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的笔记——怀念那些我不认识的老师和朋友

losern

因为很喜欢这个地方提供的资源，所以便来这里的书友会馆看看，偶然发现了这片文章，觉得作者是个很认真看待文化和生活的人，只是实在遗憾这里偏颇太多了，想想觉得自己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看法，所以借着空空如梦老兄的行文模式，逐一发表一些不同看法，我相信这也是空空如梦愿意看到的，毕竟发表看法，就是希望能够交流——即便是不同的意见。
ps：因为是一口气写成的，所以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地方在所难免，希望大家见两。嘿嘿。写的长了点，见谅，但是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以呀，其实已经尽量压缩了……


第一：先说传统文化

空空如梦似乎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一个比较才能说出一个优劣，这本无可非议，但是问题在于，任何比照都要讲究比照东西的模样，也就是说，得知道究竟大家拿的什么东西比较，在这里空空老兄认为西方的传统文化是中世纪，这个观点就很难让我信服，为啥？因为在我所知道的正常的对西方传统文化的认知中，最早要追朔到希腊文明。这里可能很多人不赞同，认为希腊文明属于西方文明的发端，可能在这个发端中，已经有大量的文化的习惯和具体内容在以后的岁月更迭中丢失了，所以如果说出一个稳定的文化的构造，那必然似乎应该属于中世纪，但问题是，当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用语我不太习惯，让我在以后换成中国文明吧。）的时候，我们能丢弃孔子的春秋时代吗？如果我们追朔的更早一些，我得说西周的周公制礼恐怕对中国文名最根本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非要公平，不拿“铁锹和挖掘机比效率”的话，我们就必须客观的将两个文明的整个形成过程纳入其中。

如果客观的这两个文明的整体形成过程，我们必须承认，其中的差异自开始就清晰的存在了。古希腊城邦文明建立之前，已经存在了两个文明片段：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和后来的迈锡尼文明，前一个文明的整个成果因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成果，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它跟后来的西方文明有什么延续作用。但是对于迈锡尼文明，我们却很清楚它跟希腊城邦文明的关系，实际上迈锡尼文明之所以凋零，是因为印欧语系的部落从北方的亚欧草原开始大量的迁入希腊（与此同时从阿拉伯办和非洲迁出的闪族也开始席卷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这宗迁入中，破坏无可避免的发生了，在雅典的迈锡尼文明的持有者大量逃入了小亚细亚，在这里建立了一系列的城邦，但，这里也并不是太平圣地，在他们周围充满了危机和压迫，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一系列的王朝都对它们形成了压力，所以，他们这些被称为爱奥尼亚人的迈锡尼文明的持有者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在内部进行了权力和义务的最大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本身应该属于“史前文明”时代氏族部落的合作模式，可现在却被一群已经掌握了青铜文化的人所沿用。这说明，一方面以为客观的环境（包括其它文明的威胁）已经恶劣到了原始社会的观念上，但是毕竟在文明元素上，爱奥尼亚人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文明构造，所以虽然运用了原始的民主概念，但却在文化性和细节上完全不同于公社时代了。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奇怪的运用以前的观念，但其实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概念了。比如爱，在古希腊时代，爱这个字是绝不用给女人的，为什么？因为在希腊人看来，女人是用来生育的，如果跟女人“谈恋爱”那简直是一件极其野蛮和可笑的事情，所以，在古希腊时期，即便是柏拉图这样的大者，也将对爱的歌颂毫无保留的献到了男人之间，所以i，在古希腊，同性恋及多。
可现在爱的概念已经极端的下行了。也就说，爱和生育和性的关系空前的紧密，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民主这个概念在希腊形成的过程中其实是对公社为生计所迫的公平模型的早熟。从这点上来看，我很反对很多知识分子习以为常地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现在表现的更强势，是因为中国的文明过于早熟而到现在变得缺乏活力。这种说法明显的使用一种19世纪形成的简单机械的文明比较手法所造就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像希腊古典时代的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为了适应的那个时代合理的制造出来的一个“道德”而已。而今天，如果我们看得更深刻，就应该知道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成为了一个进步面前的一个最大的巫婆。

那么让我们回到历史中来，看一看在同样的时代里，中国在做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这里又有很多传统历史的书籍，我就尽量简单的来个概括：这个时期，商作为一个文明的形态彻底的成立了，其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文字，殷商发现的文字决定了他们是一个开始进行文化总结的历史时期。为了能够满足对城邦文明的加工，殷商需要文字来为王朝的统治者提供一系列文明所需要的架构。而如果想让这些架构能够支撑，就必须需要文字这种完全固定化了的符号。
随后，西周代替了商成为上古中国的盟主，它开始对这个区域内的所有文化个体进行一个统一的思维：这就是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对于中国文明来说，再怎么强调其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他创造了整个文明的躯壳，以后的任何中国人都没有在这个躯壳之外思考。可这个躯壳其实是极端幼稚的，至于怎么幼稚我想我无法在这里细说，因为那就太复杂了，只是可以表现出中国对整个世界的关注明显表现了迟钝，比如哲学，在侯外庐看来，中国没有哲学家，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中国有智者，有先贤，但却没有类似于苏格拉底那样将思维的本身作为思考的对象那样的哲学家存在。中国所有的文明构成，甚至对对立与人的无限——神的思维都是完全凝固在实际生活上的。这种心灵的幼稚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晚熟，以助于到到现在，中国人都不习惯具有独立思维的勇气，喜欢用别人的概念和定义，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概念和定义的一再突破是哲学的一大关键的表现。

所以，在我看来，在文明的一开始，这两个文明就南辕北辙的发展了，他们在各自的文明的成果中丰满着自己，所以在太监的作用和唱诗班的男童之间没有最根本的文明可比性，这两个相似的文化现象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追求目标：世俗和神圣。虽然它们都雕刻在人类盲目的欲望所形成的行为上，但这种行为所造成的文明方向却决定了彼此的根本不同。
2，“倒霉”的中国文化？？

我看空空老兄的第一段在说中国文明为什么不具备侵略性的时候，说是因为中国其实已经征伐完了四方的蛮夷。这个说法作为一种把文明和新的价值观念定立在一个文化集团（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民族主义者喜欢说的大汉族）上，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中国从来不是这样定立自己的文明核心的，在中国西周到东周的春秋时期，中国人彻底荡平了商人的豪迈气氛，他们运用了一个有趣的概念：“乡野”。这个概念建立之初恐怕就是为了能够建立一个大周文化集团的壁垒。以便造成以后中原文化这样一个代表正统的概念。可惜的是这个概念除了在帝王和帝王的家谱中意淫之外，几乎是不存在，而乡野的概念既文化的高级和低级的区别成为了其实质的内容，从此以后，中国的所有王朝的征伐都是失败的，反而是少数民族的入侵成为了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保持活力的根本。周对于商，是一个西方的异族。秦对于中原的晋以及晋以后的魏赵韩也是西夷。当然你可以说秦的祖先是被周派过去的。可这有什么意义呢？派过去的秦并没有带过去一个类似于西方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完完整整的文化冲突，甚至跟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入侵近近东不是一个文化层次上的，如果硬要比会西方的一个文化入侵的表现，那么就应该拿希腊人对埃特鲁斯坎人的影响，来比拟。以及在这样的影响下埃特鲁斯坎人被罗马人所代替的过程，但是这种影响能比喻成侵略吗？这明显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这种不具备剧烈的文明冲突的表现形式也叫做侵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史前时代的一系列迁徙都是侵略？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些迁徙之间所产生的争斗没有任何文明的细节，不存在同化，融合，灭绝等一系列文明碰撞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些概念，那么这不过是一次粗鲁的文化传播而已。

如果想让这些碰撞上升到侵略的概念，它必须具有剧烈的文化的破坏性，也就是说，西夷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文明聚集。可惜即便是比他们更高一级的秦，恐怕在文明聚集也极其薄弱，以至于在秦建立巨大地盘的同时，也养成了十足的野蛮气息。于是这个野蛮的“西夷”在没有大量装备铁器武器的情况下，颠覆了中原六国，二这六国的军队里甚至在用初级的钢制的武器！

至于，以后拿就更不用说了，从汉到清，一系列中原王朝的征伐从侵略意义上都是失败的，因为没有周边强大的文明可以让它征服，反而把文化的种子带了过去，让那些野蛮人变得强大，于是匈奴人来了，契丹人来了，女真人来了，蒙古人来了，一个个作为文化集团的中原王朝都经不起这样的侵略凋零了，而最后恢复这些凋零的竟然也大都是充满了这种野蛮气氛的边夷！

中国有名的几次分裂，从来不是掌握有先进文化的中原王朝的代言人来实现文明的统一的：统一南北朝的隋，是举借这北周的国力，统一辽宋金的是蒙古人的铁骑。这些野蛮人带来了无尽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对文明来说却是动力，一种进步的钥匙。

中国文明按照自己的核心运作着，在这样的运作中，少数民族在这种“乡野”之别中成为了帝王，成为了乡，就再也没有了野蛮气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存在以商业为根本的初级资本主义，因为那种主义是建立在一系列互相敌对，且又势均力敌的文明成果之间的行为。而在中国，因为没有文化集团所形成的种族主义，宗教主义，国家主义等一系列讲文明的高低捆绑在人这个概念上的习俗，所以，中国不存在原始资本主义需要的分治。

至于所谓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契约论”的能力，这种说法我觉得也没有任何根据，其最根本的就是西方也有这些完全的思想遏制：宗教。但是，在我看来宗教的所有黑暗其实是中世纪最伟大的贡献，它让整个西方都处在了一种完全失去世俗创造力的脱离之中，它在西方制造了一个伟大的独裁者：上帝。正是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使整个西方文明将所有的智慧都背叛了世俗。这种背叛世俗的就成了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造就了以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所有最根本的勇气和独立精神：他们不在乎世俗的功绩。他们要求的是世俗的神迹！在我看来这才是西方最伟大的精神根源。一个处在中世纪末期的科学家如果没有将自己完全献给一个上帝（当然这个上帝已经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科学的上帝）的狂热，就不可能有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

同样，中国的这种官本位的思维模式也完全扼杀了中国人对所有超越生活权利之外的所有的创造力，这种对权利和统治的渴望让中国人蔑视任何超越世俗之上的神学和科学，以至于那些菩萨神仙都成了官员而不能马上看到利益的科学成为了马上可以看到利益的杂耍（比如火药），但正是这种奇怪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中国文明对文明自身的崇拜，这种崇拜造就了中国最根本的文化特质：“有容乃大”

这种容不是宽容，不是融合，不是合而不同，它是一种毫无至高原则的散漫，这种散漫对任何文化都不作简便，只要能够满足我生存的喜悦，那么我就可以吃掉它，我不管它是什么做的，也不管它来源于哪里。这造就了中国人一种奇特的坚硬的奴性。一种只要你能给我饭吃，你就是主子的散漫。这种散漫用19世纪的道德评判来看就是一种最低贱的自取灭亡，可事实却是它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并且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安然造就了一个绵延的中国文明的大。

这种文明的特质完全反人本主义的，所以当西方文明携带者更高级的文化元素冲入中国文明的地盘的时候，中国人第一次吃到了文明冲突的概念，在这之前，中国文明从来都是被侵略的对象。从来都因为乡野之别而变得更大。可是这一次，对方更高级的文化元素却要求中国放弃这个在他们看来奴性十足的“有容乃大”，这给了中国这个暮气沉沉俄国家最激进的活跃，这种活跃变成了整个近代！

中国全盘接受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奴性！这本身应该代表着“有容乃大”的结束，可是中国在要毁灭“有容乃大”的时候却是运用了“有容乃大”的方法！它毫不有犹豫的让自己穿上了西方文明的外衣，他没有民族觉醒，没有誓死的抵抗，但却成为了全世界唯一一个特殊的接受西方文明的外来文明！

