憾天记--记航天发展的风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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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让钢铁飞翔》



毛泽东及其随行的元帅将军们，在莫斯科广场的阅兵式第一次看到了最新型的火箭　

新中国建立后，领袖层明显地感觉到外来威胁地存在。因此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重要的议题。当时这些技术的惟一来源是盟友苏联，然而苏联当时只同意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不愿进行具体的技术援助。
在此之前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第二个月，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召唤海外学子回国。
95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钱学森和他的夫人终于回到了祖国。在此之前，由于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的是高精火箭技术的研究，因此在他提出希望回国的意愿时，美国有人声言宁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赤色中国。于是他的回国成为当时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的中美两国外交上的一场各取所需的谈判。
回国的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钱学森任院长，刘有光为政委。然而当时他们的全体部下--新调来的156名大学生和五院当时的各级干部别说火箭的基本概念，就是火箭的模样都没人见过。

1955年秋,钱学森和他的家人回到祖国

朱礼文：“当时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学的是飞机设计啊，我好多同学都去搞飞机，但是最后分配的时候，分配到我们的（五院），就来搞火箭，这是我当初没想到的。”　　1957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伴随着苏联卫星成功的雄壮进行曲，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等人再一次来到了这个正沉浸在欢庆喜悦中的“老大哥”国家。在十月革命阅兵式的红场上，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看到了最新型的火箭，它就像一把战神之剑。

苏联送给中国的P-1近程地地导弹

当时苏联提供的两发P-1型第一代地地弹道式导弹，其中一发是供教学用的解剖弹，另一发是完整的实弹。

踌躇满志的毛泽东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此时的这些年轻人是他实现宏大理想的希望。中国火箭一起步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被命名为“东风”系列。自古以来只能把酒问青天的中国人，要开始一步登天了。
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苏联“还给”中国的厚礼--两发P-1近程地地导弹。
在史书上记载着200年前，火箭故乡的中国康熙皇帝曾送给俄国沙皇两箱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将两枚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这位“小弟弟”。

要拆卸一个直径两米、长度近20米的导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枚仿制的火箭“东风一号”点火，并成功发射

由于设计图纸和工艺工装资料没有同时到达，而国家又急着要火箭，当时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分解导弹结构，照猫画虎，测绘出所有零部件的尺寸，以供生产加工部门仿制。　　到了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P-2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之间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开始了，被惹恼的赫鲁晓夫下令全部停止根据先前的协议正在进行的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空间技术从一开始起就列为国家的高度机密，每个项目都被赋予神秘的密码代号。

不久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眼看将遭受灭顶之灾。中国的火箭，的的确确是逼出来的。

在先前苏联专家帮助的仿制过程中，中方人员了解了组成武器系统各部分的构造和生产方法，但在对系统内在联系上苏联却有所保留，没有提供相关资料。

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的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苏联专家认为会爆炸的中国自己生产的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而这时中国人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仿制出来的导弹，也开始进入最后的组装。人们把新中国航天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第一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
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枚仿制的火箭“东风一号”点火了。第一次引进弹发射成功，第一发仿制弹也发射成功，“东风一号”成为压倒西风的前锋。
头脑热起来的火箭人异想天开地为一步登天把V-2的图纸放大了一倍，制造出的“东风2号”成为一次让所有科技人员记忆犹新的发射。
1962年3月21日上午9时5分53秒，东风二号在众望所归中点火升空。

东风二号在众望所归中点火升空。

距上次失败两年后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又开始发射试验。这次连续三发都取得了成功。

于龙淮：“哎哟我一看导弹就在自己脑袋上了，后来我就喊大家赶快趴下，赶快趴下，就趴在山坡上了。离导弹发射还有好几公里地呢，因为它高啊，就好像是自己头上一样。没多一会儿，“当”一声，离发射台大概不到100米，一个大坑，很深的。”　　距上次失败两年后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又开始发射试验。在当时的电影纪录片中，摄制者为画面上撼动天地的发射配上的却是充满柔情的音乐。
　　这次“东风二号”连续三发都取得了成功。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有些参与研制的科学家，多年以后难以忘怀的是那次庆祝胜利时享受的饭菜。

世界第一枚专门用于高空大气探测的火箭是美国于1945年秋研制成功的“女兵下士”火箭

中国航天的初期阶段，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航天大国走的是一条同样的路。都是先解决军事使用的问题，然后逐渐过渡到民用。世界第一枚专门用于高空大气探测的火箭是美国于 1945年秋研制成功的“女兵下士”火箭。它不仅有个带点玫瑰色的名字，也能将11公斤的有效载荷送到70公里的高空。此后,美国和苏联都利用缴获的V-2火箭发射了一批探空火箭。50年代末初涉航天领域的中国人也选择了研制探空火箭作为叩响登天大门的前奏。
在进行的多次实验中，技术人员发现光是敢想敢干还不行。中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的计划从这时起开始缩小了规模，改为研制小型号的TH-7型火箭。

1960年2月19日，在那个看似用自来水管焊接而成的发射架上，TH-7首次飞上蓝天。
3个月后的5月28日，在上海视察的毛泽东看到了T-7M火箭产品。
王希季：“毛主席挺高兴的。看了后说，这个火箭啊，说这个家伙能够飞多高？一听说八公里，就说八公里、二十公里、二百公里的搞上去，他说八公里也了不起嘛。”

毛泽东会见钱学森

中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的计划从这时起开始缩小了规模，改为研制小型号的TH-7型火箭                                                                          

8年后的1968年8月，中国的探空火箭飞到了312公里的高度。
在50年代，苏、美为准备进行载人航天飞行，曾发射了一系列高空生物试验火箭，将猴子、猩猩、狗和大白鼠等动物送上高空，进行生物学研究。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首次进入太空，标志着空间技术进入了载人航天飞行的新阶段。在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倡导下，中国科学界加快了登天的步伐。
1965年，中央批准了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代号“651工程”。同时决定研制一种三级火箭作为运载工具。然而这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大动乱之中。


1960年，在上海黄浦江边的这片芦苇荡的空地上，组装成功的TH－7探空火箭进入准备发射阶段                                                                          
　　
     1968年正是动乱的年代，到处是情绪亢奋的人群在大闹革命。而在中国火箭的研制单位的办公室里，却有一批一门心思钻研技术的人们在埋头工作。他们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陈寿椿：“非常有风险……，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措施，就有一条“东方红”不上天。上天最好。如果万一不能上天，一定把它整个都毁掉。千万不要让它唱一个变调的东方红，那个时候谁都交代不了，那不是反革命也差不多。”
　　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上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预定在21时30分左右。这时现场的广播喇叭里正在反复播放着周总理的要求：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谨慎。
21时35分，口令发出。
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了中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4月25日下午，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成为除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外，第五个能用自己的火箭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

3个月后的5月28日，在上海视察的毛泽东看到了T-7M火箭产品


1966年7月15日、28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狗和大白鼠的生物试验火箭发射，小狗“小豹”和“珊珊”的名字载入了中国的空间科学发展史册

　　1974年11月5日，“长征二号”首次发射时由于火箭上一根控制信号导线在巨大的震动中折断，火箭在起飞20秒以后姿态失稳。当看到自己创造的似乎有生命的心血结晶在一瞬间变为烈火中纷纷坠落的残骸时，许多人几乎不相信眼前的现实，航天人流下了从不轻易流的眼泪。
　　当时负责航天系统的张爱萍曾尖锐地指出，那时的长征火箭是“生于乱世、先天不足”。
　　为了尽量减少当时火箭存在的问题，张爱萍在整个航天系统内部率先搞起了大整顿，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检查程序。这就是文革后期著名的“七机部大地震”。它成为那名将军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主要“罪状”。

1970年4月1日，东方红卫星发射获得成功


距第一次“长征二号”空中爆炸近一年后的1975年10月16日，第二枚“长征二号”和卫星送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当11月26日11时27分52秒，火箭再次喷出火焰时，经历过前一次失败的参试人员的心都提了起来。
这次火箭卫星不负众望。卫星发射三天后的11月29日10时53分，返回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按照原计划与星体分离。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和航天遥感技术的国家。

“实践一号”科学试验卫星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随行带来了一个10米口径的可移动卫星地面站。中国人开了“天眼”，第一次看到原来通信卫星可以让世界如此之近地呈现在眼前。
中国在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之后不久，开始正式策划卫星通信工程。后来称为“331”工程。

1971年3月3日，“长征一号”火箭第二次发射，把一颗“实践一号”科学试验卫星准确送入轨道

这时人们发现手中现有的火箭派不上用场，必须研制新型能飞得更高更远的运载工具。1977年12月28日，七机部下发了《关于改变“三三一工程”运载火箭名称的通知》，将火箭的名称正式确定为“长征三号”。
“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与14年前上天的 “东方红一号”相比，用途已从政治转为实用，它可以传送电视、电话、广播、数据等多种信息，作用可以覆盖中国全部领土领海。与它同时诞生的还有大量的地面试验设备。

1986年2月1日，中国再次发射了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

1983年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庞大的试验队护送新的火箭和新的卫星来到新的发射场。经过3个多月的测试准备，1984年1月29日，新的“长征三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二号卫星开始发射。
火箭起飞一切正常，顺利飞到四百多公里的高空。但意外出现了。
故障原因很快被找到并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上级领导的指示，整个发射队伍不撤回，尽快发射第二发。这是中国航天史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大胆的决定。
4月8日，第二枚长三火箭点火升空，顺利将卫星送入预定的椭圆轨道。但卫星进入椭圆轨道仅是成功了第一步，还要利用星上的发动机把卫星一步一步推到距地球近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上。
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57秒，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所有仪器工作正常。中国人在地球之外36000千米的高空放上了自己的第一颗通信卫星。
1986年2月１日，中国再次发射了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20日，卫星定点成功。当在太空中往返了七万多千米的电视信号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中时，证明中国人已经可以使用自己的技术把世界拉近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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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与命运竞走》



“东方红一号”通信卫星

197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小*平来到美国进行了八天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领导人到访这个太平洋彼岸的国家。当他代表12亿中国人坐进月球宇航车中时，火箭故乡的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今天自己与世界的差距。　　航天工业的几十万人马的生活费用和研制试验经费，一直全都靠国家专用款支撑。但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要断了“皇粮”，一来国家经济条件有限，二来国家更希望航天工业能长大成人自己创家立业。

“长征三号”火箭

自从中央提出军转民的战略方针后，为了自谋生路，原来有许多生产任务吃不饱的航天工厂，都开始试图生产民品，四处找米下锅。
1964年8月19日，美国成功地将一颗名叫“辛康1号”的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了36000千米高的静止轨道，定点于东经162.5度的赤道上空。

“辛康一号”通信卫星

就在这一年，通信卫星首次将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实况从日本东京转播给其他各大洲电视机前的观众，这标志着定点卫星通信技术已有能力在几秒钟之内将任何信息传遍大半个地球！
80年代的太空已经成了商业卫星任意驰骋的世界。光每年的空间通信营业额就高达数十亿美元。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通信卫星等着要发射，出现了一个红火的航天发射国际市场。中国首次使用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地发射了同步通信卫星后，有那么几个人，脑子突然开始转悠起来：中国的火箭能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


1945年5月25日，一名叫克拉克的英国人克拉克大胆的预言：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在轨道上等距离地配置三颗人造卫星，那么地球上除南极和北极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通信。


1986年夏，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心议题是中国的航天技术能不能对外开放？能不能按照市场规则对外提供发射服务？航天部先期进行的对外市场调查所取得的令人信服的各种论据，对国家领导做出决策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会议最后做出了肯定的结论。
1985年4月，长城公司副总经理乌可力刚刚带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航展，让中国的航天成果在世界首次亮相。但当时因囊中羞涩，咬了牙才租下的15平方米展位，仅能张贴几张照片。

左一为陈寿椿,右为黄作义


1982年在联合国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大会会场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在世界宇宙航行的奥运会上，从此有了中国的名字。
1985年，当中国一开始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时，立刻引起了美国的反应。美国使馆科技处、武官处多次找到当时航天部外事司交涉，以核不扩散为由，意图阻止中国的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但中国人说自己做得是“小买卖”，只是对世界航天发射市场的一个补充。按当时航天部领导的话说：不过是想出去“找几个零花钱”，国外同行们大可不必那么紧张。

