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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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三兄弟与特科（上）


在人们的印象中，特科干的都是打入敌营、获取情报、营救战友、消灭叛徒等惊心动魄的大事，岂不知，他们也干提着脑袋保护孩子们的事情。30年代初期，周恩来让陈赓通过董健吾设立的上海大同幼稚园就是其中最典型例子。而其中，董健吾保护的毛岸英三兄弟则最为引人关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收养毛岸英三兄弟70年后，2002年，董健吾的儿孙，将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告上了法庭。

2002年１月１９日，刘思齐受邀到武汉理工大学演讲。刘思齐在演讲中称，毛岸英、毛岸青“除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三毛其他的经历都经历了”，“像三毛一样流浪五年”；并称毛岸英、毛岸青是上海特科从大街上找回来的。为此，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孙子董闯向武汉市武昌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刘思齐的演讲“其中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有些言论污蔑诋毁了董龙飞之父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 要求刘思齐停止宣传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言论，登报赔礼道歉；被告武汉理工大学承担提供场地的责任。几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和因诉讼引起的经济损失一万元人民币。
（铁老大别紧张，此事不算“青史微言”，主流媒体有报道：在武汉演讲惹官司 毛泽东儿媳刘思齐成被告）

我相信，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河友，恐怕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是毛岸英三兄弟流浪在上海街头，后来被地下党在一座小庙中找到。刘思齐所说，依据的是毛岸英对她的叙述和原中共特科老地下党员李云的证明材料。
解放初期，一次毛岸英和刘思齐一同去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刘思齐回忆说：“看《三毛流浪记》时岸英非常激动，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电影结束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我推了推他说：‘该走了，影院都快空了。’他抬起头望着我说：‘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我和岸青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以外，三毛其他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了。’这以后，他对我细细地谈了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前前后后。我深深地感到他对上海的这段流浪生活是刻骨铭心的。”
而李云的爱人是当时特科情报负责人李强。李云回忆说，1935年秋冬，李强通知她，要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并给李云圈了范围，就管老西门一带。这说明特科的人员全体出动，分工负责。李云就到流浪儿多的地方去找。到底找过多少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一站就是半天。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没找着。
李云当时主管特科的电台，1936年6月后担任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之前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是董健吾的女儿董慧芳），深受宋庆龄的信任。1937年淞沪会战，毛泽东、周恩来两次去信，要宋庆龄撤到香港。宋庆龄向中共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让李云也去香港。
因此，李云所说，应该是可信的。




宋庆龄与李云


而董健吾的后人也有依据，依据的是中组部的调查报告。1979年，胡耀邦抽调中组部三人，以李芳文为组长，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时的情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访问当事人、证人、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查阅档案资料，勘察毛氏兄弟居住过的地方，最后撰写了一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的调查报告。2001年，董健吾的儿子董霞飞、董云飞出版《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书中说，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三、在董健吾家中，生活困难，但无流浪、虐待事实；…。”


事实究竟如何呢？

对于这个官司，《香港商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对董健吾后代状告毛泽东儿媳的看法》，文中说：

哪一个是历史的真相呢？这个本来要由历史学家或中共党史学者考证的问题，如今因董家后人的起诉而必须由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评判了。


李云在回忆寻找毛岸英兄弟时说：“１９３６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至于谁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对我这个妻子也不会说的。徐强１９８８年去世，直到最后，他也没告诉我当年是谁、在哪里找到了毛岸英兄弟。”
在如此严格的保密制度下，恐怕要找到确凿的第三方证据，特别是那个最终找到毛岸英兄弟的人，应该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老拙既不是“历史学家或中共党史学者”，也不是“人民法院的法官”，更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通过对双方发表的书籍的分析，给大家一个交待，结论要让各位自己来下。

双方发表的书籍是：
《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霞飞、董云飞著
《我的伯父毛岸英》  毛新宇著（有关内容见第三章、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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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三兄弟与中央特科（中）


好，现在我们从头说起。先说两家都没有争议的部分。

1929年8月，彭湃等人因叛徒出卖牺牲，行前给他的爱人许冰留下诀别信：
“冰妹,从此永别,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你的湃。”
彭湃还留下了一个孩子。
由此，悲痛万分的周恩来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利用上层社会的关系，借助社会名流、友好人士的威望和影响，建立一个表面上收养社会流浪儿，暗地里抚养革命遗孤的福利机构。这个机构作为地下党的秘密机构，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安全因素应放在首位。该机构的负责人更要慎重考虑，此人不但要有特殊身份，还必须有在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
周恩来把这件事交待给陈赓，陈赓则建议由特科情报科的董健吾出面承办。
董健吾毕业于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获得理工科、文科和神学学士学位，1928年在冯玉祥军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回到上海。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实际上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工作人员。由他来开办一个表面上收养社会流浪儿，暗地里抚养革命遗孤的幼稚园，确实是非常合适的。
确定人选之后，周恩来拨了500元开办费。这点钱根本不够，董健吾以教会名义向教友募捐，募捐数额依然不够。这时，董健吾正好得到祖母分给的遗产——几十亩田地。董健吾既将田产卖掉，共数千元，填补开办费的不足。
1930年3月，中共第一个幼儿园——大同幼稚园居然在情报人员的手中诞生了。一开园，就收养了30多名烈士的子女。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也在园里担任保育员。



上海大同幼稚园旧址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就义。在上海的毛泽民得知后，想到了她的三个儿子，于是向周恩来请示，将毛岸英三兄弟接来上海，收养在大同幼稚园。得到批准后，毛泽民托人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带去一封信。1931年春节前，这封信几经辗转，到了杨开智手中。
春节后，毛岸英三兄弟在杨开智夫人李崇德护送下，乘火车经武汉换船到达上海。毛岸英三兄弟由此进入大同幼稚园。
1931年端午前后，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离开上海去苏区以前，曾和毛岸英的外祖母，趁孩子们游园的机会，到“法国公园”附近看望过三个孩子。见面后，毛岸英向毛泽民等同志讲了他们在幼稚园的生活。据说，毛岸英还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托毛泽民带给毛泽东。
此前，1931年3月董健吾受命周恩来护送顾顺章赴鄂豫皖苏区。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董健吾立即乘船回到上海，周恩来已经接到特科钱壮飞、李克农发出的密报，正在安排暴露的人员疏散隐蔽。董健吾见到周恩来，汇报情况之后，也被要求停止地下活动， 暂时躲避。董健吾躲进了中共特别党员杨度的家中。
就在董健吾避难期间，1931年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英（又名泰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紧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的丧事。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遭到很大破坏，形势更加严峻。接着，1931年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更大破坏，党中央不得不向中央苏区转移。这时，大同幼稚园也受到怀疑。有人送来恐吓信，警告董健吾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通共”论处；租界巡捕房也来人查问孩子父母的情况、工作人员的履历。
1932年3月，保育员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多方寻觅不着，凶多吉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保证孩子们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特科欧阳新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对于收养的孩子，采取三种方式疏散：有家可归的，遣散回家；无家可归、但有亲友的，投奔亲友；无家又无亲友的，托付给与党有关系的可靠的人家。
毛岸英、毛岸青属于第三种，欧阳新决定托付给董健吾抚养。就这样，毛岸英、毛岸青来到了董健吾的家，从1932年到1933年秋天，住了一年半左右。
按董霞飞、董云飞所著《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描述，在董健吾家居住的日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两人受到了良好的照顾，吃得饱、穿得暖，有时还能看上电影。毛新宇所著《我的伯父毛岸英》中，也只是说：“岸英兄弟寄居在董家后，董健吾的丈母娘，感到不悦并常有怨言。”（在中组部的调查报告中，也这样说到：“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岸青有些怨言”。）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微词。毛岸英自己跟刘思齐回忆时也说：“我们到上海后，在幼稚园住了一段时间，我好像告诉过你，有一天岸龙的小床空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不久，幼稚园解散了，我俩住到了一个牧师家里，时间不长，我俩又被送到他的大老婆的家里，大老婆姓黄（岸英兄弟都称董健吾的前妻为大老婆）。大老婆有好几个孩子，有一个儿子比我们小，他总欺负我们，尤其是岸青，岸青又倔，因此经常挨打，我和岸青睡在楼梯下的小黑屋里，那小屋我后来才知道是住家放扫把拖把的地方。“
由此可见，在董健吾、郑兰芳家中，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是没有遭很大罪的。
然而，董健吾、郑兰芳的家，就是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人来人往不说，还距离租界巡捕房很近。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满口的湖南话，一旦被敌探盘问，后果不堪设想。特科欧阳新经过反复考虑，要求董健吾将毛家兄弟二人另觅安置地点。
董健吾思来想去，认为只能托付给他的前妻黄慧光（不是“大老婆”）抚养。

