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会否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出现大危机或崩溃？

student_wm

中国的经济有殖民地化的倾向

2008maomao

aubonj

准备着要么各个公司开始接连倒闭
要么购买力疯狂跳水直到支撑不住

只要这些二把刀企业不倒闭，老百姓的购买力就继续下降，苦啊
现在还是撑着面子上，让人还以为金融危机不来，实际上就是让全社会本来应该兑现的钱全都套住或是蒸发

weiyuanzhang

崩溃不至于，危机免不了

Marlboro888

.......................

gestle

转型呗，出口外向型向内需增长型转变，劳动密集型关门外迁，搞好了，中国可以在世界衰退中继续保持增长。

不过这改革哪那么容易，拔颗牙还要留点血呢。

TEDDY哥

这个投票真叫人不爽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上帝啊 还调查 P

华尔街之殇

崩溃，开玩笑，我们是社会主义，别老那资本主义那套来就事论事！

party2007

晕，不至于崩溃的
中国的经济十分多样化

sempr

不好说

United

OVERREACTION?
呵呵，看来SUBPRIME是UNDERREATION咯

魔天道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消费？
　　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他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撰稿·汪　伟(记者)
　　至少在2008年第三季度之前，还有人预言，中国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因为金融业的开放程度有限，中国的金融机构的确幸运地逃过一劫，而没有像欧美银行那样，面临破产清算的窘迫局面。但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美国和欧洲实体经济的衰退成为定局，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经济并不能“独善其身”，更遑论“一枝独秀”了。
　　2009年将是困难的一年。对那些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尤其如此。这些经济体都程度不同地依赖于美国国民的消费。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的GDP占到全球GDP的四分之一，而其中的72%又是国内消费创造的。但美国是这次危机的风暴中心，因此美国的国内消费将从72%的高位走低。据预测，到2008年底，美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将回落至70%以下，今后则将很一直下降到65%，甚至更低。这对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商品出口国来说是个坏消息，也足以让任何“独善其身”和“一枝独秀”的乐观打算落空。
　　对中国来说，要保持经济增长，提振国内的消费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但这很不容易。因为要让普通中国人放心地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消费，势必要改变中国社会目前的利益格局——首先是分配格局。这尽管必要，却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的局面。提振内需的计划因此将受到许多障碍的考验。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消费？
　　2007年，中国国民消费只占GDP的36%。通常认为，消费不振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消费意愿不足，其二是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意愿往往又受限于消费能力。那么，中国人不敢消费，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吗？
　　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其实可以为消费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用罗素的话说，是因为他有理性，为了未来的福利，可以牺牲眼前的享受。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他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第一个原因是经常被提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或者社保水平很低。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筹划养老。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退休金，对企业退休职工来说，如果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质量就会比工作时大幅下降。为养老而储蓄，是中国人继“养儿防老”之后的第二个最深入人心的养老方案。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因而是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一个湖南的农民工在深圳打工期间，要缴纳30%的收入作为社会保险。但等他老了，深圳方面不会付退休金给他，因为他在深圳只工作了几年就回老家去了，没有达到连续缴费的最低年限。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保险账号带到湖南去继续缴费，因为湖南和广东是两套社保体系，互相不能对接。所以他离开深圳的时候，只好把打工所得的20%(统筹部分)白送给深圳市政府。这种制度性的弊病妨碍了社保制度实现其预定的目标。
　　除了“存钱防老”，中国人还必须“存钱防病”。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不超过50%)住院和治疗费用。在农民急需的门诊保障方面，“新农合”无所作为；而且这一制度建立的时间很短，只有5年的历史，所以资金总量很小，需要中央政府持续注资，才能维持下去。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比农民高，但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的经济压力。有统计说，不少中国人不到身体实在扛不住了都不会去医院，因为他们担心付不起医药费。很多人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昂贵的教育收费当然也是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入不足，一个理性的国民就必须克制眼前的消费，而把大部分收入存进银行，以备未来生活所需。
　　这是中国人不敢消费的直接原因。
　　政府投资抑制了消费
　　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往往同时存在。银行里的钱也不是从此锁进保险柜。银行要获得利润，还是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把钱投进生产领域。所以高储蓄率往往伴随着高投资率。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存的时期。19世纪的美国和二战后的日本是这样，1978年之后的中国也不例外。家庭财富的增长带动了投资和经济起飞，经济发展又使得家庭财富继续增加。一定时期之内，社会似乎进入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种增长的模式可以称之为投资驱动型经济。
　　但投资和生产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张。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在国际贸易不发达的时代，一国之内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平衡状态。如果生产扩张得太快，以致和消费水平严重失衡，出现过剩，反过来将使企业破产，社会生产力下降，以使得生产重新与消费平衡。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危机”。
　　中国是典型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持续了30年之久，却没有因为生产和消费不平衡而导致经济危机。这不是经济学原理失灵，而是因为今天的生产和消费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尽管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但由于GDP总量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型经济”，生产和消费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平衡。
　　所以，全球的产销平衡取决于美式生活方式和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的经济总量、政治制度、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甚至地理位置，都给美国国民带来了乐观、稳定的预期，让他们敢于“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理论上来说，超前消费和贷款消费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不可能持久。但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国政府掌握了美元的发行权，就可以通过输出通胀来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时间。格林斯潘就是这样做的。他主导的美元政策维持了长期的繁荣，但现在，还债的时候到了。
　　美国将进入一个消费率下降而储蓄率上升的阶段。与此相反，像中国这样的商品出口国，必须在国内找到市场，以弥补因为美国衰退而失去的那部分订单。降低国内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是唯一的选择。
　　不幸的是，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由于高投资率有赖于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有赖于低消费率，所以长期来看，高投资率必然会抑制消费。
　　显然，中国的相关政策一直助长“投资抑制消费”的倾向。这些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外收入增长很快，近年来更是连续三年以30%左右的速度激增，但是养老、教育和医疗制度迟迟不见起色，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大多数钱被投资到了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和形形色色的效益不明的项目中去了。
　　这无疑是严重的角色错位。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体，中国很难产生强劲的内需。这是当下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

