩，只是在被问到对她才说话。她的回答简短扼要，有时候甚至漫不经心。好像为了让人更明显地看出她已经放弃了，她现在说话时也不站起来。审判长也惊讶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庭审理刚开始时，审判长曾多次对她说过不必站起来，她可以坐着讲话。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法庭在审理接近尾声时已经厌战了，想尽早把事情了结，大家都已经心不在焉，都想在经过几周对过去的审理后再回到现实中来。

    我也感到厌倦了，但是我却不能把事情置于脑后。对我来说，审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起初，我是一名听众，突然之间我变成了参与者、一同游戏的人和共同决策者。我并没有去寻找和选择这一新的角色，但是我却得到了它，不管我愿意与否，不管我是采取了主动还是被动。

    如果我能做什么的话，我也只能做一件事。我可以去找审判长，对他说汉娜是个文盲，她并非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是个主角并负有主要责任。她在法庭上的言谈举止并不能说明她特别固执己见、不理智或者厚颜无耻，而只能说明她对其控告词和那本书事前缺乏了解和认识，也是由于她缺乏战略战术意识的结果。这对她为自己辩护极为不利。她虽然负有责任，但是她所负的责任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样重大。

    也许我的话不能令审判长信服，但是，我会促使他去思考，去调查研究。最终结果将证明我是对的。汉娜尽管将受到惩罚，但是她的罪责将会减轻。她尽管要坐牢，但是会早些时候被放出来，会早些时候重获自由。她的争辩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些吗？

    是的，她是为此而抗争的，但是她不愿为了获得成功而暴露出自己是个文盲，她不想为此付出代价。她也不会愿意我为了她在监狱里少呆几年而出卖她。她可以自己讨价还价，但她没有那样做，说明她不想那样做。对她来说，为了她的自我价值蹲几年监狱也值得。

    但是，这对她来说真的值得吗？她从这种虚伪的、束缚她的、令其丧失活力的、使其无法施展才能的自我价值中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把用于掩饰真实谎言的精力用于学习，她早就能学会读和写了。

    当时，我曾试着与朋友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你设想一下，有人想毁掉自己，故意毁掉自己，你就是能挽救他，可你将挽救他吗？你设想一个手术，病人服用了连麻药都无法相比的毒品，但他又耻于向麻醉师开口讲他服用了毒品，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告诉麻醉师真相吗？你设想一次法庭审理案，有一名被告将会受到惩罚，他是个左撇子，但是他为此感到羞耻。如果他不讲出自己是一个左撇子，因而不能完成一个用右手实施的行为，你能对法庭说明此事吗？你设想一下，某人是一名同性恋者，作为同性恋他不会于某种行为，可是他又耻于做一名同性恋者而不说明真相。这不是人们是否应该耻于做一名左撇子或做一名同性恋者的问题，您想一想，这是被告为自己感到羞耻的问题。

    12

    我决定和我父亲谈谈，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我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既不能把他的感情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又不能接收我们带给他的感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猜想在这种互不通气的行为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没有发掘的宝藏。但是后来我怀疑那儿是否真的有什么东西。也许他年轻时有过丰富的感情，但是没有表达出来，天长日久这种感情就变得枯萎，就自消自灭了。

    然而，正是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距离我才找他谈。我找的谈话对象是一位哲学家，他写过有关康德和黑格尔的书，而且我知道书中写的是有关道德问题。他也应该有能力就我的问题和我进行抽象的探讨，而不是像我的朋友们那样只举些空洞的例子。

    如果我们这些孩子想和父亲谈话的话，他像对待他的学生一样与我们预约时间。他在家里工作，只是在有他的讲座和研讨课时才去大学。想要和他谈话的同事和学生都到家里来。我还记得学生们排着长队靠在走廊的墙上等着，有的阅读点什么，有的观赏挂在走廊里的城市风景图，也有的同学呆呆地东张西望。他们都沉默不语，直到我们这些孩子打着招呼穿过走廊时才回以一个尴尬的问候。我们与父亲约谈当然不必在走廊里等候，但是，我们也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去谈，敲门后让进去时才能进去。

    我见过父亲的两个书房。第一个书房，也就是汉娜用手指巡摸书脊的那间，它的窗户面向街道，对面有房屋。第二个书房的窗户面向莱茵平原。我们六十年代初搬进的那座房子坐落在山坡上面，面向城市。当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我的父母仍旧住在那儿。这处房子的窗户和那处房子的窗户一样不是外凸式的，而是内凸式的，仿佛是挂在房间里的一幅画。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书籍、纸张、思想、烟斗和香烟冒出的烟相互交织在一起，足使外来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压抑感。我对它们既熟悉又陌生。

    我父亲让我把问题全盘兜出，包括抽象描述和举例说明。“与法庭审判有关，对吗？”但是他摇着头向我示意，他并不期待得到回答，也不想逼迫我和不想知道我自己不想说出的事情。这之后，他坐着沉思起来，头侧向一边，两手扶着椅子的扶手。他没有看着我，我却仔细地打量着他，他的满头银发，他的总是刮得很糟糕的胡腮以及他那从鼻梁延伸到嘴角和两眼之间的清晰的皱纹。我等着。

    当他讲话时，他先把话题拉得很远。他教导我如何对待人、自由和尊严；他教导我把人当做主体对待，不允许把人当做客体来对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妈妈教你学好时你是如何大发雷霆的吗？把孩子放任到什么程度，这的的确确是个问题。这是个哲学问题，但是哲学不探讨孩子问题，哲学把孩子们交给了教育学，可孩子们在教育学那儿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哲学把孩子们遗忘了。”他看着我笑着，“把他们永远忘记了，不是偶尔把他们忘记了，就像我偶尔把你们忘记了一样。”

    “但是…”

    “但是在成人身上，我也绝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别人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置于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之上。”

    “‘如果他们后来对此感到很幸福的话，这样做也不行吗？”

    他摇着头说：“我们谈论的不是幸福而是尊严和自由。当你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已经知道它们的区别了。你妈妈总有理，这并没有让你从中得到安慰。”

    现在我很愿意回想和父亲的那次谈话。我已经把它忘记了，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开始在沉睡的记忆中寻找我与他的美好会面和美好的经历及美好的感受。当我找到它时，我惊奇不已地思考着它，它使我非常幸福。当时，父亲把抽象的东西和形象逼真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这使我最初感到很困惑，但是，我最终还是按他所说的去做了，我不必去找审判长谈话，我根本不允许自己找他谈话。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的父亲看着我说：“你这样喜欢哲学吗？”

    “还可以。我不知道人们在我描述的上述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行动。如果人们必须采取行动却又不允许行动的话，我想，对此我会感到非常不幸。现在我感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感到轻松？感到安慰？感到愉快？这听上去不道德和不负责任。我现在感觉不错，这听上去既道德又负责任，但我不能说我感觉不错，而且感到比卸下重负还好。

    “感觉不错吗？”我父亲试探着问。

    我点点头，耸耸肩。

    “不，你的问题不会有愉快的解决办法。当然了，如果你所描述的情况是一种责任重大的情况的话，人们就必须要采取行动。如果一个人知道怎样做对其他人有好处，但他却闭上了眼睛，视而不见，这时，人们就必须努力让他睁开眼睛，正视此事。人们必须让他本人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人们必须和他谈，和他本人谈，而不是在他背后和其他什么人谈。”

    和汉娜谈？我该和她说什么呢？说我识破了她的生活谎言？说她正在为这个愚蠢的谎言而牺牲她的整个一生？说为了这个谎言而牺牲不值得？说她应该争取尽量减少蹲监狱的年限，以便在出狱之后能开始更多的生活？到底该说什么呢？说到什么程度？她应该怎样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呢？我不为她展示一个生活远景就能让她抛弃她的生活谎言吗？我不知道什么是她的生活远景，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面对她和该说什么，说她在做了那些事情后，她生活的近期和中期远景就是该坐牢？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也不知道到底该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她。

    我问我父亲：“如果人们不能跟他交谈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他怀疑地看着我，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已经离题了。这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而是我必须做出决定的问题。

    “我无法帮助你。”我父亲说着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不，你不必走，我只是背痛。”他弯曲地站着，双手压着腰。“我不能说，不能帮助你，我感到遗憾，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把我作为哲学家向我求教时。作为一名父亲，我不能帮助自己的孩子，这简直令我无法忍受。”

    我等着，但是他不再往下说了。我发现他把这事看得无足轻重。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应该对我们多加关心和他怎样才能更多地帮助我们。随后我又想，他自己也许也清楚这个，而且的确感到难以承受，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对他说什么了。我感到很尴尬，而且觉得他也很尴尬。

    “好吧，以后……

    “你以后可以随时来。”父亲看着我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可我还是点点头。

Almodovar.

13

    六月，法官们去了以色列，为期两周。那里的听证用不了几天，但是法官和律师们把公务和游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内盖夫及红海结合了起来。这是一次公私兼顾的度假，费用自然也不会有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不正常。

    我计划把这两周完全用于学习，但是，事情并未按我所设想的那样进行。我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无法集中精力听教授们讲课，无法集中精力看书。我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开小差，我浮想联翩。

    我看见汉娜站在熊熊燃烧的教堂旁，表情僵硬，身着黑色制服，手执马鞭。她用马鞭在雪地里画着小圆圈，然后用长统靴一脚踢开。我看见她怎样让人为她朗读，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提问题，不做评论。当朗读的时间结束时，她便告诉她的朗读者，明天她将被送往奥斯威辛。那位瘦弱的、头上长出黑色头巷、眼睛近视的宠儿开始哭泣起来。汉娜用手敲敲墙壁，随后进来两位也穿着有条纹衣服的女囚犯，她们便把那位朗读者生拉硬拖出去。我看见汉娜沿着集中营的路走着，进了囚犯们住的临时搭建起来的木板房，监督她们干活。她带着同样僵硬的表情、冷酷的目光、微薄的嘴唇做着这一切。囚犯们突然低下头，弯腰屈背地干活，躲避到墙边，躲进墙里，恨不得消失在墙壁里。有时候囚犯被集合起来，来回跑步，或练习列队行走。汉娜站在她们中间，喊着口令。她喊叫口令时的表情丑陋难看，手中的马鞭令其更难看。我看见教堂的塔顶坍塌到教堂的房顶上，火光冲天。我听见女人们绝望的呼救声。我看见第二天早上被烧毁的教堂。