1933年8月，郑兰秋给兄弟二人各买了一套新衣、新鞋、新帽，含泪把他们送到了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

到此为止，两家的说法并无大的不同。

好，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一点：即便后来毛岸英兄弟流浪街头，也不会长达“5年”。因为，从1933年8月到董慧光家，到1936年6月徐强告诉李云已经找到两兄弟，就算毛岸英兄弟在黄慧光家住了2个月就出走，最长的流浪时间也不会超过2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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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三兄弟与特科（下）


毛岸英和毛岸青迁到黄慧光家中后的情况，我们先摘一段毛新宇的叙述：
黄慧光不仅为岸英兄弟的安全担心，也为自己及全家的身家性命提心吊胆。平时她把岸英兄弟和自己的孩子看得死死的，一有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不长的时间里，一个寡母带着几个孤儿转换了三个住处。
那个时候，党组织按月供给30元钱给董健吾作为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两人的生活费，董健吾领到薪水也常常贴补一些给黄慧光，日子当然过得去。后来，董健吾失去了固定的收入，黄慧光是家庭妇女没有生活来源，自己有4 个小孩，加上岸英兄弟一家7 张嘴天天要吃要喝，日子过得艰苦了起来。
生活艰苦，吃不饱肚子，还要挨打受骂。岸英自小就爱憎分明，一天，他看见岸青又挨了打，便离家出走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三点：
第一点：在当时形势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对毛岸英兄弟管得是很严的。
《党史研究》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的情况》一文中，也有相同的描述：
欧阳新就让董健吾同志在1933年的8、9月份，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到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同志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黄慧光一家对岸英、岸青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岸英、岸青那时湖南的乡土口音比较浓，并正处于贪玩时期，开初经常跑出去玩，有时出去玩的时间长了，还要去找他们，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后来就很少让他俩出去，也没让他俩去上学。

10岁上下的两兄弟怎么能理解当时的危险形势？不允许出门，会产生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跑出去玩，时间长了忘了回家，这个岁数的孩子谁没有过？但是大人着急害怕的心情他们很难理解，大人又不可能跟他们讲实情，情急之下，打两巴掌恐怕是很难避免的。
第二点：后期的生活异常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
据董霞飞、董云飞文章中说，在党提供的生活经费中断、董健吾被教会要求辞去牧师职务后，黄慧光一家7口的生活，仅靠长子董载元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不了，黄慧光只好靠典卖过活。东西典当光了之后，黄慧光就和女儿替人家缝补、洗衣贴补家用。这也还是不够，黄慧光和女儿又学做纸花，卖给百货公司。
“她们不顾劳苦、夜以继日，使一家生活勉强维持下来。毛岸英、毛岸青也帮助扎纸花，干些家务事，减轻家中的困难。1935年，先是岸青出麻疹，继而岸英患伤寒，需要开支医药费，无疑使本已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急得黄慧光团团转。没奈何，只好典当些旧衣服，拼凑些钱，陪岸英、岸青，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后来实在付不起医药费，只好背扶着岸英、岸青，向附近送诊给药的慈善机构求救（实际应该就是乞讨了——拙注）。”
第三点：岸英带着岸青离家出走。假如真的有离家出走这件事，应该是什么时候？
毛新宇文中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是：“一个寡母（不应该是‘寡母’，应该是‘离婚女人’）带着几个孤儿转换了三个住处。”
毛岸英兄弟到黄慧光家时，黄住在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住了一年左右（那就到1934年8月前后了），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号楼上。在成都路三多里时，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还经常来看望毛岸英、毛岸青。在三多里住了不到一年（那就到1935年7月前后了），又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牯岭路51弄10号），这是第三次搬家。所以，如果按毛新宇所说“转换了三个住处。”毛岸英带毛岸青出走，当在1935年7月之后了。
这里要插一段：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派遣潘汉年、陈云到上海与共产国际联系，他们二人1935年4-6月到了上海，都是通过关系与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联系上的。但是，1935年7月22日,浦化人及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其他几位同志被捕。两天后,共青团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组织部长张信达等8人被捕,文德叛变。
这就解释了1935年7月，为什么黄慧光要从成都路三多里搬到牯岭路斯盛里。而浦化人是董健吾的入党介绍人，在欧阳新去苏联后，是董健吾的单线直接领导。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原则，一旦浦化人被捕，董健吾就必须立即隐蔽起来，黄慧光那里，董健吾也不敢去了。对于黄慧光，更加严峻的是，此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做出决定，解散特科，大部分地下党员撤离上海，仅留少数未暴露的人坚持隐蔽，但停止活动。
在浦化人被捕、董健吾隐藏，再也无人顾及黄慧光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不是党员的家庭妇女，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要抚养前夫的两个“来历不明”的湖南孩子，其心情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岸英带着毛岸青离家出走，也就成为可能。
所以，如果毛岸英带毛岸青离家出走，当在1935年秋冬之交。

我们从毛新宇文中看到：这一年的冬天，上海潮湿寒冷，伯父领着自己的弟弟岸青向西南方向走啊走…
在李云的回忆中也说：1935年秋，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

那么，在上海留下来坚持的特科人员，是怎么知道毛岸英和毛岸青离家出走了呢？

毛新宇说：
周恩来是1931年的12月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他在离开上海前，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党中央的安全问题。他把长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如陈庚、李克农、胡底，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撤出上海，分散转移到全国各地去。又及时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组建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同志负总责，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同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与警报工作；潘汉年接替了陈庚原有职务，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
上海的中央特科经过整顿改组后，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才知道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
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毛泽民，那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民自己负责的这个部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常与白区发生经济往来，人员走动也频繁，毛泽民便动起了代哥哥打听岸英兄弟下落的念头。
正巧，国际无产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准备由法国汇到上海，毛泽民和钱之光受命具体负责此事。商定由时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先去探一探路，作些前期准备，毛泽民托钱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时，打听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钱之光见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便把这个任务当面交给了他。

这一段没有交代具体年月，所以显得很乱。认真研究之下，其实不太可能。
咱们先看这一段：上海的中央特科经过整顿改组后，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才知道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
这里指的如果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重整，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时“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的话，一定是搞错了。因为，潘汉年和钱之光都是1933年夏到中央苏区的，潘汉年如何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呢？再者说，前面我们看到，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是1933年8、9月，经欧阳新提议，由董健吾家迁到黄慧光家的。也就是说，毛家兄弟在潘汉年离开上海前住在董健吾家。潘汉年当时是董健吾的直接上级，并且通过欧阳新领导董健吾，他怎么会不知道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反倒从钱之光嘴里得知“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呢？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知道毛岸英兄弟俩在董健吾家，就算他见到了“从苏区来的钱之光”，听到“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这个话，问一下他的助手欧阳新，不就马上知道了吗？

那么有没有可能，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到达上海时见到了钱之光呢？也没有可能。因为钱之光走完了长征，所以在1935年10月之前，潘汉年都没有可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

再看毛新宇写的下面这一段：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毛泽民，那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民自己负责的这个部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常与白区发生经济往来，人员走动也频繁，毛泽民便动起了代哥哥打听岸英兄弟下落的念头。
从这一段看，好像又是在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以后了。因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才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而这时，也才能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