这就是中国文明，我需要的强调一下的事，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很喜欢说满人入关断送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恕我粗鲁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把最具奴性的汉人王朝当成了可以产生激进思维的湿地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错误。尤其是明朝！明太祖在立国之后，没有多久就借故撤销了宰相的职位，将整个朝廷变成了他私人的秘书。为了能够遏制思想，他推行八股强化皇权，即便是孟子就因为有一句表明不合天道的帝王是可以被取代的这样的话，竟然惹得朱元璋大怒，要把这孟老夫子搬出儒家的祭祀行列，就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到明朝的文化钳制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文字狱是始于明朝，有名的独立知识分子李贽就是死于这样的迫害。至于明朝产生的那几个近代思想家，看看他们诞生的时段吧：明末清初！那是因为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才出现的空隙，我相信如果让明朝或者任何一个取而代之的汉族王朝继续统治中国，所发生的那些腐朽的事情照样会产生！实际上，要不是满人入关，这一最后的符合“乡野之别”的输血，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文明，让它等到了西方文明的碰撞时，还保有一丝完整的王朝力量，否则，恐怕任何一个汉族政权都只能残破的伫立在中国的土地上，那种虚弱倒很可能让现在的中国完全没有了中国文明的气息。
3，中国的现代文化
这个说法最有意思，也最值得讨论，空空似乎认为不存在中国现代文化
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五四的时候断掉了，可是我要提醒的是，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我大胆的说就两个概念：“天下”和“有容乃大”！在天下兴亡中，所有的文化都围绕政权展开，在有容乃大中，所有的文化都来者不拒。据一个例子来说，琵琶和二胡，这两个文化表征无可争议的是传自波斯，可我要问，你现在会说这乐器是伊拉克还是伊朗人的吗？
不会！中国文明向来没有自己的主心骨。孔老夫子的观点在没有挑战的时候，在还适应中国的政治需要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一旦迎来了挑战，对不起，仍它仍的比臭袜子还快！可事当共产主义衔接了中国政治的需要，并且成为了一种无可厚非的中国化的时候，我们“有容乃大”的品行又让人哭笑不得的把孔子搬出来了，把儒家搬出来了，把商业，文化，哲学，思想搬出来了，而且在西方人看来好不讲方法的合起来了！！！难道这种品性不是中国独有的吗？你在任何其他文明中看到如此令人瞠目的现象了吗？难道这不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令人费解的自我吗？
当然，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中国文明这一次接受的文明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少数民族，它是一个完整的具有体系的丰富的文明。这决定了中国的文明决不可能将这个文明纳入自己原来的“有容乃大”中，中国文明的传统形式，必然会成为历史而消失。它的曲线不会再是以前的那种平稳的曲线。它会舍弃自己，拥抱整个西方文明，但西方文文明也必将无法同化或者灭绝中国文明，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文明的对立和冲突特性，这个文明体系建立在一系列国家，种族，文化差异和宗教壁垒之上。如故哦没有了这些最根本的原素，这个文明之会解体成一系列文明的原素和中国的原素混合在一起，但以为它的体系中的精神如刚才所说已经没有依据，所以中国那个和稀泥的“有容乃大”必将再一次发生作用！
中国传统文明不会在中国存在下去，西方文明也不会再中国存在下去，中国在我看来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向台断绝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未来，也断绝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未来，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新的可能的文明形态必将成为一个高级文明这个文明将会为另外一个概念服务：“天下！”

这就是中国对人类未来的真正贡献。在这个世纪后半期，这种粉碎和衰落在中国必将产生，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是文明的未来！
我相信一部分人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会说中国会拯救人类的未来。所以，他们还是正常的，不需要去吃药，哈哈哈
写的太多了，下回再继续说文字和语言的问题，不过我现在可以明确地提出我的观点：文字是文明的精髓，我无法认同空空兄对文字的定义和解释下回我会继续说明我的原因。

losern

首先对空空兄的回复做一些解释吧。
ps：同样因为一口气写成，错字和不通顺不可避免，但是急于和大家交流，所以先发上来，回头再改，嘿嘿。

第一：文明早期资料的大量缺失。这是一个事实，在大多数的程度下，我们不能找到系统的资料。当然希腊城邦文明比起西周来要多得多。但这里我想借用冯友兰先生对历史的一个说法，那就是历史是对河流的再一次描述，而河流永远不会在时间上是一条唯一的河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史料和资料的所谓真实性，是不可能描述任何时候的河流状态的，实际上，即便是刚刚过去的民国时代，我们如果想要对它进行完整的文明架构的再整理，都会发现巨大的文化遗失。这种遗失甚至让我们无法构造一个真实的历史还原。

当然，大家可以说这总有个量上面的不同吧？西周史料的缺失怎么可能和民国时期相提并论呢？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进步的眼光看，我们就会发现民国史料的众多其实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描述的障碍，人类文明积累到民国时期的做伪的能力要远远大于秦汉时期了。记录原始资料的人的历史意识也远远的人化了，为了满足自己的历史形象的需要，这些人针对人们“防伪”的进步也提高了自己“造假”的能力，以至于现代史的甄别几乎都要成了一个专业了。而与此想法，秦汉形成的对前面文化的否定和扼杀规律相对稳定，内容相对“诚实”——做“伪”的诚实，还不知道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环境的差异，不会刻意用先秦的文明构架来装填汉朝的假资料。所以，说个玩笑话，这就像一个只会说反话的摩登女郎，她说不要，你就知道她是要得意思。

当然，那只是一个粗糙的比喻，毕竟文化是扭曲了，遗失了，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努力的想看清文明的脚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真的是我们拒绝仔细讨论西周的原因吗？在这里我又持否定态度，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文明的进步不仅是向前的，而且也是向后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主流文化是认为荷马史诗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任何追朔希腊城邦文明形成过程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希腊城邦文明之前的历史资料是极端缺少的，从这点上来说，我们不能考证希腊城邦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尽管它的成熟应该说明它有很长的形成原因。这样的历史态度，其实是和19世纪初20世纪末的西方文化态度是吻合的。在那个时代整个西方强烈的持有狭隘的文明优劣观（在这里之所以强调狭隘，是因为文明优劣观从哲学角度上是合理的），认为西方文明的这个源头在骨子里就是先进的，所以希腊城邦文明才孕育了古典民主，所以现在的西方文明是世界的未来。

可是，亚瑟，伊文思这个考古学家加文物贩子却为了找到荷马史诗中的财宝发现了米诺斯文明。这个发现的轰动性，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界。他促使整个西方历史哲学思维开始仔细的考虑文明的发展成熟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时期，西方世界积极的进行考古和整理文献，努力的从自我文化的一系列“道德”中追朔其源头，终于西方文明的脚步又再一次前进了，这种前进是因为对以前脚步的热诚的认知开始的，所以，任何所谓的客观强调一个文明起始的模糊，而要求对这个起始忽略的说法，都是一种相对来说过于机械的理论，这种理论根植于将人的世界看成一个机械的世界，以至于将人类本身都看成一部机器，所有的历史证据都是以一种自然科学的简单逻辑堆积的，任何违背这种堆积的逻辑都必然是不能达到自然科学所要求的论证程度的。这是在百科全书时期形成，费尔巴哈时期极端化的一种观点。

所以说考古不具备现实意义，这个观点因为以上的例子我无法赞同。实际上因为考古的发现，我们能知道融入汉以后的这些文明要素的真正起点可能在哪里，这种可能给了我们线索，让我们终于有勇气去整理一系列文明的源头而不是接受一些已经从观念转变成了概念甚至从概念转变成了“道德”的文化符号。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它保留过多而将自己的历史勘查的脚步停留在相对丰富的史料上，那么结果就造成了将历史变成了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考古”，这个考古因为古物的丰富而不愿对其进行破坏，以便来审视它可能的构成元素，这种一成不变的形式化，很可能仅仅因为陶器和瓷器在火焰上用火不同以及在形式上差异而否定其连续性的文化意义（这是一个比喻）。

我想上面的例子已经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把周作为文化的源头，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源头从历史的客观上必然存在，而考古给了我们这种客观的支持，文献资料给了我么这种客观的工具，在汉朝发生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给了我们这种根源存在的证据。如果今天大家在这里讨论这些东西的细节，那简直就太大了。让我只用这个说法来证明历史绝不能是史料的历史，历史必须是探索的历史，这种探索不仅是对向未来，也因为未来而指向过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虽然被学术化的史学家嘲笑，但无可非议的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用他自己的探索，整理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资料。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整理不是一种扭曲，因为任何整理都建立在对史料的思考而不是占有上，也就是说，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屑于扭曲历史资料，而是用自己的观点更深刻的阐述这些历史资料内涵。在汤因比的著作里90%的文字是对自己观点的描述，而不是对史料真伪的不停争吵，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知道任何对待历史的态度如果是僵化的，就决定了它必然再一次扭曲史料，让以后的历史学家更难对历史认知进行再思考。所以近代伟大的历史学家除了在重大问题上，都不刻意地对史料进行再加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应该为未来的提供的是历史观点而不是肆意对历史资料的缩小。所以，当空空兄说真正的中国文明可靠的历史资料的开始不过是汉时，历史资料本身就已经很难支持这种观点了，因为这种观点作为历史学的态度，已经被证明是过于机械化了。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观念凭什么要有高低？也就是说，当我认为空空兄的观念是19世纪的，凭什么它就错了？说不定它就是对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哲学的问题来看待这些观点了。不过牵扯到哲学就要求对一系列既成事实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述，这真不是这一刻我能一下子写清楚的，如果回头大家对这个都感兴趣，我们再细细讨论。在这里我只强调一下，近代的科学主义给与哲学的最大贡献是，让哲学懂得了绝对真理的不存在，对绝对真理的丧失曾经一度要求人们对终极关怀的彻底否定，但自我看来哲学必然是要求在一个空间里的真理的，这个真理就是真理本身可以无限的要求自己膨胀自己的有限。这种膨胀的真理解决了缺失终极真理后的缺乏坐标的困扰，整个历史学界又从迷茫和悲观（比如叔本华和尼采）的情绪中慢慢的走了出来，重新回归到了认知的进步中（比如萨特）。除非人类在意识认知中否定了膨胀的绝对真理性，否则膨胀真理就是一个悖论：一旦你否定它，你不过只是一个膨胀。在空间中你必须包容上一个，否则，你就是一个历史资料，不再是历史观念。所以，空空兄提出的汉朝资料为可信资料的开始已经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史料，一个19世纪历史史的史料，如果用这宗史料来代替历史本身，那么我们就难免要认定它是一种“伪”了。

这个论证还不确切，但是我实在太瞌睡了，嘿嘿。所以回头再考虑它吧。

至于空空兄对商人的观点，却也变成了典型的文化观点而不再是文明观点。因为对商人地位在周的界定缺乏足够的史料进行文化勘查延续，周是否鄙薄商业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根据史料和考古发现仔细思考的课题，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周对商业的态度，我们就无法将商人的定义拉出商朝。从这点上来说，空空兄又从过于保守变成了过于激进，如果我们不能从史料中推导出符合哲学的理解，那么观点本身就是猜想了。猜想对于历史着哲学是一种激情却也不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了。
科举制度我先放一下，这次不讨论，宗教问题也太大，不过我可以开个头，空空兄认为宗教作用远远没有那么巨大，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把宗教看成了神学，看成了一个固定的文明成果，这个成果和神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其实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错误的，宗教和神学完全是两个概念，神学是终极关怀的一部分，而宗教只不过是神学进步的副产品。实际上，今天的宗教，用我的话来说早已经变成了诋毁上帝的魔鬼。
宗教作为神学的世俗成果，自然带有对神的崇拜，但这种崇拜不是出自于对神的认知，而是出自于对自我的认知，在基督教的整个行程过程中，这种自我认知清晰可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自我认知：它把人的概念对立与一个无限的概念中，并认识到了人不可能无限的事实。我盗用一下萨特的观念：这就是一个绝望，但问题在于正是因为这个绝望的存在，人来才有了无限希望的可能：即无限的膨胀。
基督教作为对这个概念的酝酿，整整用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历神学努力的营造人的渺小和上帝的伟大这两个绝对概念，为启蒙运动思考这两个概念关系时奠定了基础。所以从这个观点上来说，科学主义是对神学的第二次世俗化，它建立在第一次世俗化的成果上。今天宗教已经完全不具备了神学的意义。而只是一种简单的自我崇拜，宗教的上帝已经不再是神，而是一个完美到没有人的形状的人。弯腰强调的是，这是现代宗教的哲学含义，而不是中世纪，中世纪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思维能力，他们只是在艰难的构造这些思维的概念。
所以，我才说中世纪时科学精神的根源。它是科学主义的保姆。为科学主义提供了它所有需要的概念，让科学主义开始用这个概念吸收营养。而中世纪为了营造这两个概念也做出了牺牲：让整个西方的思维都为这两个概念的巩固而凝固。