美国航天飞机发射


      1988年底到1990年1月间，在国际市场上13个招标的卫星发射服务中，美国中标3颗，阿里亚娜中标9颗，而中国仅中标1颗。
　　机遇有时会不期而至。1986年，被称作世界航天史上的黑色灾难年。继1月28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机毁人亡事件后。紧接着一系列的事故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一时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卫星厂家和用户都着急起来。天上运行的卫星寿命将尽，地上准备好的卫星排成长队等待发射，而阿里安火箭发射的日期尚不能确定。卫星的制造商们想起了一年前曾被他们冷遇的中国火箭。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发射服务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这一年的3至4月期间，航天工业部代表团在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长征系列火箭的推销活动。在十几天旋风般日程安排中，先后与十几家宇航公司进行了接触，连续进行了多达24场的中国火箭宣讲。
　　唐津安：“一个是来自发射服务市场承认不承认你？你有没有合法的地位？当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和美国打交道。为什么和美国打交道呢？因为这个市场他是算老大……。所以这第一关就是美国。和美国打交道那真是天天给你出难题。”
　　1986年，在美国的著名的麦道公司的谈判室里，两名中方专家在舌战13名美国技术专家后，终于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人手中有真家伙，从此美方对中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认真和尊敬起来。


“弗利亚”科学卫星

     商场如战场。这句话对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发射市场来说，同样十分恰当。　　在国际卫星发射服务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联合企业“阿里亚娜”航天公司，为了想长期垄断国际发射市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新型火箭的出现，都相当的敏感。
　　中国的对外发射服务开始时似乎相当顺利。从1986年1月到1987年的1年时间内，共签订了两份商业发射服务合同、五份发射订座协议。其中西联公司提出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该公司的“西联星六号”卫星的意向，并在纽约附近的总部与中方代表签订了发射定座协议。

     但西联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宣布破产。美国另一家特雷卫星公司立即接过西联公司的协议。1987年的1月28日，美国特雷卫星联合公司在北京与中方举行了正式的合同签字仪式，并支付了卫星发射订座费用。
　　这是中国发射外星的第一个正式合同。然而特雷卫星公司不久也陷入财务危机。这颗命运坎坷的“西联星六号”卫星几经易手，最后为亚洲卫星通信有限公司购买，更名为“亚洲一号”。
　　被初战告捷鼓舞起来的中国人很快就发现，由于外方的各种原因，先前签订的那些协议最终大都没有得到履行。
　　最后，只剩下“亚洲一号”卫星的拥有者--香港亚洲卫星通信有限公司和美国的休斯公司还在与中国人斡旋在谈判桌上。

星箭分离示意图一

星箭分离示意图二

星箭分离示意图三

      中国航天人已经预感到形势的严峻。如果再没有一个大的作为，仅靠发射一颗“亚星”，仍然无法摆脱坐以待毙的结局。不甘心的人们在千方百计地寻求再展宏图的良策。
　　结论是，当时在欧美垄断的世界航天市场，中国的运载火箭要想能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而且只能尽快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的运载火箭，及时补充航天飞机失事后发射市场的“空白”，为中国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打开一条新路。
　　于是，一种新型火箭的构思萌生出来了。黄作义儿时爱画画的本事这时派上了用场，其实与其说这是一张图纸，却还不如说更像一张国画。
　　“长二捆”的专业名称叫“长征二号E型”，是在主火箭的箭身周围捆绑4个助推火箭而成。如同5个车头同时拉动一列火车，自然力大无比。这一大胆的设想，得到了当时航天总公司刘纪原总经理和国防科工委一些领导的支持。

      当时的中国人就是拿着这样的构想草图开始了四处“游说”，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
　　于龙淮：“我们那次代表团去的时候，就谈了一次。谈一次，谈得很艰苦。因为怎么说美国人有点傲，很傲慢。看不起这个。噢，你拿这么两张纸就完了，你们有没有数据，这个数据，提了很多问题。”
　　中国继第一次被退回后又第二次向美国休斯顿公司发了一份关于“长二捆”火箭发射其卫星的非常规范的建议书。这次休斯公司很快便寄来了希望马上开始合同谈判的邀请函。
　　1987年9月，成立于三年前的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在悉尼就建立第二代国家卫星通信系统进行招标。翌年6月16日，揭标结果令西方人大大地吃了一惊，美国休斯公司使用中国“长征二号E”火箭发射两颗HS-601卫星在轨道交付的方案一举中标！

1988年11月1日上午9时，在休斯公司总部大楼第二层会议室里，长城公司与休斯公司举行了正式的合同签字仪式


      1986年底，中国长城公司和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联名起草了一份题为《建议加速发展“长二捆”运载火箭》的汇报提纲。1987年1月航天部领导作了加强市场开发的决定，并得到了国务院、科工委等各级领导的批准，正式明确宣布研制长二捆火箭。
　　1988年9月2日，美国里根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洛德向中方提出，按照美国商业法律中的相关程序，只有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完成了关于中国对外发射服务有关协定的谈判之后，美国才同意发放把美国公司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的许可证。
　　经过两轮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终于在1988年12月26日先后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两国政府间关于发射服务方面的三个协议。至此，国际航天商务发射市场正式向中国人敞开了大门。
　　休斯公司和“澳星”公司之所以选用中国的火箭发射“澳星”，除了信任中国的火箭技术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优惠！

签了合同的中国航天人，承受着巨大的风险

     美国的“大力神”火箭一次发射的价格为1亿至1.25亿美元；“宇宙神”火箭一次发射的价格为4000万至9000万美元；“德尔塔”火箭一次发射的价格为4500万至5000万美元；法国“阿里亚娜”火箭一次发射的价格为5000万美元；而中国的火箭发射要价，才只有2500万美元！
　　1988年11月1日上午9时，在休斯公司总部大楼第二层会议室里，长城公司与休斯公司举行了正式的合同签字仪式。前后历时近5年的谈判终于有了满意的结局，让昨天还是对手的宾主双方尽展欢颜。
　　签了合同的中国航天人，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尽管“长二捆”火箭有了部分设计图纸，可要真正研制成功这枚火箭，谈何容易！更为严峻的是，从签订合同之日起到火箭发射，只剩20个月了！而要研制一枚这样大的火箭，像美国那样好的条件，至少也要3年！
　　而这时，与香港公司的发射合同已经签订并开始执行，那颗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成为走过几十年历史的中国航天第一次为外方发射的卫星。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卫星，对美国人来讲是陌生的火箭，因此这次双方的第一次牵手，实际上注定了是一次冒险的结合，中国航天只有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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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通天盖地》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也许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万事开头难，“长征三号”火箭即将发射的这颗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并不是第一次飞上太空，而是一颗先前因为美方发射失败后又被航天飞机从太空“抓”回来的“流浪儿”。有些迷信的人讲这颗卫星的命运必定多灾多难。　　使用液氢和液氧为为燃料的火箭氢氧发动机，由于其工作时产生的动力比大大超过常规燃料的发动机，因而被当时的世界航天界公认为当代火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谁能摘下她，谁就是火箭天国的白马王子。
　　任新民是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从美国辗转回到祖国的科学工作者。刚回来时由于满身“洋味”，还有人怀疑他是美国特务。他在1965年组建了一个氢氧发动机研究小组，开始酝酿开展低温技术和氢氧燃烧试验技术的研究工作。
　　液氢是易燃易爆等特性的燃料，这让拥有雷霆万钧之力的氢氧发动机的研制过程时时充满着危机。1978年1月，在首次进行试验时，由于有人违章操作，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同年3月，在调试氢泵试验台时，又发生了大火，火势直冲十多米高。

火箭

     还没有调教好的发动机每次实验时都会冒出花样翻新的“恶作剧”，让实验人员应接不暇。随着任务期限的临近，形势对他们来讲一天比一天严峻。
　　1984年4月8日19时20分，第二枚“长征三号”巨大的箭体再次被推向太空。氢氧发动机出色地完成了所有工作程序，这是历经8年研制的中国火箭氢氧发动机第一次获得成功！它让世界宇航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1990年2月10日深夜，美方通知中方，终于接到“大赦令”的“亚洲一号”卫星于当天晚上6点半离开洛杉矶，途中在夏威夷加油，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点30分到达中国北京。
　　在一年前的中美商务谈判中，卫星以什么方式进入中国曾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幸亏头脑灵活的航天人想出了一个“卫星过境”的巧妙提法，使这一本来双方都认为事关国家尊严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得以化解。
　　1990年2月10日深夜，美方通知中方，终于接到“大赦令”的“亚洲一号”卫星于当天晚上6点半离开洛杉矶。而在此之前，美方已收到中方的电报：西昌条件完全满足，卫星可以起运。

火箭发射的壮观景象

      中午12点35分，747专机平稳地降落在中国四川西昌机场上。晚9点30分，运送卫星的车队稳稳当当地停靠在了专用厂房的门前。
　　因为几十年的封闭国情，中国的火箭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土生土长”出来的。许多技术指标是中国人自己的标准。而美方由于对产品过度保密，经常造成技术协调中人为的障碍。由于双方互相防范而又必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箭与美国星的联试工作相当艰难。
　　“亚洲1号”卫星重1.24吨，装有24个C波段转发器。覆盖面积可达亚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为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部分地区的25亿人提供先进的电视转播和通信服务。中国长城公司与香港的亚洲卫星公司在签订发射合同时，把一年后的1990年4月份定为发射月。
　　倪海龙：“肯定是有压力的，因为是第一次嘛。第一次接触到对外发射服务，对我们一个是对我们心理有一种考验。对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的航天技术水平是一种考验。”
　　当中美双方第一次进行技术谈判时，美国人才知道，中国“长征三号”火箭与卫星的接口--过渡锥的尺寸原来是中国人自己的“土”标准；而中国人也才明白，国外的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都是按统一的国际标准设计的。休斯公司提出，中国必须重新按国际标准设计卫星的过渡锥和包带。

1984年4月8日19时20分，“长征三号”喷出的火焰再次把巨大的箭体推向太空


      刘素云：“当时问你们能不能设计？我们说能。当时休斯他们美国人是不想让咱们设计的，他想自己设计。设计呢，当然要跟我们要钱。一说就是几百万，上千万，那经费是高得不行啊，另外还都是美金。当时技术人员，范总还有一些主任都问我，说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设计，我说我能设计。”
　　半个月后，女专家刘素云和曹丽君拿出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标准的星箭过渡锥。
　　东方与西方在空间技术上携手合作，需要协调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性的问题。当中国、美国、加拿大和亚洲卫星公司的专家以及技术人员云集于发射架下，由于各自的思维方式、工作程序、社会观念、生活习惯以及价值取向不同，加之语言上的障碍和技术上的相互防范、彼此保密等原因，使得这次发射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更为复杂。矛盾的产生首先在一日三餐的规定时间上。而最让美国人不能容忍的是打不通国际长途电话。
　　中国的发射场，都没有逃逸设备。
　　但西方不同，保证发射架上一旦发生紧急事故时，工作人员能迅速逃离现场的这一装置，在所有发射场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在上发射架之前，美国人首先问的不是卫星火箭如何，而是“万一发生事故，从哪里逃走？”听到中国人回答的：“无路可逃！”之后，美国人便站在那里，原地不动，无论你怎样动员，就是不上发射架。

长征三号火箭

     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的火箭发射场上增加了防御逃生设施。而中国人由此带来观念上的改变还不止这些。
　　随着发射准备工作的不断进展，中美双方的“技术合作和竞争”也在“更广阔的领域和空间”展开。
　　当中国人最具特色的民族服装穿到了美国人的身上，而美国人最有代表性的牛仔帽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时，双方各自的情感已经在飞向太空的共同渴望中融合在了一起。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些来自东西半球人们之间的矛盾在磨合中逐步消失。“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齐心协力地唱着同一首歌。


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托举着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

      公元1990年春节过后不久，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托举着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屹立在西昌发射场上，各种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在中外双方商定发射日期的会议上，中方提出4月5日发射，其理由是，根据卫星中心气象预报：4月5日这天是个好天气。然而，中方托举“亚洲一号”卫星的长三火箭却并没有在这一天发射。更有了48个小时中惊心动魄的故事。
　　当时的卫星所有者香港亚洲公司坚持在4月7日发射。但直到4月1日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亚洲卫星公司才道出了原委：他们邀请几百名外宾来西昌参观发射的请柬都已发出，已将参观发射日定在了4月7日；并且，所有的包机也全部定好，望中方能谅解这一难处。
　　西昌是气象学中的雷暴区。雨季里雷电频繁。当火箭开始加注燃料时，不期而至的雷雨大风使发射程序不得不中断。此时坐在指挥大厅中参观发射的众多来宾们，听着天上的滚滚雷声，看着静立在风雨中的“长三火箭”，人们开始揣测今晚的最终结局。