    除了这个情景之外，我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个在厨房里穿长统袜的汉娜，那个在浴缸旁拿着浴巾的汉娜，那个骑着自行车、裙子随风飘舞的汉娜，那个在我父亲书房里的汉娜，那个在镜子前跳舞的汉娜，那个在游泳池向我这边张望着的汉娜，那个听我朗读、与我交谈、喜欢我、爱我的汉娜。当这些情景杂乱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最为糟糕。汉娜的形象还有：那个长着薄薄的嘴唇的、爱我的和那个目光冷酷的汉娜，那个默不作声听我朗读的和那个在朗读结束时用手敲击墙壁的汉娜，那个与我交谈和那个问我做鬼脸的汉娜。最糟糕透顶的是那些梦，梦境中，那个冷酷无情、专横跋扈、粗暴残酷的汉娜竟然引起了我的性欲。我带着渴望、羞愧和愤恨从梦中醒来，我忐忑不安，不知自己是何许人。

    我知道，那些幻想已经落入微不足道的俗套，它对我所熟悉、所认识的汉娜来说不公平。不过它还是很有威力的，它破坏了我心目中的汉娜形象，使我总是联想起汉娜在集中营的情景。

    当我现在回想当年的情景时，我发现，能让人具体地想象集中营生活和谋杀情景的直观形象是多么少。我们知道奥斯威辛刻有铭文的大门、多层的木板床及成堆的头发、眼镜和稻子。我们知道比肯瑙集中营带燎望塔的大门、侧廊和火车通道。我们知道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由盟军在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发现并拍摄下来的尸山图片。我们知道为数不多的几篇由囚犯写的报道，但是，许多报道是战后不久出版的。这之后，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又有这类报道出版发行。战后到八十年代这期间，这类报道不属出版社的出版发行项目。今天有这么多的书和电影存在，这样，集中营的世界就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想象的世界的一部分，集中营的世界使我们共同拥有的现实世界变得完整起来。世界充满想象。自从电视系列片《大屠杀》和电影故事片如《索菲姬的抉择》，尤其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上映以来，想象力开始在世界上活跃起来，想象不仅仅限于现实，而且还给它添枝加叶。这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几乎是静止的，人们认为在集中营里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孽不适于活跃的想象力。从盟军拍摄的照片和囚犯们写的报道中，人们联想到一些情景，这些情景反过来又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僵化。

    14

    我决定去奥斯威辛看看。假使我今天做了决定明天就可以动身去的话，那我也就去了。但是，得到签证需要几周的时间。这样一来我就去了阿尔萨斯地区的斯特鲁特侯夫。那是最近的一个集中营。我从未看过任何一个集中营。我要用真实驱逐脑中的先人之见。

    我是搭车去的，还记得在搭乘卡车的一段路上，司机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也记得一位开奔驰车的司机，他戴着白手套开车。过了斯特拉斯堡之后，我的运气不错，搭的汽车是驶向舍尔麦克的，一个离斯特鲁特侯夫不太远的小城市。

    当我告诉了司机我要去的具体地方时，他不说话了。我瞧了他一眼，但是从他的脸上我看不出来他为什么从生动活泼的交谈中突然默不作声了。他中等年纪，细长的脸，右边的太阳穴上有块深红色的胎痣或烙印，一架黑发整齐的流向两边。他看上去好像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道路上。

    延伸到我们面前的福戈森山脉是一片丘陵。我们穿过了一片葡萄园，来到一个开阔的、缓缓上升的山谷。左边和右边的斜坡上是针叶松和落叶松混长的森林，偶尔路过一个采石场，或一个用砖围砌起来的、带有折顶的厂棚，或一家养老院，或一处大型别墅——那里许多小尖塔林立于参天大树之中。有时，我们沿铁路线而行，铁路线时而在左边，时而在右边。

    沉默之后，他又开口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参观斯特鲁特俱夫。我向他讲述了审讯过程和我对直观形象的匮乏。

    “啊，您想弄明白，人们为什么能做出那么恐怖的事情。”他的话听上去有点嘲讽的口吻，但是，这也许仅仅是声音和语言上的地方色彩。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您到底想弄明白什么呢？人们之所以杀人有时是出于狂热，有时是出于爱，或者出于恨，或为了名誉，或为了复仇，您明白吗？”

    我点点头。

    “有时是为了财富去杀人，有时是为了权力，在战争中，或者在一场革命中都要杀人，这您也明白吗？”

    我又点点头：“但是…、··”

    “但是，那些在集中营被杀死的人对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并没做过什么，对吗？您想说这个吗？您想说不存在憎恨和战争的理由吗？’”

    我不想再点头了，他所说的没错，但是他说话的口气不对。

    “您说得有道理，不存在战争和憎恨的理由，刽子手恨不恨他要处死的人，都要处死他。因为他这样做是按命令行事？您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吗？您认为我现在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命令吗？在谈论集中营的警卫队得到命令和他们必须要服从命令吗？他鄙视地笑了起来，“不，我不是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命令。刽子手没有遵循任何命令。他在完成他的工作，他处死的不是他憎恨的人，他不是在向他们报仇雪恨。杀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挡了他的路或者对他进行了威胁和进攻。他们对他来说完全无所谓的，他们对他来说如此地无所谓，以致他杀不杀他们都一样。”

    他看着我说：“没有‘但是’吗？您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可以这样无所谓。您连这个都没学过吗？没学过要一致顾脸面？顾人的尊严？生命算什么？”

    我被激怒了，但又束手无策。我在搜索一个词，或一句话，一句能让他哑口无言的话。

    “有一次，”他接着说，“我看到一张枪杀俄国犹太人的照片。犹太人一丝不挂地排着长队在等着，有几位站在一个坑的边上，他们身后是手持步枪向他们颈部开枪射击的士兵。这事发生在一座采石场。在犹太人和土兵的上方，有位军官坐在墙上的隔板上，跷着二郎腿，吸着一支香烟。他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也许枪杀进行得还不够快。但是，他还是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甚至轻松愉快，也许因为白天的活总算要干完了，而且很快就要下班了。他不恨犹太人，他本是……”

    “那是您吧？是您坐在墙上的隔板上，还……”

    他把车停下了，脸色苍白，太阳穴上的股清在乱跳。“滚下去！”

    我下了车，他调转车头的方式使我不得不急忙躲闪。直到下几个拐弯处，我仍能听见他。然后一切才平静下来。

    我走在上坡的路上，没有来往的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我听得见鸟鸣和树木的风声，有时还有涓涓的溪水声。我松了口气。一刻钟之后，我到了集中营。

    15

    我不久前又去了那儿一次。那是一个晴朗又寒冷的冬日。过了舍尔麦克，森林披上了银装，大地被皑皑白雪覆盖。集中营是一块狭长的场地，地处下斜的山坡梯地上，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一片白茫茫。从那儿可眺望到远处的福戈森山谷。二层或三层的监视塔上面的和一层的木板房上面的被漆成蓝灰色的木头与皑皑白雪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对照。当然了，那里少不了有用铁丝网围成的大门，门上面挂着“斯特鲁特侯夫一纳茨瓦勒集中营”的牌子，也有围绕集中营四周的双层铁丝网。在残留下来的木板房之间，原来都是木板房，一间挨着一间地排列着，非常稠密，可现在，地面被皑皑白雪覆盖着，什么也辨认不出来。它看起来像是为孩子们准备的滑雪橇的斜坡。好像孩子们正在带有舒适方格窗户的、可爱的木板房里度寒假，好像他们随时都会被喊进去吃蛋糕和热巧克力。

    集中营没开放。我只好在周围的雪地里走来走去，鞋都湿透了。我可以看清楚集中营的全貌。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参观它时是怎样从已经被拆除的木板房的墙基与墙基间的台阶上走下来的。这也使我想起了当时在一间木板房里展出的火化炉及另外的曾用做单人牢房的木板房。也使我回忆起，当时我是怎样徒劳地想象过一个关满囚犯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囚犯和警卫队都是什么样子，具体地想象过痛苦是什么滋味。我的确努力想象过，我曾望着一间木板房，闭上眼睛，思想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仔细地测量了一间木板房，从测量中算出它占用情况并想象它的拥挤程度。我听说，木板房之间的台阶同时也是集合点名的地点，点名时，从下面向上面的集中营尽头望去，看到的是一排排的后背。但是，我的这一切想象都是徒劳的。我有一种可怜的、羞耻的失败感。在回去的路上，在远离山坡的地方，在一家饭店的对面，我发现了一间被用做毒气室的小房子。它被粉刷成白色，门窗用石头围砌起来。它看上去像个粮仓，或者像个仓库，或是用人住的陋室。这个房子也不开放。我记不得了是否我当时进过里面。我没有下车，坐在车里让发动机开着，看了一会儿就开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起初我对在阿尔萨斯地区的村子里绕来绕去地去找一家饭店吃午饭有所顾忌。但是，我的顾忌并不是产生于一种真正的感受，而是产生于一种思考，一种参观一所集中营之后人们所具有的思考。我自己意识到了这点，我耸耸肩。我在福戈森的山坡旁的村子里找到了一家名为“到小花园”的饭店。从我的座位上可以看到那个平原。在那里，汉娜叫过我“小家伙”。

    我第一次参观集中营时在里面转来转去，一直转到它关门为止。之后我坐在了位于集中营上方的纪念碑下，俯瞰下面的集中营。我的心里空虚极了，就好像我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内心世界寻找着直觉，而我内心又空空如也。

    随后，天黑了下来。我无可奈何地等了一个小时，才搭上一辆小型敞篷货车，坐在了放货物的位子上，去了下一座村子。我只好放弃了当天搭车赶回家去的希望，在村子里找了一家便宜的客栈住了下来，并在其餐厅里吃了一块薄薄的煎猪排，配菜是炸薯条和豌豆。

    我的邻桌有四个男人吵吵嚷嚷地在打牌。这时，门开了，一位矮小的老人走了进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穿着一条短裤，拖着一条木制假腿。他在吧台要了啤酒，把背和他的大秃头对着我的邻桌。玩牌的人放下牌，把手伸向烟灰缸抓起烟头向他扔去，并击中了他。坐在吧台的那个老头用手在后脑勺扑打着，好像要防止苍蝇落上似的。店主给他端上了啤酒，没人开口说话。

