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ci... 于 2008-8-27 05:32 发表 
恩。。。我天天和自己做斗争。。。 契诃夫说过不少让人怦然心动的话。童道明先生特别喜欢其中的三句——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 我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这些句子，还有下面这些话，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契诃夫给他弟弟米哈伊尔的一封信里写道：“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要知道你不是一个骗子，而是个诚实的人。那就尊重自己身上的这种诚实，而且记住，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渺小的。” 在契诃夫的最后一篇作品《樱桃园》中有这样一段台词：“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想要生活在今天，我们就需要补偿过去、和它来个了结，而要补偿过去，就需要忍受痛苦，就需要不知疲倦地去工作。” 契诃夫在小说《灯火》借小说人物说：“我想，这被阳光烧烤着的草原，这宽大无边的天空，远处泛着黑光的一片柞树林和雾一般的地平线，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清楚！’”他还跟一个对此提出异议的评论者说：“您关于我的《灯火》结尾的意见，我不敢苟同……我们不必不懂装懂，不如直接声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清楚。只有傻瓜和骗子才什么都懂。” 契诃夫生活在19世纪的俄国，但他的思想属于所有人和所有的时代。 契诃夫写于1892的小说《恐惧》中的主人公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大学毕业后，在彼得堡政府机关工作，后来辞职去经营农业，他有一个庄园，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但他并不开心，岂止不开心，他常常感到恐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告诉我，我的好朋友，为什么每逢我们要讲一个可怕的、神秘的、离奇的故事，我们不是从生活里取材，都总是从鬼世界和阴间去取材。” “那么你了解生活吗？告诉我：你了解生活胜过了解阴间吗？” 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坐得跟我贴近，因此我觉得他的呼吸吹在我的脸颊上。在黄昏的微光中，他那白白的瘦脸好像比往常还要白，他的黑胡子跟煤烟那么黑。他的眼睛悲哀，真诚，微微显得惊吓，仿佛他马上要对我讲一件可怕的事似的。他瞧着我的眼睛，用他素常那种恳求的声调接着说： “我们的生活和阴间的生活同样叫人不能了解，同样可怕。谁要是怕鬼，谁就也应当怕我，怕那些亮光，怕天空，因为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明白那些东西不比阴间的鬼魂少离奇，容易懂。王子哈姆雷特没有自杀，因为他怕自杀的情景会在他死后常到他梦中来。我喜欢他那段著名的独白，可是说老实话，它从没感动过我的灵魂。我既是你的朋友，就该向你承认：有时遇到心绪郁闷的时候，我暗自想着我临死时的样子。我的幻想编排了上千种顶顶悲惨的情景，我弄得自己又痛苦又兴奋，仿佛梦魇的情形一样；我向你担保：即使那样，我也还是觉得不及现实可怕。我不了解生活，好朋友，我怕它，我不懂。也许我是一个病态的人，心绪不正常吧。健康正常的人好像都了解自己所看见和所听见的一切似的，可是这个‘好像’在我却是不存在的；我天天拿恐怖毒害我自己。有这么一种病，害怕宽敞的空间，可是我的病是害怕生活。每逢我躺在草地上，瞧着一个昨天出世的小甲虫，一点也不了解的时候，我总觉得它的生活里没有别的，只有恐惧，我还在它身上看见了我自己。” “我什么都怕。我天生来不是一个深奥的思想家，我不大关心阴间的生活，人类的命运；事实上，我很少专心致志地想那些玄虚的东西。使我害怕的，主要的是我们当中谁也逃不脱的那种日常生活。我没法辨别我的行动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使得我烦恼。我认定教育和生活条件把我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虚伪圈子里，我的一生不是别的，不过是天天努力骗自己，骗别人，而且努力避免看见自己在欺骗罢了；一想到我至死也逃不脱这种虚伪，我就害怕。今天我做一件事，明天我就会不了解我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我在彼得堡做了官，结果我害怕；后来我上此地来种田，我又害怕……我觉得我们知道的很少，因此天天犯错误。我们不公道，我们互相诽谤，破坏彼此的生活，我们把我们的力量全浪费在一些我们不需要的、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谓事情上；这就使得我害怕，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为了谁要这样做。我的好朋友，我不了解人们，我怕他们。一看见农民，我心里就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比较高尚的目标在受苦，他们活着究竟是为什么。要是生活是享乐，那他们就是些不必要的、多余的人；要是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只在于贫苦和无穷无尽的、没有希望的愚昧，那我又不明白这种苦难是针对谁的需要，为什么需要。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我全不懂。” 这段话先是让我震惊和费解，继而感到怵惕和不安，以至不寒而栗，我越读越感到恐惧，就像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一样。我似乎能够理解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的恐惧了。