“亚星”的发射日最终定在了4月7日


     气象导致的航天灾难国外是有前车之鉴的。以美国为例，仅从1986年1月至1987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五次发射失败，均与气象有关。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喝了一肚子低温燃料的火箭都冻透了。上下结满白霜的火箭此时就像一个在风雪寒冬里瑟瑟发抖的老人。这让专家们越来越担心冷透了的火箭内部，可能会有成部分金属部件的强度下降。人们紧急调来大批棉被包裹在火箭身上。这是世界航天史上绝无仅有的“火箭盖棉被”的起源。
　　每一次的发射，航天人都必须经历这种让心脏抽紧的煎熬。
　　王金钟：“每次点火前倒计时的时候，作为自己的心情还是强制镇静，实际上心里也是…….。就是我说的，因为火箭每一发跟每一发状态不一样。你就是准备的再好，有一点哪怕是很微小的地方考虑不周，也就怕发生意外，还是这么个心情。就跟司机开车一样，老司机开得年头可能越多越小心，就是这种心情。”

地下指挥所是全航区注目的中心。中方的火箭专家们，几乎全都云集在了这沉闷的山洞里


     气象预报：21时起天气转好，云层变薄，有近一个小时的云空。现场决定抓住第三个窗口，21点30分发射。发射程序从最后80分钟切入！刚才还肃静的发射场又紧张运转起来。
　　在报警器的尖厉鸣叫声中。随着发射塔上的加注人员全部撤离，火箭处于自动补加燃料的状态。然而就在发射现场笼罩在火箭即将爆发的寂静中时，有一个女人却还在发射塔上。
　　这个女人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英雄”。
　　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12秒。计算机已经启动了火箭自动点火程序，亿万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向“0”终点奔腾……

虽然火箭已经上天，但按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话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当现场指挥员穆山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时，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哧哧地往外冒着缕缕白烟。
　　“怎么办？完了”。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发射的所有观众，都听到了扬声器里传出的这句胆战心惊的声音！问“怎么办”的人，便是发射现场总指挥胡世祥。
　　这股白烟之所以让火箭专家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露。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了渗漏，当它与外面的空气发生接触时，就会以800倍的比例速度迅速膨胀、扩散；一旦遇上一丁点火星，立即便会引起爆炸。所以如果这时火箭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
　　在短暂的12秒里，专家们的头脑在飞速运转。首先他们发现第三级火箭燃料增压正常，使液氢燃料箱泄露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且眼前箭体上往外喷发的白烟正在逐渐减弱。现象让专家们判断，火箭自身正常。点火口令在最后一刻下达！

休斯公司向中方传达了最后测算出来的这颗卫星进入轨道的精确位置数据，这个数据连打惯了卫星的美国专家自己都感到惊讶。第一次初步测量结果表明，只偏差了54公里


      黄作义：“我跟他（胡世祥）合作很久。他久经考验的人，果断的很，走，打！摁着电钮就走了，成功了。”
　　先前还是一片寂静的航天城沸腾起来了！
　　但狂欢的人群哪里知道，虽然火箭已经上天，但按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话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不久休斯公司向中方传达了最后测算出来的这颗卫星进入轨道的精确位置数据，这个数据连打惯了卫星的美国专家自己都感到惊讶。

“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成功，而即将发射美国“澳星”的新型“长二捆”火箭，却还在研制中

然而，在纷至沓来的鲜花和赞美声中，刚刚结束了惊心动魄的亚星发射历险的中国航天人却没有享受一下胜利喜悦的时间，因为几乎与亚星一起签订的又一份美国卫星的发射合同，履约的日期眼看着正在一天天临近。而与上次使用现成“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星不同的是，即将发射美国“澳星”的新型“长二捆”火箭，这时却还只是一堆摊在火箭制造车间里的正在研制的零件。时间距美国人在合同上规定的罚款100万美元的日期还剩下2个月零2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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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心比天高》




中国长征火箭对外发射服务的签字仪式

当初到美国的中国火箭专家怀里揣着新型火箭的图纸，正在满大街寻找可能的火箭客户时，休斯卫星公司也在推销其新研制的休斯601型卫星。虽然此时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还没有出生，但双方共同的利益却先把中美两家航天部门捆绑在了一起。　　1988年9月，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一个联合代表团前来中国。休斯公司特地专门聘请在美国航天界德高望重的火箭专家史密斯先生作为评估中国火箭计划的总顾问。

美国人认为中国航天人到时候造出来的到底是“啤酒罐”，还是真能把卫星送入太空指定轨道的高科技火箭还很难说，必须事先经过一次实际检验。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长二捆”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之前进行一次成功的试验飞行，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选择别的运载火箭。这就意味着，这种新型火箭必须在20个月内研制出来，并且发射成功。　　用“长二捆”火箭发射“澳星”的方案最终得到了“准生证”。但这时的航天人才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在挡着他们。手中没有造火箭的钱。

美国休斯公司火箭专家史密斯

黄作义同史密斯在一起

      刘纪*元：“后来我就下来跟林部长说，如果费用实在不行，我们就贷款。因为当时他们调查组分析是拿了六个合同，就可以把这个贷款收回去。当时预计有十个到十二个，这样一些可能性。”　　等到必须的基本条件具备时，离合同规定的第一次试验发射时间，只剩18个月了！
　　一张看了让人吓一跳的时间表摆在火箭研制者面前。它要求设计部门在100天内解决火箭捆绑连接等20项技术难题；要在400天里设计生产出5000多套特殊工装，生产出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要在180天内做完大小300多项地面试验。而按常规，完成这些任务至少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
      为此他们创造出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按行话叫“并联法”，而按老百姓的话说叫“遍地开花”。　　粱子垣：“设计员就在设计图纸。那边给一些初步的条件，这边就设计。这边设计图纸的时候，工厂就开始准备，各个方面就开始弄了。工厂在准备，试验场地就在准备试验了。”

星箭分离试验


整流罩分离试验


从1989年1月起，研制“长二捆”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全国迅速展开，几乎半个中国都在为这枚还看不见的“龙子”兴师动众。
捆绑式火箭对设计师们来说，难点在“捆绑”二字上。要在一枚大型火箭上再捆上四个助推小火箭，这种结构之前他们只在国外的一些画报上见过。

王德臣：“当时那一个就是20个技术难题，比如说你这个捆绑以后的分离技术，还有捆绑以后整个火箭的稳定技术，动力学特性。”　　因为没有捆绑的实物，构思时他们只好用纸叠成模型，细心地观察各种力的传递途径，再进行分析、计算。当时打印出来的草稿摞起来足有1米多高。
1988年夏天，位于中国陕西秦岭山脉里的一个神秘地点，首次向来自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通讯公司的专家敞开了大门。这些下车时还以为来到一座普通山村的专家们惊讶地发现，眼前这条乱石遍地的山沟就是中国航天系统中代号为“067”的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当他们看见那些出入简易工棚的人们被介绍为中方高级技术人员时，认为中国人是在欺骗他们。

“长征二号”E型火箭原始草图

      在火箭研制的同时，兴建大型发射场的工程在这时还是一片荒丘的场地破土动工。当时正值冬季。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数千名冻得瑟瑟发抖的施工者昼夜开始了施工。
　　18个月后，当运载火箭进场的车轮碾在西昌的土地上时，卫星发射场在人们眼前显出了魔术般的变化--昔日碎石遍地的山凹里耸立起高达97米的发射塔架。
　　但是昔日仅仅是草图一张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却没有严格遵守合同规定的时间。

火箭研制加工车间

卫星发射场

      王永志：“原来我们的军令状是6月30号竖在发射台上。我也是特死的安排，我非叫他提前一天不可。就是提前了一天，6月29号竖在发射台上。全部结束。然后就进行测试。”
　　这枚型号为CZ-2E的中国火箭家族里的新成员简称“长二捆”，是一枚大型两级捆绑式运载火箭。这枚实验火箭上除搭载了一颗巴基斯坦的科学试验卫星外，为模拟真正发射时的状态，人们在火箭前部的卫星座位上安置了一个与“澳星”重量相等的“铁疙瘩”！
　　随着原定发射日期的临近，火箭在向主人们报着平安，测试一切良好。
　　“听话的乖孩子”让专家们决定将原定的发射日期提前到7月8日。7月8日，火箭按时加注燃料，准备发射。但由于雨季潮湿，指挥员担心出现故障，又推迟到9日。然而就在第二天准备发射的时候，人们发现出了问题。
　　1990年7月16日北京夏令时9点40分，在魏文举牺牲的第三天，中国第一枚捆绑式大型运载火箭，终于进入了发射程序。

1990年6月29日，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顺利组装，竖立在发射台上

      这次发射，将巴基斯坦搭载的卫星准确地送入了预定轨道。
　　结果并非是尽善尽美，由于装在火箭第二级电路中一根插座的连线错误，未能将模拟的“澳星”送入预定椭圆轨道。
　　同年9月19日，“澳星”公司与休斯公司联合组成了一个有18人参加的庞大代表团来到中国。
　　当这些在国际航天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对中方“长二捆”火箭的总装质量以及调装定向系统修改试验情况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评审后，终于写下了“满意”二字。

组装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

这枚型号为CZ—2E的中国火箭家族里的新成员简称“长二捆”，是一枚大型两级捆绑式运载火箭


      航天人付出生命代价的第一枚实验火箭发射成功后，激动的人们投入了赶制定型火箭热火朝天的工作之中。然而，谁也没有想到，4个月后的那次举世关注的发射，会成为又一次痛苦的磨难。对中国航天人来说，一场更大的危机在前面等着他们。
　　公元1992年的3月22日下午6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50米高的“长二捆”火箭在电视镜头前如同站在起跑线上。让航天人满意的是，火箭到了发射场之后在地面做过300多次试验，显示一切正常。
　　陈寿椿：“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矗起来打第一颗澳星的时候，很有信心。”
　　6时40分，展现在亿万电视观众眼前的是火箭喷火后一动不动的画面。从火箭点火到紧急关机，只有7秒！这7秒钟，把在场所有的人和电视机前的几亿观众惊得目瞪口呆。

1990年7月16日北京夏令时9点40分，中国第一枚捆绑式大型运载火箭，终于进入了发射程序，将巴基斯坦搭载的卫星准确地送入了预定轨道

     指挥所里的人们正在流泪，而发射现场的抢险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因为一个可能毁灭整个基地的巨大危险已经显现在人们眼前。
　　发射站地面营长丁贤俊带领战士王宝剑、李文刚首先出现在毒气弥漫的现场。
　　指挥大厅里，一片肃静。长城工业公司总经理唐津安，以低沉的语调，宣布此次发射受挫。

1992年的3月22日，下午6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50米高的“长二捆”火箭在电视镜头前如同站在起跑

      航天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住价格高昂的卫星、运载火箭和发射场的重要设施，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消除任何危及卫星和火箭的隐患。各个系统的人员们迅速奔向自己的岗位。
　　过去的火箭发射台面一般都是完全平面的。但这次在设计“长二捆”的发射台时，设计人员鬼使神差般地在圆平台的周边画上了一圈几毫米厚的高棱。极有可能就是这一不经意的设计，在1992年3月的那一天，挽救了西昌发射场。
　　周载学：“这个边比它站的地方稍微高出一点来。所以它一转以后呢，就碰到边上去了，把发射台边就磕了个印子，明显的印子。所以那次如果没这个边呀，说不定可能有一个腿转到外面去了。”
　   孙凝生：“当时没有想到说，会不会伤人，就急着赶紧上去，赶紧查清楚原因。当时大家一条心都在查清原因上面，赶紧找出什么问题。别的想的，好像空了，没有了。”　　人们冒着浓烟和灼热迅速采用钢丝绳捆绑加固的方法，暂时稳定了危在旦夕的火箭。并随即合拢固定塔摆杆和平台，展开各种抢险作业。
　　凌晨5点种，天已渐亮，发动机喷管还在不紧不慢地喷撒着的火焰。