所以宗教不是什么超越权力以金钱至上的某种信仰，它是世俗的权力和金钱的文明化。没有这个文明化的过程，钱与权力的外壳很可能还是入侵罗马时的哥特人的模样。那么钱与权力的最高动力，也不过就是再创造一个基督教。
空空兄说不太相信经济和文化的过于深度的挂勾，我是赞成这个观点的，可惜的是，空空兄自己在思索的时候却把钱和权力这些文化概念经济化了，所以才认为基督教跟这两个概念竟然是独立的，这真的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说道明朝的经济，我想如果你也看了足够多的清朝的经济表现，你就会考虑一下这种经济表现，实际上清朝的经济表现要远远胜于明朝，在这里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应该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我想说明的是，空空兄认为明朝的黑暗证明了思想变革的来临，我是持完全赞同的观点的，但不能因为两个表面化朝代的更替而将这种变革断裂，实际上就算不更替，这种变革也许在经过简单的早期萌芽后也许要两三百年的酝酿。看看文艺复兴就能感觉到这一点，但丁的神曲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号角，他却远远提前于无艺复兴达到百年。
所以，如果非要套用启蒙运动（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概念），那么它其实已经发生了，就是从明朝到现在，一切还没有结束，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寿命的短暂而否定这个过程的绵长，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延续性及其夸张地文明里。
又写的过多了……不过说实在的，我很高兴这样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只不过是各抒己见，没有高低的之分，所以空空兄不必那么客气。至于觉得我的观点不对的人，我真的很希望看到原因。不过据我猜测，大部分是因为我重新了构建了大量的概念所造成的。比如神学，宗教，道德等等，但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认为任何历史观点都必须由一系列的哲学思维对史料的占有才能形成，同时，我又是个比较轻浮的人，不太喜欢接受既成事实的成熟观点，总认为它已经变成了史料，需要我去思考它，但是自己的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荒谬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

losern

这两天写了两篇忒长的文章（起码在论坛上应该算把？哈哈），真是有些累了。但是因为在这里下了不少好书，忍不住还是要看看，看了就又想说，于是就写了这些。

这本书是在这个论坛的会员寻书专版里别人要而被哪位还想似乎很有名的女士应助的，说是在自己也就顺手牵羊下了下来，初看前沿，说实在的我激动了一下。

前沿是一种很认真地态度来说中国现在的文化语境，将整个中国的文化语境分为了四类：官方学术化的，媒体媚俗化的，网络游击化的，个体独立化的。这是一个理性的分类，用自己的眼光，借用理论的工具清晰的展现了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文化批评的几个梯次。并对这几个梯次进行了相当详尽的描述

对于学术，在此书的编者看来（我好像记得一个编者叫朱大可），已经完全的官僚化了，这种官僚化的功利主义气息，决定了学术腐败和创造力的彻底丧失。从而肯定在中国学院式的厅堂里再也培养不出具有开拓精神的思维方式，而是大量的制造刻板的令人窒息的学术垃圾，他们认为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公害，他们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学报，认为大学学院的学报几乎就是个垃圾制造场……。

对于媒体，他们认为这种在主流声音控制下的传播者，虽然在一定的领域捉襟见肘，但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动，在实际的文化批评中却是完全根据公众的猎奇心理上展现自己的。因为批评执笔者大部分是记者，而不是专栏作家，更加促使了这种盲目的轻浮，最终使其流于一种卫生纸文化的境地。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着实的感到了一种希望，一种独立思维的希望，一种用敏锐眼光和理性态度看待中国文化的希望。这种对主流文化的批判精神，让人看到了一种涌动着的思维线索。可是，当我仔细看待他们对这些文化批评的批判之后，自己建立起来的文化认知标准时，我再一次失望了。

一种苛求公共语言平台的执拗的文化节点，再一次将一个完全失误的思维定势引入了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中，把一种必须经过深入构造才能形成的文化理念，变成了似乎可以轻易照搬的文化成果。这种对过于西方化的文化概念的追逐，在我看来不仅不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还因为武断的中断了这种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审视过程，而刻意的将两者拼切起来而注定了独立知识分子的浅薄。如果这种诱导在独立的知识分子中成为了主流，那，在我看来，是一种悲哀。

我现在身在国外，相对来说能看到更多的一些东西，说句实在话，我在中国的留学生网站上，在这个相对来说更切合与“公共语言”空间的舞台上，看到的仍然是一片茫然。那里就是一个人声鼎沸的缩小了的中国，那里是一群指点江山的英雄，那里是战场，是语言和情绪的决斗，是一系列概念道德和拥护者的呼号。

火星人发明了一种空间穿梭器，地球人看见了，便问火星人，这个东西怎么造出来的？火星人很慷慨，将整个科学知识和制造过程都是事无巨细的告诉了地球人。
地球人很高兴，因为他们掌握了制造空间穿梭器的所有理论和知识，他们可以自己生产空间穿梭器了，完全不必进口火星人的产品了。他们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制造出来的新型的空间穿梭器甚至超过了火星人的产品！他们甚至反过来抢占了火星人的市场份额。他们很高兴这样的成果，觉得为地球人争了大光！
金星人疑惑的问火星人：你怎么这么无私的将空间穿梭器就传给他们了？而且还这么彻底的？火星人耸耸肩，慢条斯理的说，谁让我们要打交道呢，只要来往，就难免要交流，要交流可不把最好的给别人，那不就会让别人敌视我们了吗？况且我们要做生意，做生意就需要交换嘛！
金星人更疑惑了，不禁追问道：可是你们的地盘儿不是被别人抢走了吗，你们的技术都被他们消化吸收了，他们甚至都能创造出比你们更好的空间穿梭器了！难道这对你们的生意有好处吗？
火星人又耸了耸肩继续说，没办法这就是做生意，要想让生意做下去，你就不能不让别人做生意，不能不让别人要求公平的做生意的环境！这，也是我们火星人的存在的理由嘛！不过……，火星人诡异的超金星人笑了笑：我们有创造空间穿梭器的经验，等到时间穿梭器的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走到时间的前面了！

日本人在技术创新上是一流的，日本也不乏文学大师，比如川端康成，日本研究国学决不逊色于中国，日本文化在西方几乎成了标准东方文化的代名词。
可日本却注定了在本质创造力上乏善可陈，因为它所有的思想延续都建立在别人的概念上，不管它如何将这个概念完善，进化。他永远都在别人的苑囿里披红挂彩。日本文明高速务实的拼切文化理念的性格，让他在唐朝时建造了京都，在美国时建造了东京。而却永远没有了日本时。
这就是我看到的事实，今天中国或左或右的争论的，或传统或西化的阐述都是在一个过去的时度上的揣摩，希望那个空间穿梭器可以理所当然的推导出时间里的未来。
于是，拼切，专断，解析，综合，推理，衍化，吸收，抵御，创新，进步，这一系列的动词都不在需要主语，因为主语已经理所当然。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解析了中国的现有的文化现象，却给了一个固有的文化主语，不管它在文化上如何合乎逻辑，都永远无法为中国的未来开创出自己的气象。
这在我看来也是个事实。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向风雷掌那样的朋友大声喊叫要做实事的原因，可是这种实事是什么呢？是拼命的加工空间穿梭器，让他远远超过对手的空间穿梭器吗？
我是个相对来说能写几个字的人，一个力气不大，商业头脑不灵活的“臭老九”。虽然在大学的时候极能跟人争执，看起来思维敏捷，意气风发，可实际上，中国没有能够靠辩论吃饭的行当。那我去种地？估计八亿农民觉得我碍事，我去经商？资本市场觉得我多余。我去当个编辑或者记者？或者靠爬格子吃饭，混一个作家的名声？可又觉得自己斤两不足，虽然为了生存，自己也想靠文字吃个饭，但现实不现实却也未尝可说。所以，在生活的夹缝里我们找工作，我们按部就班，也许这是一种务实吧。
可如果说这就是生活那就是最大的乌托邦。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一个人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加工作，就只需要做在电视机前哈哈大笑，那我觉得他就是个理想主义者。谁能做到呢？我没看到。
今天的中国把整个中国人都这样理想化了，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麻烦。
所以，我想给自己帮着国家解决一点这种麻烦，我想打破这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我不想做梦，所以我想做实事。
作空间穿梭器的事情让学院去做吧，他们并不像21世纪写的那本书里那么可憎，他们是了不起的，提供了一系列的21世纪的历史资料。
做梦的事情让媒体做吧，因为人不管在怎么想务实，总是需要在过去里，再容易理解的生活里懒惰一下的，所以我对他们也很喜爱，顺便说一下，我可是个动漫迷。嘿嘿。
但，做人总要做事，看到了不去做那就有些不像人了。而我认为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我急于看清楚它，可是它太遥远，太庞大，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所以，我来到法国，学法语，继续深造英语，想学拉丁语，还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想把阿拉伯语和日语也啃下来。以至于我来到这里已经一年了，不仅啥也没学好，还不知道自己该上什么专业。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只想看清楚要做的事，我连给自己的前途做个梦都让人气馁，哈哈哈。
生活是窘迫的，但生活也是快乐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我来这里发言并不是想去争论什么国家大事，也不是想去翩翩起舞的为中国制定未来的纲要。我最大的奢望就是给这个国度，给这个文明留下来几个概念，几个观点，让他的未来有自己的时间。
这就是我的梦和我的现实的连结点，这就是我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生活可能出现的窘迫的原因。
我也害怕，自己一个半斤不到的粗鲁者，怎么给这个世界，给这个文明用一把力，我的手太短，摸不到文明的车轮。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对身边的朋友说：且让我跟女人多养些孩子。多了，总有一个可能喜欢文明，喜欢对未来思考，那么把我的文字留给他，哪怕不能是观点，不能是体系，但最起码我把自己的味道留给了未来，这就是个盼头，尽管脆弱不堪。
所以，我在做我咬紧了牙认为是真实的事，是我的生命之所以存在的事。我要做的实事。
我这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但窗口前也已是灯火阑珊。霓虹点点，盘横交错，一直连到了山脚下，不知是否能连到我的故乡？

losern

我想今天我应该有时间能把我想说的做一个简单而又粗略的结束了。本身已为可以简单的就语言的内在功能作一个描述，就能说明为什么语言的重要性了，但我看到几个朋友的留言，就不得不做出一个更详细的个人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牵扯到了概念，以及概念引申的观念。这些词语必须一系列的定义，这不是我现在能作出来的精确的事情，这是我十年后的目标。所以在这里我只把我的一些想法说出来，这些想法还没有经过大量占有经验资料的细化，所以必定是粗陋的。另外，我想提一下关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我想吴晓斌朋友提到的可能是我在马克思全集第三卷里看到的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种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个名字的附录忒长了一点……）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是想确定一下我是不是找对了文章？因为我对马克思哲学的了解还处在整理阶段，而且我没有经过那种系统的阐述马克思理论的熏陶，所以很可能在学术上找错文章。如果是这片文章，那么我已经看了一些，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说实在的，对吴晓斌朋友关于法国和德国的引申，以及把这种引申引申到中国的文明领域里，我并不完全赞同（嘿嘿，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总喜欢抬杠），不过我想既然要说，想就在认真地整理一下我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料再好好的说，毕竟，我相信吴晓斌朋友似乎认为更谨慎更认真地提出看法来才能算是对中国思想有所帮助的，所以，在我还没有完全看完这个朋友给我提供的整个这个大题目的时候，我就先闭嘴（虽然看了一半就有些闭不住嘴了……嘿嘿）。

其次，我想对yiran朋友对文字的观点也说一下我的意见。至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应该看成是美国国家主义的服务品，我持否定态度，不过我想这个问题和生命至上朋友的文化是什么的问题有着很好的联系，而我也确实对这个问题最感兴趣，所以，如果没有人厌烦到想把我从这里赶走，我就乐得在这里赖着，在找空另发文章哈哈哈，毕竟在网络上这样一个清静发言的地方并不多见，另外还有几个人真正认真地讨论更是难能可贵。所以，哪怕只有一个人愿意交流，我还是愿意发言的，尽管我的言论粗陋不堪，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倒是一个不停整理自己思想的动力了。

那么让我把这些繁琐的开场白结束，直切我的观点：文字是文明的精髓。要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得先从历史开始。

根据大众历史（这里大众历史的意思是指，不是来自于不能面向与大众的学术论文，而是经过整理成册后在大众中有一定影响的历史概念，这些历史概念是我在以后两年内，主要整理的历史资料的方向，因为在我看来，这才真正能反映现代这个社会真实的认知历史的态度，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历史，当然这些我现在运用的历史资料也并不是娱乐和普及读物，他们主要还是一些著名历史著作比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我们知道，文字的起源西方普遍认为是古老的苏美尔文明，大概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纪开始形成了一系列的成熟的象形文字个体，大概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苏美尔的文字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概念的表达作用，在公元前1800年纪，苏美尔的书吏创造了更加简化的文字线条。因为这些文字大部分是用楔形笔刻在泥板上的，所以一般叫楔形文字。