毛新宇接着写到：正巧，国际无产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准备由法国汇到上海，毛泽民和钱之光受命具体负责此事。商定由时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先去探一探路，作些前期准备，毛泽民托钱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时，打听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钱之光见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便把这个任务当面交给了他。

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长征之后，钱之光第一次离开苏区，是1936年2月随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达成苏区与白区互通贸易协议。此时，潘汉年还没有回到国内。而潘汉年在莫斯科领受了回国与国民党谈判的任务，第一站到了香港时是1936年5月，1936年7月7日在香港与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张冲联系上之后，才乘船去上海、南京的。在此之前的1936年6月，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已经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所以，说钱之光将寻找毛岸英兄弟俩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特科会不会通过电台得知毛岸英兄弟俩失踪的消息呢？也不会。我们知道，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上海临时中央局中断了电报联系，所以才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与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希望通过上海临时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而陈云、潘汉年到达上海时，共产国际上海办事处已被破坏，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也被破坏，陈、潘只好去苏联直接汇报。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后，才与上海沟通无线联系。
而这时，就是前面说到的李云主管上海的电台。
李云说：“当年我掌管着“特科”惟一一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报机，从没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也没发出过通知孩子不见了的电报。”
由此可见，特科并不是接到中央方面的指示，才开始寻找毛岸英兄弟俩的。

那么，是谁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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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三兄弟与中央特科（下下）


那么，是谁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的呢？

李云说：
我推测，董家发现孩子不见了就设法通知“特科”。


这就对了。
如果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走，董健吾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非同小可，肯定立即报告特科。
“几位高层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发动了地下党员寻找。”李云说。

特科或是上海地下党怎么会得知毛泽东的儿子出走失踪，报告中央，再等中央下达任务，才去寻找呢？肯定不会呀。

所以，如果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时间就在1935年秋。特科和上海地下党立即发动隐蔽的党员们四出寻找。连李云这样掌管电台的重要干部都被派到大街上去找孩子，按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啊！李云管电台工作，意味着她掌握很多核心机密，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有人会说，上大街找孩子会有什么危险？

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特科和上海地下党处于一个什么样危险的景况。我把当年发生的事件列在下面，大家不难有所体会：

1934年，大名鼎鼎的“红队”，被“中统”派遣“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1935年2月，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壮烈牺牲。邝惠安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红队队长，枪决黄永华的龚昌荣。
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500多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
这就是李云说的：“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领导”。
可是过了两个多月，国民党特务又将办事处破获，定于1935年11月18日晚8时同时在18个地址抓捕特科最后隐蔽的人员。万幸的是，特科在法租界巡捕房联系的“关系”在下午4点半送来一份警告通知，通知上没有姓名，只有18个地址。情报科交通员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而老丁和孟菲也不知道这18个地址都是谁，孟菲急忙取出原来组织上给的紧急应用的几块大洋。因没有手表，她带上一只小闹钟，放在手提包里，急忙上路，坐了出租车分别去通知撤离，见了人就说暗语“你母亲病了住医院，你快去看她！”最后，大约八点钟已经过了，孟菲急急忙忙回来，焦急地对老丁说：“剩下还有两个地方没有来得及通知，怎么办？”这时，躲在交通站布帘后面的吴兢走了出来。本来纪律规定她不能与老丁见面的，现在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她看了这两个地址说，一个是陈克寒的住处，另一个是邱吉夫的住处。她知道他们的电话，马上出去打电话通知。吴兢回来讲，陈克寒的电话接通了，已告诉他：“你母亲得了急病住进了医院，赶紧去看她。”另一个电话无人接，通知不到。孟菲当即要他们两人赶快离开，她留下来等邱吉夫，因为约定晚上八时到九时，邱要来了解情况的。老丁离开交通站，赶到徐强家汇报上述情况。徐强听后当机立断，要老丁九时后去通知孟菲，如邱未按时来会面，让她赶紧转移。后来得知，邱吉夫那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广东大埔同乡会被捕了。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了特科留在上海几乎是全体隐蔽人员的姓名、职业、相貌和地址。
徐强和李云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上大街，四处寻找毛岸英兄弟二人的，而且“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李云的照片，可以想想，一个带着眼镜的文弱年轻女孩（当时李云只有21岁），在流浪儿聚集的街道边，半年里经常出没， 仔细观察，“一站就是半天”。而大街上，到处都是拿着他们照片的国民党侦探，是不是非常危险？算不算提着脑袋？
请记住，顾顺章是在武汉大街上被特务发现的，向忠发是从情妇家里出来，在路边上打车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被叛徒认出逮捕的。

所以，尽管有些历史真相存在争议，但是，当时的特科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毛岸英兄弟。这一点，是绝对不可以有争议的！

好，我们接着分析，如果毛岸英兄弟在1935年秋离家出走，特科是什么时候找到他们的？
前面李云的回忆说：“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
1936年夏天，当时毛岸英兄弟已经于6月底离开了上海。显然，徐强为了防止万一李云被捕，是在毛岸英兄弟已经安全离开上海后，才把消息告诉妻子的。否则，徐强肯定不会告诉李云，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

那么，究竟特科可能是在什么时候找到毛岸英兄弟的呢？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如何联系上李杜将军说起。

对此，在毛新宇的书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后来，党组织联系到了李杜将军，在得知他将以考察为名，去苏联召集旧部时，就委托他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带出国。”

我们还是采用董霞飞、董云飞一书的记载，简述并分析如下：

1936年1月，宋庆龄托董惠芳（董健吾的女儿、曾任中共与宋庆龄的交通员）给董健吾带来一封信，约他见面一谈。宋庆龄见到董健吾时，告诉他，有一封国民党上层给党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陕北。
原来，当时蒋介石通过四条线寻找与中共高层进行谈判的途径。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蒋介石知道宋庆龄与中共方面有联系。宋庆龄即向宋子文提出董健吾，他们二人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董又是宋老太太最信任的牧师。宋老太太做礼拜，非董健吾不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董健吾接受任务后，临行前在宋老太太家做礼拜时，蒋介石亲自在密室里见他，当面对董健吾说了一段带给中共领导人的口信。
很显然，蒋介石这是通过董健吾告诉中共领导，这是他亲自安排的，来自国民党最高层的决策。
这时，与蒋介石另一条线曾养甫、谌小岑进行了初步谈判的特科成员、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也要去陕北汇报，于是特科要董健吾带张子华同行。临走前，宋庆龄给了董健吾一个从孔祥熙那里要来的财政部委员的合法身份，并且交待董健吾，如果无法通过封锁线，可以去找张学良帮忙。
在西安，董健吾果真无法通过封锁线去陕北，于是他拿着宋庆龄的名片去见张学良。张学良通过向陕北、南京两边证实，董健吾确实是负有重任，两边都“认账”的人物。于是，张学良派自己的专机，把董健吾、张子华送到延安，并从延安送到瓦窑堡。
此前的1935年12月，张学良秘密到达上海。在上海他见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杜重远，另一个人就是李杜。杜重远劝张学良联共抗日，可是“共党”在那里？张学良就要李杜帮他寻找共产党。
董健吾启程去陕北之前，李杜打听到董健吾是个“红色牧师”，于是请董健吾帮忙寻找共产党。董健吾答应从陕北回来就设法解决。
1936年3月中旬，董健吾从陕北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时，谈到张学良通过李杜寻找共产党做他的顾问，宋庆龄当时就推荐躲在艾黎家的刘鼎。
刘鼎是陈赓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1933年去中央苏区，路过闽浙赣时被方志敏“截留”。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方志敏、刘鼎均被俘，但刘鼎谎称自己是个“机修师傅”（这话也不假，刘鼎在闽浙赣根据地开办的兵工厂造出了我军第一门炮，在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造出“八一”式步枪，是个绝对的传奇人物，不过在这儿就是跑题了），乘国民党对他放松警戒，在九江逃出，潜到上海，被宋庆龄通过艾黎保护起来。
李杜得到董健吾的回复，立即电张学良：朋友找到了！
此时，张学良已经与陕北建立了联系，但他也十分重视李杜这边找到的共党。刘鼎于是到了张学良的身边，名义上是张的副官，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代表。
就这样，董健吾与张学良、李杜的关系密切起来。