火箭到了发射场之后在地面做过300多次试验，显示一切正常


中央电视台从下午六点开始实况现场转播发射的全过程


从火箭点火到紧急关机，只有7秒


      6点钟抢险队接到了上塔指令。
　　卫星被抢救回来了。
　　3月28日，在夕阳的余晖里。“长二捆”箭体从发射塔上徐徐吊下。

     火箭的燃料刚一卸出，张贵田便带着人马迫不及待地开始检查发动机。检查结果却没有发现任何故障。于是负责设计和生产火箭点火控制线路的研究所和工厂，又一下紧张起来。因为点火控制线路决定着燃料的供应状况。最后果然发现控制线路上的配电器出了问题。
　　4月14日故障分析审查委员会得出了结论，在程序配电器的第四、第五导电触点之间，有一丝重量仅为0.15毫克的铝质多余物。这让搞了一辈子火箭的专家们仰天长叹。
　　1992年5月，中国、美国和国际保险公司三方代表，汇聚美国洛杉矶，对中国这次发射“澳星”一事，进行反复磋商后做出了最后的裁决。
　　休斯公司和长城公司双方法人代表认可了把这次事故定义为“发射终止”。中途停止发射，火箭修复后继续发射，在合同上不计入“失败”记录。保险公司因此不用赔款；中方不用担心“长二捆”就此夭折；美方也不用再去重新制造卫星和选择新的发射火箭，而中国同胞一直担心的赔款问题也不存在。但返回研制生产岗位的中国航天人却被注定要承担来自同胞无形的压力。这也许让他们理解了有时为什么战士希望能在战场上光荣战死的无奈。

“长二捆”火箭发射未能成功的原因是助推器点火后，一、二号助推器发动机氧化剂副系统断流阀门电爆管误爆，致使发动机关机。而引起电爆管误爆的正是由于程序配电器内的那点铝质多余物

　　由于火箭已经实施过点火，第一级火箭已经烧得遍体鳞伤。不能再启用、也不敢再启用了。中国必须再造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有人说这时的“航天人就是哭，也得边干边哭”，因为他们执行的是严格的国际商务发射合同。失败后的中国航天人最重要的，是要拿出闪电般的行动来。

       从3月22日火箭发射失败这天起，到6月30日这天止，100天之内，必须重新造出一枚“长二捆”火箭！                                                                  
　　 从3月22日失败这天起，到6月30日这天止，100天之内中国的航天人必须重新造出一枚“长二捆”火箭！
　　 事故发生后2天的3月24日，航天部确定了下一枚火箭的研制计划。排下了不容置疑的时间表：5月配齐零部件，6月装配出厂，8月发射。

      3月24日，航天部确定了下一枚火箭的研制计划。排下了不容置疑的时间表：5月配齐零部件，6月装配出厂，8月发射                                                               
　　2天后，对外发射总负责人刘纪原对火箭发动机厂的负责人张贵田下令：不许讲任何条件，不许带任何质量问题，按时拿出8台新的发动机，保证火箭按时总装！
　　6月24日至25日，中外三方专家在北京进行了第11次技术协调。并到车间参观了刚刚总装完毕的“长二捆”火箭。
　　4天后的6月30日，一列载有新的“长二捆”火箭和试验队的专列又一次从北京出发了。从3月22日到6月30日，正好100天。有人讲，这枚火箭不是干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


第三枚“长二捆”运载火箭运抵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1992年7月4日晚9时40分，专列经五天五夜的长途奔波，抵达西昌漫水湾车站。
　　“3.22”之后，美国人也有一种担心，担心中方的王德臣总师会受到上司的处罚，会被挨整。直到这次来亲眼见到王德臣总师后，才放下心来。为了“澳星”，选择中国航天作为合作伙伴的美方和澳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承担着不小的压力。
　　3月22日受挫后，经三方多次协商，决定把再次发射时间选在8月20日左右。鉴于各项准备极为顺利，三方商定将发射日提前到8月14日。而此时又让人们担心的是，这次发射又偏偏赶上了雨季。
     这一次发射将再次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
　　1992年8月14日清晨，离发射还有一个多小时，所有仪器都显示各个系统的程序全部正常，标志着无论美方的卫星还是中方的火箭都处在良好状态。这时更令人惊喜的是，让人心烦意乱的坏天气此刻也变得正常起来。
　　7时整，号称“神秘峡谷”的西昌卫星发射场和“长二捆”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历经沧桑的“长二捆”点火了。

装置火箭上发射架

卫星发射指挥控制大厅

      从火箭发射到卫星进入轨道要经过约680秒的过程。对背水一战的航天人来说，那是死去活来的680秒！任何人都无法体会那一刻他们的心态。　　唐津安：“说实话，我当年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凡是有心脏不好的，或是神经有点儿什么毛病的，进入发射指挥室以后受不了的。”
　　“长二捆”这次不负重望，顺利将美国休斯通信公司制造的重达7.6吨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澳星B1送入了预定轨道。

      星箭分离后14分钟，即7时25分，各项参数都大大优于规定值的入轨参数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到西昌的指挥控制大厅。数据表明，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四公里，远远低于允许误差范围。成为休斯公司的卫星在东西方历次发射中精度最高的一次，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星入轨精度的世界记录。
　　这颗卫星的拥有者、奥赛特公司总裁鲍勃·曼斯菲尔德说：“就我而论，这简直是个奇迹”。

等待发射

第二颗“澳星”准备发射,12月21日晚，中美双方准时进入发射程序。

     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发射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才使得它的成功带有不寻常的意义，成为让那些航天人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8月26日，一份新的中美航天技术合作备忘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
　　1992年8月17日，即第一颗“澳星”发射成功的第三天，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召开了全院动员大会，拉开了发射第二颗“澳星”的序幕！又一个普普通通的“100天”开始了。

19时20分，点火令下达。各地卫星测控站纷纷传来信息，火箭飞行正常　　

      第二颗“澳星”发射的准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1992年10月20日，第四枚“长二捆”火箭安全抵达西昌。11天后的10月31日，第二颗“澳星”也从美国洛杉矶飞抵发射场。
　　中美空间合作，这已是第四次了。发射场上的专家们都说，一次比一次顺利，尤其是这次卫星和火箭的测试工作，顺利得几乎没有故事。双方经协商后，最后确定将于12月21日发射！
　　为了增加现场气氛，卫星中心专门从成都请了16位“佳丽小姐”来到发射场，待发射成功之际，专门为“澳星”功臣献花敬酒。

到1995年12月28日，“长二捆”火箭共进行了7次发射，在第3、5次发射中，都出现了卫星爆炸的现象                                                                          
　　12月21日晚，中美双方准时进入发射程序。
　　19时20分，点火令下达。
　　19时50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报告：“澳星”已于19时31分被火箭送入距地球近地点200公里、远地点1050公里的椭圆轨道。各种测量数据表明，“澳星”入轨轨道参数，符合合同规定要求。中美双方代表分别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代表着合作双方认可中方至此全部完成三年多以前签订的“澳星”发射合同的全部内容。

一年多后的1994年8月28日，随着中国航天人终于成功地把澳星B3送上太空，“长二捆”成为人类航天器中的新成员                                                                          
　　然而仅过一天，这一切就统统消失了。只有从外电报道中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那颗价值1.38亿美元的卫星谜一样地失踪了”。
　　最后调查出来的结果竟然是一场灾难，又是一个奇迹！
　　专家们经过科学的判断后，揭开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火箭发射后47秒时，托在顶部的卫星发生突然爆炸，将前部整流罩炸开脱落。而在卫星爆炸产生震动、运载重量突然减轻的情况下，“长二捆”火箭自动调整好姿态后仍按原定程序正常飞行，将“澳星”爆炸后的剩余部分送入了预定轨道。

人与大自然的对比注定了探索宇宙永远是一条艰难而时时充满危机的路。然而，不断付出高昂代价甚至鲜血和生命的无数航天人，却前赴后继、永无退缩

　　到1995年12月28日，“长二捆”火箭共进行了7次发射，在第3、5次发射中，都出现了卫星爆炸的现象。在双方随后的故障调查公报中，认为故障的出现是由于星箭双方的技术协调不彻底，存有隐患，双方均应采取措施，分别加强卫星和整流罩的设计。
　　一年多后的1994年8月28日，随着中国航天人终于成功地把澳星B3送上太空，“长二捆”成为人类航天器中的新成员。
　　由于这一型号火箭首次采用助推器捆绑分离技术，大幅度提高了运载能力，使日后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成为可能。

[ 本帖最后由 rosyhorse 于 2008-6-6 17: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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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太空没有梦》



一位作家说得好：“灾难是在你忘了它的时候降临的”。


1960年10月，在前苏联的拜科努发射场上，著名的“火箭狂人”科罗廖夫准备发射金星探测器时，运载火箭出现故障，他临时决定推迟几天发射日期   

      人类每一次摆脱地球引力奔赴宇宙的过程，其中都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今天的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幕又一幕的航天灾难。
　　1993年2月11日，中美两国政府于北京举行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协议备忘录》的签字仪式。航天人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挤进了国际市场。在那段时间里，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和各兄弟单位互相配合，与外商签订了多个发射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合同。

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检查排除故障的科罗廖夫只得于10月23日上午按时发射

　　90年代中期，中国的火箭制造业异常繁忙。1993年2月1日，国家主管部门正式批准CZ－3B火箭立项研制。这种又称“长征三号”乙的火箭是以长征三号甲为芯级，采用“长二捆”的助推器捆绑与分离技术研制而成的中国当时推力最大的运载火箭。
　　这一时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还研制了另外一种型号：长征三号丙。它也是采用长三甲火箭作为芯级，但在一级周围只捆绑了两个助推器，其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为3700公斤。

科罗廖夫，前苏联火箭总设计师

      这样，长征三号、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火箭就形成了发射同步转移轨道卫星的一个系列。基本上可以“速配”发射当时国际上常见的各种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
　　厉建中：“九六年用我们新研制成功的长征三号B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一个，在当时来讲在国际上应该是最大的卫星重量，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跟国际卫星组织合作，那么这次发射成功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在发射第7、8代卫星时，决定用第一发长三乙火箭发射该组织的708卫星。人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将身处中国航天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中。

刚刚升起的火箭被发射平台和梯子挡住。随着一声巨响，涅杰林元帅、武装部队副参谋长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和杰出的原子科学家叶夫连莫夫等百余名军人和科学家顿时葬身火海   
                                                                     
　　平台是火箭上的中枢神经---陀螺仪的又一种称呼。不知什么原因，这枚火箭在平台的检测上不太顺利，让专家们费了些力气。
　　贺祖明：“但是最后换了个平台，测试来讲都挺好。整个测试都很顺利，没有感觉到，都还觉得挺有把握的。”

     离春节还有4天的2月15日，中国第一枚“长征三号”乙型火箭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点火了。　　
     但仅几秒钟后人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倪海龙：“我们当时看呆了。我当时在家里看的是实况转播。当时我一看这火箭，‘唰’起来了。起来之后，‘呜'就拐过去了，就没了。远处它有一个镜头跟过去，就横着飞了。最后大家现场人都呆了，完了，完了，肯定完了。”　　正是由于火箭上新更换的控制平台失效，使得保证箭体飞行平衡的信号出错，才出现了人们眼前的场景。

“长征3号B”型火箭

国际卫星通信公司合同签字仪式

1996年2月15日，中国第一枚“长征三号”乙型火箭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点火了。但仅几秒钟后人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失控的火箭让现场的专家们意识到一场灾难已经无法避免。许多人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让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恐怖场景。
　　火箭爆炸的地点正好在航天工程技术人员住的宿舍附近，强烈的气浪瞬间冲垮了钢筋水泥的建筑。本来应该是昂首飞上太空的火箭，此时却变成一场是实实在在地“飞来的横祸”。
　　与火箭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航天人第一次看到了身边的死亡。事故中一位专为火箭设计飞行弹道的高级工程师不幸成为失控火箭的牺牲品。

      在这枚长征三号乙型火箭点火前，中国航天界以及世界上关心中国航天的人们，都在翘首期盼它能像它的前身长三甲型那样首战告捷。当时从向全世界转播的发射实况荧屏上，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气氛。然而点火后22秒的结局，使这一美好的期望灰飞烟灭。与失控火箭一起粉身碎骨的还有那颗国际卫星组织价值连城的“国际708”卫星。　　航天人在惊心动魄的恐怖过后，又面临着失败带来的沉重的精神压力。本来要随后发射的那枚“长征三号”火箭也因发射场设备受损而暂停。
　　失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信誉的损失。客户在惨重的事故面前不能不对中国火箭的可靠度产生怀疑。本来好不容易才打开的国际商务发射市场开始产生了危机。
　　首飞失败，3个月后，专家们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又经过约4个月的时间，提出并且基本完成了44项256条改进措施。

