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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访谈 对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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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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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20 11:12:40

新浪微博达人勋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谈论失败的收益呢?仅仅是因为失败意味着和非我的脱离,失败后我找到了自我,不再装成另外的形象,我开始把我所有的精力仅仅放在我关心的工作上。如果我在其他方面成功过,我可能就不会具备要求在自己领域内获得成功的决心。我变得自在,因为我已经经历过最大的恐惧。而且我还活着,我有一个值得我自豪的女儿,我有一个陈旧的打字机和很不错的写作灵感。我在失败堆积而成的硬石般的基础上开始重筑我的人生。

    你们可能不会经历像我那么大的失败,但生活中面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永远不失败是不可能,除非你活得过于谨慎,这样倒还不如根本就没有在世上生活过,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失败给了我内心的安宁,这种安宁是顺利通过测验考试获得不了的。失败让我认识自己,这些是没法从其他地方学到的。我发现自己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自我控制能力比自己猜想的还要强,我也发现自己拥有比红宝石更真的朋友。

   从挫折中获得的知识越充满智慧、越有力,你在以后的生存中则越安全。除非遭受磨难,你们不会真正认识自己,也没法知道你们之间关系有多铁。这些知识才是真正的礼物,他们比我曾经获得的任何资格证书更为珍贵,因为这些是我经历过痛苦后才获得的。

   如果给我一个时间机器,我会告诉21岁的自己,个人的幸福建立在自己能够认识到:生活不是拥有的物品与成就的清单。虽然你们会碰到很多和你们一样大或年长的人分不清楚生活与清单的区别,但你们的资格证书、简历,都不能等价于你们的生活。生活是困难的,也是复杂的,它完全超出任何人的控制,谦虚的认识到这些能使你们在生命的沉浮中得以顺利生存。

   你们可能认为我选择想象力作为第二个演讲主题是因为它在重筑我人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虽然我会不遗余力地为床边故事的价值做辩护,但我已学会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评价想象力的价值。想象力不仅是一种能促使人类预想不存在事物的独特能力,从而成为所有发明和创新的源泉;从想象力或许是最具改革性和启示作用的能力这点讲,它更是一种能使我们同没有分享过他们经历的人产生共鸣的力量。

    我最伟大的生活经历之一发生在写《哈利波特》前,当然我在后来书中写的很多东西与这个经历有关。这个启示来源于我最早期工作之一。我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总部的研究部门工作,虽然我在中饭的时间逃出来写小说,但我需要这份工作来支付我20多岁时的房租。(注: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志愿组织,致力于为释放由于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以及给他们的家庭发放救济等方面的工作。)

在   那儿我的狭小的工作室内,我匆忙得读着从各地集权政权内传出来的潦草信件,这些信件是那些冒着进监狱风险而向外传播发生在他们身上惨剧的人偷运出来。我看到了无影无踪就消失的人的相片,这些相片是家里人或朋友送来的。我读着被酷刑折磨的受害者的证据和他们受伤的照片;我打开手写的,目击者对审讯和处决的摘要记录,以及对绑架和强奸的叙述。

我的许多同事以前是政治犯人,他们因为勇于不附和政府而独立思考,以致被赶出自己的家,或者被放逐。来拜访我们办公室的人包括那些传递消息的,或者尝试弄清楚那些被迫离开的人身后的真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非洲来的被酷刑折磨的受害者,他是一个和我那时候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但在他家乡经受过的拷打后,他已经有了精神病。当他向录像机讲述强加在他身上的暴行时,他无法控制地发抖。他比我高一英尺,但像一个小孩一样脆弱。后来我的工作是护送他去地下站,这个整个生活被野蛮摧毁的男子礼貌地握着我的手,祝福我一生幸福。

只要我活着,我就能记住我沿着一个空旷的走廊走,突然从后面关闭的一扇门传来我从没听到过的充满痛苦和恐怖的尖叫。门打开了,有个研究人员探出头,让我快点跑去弄点热饮料给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年轻男子。原来,她刚告诉那个男子,为了报复他对他国家的政权做了公开的反对演讲,他的妈妈被抓住、处决了。

在我20多岁时工作的每一天,我提醒我自己我是多么的幸运啊,能生活在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国家,在这里合法的陈述和公共审判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每一天,我看到更多的证据,证明邪恶的人类为了获得、维持权利而加害与他们同样的人类。我开始为这些我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东西做恶梦,是文字恶梦。

然而,我也在国际特赦组织学到了比我以前知道的更多的人类善良的一面。

国际特赦组织动员了数千位没有因为信仰问题而被拷问或入狱的人,让他们来代表那些经历过这些的人行动起来。人类的同理心具有能引导集体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能拯救生命,让囚徒获得自由。在这种活动中,那些拥有受到保护的个人福址和安全的普通人聚在了一起,来拯救他们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见面的人。我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参与是我生命中最卑微,也是最令人振奋的经历之一。

人类和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不同,人类能够在没有自我经历的情况下学习和理解。他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思他人所思,想他人所想。

当然,这是一种力量,如同我虚构的魔法,这种力量是道德中立的。有人可能常运用这种能力去操作和控制,就像用于理解和同情一样。

而且,许多人根本不喜欢训练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宁愿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维持舒适的状态,也不愿麻烦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是现在的自己,那么应该是什么感觉呢?他们拒绝听到尖叫,拒绝关注囚牢,他们可以对任何与他们自身无关的苦难关上思维与心灵的大门,他们可以拒绝知道这些。

我可能会羡慕那些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但我不认为他们的噩梦比我少。选择在狭小的空间生活会导致精神上的恐旷症(对于陌生人、事物的恐惧),而且会带来它自身形成的恐怖。我想那些任性固执的缺乏想象力的人会看到更多的怪物,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害怕。