董健吾回到上海，宋庆龄立即给了他第二个任务：再次去西安，护送斯诺、马海德进入陕北。
这样，董健吾在上海只待了几天，就再一次启程前往西安。时在1936年3月下旬。

原来约定，斯诺应在3月底到达西安，可是因故推迟，董健吾在西安等了2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中，董健吾时常拜访张学良，除了谈时局、谈抗日救国外，还在一起打牌，鉴赏张学良的收藏。由于董健吾经营特科的一个古玩店联络点，因此他对古玩颇有研究，在鉴赏张学良的收藏时，验证出不少赝品，引起张学良对他的极大兴趣。一次，张学良对董健吾说，赵四小姐曾经打坏过他的一套精美宋瓷。说者无心，听着有意。董健吾在西安拜访一名他的老客户古玩商人时，看到一套精美的宋代彩瓷，于是花重金买下送给张学良。张学良要给钱，董健吾坚决不收。少帅于是提出：帮你去陕北，那是公事，不算数。你有什么私事，说出来一定帮你。
这时，董健吾想起了毛岸英兄弟俩。他对张学良说：有个革命朋友的两个孩子寄养在我这里，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想让他们读点书，可是上海的时局太乱。如有可能，请张副总司令帮忙，送他们去苏联读书。
张学良一听，并不问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一口答应下来。

注意，答案就在这里！这说明，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找回他们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底。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董健吾对张学良提起送毛岸英兄弟俩出国时，肯定已经找到了他们哥儿俩。否则，人都没有找到，而且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怎么可能对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乱开口呢？这是其一。
其二，董健吾是1936年3月下旬离开上海，到达西安后不可能与上海特科联系。因此，他只能是在从陕北返回上海之后，再次离开上海之前得到的消息。
所以，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找回他们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底。

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时间当在1935年秋，到1936年3月，大约半年时间。
好，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

1936年6月初，斯诺和马海德到了西安，中央派保卫局长邓发来接，张学良安排了一辆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到陕北。董健吾从西安直接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董健吾接到李杜将军的电话，告知张学良不久来沪，履行帮助他三个孩子去苏联的诺言。董健吾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张学良讲过就算了，并未当真，没想到张学良这么快就来办这件事。
而张学良当初答应董健吾，则是有把握帮这个忙。因为，李杜早在1935年底就跟他说过，要绕道苏联，进入东北，召集抗日联军旧部，重树抗日大旗，并准备在1936年6月成行。
张学良到了上海，秘密约见董健吾，董健吾则带着当时的上海党负责人刘仲华，在哥伦比亚路一家幽静的酒吧与张学良会面。见面后，张学良即告李杜准备去苏联进入东北，决定由他带三个孩子去苏联。张学良还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资助，并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尽快把孩子送去。
几天后，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儿子董寿琪送到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住所。
1936年6月底，李杜及其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东北军代表刘志清师长，护送毛岸英兄弟的上海地下党代表杨承芳，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一行9人登上法国“康脱罗梭号”邮轮，离开了上海，向着法国港口城市马赛进发。

但是，在巴黎等待了几个月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
最后，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大使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专程到巴黎迎接他们的康生。
1937年年初，董健吾的孩子董寿琪跟着李杜将军，回到上海。

全文完

Bluez

什么是“轶事”？就是“没弄清楚的事”。特科的很多事，甚至他们的后人都没弄清楚。这里又是一例：

无人破解的密语——最后的特科（上）


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2006年12月12日，《党史博览》首次披露了了刘鼎在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后，从洛川张学良指挥部发给周恩来、李克农的四封密信：
西安事变前刘鼎给中央的四封密信

这四封密信完全用密语写成，上文几乎破解了全部密语的含义，仅有一句话不明含义。这句话是：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上文仅说：“刘鼎信中所说的“月斋伯”和“老牧师”，均为中央委托刘鼎回西安后所办事宜时涉及到的当事人的化名。”语焉不详。

实际上，这句话帮助我们破解了一个事件。

这件事，还要从董霞飞、董云飞撰写的《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说起。

前面，我们说了“毛岸英三兄弟与中央特科”。
最后一段，我采用了董霞飞、董云飞撰写的《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中的说法。书中说到：
董健吾陕北之行后，于1936年3月中旬回到上海，当天就去见宋庆龄复命。宋庆龄接着就交待他一个新的任务：再赴西安，护送斯诺进入陕北。
董健吾便在刚从陕北返回上海后的第五天，再次离沪北上西安。董先期到达西安，为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具体安排和落实好接送计划。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两次赴西安。第一次是一月份，任务是进入瓦窑堡，把南京方面有关国共合作的密函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第二次是在4月份（原文如此），任务是以“王牧师”的身份，秘密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苏区。这一次，董健吾因等待斯诺的到来，在西安逗留了两个月。


老拙也没有细查，就按这个说法讲给大家听了。
后来一想，不对！
如果按这个说法，董健吾3月去西安，执行护送斯诺去陕北的任务，就会抹煞许多人对此事作出的贡献，甚至抹煞了董健吾本人的历史功绩。最重要的是，这与历史不符。

首先，我们摘录《冯雪峰评传》中的一段话：
1936年春天，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要求到陕北红区去采访。原来，斯诺是史沫特莱的朋友。他读了史沫特莱1934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之后，受到极大鼓舞，便产生了访问陕北红军的愿望。但是，蒋介石重兵包围陕北，进入该地谈何容易。1936年夏天，一位朋友告诉他，西安的张学良与共产党达成了秘密停战协议，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有可能到陕北旅行一次。于是，他得到了友人路易•艾黎的引荐和帮助，专程到上海去拜访宋庆龄，要求给予介绍去陕北采访。据林秋若说：“斯诺去延安，也是雪峰同志给挂的钩……斯诺要去延安访问，最早是向宋庆龄先生提出的，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总理代表中央表示欢迎，雪峰同志便将中央的意见请宋庆龄先生转告斯诺后，立即派一个人到西安，用‘牧师’身份和斯诺联系……这个‘牧师’把斯诺送到预定地点才离开。”（林若秋：《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载《上饶集中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3版。）
斯诺从北平出发，以去内蒙古旅行为掩护，由山西经风陵渡到西安，同中共西安联络站接上关系，再由化装住在张学良、杨虎成处的红军著名将领邓发护送，突破了黑暗的重围，神秘地到达陕北革命圣地，广泛地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次年，他将采访所得写成了《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雪峰安排的斯诺陕北根据地之行，不仅使他以此行的访问结果声援了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且对斯诺本人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斯诺曾说：“我踏上了访问红区的非凡的旅程，此行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当然，斯诺并不知道为他这次陕北之行，冯雪峰曾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西行漫记》里，写到了邓发，写到了董健吾，但是没有写到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后，由党中央任命为上海办事处主任，派往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建立上海地下党与陕北中央联络的电台。他是1936年4月下旬才到达上海的，有毛泽东为此给东北军王以哲的电报为证：
宁方代表张子华（就是1月与董健吾同行赴陕北的那个年轻人）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冯雪峰化名）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请见保护到西安，以便转回南京，特此奉达。

冯雪峰4月17日到延安，4月下旬才到上海。如果3月份董健吾就为护送斯诺去了西安，甚至已经约好“斯诺3月底到西安”，说明就斯诺去陕北的事，在冯雪峰到上海前就已联系安排好了，怎么还能说“斯诺去延安，也是雪峰同志给挂的钩……斯诺要去延安访问，最早是向宋庆龄先生提出的，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的呢？