一般人认为楔形文字是象形文字，跟中国的文字是一样的类别，但实际上，楔形文字的发展根本不同于中国文字。楔形文字在起初是走象形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象形的联想制造了大量观念比如吃是用表示嘴的符号和表示吃的符号组合起来的。可是当楔形文字发展到公元前1800年的时候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苏美尔人开始改变自己的写字方式，以前是从上向下书写，现在变成了从左向右！

这个改变及其重要，这个改变之后，苏美尔的文字进入了抽象的概念制造的阶段。在这一系列的制造之中他们开始用符号来表示发音。

埃及的象形文字有着类似的过程，也就是说，刚开始埃及的文字也象画画，可一段时候画画的文字也就是象形文字被大多数线条文字所代替，这些被代替的文字仍然是神圣的，它们被用于祭祀和描述神灵，可是不再用于普通的交流用途，实际上不管是苏美尔还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的书写能力一直掌握在极高级的祭司和少数高等书吏之中。而普通的掌握文字的贵族（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不识字的）大部分都在以后偏向了线条文字。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两件事：第一，书写习惯的改变。为什么苏美尔文字的书写习惯改变之后，促动了这些本身为象形文字的符号，开始进入更加抽象的表意的和表音的领域？第二，为什么中国的文字没有在一定象形的复杂后，开始进入表音的领域？

这是一个极端极端复杂的学术问题。复杂的程度已经不是我能说明的了。它牵扯到了太多的领域，甚至到现在，距我所知也没有任何人给与一个定论。由于我手上没有掌握太多的学术资料对于这个领域的阐述，所以我并不知道我的推导是否已经是陈词滥调，但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看法。

西方文明的进步和中国文明的进步的最大不同在于文明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一系列部落的侵入。我们知道，在公元前两千年纪的时候，大概从亚欧草原和阿拉伯及北非的沙漠各自出现了两股迁徙的史前人流。从亚欧草原来的被人们称为印欧语系从阿拉伯和北非迁出的被称为闪族语系。这两股人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600年几乎震动了整个近东的文明单位。

在这之前，埃及和苏美尔文明的文字已经受到了大量别的部族的运用，古老的苏美尔文明被阿卡德王朝，被阿摩利人建立的巴比伦一再的轮番轰炸，实际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西方人对这段时期历史的研究比我们深入得多，还是我们忽略了对双方文字差别的考证，我只知道我们尧舜禹到夏的这个阶段，征战和文化个体之间的一系列的冲突都没有详细记录，实际上大量的史料都是在中国的天下概念所形成后书写的，所以这里面对个个部族之间的征战，以及在神灵和一般国王的时代到底怎么表现在中国这片大陆上的冲突，以及冲突怎么影响了我们的文字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起码大众历史是这样）。当我们看到殷商的甲骨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已经是极端成熟的文字了，成熟的程度，我估计应该超过了埃及和苏美尔。

那么下来就是最有趣的问题了，我们的文字为什么没有转变成表音文字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看看中国现有的造字方法吧：这几乎是一个人人都能说出来的一系列的概念：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其他的两个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两个一是没有定论，二不是基础的造字方法。
在这几个造字方法中，前两个集中于单个观念的提高，比如象形，大家都知道日就是象形字。指事只是简单的对这个观念的简单联想（说抽象有些高了，应该是基本的原始的抽象可能）比如“上”。到了会意就类似于一个一系列观念的复杂联想（可以称为简单的抽象），这些联想类似于苏美尔人造出来的吃字。比如我们休息的休，就是一个人靠在木头（应该代表一个数木）上，这与苏美尔的那个吃字的构造是一个道理。
下一个形声，就是一件最最关键的表现了，我们一般认为中国是彻头彻尾的象形文字的连续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中，还是可以看到表音的影子，形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文字的一些单个的符号已经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声音的表达，比如“娶”它的发音就明显依附于“取”。但是，我们不能夸大这个形声的意义，因为毕竟这个表音只是对概念的语音的借用，而不是对音素的符号描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字，毕竟又经过了历史进化的一再推动，在这个对推动规律的反朔里，仍然应该可以合理的推导出，在我们文字成熟的道路上，一定曾经拥有对自己语音描述的欲望。
但，我们没有在这个十字路口上走向西方的表音方向，我们令整个世界吃惊的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深化进化象形，深化表意！
让我们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那么从大众历史的资料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第一，
中国在公元3000年纪左右的时候，应该是中国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时期，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仰韶文化的一大代表就是半坡遗址，在这个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符号，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符号很可能是中古最古老的文字雏形。在这个雏形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什么？中国的考古学和对考古的研究过于死板，所以没有向西方那样形成一系列对史前文明的一再认知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并让这些观点变成大众历史。而是死死抱住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上也不做任何深入的探讨。不过说句题外话，这种不深入追究的习惯倒还很可能是那个半坡文化的精髓所造成的，哈哈哈。不过不管怎么说，就现在我掌握的中国这个时期的大众历史资料来看，似乎在文化碰撞的激烈程度上完全不能和近东地区相提并论。而且在这个时段，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和美索不达米亚古苏美尔初级文明以及印度的摩亨佐。达罗文明都明显的表现出了文明而不仅仅是文化的特征。拿印度的摩亨佐。达罗文明来说，这个文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及记载，可是这个文明的城市文明程度已纪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甚至在他们的城市里都有对于古代文明来说极端奢侈的洗浴系统。这一系列的文明城市，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都跟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龙山文化也有着很多的商业交流的证据，但是，这种交流已经紧紧地局限于我们的中国地理之中。在10万年前现代人类从非洲走出，并经过剧烈生物学意义上的的漫长的迁移之后，中国地理的遥远，似乎就决定了他虽然广大和艰苦（黄河流域对于人类居住十分苛刻）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而与此同时近东成为了一系列生物学迁移之后的文化碰撞基地。在这个碰撞中，极其迅猛的让一系列文明走入了第一次成果化，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西方文明是早熟的另一个原因。


所以，古苏美尔的文字被一系列抢夺他们的地盘的外来部落所一再运用，但是这种运用由于激烈的程度而表现出一系列变异，阿卡德人，阿摩利人这些在文明概括里虽然仍然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构成部分，但确确实实表现出了极强的独立元素的特点。文字在这里，在古代的时间里，应该属于剧烈变革中的。所以，一个史前文化部落，当他利用文字的时候，必然不会深化文字的意义，而强调文字对自己部落的声音的功用，因为它们自己的文化程度已经决定了这种深化文字意义的毫无意义。所以，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虽然保持了极长时间的生命力，却是在一步一步地为不同部落的语音服务。这样，在这一个初始阶段，表音的程度就已经进入了音素领域。



而中国在这一时期的争战和交流是否已经从文化层面进入了文明成果的表现呢？因为中国的考古学比较“学术化”我掌握不了现在的状态。但就大体来看，似乎激烈程度要差很多，这种局部交流的粘滞感似乎和我们文字的延续性有着一种最初的默契。

losern

第二：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600年，在这个阶段里西方两个迁徙路线上的部落对整个近东的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迈锡尼文明的转变以及希腊城邦的初具规模，埃及受到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不过好像早一些，在公元前1700年，来历好像也有些问题，不过它跟帝国时代埃及的兴起毕竟是有关系的，下来还有一个来历不明的海上民族的入侵，埃及好像驱逐了他们），而印欧语系的赫梯人灭了汉莫拉比的王朝，虽又受到新巴比伦崛起的影响，最后又是闪族的波斯人的席卷。整个近东的文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明阶段成果的碰撞效应。在这种阶段成果的碰撞中，有一群人最值得我们关注！


这群人叫做腓尼基人，他们最早是闪族人，后来迁徙到靠近地中海的被称为迦南的新月地带，变成了圣经里的迦南人，当埃及的控制减弱以后，又被犹太人和一系列的其他民族的侵袭打乱了基本的农耕生活，他们在靠近地中海的沿岸建立了几个港口，开始了自己海上霸权的时代。

腓尼基人建立了一个估计喜欢罗马史的人都清楚地帝国：迦太基。这是一个商业帝国，在以后的年代里和罗马争夺地中海的霸权。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它是腓尼基人绕过直布罗陀海峡进行更深远的海上贸易的一个中间站。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人作出了对整个西方世界来说极其关键的贡献：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表音文字！这个文字的任何一个符号都代表一个发音。这种表音文字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迅速的描述另外一个部落的语言。把它的声音文字化。这对商业往来来说有着巨大的意义。于是，腓尼基的字母，成了西方以后字母的模型。

那么在这个同样的时间段里，我们的文明处在什么阶段呢？我们通过商开始过渡到周，并且也酝酿了一个历史变革期：春秋。

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我们明显没有存在过大范围的史前部落的再次迁入，当摩亨佐。达罗文明因为雅利安人的迁入而被迫中断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完完全全的本土文化的演化。

这给了我们的文字彻底固定的奇迹。这个奇迹紧紧的依附在一个地域中单一文明成果里。把所有的部落文化在语言层面上的交流转变成了对表意文字的认可。我估计这个认可的惨烈和艰巨让整个商周时代都极其关注由文字所基本构造的这一系列城邦的地位。以至于强化了这种地步：最终在周公时期将它完完全全的变成了文明壁垒的标志——乡野之别。

象形文字在最初的时候是图画，在近东这种图画最终走向了神圣化的符号，而失去了世俗的传递信息的作用，因为它明显是不利于交流和传播的，可是当表音文字将概念的成熟转变成概念的运用的时候，各个部落文化和城邦文化都能将自己的语音和一个成熟的概念建立起完整的联系。所以，当腓尼基人用自己的语音符号进行他的商业冒险的时候，他无意识的已经将成熟的概念散播到了一个初级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文化的传播是针对所有部落的民众的，事实上，掌握这些符号的实用价值和相对容易的过程，促使了文字在大众中的普及。从根本上来说，表音文字是一种符合向普通大众普及的文字。

再者，在表音文字传播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受体都处于史前时代，语言虽然已出现，但必定是不成熟和简陋的，同时因为文化状态偏低，所以整个部落并不会存在过大的文化分层，也就是说，出现高高在上的，在文明意义上的精英。所以，整个表音文字的传播决定了它必将是大众的文字而不是垄断的神圣的符号。

实际上，象形文字并没有在精神意义上推出近东的舞台，只是越来越神秘和抽象，这种抽象和神秘结合表音文字对成熟概念的描述，彻底塑造了宗教的雏形，埃及的埃赫那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宗教问题这次不说，所以我们绕开这个话题，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文字状态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文明特点

纵观中国文化，文字的特权是明显的，这种特权掌握在一个绵延的，相对稳定的精英阶层中，变成了一种难以进入普通生活的文化标志。在一系列的文字的进步中，中国的文字并没有和普通的语言结合。而是尽其所能在文明的一个固定的阶段进行加工。他们开始加强对概念的认知，并创造性地在概念上再创造观念。终于，文言文出现了，这个概念的观念的文本完全脱离了日常的生活。成了一种精炼的表达工具。

在这里中国有一系列典型的在概念上进行观念化的思维的表现，其中“仁”的说明是很有意思的。在我们现在掌握的一系列历史资料，任何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中，从来没有给仁一个明确的概念诠释，实际上中国古代所有的就对仁的理解全部建立在一种对概念的再次观念化上。比如，我们常说的那句：仁者爱人。
这句话是对一个概念的描述，通过一系列细密的描述，从论语到孟子，再到历史上一系列大儒们的整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丰满的仁的景象，而不是仁的定义，我们接受了这些既成的概念，并对这些概念进行一系列的延伸，用一个概念得出另一个概念，这另外一个概念（新的概念）并不是一系列概念通过互相制约和相互补充所创造的一种新的定位，而是一个概念通过一系列观念所组成的“情景”（我暂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汇，又害怕定义太多造成更大的模糊，所以先用这个“通感”一下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春秋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文化的累积。这种累积造成了中国文化不可避免的延续性。

说实在，我对上面的诠释很不满意，但碍于篇幅和我自己现在的能力，我只能说这样的一个模糊的大概的解释。
不过通过这些粗陋的解释，我相信如果细心的人已经看出文化是如何依赖于表达他们的文字的。在中国，我们一切的文言文的表达不是通过精确的概念描述来传达信息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将概念转化成一系列不可精确分割的“情景”所形成的观念里，再组合成一种准确的理解的。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我们这种理解是如此的强调观念的作用，强调一种对概念的感受，以至于如果任何一个概念抽离与我们所能触动的“悟”的感觉，抽离于生活的一系列微妙的对应，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文字基础的不可解释。

名家的白马非马，似乎也能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命题里，概念被观念化后，精确的理解依然是可以用语言表述的，可是当我们希望看到名家如亚里士多德一样将白马非马这一现象的概念彻底通过一系列概念的制约来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它却永远的定在了那里，而这个钉子就是文言文。

