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李纲与秦桧

伊达政宗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 摊上这样的皇帝活活就是一场灾
　　
　　
　　
　　
　　宋辽相安无事九十多年后，大宋的平安日子到了头，问题起初还不是致命的外患，而是内里先烂透了。花了银子买来和平后，帝国内部文恬武僖，大伙都争着过高质量生活，渐渐就露出了要垮台的乱象来。
　　
　　元符三年，大宋命里注定有一劫，出了第八个皇帝——宋徽宗赵佶。这个人，我不介绍大家也都知道，他的简历上除了“皇帝”这一职务外，恐怕还要写上“画家”和“书法家”。一般的皇帝，做做打油诗，到处题个肥头大耳的颜体字，倒也无关紧要，但若是写字、作画、赋诗的水平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那无疑就是现世的一大灾。
　　
　　这一年，年纪轻轻的宋哲宗得病而死，死后无嗣，太后排除其他人选，力挺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接班，让赵佶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当时的宰相章惇曾有不同意见，史称“徽宗未立，（章）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章惇是权臣，名声不大好，干的蠢事也多，但在评判皇帝候选人资格上，极具前瞻性，可惜，他拗不过皇帝的老妈。
　　
　　赵佶这个文艺家皇帝即位之初，还是有一些模样的，虚怀纳谏，实行新政，下了一番功夫调和新旧两党矛盾，俨然是一副圣君架势。但是没过多久，就开始昏了，陆续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一帮狐群狗党，时人称为“六贼”。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在这帮贼的行列里，还有一位在《水浒传》里大名鼎鼎的奸臣高俅。
　　
　　宋徽宗把皇位刚一坐热，就显出浮浪子弟的本性来，疯狂玩艺术。他所用的人，也都不尽是鸡鸣狗盗之辈，其中有艺术天分极高的。“六贼之首”的蔡京，就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上都有造诣。北宋书法的四大家“苏、黄、米、蔡”，最后这一个蔡，历代都有人说，就是指蔡京。元人曾评论蔡京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就连被后人誉为“宋朝第一”的米芾都承认，自己不如蔡京。据说，一次蔡京与米芾侃山，蔡京问：“当今书法何人最好？”米芾回答：“从晚唐柳公权之后，就数你和你弟弟蔡卞了。”蔡京又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这帮高素质的奸臣把持朝政之后，投宋徽宗之所好，把人生的意义浓缩为一个字——“玩”。他们向安徽宗进言：“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不玩，还等什么？
　　
　　君臣臭味相投，果然就玩出了古代的最高水准，其中达到极致的就是“花石纲”。
　　
　　这花石纲是个什么花样？
　　　
　　原来，宋徽宗要建一个全国最大的园林工程“艮岳”，也就是人造假山。假山需要用奇石和珍稀花木来装点，徽宗就在苏、杭设置应奉局，由蔡京推荐苏州人朱勔当了局领导，专事在东南江浙一带搜罗奇花异石。把花石物色好了后，经水路千里迢迢运往京城，十船一组，称作一“纲”。这就是花石纲”名称的由来。
　　
　　朱勔这家伙本是个无赖，但是天生就会做官，被蔡京介绍到帝国公务员队伍中之后，无师自通，能搜刮，会打点，为他说好话的人遍布朝中。于是朱勔的官也就越做越大，威震八方。人们甚至把朱勔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称作“东南小朝廷”，可见朱局长是何等霸气！
　　
　　　　“花石纲”运动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到了后来，不光是太湖的石，浙江的竹，还有福建的荔枝，海南的椰果；乃至两广、四川的异花奇果，无不搜求。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连漕运都要让路，漕船和很多商船都被强征。全国上下，耗费百万役夫之工。