甚至于,那些选择不去想他人所想的人可能激活真正的恶魔。因为,虽然我们没有亲手犯下那些昭然若揭的恶行,我们却以冷漠的方式和邪恶在串谋。

我在那个经典走廊(harry potter书内的一个地点?)的末端学到的,也是我18岁时在那冒险搜寻但不知道怎么定义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如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所写的:“我们对内在修养的追求将会改变外在现实。”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说法,然而它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会被证明一千多次。这句话部分地说明了我们和外部世界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只能通过生命存在来接触别人生命的事实。

但是你们,2008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们,到底有多么得愿意来感受他人的生命呢?你们对付困难工作的智慧与能力,你们赢得和接受的教育,给了你们独特的地位和责任。甚至你们的国籍也使你们与众不同。你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属于这个世界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你们投票、生活、抗议的方式,你们给政府施加的压力,会产生超越国界的影响。那是你们的特权,更是你们的负担。

如果你们选择用你们的地位和影响力来为没法发出声音的人说话;如果你们选择不仅认同有权的强势群体,也认同无权的弱势群体;如果你们保留你们的能力,用来想象那些没有你们这些优势的人的现实生活,那么不仅是你们的家庭为你们的存在而感到自豪,为你们庆祝,而且那些因为你们的帮助而生活得更好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会一起来为你们祝贺。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世界,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拥有了足够的力量:那就是把世界想象成更好的力量。

在我的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对大家还有最后一个希望,这是我在自己21岁时就明白的道理。毕业那天和我坐在一起的朋友后来成了我终生的朋友。他们是我孩子的教父母;他们是我碰到麻烦时能求助的人;他们是非常友善的,不会为了我在死亡复活节那天用他们名字而控告我的朋友。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中;我们沉浸于这段永不能重现的共同时光内;当然,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将来成为国家首相,我们也沉浸于能拥有极其有价值的相片作为证据的兴奋中。

所以今天,我最希望你们能拥有同样的友情。到了明天,我希望即使你们不记得我说过的任何一个字,但能记住塞内加,我在逃离那个走廊,回想进步的阶梯,寻找古人智慧时碰到的另一个古罗马哲学家,说过的一句话:“生活如同小说,要紧的不是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好。”

我祝愿你们都有幸福的生活。

谢谢大家。


[ 本帖最后由 高频激光 于 2008-9-8 17:28 编辑 ]
2008-8-20 11: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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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很长啊
2008-8-20 20: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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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哈利波特最新一集,混血王子要上映了
2008-8-20 23: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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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这个标题牛 我以为他老妈复活了哪
2008-8-21 11: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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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哈哈,有趣儿,看看(rf2rf)
2008-8-24 2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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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一般喜欢的说(rf3rf)
2008-8-25 05: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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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很感动  

把世界想象成更好的力量

生活如同小说,要紧的不是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好
2008-9-7 21: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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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人民网访谈记录:奥运与公民教育

主题:奥运与公民教育
嘉宾 傅国涌   李 方 
主持人:祝华新   华闻在线总编辑

主持人:今天是个难得的凉爽天气,欢迎两位嘉宾来到人民网舆情频道。有人说做过时政评论员李方的身上具有“古典自由主义”的风格,我看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傅国涌先生。访谈开始之前,先请嘉宾给网友问个好吧。

李  方:大家好!都在忙奥运忙昏了:)
傅国涌: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很高兴在这里和朋友们交流。

中国的变化很大也很小

主持人:北京奥运期间,《今日美国报》8月12日发表文章《骑着自行车寻觅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您认为这位美国记者自行车上逛京城,在中国草根民众身上,有可能发现哪些巨变和不变的东西?普通的中国人,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一路走来,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告别了历史?

李  方:从安东尼奥尼以来,“多大程度告别了历史”--我想这个过程是持续的,我不太主张某个重要节点(比如奥运会)会造成决定性影响。我想我们将会发现,奥运会结束后,我们仍然是我们,我们不会根本改变什么。希望这是一个持续的变化过程。

傅国涌:中国的变化很大,也很小,变化大的方面如高速公路、摩天大楼、通讯设施、超级市场,还有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等等,变化小的方面如我们行使权利、维护自身权利,管理社会的方式等等。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已渐渐告别历史,但是从本质上,我们还是生活在历史中,历史的进步还需要每个人付出努力。

我们与国际接轨也有隔阂

主持人:北京奥运能否发挥类似“五四运动”那样的文化启蒙作用?在中国打开国门30年后,让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国际社会,熟悉国际惯例和现代文明要素;同时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7年前申奥成功时,李方先生曾经称呼奥运为中国的“成人礼”,今天看来,中国的国民素质、政府素质已经发育到什么阶段?

网友“夜色深沉”:李方,7年过后,您觉得中国成人了吗?从火炬传递的情况看,还比较青涩啊,呵呵。

网友“清风朗月”:从这次对郎平的态度看,民间成熟多了,没有三十而立,也有二十八九了吧。不成熟的是奥组委,哈哈。

傅国涌:北京奥运不可能发挥类似“五四”那种文化启蒙作用,没必要夸大奥运的作用。说实话,在大的历史尺度之下,这次奥运到底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潜在影响,还是个未知数。奥运更多地毕竟还是政府行为,对于大多数普通公民来说,缺乏内在的关联,不管是在北京比赛,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比赛,大家无非是看电视而已。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很难看到它带来了什么新因素、新价值、新变化,这与“五四”完全没有可比性。当然现在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渠道都比三十年前的封闭时代要多得多了,可以说我们在经济上、消费方式上(包括物质消费、娱乐消费)逐渐开始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但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们对国际社会的了解仍然很不够,存在着很大的隔阂,甚至不愿了解。世界对我们的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过程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李  方:同意傅先生观点。这次奥运,什么伟大意义都可以往上贴,唯独“启蒙”二字那是不搭界。
网友“大山子”:请问两位嘉宾是否同意:奥运是中国的公民教育的过程,而不是终点?
傅国涌:在我看来,奥运只是公民教育的一个起点,过程都还没有展开,当然不是终点。

体育有利于“优良公民的养成”

主持人:出版家王云五提出:一个人从幼年、少年到青年,在体育运动中,可以无形中养成团体精神、正当竞争、守规则、忠诚、毅力、勇敢、忍耐、不骄、不自私等美德;运动场不光是养成优良运动家的地方,也是优良公民的养成所,体育设施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公民教育的设施。您认为在体育所体现的公民教育方面,今天还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或者说,我们需要警惕体育活动中,哪些做法伤害“优良公民的养成”?