    我忍不住跳了起来冲向了邻桌：“住手！”我气得手直打哆嗦。这时候，那个老头一瘸一拐地蹦了过来，笨拙地用手摆弄着他的腿，突然那条木制假腿就握在他的双手中了。他用假腿“啪”的一声敲在桌子上，上面的杯子和烟灰缸都滚动着摔到空椅子上。与此同时，他那没牙的嘴发出了尖笑，其他人也和他一起狂笑，但那是一种耍酒风的狂笑，“住手！”他们一边笑一边指着我说，“住手户

    那天夜里，房子周围狂风呼啸。我并没有感到冷，窗前的狂风怒吼、树木的嘎嘎作响以及偶尔传来的商店的关门声都没有大到让我睡不着觉的程度，但是，我心里感到越来越不安，直到我的整个身体也开始颤抖起来。我害怕，不过，不是怕发生什么坏事。我的害怕只是一种身体状态。我躺在那儿，听着狂风的呼啸。当风势减弱、风声变小时，我才感到轻松些。但是，我又害怕风势再起，我不知道第二天能否爬得起来，能否赶得回去，不知道我将如何继续我的学业，如何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我想对汉娜的罪行既给予理解，同时也予以谴责，但是，这样做太可怕了。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但是，在谴责她的同时我还是想理解她，不理解她就意味着对她的再次背叛。我现在还没到不行的时候。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

    第二天又是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搭车很容易，我在几个小时内就到了家。我徒步穿过城里，好像我离开了很长时间，街道、房屋和那里的人都令我感到陌生。但是，我对陌生的集中营世界却没有因此而更熟悉。我在斯特鲁特俱夫所得到的印象与我头脑中固有的奥斯威辛、比肯瑙和贝尔根一贝尔森的极少的情景交织混合在一起，也与它们僵化在一起。

    16

    我到底还是去找了审判长。去找汉娜我做不到，但是，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我也做不到。

    与汉娜谈一谈为什么我做不到呢？她离我而去，她欺骗了我，她不是那个我了解的汉娜，或令我为之想入非非的汉娜，而我对她来说又是何许人呢？一个被她利用的小朗读者？一个陪她睡觉，使她获得床第之欢的小家伙？如果无法离开我，但又想摆脱我时，她也会把我送进毒气室吗？

    那么，为什么我连袖手旁观也做不到呢？我心想，我一定要阻止一场错误的判决。我一定要主持公道，一种不计较汉娜的生活谎言的绝对公道，它或许对汉娜有利，也可能对她不利，但是，对我来说，这的确不是公道不公道的问题。我不能让汉娜想怎样就怎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必须要对她施加影响，如果不能直接地，就间接地。

    审判长知道我们这个小组，愿意在下次开庭后与我谈一次。我敲了敲门，然后被请了进去。他问候我之后请我坐在写字台前面的一把椅子上。他只穿了个衬衫，坐在写字台的后面。他的法官长袍挂在椅背和椅子的扶手上。他朝长袍坐下去，然后又让长袍滑落在地上。他看上去很轻松，像一个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并对此感到很满意的人。脸上没有在法庭审理期间那种烦躁易怒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和蔼可亲、充满智慧、心地善良的政府官员的面部表情，原来他在法庭上用假面具把自己掩饰了起来。他无拘无束地与我聊天，向我问这问那，譬如，我们这个小组对法庭审理程序是怎样想的，我们的教授对法庭备忘录将如何处理，我们是几年级的学生，我上了几个学期了，我为什么要学法律，我想何时参加考试等等。还说，报名参加考试无论如何不应该太晚。

    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之后我听他给我讲述了他的学习和考试的情况。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好，他及时地以优异的成绩修满了各科学分，最后又及时地参加了毕业考试。他喜欢做法学家和法官，如果让他重新做一遍的话，他仍旧会如此去做。

    窗户敞开着，我听得见停车场上的关门声和一辆车发动马达的声音。我听着那辆车开出去，直到它的声音被喧嚣的交通淹没为止。之后，我听得见孩子们在空旷的停车场上的玩耍吵闹声，时而非常清楚地听得见一个名字、一句骂人话或一声喊叫。

    审判长站起来与我告别，他说如果我还有什么问题尽管再来找他，如果需要学业上的咨询也可找他。还说我们小组对审判程序的分析评估结果应该让他知道。

    我向空旷的停车场走去，请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告诉我去火车站的路怎么走。我们一起乘车的那伙人在休庭之后马上就赶了回去，我只好坐火车回去。这是一辆慢行的班车，每站都停，人们上上下下。我靠窗坐着，被其他旅客的谈笑声和他们身上所发出的气味所环绕。外面的一座座房子、一条条街道、一辆辆汽车、一棵棵树木从窗外掠过，远处看得见山脉、城堡和采石场。我能看见一切，但对什么都毫无感觉。我不再为汉娜的弃我而去、为她对我的欺骗和利用感到伤心，我不必再对她施加什么影响了。在参加法庭的审理的过程中，对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我感到麻木木仁。现在我注意到，这种麻木不仁在过去的几周里对我的感觉和思想产生了影响。如果说我完全解脱了的话，那么未免有些言过其词了，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才有可能让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并在这种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

    17

    六月底，宣布了审判结果。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法院大厅里像审判之初一样座无虚席，其中有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我所在大学及当地大学的学生们、一组中学生、国内外的记者和那些平时总是在场的人。大厅里喧嚣不止。当被告被传叫送来时，起初没有人注意她们，但是随后大厅就变得鸦雀无声了。首先是在被告前就座的听众安静了下来。他们碰碰左右的邻居，然后转过身来对坐在后面的人低声地说道：“注意看片于是后面的人开始向前看，并安静下来。他们再碰碰左右邻居，然后转向他们身后的男人低声说：“注意看！。这样，审判大厅终于变得鸦雀无声了。

    我不知道是否汉娜自己也清楚她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也许她愿意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她穿了一套黑色套装，配一件白衬衫。那套装的式样和衬衫的领带使她看上去就好像穿了一套制服。我从未见过为纳粹党卫军工作的女人们所穿的制服，但是我认为——所有其他的听众也都这样认为，我们眼前的这个制服就是纳粹党卫军的女式制服，这个女人就是穿着这样的制服为纳粹党卫军工作的，汉娜的所作所为就是她被控告的原因。

    听众又开始小声嘀咕起来。很多人发出的愤怒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他们认为审判过程、判决还有那些为听宣读判决结果而来的人都被汉娜嘲弄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少数人向汉娜又喊又叫，清楚地说出他们认为汉娜是什么东西，直到审判人员步人大厅，审判长愤怒地看着汉娜宣布判决结果时人们才安静下来。汉娜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地听着。当宣读判决原因时，她坐了下来。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汉娜的头和后颈。

    宣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当宣判结束后被告被带走时，我在等着，看汉娜是否会看我一眼。我坐在老位子上。但是，她目不斜视，看穿了一切。那是一种高傲的、受到伤害的、绝望的、无限疲惫的目光，一种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想看的目光。

Almodovar.

第三部




1
审判过后的那个夏天我是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度过的。阅览室一开门我就来，关门时我才走。周末我在家里学习。我是如此一心只读书，不闻窗外事，以至于审判给我的感觉和思想造成的麻木一直没有恢复正常。我避免与人接触，我从家里搬了出来，在外边租了一间房。仅有的几位熟人，也不过是在阅览室或偶尔在电影院相识的点头之交，现在我也不与他们点头了。

    在冬季学期里，我的行为举止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和一些学生在圣诞节期间一起去滑雪。奇怪的是我竟然答应了。

    我滑雪滑得并不好，但我喜欢滑，而且喜欢滑得很快，愿意和那些滑得特别好的人一起滑。我的下坡技术实际上还不过硬，但有时我还是冒摔交和骨折的危险从山上往下滑。然而，我冒的另一种风险——后来这个风险兑现了，我却全然不知。

    我从未觉得冷。当其他人穿着毛衣和夹克衫滑雪时，我和穿着衬衫滑，其他人对此摇头不已，并对我进行劝告。但是，我对他们深怀忧虑的劝告不当回事，因为我没有觉得冷。当我开始咳嗽时，我把它归罪于奥地利香烟。当我开始发烧时，我反倒感觉那是一种享受。我感到虚弱，同时感觉轻飘飘的。我的感觉变得迟钝起来，但却感觉良好：惬意、充实。我好像在腾云驾雾。

    随后，我因发高烧被送进了医院。出院时，我的麻木不仁消失不见了。一切问题、恐惧、控告、自责，所有在法庭审理期间出现而后又麻木了的惊恐和痛苦又出现了，并在我心里停留下来。我不知道当一个人该感觉冷却又感觉不出冷时，医生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诊断。我的自我诊断是：麻木不仁在它摆脱我之前或在我能摆脱它之前制服了我的肉体。

    当我在夏季结束了学业并开始作为候补官员工作时，学生运动开始了。我对历史和社会学感兴趣，而且作为候补官员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呆在大学里去经历所发生的一切。经历并不意味着参与，高校和高校改革对我来说归根结底就像越南的游击队和美国人一样无所谓。至于学生运动的第三个主题——实际上也是最基本的主题，即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的问题，我感到自己与其他学生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以至于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宣传鼓动和一起游行。

    有时我想，就纳粹历史进行辩论并不是学生运动的理由，而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表达方式，这种冲突显然是这场学生运动的推动力量。父辈在第三帝国，或者至少在第三帝国结束以后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这让年轻一辈感到失望。每一代年轻人都要从对父辈的这种失望中解脱出来。那些或犯下了纳粹罪行，或对纳粹罪行袖手旁观，或对之视而不见，或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容忍和接受罪犯的父辈该对他们的孩子们说什么呢！但是另一方面，纳粹历史对那些无法或不愿意谴责父辈的孩子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就纳粹历史进行的这场辩论并不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论集体犯罪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应承担什么责任，对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它都是一个确凿事实。不仅仅在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事实，就是后来发生的事，诸如犹太人的墓碑被涂上纳粹标志；许多老纳粹分子在法院，在管理部门或在大学里步步高升；联邦德国不承认以色列国；流亡和抵抗的故事流传开来的少，而由于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活命的故事居多……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感到羞耻，尽管我们有权对负有责任的人进行指责。虽然对负有责任的人指责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羞耻之心，但它却能消除由此产生的痛苦，它可以把由羞耻引起的被动痛苦转换为力量、积极性和进攻行为。正因为如此，与负有罪责的父辈较量起来显得劲头十足。