契诃夫之后100多年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不公道，我们互相诽谤，破坏彼此的生活，我们把我们的力量全浪费在一些我们不需要的、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谓事情上；这就使得我害怕，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为了谁要这样做。” 我们知道，反庸俗、反保守、反愚昧是契诃夫小说的三大主题。契诃夫尤为痛恨的是庸俗，他认为“庸俗习气是巨大的祸害”，“莫斯科的生活，目前在我看来是非常沉闷和庸俗的。我简直到了要咬人的地步。”《套中人》、《一个官吏之死》、《胖子和瘦子》以及《变色龙》中的人物既俗不可耐，又是极其保守的。契诃夫用高度概括的笔法，创作了一个个典型人物。“套中人”和“变色龙”已成为人们的口头语，前者是胆小怕事、不满于新生事物人物的代称；后者则是善于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者的别称。他们实际上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就是你、我、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能心安理得地嘲笑别里科夫吗？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重复道，“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写些没用的公文，玩‘文特’牌戏－－难道这不是套子？至于我们在游手好闲的懒汉、图谋私利的讼棍和愚蠢无聊的女人们中间消磨了我们的一生，说着并听着各种各样的废话－－难道这不是套子？哦，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现在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看别人作假，听别人说谎，”伊凡·伊凡内奇翻了一个身说，“如若你容忍这种虚伪，别人就管你叫傻瓜。你只好忍气吞声，任人侮辱，不敢公开声称你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们一边，你只好说谎，陪笑，凡此种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个温暖的小窝，捞个分文不值的一官半职！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套中人》） 伊凡·伊凡内奇要给我们讲的那个很有教益的故事，是关于他的弟弟尼古拉·伊凡内奇是如何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变成为一个俗不可耐的庸人的—— “我们兄弟两人，”他开口说，“我叫伊凡·伊凡内奇，他叫尼古拉·伊凡内奇，比我小两岁。……我们的童年是在乡间自由自在地度过的。我们完全跟农家孩子一样，白天晚上都待在田野上，树林里，看守马匹，剥树的内皮，捕鱼，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你们也知道，谁哪怕一生中只钓到过一条鲈鱼，或者在秋天只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看它们在晴朗凉爽的日子怎样成群飞过村子，那他已经不算是城里人，他至死都会向往这种自由的生活。 我的弟弟身在省税务局，心里却老惦记着乡下。一年年过去了，他却还坐在老地方，写着老一套的公文，想着同一件事情：最好回乡间去。他的这种思念渐渐地成为一种明确的愿望、一种理想－－要在什么地方的河边或湖畔买下一座小小的田庄。 “我弟弟是个善良温和的人，我喜欢他，可是对他的这种把自己一辈子关在自家庄园的愿望，我向来不表同情，人们常说：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地就够了。可是要知道，需要三俄尺地的，是死尸，而不是活人。人们又说，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向往土地，向往庄园，那是一件好事。可是要知道，这些庄园无异于三俄尺土地。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沸腾的生活，跑得远远的，躲进自家的庄园－－这不是生活，这是自私，懒散，这也是一种修道生活，然而是一种毫无功绩的修道生活。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不是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这个广阔天地里人才能展现出他自由精神的全部性能和特征。 “他绘制了自己田庄的草图，每一次图上都是同样的东西：一，主人的正房；二，仆人的下房；三，菜园；四，醋栗。他省吃俭用：经常半饥半饱，不多饮茶水，天知道他穿什么破烂，倒像叫花子，可是不断攒钱，存到银行里。他成了吝啬鬼！我看见他心里就难过，常常给他点钱，过节前也给他寄点，可是他连这个也存起来。一个人要是打定了主意，那就拿他没有办法了。（《醋栗》） 后来他总算购得了一处庄园，在庄园里栽种了醋栗。终于有一天，醋栗结出了果实。契诃夫通过伊凡·伊凡内奇之口，以嘲讽的笔调描述了尼古拉·伊凡内奇志满意得地吃醋栗的情景： 尼古拉·伊凡内奇眉开眼笑，足有一分钟默默地、泪汪汪地看着醋栗，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随后他把一枚果子放进嘴里，得意地瞧着我，那副神态就像一个小孩子终于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真好吃！”他说。 接着伊凡·伊凡内奇事实上也就是契诃夫发出沉重的叹息继而是愤怒的控诉和严正的警告—— 我看到了一个幸福的人，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无疑已经实现，他已经达到生活中的目标，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对自己的命运和他本人都感到满意。每当我想起人的幸福，不知为什么思想里常常夹杂着伤感的成分，现在，面对着这个幸福的人，我的内心充满了近乎绝望的沉重感觉。夜里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他们在我弟弟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铺了床，夜里我听到，他没有睡着，常常起身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果子吃。