《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传奇》一书中说：
1936年4月，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延安会谈后，李克农与刘鼎密切配合，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在沿线设立了秘密交通站，选派交通员，为红军采购、运输物资、接送人员提供了方便，成为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秘密通道。
正是通过这条通道，李克农巧妙地把中共中央的“客人”迎进了苏区，详细报道了红军生活和战斗的情况，彻底冲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
这位“客人”，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
邀请斯诺访问苏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的重要举措。

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早已意识到冲破国民党封锁，尤其是新闻封锁的重要性。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同情和了解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有必要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克农萌生了邀请外国记者访问苏区的念头。

从瓦窑堡到西安秘密交通线的开辟，为外国记者进入苏区开启了一条安全通道。邀请外国记者进入苏区访问的时机成熟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希望她能帮助自己进入苏区。此时，宋庆龄刚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经过反复权衡，也有让斯诺赴苏区的念头。看到斯诺匆匆而来，并急迫地要求成行的样子，她笑着说：“这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要去，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斯诺恳切地说。宋庆龄轻声笑了起来：“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要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做客，我正打算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博士一块去呢！”    “哦，太棒了！”斯诺惊喜万分。“不要着急，等你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听从共产党的安排。”

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决定派斯诺和海德姆赴苏区。


这就对了。
冯雪峰于1936年4月下旬到了上海，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信。信中说到，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5月，斯诺从北平来访，提出想访问陕北苏区。
这时，上海特科正好有一部电台设在艾黎家中，此前因为没有密码，尽管一直在呼叫陕北，但是从来没有与中央沟通联络。由于冯雪峰带来了呼号和密码，电台与陕北建立了联络。于是，“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陕北很快回电，同意斯诺、马海德赴陕北。同时通知北方局，与在北平的斯诺联系。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
在北京为我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我没有见过他（刘少奇）。

1936年6月。。。，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


实际上，董霞飞、董云飞在书中也说到：
1936年初春，美国记者斯诺从北平来上海拜访宋庆龄，向她表达了访问苏区的愿望。此时，宋庆龄刚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
“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决心要去，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斯诺诚恳地说。
“这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看到斯诺那幅急迫要求成行的样子，宋庆龄轻声地笑了起来：“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要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技术较高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做客。我可以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博士一块去呢！”
“哦，太好了！”斯诺惊喜万分。
“不要着急，等苏区方面同意后，他们会设法通知你们的。”

宋庆龄接见斯诺后，立即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告党中央，推荐斯诺和马海德赴苏区。


由此可见，事件的经过是没有区别，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在于时间。
董霞飞、董云飞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董健吾是3月份去西安等待护送斯诺。而在4月底冯雪峰到达上海之前，由于没有密码，宋庆龄怎么可能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告党中央呢？

冯雪峰从陕北出发前，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冯雪峰回忆说：“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第二个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
可见第一项任务最重要。如果冯雪峰到上海前，宋庆龄就能“电告党中央”，这项任务显然不能成立。

所以说，董健吾3月去西安，任务是为了护送斯诺进入苏区，肯定不对！

那么，是不是搞错了时间？也就是说董健吾不是3月份去西安的，而是5月份去西安的？

不，董健吾确实在3月份去了西安，确实是“刚从陕北返回上海后的第五天，再次离沪北上西安”。

Bluez

无人破解的密语——最后的特科（中）


如果说董健吾确实在3月份去了西安，而这次的任务又不是护送斯诺进入陕北，那他是为什么去西安的呢？

有个线索——冯雪峰回上海。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中共中央委派冯雪峰为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到上海建立电台联络传递情报，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
冯雪峰是由谁护送回上海的？这个问题过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冯雪峰由张子华陪同回到上海。最权威的依据是我们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致王以哲的电报：“宁方代表张子华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冯雪峰化名）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
另一种说法是，冯雪峰由董建华护送回到上海。最权威的依据是《冯雪峰评传》：“冯雪峰在西安住在一位禁烟委员的家中，由党内事先安排好的‘交通’董健吾护送到上海”。
特科的李云在回忆上海与中央重建联系时的回忆也说：“冯雪峰到达西安进行了改装，在董健吾陪同下，于1936年４月来到上海。冯雪峰一到上海，首先来看徐强。冯穿着古铜色的长袍，头戴铜盆帽，脚穿一双布鞋，脸色很黑，看起来像是商人模样。他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徐强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冯雪峰要我们马上离开公大旅社，另找房子。他暂住在董健吾另一个家里，也由徐强帮助另找住处。冯雪峰决定停止警报工作，加强情报工作，由徐强全面负责。”
李云的回忆前后十分严谨，应该也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但是，后一种说法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当时陕北与上海中断了电台联络，怎么可能提前通知上海，“事先安排好‘交通’董健吾”在西安接应护送呢？
再有，董健吾是3月中下旬去西安，冯雪峰回上海是党中央4月初才作出的决定，冯本人是4月上旬被从山西石楼召回陕北。上海特科怎么可能提前知晓还未做出的决定？

总之，由于陕北与上海中断了无线联络，董健吾3月6日离开陕北前中央也尚未作出派遣冯雪峰前往上海的决定，因此上海特科绝不可能提前得知冯雪峰将回上海的消息。

所以，如果说冯雪峰是由董健吾护送回上海的，只有一种情况能够造成这个结果，那就是：

当冯雪峰从陕北到西安时，董健吾恰好就在西安。

尽管我们有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前面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董健吾3月份为什么去西安的？

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陪同刘鼎去西安面见张学良。

所有的史料上都说：刘鼎于1936年3月20日到达西安，3月21日会见张学良。
这就跟我们前面引述的“董健吾便在（3月中旬）刚从陕北返回上海后的第五天，再次离沪北上西安”完全对上了口。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不是两赴西安，而是三赴西安。除了执行送信去陕北、护送斯诺进苏区两件大事外，还做了陪同刘鼎去西安见张学良、护送冯雪峰回上海两件大事！

但是，也要请大家注意：同样是所有的史料上都说，刘鼎是由张学良专程派到上海的高级参议赵毅接到西安的。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说，董健吾与刘鼎一同去了西安。包括董霞飞、董云飞写的书，也没有说董健吾与刘鼎同去西安，甚至只字未提冯雪峰。

因此，以上的结论仅仅是老拙的一家之言，未必完全正确。
支持这个结论的，就是刘鼎给周恩来、李克农密信中那句无人破解的密语：“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

这句话说明，当刘鼎3月20 日到西安，4月9日陪张学良到延安与周恩来会谈时，董健吾就在西安。
首先，“老牧师”当指董健吾无疑。“月斋伯”是谁？也是董健吾。董健吾1936年2月到陕北时，化名是“周继吾”，所以，“月”很可能是“周”之误，而董健吾受特科之命，在上海长期经营“松柏斋古玩店”地下联络点，这是周恩来、李克农、刘鼎都知道的。“外边的事”则应该是4月9日周、张延安会谈之后，刘鼎随周恩来回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周或中央要董健吾办的事。

我们用反证法证明：假定董健吾当时没有同刘鼎到西安。
如果此事是董在上海时托刘鼎向中央报告，那么刘鼎在陕北苏区就应该报告周恩来，不必从陕北苏区回到洛川后再在信中向周汇报；
如果此事是刘鼎在陕北苏区时周恩来交待他转告董健吾办理，可是刘鼎持周恩来4月22日信于25日回到洛川，26日与张学良彻夜长谈，27日给周恩来、李克农回信，其间并未回上海，如何能说“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呢？
显然这两种可能都不成立，所以说，由此密语我们可以断定，董健吾当时就在西安。