　　
　　朱勔这伙人，为了固宠，就像疯狗一样到处嗅，只要闻听何处谁家有奇石异木，不惜破屋坏墙、践田毁墓，也要搞回来。运输费由百姓承担，丁夫从百姓中征调，不管你种田不种田。当时华亭有一株唐时栽的古树，被朱勔看中，因枝干太大，没办法通过内河桥梁，他就下令造大船海运，结果遇风浪，“舟与人皆没”，大概至今还没打捞上来。这场“艺术至上”运动，搞得天下骚然，民不聊生。
　　
　　宋徽宗好不容易逮着个皇位来提高大宋艺术质量，对奇花异石出奇地着迷。安徽灵壁县有一巨石，以大船运往京师，需拆毁城门方能进入，上千人都搬不动。石头入城后，徽宗大喜，御笔赐名“卿云万态奇峰”，更有甚者，宣和五年，太湖发现一石，高六仞，百人不能合抱，徽宗得石喜极，不仅赏了夫役每人金碗一只，还封石为侯——名“盘固侯”。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大宋上下这么疯了似的“以花石为纲”，与道教有关。宋徽宗本人十分笃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全国大建宫观，还专门设置了道官二十六阶，也就是在官阶体系里设置了宗教职务，给道士发俸禄，让他们成为特殊公务员。宋安徽宗还常请道士看相算命，有事无事都和道士们混在一起，作法行祭。他的生日是五月初五，道士以为不吉利，他就改称十月初十。他的生肖为狗，于是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狗也因此享受尊严。
　　
　　他的身边还有一些极具神秘色彩的道长，如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此人向宋徽宗进献了一套“广嗣之法”，也就是多生儿子的秘方，大约就是道家的房中术一类，其中涉及到京城风水格局的问题，说是欲多子多寿，则需在京城东北叠石筑山。
　　
　　　　不过，这只是疯狂建造艮岳的由头之一，问题的本质，还是宋徽宗想要在京城造出一个道家洞天福地来，长享人间天堂之福。既然万民同乐在实际上做不到，那就少数人先乐起来吧。
　　
　　可是你不顾百姓死活，百姓自己就要求一条活路。大宋本来就官多、俸禄高，百姓负担重，如今以花石为纲，朝廷索需更急，变着法地盘剥百姓，终于逼出了一场席卷东南的方腊大起义！
　　
　　宣和二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淳安）农民方腊揭竿而起，召集百余人誓师起义。他提出的造反纲领说得很透彻：天下本是一家，朝廷皇帝就是父兄，我们固然是很爱父兄，可是哪有子弟累断了腰耕织、劳动果实却都被父兄拿走享受的道理？声色犬马，花石大纲，北虏银绢，说是国家出的，可哪一文钱不是“东南赤子膏血”？
　　
　　他这道理，不用明讲，地球人也都知道。所以义旗一举，万民响应，数日之间聚起了二十万人，连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义军“以诛朱勔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一路攻州破县，最后拿下了杭州城！大宋的州县官员平时残民有道，遇到愤怒的老百姓，就只有弃城逃跑的份了。大宋东南名将“病关索”郭师中领军拦阻，结果全部被歼，他自己小命也玩完。
　　
　　宋徽宗见惹出了大事，知道是艺术至上惹的祸，连忙下罪己诏，承认执政有问题，撤销苏杭应奉局，停运花石纲，罢免朱勔。然后又使出硬的一手，调集禁军和各地军队进剿。还招降了宋江起义队伍，以优势兵力将方腊起义镇压了下去。
　　
　　还没等方腊余部完全清剿干净，宋徽宗就故态复萌，自食其言，重起花石纲，给朱勔也复了职。你看，皇帝也是记吃不记打的，你不打，他就照样玩。
　　
　　除了艺术爱好，还有声色爱好。三宫六院不够玩，竟然微服去嫖娼。后人给宋徽宗编排了微服私访名妓李师师的故事，不是没有来由的。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里说，一次安徽宗来到李师师家，正巧师师的旧相好、诗人周邦彦已经在这里。周躲避不及，只好藏到床下。徽宗不知情，拿出几个江南刚献上的橙子，给李师师尝鲜，两人情意绵绵。这一番调笑，床下的周邦彦听得一清二楚，禁不住捂嘴乐。
　　