傅国涌:体育的目的大体上无非三个,一是个人性的,以健康为唯一诉求,体育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和方式;二是团体性的,在体育活动中可以得到合作的训练,包括群体性的庆祝、联欢和娱乐等;三是竞赛,由体育的个人性和团体性逐渐发展出相互之间的竞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竞技体育。第三个目的是从前面两个目的延伸、派生出来的。王云五从体育的团体性出发,把体育看成优良公民的养成所。我非常赞同这一深刻的洞见,体育和公民美德、公民教育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而是连这种努力都没有真正开始,在观念上没有清醒的认识,在行动上缺乏自觉。所以,第一步就是观念的养成,包括对竞技体育、对金牌都要有一种平常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今天简单几句话说得清楚的。

网民这次表现得比较清醒

李  方:这次奥运我最担心的两件事:1. 主场的裁判因素;2. 观众不文明不懂规矩--现在看来都存在。但是我也很欣慰地看到,网络上没有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很多人清醒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没有被民粹的口水淹没。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进步。

体育大国不是用金牌来衡量

主持人:一个体育大国,不仅表现在少数尖子选手勇夺金牌,它首先表现在体育融入国民的日常生活。您觉得全民健身、群众体育和国民身体素质与改革前相比,在哪些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在哪些方面有所退步,特别是体育理念方面的退步?特别是在处理精英体育和大众体育方面,有哪些经验教训?

傅国涌:与改革前相比,看不出国人的身体素质有什么提高,或者反而不如以前,很明显的就是现在学生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但是医疗、营养等条件比过去要好得多,所以掩盖了这个问题。在体育理念方面,我们现在是举一国之力办竞技体育,这是刚性的国家导向,是主导性的,其他的一切都被看作是从属的、次要的、可有可无的。这是典型的国家体育,是以国家作为目的,而不是个人体育,即不是以每个个体的身体素质为最终目点的。在金牌战略之下,竞技压倒了全民健身,即使我们拿下最多的金牌,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体育大国。真正的体育大国主要不是用金牌,换言之不是用竞技体育来衡量的。依靠个别的、极少数的人从小训练去拿金牌,这不是一条通往体育大国的道路。这种压倒性的精英体育很容易被扭曲,变成一种面子和装饰,而忽略真正的体育精神,远离体育的本来目的。

奢侈健身消费与公共体育之间的平衡点

主持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白领和富裕阶层的健身消费日益繁荣,出现了高尔夫、游艇等贵族运动;与此同时,面向普通民众的体育服务似乎在萎缩。请嘉宾分析,如何在体育健身的市场化和公共品免费供给方面找到平衡点?

傅国涌:针对富人阶层的奢侈健身消费如果纯粹是市场化的产物,与公共投入无关,没有人以公款好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这类消费,成为掌握公共权力的一种新型的腐败方式,那当然也无须指责。如果不是,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至于面向普通公民的体育服务,政府无条件要提供免费的公共品,这与体育健身的市场化之间不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哪怕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什么体育大国,仅仅是基于国民身体素质等原因,政府也必须得做,何况这钱本身是纳税人自己的。

李  方:市场化的偶像会对群众参与公共体育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结合点或者“平衡点”

把许多事情交给民间去办

网友“顺其自然”:请问嘉宾,奥运对民众观念的冲击显而易见,你们认为奥运对官方的教育大吗?比如煞费苦心发明的加油手势,到了赛场几乎没人用,比如谢亚龙之类的把足协副主席当官场交椅等等。会不会让官方受到教育,把许多事情交给民间去办,政府不要再费力不讨好的做了?

傅国涌:奥运对官方的教育意义,目前还看不出来。把许多事交民间办可能也有很长一个过程。中国离一个公民自主的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李  方:这么想恐怕是有点乐观了。你知道中国官场是讲究政绩的,这次奥运会政绩好,肯定会继续强化以往官方认为是正确的做法。

公民教育与制度改革同步

网友“陈许”:请教傅先生,地球上许多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可是有些国家享受了民主制度的坏处而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如印度,贪污盛行、政府效率低下、社会分层厉害、妇女没有公民权利等。看来不是政治体制一改,实行普选,问题就全解决了。而是要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它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同意吗?另外问一句,公民教育是否必须先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实施,或者至少要同时进行?

傅国涌:民主从来就不是包医百病的万能灵药,政治体制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找到比民主更好的方式。我当然同意民主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公民教育是个长期的过程,我赞同和制度改革同步。



还学生自主的体育锻炼时间



主持人:教育部规定,中小学生在校内的运动场地4平方米/人,每天保证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对体育师资和体育器材配备也有明确要求。但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在内的经济发达地区都未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文化课占用体育课的情况相当普遍,而且得到不少家长的拥护。落后地区,学校体育更是变成马路跑步操练,以至于2005年冬天的早晨,在山西沁源县发生了21名晨练师生丧生的惨祸。事后,山西省政府发誓要在第二年为中小学建造1000个标准操场。在“应试教育”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您希望如何有效地保障学生体育?