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文言文的所有解释能力建立与一种从小所形成的一系列不经解释的文化熏陶，所以，任何一个没有经过长期积累的阶层，都无法对这种文字所承载的文化进行学习。中国的古代文化极其强调背，强调修行。强调一种准宗教化的感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近乎宗教热情的修行过程，我们就无法建立最初的一系列概念，没有这些概念，我们就无法看懂用这些概念所延伸的一系列观念所组成的“情景”。并通过这种情景来达到精确的理解这个概念想要表达的新概念的内容而不是意义。

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过程彻底垄断了知识，垄断了任何企图通过简单的认识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来认识文化本质的企图。如果将这种文字所传达的内容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进行解释，那么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类似于智慧箴言的难以定位的文化成果，我们会被它这种难以描述的魅力所震撼，却永远无法成为它的主人。由此，决定了用表音文字和用语言是永远无法来享受传统文化所拥有的概念意义的。

所以，当林语堂的《中国人》用英语进行对中国文化的介绍的时候，他无法将中国文化想要表达的概念意义进行任何深刻的描述，而只能通过一系列的情景和假设的推导，来达到一个对神秘国度魅力的肯定。实际上，在这种肯定中，连林语堂自己都承认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以至于这个早年的专业是从事语言研究的文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普及的困难和英语精确定位的概念描述对他想要表达中文的伤害。
林语堂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坐吃山空”，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坐着吃饭，什么也不干，象山一样多的财富也会被吃空的。林语堂对这句成语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表达，但这是这句成语的意义吗？如果我们进行再一次的描述很可能是：一个人坐着吃饭把山都吃空了，当我进行这样的描述的时候，在我看来似乎更具有成语所表达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又推导出了为什么创造这种情绪的情景，以至于我们再进一步推导的时候只能是这四个字：“坐吃山空”。

这就是仁者爱人的实质。

在西方文明里，任何一个新概念的诞生，都必须符合所有累积这个概念从意义到内容的所有指标，这个指标无可回避的也指向情绪的接受。为了能够理解这种情绪，而不是“通感”，西方的表音文字无情的剥夺了最初概念的观念，然后用这种概念重新累积出一种共同情绪，我们称它为理性。

可中国的观念化的概念却无法进行这样的累积，因为当我们进行累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概念的情景无时无刻不在情绪上不能统一。我们无法让“坐吃山空”这句成语的解释超过“坐吃山空”这四个字。如果超过，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却无法在情绪上接受，无法产生一种累积的共同情绪，也就是理性。但是，我们却有另外一种创造，我们把情绪的累积不依附在简单的冷酷的概念之上，而是一系列情景的观念和通过岁月所积累的文化情感（这种积累不是一两年，而是几代人的品性和情操问题）所产生的共鸣（通感）上。我们给这种积累起了个名字，叫悟性。

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两种文化的区别在文字上的根本表达。如果没有这些文字的特殊性，这两种表达将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文字所组成的表达方式上产生了根本的分歧：理性和悟性。理性将一系列最难以解释的探索经过一次次剥离来研究。而悟性将最难以解释的探索通过一次次“通感”来延伸，虽然在终极关怀上我们都推导出一个无限。但对无限的态度却是鲜明的：理性的审视和悟性的融入。

如果我在这里再进一步解释他们，那么这篇文章的长度将远远超过我的把控能力，同时我也相信，我已经应该勉强的说明了为什么文字是文化的精髓，因为实际上，是文字缔造了文明的个性。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一个问题，就是yiran所说的秦的文字统一。

我认为这个统一的作用被夸大了，实际上这个统一是必然的而不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统一，这些独立的文字会如何独立的发展。在秦灭亡以后，文字的不复回归就是一个根本的例证。同样的文字统一也出现在罗马帝国时代过，实际上这种统一的影响和手段甚至远远大于秦的武断的短短几十年的统一，可是拉丁文最终还是崩溃了，虽然教会尽其所能的延续这种世界文字的文化地位。但还是被表音文字的实质：语言的交流所代替。所以拉丁文成了大多数欧洲语言的母亲而不是唯一。

至于现代中文所面临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问题，其实质就在于，白话文运动以后，中文的对语言表达的回归，实际上，白话文已经拥有了表音位子的所有主要功用，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者，已经可以利用汉语清晰的给任何概念就行精确的定位了。


但汉语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字的基本作用，在这个基本作用中，我们所有文字的基础仍然是表意的，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具有悟性的遗产。这个遗产给了我们在我看来一种可能超越的契机。

至于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文化，我想在历史学上我们统一把它称为史前文化。这种文化孕育的个性往往并不强烈，但确实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无文字的部落，都不可能具有任何不可合并研究的绝对性。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并不以文化来区分与西方，而是以文明来区分与西方，像yiran那样把一系列文化成果等同于一个文明的核心意义这样的理解，我是无法支持的。当我们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比较的时候，两个文明所形成的文化成果必然是阶段性的，可是这种阶段的文化成果并不能充分的给予这个文明一个不可辩驳的界限。而文明本身的由这些文化所形成的个性，才是界限的根本。所以，不管是地域还是语言都不能成为区分两者的边界，但是这两者却从物质上构成了文明的形状，甚至他们就是文明的生物性差异。但也仅此而已。任何文明的区别只能存在于由这些生物性差异所组成的整个文明的表现，而直到现在为止这种表现都是文字性的。

所以，我不认为日本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吸取，就说明它属于中国文明的范畴。因为日本在文化所形成的个性中的区别远远大于因为文化交流所形成的文化界限的模糊，看看日文在文字上的文化构成似乎有中文的影子，可从日文本质的表达上，却能清晰地看到一个独立的文明的边界。所以，我的态度是，日本确确事实是一个独立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大中华文明圈的文化表现。

至于文明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关系，这个比较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种残忍地将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堕落成一种对短暂利益的妥协，这种拖鞋让我们敌视任何独立的在既有文明里产生的一系列的历史资料，比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们对它的所谓美国国家主义服务的敌视，难道不是一种狭隘的国家服务主义的思维吗？

其次，对于一个关心文明史的人来说。即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产物，难道这种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表现出的对文明的思考不是文明本身的一种反映吗？
汤因比对人类文明作了一次伟大的诠释，而在这个诠释上，我们看到了进一步思考的对比效应，其中文明冲突论正是这种效应最实际的产物。

甚至在我看来，我们国家对文明冲突论的反驳完完全全是一种利益化的抵触，我们所谓的文明之间的交流远远大于冲突的学说完全没有哲学上的支持。这本身就远远的落后与文明冲突论的客观。

不过这里我不想深入讨论文明冲突论，因为我想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来说明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已经太太太太长了。哈哈哈

好了，这就是我对文字是文明精髓的所有解释，这个解释我想已经足够罗嗦了。对于任何一个看完它的人，我都表示感谢！

losern

看了朋友们的留言，我想，我还是要给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做个小结为好，毕竟再看语言那部分，确实在阐述上明显过于注重说明而缺少对这些说明的整理，以至于那部分的文章难免给人一种没有答案的感觉，可能当时连续写下来有些累了，就偷懒了。哈

另外，我想生命至上朋友可说了些不太尊重女权的话噢~什么叫女性的理性思维不如男性呢？你能说波伏瓦在理性思维上弱于任何一个男性吗？她的《第二性》在理论部分造诣可是不低的。虽然这样的例子我们不能举的太多，不过那也只是历史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嘛~，说不定你说的那个几两脑容量的差别，只不过让女性多了一份恬静，少了几分男人猴儿急的生物基础而以，这对于哲学恐怕是利大于弊吧？哈哈哈。玩笑~玩笑就此打住。不过还是要郑重声明一下，我可没有驳斥yiran朋友的意思，实际上她说的东西对我启发很大，我想，我需要很认真地再看看文明冲突论和相关资料才能回答她提的问题的。

同样，看了空空兄的回复，我想继续对这些问题在进行过多的细枝末节的纠缠已无必要，因为任何交流的真正目的，都不是为了能够说服对方，而是让彼此在这样的互通有无中得到自己的，分享别人的。这一点虽说是个境界，不是任何人都能信手拈来，不过这次大家的文字对我来说已经是邯郸学步，获益匪浅了。

所以，这只不过是高兴之余，一个小结而以。

对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我一直十分关注，除了作为秉性之外，难免还有些对这两个词汇的不甚满意。就如大多数人所知，它们不仅在大众中根据语境各有不同，即便是在学术领域，似乎也是尚无定论。但，问题是它们两个真无区别吗？

我曾经看过中国一个编委会编的一套文明大系丛书，里面说，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汇在历史中的应用一直犬牙交错，互相借用；似乎一下子也找不出固定这两个词汇的学理依据。于是编者便做了个笼统的概括，说，文明比起文化的概念，恐怕外延更广，内容更多。

但，即便是那个大系的图书，也运用了历史学界普遍的一个对人类是否进入文明状态做的规定。城市，人口，政治体系，文字，等等好像并不缺少限定。可见文明这个概念也许内容比文化来的广，但外延恐怕并不见得比得上文化这个词汇。

我们常常说文化，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普通生活里所谓的文化概念，但其实那些文化的家长里短却也往往是文化的本质：人。

人，这个概念怎么看待？
西方的人类学家拿出了一连串的人类的发展概念：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最后是现代人。这个从500万年前开始的一系列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直到10万年前才告落幕。从那时候开始，现代人开始人类历史上绵延万年的大迁徙。
在这样的生物性演化中，人类的文化从哪里开始呢？就通常情况下来看，似乎只要人类开始能够使用工具，文化就已经开始缔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可以完全肯定的就是从直立人开始（其实大约在公元前320万年，能人已经有了使用石器的证据，但是毕竟，这种证据是孤立的，最重要的是这种萌芽毕竟只是胎儿，而不是呱呱落地的叫做文化的孩子），人类文化已经被缔造了出来，160万年前，直立人诞生，130万年前他们学会了用火，这个意义不用我去说明，整个人类都知道火代表着什么。但是，毕竟这种早期智人在整个生理上仍然与现代人有着差距，虽然他们会用粗糙的打制石器，知道用火，在守猎的时候也许有着相对复杂的交流，甚至因为人类婴儿因为脑容量的缘故，必须提前出生，所造成的脆弱，也强化了人类为了保护自己下一代能够顺利长大，所必须采取的合作。可这毕竟只是开始，太微小的开始。
但这个开始毕竟已经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打制的石斧，粗糙的石棍，终于在公元前30万年支起了宗教的雏形。文化的最高层：对自我存在的思索在一种我们现在无法揣度的混沌中让人类在文化上，构造了自己最重要的架构。与此同时，晚期智人最有趣的一个分支诞生了，它们最终虽然仍然被现代人所代替，但他们无可厚非的也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他们叫做尼安德特人。
说道这里，我不禁想打个叉，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些争论，说北京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祖先，一部分人认为是，因为他们说，没有证据反证北京人不是人类的祖先，最重要的是，在现代人进行大迁徙之前，直立人（北京人在人种上属于直立人）已经做过这样的迁徙，而与此同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直立人在以后的岁月中灭绝了，因为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直立人自己的能力，明显都没有灭绝的条件。但是，支持者有一个致命的武器：基因测试。在一次全世界范围内的基因测试中，我们通过对一种在遗传学上极其稳定的线粒体的测试，最终发现所有的人类都源于一对非洲的男女！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一对男女，不是一个部族，不是一个部落，却明明白白是一对黑人男女，一对黑色的亚当和夏娃。所以，如果这个基因检测是正确的（似乎在科学界，大部分人包括我国都认为它是正确的），那么无可厚非的，我们必须承认，北京人以及一切我国发现的直立人都不是我们的祖先。
同样尼安德特人也不是欧洲人的祖先，尽管它们发源于欧洲，创造了极其精美的石器饰物，他们已经知道互助，并且开始出现一种对人这个概念的关怀。在尼安德特人的一个洞穴里，考古学者发现了一个牙齿严重损坏的下颌骨和变形的骨架，他们经过一系列研究认为，这个人在他未死之前很久，不仅受了重伤，而且已经失去了咀嚼坚硬食物和肉的能力，他之所以能活下去，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同伴把肉嚼碎，喂他。

那么，在这样的合作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超越于本能的利益互助，我们看到了利他，而这种利他必然发生在一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中才能产生的。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尼安德特人已经有了文化。
时间还在流逝，公元前1万年，在日本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公元前8000年，人类开始了农耕。文化开始加速累积。