导弹忽然几乎是横着飞起来

刚刚起飞的火箭，还没有消耗掉多少燃料。箭体内几乎还是满满当当的推进剂一瞬间全部转化为爆炸的当量，让发射基地如同经历了一场地震。与失控火箭一起粉身碎骨的还有那颗国际卫星组织价值连城的“国际708”卫星

      4个多月后，又一项事先签订的发射合同眼看就要临头。1996年执行发射“亚太一号A”卫星任务的一枚“长征三号”火箭即将出厂。　　在1996年“黑色”的日子里，希望中的成功变得更加宝贵。航天人却被一个非技术的难题所困扰。尽管外出宣讲的人们费尽了口舌，但直到火箭已经树立在发射架上眼看就要点火了，国际上还是没有一家保险公司答应承保。人们往往在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世上只有当妈的最疼自己的孩子，心急如焚的航天人想到了国家。
　　不到5个星期后的1996年7月3日，4个多月前因事故而推迟发射的那枚“长征三号”火箭，把香港的“亚太一号A”通讯卫星送上了太空。
　　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多少驱散了几个月前2·15事故的阴云，成功的喜悦开始浮现在航天人的脸上。一系列事先签订的商务发射合同又快速运转起来。然而，1996那一年弥漫在中国航天人周围的不祥气氛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正在悄悄地卷土重来。

1996年8月18日，又一枚“长征三号”火箭发射。火箭起飞后没有多久便出了故障，没有飞到预定轨道的火箭把数以亿计的卫星扔在了半道，变成了一个新的太空垃圾。                                                                          
　　
1996年7月3日，4个多月前因事故而推迟发射的一枚“长征三号”火箭，把香港的“亚太一号A”通讯卫星顺利送上了太空。中国航天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利后，终于有了一次成功的转机。一个月后的1996年8月18日，这是一个按照中国民间传统习惯在许多人看来最吉利的日子。也在这一天，西昌基地的发射塔上矗立的又一枚被称为“美男子”的“长征三号”火箭，已做好一切发射前的准备，正在整装待发。在它头上顶着一颗即将上天赴任的中星七号通信卫星。
在此之前“长征三号”火箭保持着10次发射中只有一次失败的良好纪录。但这一次又让他们失望了，火箭起飞后没有多久便出了故障，没有飞到预定轨道的火箭把价值连城的卫星扔在了半道，变成了一个新的太空垃圾。

火箭起飞后没有多久便出了故障，没有飞到预定轨道的火箭把数以亿计的卫星扔在了半道，变成了一个新的太空垃圾。图1

火箭起飞后没有多久便出了故障，没有飞到预定轨道的火箭把数以亿计的卫星扔在了半道，变成了一个新的太空垃圾。图2

火箭起飞后没有多久便出了故障，没有飞到预定轨道的火箭把数以亿计的卫星扔在了半道，变成了一个新的太空垃圾。图3

     几乎连在一起的两次失败，使中国航天在国际上的信誉丢失殆尽。一时间长征火箭在国际发射市场上几乎成为失败的代名词。这是对中国航天对外发射服务的一次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陈振官：“我们底下人称它为‘黑十年’，就是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低谷，连续发射几次失败，咱们一院还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这支队伍还能不能爬起来？”

     一系列严格的措施出台了，一系列苛求的规章下达了。这是中国航天工业内部的一次大手术，它使从仓库看门人到火箭设计总师都明白无误的知道了自己的职权和责任，甚至细致到每一根电线和每一颗螺丝钉。在中国航天工业内部颁布、实施的“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生效、举一反三”的质量问题归零五条标准，成为航天人必须执行的生死令。
　　1997年5月12日，继一年前的8.18发射失败之后，“长征三号”火箭再一次树立在发射架上。这次担负的任务是要把一颗国产“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
贺祖明：“这一发在五月十二号打成了，大家都开玩笑。长三乙死了一次是“2.15”，长三甲第三发发射成功，恰恰是“5.12”，把它反过来。”
　　俗话讲，人逢喜事精神爽，然而当眉飞色舞的人们坐到会议室里，准备好好享受一下表扬与赞美之词时，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以成败论英雄”习俗的国度里，事情的结局却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

1996年1月26日，“长征二号E”发射亚太卫星失败 图1

1996年1月26日，“长征二号E”发射亚太卫星失败 图2

      此时身为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的刘纪*所以给正在兴头上的部下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是因为他再也不能容忍部下的失职。　　刘纪*：“第一处理的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是因为工作责任心，或者说是工作马虎造成了损失的。你比如说它一个伺服结构漏气，送回来了。送回来他也没检查，盖个戳子，又送回去了。”

     尽管刘纪*也深知台下坐着的每个人眼中红红血丝的来历，和此时本该享受的来之不易的快意，但火箭生存的现实让他必须在铁的纪律和人之常情中间做出抉择。
　　此时的航天人奋力阻止着似乎是势不可挡的信誉大滑坡。然而，要想再让已经心存疑虑的国外合作方重新相信中国的“长征火箭”，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试图恢复人们对中国长征火箭信心的所有尝试中，最难的莫过于说服已经如同惊弓之鸟的国际保险公司。
　　如同司机要是有出事理赔的记录，就要被“另眼看待”一样，犹犹豫豫的保险公司尽管被说服接受保单，但还是开出了他们认为值得冒险的价钱。

雕塑

     厉建中：“对我们是非常苛刻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火箭再度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再度占一份额，恢复它的发射，那我们也得忍着，也就接受了。后来我们连续成功之后，这个费率又下降了。”
　　距离上次发射场大爆炸一年半以后，1997年8月20日，第二枚“长征三号”乙型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起飞。驯服的火焰把美国劳拉公司为菲律宾制造的“马步海”卫星顺利送入远离地球数万公里的轨道；2个月后的10月17日，第三枚“长三乙”火箭又把劳拉公司生产的“亚太2R”卫星非常精确地送入了同样的轨道，在中国航天的史册上连续写下了两笔至关重要的成功。

黄作义向保险公司作“宣讲”



      到1998年3月26日，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进行了50次飞行。而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在长征火箭飞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实施了15次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协议，还提供了5次国际搭载服务。
　　1993年4月28日，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和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签订了使用“长征二号丙”改进型火箭发射多颗铱星的合同。这是一次世界级的航天技术的舞台展示。
　　4年后的1997年9月1日晚10时，中方用改进后的“长二丙”一箭发射双星，成功地将两颗铱星模拟星送入预定轨道。3个月后的12月8日，长二丙改火箭首次将两颗铱星成功送入太空。并随后连续按计划进行了三次发射，将6颗铱星送入了太空网络中的预定位置中国航天的“一箭多星”技术，随即开始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铱星模拟星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航天工业步入了良性发展的道路。一切都变得更加稳定，也更加成熟，连续三年取得火箭发射枚枚成功的骄人成绩。
　　90年代末，当中国航天人终于摆脱了失败的阴影，准备重整旗鼓的时候，世界航天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实让他们意识到，先前的估计有些过于乐观。
　　然而，羽翼变得丰满起来的中国航天人已经是久经风雨了，10年的对外发射服务让他们受益匪浅。不断向外太空的进军使得他们的目光已经在浩瀚的宇宙中延伸得更加遥远。当他们历经磨难一次又一次驯服着奔腾的火焰飞出家园、探索人类认识的未知边缘时，他们传奇般的经历也在向世人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太空真的没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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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上帝的眼睛》




2003年1月16日，美国卡纳维拉尔角39-A航天飞机发射台。“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机长赫斯本德即将率领6名宇航员飞向太空   

      2000年9月出版的《原子能科学家杂志》刊登美国科学家埃德华•泰勒的一篇文章，披露了50年前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幕：美国空军和陆军早在 50年代末就打算在月球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月球归美国所有！  
　　当时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航天竞争已经进人白热化，谁能抢先实现载人航天对两国的国家形象、人心士气等等都有重大意义。
　　自从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几乎立即就转入了让卫星搭载“试飞”狗进人太空轨道的实验。
　　1957年11月3日清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技术人员为小狗“莱卡”安上一种专用带状装置后，然后把它放进狭窄的加压舱内。指挥中心开始倒计时。

2月1日，漂浮在太空中的宇航员们顺利完成了所有的实验，开始返回地球。上午9点，也就是在哥伦比亚号着陆前16分钟，该机突然从雷达中消失。这是七名遇难的宇航员。
                                                                          
　　“卫星2号”和它上面的“莱卡”准确地进人到了预定的地球轨道。运行在一条近地点212公里、远地点1660公里的椭圆形轨道上，每 102分钟绕地球一圈。
　　近年来公开的一些资料却表明由于卫星飞行的故障使得“莱卡”可能只飞行了13个小时、在绕地球飞行了9圈后就被活活烤死了。
　　科罗廖夫与其他科学家商议之后，决定采用非常规的办法，即飞船的设计与制造工作同步进行。这种方法带有相当大的风险，但是科罗廖夫明白要想抢在美国人的前面，只有这一条路。
　　事后看来，他的这步险棋走对了，苏联从载人飞船的可行性研究到1961年4月实现“东方l号”载人飞船上天，前后只用了2年半时间。最终使苏联又一次领先美国人10个月实现了载人航天。

美国火箭设计师布劳恩


      然而在随后进行的实验飞行中，失败考验着这些初学者。8月19日，进行了第三次发射试验，这次飞船的密封舱内不仅有两只名叫贝卡和斯特列卡的小狗，还有包括有50只老鼠和苍蝇、植物种子、小球藻在内的生物。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次发射中出现了一件“宇航员”“冒名顶替”的事情。在这次发射前的遛狗过程中，专门训练的小狗斯特列卡临阵脱逃，试验人员们情急之下将错就错，从野狗群中随便捉来一只充数。假斯特列卡同真贝卡一起飞上了太空。
　　这让后来才知道真相的科罗廖夫和他的技术人员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即使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生物也能在太空飞行。
　　在载人飞船的一切技术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苏联开始在全国挑选第1名上天的航天员。选拔称得上是万里挑一。
　　当时苏联人选拔第一批宇航员的具体条件是，身体健康适于飞行，年龄不超过35岁，体重应不到75公斤，身高不超过1.75米，当然后两项都是为了适应当时宇宙飞船的载重量和座舱尺寸的需要。

      历史上有许多巧合，在1934年3月9日，科罗廖夫第一次与苏联第一颗卫星的主设计师吉洪拉沃夫谈起了载人宇宙飞行的前景，甚至谈到了谁将第一个飞上太空，而尤里·加加林正好在这一天出生。　　公元 1961年4月12日上午9时7分，“东方”号运载火箭顶着世界上第一艘载人飞船腾空而起。与此同时，透过发动机的轰隆声，清晰地传来了加加林激动的道别声：“我去了！”
　　10时25分，当加加林向地面指挥中心报告飞船已经打开发动机时，指挥中心顿时沸腾开来。
　　事实正如科罗廖夫一直担心的，飞船在返回大气层时真的出现了问题。由于故障使座舱与仪器舱不能及时分离，制动火箭的推力使飞船座舱疯狂地旋转打滚。此时“东方”号飞船正在以惊人的高速度疾速下坠。照这样下去将是飞船会像熊熊燃烧的流星一样高速砸向地面、宇航员被烧成灰烬和摔成肉酱的结局。指挥中心的人们都束手无策，科罗廖夫当时甚至都已经不敢看飞行的显示屏。

布劳恩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一起

前苏联火箭设计师科罗廖夫

      也许是幸运之神总是站在强者一边。10时35分，密封座舱终于与仪表舱在飞速旋转中分离开了，但这时已比预定的时间整整晚了10分钟。危难中加加林显出英雄本色，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战胜了死神的威胁。　　当加加林在7000米的高度顺利跳伞后，科罗廖夫立即给赫鲁晓夫打电话报告说：“降落伞已打开，正在着陆，飞船正常。”听到消息的赫鲁晓夫在电话那头向他大喊起来。
　　穿着奇异的宇航服装落地的加加林吓坏了地面上的孩子，加加林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喊： “请不要怕，我是自己人，是苏联人，是从宇宙飞回来的”……
　　只有宇航员安全地返回到地面，苏联人才算是成功地实现了载人航天飞行，才能真正地赢得这场美苏竞争的胜利。

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几乎立即就转入了让卫星搭载“试飞”狗进人太空轨道的实验                                                                          
　　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壮举使人类数千年的梦想成为现实，也使他从此获得了“宇宙哥伦布”称誉。为了纪念这个划时代的成就，“4.12”成了“航空航天国际纪念日”。
　　资料证明，在加加林上天前后，苏联曾有两名航天员在训练中死亡。
　　此后，苏联人又连续进行了载人航天的飞行试验。1963年6 月16日，“东方”6号飞船将世界上第一个女航天员捷列什科娃送入了太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登天的女英雄。