傅国涌:学生进入学校,原本不只是为了学教科书,做练习题,应付考试。近二十年,特别是十几年来,我们片面强化应试的功能,相当程度上把人的教育窄化成了工具的教育。事实上,“应试教育”的恶果已经一点点显现出来,给一个民族敲响了警钟。

民国时代,南开中学有一个有名的“三点半”,就是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必须到操场上去活动,不得留在教室里,这是硬性的规定。南开的教育实行的是人的教育,用素质教育还不能完全概括,也就是把每个学生本身当作目的。知识的传授,体育的锻炼,以及其他的课外活动,都是围绕这个目的展开的,分数在这里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衡量学生、教师、学校的尺度,是超越单一的考分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他们求知、求真和创造的欲望,使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心智。

在“应试教育” 的背景下,我希望至少不要占用体育课和课间活动的时间。体育的考核也不仅仅着眼于某些项目是否达标,而是更多地让学生享有可以自主的体育锻炼时间。
2008-9-8 16: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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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人民网访谈记录:奥运与公民教育

民族未来寄托在“立人”之教育

网友“三点水”:请傅老师回答吧,呵呵。前段时间,在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座谈会上,有人说,李慎之、江平老师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没有过多的等级意识,非常单纯,没有多少城府,特别可亲,而有的中国人“表情非常复杂,不流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是不是在不断训练人的狡诈,不诚实的这一面。您认为说得对吗?你也谈谈当前的教育问题吧。听说你一篇教育的文章被人民日报“用”过。:-)

傅国涌:李慎之先生、江平先生都是燕京大学出身的,至少那个时代的教育体制还是多元的,私立的、公立的和教会的学校可以并存。我们的教育当然出了问题,但是教育的问题不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教育的背后有更深层的根源。你提到的这个说法我比较理解,教育是立人的,一个民族的未来最终还是寄托在教育上面。制度的变迁可能在一夜之间戏剧性完成,但人的品质被毁坏了,要从头再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的教育是工具性教育的极至,抽掉了人的教育最本质的内涵,换言之,这样的教育努力把人变成机器,而不是人本身,这一点比什么都可怕。我写过一篇批评基础教育的小文,《人民日报》大概是从博客上转的,题为《还给学生仰望星空的闲暇》。



“鸟巢一代”说法不一定恰当

主持人:韩国《朝鲜日报》提出“鸟巢一代”的概念,指中国二十来岁的奥运志愿者,特别是大学生,英语好,擅长与外国人对话,熟悉西方社交礼仪,但爱国心强,“我们完全信任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妨碍奥运会的行为”。韩国留学生说:“奥运会让中国大学生的爱国心空前高涨,在他们面前根本不能提及人权、少数民族等问题。”据您观察,与六七十年代生人相比,他们身上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他们具备完整的价值观吗?六七十年代生人了解他们的思想脉搏、价值取向和审美偏好吗?

傅国涌:“鸟巢一代”这个说法不一定很恰当,只能概括一部分年轻人,不能涵盖所有这个年龄的人。大致上说,他们基本是独生子女,没有吃过苦,还没有直面过这个时代和民族、国家的命运,对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也缺乏足够理性的思考,与上一辈相比,他们身上追求物质享受、轻松娱乐的成分多了一些,游戏的心态强了一些,他们的“爱国”也常常停留在表层的单一激情上,其中有不少虚骄、自大、盲目的成分,未经岁月的淘洗,缺乏沉淀,还没有定型。现在为他们下结论还有点早了,他们今天的思想、价值、审美偏好对未来的人生诚然有影响,但是他们都处在变化之中,他们到底将变成什么样子,还在未定之天。社会的潮流,他们自身的遭遇、处境等等,都会影响到他们最终的取向。何况他们也不是一块铁板似的整体,每一代人都是要分化的。即使现在来看,在他们的同龄人中也不乏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有着清醒认识,追求一种超越消费主义之上的生活方式,并愿意为此作出努力的人。

李  方:其实我觉得,每一代人彼此之间的相似率超过90%,没必要夸大“80后”“90后”的不同。但是他们在这个人生阶段,同样表现盲从、国家主义等令人担忧的特质。这是一股很难说清楚的力量和激情。我最怕的是形成类似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心态,当时德国人觉得自己强大了,应该取得相匹配的地位,遇到不顺利就产生一种“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的心理,导致后来的历史悲剧。固然中国不太可能与世界为敌,但我依然担心“民意”的破坏性力量,更担心当政者短视地利用这种力量。



现在是商业文化的时代

网友“三点水”:李总编,我的一个网友说,左派比较喜欢你。听到这话你有何感想?
李  方:呵呵,我本来就是一个中间派。
网友“夜色深沉”:在今天,左派高唱假主义,右派回避真问题,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李  方:如果你关注“80后”特别是“90后”的状态,我想也许你会发现,传统意义的“左派”“右派”已经被消解了。现在是商业文化统治,“左派”“右派”渐渐边缘化,沦为pose而已。

傅国涌:不同意,更贴切的说,中国自封的“左派”不过是伪左派,中国的“右派”则是被打击的对象。



文化启蒙:新时代有新方式
主持人:与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不同,近年来的大学生似乎更容易被消费型文化时尚所左右,不容易受到学术理性的影响。80年代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那样的学者在大学生中的风光,更不要说上世纪初《新青年》那样的文化大师对年轻人的震撼性影响,似乎很难重现了。在今天,学术文化启蒙还有现实操作性吗?

傅国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这个时代的命题。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和上世纪80年代不同的环境,消费主义盛行确有很强的解构性,对人追求精神层面的提升是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大多数人会把追求世俗价值当作生命的全部,并为之心安。事实上,在多数时代,将精神追求放在世俗追求之上的总是少数人的事情,即使在“五四”和80年代也是如此,只是相对而言,那些时代文化启蒙的空间更大一些,形成了一种风气,造就了一代有精神追求的人。就是今天,启蒙并没有成为过去,足以与李泽厚他们相比甚至比他们更有创见、更具关怀意识的学者也不缺乏,而且一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即使在消费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里,他们真实的声音,他们的思想仍然有存身之地。何况今天我们处于网络时代,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可以互动的新平台。类似李泽厚、刘再复那样单向的灌输时代结束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出声音,每个人都可以提供自己的思考,学者也只是在多元的声音中呈现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也不再需要复制80年代那样的模式,新的时代自然会有新的方式。

当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顾准

网友“清风朗月”:傅先生:感觉您身上有一种当代人身上少有的贵族气质,但与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那种贵族子弟气质又不太一样。您如何评价自己,是一个现代人,还是借居于都市、“生活在别处”的士大夫?