    我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指责。我不能指责我父母，因为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当年参加集中营研讨班时所具有的那种为澄清事实而指责自己父亲的热情，对我来说已成为过去，并令我难堪。我周围的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即他们所犯的罪行，与汉娜的所作所为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了。实际上，我必须指责汉娜，但是，指责汉娜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我还选择了她。我极力这样自我安慰：当我选择汉娜时，我对她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我努力使我自己认为自己无罪，说自己当时所处的状态与孩子爱父母的状态没有两样。但是，对父母的爱是谁一不需要人们承担责任的爱。

    也许人们甚至也要为爱父母承担责任。当时，我很羡慕那些与他们的父母，同时与整个一代罪犯——旁观者、逃避者、容忍着和接受者划清界限的同学，因为，他们至少可以解除由耻辱产生的痛苦，如果不能解除耻辱本身的话，但是，我经常在他们身上见到的那种自我炫耀式的自负是从何而来的呢？怎样能够在感到有罪和耻辱的同时又自负他自我炫耀呢？难道与父母划清界限仅仅是一种雄辩和吵吵嚷嚷吗？难道想通过这种吵吵嚷嚷宣告：出于爱父母之心而纠缠其罪责的运动已经开始且无法挽回？

    这些都是我后来的想法，即使到后来这对我也并不是一种安慰。它怎么能是一种安慰？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我比其他人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战胜这种命运。尽管如此，如果当时我能把自己融入同代人之中的话，那会对当时的我深有益处的。

    2

    当我还是候补官员时我就结了婚。葛特茹德和我是在滑雪棚中认识的。在假期结束时，其他人都回去后，她仍旧留了下来，一直呆到我出院，然后把我送了回去。她也是学法律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通过考试并一起成为候补官员。当她怀孕时，我们结了婚。

    我没有向她提起汉娜的事。我想，如果不是有义务，谁愿意听我来讲我以前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呢？葛特茹德聪明、勤奋、忠实。如果我们的生活是经营一座农庄，雇用许多男女奴工，生许多孩子，有许多活要干，没有时间给对方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充实幸福的。但是，一个三口之家，女儿朱丽雅和两个候补官员，即葛特茹德和我，住在市郊的一处新建楼房的三居室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与葛特茹德在一起时，我一直无法停止把她和我的共同生活与我和汉娜的共同生活进行比较。每当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有一种她不对劲的感觉，她接触和抚摸的地方不对，她的气味不对，滋味也不对。我想，这种感觉会消失的，我希望这种感觉会消失，我想摆脱汉娜，但是，这种不对劲的感觉从未消失过。

    当朱丽雅五岁时，我们离了婚，因为我们两人都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没有痛苦地离了婚，此后也忠诚地保持联系。令我痛苦的是我们不能给予朱丽雅安全感，她很明显地希望有这种安全感。当我和葛特茹德亲密无间、彼此之间都有好感时，朱丽雅在我们中间感到如鱼得水一样自由自在。当她注意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时，就从我们的一方跑到另一方，向我们保证我们都很可爱，她爱我们。她希望有个小弟弟，也高兴能有很多兄弟姐妹。很长时间内，她没有明白离婚是怎么一回事。当我去看她时，她要我留下来。当她来看我时，要和葛特茹德一起来。每当我离开她时，她都趴着窗户往外看，当我在她伤心目光的注视下上车时，我感到心已碎。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给予她的不仅仅是她的一种愿望，而是她拥有这种愿望的权利。当我们离婚时，我们就骗取了她的权利，我们共同做了这件事，但我们的罪责并没有因此减半。

    我试图再建立一个较好的婚姻关系。我承认，我要找的女人必须要有点像汉娜，像她那样接触和抚摸，其气味和滋味都必须有点像汉娜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共同生活才不会有不对劲的感觉。而且，我跟她们讲我和汉娜的事。我也在其他女人面前比在葛特茹德面前更多地讲述了我自己。她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我在举止言谈中表现出来的令她们感到惊异的东西。但是，那些女人不想听得太多。我记得海伦，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当我讲述时，她默默无声抚摸我的后背，安慰我；我停止讲述时，她同样默默无声地继续抚摸我，安慰我。葛西娜是位精神分析学家，她认为，我必须清理我与母亲的关系。她问过我是否注意到我的母亲在我的故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希尔克是位牙医，她翻来覆去地问我以前的事情，但是，随后就忘了我给她讲的一切。这样一来，我就又什么都不讲了，因为人们所讲的，不过是人们自己所做的，既然是事实，那就不一定非讲木可。

    3

    当我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时，那位组织集中营问题研讨班的教授去世了。葛特茹德是在报纸的死亡讣告版上偶然看到这个消息的。葬礼在山地陵园举行。她问我是否想去参加。

    我不想去。葬礼在星期四的下午举行，而我星期四和星期五上午都有考试。再者，那位教授和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近。我不喜欢参加葬礼。我不想再忆起那次审判。

    但是，这已为时过晚，记忆已经被唤醒了。当我星期四考试归来时，就好像我必须去赴一个不允许错过的约会，一个与过去的约会。

    我是乘坐有轨电车去的，平时我是不坐有轨电车的。这已经是与过去的一种接触了，就好像又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一个改变了面貌的地方。当汉娜在有轨电车公司上班时，有两节或三节车厢的有轨电车，车厢的两端有平台，平台旁边有踏板，如果电车已经启动，人们仍旧可以跳到踏板上，还有一条环绕整个车厢的绳子，售票员拉这根绳可以发出开车的信号。夏天的时候，有轨电车敞着平台开，售票员买票，给票打眼，查票，报站，发开车信号，照顾拥挤在平台上的孩子，训斥那些跳上跳下的乘客，当车满员时阻止再上人。有的售票员滑稽有趣，有的严肃，总绷着脸，有的粗鲁。他们的性格和心情如何往往左右着车厢里的气氛。我多么愚蠢，在那次乘车去施魏青根给汉娜一个惊喜的愿望落空之后，我就害怕把她当做售票员来等候，来经历。

    我登上了一辆没有售票员的有轨电车去了山地陵园。那是一个较冷的秋日，天高云淡，太阳也不再温暖了，用眼睛望着它也不会被刺痛了。我用了好一会儿时间才找到了将在那里举行葬礼的墓地。我穿梭在高大无叶的树木与已有年头的墓碑之间，偶尔会遇见一位陵园的园工或一位手持浇花壶和修技剪刀的上了年纪的妇女。陵园非常安静，我从远处就听到了在那位教授的墓碑旁所唱的赞美诗。

    我站在一边仔细地观察这小小的参加葬礼的人群。其中的一些人看上去明显地孤僻怪异。从介绍教授生平事迹和著作的悼词中可以听得出来，他自己逃避了社会的约束，从而脱离了与社会的联系，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变得孤僻起来。

    我认出了当年参加研讨班的一位同学，他参加国家考试比我早，先当上了律师，后来又成了一家小酒店的老板。他是穿着一件红色的长大衣来的。葬礼结束后，当我往回向陵园的大门走去时，他走过来与我打招呼：“我们一起参加了研讨班，你不记得了吗？”

    “记得。”我们握了手。

    “我总是在周三去法庭，有时我开车带你去，”他笑着说，“你每天都在场，每天，每周都在。现在你说说为什么？”他同情地、期待地望着我。这使我想起，他的这种目光在研讨班时我就注意到了。

    “我对法庭审理特别感兴趣。”

    “你对法庭审理特别感兴趣？”他又笑了，“是对法庭还是对那位你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的被告人？就是看上去还蛮不错的那位？我们大家心里都在嘀咕，你与她是什么关系，但是没人敢问你。我们当时非常富有同情心，善解人意。你还记得……”他提起了另外一位参加研讨班的同学，这位同学口吃，说话咬舌头，话很多且不着边际，我们还得洗耳恭听，好像他的话句句是金石之言。他开始谈起其他参加研讨班的同学，讲他们当时如何，现在又做什么。他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但是，我知道他最终还会再问我：“怎么样，你现在和那位被告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回答，如何否认，如何承认和如何回避。

    这时候我们到了陵园的大门口，他真的问了我这个问题。车站刚好有一辆有轨电车在徐徐开动。我说了声“再见”，撒腿就跑，好像我能跳到踏板上一样，我挨着车身边跑边用手拍打着车门。我根本不敢相信，也没抱任何希望的事发生了：那辆车又停了下来，门开了，我上了车。

Almodovar.

4

    做完候补官员之后，我必须要选择一门职业，但我没有马上做出选择。葛特茹德马上就当上了法官。她手头上要做的事堆积如山，而我能呆在家里照看朱丽雅，这令我们感到高兴。当葛特茹德克服了最初的困难、朱丽雅又入了幼儿园后，我的决定就迫在眉睫了。

    我很难做出决定。在对汉娜的法庭审判中我所看到的种种法律角色，看不出有适合我的。对我来说，诉讼与辩护同样都被滑稽地简单化了，而判决又是所有简单化中最滑稽的。我认为，我也不适合在管理部门做政府官员。我作为候补官员在州政府工作过，我发现它的办公室、走廊、气味和公务员都很苍白、无味、单调。

    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法律职业也就所剩无几了。我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如果不是一位法学史教授给我提供了在他手下工作的机会的话。葛特茹德说，我的选择是一种逃避，是对生活的挑战和责任的逃避。她说得有道理，我是逃避了，逃避使我感到轻松。我的这个选择不是永久性的，我对她，也对自己这样说。我还年轻，教几年法学史之后，仍旧能找到各种实惠的法律职业，但是，这却成了我的永久性的选择。随着第一次逃避而来的是第二次逃避，也就是说，我从大学换到一家研究机构，我在那儿寻找并发现了一个我可以从事我喜欢的法学史研究的避风港。在那儿，我不需要任何人，也不打搅任何人。

    结果我不但没有逃避掉，反而与过去更接近了。作为法学史家，我所接触的过去，其生动性并不逊色于现实生活。局外人可能会认为，人们对过去只能观察，而对现实才能参与，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事历史研究意味着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进行观察，活跃于二者之间。我所研究的领域之一是第三帝国法，在这里，过去与现实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难解难分，特别显而易见。在这里，人们逃避的不是过去，而正是现实和将来，人们没有把注意力坚定地集中在现实和将来上。人们对历史遗产茫然无知，不知我们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我们生活在历史中。