1951年4月18日，美国空军用“空蜂”号探空火箭将一只猴子送人了高空                                                                          
　　加加林飞行之后不到４个星期，1961年5月5日，美国的“水星”4号飞船把宇航员艾伦·谢泼送上了186公里的高空，作了一次亚轨道的试验飞行。两个月后，弗吉尔·格里索姆又乘坐“水星”号进入太空。1962年2月20日，“水星”6号飞船载着约翰·格伦完成了美国人第一次地球轨道飞行。他用了4小时55分钟围绕地球飞行了3圈。
　　让美国人可以称道的是，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空人的格伦，日后居然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宇航员，这一点恐怕加加林就不如他了。
　　其实，美国人的载人航天计划开展得并不比苏联人晚。苏联人接连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航天第一”，这一事实深深地刺痛了美国人。然而，知道内情的人知道，此时的美国正在构想的一个举倾国之力的庞大计划--20世纪60年代后期轰动全世界的“阿波罗”登月行动。

先进的天文望远镜


      加加林上天之后，面对苏联在太空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终于忍无可忍。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来到国会发表演讲。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要实施的雄伟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并在二战结束后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号召：“整个国家的威望在此一举。”
　　这位国家总统，当时使用了一句拳击手常用的语言来向全体国民解释这次重大行动的目的，是要把“苏联人摔倒在月球上”。

      1967年11月9日，美国人为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而专门研制的一种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土星” 5号巨型运载火箭进行了第一次试验发射。试验中，它产生的高达3000吨的推力甚至掀掉了发射场5公里方圆内房屋的屋顶。
　　美国人在实施阿波罗飞船计划中并非一帆风顺。1967年1月27日，肯尼迪航天中心内的阿波罗-4号飞船进行飞行演练时发生了意外的火灾，3名航天员在几十秒钟内被活活烧死。
　　美国人的不断进展对苏联人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无形压力。一切都以冲刺的速度进行，这不能不埋下一些隐患。4月23日，苏联著名的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驾驶着未完全建造好的“联盟号”升上太空。24小时后，返回地球着陆时因主降落伞没有弹出来，下降中的飞船以可怕的速度冲向地面。科马罗夫成为人类航天史上第一位在航天飞行中死亡的人。

天文望远镜的出现使人们看到了月球的表面

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苏联的尤里·加加林

1968年12月21日，美国“阿波罗”8号被发射升空。4天后，也就是在西方各国欢庆圣诞节这一天，弗兰克·博尔曼和他的“阿波罗”8号乘员组在20小时6分钟内环绕月球轨道飞行了十次。在电视传送的实况中，飞行在天外的宇航员向地球上的人们奉送了《创世纪》中的诗句。
　　美国人领先的消息大大地刺激了苏联领导人。要求苏联的科学家必须要抢在美国人之前实现登月飞行。然而接连发生爆炸的N-1巨型火箭，让苏联人几乎心灰意冷。在美国首先载人登月马上就要成为既定事实的1969年7月上旬，他们抢险声明“无意与美国争夺首先载人上月球”。

1969年7月16日，在美国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场上，“土星”5号运载火箭承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已经稳稳地竖立在发射架上。第一批代表人类奔赴月球的宇航员正在向地球上的人们告别。　　1969年7月19日13时26分，经过3天里38万公里的飞行，此时的“阿波罗”11号已经接近了月球轨道。地面指挥中心向宇航员发出了进入月球轨道的指令
15时12分，登月舱开始向月面实施降落。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停顿让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当时在距离月面50英尺时，闪光灯突然停滞在一个地方不动了。多年以后，英国人的一篇文章揭露了真相，当时的“阿波罗”11号的登月行动实际上已经濒于灾难的边缘。
　　在登月舱降落前的最后3分钟内，存在一个10秒钟的充满危险性的短暂时间段，这期间登月舱以很快的速度呼啸而下，倘若此时紧急刹车放弃登月，点燃上升引擎，那么整个燃料箱将会因下降惯性作用的冲力而报废。上升级将会因无法向上爬升而坠毁在月球上。这就是人们私下说的“死亡区间”。

登月竞争的漫画


     当此时登月舱的计算机发出“1202”警报时，距离“死亡区间”只有 20秒。贝尔斯必须当机立断。
　　事后，飞行控制员史蒂夫·贝尔斯因为挽救了“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而获得了航天局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尼克松总统授予的勋章。

“月球10号”探测器，4月3日，苏联又将“月球１０号”送入每３小时绕月球一周的轨道

　　在这场经历中，许多美国人都作好了登月失败的心理准备，因为毕竟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官方从白宫到美国航空航天局都悄悄地制定了一个应急计划，其中甚至有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此提前写好的一篇悼词，以备行动发生悲剧时之用。
　　有人说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悲伤的一篇演讲，一篇从来就没有公开发表的演讲。

1966年6月1日，美国的“探测者１号”在月球上首次软着陆                                                                          
　　
      苏联工程师在登月竞赛失利之后，把精力集中于装配载人太空站。1971年4月19日，成功发射上天的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性载人空间站--“礼炮1”号。曾有3名宇航员在站上生活工作了23天。但是，当这3位苏联宇航员完成任务驾驶“联盟”-11号飞船返回地面时，回收人员在降落下来的密封舱里看到的却是3具尸体。
　　目前正在太空中边飞行边建造的“国际空间站”已属于第四代空间站。整项计划耗资600多亿美元，是人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载人航天工程。它从最初的构想到最后开始实施既是当年美苏竞争的产物，又是当前美俄合作的结果，从侧面为这两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在太空成为“冤家”的航天大国之间，画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1986年1月28日上午，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架上升空，73秒钟后突然爆炸，价值12亿美元的航天飞机在目瞪口呆的观众眼前被炸成碎片坠入大西洋。这是“挑战者”号的第10次飞行，也是美国航天飞机的第25次飞行。　　谁也不会料到噩梦在17年后会再次降临。

美国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场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公元1969年7月20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22时56分，“全副武装”的阿姆斯特朗站在了登月舱舷梯最下面的一级上                                                                          
　　2003年2月1日，当那7名宇航员的生命消失在没有痕迹的飞翔中时，在沟通全世界的互联网上流动着无数中国网友足可以刻在历史纪念碑上的语言：
　　“在今天的天空，我们看到了毁灭和悲剧，但是在我们还未看到的地方，那里有希望和安慰”。

“这一步，对一个人来说，是小小的一步；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最后，请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船长里克·哈兹班德，男，45岁，昔日空军中校，得克萨斯人。1994成为宇航员。
      威廉姆·麦库，男，41岁，昔日海军司令员，三个孩子的父亲。1996年成为宇航员。
　　麦克尔·安德森，男，43岁，出生于军人家庭，1994年成为少数黑人宇航员之一。
      卡尔帕纳·楚拉，女，41岁，上世纪80年代从印度移民到美国，于1994年成为宇航员。
　　大卫·布朗，男，46岁，昔日海军船长、飞行员、医生。1996年成为宇航员。
      劳瑞尔·克拉克，女，41岁，昔日海军军医，1996成为宇航员。
　　伊兰·拉蒙，男，48岁，以色列空军中校。1997年成为以色列首位宇航员。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

从1969年到 1972年底，美国又连续发射了6艘“阿波罗”载人登月飞船

“阿波罗”载人登月工程历时约11年，到1972年12月结束时，共耗资255亿美元。它是本世纪人类最雄伟的工程之一

2003年的2月1日，“哥伦比亚”号上的七名宇航员在结束了为期16天的太空任务之后，高高兴兴地准备回家，这是他们在返回中                                                                          
　　什么也挡不住宇宙对人类的诱惑，人类继续在太空中飞翔。而在太空的轨道上飞驰的美俄两国旗手中，即将出现五星红旗的中国人的身影。唱了一千年“步天歌”、做了两千年飞天梦的华夏民族，也要飞出地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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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 《烈火天车》




推进器系统在97年还是一个难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射了一系列的返回式卫星，人们在一次又一次迎接这些从天外归来的火箭乘客后，十几年前关于载人飞船的构想又被重新提起。与那时相比，此时的航天人已经掌握了火箭发射和卫星返回的成熟技术。他们也在问自己，如果把返回式卫星改成返回式飞船会怎么样呢？很快一个事关中国航天工业未来发展命运的重大议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朱毅麟：“因为航天代表着一个综合性的技术，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性的实力，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力量，哪怕你技术再先进，没有经济力量去投入的话，你发展不起来的。”
　　然而，正在奋力弥补因为多年失误而导致与世界经济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中国人，在为选择的目地而支付极其有限的经费时，必须权衡是面包还是尊重哪个更重要。
　　而这时，有关中国航天未来走向的论证已经无法调和是与非的两种意见。最终截然相反的这两种意见同时被摆上了国家领袖们决策的案头。
　　随后不久这件事就被提到了有决策大权的中央专委会的会议桌上，1991年6月，有关部门人员被招进了北京的那座著名的园林后，获得了中央专委原则上的认可，并建议继续论证。

航天器重返大气层示意

      这时关于载人航天的争论已经由上不上的问题转到了上什么的问题。
　　人们的忧虑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中国曾经有一个如今很少有人知晓的载人航天计划。1970年发射第一颗东方红卫星的时候，一个更大胆而雄心勃勃的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人们为了实现当时的政治理想而决心制造出载人飞船。很快那艘还没有诞生的飞船就有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曙光号。它成为那一年代的人们激情奔放的理想化身。
　　戚发轫：“这时候正是国际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载人方面做了非常大的竞争，那时候我们有一些科学家就很敏感，说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做这个准备，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方案，准备搞飞船，那时候就是71年4月份，确定的时候就叫7·14。就是中国的载人航空工程。”
　　然而真正动起手来，航天人才方知制造载人的火箭和飞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比他们此时手上仅有的“长征一号“火箭大数倍推进力的巨大差距，以及飞船系统的复杂程度让满怀激情的航天人不得不望洋兴叹。锁进了文件柜中的曙光号飞船，从此成为当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如同初恋般的记忆。
　　时隔二十年，当载人工程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它同样存在着再一次被搁置起来的危险，因为这时急切盼望的航天部门自己内部对到底造一个什么样的载人航天器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切争论的起点都是与当时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整流罩


     经过反反复复的论证，专家们这时拿出的已经是像一本书一样厚的可行性报告。就是这些凝聚了航天人无数心血的战略构想，让国家领导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刘纪原：“最后一次专委会就定下来，就是说大家都认可了，是1992年1月吧，就要求大家都回去表态，表示慎重，每人都要签字。”
　　这次会议召开的1992年1月被航天人认为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中国航天工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被确定下来。为了牢记92年1月，人们将这一重大项目命名为“921”工程。
　　戚发轫是当年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时孙家栋院士麾下的十八员大将之一，几十年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已成功地将几十颗卫星送上了太空轨道。可以说得上是硕果累累。有关领导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最终还是将如此重担压在了刚刚放下通信卫星总师职务的戚发轫头上。
　　由于在工程立项时，航天人就已经承诺了“争八保九”的目标，即争取98年力保99年实现载人工程的第一次无人实验飞行。此时唐家岭的建设就被带上了事关全局成与败的急迫。
　　飞船的研制需要模拟它在太空中飞行时的真空状态，这就必须建造一种能够将整艘飞船放进去的真空罐。这个被称为KM6的真空罐是当时整个研制中必须具备的八大实验室之一，也是当时航天人面临的难度最大的项目。其中它在巨大的大气压力下不能有一丝一毫漏气缝隙的要求，让建设者们费尽了心机。
　　作为载人航天运载工具的“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人们对它并不陌生。它是在“长二捆”火箭的基础上，按照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以提高可靠性确保安全性为目标研制的。而在整个设计里如何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保证航天员安全的绝对要求，让所有的设计人员都伤透了脑筋。