傅国涌:也许我身上有的只是民间气质,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然是现代人。我寻求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普通公民,独立而有尊严地活着,我身上没有古代的士和“往事”中的贵族子弟那样的情怀。

网友“中宵劳梦想”:傅先生,您的近代自由分子系列真是遥远的绝响。在您眼里,近59年来,哪些文化人比较符合您的价值理想呢?举一位,希望不是钱钟书。
网友“清风朗月”:更不会是余秋雨吧,哈哈。
傅国涌:如果推一个人的话,我眼里59年来第一位知识分子应该是顾准先生。
网友“盛世喝汤”:傅老师,我在万圣书园听过你的讲座《二十世纪和平转型的三次机会》,真过瘾啊。(*^__^*) 嘻嘻……我是余英时的粉丝,你喜欢他吗?也谈谈吧。
傅国涌:余英时先生是我很喜欢的学人,是华人知识分子的楷模,他身上的道义关怀比他专业上的成就同样令我怀抱敬意。他专业的造就,在其他海外华人中也有可以与他比肩甚至比他强的,比如何炳棣、杨联升等人,他才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



民主具有自我纠错机制

网友“202.91.185.226 ”:华国锋病逝,默哀,虽然他的思想偏左,但为人谦和,有容人之量,嘉宾怎么看?
傅国涌:华是一个过渡时代的政治人物,他的悲剧是制度的产物。
网友“中宵劳梦想”:请问嘉宾,被控国际洗钱的陈水扁,是民主之耻,还是说明民主终归有办法曝光贪腐?

傅国涌:应该是后者。民主具有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机制。

金庸的新闻评论更精彩

网友“123456”:想请傅国涌先生聊一下金庸。我有一个朋友是金庸迷,去年作为某大学研一的学生,又报考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考是考上了,回来后跟同学说呢,考浙大就为了想见见金庸老先生,这下好了,被原学校研究生部给逮住训斥了一回,说这个事情要报到教育部了,整个一个闹剧啊。呵呵。想来,这也算是一个真实的奇闻了吧。我那个同学在大学里写金庸有关的论文,办金庸文化讲座,还算热火。最后想请教傅国涌先生的是,您认为现在的青年应该如何来接受与体认金庸的作品呢?

网友“中宵劳梦想”:金庸文学上是“金”,政治上是“庸”,比如他对米洛舍维奇的同情,嘉宾同意这个观点吧。

傅国涌:说金庸文学上是“金”,政治上是“庸”,后者我赞成,前者有点保留,他在文学上没有那么高,这一点他自己很清醒。浙大请金庸是一件很可议之事,金庸只是挂名而已。关于金庸的作品有两部分,没有结集出版的新闻评论和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我个人喜欢并肯定前者,不过我想你说的是后者,青年人要是喜欢,自然可以去读,但必须明白那只是娱乐性的通俗小说。

李  方:金庸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主流,他努力“弘扬”传统中那些好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他对人性缺乏深刻的理解,其实他的作品是完全谈不上深刻的。

强人崇拜的情结很危险,人格魅力与责任并存

网友“夜色深沉”:好像年轻人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欣赏金日成、查韦斯、米洛舍维奇,甚至萨达姆的,嘉宾对此有何评价?好像李方在7年前那篇奥运是中国成人礼的文章中,也批评过支持米洛舍维奇的傻事。

傅国涌:这种强人崇拜的情结是很危险的,如果伴随一个人终生的话更是如此。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很强烈的以成败论英雄倾向,不问是非,只论成败,造成对权势者、强者、一切成功者的崇拜,这是很坏的东西。
李  方:其实这几个人,作为人来说是有某种人格魅力的,很多人心里同情他们并不奇怪。问题是,既然他们担任了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就必须承担超过人格魅力之外的责任。我们不可以把两者混淆。

互联网加速公民社会的形成

网友“陈许”:请问李方老师,网络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媒体,它加速了民主化的步伐。请问李方老师,是不是由于对传统媒体的管理造就了网络媒体的主流地位?顺便问一句,互联网在哪些方面加快了公民社会的形成?重点谈谈网络社群吧,结合腾讯QQ群谈。谢谢啊!

李  方:你的观点很尖锐啊。的确,网络媒体的主流地位,跟中国目前法律政策的控制有很大的关系。这些政策法律,等于扶植了本土互联网企业做大。互联网加速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个在地震中看得很明显。但是也不要太乐观,终究还是政府在主导,一放一收之间,差异极大。



市场化媒体的制高点

网友“逐鹿中原”:今年在奥运期间的报道,可以看出各种媒体间的理念、操作手法、管理方式等有结构性系统性的不同,对受众的影响也不一样啊。能不能请李方先生谈一谈在市场化媒体的工作感受啊?呵呵。

李  方:谢谢!在市场化媒体的最大感受,那就是必须拼命啊。这次奥运报道,我们腾讯网的都在连轴转,一天工作十七八小时很普遍。管理方法上,肯定是结果导向的;理念上,肯定是要对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操作手法,肯定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占领制高点的,比如我们每天都能够请来当日新出炉冠军进行访谈,经常是他们夺冠后一两小时,就出现在腾讯的访谈室了。

主持人:预定的时间快到了。在奥运的人声鼎沸中,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激情之外理性观照的清幽和清凉,多谢!
傅国涌:谢谢各位网友、谢谢主持人,再见。
李  方:谢谢,再见!
2008-9-8 16: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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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这个时代太需要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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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这个时代太需要思想了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马国川

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

经济观察报:你父亲那一代人献身理想主义,你自己也一度在理想主义的鼓舞下“上山下乡”。回首历史,你是否有一种虚无之感?