　　徽宗走后，周邦彦爬出来，立刻援笔写了一首词，曰《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词，写的传神。并州剪刀闪闪发亮，一双素手雪白如盐，好一个秦楼楚馆的温柔梦。
　　
　　李师师喜欢这词，谱了曲子唱，立刻传开，唱遍了京师。宋徽宗听到歌词，很惊异，问师师是何人所写。师师如实相告，徽宗不禁醋意大发！当时周邦彦是开封府税监，徽宗就无端指责周邦彦的政绩不好，叫蔡京把周贬到外地去。蔡京一了解，周邦彦政绩很突出啊，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得遵命办了。
　　
　　皇帝都这样，下面做官的又怎么能为国为民，不腐败都对不起一顶官帽子。
　　
　　摊上这样的风流皇帝，是大宋朝的厄运。他若是个大臣或富商，风流也就自风流了。可是皇帝是国运所系，你在那里风流，不干正事，上行下效，国运自然就一步步地衰了。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 要了北宋老命的“海上之盟”
　　
　　
　　
　　大宋内部的胡来，倒还不打紧，一个百年大帝国，要垮一时还是垮不掉的。要命的是，大宋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上出了一个巨大的昏招，忘了“唇亡齿寒”的古训，只想趁火打劫，结果引来一场塌天大祸，险些亡了国。
　　
　　这时候大宋北方的局面已经发生巨变，勒索了大宋哥哥一百余年的大辽弟弟，忽然要不行了。在遥远的白山黑水之间，新崛起了一个女真族，其部落首领阿骨打（完颜旻）在宋政和五年建立了大金国，正式称帝。
　　
　　女真部落原也是一直受大辽的欺负，如今愤怒爆发了，起而反抗。这一年，辽天祚帝率军亲征大金，结果被大金一顿猛揍，大败而归。恶人还须恶人磨啊，大辽现在也遇到天敌了，政和七年，金国开始进攻辽朝，打得大辽无还手之力，辽河以东领土尽归大金。
　　
　　大辽的没落，是人都看得出来，徽宗也看得心痒。敌方的倒霉，就是我方的幸运，这道理是不错。不过，以往的一百年间，大宋与大辽基本是和平关系，构不成敌对国家。此时如何对待北方局势，就需要有一点儿高瞻远瞩的智慧。宋徽宗搞艺术有一套，搞外交完全是小市侩式的智慧水平，他只看到大辽终于要蹦到头了，收复云燕的机会来了！
　　
　　这时候的辽、金、宋三国关系，正在微妙时，假如处理好了，大宋完全有可能当一回得利渔翁。可惜这荣耀不可能属于徽宗这个水平的。
　　
　　宋徽宗起了这个念头，有其来由。早在政和元年，他曾派童贯出使辽朝，探听大辽内部的虚实。走到卢沟（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半夜三更忽然有一位辽国的读书人求见。此人叫马植，燕京人，能言善辩，见到大辽气数已尽，有心投靠大宋，特意来结识童贯。等到大金国成立后，马植立刻秘密投书宋雄州知州，明白表达了想投宋的意思，他在信中说：“近来辽天祚帝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凌，盗贼蜂起，百姓涂炭，宗社倾危。我虽愚昧无知，但预见辽国必亡。”
　　
　　密信很快被送到京城，徽宗见此人可用，就指令将他秘密接入境，亲自召见。
　　
　　马植善辩，这正好给了他一展口才的机会。他在御前上奏道：“辽国必亡无疑。本朝可遣使过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共图大辽。万一女真得志，他们先发制人，而本朝后发制人，事将不济。”
　　
　　他这一番“国际战略”演说，本是书生气浅见，但恰好暗合了徽宗的心思。徽宗对马植的见解赞不绝口，赐了他国姓赵，改名良嗣，任命为秘书丞。于是辽国书生马植眨眼就成了赵家的好后代了。谋取燕京之计，也正式被提上宋廷的议事日程。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对金的结盟行动，在四年后开始，也就是始于重和元年二月，大宋派了武义大夫、登州防御使马政等一行八十人，渡海出使金朝。此行谈的是宋金协同夹攻辽国之事，第一次亮出了宋以攻辽换燕云的交换条件。
　　
　　这个谈判行动，一开始就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太宰郑居中态度尤为坚定，他说：“澶渊之盟至今百余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的和亲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边之策。如今四方无虞，却要冒然毁约，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胜负难料。若胜，国库必乏，人民必困；若败，遗害不知凡几。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两战皆败，今日何可轻开战端！”