    我沉浸在历史中时能够得到一种满足感。虽然它对现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还是不想隐瞒它。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满足感是在我研究启蒙教育法和启蒙教育法律草案的时候。之所以要制定这些法律是因为人们相信，从此以后世界有了好秩序，从此世界会变得更好。看到从这种信念中制定出维护良好秩序的条文，看到这些条文又变成了美好的法律，而它们又将以自身的美来证明它们的真，我感到幸福。很久以来我就坚信，尽管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和挫折，但法律会越来越进步，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人道。自从我发现我的这种信念不过是幻想而已后，我的法律演进现变得完全另一样。这个演进虽有目的地，但它经过种种震动、困惑和失去理智后到达的这个目的地，正是通向另一个目的地的起点，但在尚未到达这个新目的地时，又不得不重新开始。

    我当时又重读了《奥德赛》。我在中学时就读过这本书，在我的记忆中，它讲的是一个返乡者的故事。但是，它讲的并不是一个返乡者的故事。相信一个人不可能再次过同一条河的希腊人怎么能相信返乡之事呢？奥德修斯回来不是为了留下，而是为了重新出发。《奥德赛》是一部运动史，这个运动是有目的的，同时又无目的，是成功的，同时又是徒劳的。法律的历史与此有什么区别呢？

    5

    我是从《奥德赛》开始的。我和葛特茹德分手后，我重读了它。许多夜里我只能睡上几小时，我躺在那儿睡不着。当我打开灯拿起一本书看时，眼睛就睁不开了；而当我把书放到一边、关上灯时，我却又睡不着。这样我就大声朗读，大声朗读时，我就不再打盹。当我的大脑处于杂乱无章的回忆和梦幻中时，当痛苦在我脑中盘旋时，当我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女儿和我的生活进行反思时，汉娜总是在左右着我，我干脆就为汉娜朗读，为汉娜在录音机上朗读。

    当我把我录制的录音带寄出去时，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起初，我不想寄片段，我在等着把全部的《奥德赛》录完。之后，我又怀疑汉娜是否对《奥德赛》有足够的兴趣。于是，在录完《奥德赛》之后，我又给她录了施尼茨勒和契河夫的短篇小说。然后，我硬着头皮给审判汉娜的法庭打了电话，打听出了汉娜在什么地方服刑。最后，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汉娜服刑监狱的地址——它离审判和判处汉娜的城市不远，一台录音机和按照契河天——施尼茨勒——荷马这个顺序录制的录音带。最后，我把录音机和录音带一同打进邮包，寄给了汉娜了

    最近，我找到了一个本子，上面记有那些年我为汉娜录过的东西。最早的十二个篇目很显然是同时做的记录。起初，我大概只是往下读，后来才注意到没有记录就记不住已经读过什么了。在后来的篇目中，有时注明了日期，有时没有注明，但是，即使是没有日期，我也知道第一次给汉娜寄录音带是她服刑的第八年，最后一次是第十八年。在第十八年的时候，她的赦免申请被批准。

    我继续为汉娜朗读，读我自己也正想看的书。在录制《奥德赛》时我注意到，大声朗读不像自己轻声阅读那样容易让我集中精力，后来有所好转。朗读的缺点是它持续的时间较长，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使朗读者把内容深深地铭刻在脑子里。至今我对一些内容仍记忆犹新。

    我也朗读我已经熟悉和喜爱的作品。这样汉娜能听到很多凯勒、冯塔纳、海涅和默里克的作品。很长时间里，我不敢朗读诗歌，但是后来，我却乐此不疲。我可以背诵一系列我所朗读过的诗歌，时至今日仍能朗朗上口。

    那个记录本所记载的书目，证明了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原始信赖。我也不记得了，是否我曾经想过不必局限于卡夫卡、弗里施、约翰逊、巴克曼和伦茨而读一些实验文学作品，也就是我既弄不清故事讲的是什么也不喜欢其中的任何人物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实验文学自然是要拿读者做实验，汉娜和我都不需要这个。

    当我自己开始写作时，我也把我写的东西拿来为她朗读。我要等我的手稿口授之后，打字稿也修改过以后，而且有了一种完全做好了的感觉之后才朗读。在朗读时，我能发现我的感觉正确与否。如果不正确，我可以重新再来，把！目的去掉，重新录制。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做，我想用朗读来划个圆满句号。我把我的一切力量。一切创造力和富于批判的想象力再次为汉娜调动起来。这之后，我才把手稿寄给出版社。

    在录音中，我没做个人的评论，没有问起过汉娜的情况，没有讲述过我自己的情况。我只朗读书名、作者名和书的内容。当内容结束对，我稍等一会儿，合上书，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

    6

    当我们的这种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无话可说的交流进行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她寄来了一份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

    纸是带横线的，是从写字本上撕下来并剪得整齐的一页。问候写在最上边，占了三行，是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的。汉娜写的字用力很重，都印透到纸的背面了。地址也是用力写的。这个从中间折叠起来的纸条，上下都可看出字印。

    第一眼看上去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孩子的字体，但是孩子的字体尽管不熟练，不流畅，却不这么用力。为了把直线变成字母，再把字母变成文字，汉娜要克服种种阻力。孩子的手可以挪来挪去，随着字体而变化。汉娜的手不知向什么方向移动，但又必须移动。写一个字母要下好几次笔，上划下一次笔，下划下一次笔，弧线下一次笔，延长线再下一次笔。每个字母都要付出新的努力，结果还是里出外进，高低不一。

    我读着她的问候，心里充满了欢喜：“她会写字了！她会写字了！”那些年里，能找到的有关文盲的文章我都读过了。我知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在找路，找地址或在饭店点菜时多么需要帮助，在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传统的习惯做法行事时多么提心吊胆，在掩饰自己不具备读写能力时多么煞费苦心，他们因此而不能正常生活。文盲等于不成熟。汉娜鼓起勇气去学习读写，这标志着她已经从未成年向成年迈出了一步，脱离蒙昧的一步。

    然后，我仔细观察汉娜的字，我看到了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劳动，我为她感到自豪。与此同时，我又为她感到伤心，为来迟和错过的生活而感到伤心，为生活的迟来和错过而感到伤心。我在想，如果一个人错过了最佳的时间，如果一个人长期拒绝某事，如果一个人过久地被某事所拒绝，即使最终他开始花力气去做并乐此不疲，那么也为时太晚了。或许不存在“太晚”的问题，而只存在“晚不晚”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晚”要比“从未”好？我搞不清。

    在接到第一封问候信之后，我就不断地收到她的来信。总是寥寥几行字，或一份谢意，或一份祝福，或想更多地听同一位作者，或不想听了，或对一位作者、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本小说中的人物评论几句，或在监狱里看到一件什么事。“院子里的连翘已经开花了”，或者“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天多点”，或者“从窗内向外眺望，我看到鸟儿是怎样地聚集在一起飞向南方的”。常常是汉娜的描述让我注意到连翘、夏日的雷雨或聚集在一起的鸟儿。她对文学的评论经常准确很令人惊讶不已：“施尼茨勒在吠叫，斯特凡茨韦格是条死狗”，或者‘凯勒需要一个女人”，或者“歌德的诗就像镶嵌在漂亮框架里的一幅小画”，或者“伦茨一定是用打字机写作的”。由于她对作者们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只要他们不是明显地不属于同代人，她都把他们视为同代人，她的评论也都是以此为前提做出的。实际上有多少早期文学作品读起来像现代作品呢？我对此感到困惑。不了解历史的人反而更能看清历史，旁观者清嘛。

    我从未给汉娜回过信，但是我一直在为她朗读。我曾在美国逗留了一年，这期间我就从美国寄录音带给她。当我去度假或者特别忙的时候，录好下一盒录音带的时间可能就要长些。我给她寄录音带没有固定的周期，或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有时也可能隔三周或四周之后才寄。现在汉娜学会了阅读，也可能不再需要我的录音带了，那我也就不那么着急了。尽管如此，她可能仍然喜欢我给她阅读。朗读是我与她交谈的一种方式。

    我把她所有的信都保存了起来。她的字体也有所改变，起初，她努力把字母写得工整，但却很不自如，后来就轻松自信多了，但是，她的字从未达到熟练的程度，却达到了某种严谨美，看上去像是一生中很少写字的老年人所写的字。

Almodovar.

7

    当时，我从未想过汉娜有一天会出狱。问候信和录音带的交流是如此正常和亲密，汉娜对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完全可能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我知道，这很舒适，很自私。

    然而，女监狱长寄来了一封信：

    几年以来，史密芝女士与您一直有书

    信往来，这是史密芝女士与外界的谁一联

    系。这样，我只好求助于您，尽管我不知道

    您与她关系的密切程度，不知您是她的亲属，还是朋友。

    明年史密芝女士将再次提出赦免申请，我认为，赦免委员会将会批准她的申请。在被监禁了十八年之后，她不久将要被释放。当然了，我们可以为她找房子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为她找房子和工作。依她的年龄来看找工作将会比较困难，尽管她的身体仍旧很健康，尽管她在我们的缝纫厂里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如果亲属或朋友来操心这件事，在她出狱之后把她安排在他们附近，陪伴她，让她有个依靠，这要比我们来做好得多。您无法想象，一个人被监禁了十八年，出去之后会是多么孤独无助。

    史密芝女士自理能力非常强。如果您能为她找到一个住处和一份工作，头几周或头几个月能常去看看她，能邀请邀请她，能让她了解教会、业余大学及家庭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机会，这就足够了。此外，十八年之后第一次进城购物，与政府部门约谈，或找一家饭店吃饭都不那么容易，有人陪伴就容易多了。

    我注意到您没有探望过更密芝女士。

    如果您这样做了，我也就不必给您写信了，

    而会是借您探望她的机会与您商谈此事。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您在她出狱之

    前来探望她。烦请您借次机会来我这儿一

    起。

    那封信以最衷心的问候结束。那问候并未让我感到那是对我的衷心问候，而是让我感到这件事是女监狱长的一桩心事。我已经听说过她，她的机构被认为是极不寻常的，她的意见在监禁法改革问题上举足轻重。我喜欢她的信。

    但是，我不喜欢我所面临的事情。当然了，我必须要为她找房子，找工作，而且我也付诸行动了。一些朋友愿意把房子里既未使用也尚未出租的小住宅廉价出租给汉娜。我偶尔到一家希腊裁缝那里修改衣服，这位裁缝想雇用汉娜。和他一起经营这家裁缝店的是他的妹妹，她搬回希腊去了。早在汉娜出狱以前，我就开始关心教会和世俗机构所提供的社会福利和教育机会。但是，探望汉娜我却一拖再拖。