终于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这种文化累积，产生了累累硕果。

我想，我不用再对这些史前文明作过多的描述，因为我在前面的文章已经提到了一些。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说人类的发展？这跟文字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够客观，我们会发现，在文字诞生之前，这些文化，不管是石器文化还是氏族文化在个性上明显是欠缺的。这种欠缺令任何史前文化的研究都可以超越文化个性的界限，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是一种文化，石器文化，氏族文化，但我们却无法说它是如何一种个性的文化，我们不能叫它中国文化，也无法称呼它为西方文化。
在这一点意义上，这种文化就如空空兄所说孕育了文字的诞生，似乎没有文字这些文化也在那里，也在发展，也在壮大，甚至都产生了没有文字的城邦，没有文字的文明。
可是，如果我们对我们手上的资料仔细思索，我们会发现所谓这些没有文字的古文明往往是脆弱的，它们不是很快就被外来侵入（摩亨佐。达罗文明）所毁灭，就是和文字的产生息息相关（埃及文明）。甚至可以说，正是文字一步步缔造了或者毁灭了这些文明。实际上，一个辉煌的文明往往或者说必然有文字或者文字发展的痕迹。因为即使在仍然是母系氏族文化表现的半坡遗址中，我们仍然发下了文字的雏形符号。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人类所有的对自我个体存在的智慧，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智慧，对真正的把自己区别于别人的智慧，都是从文字开始的。文字是“人类”把自己变成“人”的工具。是迄今人类制造的最伟大的工具。
于是，在文字这个工具的运用下，中国文化产生了，西方文化产生了，而由这些文化不停的发展，演变，递进最终在这个人类的历史空间里彻底缔造了文明这个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观念上，文字是文化的精髓，因为任何丰富的文化，任何成熟的文化，任何有个性的文化，任何对于人有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历史意义，因为史前文化仍然也有历史意义，它是一种认知意义，就是可以了解内容的意义）的文化都必须通过文字来认知。
所以，对于传统文化，没有了文字就无法说存在，没有了这种文字的独特，就无法说个性。
而另一方面，文字也是文明最根本的支撑，是文明的最基本的特性。
比如，一种习惯，一种思维模式，我们说它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历史的演进和生活的改变，必然会发生细节的甚至全盘的转换。一个中国人可以不去穿长袍马褂，可以不用筷子吃饭，可以完全不知道儒家的伦理纲常，甚至就如空空兄所举例的那样，像义和团一样可以不识字，可是他必须侵染在这种文字的文化里。义和团必须知道由中国的文字所构建的漫天神佛，他必须知道猪八戒，唐僧，太上老君是可以崇拜的中国神仙，而如来佛却是外来的和尚。他们用什么知道这一切的？当义和团的人用八卦来为自己做刀枪不入的符咒的时候，他们的愚昧难道不正是通过这种由中国文字所构建的符号在深远的历史曲折中去影响那一批批目不识丁的普通大众吗？即便在现代，那些吃着肯德基，不懂道家与道教区别的中国新生一代，却难免仍然在汉字的影响下，保留了中国文明所承载在那里的一系列的优点与缺点。

所以，所谓文字的精髓，并不是一切好的东西，一切在今天我们都能接受的东西，而是说它必定是文明身体上最能表明自己的烙印。

所以，一个不懂中文，在美国纽约长大的知识分子，不管他多么充满智慧，他都无法比一个义和团里的文盲更像中国人。

当然，这种个性并不是说就成了我们不去发展的理由，或者说为了维护这种个性，我们就要告诉自己我们不能去触碰文字，而是说，当我们了解了文字的真正意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样的去理解，运用乃至改变文字。

比如，当我们说精确性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确性呢？按照西方的文字来理解吗？用一系列新词汇来创造一种孤立概念所造成的区别吗？

比如，空空兄曾经举了一个宗教的例子，说教徒，圣徒，门徒，等等概念都有个徒字，似乎这些用语完全混淆了这些概念的区别，这些概念的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这些概念在一种连续的眼神中所深刻体验的一种更精确的本质呢？难道圣徒和教徒都不是上帝的徒吗？

其实，一个教，一个圣，在现代的汉语里已经清晰的努力的去寻找它的区别了，就如我现在所做的一样。

我们的文字在变化。

但我只希望，在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能看这种变化的需求，我们能知道一系列新的环境里所需要的新的定义。当我们的文字里没有这些概念或者缺少这些概念的精确的时候，我们能知道在未来我们需要怎样接受这样的精确。让我们知道“精确”这个在未来中国的文明里的词汇，应该怎样去创造。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生命至上朋友说的黎鸣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在努力的去寻找中国未来的人，只可惜，他就把自己捆在了一种“圣徒与教徒”的“精确”中，虽然很不容易的创造了一个“原恶”的概念，去不能不说有成为“原罪”的“天人感应”的嫌疑。在这点上，虽然有些不恭敬，我不得不说他算是一个中国式的智者，却还是没有哲学家的趋势的。

在中国当代，我只看到两个人有着哲学家所应有的思维素质，一个是李泽厚，一个是韩青民。前者的美学论述具有了很强的哲学气息，后者的《当代哲学人类学》虽然在思辨上明显缺少细节，但是毫无疑问是中国人中少有的敢将思维的触角指向人类未来的人。
但是，中国还是太缺少这样的人。或者是我自己的眼光还看不远吧？

最后我谢谢和我一起讨论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的人。谢谢你们给我了这次精神上的享受。

losern

franc说的很好，说明了繁体字的优势，我并不反对繁体字的优势，问题在于这种优势能否成为它负载现代文化的理由呢？
第一：多意多音的问题，咱们为什么不看看古文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多音多意的文字呢？说白了，就是因为文言文没有词只有字，由字直接走到了句子，所以它需要让字承载很多内容，比如發与髮古文里可能会出现：發与南山或者髮与南山。这个时候看古书的人就得琢磨，这什么意思呢？發显然是萌发和出发的意思，可见發与南山要么是什么东西长在南山，或者什么东西出发与南山。而髮与南山呢？髮很可能有动作的意思了，说不定是指落发与南山，这得看前后文，看前后文，看环境，按年代，看语境。所以，古语的多音多意说白了就是因为两个原因：1，字要蕴含更多的内容，2，为什么要字蕴含更多的内容呢？为了书写的简便。所以，历朝历代没有少给以前的古文训诂的，注解的，解疑的，我恐怕2506年的人照样要为了当时的语境而在注解之上再作注解的工作了。所以古文这个多字的优势只在于当时，而不在于后世，只在于精英而不在于大众，而这个时代大众有掌握更多文化的权力和必然性，所以那种文言文的精确就被大众白话文的精确取代了这并不是所谓的去中国化反而是中国文化普及化的需要。另外，现代文字的语境变化已经决定了决不需要这种由字的精确性制造出来的书写上的方便和精确，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字构成的词来做到这一点：比如：我的头发、我出发和我发芽。一个头字和一个出字还有一个芽字不仅定义了发字的实质，而且那个芽子还让人对它的主语进行了一定的定义：那肯定是一个拟人的或者通感修饰的主语。所以这种繁体字的多形的优势在现代语境中，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看和书写的麻烦，这不仅仅是一个习惯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自己喜欢历史，所以我现在看的90%的书是繁体，同样数量的文字，同样的文体，繁体字制造的疲劳感明显大于简体字。反而我怀疑franc兄是因为太喜欢繁体字了，而用感情的炙热弥补了这种疲劳感，嘿嘿。
第三,我得说明一下，我并不反对文言文，说句老实话，我特别讨厌将古代文献翻译成现代文体，那个味道完全就变了，简直没办法看下去，所以，对于文言文和古文献，我是赞成保留繁体字的空间的。我本身小时候学的是简体字，但也似乎没有影响我很容易就看懂繁体字，所以简体字到繁体字的链接仍然是健全的，我想就如空空兄所说，简体字并不是什么为了拉丁化的需要，而是出于中国人自己的发展和进步的需求从北宋开始就一步步普及的。
第四：最后再说说语言之间的困难和容易。很多人不仅franc兄说中国的笔画就类似于西方的字母，说实在这个比喻不太好，因为笔画对文字的构建作用是语素层次的而不是语音层次的，而字母的构建是语音层次的，所以，一个字母的发音能量和一个汉字的发音能量是一样的。对于初学语言的人汉字明显是难于一般表音语言的，作为字母层次的汉字我们的孩子必须要掌握500个左右的汉字，才能初步理解一般词汇组织起来的文章，而西方的孩子则可以按部就班的掌握26个字母以后一点一点积累单词量。到了中学，中国的孩子一般必须掌握2000个左右的汉字，并且记住它，而西方的孩子则是根据任何一篇文章的单词数量来缓慢递增自己的词汇量。所以在初始学习文字的阶段，我们孩子的负担明显是沉重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带有意思的字母层次的汉字，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制造新的词汇，因为字本身就有意义，所以词的意义一般都可以简单的引申出来。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优势：在各个领域中我们不会因为专业词汇的问题，而出现阅读的困难，充其量就是不理解专业词汇的精确内涵，但是引申内涵却完全没有问题，这样一旦跨专业记忆，也要比西方语言轻松的多。虽然西方语言也有词根学之说，但是处于表音语言的本质，跨专业的单词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完全生疏的。所以，在法国，专业词汇可以完全将一个普通法国人拒绝与了解其专业大门之外。所以，我并没有说中国文字对于中国人说有学习的困难，而是说对于孩子来说，这种困难时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再在这种困难上制造初步（注意是初步）认知的障碍我觉得是弊大于利的。
至于理工科不考语文，那实在不是简体字的罪过，那得去问政府为什么这么做了。
确实是很不错的史料，但是我对其中三点最感兴趣
第一：武士道的精神来源，我觉得演讲者用的一个词汇很有意思，：道德律。这种道德律的来源如果说是儒家学说的话，这种道德律为什么再日本那里就变成了武士的牺牲精神的支柱？当然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种杀身成仁的文化规则，但它仅仅是一种规则性的道德，从来没有变成对一种统治阶层的完全在精神领域所形成的完整的道德律。武将的勇猛或者儒雅从来都是在一种文化大范围里充满了灵活性。可见，日本人对文化的吸收，真是很有意思。
第二，这位演讲者在讲到武士阶层开始逐渐贫困化的时候，有些混淆视听，他似乎认为因为武士阶层统治的经济基础的转变，注定了财富是在社会中积累，而造成了武士的普遍贫困，这说法就有些把对新的生产方式的占有者定义成整个社会大众的嫌疑。我对日本社会构成不太了解，但就我看得基本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书籍来看，这种新的经济方式的发展，其实在日本大众中造成了一种更普遍的贫困，新的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改变了，但也决不是在社会大众层面的。这跟英国的圈地运动没什么本质区别吧？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经济的增长是极其快速的，国家作为实体表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大众的普遍贫困却成了这个欣欣向荣的王国的末日。所以，我对这里所谓的社会享受财富并区别于西方的说法有些怀疑。
第三：学习儒学可以建立一种深远的道德涵养，以此可以抵制民族主义的喧嚣。这个我觉得跟事实更是南辕北辙了。事实上，当我们不去努力明白道德为什么为道德的时候，我们不把任何文化成果进行思维的重新咀嚼的时候，这些即成的文化成果，只能制造一种界限，而被一种因为思维缺失（当今世界文化不存在本质的缺失）而加以毫不思考的利用，那么不管是孔子的智慧，还是柏拉图的理想，都能变成最坚强的民族主义的武器。
我突然想起来史记上形容殷纣王的两段话：识足以拒谏，文足以饰非。如果我们只把占有文化当做第一要务，而对思考事情遏制的话，那么恐怕上面那两段话形容的就是民族主义了。