另外，董健吾于3月20日陪刘鼎到西安，21日刘鼎会见了张学良。按道理，此时董健吾就应该回上海了吧？可是他没有走，因为最后他是在4月下旬陪冯雪峰回上海的。难道这时他已经知道冯雪峰将经西安回上海，因此在等待冯雪峰？
不对。因为冯雪峰回上海是4月10日之后中央才决定的，十几天之前董健吾怎么可能知道？
这说明，董健吾在西安是在等待其他的事。这件事，必须等刘鼎去陕北苏区汇报，得到中央领导的指示后，才能办理。
这里有必要插一句，当初宋庆龄提出让刘鼎去张学良处，安排董健吾与刘鼎见面。董健吾向刘鼎提出此事时，刘鼎感到事情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
董健吾对他说：到了西安才能去陕北。我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送到瓦窑堡的。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
这说明，董健吾知道，刘鼎去张学良处就可以去陕北，而且他也劝刘鼎：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
正因为如此，董健吾才与刘鼎一同到了西安，因为他有事要托刘鼎去陕北汇报，而且还在西安等着刘鼎从陕北带回指示。
这样推理，才是合乎逻辑的。

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呢？我们还应该想到，董健吾与刘鼎一同去西安之前，刚刚从陕北回来。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什么事当时没有说到，又需要刘鼎进入陕北苏区去汇报呢？

只有一种可能：毛岸英、毛岸青的事。

董霞飞、董云飞的书中，关于董健吾对张学良提出送毛家兄弟俩去苏联时，是这样描述的：
张学良设家宴为董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再三推辞，对少帅的情谊表示心领。但张学良还是不肯罢休，执意不允，一定要董说出有什么私事要办好让他帮助解决。……正在这时，寄养在家里的岸英、岸青[B]突然闪现在董的脑海里……。想到这里，董就呷了一小口酒，说：“承蒙副座的美意，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儿子。如果张先生能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以为国效劳。”张略有所思后，面露笑容，答应帮助解决。[/B]

我们不得不指出，这里面有个大问题：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是留在上海、送到陕北、还是送往国外，如此重大的问题，是可以“突然闪现在脑海里”，就“不揣冒昧”地决定送往国外的吗？董健吾作为一个参加特科多年的情报人员，思维应该非常严谨，遵守纪律应该非常严格，应该懂得这个问题只能是中央领导和毛泽东本人才可以做出的决定，怎么能够张口就是“送他们去苏联读书”？

显然，托张学良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不可能是“突然闪现”、灵机一动的事情，而必须是事先经过请示，得到明确指示的事情。

那么，董健吾是何时请示中央领导并得到明确指示的？

董健吾2月26日第一次到陕北时，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瓦窑堡。毛泽东在红军东征前线指挥部山西石楼，周恩来在陕北前线刘志丹部，接待他的是博古和林伯渠。显然，博古和林伯渠都不可能替毛泽东作出决定，史料中博古就董健吾来陕北给毛泽东的电文中，也无董健吾向二人汇报过此事的记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3月2日，毛泽东要博古、周恩来和董健吾等一同赶往山西石楼面谈，但董健吾提出离开上海已经两月，为不致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疑虑，希望快些回上海复命。
因此，毛泽东只能用电报向董健吾指示中共对国共谈判的意见。3月4日毛泽东给博古复电：“同意周继吾（董健吾化名）先回南京。兄偕高、张〔高，指高福源。张，指张子华。〕二人来此开会。”同时，给博古转董健吾一份电报：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四号十二时

以上文电均未提到两个孩子的有关问题。
3月6日，博古通知董健吾前线复电已到，董一面去取复电，一面就向诸位首长辞行。
董健吾没有去山西面见毛泽东，甚至也没有见他的老上级周恩来和陈赓，匆匆离开了瓦窑堡。到底是为什么？
不管是为什么吧，总之这次是没有得到毛泽东或中央领导关于毛岸英、毛岸青的指示。

咱们再做个假设：董健吾从陕北回到上海，发现毛岸英和毛岸青找回来了，刘鼎又要去西安见张学良，他会怎么办？
这是不难想见的——陪刘鼎去西安，托他去陕北苏区时将两个孩子的事情汇报给中央，并等他带回明确指示。
结果，董健吾在西安等来了冯雪峰。刘鼎4月10日随周恩来到陕北苏区，23-24日离开苏区返回洛川。冯雪峰则是在20日前后就到了西安。
冯雪峰给董健吾带来了中央的指示：“我来之前，林伯渠告诉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将孩子送来陕北。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由上海直接送到苏联”。
所谓“外边的事”，可能就包括这件事，以及护送冯雪峰去上海、与上海特科联系等等。

4月27日，刘鼎在信中说：“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请周恩来放心。

我们绞尽脑汁，一步一步地推论到这里，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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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破解的密语——最后的特科（下）


我们绞尽脑汁，一步一步地推论到这里，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解开疑点，理清脉络，说说“最后的特科”。

1934年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团中央和团江苏省委、上海工联等机关连续遭到国民党破坏后已不存在，基层组织也损失惨重。
1935年7月22-27日，国民党对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进行有计划的大搜捕，被搜查的机关达４０处，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等39人被捕，特科负责人刘仲华被迫撤离。
此后，中央特科由王世英负责。1935年8月，王世英接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一封来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不调干部到上海、不发展新党员、不在上海开会，大家自找职业、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据此，王世英决定，对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原在特科工作多年，已不能留在上海的部分同志由王世英负责向天津转移，一方面疑惑敌人，一方面建立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一部分同志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办事处下设负责政治军事情报、警报关系、通讯联系的三个组，作为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

因此，中共党史通常认为，从组织形式说，中央特科于1935年9月结束了。

1935年11月18日，特科留在的上海办事处又被国民党破获。由于警报及时，大部分人员撤离，但负责人丘吉夫被捕。由于负责人被捕，上海办事处完全失去与上级党的联系，而且人员全部分散隐蔽，不可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了。
按照董健吾到达陕北后，博古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董周围有原特科约10人”的说法，已经不成为一个组织机构了。
这时，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说，特科都应该算是“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结束”以后的特科，姑且称之为——最后的特科。看看这些特殊的特工人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华民族作了些什么？也许，从他们身上，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说那时候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935年底前后，丘吉夫的交通员张子华突然出现了。他居然在公大旅社的亭子间里，找到了隐蔽在那里的警报组负责人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又找来董健吾，把他们三人召到福州路吴宫旅社开会。张子华提出，我们必须尽快与中央接上关系。会议决定，去陕北找党中央。请孙夫人宋庆龄帮助解决：第一，路费；第二，通行证。此事由董健吾去办。

这个张子华当年只有21岁，但是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实际上，他在上海找徐强、找董健吾，提出去陕北，尽快与党中央接上关系，是有重要事情需要立即报告党中央。但在这次会议上，他一个字都没有透露。后来，作为董健吾的“随员”去陕北，一路上也一个字都没向董透露。甚至到了瓦窑堡，当董健吾向博古等汇报蒋介石传达的口信时，他在旁边仍然一声不吭。直到第二天，单独与博古会谈时，他才说了出来。

1935年11月1日，爱国志士孙凤鸣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刺杀汪精卫；12月9日，北平爆发“12.9运动”；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八一宣言”后，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及其策略方针。此时，甚至最反共的陈立夫也向蒋介石提出了与中共接洽谈判共同抗日的问题。为此，陈立夫甚至还持假护照，试图经欧洲进入苏联，直接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谈判，但因被日本间谍发现而放弃。
在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就国共合作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他几乎同时通过3条途径寻找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其一，通过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联系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
其二，通过CC派曾养甫寻找地下党；
其三，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直接带信给陕北。
1935年底，邓文仪在莫斯科先后与王明、潘汉年接触；1936年初，宋庆龄找董健吾委托送信。
而曾养甫哪里会认识地下党？要是知道那人是地下党，CC派早就通知中统抓起来给枪毙了。这时候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谌小岑。这个谌小岑“五四”时期就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还曾参加过共产党，尽管后来脱党，但总会有点关系吧？其实，当时地下党被破坏成那样，谌小岑哪能与地下党有联系呢？谌小岑也挖空心思地想，终于也想起一个人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1932年，谌小岑与左恭一块儿办过《生力》杂志，觉得这人有点儿“左”，八成跟共党有联系。于是谌小岑就去找左恭，一谈之下，左恭立即知道，事关重大！
其实，这个左恭就是个共党，而且是特科的党员，由特科负责人通过交通员与他单线联系。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特科已经被严重破坏，包括上海临时中央局、江苏省委等组织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了，左恭能够联系上的只有他的单线联系人——以前是王世英、后来是丘吉生的交通员张子华。张子华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不过上海临时中央局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职务恐怕也就没有作用了。
后来的党史资料都说：“上海临时中央局特科委派”，或说“他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
”，总之是经过上海临时中央局的研究决定。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上海临时中央局都不存在了，甚至留在上海的办事处主任丘吉夫都被捕了，剩下十几个东躲西藏的“漏网分子”，最大的“官”就是主管警报组的徐强，何来上海临时中央局或者特科组织呢？
所以，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就需要年仅21岁的张子华自己做出决定了和实施行动了（21岁啊）！
张子华非常成熟，他以“中共长江局”（根本子虚乌有）代表的名义，化名“黄汉”与谌小岑进行会谈。1935年12月，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从南京赶来，住在那里。不久，张子华便来到那里。谌小岑如此回忆道：
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