    正因为汉娜对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才不想去探望她。我有一种感觉，她将说她与我像过去一样只能保持一种实际距离。我怕她说，那微不足道的、隐匿的问候和录音带太做作和太伤害人了，她必须因而承受近在咫尺之苦。我们怎么还能再次面对面地接触而对这期间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恶心呢？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几乎就要挨到不必去监狱了。我好久没有从女监狱长那儿听到什么消息了。我曾经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为汉娜找房子和找工作这些汉娜将要面临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她大概指望借我探望汉娜之际与我谈一次。她哪里会知道，我不仅把这次探望拖延了下去，而且想逃避它。但是，赦免汉娜的决定终于批下来了，汉娜即将出狱。女监狱长给我打电话，问我现在是否能过去一下。她说，一周之内汉娜就要出来了。

    8

    在接下来的周日，我去了她那儿，那是我第一次探监。在大门口我受到了检查，在往里面走的时候，许多道门被打开又关上。但是，建筑是新的，很敞亮。在里面，房门都敞开着，女囚犯们可以自由地来来往往。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大门通向外面——一块生机盎然的，长有树木，布置有长椅的小草坪。我四处张望寻找。那位给我带路的女看守指了指附近一棵栗子树阴下的一条长凳子。

    汉娜？坐在凳子上的那个女人是汉娜吗？满头白发，满脸深深的皱纹，一副笨重的身躯。她身穿一件胸部、腰部及大腿处都绷得特别紧的浅蓝色的连衣裙，两手放在膝盖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她并没有看那本书，而正透过老花镜的边线在看另一位女人用面包屑一点一点地给麻雀喂食。后来，她意识到有人在注视她，她把脸转向了我。

    当她认出我时，我看出了她期望的神情，看出她满脸喜悦的光彩。当我走近她时，她用询问的、不自信的、委屈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我看到，她脸上的光彩逐渐消失了。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她对我友好地。疲惫地笑了笑：“小家伙，你长大了。”我坐在她身边，她把我的手握在了她的手里。

    以前，我特别喜欢她身上的气味。她闻上去总是那么清新，像刚洗过澡或刚洗过的衣服，像刚刚出过汗或刚刚做过爱。有时候，她也用香水，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就是她的香水闻上去也比所有其他的香水清新。在这种清新的气味下，还有另外一种气味，一种很浓重的说不清楚的酸涩味。我经常就像一只好奇的动物一样在她身上闻来闻去，从脖子和肩膀开始，闻那刚刚洗过的清新味，在她的两个乳房之间闻那清新的汗味，那汗味在腋窝处又和其他气味掺杂在一起，在腰部和腹部那种浓重的，说不上来的味道几乎是纯正的，在大腿之间还有一种令我兴奋的水果香味。我也在她的腿上和脚上闻来嗅去，到了小腿时，那种浓重味道就消失了，膝盖窝又稍微有点新出的汗味，脚上闻上去是香皂味或皮鞋味或身作疲惫不堪后的味道。后背和胳臂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闻不出什么味道来，或者说闻上去还是她本身的味道。手上是白天工作的味道：车票的印刷墨、钳子的铁、洋葱、鱼，或者油腻、肥皂水或熨衣服的蒸气。如果她洗过了，手上起初什么味道也闻不出来。但是，只是香皂把各种味道覆盖住了罢了。过了一会儿，各种不明显的味道就又融会在一起卷土重来了：上班的，下班的，白天的，晚上的，回家的，在家的。

    我坐在汉娜的身边，闻到的是一位老年妇女的味道。我不知道这味道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味道我从祖母和老姨妈们那儿闻到过，或在养老院里——在那里，房间和走廊到处都是这种味道。不过，这种味道对汉娜来说未免太早了点。

    我又往她身边靠近了些。我注意到，刚才我让她失望了。现在我想补救一下，做得更好些。

    “你就要出来了，我很高兴。”

    “是吗？”

    “是的。你将住在我的附近，我感到高兴。’我告诉了她我已给她找到了房子和工作，给她讲了那个城区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给她讲市图书馆的情况。“你看书看得多吗？”

    “还可以，能听到朗读更好，”她看着我说，“现在结束了，对吧？”

    “为什么该结束了呢？”但是，我看上去就像既没有给她录过音，又没有与她见过面和为她朗读过似的。“你学会了读书，我的确很高兴，而且很佩服你，你给我写的信多好啊！”事实的确如此。、她学会了读写，她给我写信，我对此非常高兴，也非常佩服她，但是，我也感觉到，与汉娜在读写上所付出的努力相比，我的钦佩和欣慰是多么少，少得多么可怜。她的努力竟然没能促使我哪怕给她回一封信，去探望她一次，与她聊聊。我为汉娜营造了一个小小的生存环境，一个小小的空间，它给予我一些东西，我也可以为它做些事情，但是，它在我的生活中却没有占有哪怕是一席之地。

    但是，我为什么要在我的生活中为她留有一席之地呢？为什么让汉娜生活在这个小空间里会让我感到问心有愧？我对自己产生这种自愧心感到气愤。“在法庭审理之前，你难道从未考虑过那些在法庭上讨论的问题吗？我是说，当我们在一起时，当我给你朗读时，你从未想过这些问题吗？”

    “你对此耿耿于怀？”但是，她并未等我回答就接着说，“我一直有种感觉，感到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做过什么。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你做出解释说明，即使是法庭也无权要求我做解释说明。但是，那些死去的人却可以这样做，他们理解我，为此他们不必非得在场，但是，如果他们在的话，他们就更能理解我。在这监狱里，他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多，他们每天夜里都来，不管我是否想让他们来。在法庭审判之前，在他们想要来的时候，我还能把他们赶走。”

    她在等着，看我是否想就此说点什么，但是，我却不知说什么为好。起初，我想说，我无法赶走任何东西。然而，那不符合事实，因为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营造一个小小生存环境时，他实际上就是赶他走。

    “你结婚了吗？”

    “我结过婚。葛特茹德和我已经离婚多年了。我们的女儿住在寄宿学校，我希望她在最后的这几年不要住在那儿了，最好搬到我这儿来往。”现在轮到我等着了，看她是否想就此说点什么，或问些什么。但是，她沉默不语。“我下周来接你，好吗？”

    “好。

    “是悄悄地，还是热闹一点地？”

    “悄悄地。”

    “好吧，我就悄悄地来接你，不放音乐，不喝香槟酒。”

    我站了起来，她也站了起来。我们相互凝视着。已经响过两次铃了，其他女囚犯都已经进了屋。她的目光又在上下打量我的脸，我拥抱了她，但她换上去有些不对劲。

    “小家伙，好自为之。”

    “你也应如此。”

    就这样，我们在不得不分手之前就告别了。

    9

    接下来的那一周特别忙碌，我已记不得了这是由于我要做一篇报告而时间压力特大．还是由于工作压力，或者成就压力的缘故。

    写那份报告的最初想法一点没用上。在开始修改报告时我发现，那些我原以为有普遍意义和从中可能归纳出规律的地方全都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偶然的案例。我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忙乱地、顽固地、不安地继续寻找着答案，好像我的现实现本身就荒谬。我已做好把检查结果进行歪曲、夸张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准备。我陷入了一种特别的坐卧不安的状态，如果我很晚上床睡觉的话，尽管能入睡，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又彻底地醒了，我只好再次起来继续阅读或者写作。

    我也为汉娜的出狱做了一些准备。我为汉娜的房间里布置了宜家公司的家具，还配备了几件旧家具，把汉娜的情况告诉了那位希腊裁缝，带回了有关社会和教育活动方面的最新信息，买好了储备食品，在书架上摆好了图书，在墙上挂好了画。我还请了一位园艺工，清理了那个围抱客厅平台的小花园。我做这些时，也显得特别地忙乱和固执，这一切令我如负重负。

    但是，这足以让我忙得没有时间去回想那次对汉娜的探望。只是有的时候，当我开车时，或疲惫地坐在写字台前时，或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或者在为汉娜准备的屋里时，记忆才会一泻千里，不可阻挡。我会看到她坐在长椅上，目光注视着我，看见她在游泳池里，脸向我这边张望着。那种背叛了她和愧对她的感觉就会再次涌上心头。但是，我又生气自己有这种感觉，并开始指责她，发现她悄悄地逃避了她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未免有点太便宜了。如果只有死人才有权要求她做出解释说明，如果可以把罪责用睡眠不好和做噩梦来搪塞了事的话，那么活人往哪儿摆？但是，我所指的活人不是指活下来的人，而是指我自己。我难道也没有权利要求她做说明解释吗？我算老几？

    下午，在我去接她之前，我给监狱打了电话。我先和女监狱长讲了话。

    “我有点紧张。您知道，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监禁之后，在没有尝试过在外界先呆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以前，是不会让他出狱的。史密兰女士拒绝这样做。明天对她来说并非轻松。

    我的电话被转到了汉娜那里。

    “你考虑一下，我们明天都做什么，是想马上就回你的家，还是我们一起去森林或去河边？”

    “我会考虑的。你仍旧是个伟大的计划家，对吗?"

  这令我生气。我感到生气，因为这与其他女友偶尔对我的态度没有两样，这等于说我不够灵活，不能随机应变，大脑起的作用过多，而肚子没派上用场。

    她注意到了我沉默不语是生气了，于是笑着说：“小家伙，别生气，我没有什么恶意。”

    我在长凳上又看到的汉娜已经是位老妇人了，她看上去、闻上去都像一位老妇人了，但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她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仍旧十分年轻。

Almodovar.