邓晓芒:无数人献身理想主义,结果却结出一个怪胎。这个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而是一个民族的惯性思维模式造成的。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运动、风波,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模式。在分析社会制度发展原因的时候,只追究个人的责任是很肤浅的,必须要考虑到文化背景。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说,不能够用道德谴责来代替理性的分析?

邓晓芒:道德谴责是不够的,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文化根基中缺乏自由、人权。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今日中国需要造就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这些东西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脑子,而是来自我们时代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如果知识分子不去响应,就是辜负历史的责任。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思想者能否顺应历史潮流,造成一种全国上下的思潮,一种改变我们民族的惯性的思维模式。

经济观察报:我们需要思想的解放。

邓晓芒:现在有一股思潮完全是反对思想解放的。它反对普遍人性、普遍人权,而且动不动就拿出“国情”来应对它,说这些都是西方霸权,不能把我们的传统丢掉了。其实,我们从小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想丢都丢不掉!如果不反思的话,只能停留在中国传统上,就没有办法进步。普世价值的确是近代西方人找到的,但是他们也寻求了好几百年,并不是西方文化本来就有的。虽然是普世价值,但总得有一种文化把它提出来,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在西方文化提出来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只适合于西方,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普世价值。其实想要拒绝也做不到,比如奥运会是西方来的,恐怕没有哪个当代中国人会拒绝它。

经济观察报:随着中国的日益富强,一些人更加起劲地鼓吹传统的优点。

邓晓芒:国家富了,社会进步了,但是进步是靠什么?靠儒家吗?不可能,还是靠现代科技,靠社会开放和思想解放,靠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些人认为,我们现在有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可以倒退回到传统里面去,这是没有出息的想法。肚子吃饱了当然好,但是太平盛世就是吃饱肚子吗?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是启蒙的时代,但是经过了启蒙,为什么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却要再次乞灵于传统?
邓晓芒:因为现在启蒙的话语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再说也没人听了,大家想听新东西,于是马上就有了所谓的“新东西”,其实,不过是把古代的东西又拿出来炒一遍而已,这些东西在中国永远不会遭到真正的挫折。很“有效”啊!很“解渴”啊!从上到下都很支持,觉得还是传统好。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使然,任何东西都视为一种 “法宝”,不见效就扔了,又换另外一个来尝试,不能坚持,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当然最“合适”的就只剩下“一仍旧制”的传统了。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本身就是急功近利的,所以不能持久,不能够化成真正自己骨子里的东西。

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弘扬传统文化
2008-9-10 21: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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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邓晓芒:这个时代太需要思想了

经济观察报:这恐怕就是你提出“新批判主义”命题的原因吧。

邓晓芒:对于传统文化要有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态度,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这样一种态度。中国文化几千年积淀下来,没有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就谈不上弘扬,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也才能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别的什么东西,传统文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长进,就是传统文化的衰落;我们进步了,就是传统文化在生长。我们要进步,就只有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继续?

邓晓芒:当然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在八十年代启蒙基础上一直延续过来的,也是从五四以来延续过来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通过反思,我认识到,八十年代的启蒙太浅,应该深入下去,变成我们血液中的东西。
为什么今天仍然需要启蒙?这是现实的需要,不能离开现实谈思想。很多很不错的思想者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迷惘境地,好像谈思想就是谈思想本身,就是看哪个在思想上钻得更深。例如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一些学者强调西方人也在批判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要把西方人怎么批判他们自己的东西搞清楚,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谈引进西方文化。这些人把自己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这样就把自己当成圣人了,当成无所不知的上帝了。要把所有东西搞清楚才发言,你就永远不能发言!因为正当你以为把西方人的思想搞清楚了的时候,西方人可能又变了,追“新”赶“后”,你永远追不上西方人。我们处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要针对现实。西方人批判他们的传统,批判他们的启蒙,这种批判拿到中国来能不能起作用?你在中国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我的立足点是现实,只着眼于现实,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能拿来就拿来。

经济观察报:一些学者经常以貌似通才的口吻告诉我们,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文化呢,我们干嘛还要引进他们的文化?他们也经常以嘲讽的口吻谈论民主、人权,不屑一顾的样子。

邓晓芒:这些人的可笑,就像那个“何不食肉糜”的笑话一样。如果真的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应该对中国的事儿有所了解。现在中国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最大的事情是维权,而不是维权过度;是民主,而不是民主过度。西方对于民主、自由、理性的批判,是建立在他们对现实的反思之上,而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理性的传统,在我们需要耐心培育的时候,他们却质疑这些东西的价值,完全是错位的,没有现实感,钻到学术的牛角尖里面去了。这能够改善中国的现实吗?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才有学术,不能把别的星球上的理论硬拉来用到我们这里。有些学者如果是出于学术上的呆板,胶柱鼓瑟,尚可理解;另外一些学者的表演则更像政客,而不像学者,可鄙可叹。

当前知识界没有思想

经济观察报: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有人说,今天知识分子堕落了。

邓晓芒:也谈不上堕落,是本性的暴露。中国士大夫历来如此,他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非常大义凛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又表现得非常猥琐。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缺乏个人独立意识,缺乏个人的人格尊严。哪怕是在他表现的大义凛然里头也有猫腻。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具有投机的本性,他认为谁代表“天道”、“天命”就跟谁,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也有被“天道”所弃的时候,这种时候就只有自暴自弃,堕落。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当前知识界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邓晓芒:主要问题是没有思想,不去思想,只想着怎么能够出风头、出名,完全坠入名利的枷锁里去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学术体制似乎也确实能给知识分子提供这些东西。

邓晓芒:收买,再就是失去了现实感。有些人没有下过乡,也没有接触过底层,压根就没有现实感,以为做学问就是在书斋里面翻书,懂一两门外语。他们老在这个层面上讲来讲去,跟他们说不清楚。我至今觉得,我的学问是在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一种道德上、伦理上的、哲学上的根据,人生观的根据。

经济观察报:他们理解你吗?你的思想能够影响哪些人呢?