所以，张子华才会紧急寻找特科剩下的徐强和董健吾，提出尽快去陕北与党中央联系。就在这次会议后，宋庆龄正好就找董健吾，要他带国民党上层的一封信去陕北。

这里有必要插一句，谌小岑在想到左恭的同时，还想到另外一个人——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吕振羽时任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因为自由职业者大同盟是一个进步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很大，谌小岑认为这个组织一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吕振羽也一定是共产党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的什么官。因此，谌小岑便根据曾养甫和陈立夫的旨意，于1935年11月给吕振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其实，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他接信后，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作了汇报。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派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是何人发动和主持的，同时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中共北方局得到汇报后，十分重视这件事，派周小舟专程赴宁，向吕振羽传达党的指示。此后吕振羽与国民党接触之事，由北方局负责人、原上海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直接领导。1936年2月，在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陕北时，王世英也到了山西石楼，向毛泽东汇报与国民党上层会谈以及与杨虎城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情况。

潘汉年、张子华、董健吾、王世英。蒋介石同时开通的4条线，最后都是通过特科的特工人员汇集到了陕北中共中央，这难道是历史的偶然吗？

1936年2月19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送走董健吾、张子华之后，转身对部下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同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
2月25日，李克农到达洛川，与王以哲开始谈判。
2月26日，董健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董健吾还带去了张学良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2月28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通报：周继吾、张子华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二百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杨耀芳、杨澄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七十一师师长和第六十九师师长。〕、李生达等部共三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五县广大地区。
2月29日　毛泽东复电李克农，对同王以哲初步达成的三条原定草案提出补充意见：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后立即赶往洛川，与李克农继续会谈。同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批准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议。
3月4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同意董健吾回南京，要博古、高福源、张子华等到山西石楼面商开会。
3月6日，董健吾离开瓦窑堡，按原路返回上海。
3月中旬，董健吾到达上海向宋庆龄复命，同时报告说，张学良通过李杜寻找中共，宋庆龄遂安排董健吾与隐蔽在路易.艾黎家的原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见面。与此同时，王世英、张子华在山西石楼向毛泽东汇报与国民党上层接触的情况。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洛川与王以哲、张学良谈判的情况。
3月20日，董健吾与刘鼎到达西安。21日，刘鼎会见张学良。
3月20-26日，中共中央在红军东征的晋西行军途中，连续六天在六个地点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在如此紧张的征战途中召开政治局会议，不用说肯定是董健吾、张子华、王世英传递的国民党上层（蒋介石、二陈、欧美派）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希望“联共抗日”的信息，需要共产党迅速调整政策，做出全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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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破解的密语——最后的特科（下下）


1936年3月27日，毛泽东在石楼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
就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同时，刘鼎与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西安见面之后，张学良又带着刘鼎飞到洛川，两人同住一院，每天10几小时在一起谈话，一谈就是10几天。
4月6日，毛泽东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张学良接电后非常兴奋，立即通知刘鼎。
4月8日，因雪雨耽搁了双方的行程。
4月9日，张学良冒大雾带王以哲、刘鼎、孙铭久飞到肤施。周恩来、李克农、戴镜元等中共代表傍晚达到。见到刘鼎，周恩来一愣，紧紧抓住刘鼎的手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如故，会谈了整整一夜，解决了双方联合抗日的许多问题。
会后，刘鼎随周恩来回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工作。

张子华、董健吾、王世英、刘鼎先后来到陕北，使中央了解到了长征后上海地下党和特科的基本情况。刘鼎到苏区，又让周恩来得知“老牧师”就在西安，而且与上海、西安具有广泛的联系，已经两次往返西安、上海之间。于是周恩来决定，派出负责干部，去上海建立电台、恢复党组织，同时派张子华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正好借助董健吾进行护送。

4月20日，冯雪峰、张子华到达西安，与董健吾接上头，前往上海。
4月22日，中央决定正式委派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嘱咐刘鼎面交张学良。
4月26日，刘鼎回到洛川，递交周恩来的信，并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4月27日及之后，刘鼎连续给李克农、周恩来发回4封密信，汇报张学良的思想情况，以及蒋、张之间的矛盾和行动计划，告知中央“老先生在11月将有大行动”！

冯雪峰、张子华、董健吾从西安返回上海途中，在南京停留。在南京，冯雪峰会见了张子华作为特科交通员单线联系的两名特科“线”上的秘密党员。一名就是前面提到的左恭，另一名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王昆仑。
王昆仑原是国民党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中坚人物。1931年9.18事变后，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恨之极，下决心当共党去。王昆仑找共产党，也是先想到了左恭。他对左恭刨心漏腹地说，想找共产党，左恭就是不吭气。最后被磨不过，左恭对他说：“有个朋友也许可以见见。不许到外边乱说！”
左恭介绍来见王昆仑的，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卢涛。1933年，卢涛主持，在王昆仑的办公室里，举行了王的入党仪式。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前，蒋介石任命国民党老同盟会员莫雄担任江西赣北第四行政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这个莫雄也是特别痛恨蒋介石打内战、不打鬼子政策的老国民党员。莫雄立即找到特科的项与年，让他通知共产党：派人来，把这个赣北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办成“红色”司令部。于是，特科抽调10余名党员，担任了除保安司令以外的各项职务。其中，卢涛担任参谋长，项与年担任情报参谋。
卢涛走后，王昆仑的关系就交给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再以后又交给了丘吉夫。丘吉夫被捕后，王昆仑就成了“孤雁”。这次见到党中央派来的冯雪峰，王昆仑非常高兴，忙问给他什么任务？
冯雪峰想了想说：中央要我在上海建立电台联络，可我没有电台，你设法搞一部电台来。

实际上，那时上海有一部电台，设在路易.艾黎家。
艾黎家到底有没有这样一部电台，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包括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闻所未闻的长征》一书中都说：

多年来，对宋庆龄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产党电台在工作一事。一直是众说纷坛。她的许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认，他们说国民党的警卫日夜把守着寓所，电台怎么可能工作呢 ?