losern

民族主义与西方文化

今天很多人似乎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对自我文化保护最好的支柱之一，在今天这种文化觉醒意识极其强烈的年代（其实在西方已经进入了民族觉醒的后现代时期），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所必需拥有的一种区别工具。它几乎成为了区别的代名词——如果失去了这个屏障，任何国家和文化的生存空间似乎就被彻底毁灭了。甚至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跟民族主义对立的世界主义（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个主义）简直就是同化和侵略的这两个重磅炮弹的糖衣。以至于在大多数人的眼光里如果很好的调教民族主义的分量，那么它必然是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自豪感的稳定剂。
但，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一下民族主义来源的人，任何一个认真阅读民族主义经典著作的人都会清晰地感觉到民族主义浑身散发出来的那种西方文化的味道，这种味道曾经薰倒了中世纪所形成的宗教与世俗贵族所建立的完整的上帝的人间。民族主义涌动着巨大的盲目改造了欧洲的文化架构，并且在王国——帝国——共和国等一些列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奠定了它在近现代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地位。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族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赘瘤，它曾经借着西方文明所必然形成的发展轨迹壮大，而使许多人误以为它——民族主义才是西方近现代国家，乃至世界近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个根源。
要想了解民族主义，我们必须清晰的在自我检讨中认识民族概念的形成时期。在今天所有的历史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民族的形成过程被清晰的标识在了文明的开端，也就是说，当文字，城邦和一定的政治体系的建立形成了一个文明的初等活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晰的辨别这种由地域和群体个性溶合出的特色人群：民族。任何历史学家都可以轻易的在基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修养中认可民族的早期形成的事实。但，这种认可在今天的大众乃至学术心理中造成了一种用现代文化概念理解的历史代替文化意识形成的历史的荒谬。这种荒谬可以用中国人常用的一句历史格言的倒装来比喻：以今非古。
民族概念是一种现代历史哲学用来梳理人类历史的工具，实际上，民族是近现代人类学的分类名称（当然比最初人类学的基本概念：人种要高级一些），是考古学家用来区别历史状态的标签，是文明依托人类群体的肉身。在历史和哲学的领域，这个概念对我们认知人类自我的命运和未来的趋向，有着巨大的帮助，可是如果将这种近现代文化的伟大概念变成了一种文化个性的承认手段，那么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空间不仅会被完全遏制，而且任何对这种遏制所提出的疑问——不管是否合理——都会被遏制所需要的野蛮彻底摧毁。
那么民族主义又是如何在民族概念里形成的呢？或者说民族主义这种行为是诞生在何种历史环境里，又是如何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最终把它自己和民族联系在了一起呢？
如果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西欧王朝时代之前，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就牵扯到了大量的欧洲史实和宗教问题，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一系列文化的成长，在文明层面的意义远远大于以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系列为了欧洲进入当代联合状态的细胞构建——也就是说，开始为西方文明的一种体制模型提供基本的国家基础，而进行的对抗性思维。西方文明的承载体：表音文字的独特性决定了西方的发展模式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是跳跃式的，这种跳跃式并没有断层，而是一种完全符合西方文化自身特点的递进方式，中国学者喜欢说中国文明比较与西方文明是没有断层，这种说法不仅根本不能为中国文明张脸，实际上却是用西方文明作为准绳而自我贬低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陪衬的历史对比的角度，进行一种类似于对古埃及那样的精神哀悼，唯一不同的就是这股喷薄着西方文明的学术理论找到了一个古代文明的活化石而已。
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在这种苑囿里，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方文明的一次次跳跃式的发展，注定了他们在文化上的一个个的巨大的断层表现，他们提出来的最大的证据就是表音文字的一再变化：腓尼基——希腊——拉丁——欧洲大陆的诸多语言。这一个个文字体系的表现，甚至同一个语言的内部表现（比如不同时代的英语和现代英语的巨大差异），似乎证明了一个事实：一个新的文化是在一个旧的文化的废墟上汲取养料的。尽管罗马的废墟营养丰富，但它毕竟是灭亡了。
那让我们先撇开上面呢个学术问题的荒谬（因为它跟这篇文章的主旨关系不大），只来看看是谁把这样的观点义无反顾地铺张在我们面前的？是从1500年纪以后，是马丁路德的宗教疑问之后，是伏尔泰的天主教控诉之后，是达尔文进化论开始在文化领域发酵之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个完整的近代文明的进化论里提出来的。而这个时代，是西方文明中心论横行的时代，是西方人从自己的跳跃式发展中寻找继承人的时代。
于是，西方文明开始仔细考量是哪个野蛮的人群首先进入了罗马帝国的辉煌里去的？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日耳曼人，一系列游牧民族的科学代号，逐渐成了国家主体意识的祭坛，并且在这样的祭坛里，把文化继承的角色溶合进了种族考量的泥淖。
种族主义最臭名昭著的实施者——希特勒就是在这样的泥淖里变成了恐怖的怪物席卷了整个欧洲，而其实这个种族主义在其被人文科学者定义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恶习的时候，它纠缠的却是民族的觉醒。
英法百年战争是法兰西民族觉醒的号角，圣女贞德的个体体验成为了整个法兰西民族从个体认识自我群体的开始。拿破仑的大陆战争又再一次将这种开始带给了整个欧洲。于是，一些僵化的教条主义观念认为，这充分表明了民族主义在国家建立和民族觉醒上的巨大意义，但问题在于民族觉醒可以等同于民族主义吗？
民族觉醒的本质并不是独特的民族情结所建立的文化个体，对帝国形态的侵略和同化所进行的反抗，因为文化个体的形成要远远早于近代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帝国的形成，古典帝国的文化和人种的优劣感从来没有激发出一种凝结在血液和激情里的民族认同，综观欧洲近代以前的所有帝国的征战和杀伐，除了那些故意赴会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这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在19世纪的英国是为数众多的），今天的大部分客观的历史态度，都认为那是一种基本脱离与种族和地域情结（注意并没有脱离地域，而只是地域情结）的文化冲突。
这并不是说古代不存在人种歧视，实际上因为从近东到欧洲整个文明的胚胎里，部族所形成的文化群体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表现，并且和自我独特的生理形态紧密地捆绑了起来。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民族的要件上就在这里定义他们为民族。但我必须强调，这种定于出自于历史学的认知，而不是出自于被认知这得自我民族认同。在整个古文明时期，没有任何个体能够在文化里孕育出一种可以在整个文化共同体中引发出共鸣的自豪感。也就是说，文明的火种仍然脆弱的保留在上层的统治者和文化的独有者手中，大部分民众仍然只是在文化积累的习惯层面保留，在统治者制定的法规层面强化这种民族特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所有文化的保护者都将他们的眼光毫无例外地盯在了国王、贵族和皇帝的脸上。因为他们的妥协或者灭亡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就很可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夭折。
而民族的自省，也就是说从民众的角度强烈的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并且将这种存在依托于一个可以产生共鸣的文化状态里的行为，是在遥远历史的近代才形成的。本身这种形态只在于文化层面，可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在一个途径里盲目的深入下去，当达尔文在生物领域建立起一种物竞天择的规律以后，人文主义者就急不可待的在文化领域利用起这个工具来。同时，如上所述，因为欧洲的民族特性和人种特性的巨大关联，达尔文主义开始将文化的特性和人种的特性混合起来，进行一种民粹性的提炼，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臭名昭著（起码在我看来）的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种族主义最根本的基石，这种在生物层面卓越的理论，被那些不进行任何思考就迫不及待进行关联的历史大家和学术名家们运用起来（中国在民国，乃至共和国初期大部分翻译的就是这种著作）。他们急不可待的用此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方文明中心论提供坚实的文化根源。甚至开始用这种杜撰出来的文化根源腐蚀欧洲自己的文明。
民族觉醒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的文化认知，是一种个体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是一种建立在自由主义的个体尊重之上的群体安全。也就是说，民族觉醒所形成的民族观念目的并不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来构建自己和别的民族的壁垒，实际上民族觉醒是一种为了能够从更大的层面，从更容易的角度认知不同于自己文化特性的另外民族的渴望。这种渴望，在民族觉醒还没有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利用之前清晰可见，综观整个欧洲的民族运动，那种下层的狂热里，往往闪烁着追求自由和交流的渴望，尽管民族运动是血腥的，可这种血腥却带有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色彩，他们在呼唤着自己民族万岁的同时，从来没有把矛头指向另外一个民族，甚至可以毫不吝啬的说，他们往往是那么渴望另外一个民族能豪爽的和他们称兄道弟，因为对于具有民族观念的个体来说，他们原本就是把一种壁垒：封建主义当成自己的敌人。
但是利用科学的启蒙撕碎封建主义城堡的民族觉醒，并没有能够阻止封建主义在科学的躯体上构建它自己的幽灵，当贵族的高贵和血统的优秀不能依附于城堡和宗教所缔造的特权的时候，它为什么不能依附于科学的生物观和人类自古便存在的恐惧感里呢？既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既然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地理大发现的沉淀是一个个只有部落文化或者幼稚的王国文化的缓慢爬行，那么这个鲜明的对比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刺激下为什么不能转化成一种发自血统的自豪感呢？虽然这种血统已经不再是贵族的专属权利，虽然大多数的欧洲人都沾染了这种自豪感，可是毕竟特权的优势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从一个统治阶级蔓延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当整个世界在重演欧洲民族觉醒历程的时候，欧洲却在帝国主义的国家壁垒面前将种族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欧洲开始变成了一系列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渲染自己的伟大，那么，这个伟大和什么结合起来最能摄人心魄呢？希特勒给了整个欧洲一个答案。
即使在希特勒之前，种族主义的焦躁就已经在整个欧洲大陆流行着，对犹太人，吉普赛人，乃至整个东欧斯拉夫人的蔑视像瘟疫一样感染者每个西欧人。以至于在举世闻名的《西方世界军事史》里，那个在军事史和军事理论方面功勋卓著的福勒将军，仍然有意无意的用鞑靼人的特性这个称呼来形容苏联军事文化和战争理论的野蛮。但是国家主义必定是以文化垄断的形式出现的，只建立在人种特色上的鉴别，并不能够让这些国家的掌控者们感到满意，毕竟，没有谁愿意向希特勒那么狂热地去测量一个人的鼻子来确定他是否是日耳曼人。这种愚蠢得过家家的天真和强烈的不可操作性注定了国家要在文化领域加强对种族主义的塑造。
于是，民族主义诞生了。
所以，民族主义的根本特性就是歧视和特权，民族主义的两个翅膀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如果任何一个客观的人去观察一个民族主义澎湃的国家，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都是坚强的信奉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理论而且务必渴望着自己国家的无限强大，这种强大一定要指向一种优劣的比较，一种高度的文化特权的建立，于是，从本质上，任何民族主义昌盛的国家的崛起都是现代的帝国的崛起。
日本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而现代伊朗——这个建立在在霍梅尼时代夺权上的政体也清楚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咄咄逼人。霍梅尼曾经毫不掩饰自己的自己对伊斯兰革命的强烈的输出愿望，甚至认为在中国这个愿望也需要实现。这——就清楚地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动力来源。

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民族自豪感曾经塑造了一系列的追求的自由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几乎成为了任何一个寻求民族独立的国家在早期都拥有的特色，整个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现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友爱就能清晰的体现这一点。但问题在于民族自豪感的个体发展根本没有一个合适的载体进行稳定，也就是说，政权的形式和人类文明的程度决定了民族意识必须沦落成为国家概念的附属品。这是必须的过程，而且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避免，因为民族自豪感的个体热情在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空头衔里并不能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民族自豪感必然会成为国家主义的载体，最终转换成为一种民族狂热。
但，民族主义不能因为这种作用而成为一种到现在为止都要被神圣化的理由，如果说国家的建立需要这种兴奋剂式的狂热来作出必要的牺牲的话，那么现代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决定了任何一个政体要是以民族主义的态度来进行应战的话，注定是要葬送自己的。
现代国家已经从原来的政治体系转变成了文化单元，也就是说国家的概念已经开始和文化的特性和文明的结构产生了本质的联系。欧洲现代国家对自己文化的关心已经远远超出了古老的国家主义的范畴，利用文化来制造壁垒和区别的行为也逐渐被欧洲主流文化认为是一种右倾的表现。所以民族主义在欧洲逐渐沦落成完全的贬义词汇，没有所谓的狭隘或者合理的修饰，它本质就是错误的——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认知趋势。
诚然，这个趋势也只是刚刚开始，欧洲文明的警戒线依然存在，但是当对先知漫画化在阿拉伯国家激起的毫无异议的整齐狂热里，整个欧洲却在强调自由的同时，也充满了指责这种漫画化的声音，甚至在这个事件的末尾，欧洲的大多数基督教组织和大多数民众都认为这次文化冲突的责任在欧洲。

那么，阿拉伯国家呢？在一种原教旨主义（说白了就是宗教民族主义）的狂热里，在一种被认为是自豪感的喧嚣里，土耳其的一个天主教神父被毫无理由的暗杀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斥责异教徒的不自量力和像猪一样肮脏的帝国主义本性，而远在欧洲的异教徒们却表现出异常冷静的理解态度。
我的一个学艺术的朋友曾经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对任何文明都一视同仁，我永远不会说部落的岩壁绘画比不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它们一样都是宝贵的艺术。所以说一个文化比另外一个文化进步，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
我只问他了一句话:是什么让你拥有了这种包容性？一个部落岩画的绘画者有这样的包容性吗？
一个民族主义者有这样的包容性吗？
这个时代已经拒绝帝国式的崛起了，任何一个希望自己祖国在未来真的变得强大的人，都必须懂得抛弃那种短视的达尔文主义，放弃大国沙文主义的迷梦，这样我们才能为自己的文化自豪，而不是狂热。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别的国家的尊重，而不是警惕。今天只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完全彻底的（其他的国家都还有残余，但都在慢慢的退色）抱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那就是日本。
那是因为日本从来不是一个对自己未来有信心的国家，而民族主义者正在加快将这种没有信心转化成为一种因为恐惧而散发的暴力。难道任何一个理智的国民也希望自己的国家变成那个样子吗？