整流罩分离实验

      当时中国人刚刚试着造出火箭上的故障检测和逃逸系统时，由于心里没底，想让俄罗斯的专家给评审一下，类似技术咨询公司那样签个字。但当时对方竟开出了中方必须为此支付1000万美元的天价。事后中方专家回忆起来说，当时我们舍不得啊。国际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法则”，迫使他们最终只能回到依靠自己的轨道。
　　这边火箭新增系统关键部位的研制似乎是撞到了墙上，那边飞船的研制也是举步维艰。因为进行宇宙飞行的航天员并不是坐在普通的板凳上，而是坐在一个有复杂缓冲系统的特制座椅上，它在突发情况下决定着经历了各种险关的航天员在宇宙航行最后一刻的生与死。然而，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研制人员却不敢说个“行”字。
　　从最初的起步到今天，一个座椅缓冲器，花费了研制人员近十年的时间。每当提起这件事，研制的专家们心里总是很沉重。
　　就在中国航天人在为如何去解决诸多技术难关而绞尽脑汁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在准备运载飞船的火箭发动机的试车中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
　　航天人又一次领略到了为理想而飞向太空时的巨大风险，很难被驯服的狂暴烈火瞬间也会摧毁人们来之不易的心血。但正如同远古的祖先们执著地造出独木舟去冒险搏击大海一样，今天的人类也永远不会停止锻造能把自己带出地球的烈火天车。


安装逃逸塔装置


     1992年国家正式立项载人航天工程时，第一艘实验飞船争取98年、确保99年的起飞期限就已经确定。眼看着承诺的日期将近，此时的航天人却还陷在千头万绪的难题之中。尽管人们在拼命地工作，但实验周期的延误似乎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人们不得不准备承受由此带来的可能是相当严重的后果。
　　然而，时间已经到了1997年，这时飞船飞行中必备的发动机系统却还没有着落。
　　飞船到底能不能在99年底发射上天，推进系统是此时的关键。确保飞船推进系统的可靠性历来是航天器安全指标里的重中之重。据统计，世界载人航天史上出现的大故障中，推进系统占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
　　从那时开始，飞船推进系统的研制进入了实验与生产同步进行的程序。航天人的肩膀上开始同时挑起了两副担子。
　　推进系统的承诺，让人们对99年进行第一次无人飞行试验有了一线希望。然而，当年在“争八保九”发射第一艘飞船的目标下，牵动的并不只是推进系统一家。在组成飞船的三大系统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对上天的航天员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在宇航专家的心里，航天器从天外归来时重返大气层的过程，是他们最担心的航行阶段之一。在下落的过程中，如同“风火轮”一样的飞船上要连续完成一系列的动作，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在预定高度、分秒不差地展开这顶巨伞，拉住正在像流星一样砸向地面的、重达三吨的返回舱。如果它要是出了问题，经过多少人努力的整个飞行过程将会在最后一秒钟前功尽弃。
　　这是一顶面积达一千二百平方米的巨伞，仅把它折叠起来装在伞舱里就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逃逸塔的正式点火实验也被叫做“零高度”实验
                                                                        
　　实际使用中，要让这顶巨伞从刚刚经历了“烈火焚身”的返回舱中顺利按时开启，研制人员碰到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抛射伞舱盖的难题。
　　虽然经过了大量的实验，但由于装在船上的伞是无法检测的，所以每次发射对伞系统的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发射现场总是最后一个站起来鼓掌的原因。
　　在设计方案上，坐在火箭头部的飞船系统外部有一个保护用的外壳，正式名称叫整流罩。它必须能在火箭起飞穿越稠密大气层时的剧烈摩擦和震动中严密地保护住乘坐航天员的飞船。这个环绕巨大整流罩一圈的锁，本身的研制就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因为它是一个必须在瞬间同时开闭自如的32把锁。
　　倪海龙：“这个锁的加工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因为它技术性特高，很多尺寸我们测量都测量不了，必须要经过我们计量部门，……但是加工完以后，一测量就不符合图纸要求，三个月过去之后，这个车间主任找我，实在对不起，还是没完，因为有些技术还没吃透。”
　　锁的问题不过是人们遭遇到的众多难题中的一个。在此时对99年这一最后的底线能否保住的担心中，火箭人正在极力与爆炸的速度赛跑，试图研制出运载飞船的火箭上必须安装的、被称为逃逸塔装置。而这一装置对即将上天的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来说，是一段真正的“生死时速”。
　　世界各国的航天专家们在研制载人的火箭时，都会首先考虑逃逸装置，因为在人类航天史中，火箭在起飞段发生重大事故的并不少见。
　　因此，中国的航天人在计划迈出载人登天的第一步时，也把研制逃逸设备列入了必须攻克的重要目标。
　　1995年的4月，满怀希望的人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发动机试车。但转眼之间4台都高达80吨推力的喷射发动机却变成了一堆残骸。

      3年后的1998年，装上火箭发动机的逃逸塔运到了发射实验场，一场真刀真枪的检验将决定火箭专家们这三年的努力是被画上句号还是问号，甚至是省略号。　　航天人把逃逸塔的正式点火实验称为“零高度实验”。意为即将模拟的逃逸行动是在地面而不是在空中。
　　“零高度试验”检验的是火箭逃逸系统与飞船在逃逸时的配合。这是一场与爆炸中死神的赛跑，而难为航天人的是他们只能在爆炸开始后起跑，但又必须让自己的“救生艇”跑在最前面。
　　第一次飞行试验，只准成功。
　　人们费尽心血创造出来的这一成果，其实却是航天人在实际发射时最不希望它发挥出作用的设备。换句话说，只要火箭发射正常，它就永远是被抛弃的废品。这对每一个渴望展示自己作品的科研人员来说，总有点遗憾的感觉。
　　就在上海的研制部门为如何能提前攻下推进系统的难关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坐镇北京的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也正在冥思苦想。这时坐在北京正在边建设边试验厂房中的飞船，还只是仅供研究人员们探取未知数据和设备电气性能的测试船。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堆放在飞船外壳里的实验桌，它里面安装试用的多达数百台设备及大多数元器件是仅供实验使用的非上天的产品。这让人们离制造出真正能上天的飞船还有一段遥远的路。
　　对于这时手中并没有真正可以上天飞船的研制者来说，似乎只能是空手攥着拳头。然而在紧迫的形势下总师戚发轫和同事们在此之前就已经想出了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主意--将按惯例只是趴在地面实验台上供测试的模拟电性船改造成为可以上天的实验船。按照航天人的术语，就是将初样变为正样。

神州一号火箭

重新打开已经密封好的飞船大底，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这是航天人在当时有可能赶在最后期限前发射第一艘飞船的惟一可想的办法。
　　1999年的一天，空间技术研究实验中心的KM6空间环境模拟器巨大的密封门缓缓开启，如同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修炼了49天的实验飞船，以非常圆满的成功，通过了全部电气系统的严格测试。航天人手中终于有了一艘基本达到了上天要求的实验飞船。
　　然而，这时的船充其量还只是一艘“死船”。因为船内大量的控制设备还没有来得及编辑输入让它具有生命力的复杂程序。而这些程序是需要专家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调试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但这时航天人眼前的日历离1999年结束仅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以往这点时间别说是完成联试，就是仅仅完成程序编写时间也远远不够。
　　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决定，让远在大西北的一场本该是正常程序中发射现场的常规合练，最终演变成为航天人首次向宇宙真枪实弹地发射无人试验飞船的重大行动。中国人点燃的天车之火，即将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撼动天地。

飞船系统总设计师 戚发轫


      1999年7月，一趟专门列车开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车上的一名特别“乘客”正是人们为之已经付出了七年努力与心血的、准备进行首次无人飞行试验的第一艘飞船。这是航天人自打创业以来的首次破天荒的举动。把原先必须在北京研究院内完成的编程等调试工作直接转移到发射场上去进行。
　　张建启：“船箭地没见过面，要再到发射场去合练，用合练这个东西进行发射，等于我发射的东西还要参加合练，这历史上没有过，在咱们航天史上没有过。”
　　“GNC”，是飞船控制导航系统的专用名称。通俗地讲，就是控制飞船听命于人的指令的中枢大脑神经。有专家形容说：如果没有“GNC”，飞船只能停靠在科学的幻想里。第一次飞行时重点考核的是船的返回技术，而这时忙碌在飞船身边的专家们还远没有编好能让飞船的大脑活起来的控制程序。焦急的负责领导这时最希望能在主管的专家嘴里听到真实的话语。
　　陈祖贵：“那时候想，我系统没有做完，软件没有编完，我要说回不来，那影响领导下决心，要说回得来，确实有点难。”
　　尽管此时飞船已经就在登天之梯的脚下，但这咫尺之遥对此时的航天人来说却是那样的难以跨越。不久，一个致命的故障出现了，它让中国航天人的努力在1999年那段关键的日子里几乎功亏一篑。
　　王楠华：“快到塔架上发现我们的陀螺、马达的电流不正常了。这个不正常也不是完全不正常了，就是偶然有跳动。那个时候算不算问题？要不要解决？”

年轻时的戚发轫与家人的合影


      陀螺装在返回舱底部的夹层中，它的上面已经安装了许多设备，如果要想取出陀螺，惟一的办法是将返回舱早已密封好的底部--俗称大底的底层外壳拉开。而这个时候拉开大底是绝对忌讳的。因为船在太空飞行及返回时，会经历到零下上百度低温和高达两千多度以上的高温考验。如果返回舱密封性不好，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打开将影响飞船的安全，不打开飞船将存在致命的隐患。1999年云集在酒泉发射基地的航天人面临着一个极其困难的抉择。
　　排除故障的行动最终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原先停滞的工作又开始运行起来。然而对那些刚刚松了一口气的人们来说，却很快又有挠头的事情找上门来。
　　此时让这几位高级专家心烦意乱的是在几天前的一次测试中，人们捕捉到飞船上推进系统的数个排气阀门曾有一次未能全部打开的现象。根据设计要求，只有这些阀门按照程序准时打开，排出其中的气体，发动机才能将两种燃料混合到一起燃烧喷射，飞船也才能获得动力。如果这些阀门其中哪一个届时发生故障，都会造成相对应的发动机无法点火的结局。
　　虽然故障在测试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预示着严重的后果。而解决方案迟迟不能确定，致使整个工程处于停顿状态。眼看着最后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先前拼命争取的希望再一次受到威胁的现实让本来文质彬彬的专家们不能不着急上火。
　　时间的紧迫，让人们来不得再犹豫，专家们决心“快刀斩乱麻”。问题终于解决了。
　　今天，对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航天人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飞船要从测试厂房转到加注厂房，进行燃料的加注，等待发射。它说明飞船已经通过了最终测试，获得了飞天的资格。现场的工人们到是另有说法，他们把飞船比喻成新娘，说今天就要上轿了。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它是不会再回到这里了。
　　经气象会审后，确认11月20日有一个窗口时间，11月19日开始火箭液体燃料的加注。
　　发射顺利完成后，飞船系统的人们迅速返回北京的飞行控制中心。正在太空中飞行的飞船必须由这里发出每一步执行的命令。

中国航天史上第一次实现火箭垂直转运


      袁家军：“早晨六点半发射，我们八点上飞机就回北京，十点多就到北京了，然后就到了，飞控中心以后，就紧紧的盯着屏幕，看着我们飞船的各项功能，实行的情况。指令执行的情况是不是有问题，都是非常的紧张。那么特别是在执行回收任务之前，我们在前三圈，提前三圈就要注入指令。”
　　毕竟是第一次，看着正在太空中绕地球一圈一圈飞行的飞船，航天人此时的心情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到了飞船即将返回的最后三圈时，人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时急得满头大汗的控制人员报告，本该对飞船注入的返回指令，此时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到飞船的回音。
　　对飞船注入指令，只能利用飞船绕地每一圈的飞行中飞到中国头上的那段短暂的时间。如果这时地面指挥中心的指令注入不上去，那么飞船将会偏离预定的着陆点。
　　飞船再一次绕过来的倒数第二圈时，人们的努力又失败了。对航天人来说机会只剩下最后一次了。
　　张庆君：“仰角飞船刚出地平线的时候，一般这时候跟踪比较差。而且恰恰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系统马上就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联系具备的注入条件。当时大概也就是在两分钟之内，就把所有数据注入到飞船。”

承载飞船的火箭进入发射塔架


      陈祖贵：“整个操纵大厅震动真听得见，一点声音都没有，后头刚刚到了‘卡拉奇’，我一看那飞船的数据，配备工作调好了，本来按规定不允许我喊的，喊口号专门有人的，我是按捺不住喊了一声，配备工作调整成功，我一喊，整个会场，哇。”
　　前一天晚上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让火箭人兴奋不已。祝贺完他们的飞船人当时却还不敢掉以轻心。这是航天领域的一个现象，火箭人总是笑在前，而卫星人总是笑在后。
　　成功的日期1999年11月21日，离这一年结束的日子只有一个月零9天。在7年时间里每天数着日历倒计时过日子的航天人中，许多人只想好好地睡上一觉。但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奢望。在新的战鼓声中，“神舟二号”又开始起步了。正在驾驶隆隆天车挺进太空的中国航天人，必须为一个民族的理想去争分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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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yhorse