邓晓芒:我不需要他们的理解。社会是分层的,我不能直接面对底层说话。我的思想可以影响一些人,比如说知识分子、学术界,然后在作家里面,在社会上的读书人里面会有一些影响,通过他们就可以影响到下层社会的人了。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思想者,你是很孤独的。

邓晓芒: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来搞这些问题,但总得有人搞。我是很自信的,因为我发现很多大学生对我的思想是能理解的,我觉得我的思想跟这个时代是合拍的,是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
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思想,它能够使我们中国人的眼界有一个提高。真正思想的力量不是用强制,而是用你自己的现身说法,才能引起共鸣。
2008-9-10 21: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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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龙应台:一个没有墙的华文世界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7033

     华文世界非常广大,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也曾与历史的变革紧密互动,但它也四分五裂,隔著巨大的墙。打破这堵墙的亚洲周刊,是华人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亚洲周刊是华文世界里唯一的一份跨区的华文刊物。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两个问题就被含蓄地突显出来了:一是,什么是华文世界。一是,华文世界其他的刊物为什么不跨区?不跨区,又代表了什么?

    当我在为今晚的小小演讲作功课时,我问自己:身为一个父母来自中国大陆但是自己生长在台湾的知识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华文世界”这个概念的?

    台湾被海环绕,但是海,对于长期被“戒严”的台湾人而言,并不意味著万商云集、海阔天空,反而意味著封锁和孤立,在自我意识中,台湾和香港,台湾和大陆,大海如天堑,都是隔绝的,可能还不如台湾和美国来得近。对于香港人,可能伦敦也比大陆或台北较近。

    一九七五年到美国留学,看见了唐人街,是第一次认识到,和自己同种族同语言同文化的人,却竟然可以不同国。看见唐人街上走著的人,觉得熟悉又亲切,可是仰头看看广场和牌楼,又觉得非常陌生,因为那种风格,不是台湾的,却又说不出它是什么。一直到三十年后我真正认识了香港,才发现那个风格的出处。

    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九零年代初,才认识到,你不能称他们为“华侨”或“侨胞”,因为他们是别国的公民。当时很惊讶,于是开始思索:是啊,你想,法国人会称魁北克人为“法侨”吗?德国人会称瑞士人为“德侨”吗?这个“发现”,当时很震惊,因为自己所接受的教育里,从来不曾有这样的省思。震惊之余开始审视:那么我所接受而从未怀疑的视角,是个什么呢?

    那当然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由北向南、由上往下俯视的角度,从而得出一个观察:“胞”这个词,有时候用来称呼彼此,通常也暗示“有难”。譬如爱国青年在上海街头为难民募款时大喊,“同胞们”,或者领导人说,“全国军民同胞们”。有时候,“胞”却是拿来称呼别人的,而凡是冠人以“胞”的,都有一个“俯视”的角度。台湾人称原住民为“山胞”,大陆人称台湾人为“台胞”、香港人为“港胞”、澳门人为“澳胞”,大陆人和台湾人合起来称东南亚华人为“侨胞”,都有一种从中心看边陲的礼貌。中华民国人长期称大陆人为“大陆同胞”,是因为仍旧抱持著「中央”的心态在面对需要被“拯救”的“沦陷”的大陆。

    现在情况改变了,“大陆同胞”这个语汇也消失了。生活过得去的,称那过不去的人为“难胞”,伸出救援的手。那被人家“匿称”为“胞”的,除非落难需要拯救,否则心中有所不安,恐怕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谁都不愿被人俯视。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给的震撼教育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地理和历史认知上的盲点。我一点一点累积自己对东南亚华人的认识。零六年在砂劳越,到了诗巫,发现诗巫大多是福州人,而且基督徒多,我很惊讶。做了一点功课,发现,那开天辟地的人叫黄乃裳,黄乃裳是什么人?

    黄乃裳(一八四九—一九二四)是福建省闽清县人,十八岁就信教,虔诚传道之余,也关切新政改革。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康梁逃亡国外,黄氏也去国南游,认识了砂劳越王布鲁克(Rafah Brooke),后者邀请他到诗巫(Sibu)垦荒。黄乃裳沿拉让江勘查之后,认为可行,于是回乡招募大批福建美以美会信徒,总共一千一百十八名男丁加上数百家属,飘洋过海,到砂劳越开荒垦地,建立家园,建立教会与学校。卫理公会(即美以美会)就成为当地最大的教派。

    我也明白了当时的“垦约”条件。
    根据合约,砂劳越政府须给予垦民贷款(成人每名三十元,小童每名十元)以及负担部分船费(每名五元),垦民到达后,政府准在拉让江两岸的新珠山、黄师来等地给予耕地(每一成人三亩,二十年内免税),二十年期满后,由政府发给地契,每亩一年完税一角,将来政府如需用移民耕地,须出相当价值收回,以偿移民损失。

    我还发现,黄乃裳和连横(连战的祖父)是好朋友。一九零五年,连横来到厦门,和黄乃裳一起创办《福建日日新闻》。连横任主笔。

    我更惊奇的是,黄乃裳和中国近代史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是一***五年在北京“公车上书”的举人之一,他在福州创办福州第一份报纸《福报》,鼓吹新观念。一***八年,参与康梁的百日维新,事败后第二年,到新加坡,任《星报》主笔。一九零零年,到了拉让江畔,成立“新福州开垦公司”,十邑移民分三批到达,总共一千六百人。一九零四年,他触怒了砂劳越政府,被驱逐出境,经过新加坡,认识了孙中山;回到福建,在厦门和连横共创《福建日日新闻》。零六年回到新加坡,加入同盟会。零七年发起潮州黄冈起义。

    我看得目瞪口呆,我所邂逅初识的诗巫,竟有这样一段鲜活立体的近代史,有这样精彩的开拓人物。一九零零年一千六百个福州移民初抵蛮荒,黄乃裳是跟著第二批移民,大约五百多人,一起抵达诗巫的。拉让江岸上有百人迎接,五百人一上岸,踩到土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历史,多么有震撼力的景象,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史,也不过如此吧?为什么知道的人那么少?为什么没人把它写成小说?为什么没人把它拍成电影?为什么它不在我们的小学历史课本里?