其实，这部电台是存在的，只是非常保密。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先说王昆仑接到这个任务，心想：电台倒是有，不过要钱买。多少钱呢？10万大洋。
可是王昆仑没有10万大洋，他当时跟老婆闹离婚，老婆要他拿1万大洋，他都没有，还是找人借来的。
找人借？对！找人借。可是找谁借呢？
王昆仑思来想去，想到一个绝好对象——四川军阀刘湘。
刘湘这会儿也在找共产党（怎么都在找共产党？）。刘湘到南京开国民党全会时，跟王昆仑深谈过几次，对于王昆仑讲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理很赞赏，觉得是个人物。于是让他的驻京办主任约王昆仑秘密去四川再谈。本来王昆仑一直没有成行，接到冯雪峰这个任务，又听冯传达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决定去四川见刘湘。
王昆仑秘密到了四川，刘湘跟他说：我爱四川，也爱中国。你看我该怎么办？
王昆仑说：联共抗日。
刘湘说：我出兵抗日，红军来打四川怎么办？
王昆仑说：红军现在要去华北打日本，不会来打四川。
刘湘说：你说了不算。
王昆仑说：我给你找个共产党来，他能保证红军不会来打四川。
刘湘说：那太好了。
王昆仑说：你得表示点诚意。
刘湘说：怎么表示？
王昆仑说：给10万大洋。

后来，冯雪峰秘密地来到四川，跟刘湘进行了会谈。刘湘比较抠，交代他的驻京办，给王昆仑划了6万大洋。不过对于冯雪峰来说，这笔钱够多了，因为他离开陕北时，周恩来只给了二千块钱。

回过头来说，张子华留在南京，直接找曾养甫谈判。董健吾陪同冯雪峰，于4月底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董健吾将冯雪峰安置在他的一处房子里，然后带他找到特科警报组负责人徐强。
冯雪峰向徐强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徐强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冯雪峰要徐强马上离开公大旅社，另找房子。他暂住在董健吾另一个家里，也由徐强帮助另找住处。冯雪峰决定停止警报工作，加强情报工作，由徐强全面负责。
后来，冯雪峰住到了鲁迅家，并与宋庆龄见了面。冯首先向她道谢，感谢她的帮助，使中央与上海党很快恢复了联系。并向她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有关统一战线的精神，孙夫人听了很高兴，她说，很久未听到党的声音了。冯雪峰向宋庆龄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冯雪峰到上海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电台，沟通与陕北的联络，传递情报。所以他到上海后就着手抓建立电台。这时，徐强和李云迁移到浦石路许家弄15号，这是个店面房子，徐强住在楼上，楼下是公大旅社老板娘的弟弟顾志汀夫妇开的一个小五金店，兼配锁匙，这样很好作掩护。电台设在一幢洋房楼上靠后面的一间房子里，有独用楼梯，经后门进出。电台的报务员是位小学教员老王，他对无线电有些研究，也会收发电报。还有他的一位学生，帮助掩护环境。老王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将采购来的零件装配好发报机。连接好多天反复测试，根据冯雪峰提供的呼号，反复试发就是收不到对方的回音。为此，老王对发报机再三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机器没有什么毛病，什么原因？他也说不清楚。
5月，斯诺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提出想去陕北苏区采访。宋庆龄决定推荐斯诺和马海德赴陕北。
这需要向中央报告，可是那部由王老师装配的电台就是不成。冯雪峰很着急，对李云说：“花费了二十多天的时间，至今尚未与中央联系上。看来，只有请孙夫人帮忙了。”
直到这时，宋庆龄才提供了那部秘密的电台。
李云回忆说：“不久，在孙夫人的帮助下搞到一台功率大的收发报机，而且是安置在外国朋友居住的一幢楼上。用冯雪峰从延安出来时约定的密码，很快与中央恢复通报。冯雪峰要我负责保管中央发来的电报工作。每天清晨七时左右，接受一位女同志送来的信，也就是电报。”
由此可见，那部传说中的电台，确实是存在的。

这时，出了一个问题：在南京与曾养甫谈判的张子华失踪了！

在南京，张子华秘密会晤曾养甫，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五项意见。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报告，当面向谌小岑口授了四条意见，转给了张子华。这四条意见是：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张子华即刻从南京奔赴陕北，赶到了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向毛泽东、周恩来当面作了汇报。
5月15 日，周恩来在大相寺亲笔写了两信，托张子华带往南京。
周恩来的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全文如下：

别了十五六年，几如隔世。黄君来，得知老友为国奔走，爽健犹昔，私衷欣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倘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亲来，兄能代表贲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国难当前，幸趋一致，矧在老友，敢赋同仇。春风有意，诸维心照不宣。


中共的意思，是请国民党代表来陕北，“惠临苏土，商讨大计”。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亲笔信，返回南京，在南京曾养甫家中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却被曾养甫下令关进了监狱。

原来，阎锡山不知道从那里听说，蒋介石派了一个“红色神父”去陕北与共产党谈判，当即致电南京责问：为什么联合红军打晋军？蒋介石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大为不妙。他一面通过宋子文通知宋庆龄停止通过董健吾与陕北的联系，一面下令曾养甫，逮捕张子华，以免像“红色牧师”那样走漏风声。

一周后，冯雪峰发觉张子华失踪，指令左恭出面向谌小岑要人。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放出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由南京前往上海。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份密电码和上海信箱号码，便于谌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张子华与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倘若直接与南京联系，容易走漏风声。

也就在此时，陕北回电，同意斯诺、马海德前往陕北苏区。宋庆龄认为，此次还必须董健吾前往西安联系护送。因为只有他熟悉张学良和刘鼎。这次，董健吾改变化名为“王”牧师去西安。在西安，董健吾与刘鼎联系，通过刘鼎请张学良再次派飞机送斯诺、马海德前往肤施，转送西安。可是张学良认为，飞机驾驶员是个美国人，如果发现送了两个美国人进入陕北，肯定怀疑，极易走漏风声，只能走陆路。这样，斯诺、马海德就乘坐一辆6吨道奇大卡车，在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刘鼎的陪同下进入了陕北。这一次，甚至毛泽东、周恩来都不知道这个“王”牧师是谁。直到1960年斯诺来访，非要见见这个“王”牧师，毛、周还以为，“王牧师”是浦化人。因为浦化人也曾经是个牧师，而且化名姓王——他与董健吾同在冯玉祥的队伍里当牧师，是董健吾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其实当时浦化人正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着呢。一查之下，原来此人是董健吾，正在上海衣食无着，做推拿按摩呢，赶紧让陈赓去上海时给予安置。

1936年5月，潘汉年和胡愈之到了香港。潘汉年到香港后，一面按照与邓文仪在莫斯科的约定，给南京陈果夫发出信件，要他派人到香港面谈；一面派胡愈之去上海找地下党联络（因为潘汉年也需要寻找经上海去陕北的途径）。
胡愈之在上海通过沈钧儒找到了冯雪峰，冯雪峰随即到香港与潘汉年会面。这应该算是一次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会面。潘、冯二人当年是“左联”的战友，现在，冯是党中央派往上海的代表，潘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冯有与陕北联络的密码，潘的脑子里记着一套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这就意味着，自长征前，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白区地下党三者之间中断了的无线联络，终于可以恢复了。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新的历史转折即将到来。
7月7日，香港《生活日报》登出一则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黄毅就是张冲，国民党中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告诉潘汉年，他是受陈果夫、陈立夫的委托，来邀请潘汉年去南京面谈的。
７月中旬，潘汉年和张冲抵达南京。陈果夫和陈立夫要张冲转告潘汉年，让他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国共谈判的主要意见及条件写成书面文字，由张冲转达。
次日，张冲向潘汉年转达了陈果夫、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第一，二陈对潘汉年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他的安全不成问题，同时请他保密，以免引起麻烦；第二，二陈目前不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之事，因为蒋介石目前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第三，二陈决定派曾养甫做代表先和潘汉年面谈，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正式谈判。二陈认为，潘汉年来自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能否代表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还难以确定。他们希望潘汉年能去一趟陕北，在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授予的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的条件后，再到南京谈判。
这样，潘汉年又回到上海，等待冯雪峰安排的交通员护送去陕北。终于，交通员来了，潘汉年打开房门一看，不由得惊喜万分——来人正是他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刘鼎。
8月初，潘汉年在刘鼎护送下到达西安，住进中共联络点七贤庄（就是后来的“八办”）。
8月9日，潘汉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8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5日，中共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9月24日，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谈判代表，离开陕北赴南京与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从此，中共取消了与国民党中央其他渠道的联系。

1936年12月，冯雪峰在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有了相当基础之后，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与此同时，“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始公开进行谈判。

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新的党组织机构建立的情况下，特科终于最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特科埋下的种子，今后还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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