第九部  《永远的诱惑》




神州一号顺利返回地面

      公元1999年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在太空中飞行了21个小时的“神舟一号”飞船终于又缓缓地接触到了地球上的土地。这次近乎完美的“空中表演”，化解了航天人在长达7年的探索历程中承受的所有艰辛与忧虑。　　飞船返回后第4天的11月24日，国家领导人来到了北京航天城。在他们1992年批准“921”工程7年后的今天，终于看到了眼前的场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对参试人员说：“我刚才看了返回舱，用文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激动不已”。
　　一周后，经过“神舟一号”搭载的这面中国国旗，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迎来了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
　　第一艘飞船发射返回的成功激励着航天人，但这艘被烈焰烧灼得黑漆漆的飞船毕竟还是一艘并没有安装上所有设备的试验船，与真正载人的飞船还有一定的差距。航天人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改造。

      不久，第二艘飞船“神舟二号”被制造出来，它的性能比“神舟一号”更加先进，保证安全与维持生命系统的设备安装的也更加充分。
　　2000年12月18日，酒泉发射基地的天空晴朗、艳阳高照，连日来一直“闷”在测试厂房里的“神舟二号”飞船，终于在人们关切的目光中，向发射前的场区转场了。
　　12月31日下午测试厂房里发生重大事故。
　　张建启：“发射场误操作造成的，没有按照规程办事，临时去搞了一个试验的计划。组织不严密，造成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人为的一个失误和差错。”
　　人们第一眼的感觉是火箭已经受了重创。箭体上深深的伤口让赶到现场的人们欲哭无泪。

“神州一号”飞船返回舱

“神州二号”飞船

返回舱着陆实验


      第二天半夜一点多钟赶到基地的专家们立即来到现场进行检测。
　　连续两天的检测与分析使人们初步得出了一个的结果，这个结果让已经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的基地负责领导多少松了一口气。
　　经过全面探伤的火箭处理和更换了部分受损的部件后，最终的测试表明一切正常。1月6日，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次发射任务指挥部的会议上，火箭的评审被一致通过，并决定4天后的10日凌晨1点为发射时间。
　　当神舟二号再次被竖在塔架上时，人们看到的是一枚完好无缺的火箭。元月十号，看到随口令发射上天的火箭顺利地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这让之前所有为它担忧的人们都长出了一口气。
　　2001年10月，正在西北酒泉发射基地的“神舟三号”发射准备现场，在对飞船上安装的一种插座触点进行测试检查时发现，有一个点不通。经更换了新插座后故障消失了。但敏感的航天人起了疑心，他们把飞船上此类插座的至少1000个接触点全部测试一遍，结果又发现有一个点不通。人们回忆起这种插座不是第一次发现问题。

     围绕着对这一元件最终认定的争论在当天晚上就爆发了。焦点集中在是否需要更换所有已经安装在飞船内部的这类插座上。
　　如果被定位为批次性的问题，那就如同该型号的插座已经被判了死刑。飞船上已经装好的几十个插头全部要换掉。而要将船上已经装好的插件拆下来，更是一个冒险的过程。
　　拆了，是为了避免失败，但可能引发失败。不拆，同样存在隐患，后果同样不容乐观。此时的决策者们真是左右为难。
　　于是有关领导专门到生产这一插件的厂家调查了解它的设计及加工过程。发现在它先天的设计中本身存在缺陷，
　　但更换势必牵涉到撤场，“神三”甚至“神五”的计划都已排好，如果全部拆换，撤场事关重大，必须向中央做汇报。

神州四号飞船制造完成


      2001年11月1日，中央领导在报告上批示：“要绝对保障安全……切勿抢时间”。
　　最终已经运到发射场的飞船和全体发射人员终止全部程序默默地撤离。
　　袁家军：“我们神舟一号，我们的实验飞船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从神舟二号，神舟三号，神舟四号计划也就三次无人飞船的发射，如果其中出现致命的故障，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神舟五号也就不能载人了。”
　　三个月后的2002年3月25日，再次返回发射场的航天人用他们最后的成功，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到了2002年底，一艘真正能全部满足人类在太空中旅行生存条件的全配置飞船“神舟四号”被制造出来。运往大西北的发射基地。这是航天人计划表中无人状态下考核的最后一次实验发射。它的成败以否，决定着已经奋斗了10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命运。

2002年12月30日零点神州四号顺利发射


      2002年冬季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大雪，这时出现的历史上罕见的低温天气，对准备发射的长征火箭和“神舟四号”飞船却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低温会造成火箭发射时的一系列不利影响，这人类航天史上不乏失败的例子。
　　大家一致认同零下二十摄氏度为最低发射条件的临界点。此时的关键就是根据气象部门的准确预报，决定最终的发射窗口。
　　根据气象部门给出的28、29、30日，三天的气象条件。指挥部将29日定为发射日期，但气象专家认为在30日温度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指挥部最后决定推迟一天发射。
　　29号凌晨，气温果真如气象部门预报的低于零下21度，但直到晚上气温还在持续下降。并没有出现先前预报的温度回升的迹象。此时这一预报的发布者有点就要上刑场的感觉。
　　距离预定发射窗口只有一个小时了，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谁也不会期望戈壁滩会出现夜间温度上升的可能。
　　此时火箭上的燃料已经加注，看着正在一点点向下移动的温度表，人们的表情越来越凝固了。如果不能按时发射，后果会怎样，大家都很清楚。
　　然而，在2002年西北酒泉发射基地的那片土地上也许是真的发生了奇迹。就在距发射时间还有最后30分钟时，戈壁滩上突然刮起了一阵东南风。本来一直向下的温度计开始掉头了。
　　刘汉涛：“到了零点过后，就是30号零点气温明显就开始回升，这个在气象当中，我们目前还目前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但是实况显示气温急剧回升，所以这个曲线还很陡，就相当于一个斜坡直线的就上去了。这个一上去一直上到18.6度，上到这个温度上面，等于说在19度以上了。”
　　公元2002年12月30日零点30分，“神舟四号”终于启程了。

内蒙古飞船回收场


      2003年1月5日，6天前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起程奔赴太空的“神舟四号”飞船，在围绕地球旅行了108圈后顺利回收。
　　这一年的9月，从降落在酒泉机场的飞机中走出了多名军人。他们并非是普通的军官，而是中国第一批身负重任的太空使者。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发射现场参加“神舟五号”的人、船、箭、地的联合检查，为即将来临的首次载人飞行做准备。

第一次显露在公众面前的这三人，是从中国培养的14名航天员中挑选出来的首飞梯队。　　让人感慨不已的是，中国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秘密培训自己的宇航员。几代人过去了，由于条件所限，当年宇宙航行的渴望只能变为那些立志投身太空探险的先驱者们永远的梦想了。
　　中国的宇航员的挑选与美、俄两个航天大国选择的标准基本相同，而且几乎都是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一批精英小伙子成为中国第一个飞上太空的候选人。在日常的训练中，来到火箭和飞船制造测试现场进行人船合练大概是最让他们兴奋的了。
　　此时的每一名宇航员还都是一名预备者，谁都有可能被选中担当第一名登天的使者，也谁都有可能被排在第一名的身后，每一个人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神州四号”飞船返回舱


中国宇航员首飞梯队


     看着这些活生生的宇航员进入自己的制造的飞船，想到将来不久他们就要驾驶天车踏上奔赴宇宙的路程了。那些制造飞船的航天人不仅没有即将完成任务的轻松，反而越加感到责任的沉重。
　　陆东：“我们必须尽所有的能力尽全力把你所能够想的、所能够做到的，都要为了航天员的生命。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才能说问心无愧吧。
　　既然在航天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风险，人们也就必须为在出现万一的情况下挽救宇航员的生命而竭尽全力。于是在载人航天的大工程里，宇航员的应急救生成为一个谁也不敢掉以轻心的课题。

      在返回降落时出现意外和一旦出现故障，因紧急逃生从天而降的宇航舱谁也保不准会落在什么地方。而不管落在什么地方都必须保证迅速施救的绝对要求，让负责此项工作的航天人绞尽了脑汁。
　　中国的地理和经济情况决定着在宇航员应急救生的问题上，与航天大国俄罗斯和美国不太一样。
　　余孝贞：“我设计二十个区，美国有几个区、非洲有几个区、欧洲有几个区、亚洲有一个区，不是掉在我们国内了，设计好了，它有一个存储器在所谓的数管里头有一个程序，命令航天员用通讯的办法命令航天员操作到哪个区域去，一操作后来有自动过程就可以落到那个区去。”

宇航员进行人船合练

宇航员在失重状态下训练

       这是目前为止在国际上很领先的一门技术。它能保证让航天人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同样保险系数的救生效果。　　2003年4月，整个中国突然被一种叫做“非典型性肺炎”的烈性传染病袭击。正在竭尽全力追赶时间的航天人此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因为原先制定的本年度10月15日发射“神舟五号”的计划是无法推迟的。而在当时“非典”造成的巨大心理恐慌下，原先的计划能否完成？
　　“神舟五号”非要在10月15日是因为地球自转造成在中国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上，每年不能迟过10月中旬那几天发射才能赶上航天器上天和归来都在白天的时段里。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由于是中国的第一艘载人飞船，公众更希望能在天上亲眼看到宇航员从太空归来。这件事情的政治影响和震撼力都不可低估。于是，因第一次送宇航员上天而万分谨慎的航天人早就把发射日期的底线划好。过了这个日子就只能再等来年了。

      已经划死的“10月15日”的发射日一天天逼近。2003年7月，状态良好、已完成各项测试的飞船整装待发。
　　继神舟四号的发射与回收圆满成功之后，真正载人飞行的条件终于成熟，运载火箭、“神舟五号”作为中国第一个将乘坐真人宇航员的飞船起程远航运往发射基地，一切与之相关的程序开始紧张运转起来。
　　2003年9月16日，终于赶造出来的新型座椅缓冲器送到了基地。并立即安装在“神舟五号”飞船上。

在发射场

神州五号飞船火箭陆续起程前往发射场


　   2003年9月18日，宇航员到发射场参加人、船、箭的首次合练。中国人首次进行宇宙航行的行动已近在眼前。
　　在“神舟一号”顺利返回时，总师戚发轫曾对采访的记者说他始终记得一个画面，当俄国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送女宇航员进飞船时，他对宇航员讲，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飞天。戚发轫说我想我也能安心地对我们的宇航员讲这句话。
　　2003年10月15日，中国航天人终于等到了、也终于走到了这一天。10年的艰辛已全部凝聚在此刻的一瞬间。

公元2003年10月15日清晨5时20分，一个庄严的出征仪式代表着一个民族正在为自己的英雄送行。
　　此时此刻，作为培育“神舟”诞生的航天人真可以用“百感交集”来形容。
　　还是和以前一样，目睹发射成功后的飞船专家们又立刻赶回北京的飞行控制中心，监控太空中飞行的“神舟”和宇航员的一举一动。
　　全世界的人们在这一天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杨利伟在太空中飞翔。从这一天起，在浩渺的宇宙间飘动的旗帜中开始有了中国的五星红旗。那艘承载全民族希望的“神奇之舟”划开了中国一个崭新的航天时代。

为宇航员杨利伟送行

神州五号顺利发射

      人类在飞向宇宙的每一次的过程中不会是永远的成功者，也不会是永远的失败者，但却可以肯定，必定是永远不停地走向远方的探索者。　　正如一句话所说的：人类在太空中每迈出一步，宇宙对人类就缩小一步。
　　承载着全民族希望的中国航天人，任重而道远。
　　公元2003年10月16日清晨6时23分，中国的“神舟五号”飞船在起飞21小时后，顺利降落在内蒙古空旷的草原上。太空中没有中国人足迹的历史到此结束。


完

[ 本帖最后由 rosyhorse 于 2008-6-6 17:14 编辑 ]

~Sylvie~

班长占完楼了？？？............占完我坐咯！

~Sylvie~

央视这个片子我怎么没看到过呀，，，要去找找....................

gainhiz

占个座，慢慢看

martinchi

有些都重复了阿/

4#和7#有重复的部分

rosyhorse

原帖由 martinchi 于 2008-6-6 16:27 发表
有些都重复了阿/

4#和7#有重复的部分

不好意思，正在编辑，过一会儿就好了，呵呵。

martinchi

任 路漫漫其修远兮,
重
道
远 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