Ps:看到一些人说道民族主义的时候说到清朝，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认真去看待历史吧，但请谨慎，任何一点点偏颇都会成为巨大的误解。今天就写到这里吧，本身还想对小说的感觉去自娱自乐，但是看到这么多对民族主义的观点，也忍不住说了自己的想法，哈，也算总结一下吧。

losern

看看你34楼，35 楼的言论很有意思，呵呵
另外，希望你在发言之前不要给人扣大帽子，这样让人就没办法说话了，我没丑陋的维护什么阶级，我也不会丑陋的辱骂什么阶级。
文明在自身的发展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从最初的文明的诞生地苏美尔的苏撒到9世纪维京人入侵，甚至到了现代，不须曼人仍然在澳洲的土地上遵循着狩猎——采集这种人类最早的生存文化。
你思考过为什么南美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为什么不能走入你所谓的奴隶时代，进入封建时代（这个所谓的封建在中国被滥用了），最后发展与资本主义时代，然后进入您的民主呢？为什么这些文明在已经能构筑城邦的时候，却没有城邦文明呢？他们的神王时代已经达到了任何一个历史中的神往时代都不能达到的顶峰，却再也没有发展，再也没有进步，甚至连文字也创造不出来呢？如果民主是最大的进步，而这个最大的进步诞生在狩猎——采集时代，那么这个进步为什么不能单纯的推动玛雅文明进步呢？
同样的道理，太平洋岛上的一系列民族——比如塔希提岛人，也一直处于原始的部落时代，在这个您所认为的最为大的自然分工下，在您所认为的伟大劳动的锻造下，为什么却没有劳动出工人阶级呢？
可见，文明和政治见解和理想不一样，文明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连续的一系列的发展，缺少对任何一环客观的态度，缺少对任何一环客观的尊敬，一位的否定，一位的腔调一个环节，带来的不会是民主，只能是说词。
如果你没有对没有对文明最起码的冷静，而出自于一种“民主的喜好”而主观的否定和肯定历史中发生的事情，那无疑断送了民主诞生的历史，把它变成了主观的猜测，当然哲学思维和辩证法会给予就算是猜测最美丽也是最绚丽的外衣。但是，就像一句俗话一样：3岁看老，就算你看到了民主的起源是部落原始的依靠（其实我也没否认，哈哈，只是不喜欢刻意美化），但是，你想过民主的发展在历史的空间中是怎么递进的吗？难道是3岁直接进入到30岁？
你可以去看看历史，所有蛮族入侵罗马都出自什么目的？
在他们入侵罗马后，对罗马文明的态度是什么？查理曼想尽一切办法维护的西欧秩序又以什么样的结构存在的？你可以看看整个封建时代，罗马的皇帝称为是怎样被这些你所认为的根本不屑于罗马文明的蛮族所争夺的？
文明在发展中失去了阶段化的碰撞结果，那么文明就会停滞不前。罗马是一系列文明碰撞的结果，所以它极端辉煌，同样也因为这个辉煌失去了继续碰撞的可能，而最终衰落了，那个时候民主对人类的探索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实际上希腊之所以衰落，不须曼人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因为一种民主的僵化让他们失去了任何一种活跃。
我再说一遍，我对历史从来没有道德评价，罗马文明的衰落是必然的，我不会说他应该永存，我也没兴趣贬低它的辉煌和文明，我更没兴趣因为今天民主概念的时髦而刻意的在历史中任意位置都要去寻求它的伟大！民主在罗马时代之所以让位于独裁是历史的选择！罗马的毁灭也从来没有让欧洲进入民主时代（最起码是你认为的那个民主），在那个时候强调民主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
同样道理，奴隶时代也是符合文明进步需求的，自觉并不是人成为肉体上的人就存在了，劳动的改造作用并不是双手拿着斧头，推着犁就在进行。人对人这个概念认知，人对权利的一再深入也不是一夜形成的，为了这个认知，奴隶时代照样可以把无数的人变成机器，变成牛马，变成不是人，而让文明的上层深化，并加强自觉！
文明再下行，在一系列进步中将自觉不停的释放到更多人类中，将人（而不是农民，商人，铁匠……）这个概念赋予这些人以自觉。阶级观念是怎么产生的？阶级观念就是对自然分工的彻底否定，他是人类在文明化思维中对自然的疏离，而你把这种经过历史酝酿，经过几千年演进的思维模式生硬的套在奴隶主的头上，认为他们就懂得如何分离间平民和奴隶，未免有些太抬高他们了……
如果没有罗马文明，如果罗马文明没有被蛮族继承，而只是被蛮族一味的摒弃，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蛮族就不会缔造出中世纪，没有中世纪就不会有现代民主的产生！
我不是战士，我没有兴趣和你讨论您的民主是否是最先进的，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我也没有兴趣用现在的道德观念去批评古人。我们两个人的讨论说句不好听的是牛唇不对马嘴，就如黑格尔说泰利斯：很多人认为泰利斯是个唯物主义者，可我要说那是不尊重历史，在哲学的初始阶段，唯物与唯心的区别根本没有产生，在泰利斯的脑底里根本没有唯物和唯心的分别，泰利斯对水作为世界本原的认知，不出自于一种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思维，而是一种简单的抽象，水不是谁，水又是水，水还没有区别出物质与概念的对立——而我赞成黑格尔这句话，如果你的民主现代民主，那么我们两个人的民主概念本身就是对立的，你要说整个民主只有那个最先进的民主才是最好的，可我要说的是，民主作为历史的民主从来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你关心的是如何从历史中搜寻出符合这个现代民主产生的条件。可在我看来这个方法就像用唯物唯心去区分泰利斯一样难免有附会之嫌。
所以，在我看来，现代的民主我不想否定，但我也不喜欢用现代的民主所产生的道德观去否定历史，20世纪初，有一种民族主义的道德观被强调成为最先进的道德观，结果道德观变成了主义，变成了一个可以给民族带来永久幸福的欺骗，希特勒用这个欺骗攫取了一个国家，用这个欺骗去毫不犹豫地屠杀无辜，我可以接受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屠城，也可以接受维京人的肆意屠杀。游牧民族的野蛮和部落文化的残忍也是历史的客观。因为那个时代，这就是文明的结构。但如果你认为我认可罗马的独裁的合理性，客观看待古代战争的屠杀，承认专制政权对文明延续的作用，就说我赞成希特勒这难免就有些附会了吧？呵呵。希特勒不是野蛮人，希特勒不是生活在中世纪，希特勒不是来源于部落文化，希特勒不是生存于把俘虏变成奴隶认为是神的旨意的时代，希特勒是20世纪欧洲文明的产物，希特勒是民族性的现代独裁，而不是辉煌的罗马帝国。更不是杀人无数的拿破仑帝国。希特勒是反文明的，而不是文明的必然，如果你把文明演进中的杀戮和希特勒反文明的杀戮等同，我是否能够认为你也故意歪曲我呢？呵呵。还是不这样说的好，还是说我们互相误会了吧！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却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所有的哲学思维全部来自于黑格尔，这点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但问题在于，黑格尔的哲学从本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是先验的。如果仅仅把先验颠倒过来就认为是经验，这未免……
马克思不是历史学家，甚至不是一个历史爱好者，马克思所有对历史的评判不能成为历史评注，而充其量只能看为是政治哲学的需要。这种政治哲学的需要在斯大林那里被生硬的命名成四个亘古不变的历史阶段。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悲哀。
如果把马克思对历史的认知当成是历史的真理，就如把20世纪发现的北京猿人当成我们的祖先一样，是一个历史的僵化思维。如果我们不能够认真的对待历史的演进，那么我们就无法用人类迁徙说代替人类自我发展学说。同样的道理，马克思的历史观必须成为现代历史观的史料而不是灵魂，否则我们就会在北京猿人的忠诚中回避事实。
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因为任何现代史都会成为历史。一个历史思维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资料。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再发表现代性的历史评论的时候，却不能客观的去看待历史资料，不能客观的肯定历史在那个时代的进步，那么这个否定就没有任何根据。那么任何一个推进否定的否定性的进步就不会产生。
同理，如果不能肯定民主在没有成为概念的时候得非概念性，而一味强调概念的准确性和真理性，那么这个概念就没有任何根据而变成了上帝的信条，碰不得，说不得，变成了唯一的君王。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肯定，一种退步。历史就变成了列宁（其实这个观点不是列宁的，而是黑格尔的）的循环，只可惜没有了向上的动力。
我不喜欢用进步这个词汇，并不是因为进步不存在，而是因为进步成为了概念，成为了一个教条。同样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现代民主无权对历史进行道德评价的原因，就在于现代民主成为了奇幻小说式的教条。
任何一个时代的救世主都在说为了幸福，为了未来，但未来是属于未来的，未来是属于我们对历史的尊敬的，是属于我们相信今天的合理性，并开始寻求这种合理性的方向才开始的。没有任何自我探索，而一味的利用前人对未来的思维模式来否定历史，无异于否定今天，因为我们所利用的工具不属于这个时代，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时代的演进工具，我们充其量也只能停滞在这个时代。
如果马克思理论成为了唯一的真理，成为了历史的亘古不变的信条，那么部落联盟在中国的表现就无法得到解释，就只能附会，就只能给中国生硬的制造出一个封建时代。以至于封建不得以变成了两个概念，而这是可笑的，因为概念本身精确性和唯一性的代表，是排他的。
如果历史的进步只是简简单单的劳动的改造，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美洲一系列文明的停滞不前，我们就只能把它选择性的剔出我们的观察。马克思那个时代古美洲文明已经被揭开，为什么被这个广博的历史评论家忽略？马克思在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递进中一个自我循环的永动机就已经诞生了，生产力的改变来源于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改变来源于生产力。
马克思是个思维缜密的人，为了弥补这个动力的缺乏，他制造了劳动力的概念。可问题在于，劳动力或者生产力为什么在美洲的时候就不能变成文明的动力？劳动力不过是生产力的障眼法。再精密的思维模式如果是先验的，那么就只能属于哲学而不属于历史！
劳动作为概念必须诠释，这个诠释必须是新的，而不是上帝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对史料的史论化。而应该是谨慎的，客观的，建立在对历史资料尊重的现代历史思维上！
我看书确实不多，这是我的一大缺点，所以我会弥补，不过我不希望只看一类著作，不管这类著作是否已经多的我不可能看完

Donccer

的确是高产作家，lz

liuleisoleil

容我喝点脑白金泡高丽参混鹿血再来看你的文章，真是要我的老命啊，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的长

斐多

你说的那个论坛在什么地方？现在没有了吗？

占星师困惑

看完前几段，写得让人无话可说，有些有道理，有些。。。。。先不说那些关于历史的细节啊，首先一点啊，把华夏族和汉族以及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分开吧，太乱用了，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对外侵略失败的，中国的土地疆域这么大，就是侵略得来的，不过只是已经到了一个作为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极限了，------------侵略从来不是无极限的，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农业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大帝国。
而且跟你对话的那位仁兄也颇有意思，从来没有听说过西方文化的传统是中世纪文化，可以说中世纪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把希腊和罗马给吞了？西方文明传统来自于三个：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所谓的异端文化，前两者是主流。希腊文化有传承，在政治上表现为所谓民主制，这点被罗马共和国所继承，但是罗马帝国之后，就算是割断了，文明比较四散，比如说中世纪的欧洲，部分阿拉伯世界，还有东罗马帝国，西方中世纪文化从政治上来源于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第三帝国这些名字都是这么来的，查理曼，拿破仑等等，每个梦想欧洲统一的征服者，包括那些名义上的帝国皇帝都让教廷给他们加冕就是这个原因），文化上是在罗马帝国后期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化传承来的，而政治和文化二者又是仅仅相连的，文艺复兴从历史的链接来看，实际上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反动，是从阿拉伯世界链接割断的希腊文化。

文章太长了，就简单看这几段

斐多

原帖由 ilmctz 于 2008-10-30 14:19 发表
看完前几段，写得让人无话可说，有些有道理，有些。。。。。先不说那些关于历史的细节啊，首先一点啊，把华夏族和汉族以及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分开吧，太乱用了，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对外侵略失败的，中国的土地疆域这么大，就是侵略 ...

阿斑竹可以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