    事实上,这些壮丽的历史,非但东马砂劳越的华人本身不见得都知道,西马的人也不见得知道。更别提境外的新加坡、或香港、台湾、大陆了。我慢慢地发现华人世界里区与区的隔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报纸是彼此不过边界的。香港人一般不会在报摊上买台湾的报纸,台湾人不会看香港的报纸。大陆人,很多人以为“港澳”是一个地名、一个地点。

    一位知名的上海学者,当我告诉他香港和台湾之间彼此的陌生和隔绝,他大吃一惊,因为,在大陆,“港台”是一个概念、一件事。也就是说,大陆对港、澳、台,只有非常肤浅的认识。没有任何境外的华文媒体进得去大陆,大陆的刊物,出来得也稀少,即使出得来,看的人寥寥可数。

    这种划地为限,在欧洲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巴黎、柏林、伦敦、罗马的街头报摊,绝对买得到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的报纸;在同一个德文世界里,苏黎世、维也纳、柏林分属三国,但是三国的报章杂志是相互流通的,读者重叠,作者跨国,文化界、知识界不被国界划分。相较之下,你说华文世界非常广大,是的,它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华文世界其实也没那么广大,因为它是四分五裂、互为沟壑的,在区与区之间、国与国之间,隔著巨大的墙。 ( http://www.tecn.cn )
    作为卖字维生的作者,货物不流通是有优点的,一篇文章在隔离的各区各国刊登,可以一稿多投,一文多金。
    但是我多么向往一个没有墙的华文世界。走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的大街上,可以在花花绿绿的报摊上随意买到当天的任何一个华人城市的报纸。北京的读者细读台北的社论,台北的作家写稿给上海的杂志,香港的评论家在辩论马来西亚的问题,新加坡的编辑在向吉隆坡的专栏作家约稿。

    可以确定的是,华文世界在文化上要真正的生机充沛、创意奔放,在思想的深刻上要真正的扎根,从而提升华文世界在全球文明上的份量,也就是说,让华文世界不仅只是自得于“大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崛起”,而是在文化和文明上累积出足够的能量,对世界人类的总文明有所贡献,那只有在区与区、国与国之间有大量思想交流和撞击之后,才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亚洲周刊二十年前的创立,是有远见的;它能屹立二十年,更是一件令人珍惜的事,是华人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原编者按:这是龙应台教授在亚洲周刊二十周年庆祝晚宴上的演讲词《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2008-9-10 22: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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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很精彩的摘录,特别喜欢龙应台
2008-9-16 20: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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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去学校了 08.11.27

艾未未
http://www.bullog.cn/blogs/aiww/archives/227504.aspx

与清华学生的对话

摘录

.........
Q 我想知道您在创作的时候灵感来自那里?是日积月累还是灵光乍现?

A 这个很难说,一半是烦躁一半是无聊的时候,因为在烦躁和无聊的时候排斥了其他的诱惑,你会进到一个比较偏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状态,这都是说不清楚的事,有时候也挺为这个发愁的。

Q 我记得您在您的博客上说过,中国的设计比中国足球还差,我想请教您,中国设计差的原因,是因为设计者的问题,还是公众对这些作品的接受能力所导致的这样差的局面?

A 古代的设计者是优秀的,这段文化很长涉及范围很广,中国又是一个非常讲究的民族。
我说的中国的设计差是指今天的设计。原因来自于近百年尤其是近五十年,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社会,这个不幸是来自于中国的人文主义,个人自由思考受到了历史性冲击和政治干涉,使我们的教育和文化的生长环境受到了限制。在一个缺少自由和自由精神的国度,经济的困绕和其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困难,在这种种困境下的文化和艺术的缺乏。设计是跟多种行业联系在一起的,它与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文化发展状态,自我意识,自信程度有关,跟科技发展和材料有关,综合以上原因。

Q 在您的印象中你对清华建筑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A 清华建筑系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客观的说,客观的说就是不应该再说了。作为一个建筑系它是具有最优势的条件,因为中国面临一个要解决多数人的生存现状,中国又有很强的历史或者是中国面临了很大的问题。中国消耗着相当世界建筑的总量或者北京的建筑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建筑总量,我想这些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遗憾的说,我们在建筑上面是没有任何建树的,不论是清华或者是其他院校都是没有建树的,建树这个词不是太好,可以这样说,在建筑上我们没有提出我们的思考,想法及做法,这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这不是个人问题,是系统的问题。很多人很聪明能力也很强。我同时接触了很多中国的建筑师和国外年轻的建筑师,那么他们差别在哪,什么使他们在能力上发生变化。一是认识问题的能力,因为建筑面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这是一个取舍的最基础环节,我们受到伦理和道德选择的制约,诸如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个社会是怎样的,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回避了那些跟伦理有关的问题,一个失败的可悲的现象。无论是我们的老师也好,老师的老师也好,要么是本身糊涂要么装糊涂,还有很多昧着良心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为人师表。一个在伦理上站不住的人怎么能为师呢?

Q 您做作品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国家的现状,那您在做作品的时候最看中的是那些呢?

A 我只有在很不愉快的时候才会想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经常会问,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会去做一件作品跟国家荣誉有任何关系,任何一件作品首先是属于人类的同时是属于自己的。


Q 您对非主流有什么看法和忠告?

A 做一时的非主流是很容易的,长期的做非主流是很难的,非主流有价值,如果非主流只是希望成为主流的话那么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Q 当您面对人类如此浩瀚的智慧海洋历史和您自己深不可测的内心还有与他人交往的这种困惑,您是否感觉过绝望?

A  我说生命是一个奇迹,奇迹来自于每天都很绝望但是每天还有那么多新鲜事存在。
.............
2008-11-30 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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