10

    第二天早上，汉娜死了。她在黎明时分自缢了。

    当我赶到时，我被带到了女监狱长那儿。我是第一次见到她，她又瘦又小，头发是深黄色的，戴着一副眼镜。在她没有开始说话之前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她说话却铿锵有力，热情洋溢，目光严厉，且精力充沛地挥舞着手臂。她问我昨天晚上的那次电话和一周前的那次会面。问我是否有预感和担忧，我做了否定的回答，我确实没有过预感和担忧，我没有隐瞒。

    “你们是在哪认识的？”

    “我们住得很近。”她审视地看着我，我意识到我必须多说些，“我们住得很近，后来就相互认识并成了朋友，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我旁听了对她的法庭审判。”

    “您为什么要给史密兰女士寄录音带？”

    我沉默不语。

    “您知道她是文盲，对吗？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耸耸肩，看不出汉娜和我的故事与她有什么关系。我眼里含着泪水，喉头哽咽着，我害怕自己因此无法说话，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泣。

    她看出了我所处的状态。“跟我来，我给您看一下史密芝女士的单人间。”她走在前面，不时地转过身来向我报告或解释一些事情。她告诉我哪里曾遭受过恐怖分子的袭击，哪里是汉娜曾工作过的缝纫室，哪里是汉娜曾静坐过的地方——直到削减图书馆资金的决定得到纠正为止，哪里可通向图书馆。在一个单人间的门前，她停了下来说：“史密芝女士没有整理她的东西，您所看到的样子就是她在此生活时的样子。”

    床、衣柜、桌子和椅子，桌子上面的墙上有一个书架，在门后的角落里是洗漱池和厕所，代替一扇窗户的是玻璃砖。桌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书架上摆著书、一个闹钟、一个布熊、两个杯子、速溶咖啡、茶叶罐，还有录音机，在下面两层架子上摆放着我给她录制的录音带。

    “这不是全部，”女监狱长追踪着我的目光说，“史密芝女士总是把一些录音带借给救援机构里的盲人刑事犯。”

    我走近书架，普里莫·莱维、埃利·维厄琴尔、塔多西·波洛夫斯基、让·艾默里，除鲁道夫·赫斯的自传札记外，还有受害者文学、汉纳·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报道和关于集中营的科学文学。

    “汉娜读过这些吗？”

    “不管怎么样，她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订这些书的。好多年以前，我就不得不为她弄一本关于集中营的一般书目，一年或两年以前她又请求我给她提供关于集中营里的女人、女囚犯和女看守这方面书的书名。我给现代史所写过信，并收到了相应的特别书目。自从史密兰女士学会认字之后，她马上就开始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

    床头挂了许多小图片和纸条。我跪到了床上去读，它们或是一段文章的摘录，或是一首诗，或是一则短讯，或是汉娜抄录的食谱，或者从报纸杂志上剪裁下来的小图片。“春天让它蓝色的飘带在空中再次飘扬”，“云影在田野上掠过”。所有的诗歌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向往，小图片上展现的是春意盎然的森林、万紫千红的草坪、秋天的落叶、一棵树。溪水旁的草地、一棵坠满了熟透果实的红樱桃树、一棵秋天的浅黄和桔黄的闪闪发光的栗子树。有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上面有一位老先生和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年轻人在握手。我认出了那位给老先生鞠躬的年轻人就是我，那时我刚刚中学毕业，那是我在毕业典礼上接受校长授予的一个奖品，那是汉娜离开那座城市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她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当时就预订了那份登有那张照片的地方报纸了吗？无论如何为了进一步获悉并获得那张照片，她一定费了不少周折。在法庭审理期间，她就有那张照片了吗？她把它带在身边了吗？我的喉咙又哽咽了。

    “她是跟您学会了认字。她从图书馆借来您为她在录音带上朗读的书，然后逐字逐句地与她所听到的进行对照。那台录音机因不能长久地承受一会儿往前转，一会儿往后倒带，一会儿暂停，一会儿放音，所以总是坏，总要修理。因为修理需要审批，所以，我最终明白了史密芝所做的事情。她最初不愿意说，但是，当她也开始写并向我申请笔和纸时，她再也不能掩饰了。她学会了读写，她简直为此而自豪，她要与人分享她的喜悦。”

    当她讲这些时，我仍旧跪在那儿，目光始终注视着那些图片和小字条，尽力把眼泪咽了下去。当我转过身来坐在床上时，她说：“她是多么希望您给她写信。她从您那儿只是收到邮包，每当邮件被分完了的时候，她都问：‘没有我的信？’她是指信而不是指装有录音带的邮包。您为什么从不给她写信呢？”

    我又沉默不语了。我已无法说话，只能结结巴巴，只想哭。

    她走到书架前，拿下一个茶罐坐在我身边，从她的化妆包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说：“她给我留下一封信，类似一份遗嘱。我把涉及到您的地方念给您听。”她打开了那张纸读到：“在那个紫色的菜罐里还有钱，把它交给米夏尔·白格；他应该把这些钱还有存在银行里的七千马克交给那位在教堂大火中和她母亲一起幸存下来的女儿。她该决定怎样使用这笔钱。还有，请您转告他，我向他问好。”

    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信息。她想让我伤心吗？他要惩罚我吗？或者她的身心太疲惫不堪了，以至于她只能写下所有有必要做的事情？“她这些年来过得怎么样？”我需要等一会儿，直到我能继续说话，“她最后的日子怎样？”

    “许多年来，她在这儿的生活与修道院里的生活相差无几，就好像她是心甘情愿地隐退到这里，就好像她是心甘情愿地服从这里的规章制度，就好像这相当单调无聊的工作对她来说是一种反思。她总与其他女囚保持一定距离，她在她们中间享有很高威望。此外，她还是个权威，别人有问题时都要去向她讨主意和办法，争吵的双方都愿意听她的裁决。可是，几年前，她放弃了一切。在这之前，她一直注意保持体型，相对她强壮的身体来说仍旧很苗条，而且她干净得有点过分。后来，她开始暴饮暴食，很少洗澡。她变得臃肿起来，闻上去有种味道，但是，她看上去并非不幸福或者不满足。事实上，好像隐退到修道院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不够了，好像修道院本身的生活还太成群结队，还太多嘴多舌，好像她必须进一步隐退到修道院中一间孤独的小房间里去。在那里，没有人再会看到她，在那里，外貌、服装和体味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不，说她自暴自弃是不妥的，她重新确定了她的地位，而且采取的是只作用于自己，不施及他人的方式。”

    “那么她最后的日子呢？”

    “她还是老样子。”

    “我可以看看她吗？”

    她点点头，却仍！日坐着，“在经历了多年孤独生活后，世界就变得如此让人难以忍受吗？一个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从修道院，从隐居处再一次回到现实世界中去吗？”她转过脸来对我说：“史密芝没有写她为什么要自杀。您又不说你俩之间的往事，不说是什么导致史密芝女士在您要来接她出狱的那天黎明时分自杀了。”她把那张纸叠在一起装好，站了起来，把裙子弄平整。‘“她的死对我是个打击，您知道，眼下我很生气，生史密芝女士的气，生您的气。但是，我们还是走吧。”

    她还是走在前面，这一次，一言不发。汉娜躺在病房里的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刚好能在墙和担架之间站下脚。女监狱长把那块布揭开了。

    汉娜的头上绑着一块布，为了使下额在进入僵硬状态后仍能被抬起来。她的面部表情既不特别宁静，也不特别痛苦。它看上去就是僵硬的死人。当我久久地望着她时，那张死亡的面孔变活了，变成了它年轻时的样子。我在想，这种感觉在老夫老妻之间才会产生。对她来说，老头子仍旧保持了年轻时的样子，而对他来说，美丽妩媚的年轻妻子变老了。为什么在一周之前我没有看出这些呢？

    我一定不要哭出来。过了一会儿，当女监狱长审视地望着我时，我点点头，她又把那块布盖在了汉娜的脸上。

    11

    直到秋天，我才完成了汉娜的委托。那位女儿住在纽约，我参加了在波士顿举行的一个会议，利用这个机会把钱给她带去，一张银行存款的支票加上茶罐里的零钱。我给她写过信，自我介绍是法学史家并提到了那次法庭审判，说如果能和她谈谈我将木胜感激。她邀请我一起去喝茶。

    我从波士顿乘火车去纽约。森林五光十色，有棕色、黄色、橘黄色、红棕色、棕红色，还有槭树光芒四射的红色。这使我想起了汉娜那间小屋里的秋天的图片。当车轮的转动和车厢的摇晃使我疲倦时，我梦见了汉娜和我坐在一间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五光十色的、秋天的山丘上，我们的火车正穿过那座山丘。汉娜比我认识她时要老，比我再次见到她时要年轻，比我年纪大，比从前漂亮，正处在动作沉着稳重、身体仍很健壮的年龄段。我看见她从汽车里走出来，把购物袋抱在怀里，看见她穿过花园向房子这边走过来，看见她放下购物袋，朝我前面的楼梯走上来。我对汉娜的思念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这思念令我伤心痛苦。我尽力抗拒这种思念，抵制这种思念，这思念对汉娜和对我，对我们实际的年龄，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完全不现实。不会讲英语的汉娜怎么能生活在美国呢？而且汉娜也不会开车。

    我从梦中醒来，再次明白汉娜已经死了。我也知道那与她紧密相关的思念并不是对她的思念，那是一种对回家的向往。

    那位女儿住在纽约一条离中央公园不远的小街道里，街道两旁环绕着一排排用深色沙石建造的老房子，通向一楼的台阶也用同样深色的沙石建成。这给人一种严格的感觉，房子挨着房子，房屋正面差不多都一个样，台阶挨着台阶，街道旁的树木也是不久前栽的，之间的距离都一样，很有规律，稀少的树枝上挂着稀稀落落的黄树叶。

    那位女儿把茶桌摆在一扇大窗户前，从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四方形小花园，花园里有的地方郁郁葱葱，有的地方五颜六色，有的地方堆放着家用破烂。她给我斟上茶水，加上糖搅拌之后，马上就把问候我时所用的英语变成了德语。“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来了？”她不冷不热地问我。她的语气听上去非常地务实，她的一切看上去都务实，她的态度，她的手势和她的服饰。她的脸很特别，看不出有多大年纪。所有绷着的脸看上去就像她的脸那样。但是，也许是由于她早年的痛苦经历使其如此僵硬。我尽力回想她在法庭审理期间的面部表情，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述说了汉娜的死和她的委托。

    “为什么是我？”

    “我猜想因为您是惟一的幸存者。”

    “我该把它用在哪里？”

    “您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以此给予史密芝女士宽恕吗？”

    起初，我想反驳，因为汉娜要达到的目的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多年的监禁生活不应该仅仅是一种赎罪。汉娜想要赋予赎罪本身一种意义，而且，汉娜想通过这种方式使它的意义得到承认。我把这层意思说给了她。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她是否想拒绝我的解释，还是拒绝承认汉娜。

    “不饶恕她您就不能承认她吗？”

    她笑了。“您喜欢她，对吗？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是她的朗读者。这从我十五岁时就开始了，在她坐牢时也没有断。”“您怎么…·”

    “我给她寄录音带。史密芝女士几乎一生都是个文盲，她在监狱里才开始学习读写。”

    “您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过那种关系。”

    “您是说，你们一起睡过觉吗？”

    “是的。”

    “一个多么残忍的女人。您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就和她……您能承受得了吗？不，您自己说的，当她坐牢后，您又重新开始为她朗读。您曾经结过婚吗？”