魔天道

　　用“糖”思考，也许是金融海啸来袭时政府需要现学现用的一门课程。
　　撰稿·金　姬(记者)
　　圣诞节要到了。南半球正值夏季。但圣诞老人并没有因为天热就忘记澳大利亚。
　　幸运的澳大利亚人最近收到一份圣诞节大礼。每个澳大利亚的孩子拿到了一个1000澳元的红包，400万名退休人员拿到手的还要超过这个数。据信，圣诞老人至少光顾了200万个澳大利亚家庭。
　　办这份大礼所费不菲，所有的礼金加起来，要超过80亿澳元(合52亿美元)。这个阔绰的圣诞老人是个白人，会说中文，还有个中国名字，不错，他就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圣诞节大礼是澳大利亚政府总额104亿澳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陆克文总理呼吁澳大利亚的退休人员和家庭，“以负责的态度花掉这笔钱”。
　　他说，如果这些钱被用于圣诞消费，那么就能保住很多澳大利亚人的就业岗位，并避免新的一年中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
　　“派糖”的政治学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意思是说，政府可以直接发钱给国民。米德认为 “社会分红”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工具，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分红”有扩大消费的作用。
　　香港人是很懂得“社会分红”的，他们形象地称之为“派糖”。实际上，他们不仅懂得什么是“派糖”，还知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样的至理名言。
　　香港回归11年来，经济由大跌再到大起，先后历经四任财政司司长的港人，对于政府“派糖”早已不陌生。今年2月24日，在新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前的最后一个周日，香港约10个组织逾200多人，联合8名立法会议员，由中环遮打花园至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团体向财政司长提出“十大诉求”，首要要求增加生果金(高龄津贴)至1000港元。三天后，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发表任内的首个财政预算报告。报告显示，2007年特区政府财政储备由3693亿港元相应增加至4849亿港元，综合盈余达到1156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7.2%，是历来最高的综合盈余。
　　顺应民众呼吁，港府提出了一系列税务减免计划：首先，香港纳税人在明年年初上缴2007至2008年度税款时可获得75%的退税，上限为2.5万港元。其次，边际税率将保持不变，税阶将从3.5万港元增至4万港元。基本免税额将从10.5万港元增至10.8万港元。
　　这个红包不可谓不大。当然，经济学家要警惕政府“派糖”的用心：是关心民生，还是为了为执政党拉选票。
　　今年6月12日，面对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泰国政府宣布向穷困民众每月发放300-400泰铢(约合60-80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预计补贴计划至少持续一年，以减轻通货膨胀给穷人生活带来的压力。此外，政府还划拨了一笔用于降低农民、渔民、运输工人部分生产成本的补贴款。“派糖”显然是政府公关的一部分。
　　今年10月30日，麻生首相宣布日本政府将新增支出5万亿日元(550亿美元)，其中2万亿日元(220亿美元)用于明年3月底之前向全国家庭发放现金补贴，相当于4口人组成的标准家庭可以领取6万日元(660美元)补贴。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麻生内阁支持率较上月下降9个百分点至36%，而反对率则上升15个百分点，达到41%。此外，48%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民主党在下届选举中取胜，只有36%希望自民党获胜。所以，也有不少人把麻生的“派糖”行为看做一种政治作秀。
　　而经济学家一旦同意政府“派糖”，往往就跟米德的判断有关：在萧条之际，政府有必要通过直接发钱给国民，促进消费，拉动经济。
　　眼下全球面临金融危机，消费萎缩，对那些主要依赖消费拉动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内需不振意味着经济萧条，于是，寰宇之内，政府“派糖”之声不绝，也就不足为怪了。
　　“派糖”经济学
　　“派糖”有多种派法。澳大利亚这样包红包是一种方法。今年2月15日，新加坡也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红包。政府从64亿新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财政盈余中拨出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还富于民，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人均可分到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约合人民币500元)。另外，为强化教育投资，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子，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150-600新元(约合人民币750-3000元)不等的津贴。