我心里琢磨：实际上，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压抑的力量！你们看看这种生活吧：强者蛮横无礼，游手好闲，弱者愚昧无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到处是难以想象的贫穷，拥挤，堕落，酗酒，伪善，谎言……与此同时，每一个家庭和每一条街道却安安静静，人们心平气和。在城里五万居民中，没有一个人会大声疾呼，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慨。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上市场采购食品，白天吃饭，夜里睡觉，他们说着自己的生活琐事，结婚，衰老，平静地把死去的亲人送到墓地。可是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在幕后发生的生活中的种种惨事。一切都安静而平和，提出抗议的只是不出声的统计数字：多少人发疯，多少桶白酒被喝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秩序显然是必需的；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象。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真应当在每一个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的门背后，站上一个人，拿着小锤子，经常敲门提醒他： 世上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现在多么幸福，生活迟早会对他伸出利爪，灾难会降临－－疾病，贫穷，种种损失。到那时谁也看不见他，听不见他，正如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可怕的庸俗和普遍的麻木不仁？伊凡·伊凡内奇内心充满了近乎绝望的沉重感觉，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的绝望，而伊凡·伊凡内奇似乎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这又让我想到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喊。 “我一清早就离开弟弟的庄园。从此以后，我就感到城市的生活难以忍受。那份平静和安宁令我压抑，我害怕看别人家的窗子，因为现在对我来说，没有比围桌而坐一道喝茶的幸福家庭更令人难受的场景了。我已经老了，已经不适宜当一名斗士，我甚至不会憎恨了。我只是心里悲哀，气愤，懊丧，每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如潮水般涌来，弄得我十分激动，不能安睡……唉，要是我还年轻该多好啊！” 他突然走到阿列兴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之后又握他的另一只手。 “巴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语气说，“您永远不要感到满足，不要让自己麻木不仁！趁您年轻、强壮、朝气蓬勃，您要不知疲倦地做好事！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如果生活中有意义有目标，那也绝不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在于更明智、更伟大的事业。做好事吧！” 这番话伊凡·伊凡内奇是带着可怜的、央求的笑容说的，仿佛他是为自己央求他的。 《新娘》中觉醒的娜佳决心与旧生活告别，小说是这样结束的—— “别了，亲爱的莎沙！”她想，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三年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小说《三年》的结尾让人多少感到一点振奋—— 拉普捷夫不由自主地瞧着他们，心里暗想，也许还得再活十三年，三十年呢。……那时候会经历到什么事呢？将来有些什么事等着我们呢？他暗想： 看见什么？不是十三年，也不是三十年，我们已经活过契诃夫一百多年了，我们看见什么了？问题没有解决，也许永远也不会解决。 契诃夫为什么能存之“永远”？因为契诃夫的作品包涵着人类永恒的思索、永恒的困顿和永恒的希望。1901年契诃夫的《三姐妹》问世，20世纪刚刚开始的俄国观众，从这个剧本的第二幕里听到了两段这样的对白： 维尔希宁 让我们幻想一下……比如我们死后，再过二三百年，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 图森巴赫 什么样呢？以后人们都坐了气球在天上飞，衣服也改了样儿，也许第六感觉被发现了，并且发达起来，但生活还是一样艰辛，一样充满神秘与幸福。并且，再过一千年，人还是这样叹息着：“唉，生活真艰难啊！” 一百年过去之后，世界各国的观众大概还能相信契诃夫通过他的戏剧人物说的话：“再过二三百年……生活还是一样艰辛，一样充满神秘与幸福。”所以，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在1960年纪念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契诃夫存在于所有有人在追求、有人在痛苦、有人在爱、有人在挣扎、有人在欢乐的地方。” 最后，我用契诃夫的小说《草原》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当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深邃的苍穹，不知何故思想和心灵就感到孤独，开始感到自己是绝望的孤独，一切认为过去是亲近的，现在却变得无穷的遥远和没有价值。天上的星星，几千年来注视着人间；无边无际的苍穹与烟云，淡漠地对待人的短促的生命；当你单独和它们相对而视并努力去思索它们的意义时，它们就会以沉默重压你的心灵；在坟墓中等待着我们每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