    我点点头。

    “那么您的婚姻很短暂和不幸。您没有再结婚，您的孩子——如果您有孩子的话，在寄宿学校。”

    “这种情况多的是，这与史密芝无关。”

    “在您与她最近这些年的接触中，您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说，她清楚她给您所带来的是什么吗？”

    我耸耸肩。“无论如何她清楚地在集中营和在北迁的路途中给其他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失。她不仅仅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在监狱的最后几年里她还努力地去研究它。”我讲述了女监狱长对我讲述过的情况。

    她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大步：“那么涉及到多少钱呢？”

    我走到了我放包的衣帽架前，拿出支票和茶叶罐，走回来对她说：“都在这里。‘’

    她看了看支票，然后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又把茶叶罐打开倒空了，然后又关上。她把茶叶罐捧在手里，目光死死地盯着它说：“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有个茶叶罐，用来装我的宝贝，不是这样的，尽管当时也已经有这样的了。它上面有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文字，盖不是往里压的那种，而是扣在上面的。我把它带到了集中营，有一天它被人偷走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有一绝我们家小狗的鬈毛，有父亲带我去看过的歌剧的门票，一枚在什么地方得到的或是在一个包里发现的戒指——之所以被盗并不是由于里面装的东西。那个茶叶罐本身和人们在集中营里能拿它做的事情却很有价值。”她把茶叶罐放在了支票上面，“关于怎样使用这笔钱您有什么建议吗？把它用于任何与大屠杀有关的事，这对我来说，的确就是我既不能又不想给予的一种饶恕。”

    “给那些想学习读写的文盲，一定有这样的公益基金会和社团组织，可以把钱捐献给这些机构。”

    “当然会有这样的机构。”她思考着。

    ““也有类似的犹太人协会和社团吗？”

    “如果有什么社团，那么您可以相信，也就会有犹太社团。不过，文盲问题不是犹太问题。”

    她把支票和钱推到我这边。

    “我们这样做吧：您去打听一下都有什么相关的犹太组织，这里也好，在德国也好。然后，把钱寄到您最信任的有关组织的账号上去。您也可以，”她笑了，“如果得到承认非常重要的话，以史密芝女士的名义寄。”

    她又把茶叶罐拿到手里：“我留下这个茶叶罐。

    12

    转眼间，这一切都成了十年前的事情了。在汉娜死后最初的几年里，那些老问题一直在折磨困扰着我，诸如，我是否拒绝和背叛了她，我是否仍欠她什么，我是否有罪——因为我曾经爱过她，我是否必须要宣布与她脱离关系或者把她摆脱掉。有时候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要对她的死负责，有时候我对她十分气愤，气愤她对我的伤害，直到那气愤变得软弱无力为止，那些问题变得不重要为止。我做过什么和没做过什么，她对我有过什么伤害——这些恰恰成了我的生活。

    汉娜死后不久，我就下决心要把我和汉娜的故事写出来。从那时以来，我已经在脑子里把我们的故事写过多次了，每次总有点不一样，总是有新的形象、新的情节和新的构思。这样一来，除了我写出来的版本外还有许多其他版本。有保障的是写出来的版本是正确的版本，原因在于它是我写出来的，而其他版本我没有写出来。已经写出来的版本是它自己想被写出来，其他许多版本不想被写出来。

    起初，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她，但是，我的记忆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随后我注意到，我们的故事是怎样地从我的记忆中悄悄地消失。于是，我想通过写作把我的记忆寻找回来。但是，就是写作也没有把记忆诱发出来。几年来，我一直没有云触扪及我们的故事，我们相安无事。这样一来，它反而回来了，一个细节接着一个细节，以一种完整的、一致的和正确的方式回来了，使我对此不再伤心。一个多么让人伤心的故事：我过去常这样想。这并不是说我现在认为它是幸福的。但是，我认为它是属实的。在这个前提下，它是伤心的还是幸福的问题就不重要了。

    当我想起它时，无论如何我总是想这些。当我觉得受到了伤害时，过去受到伤害的感觉就又重现出来；当我觉得我对某事应负责任时，就会想起当时的那种负罪感；如果我如今渴望得到什么，或怀念家乡，那么我就会感觉出当时的那种渴望和怀乡情。我们的生活一环套一环，后一环总是离不开前一环，已经过去的没有结束，而是活现在现实中。这些我懂。尽管如此，我有时对此还是感到难以承受。也许我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的目的还是为了摆脱它，尽管我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从纽约一回来，我就把汉娜的钱以她的名义汇给了“犹太反盲联盟”。我收到了一封用电脑写的短信，在信中，“犹太反盲联盟”对汉娜·史密芝女士的捐赠表示了感谢。兜里揣着那封信，我开车去了汉娜的墓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站在她的墓前。

Almodovar.

  

                  “我把它一夜读完”




——对本哈德·施林克的赞词

    克利斯托夫·施扎纳茨

    德国和世界各地对《生死朗读》的评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正是我们不知不觉期盼已久的书。

    这本书在初版后的四年内一周周、一天天、一个个钟头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它成了独特的畅销书，不是声势浩大、大张旗鼓，也没有宣传广告战，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而是在深层，像地质构造的推移。在二十五个该书畅销的国家，它并不是作为生日礼物从桌子上移到架子上，从没人去翻阅（这通常是获奖文学名着的命运），而是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这些人读过该书后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一开始读时，他们都很好奇，几个小时后不知所措，震惊地把这本薄薄的长篇小说放下，先是觉得脚下的地板在摇晃，接着觉得它都消失了。不管我问哪个读过《生死朗读》的人；他都说：“我把它一夜看完。”

    《生死朗读》属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生忏悔”。读者好像在屏气凝神地倾听，着了魔似的，仿佛身临其境。

    卡夫卡说：“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这本书就是这样。

    最早的读者是评论家。他们把米歇尔和汉娜的故事这样阐释，战后德国人之间无可救药的关系象征实际上继续隐藏的纳粹时代。十五岁的学生爱上了大他二十岁的隐瞒了双重秘密的有轨电车售票员。学生象征了无辜的新的一代，他们与父母在感情上不可分离，用海涅的话说这些父母身上有太多的故事，“人们也许知道这些故事，却并不愿知道这些故事，与其回忆它们不如忘了它们。”

    故事的男主人公在恋人神秘失踪和他自己成年后，成了反叛的大学生，代表他那一代人控诉纳粹一代的罪责。可当他在法庭上再次看到汉娜时，她成了集中营审判中的被告，米歇尔理论支撑的道德标准顿时化为乌有。他明白了，他的爱情故事的秘密和他恋人过去的罪责有着同一个原因——汉娜不识字，这是她极力隐瞒的。然而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为让汉娜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施林克没有指出男主人公这么做对与不对，也没有指出承认无法修正的一生大谎算不算尊重别人对命运的自主权。

    《生死朗读》也是作者就德国人对罪责和罪行看法进行的一段闻所未闻的独白。《生死朗读》是不是只是一本极具政治性的书？爱情故事是不是仅仅诱使读者思考道德边缘问题？我越陷入汉娜和米歇尔的故事，我就越怀疑。读的次数越多，你就越能听到在激动万分地解开汉娜之谜时所没听到的声音。

    施林克在别的地方暗示人们．也可以这么读《生死朗读》：伟大的、需要最细心呵护的爱情故事。作者有意把它隐藏在一个历史寓言里，越是半遮半掩就越光彩照人。施林克常自称喜爱三月革命时的德国文学。和《生死朗读》一样，JohannPeterHel的一个故事也是以大街上的拥抱开始，以墓地上的拥抱结束。和《生死朗读》一样，它讲了一个老妇重见她几十年未变、冰凉的、死去的新郎。与她的“小情人”相比太老的汉娜知道自己会失去恋人，因为她不能说出秘密，她难道不像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吗？海的女儿先是古老而永生，后来因为对王子的爱而变得脆弱而无法永生。她对于王子不也是一个无言的谜？施林克推崇的爱德华·墨里克在Peregrina系列中讲了一个神学大学生和一个神秘地来又神秘地消失的陌生女人有一段爱情，这个女人对大学生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世界名着中的伟大爱情故事总是离不开惊异。幻想、占有、不忠、无尽的失败、不可遏止地对天长地久的渴望。该小说从十五岁的主人公触摸恋人的身体开始，到几十年后主人公与自杀的恋人的告别结束。小说最终也是以死亡为结尾。女主人公不想重新回到社会中，这时滞漠多年的男主人公才意识到和她有无法割裂的联系。

    如果让我在书架上找个地方放《生死朗读》，我会把它和其他写疯狂的爱的书放在一起：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乡村的罗蜜欧与朱丽叶》、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和纳博科夫《洛丽塔》，都有相似的令人心碎的分别场面，并成为整部书的隐秘的中心。

    这个奖让人想到哈斯（WillyHaas）。他是二十年代的《文学世界》的首创者，纳粹时代流亡了几年，为重建德国的精神生活做出了努力。他从没有把文学看作抽象的东西，远离生活的东西，超越生活或与生活并列的东西。对他来说文学是活生生的生活。他不喜欢过分讲究形式，或把文学作为工具只为政治目的服务。哈斯从不把文学、作者以及读者分离。哈斯的好奇心没有止境，因此他对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区分也不感兴趣。他认为娱乐和教益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一块牌子的两面。他还认为，恰恰是最难、最复杂的主题才需要花大力气把它变得明白易懂。我很想知道他要是今天还活着会怎么评价施林克在国际上的成功。几十年第一次有出自德国的书在全世界拥有读者。我想哈斯也会高兴的。因为人类关于生活的基本事物的独白需要所有能说出一些本质东西的声音。

    汉娜和米歇尔的故事发生在德国，因为本世纪的德国历史满是闻所未闻。骇人听闻的有教益的实例。该书讲了法律条文在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灾难问题时束手无策。

    施林克的艺术或者说对技巧的放弃赋予作品的东西比政治教育意义要更持久。施林克描述了一个关于爱和性，接着是爱的背叛和爱之死的故事，它属于那种流芳百世的故事。人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为了找出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Almodovar.

很不错的文字，不累，一边贴一边重读一遍。

最后电影台词改得更精彩。



人们总是问我在集中营学到了什么?
但是集中营不是做理疗,
你觉得那些是什么地方 ?大学?
我们不是去那里学习的.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要宣泄
请去影院
去看文学作品
别去集中营
集中营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