　　新加坡政府向国民发“红包”的做法，其正式称呼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以新加坡全体国民为发放对象。2001年，亚洲金融风暴刚刚平静，新加坡仍处于经济衰退中。为了帮经济困难的民众度过难关，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了“新新加坡股票计划”，从多年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向国民免费派发股份。从此起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就成了新加坡政府的惯例。
　　退税是另一种方法。今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该法案分两年实施，即2008年先实施退税1520亿美元，2009年再落实160亿美元。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该方案。
　　大多数政府两种方法兼用。11月11日，何厚铧发表澳门政府2009年度施政报告，表示政府来年将再度推出向永久及非永久居民派发不少于5000元(4300元人民币)及3000元(2580元人民币)的现金分享计划；继续减收全体澳门就业居民25%的职业税，免税额增加至12万元；继续豁免房屋税收3500元税款；继续对住宅单位作出每月为150元的电费补贴；澳门学生每学年发放1500元书簿津贴制度。
　　2009年是何厚铧任内的最后一年，“派糖”似乎是他显示政绩的最好机会。到新一届政府接任时，澳门除了130多亿的土地基金，还有历来一直滚存的500多亿元，加上2008年200亿元盈余用剩的部分，新政府会有700亿至800亿元储备，现在给澳门人发点红包并不成问题。
　　今年11月18日，台湾地区“行政院长”刘兆玄宣布，为刺激岛内消费，决定向台湾居民每人发放新台币3600元消费券，总计高达500亿新台币。“财政部”初期将以年所得30万元以下家庭为优先照顾对象，以45万户中低收入家庭为主，估计将有135万人受惠。2周后，台湾又提出全民减税方案，预计每个申报户将可获得新台币3000到4万元(约合人民币750-10000元)不等减免。
　　新加坡、美国和澳门、台湾两地的“派糖”，背景是金融风暴，可以看做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面对危机，中国也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中国国民能收到来自政府的“红包”吗？
　　学会用“糖”思考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就以米德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根据，并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分红计划、“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划拨部分国企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计与构想，建议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在今年1月份召开的上海两会上，政协委员邢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委员们虽然几乎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但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其“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从统计数字计算出，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因此，只有财政税收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陈志武建议：“中国民众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家的红利了。”
　　这样的呼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显得尤其重要，虽然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但绝大多数都将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这些“砖头补贴”上，对于“派糖”这样的“人头补贴”，只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举措。广东东莞市就拿出临时生活补贴1.99亿元，惠及19.92万困难群众，以减轻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最近的例子则是成都市政府向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城乡重点优抚对象等发放超市消费券100元。用“糖”思考，也许是金融海啸来袭时政府需要现学现用的一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