　　
　　宋徽宗听了这意见，一度犹豫，但是宰相王黼却诱导徽宗，可别错过机会“兼弱攻昧”，就是说，柿子为何不挑软的捏？枢密院执政邓洵武认为这简直是胡扯，上奏反驳说：“什么‘兼弱攻昧’，我看正应该扶弱抑强。如今国家兵势不振，财力匮乏，民力凋敝，这局面人人皆知，但无人敢言。我不明白：与强金为邻，难道好于与弱辽为邻？”
　　
　　当时，四川广安有一平头百姓安尧臣，也上书力劝不可对辽用兵。
　　
　　甚至高丽国王也看得清楚，特地捎了话来：“辽为兄弟之国，存之可以安边；金为虎狼之国，不可交也！”
　　
　　这些谏言，都说得极为透彻，可是，打动不了脑袋进了水的宋徽宗。宋与金的谈判虽然一波三折，但是还是在一步步展开。
　　
　　大金的确不是当年的辽国，其所谋深远，志向颇大，对大宋极为鄙视。只是怕此刻惹翻了宋，宋掉头助辽，凭空多了一个敌人，所以对宋态度还比较温和。
　　
　　两边极尽能事讨价还价。弱国无外交，大宋在这个时候仍然只能是忍气吞声。最后终于在宣和二年达成协议，宋、金两国合作攻辽，金的战略目标是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负责拿下燕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一旦辽灭，宋将原先每年孝敬给辽的“岁币”转给金。
　　
　　送的钱，还是一样多，只不过换了个“弟弟”，同时收回燕云的大部分。这个协议，从宋朝方面说，是太缺乏远见。宋徽宗太希望自己能一雪祖宗之耻了，把大金设想为像大辽那样能够遵守和约。大宋的安全，全部系在金国的诚信上面了，风险之大，无异于与虎谋皮。
　　
　　百姓都能看清的形势，皇帝就是看不清，古成语曰“肉食者鄙”，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不，是在高位上人模人样的蠢猪！
　　
　　“海上之盟”一定，徽宗就下令在河北一带集结军队，准备要实现大宋的百年梦想了。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可是不巧，方腊起义爆发，徽宗只得打发童贯把集结起来的军队开往浙江镇压。事情一拖下来，消息就不免走露，徽宗怕辽朝发火，出兵来犯，于是对“海上之盟”又起了悔意，想罢盟。宣和三年，大金派使者来催大宋按原定盟约发兵，徽宗态度不明，满朝大臣更不敢有态度，结果大金使臣在汴京住了半年，不得要领，徽宗又打发人家返回去了。
　　
　　首鼠两端的人，又想干事，能干成什么？这事让大金很恼火，埋下了日后翻脸的种子。
　　
　　这年底，大金等不及大宋的慢腾腾了，金帝阿骨打亲征大辽，转年正月，一举拿下大辽中京大定府，辽天祚帝狂逃，先跑到西京大同府，又跑到夹山（位置在今天内蒙古的土默特旗），与朝中诸执政大臣失去了联系。大辽此时尚有燕京在手，全国没有了一把手哪行，于是宰相张琳、李处温等拥立宗室耶律淳为新帝。
　　
　　辽眼看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徽宗小市侩的投机心理又高涨起来，认为这时候攻燕京，基本如探囊取物。加之金国又派使臣来催，徽宗更觉得机不可失，假如再晚的话，燕京怕要被金国拿走，于是急派童贯、蔡攸带领十万兵马出动。
　　
　　小市侩的心理，是又想占便宜、又不想出力。结果这次出征不叫出征，叫“巡边”。徽宗对燕京一带的大辽军民发布诏谕劝降，对大辽新帝耶律淳也开出了投降的优惠条件，企图以大兵压境和招降两手并用，不战而屈人之兵。徽宗很怕吃亏，还特地叮嘱童贯：如果燕京辽军不投降，就按兵不动，全师而还。
　　
　　当年五月，童贯率大军到了雄州，把招降的大梦做得美美的，下令部下入辽境后“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 却不料辽国无人响应，没人献出一城，也没有吏民倒戈。童贯没法，就指令大将种师道等分两路夹击辽军。
　　
　　哪知道大宋天朝的军队一出击，东边一路与辽军遭遇，就先败于兰沟甸，后败于白沟。
　　
　　辽军在大金军面前只有逃跑的份，但是收拾大宋的军队还是绰绰有余，隔了三天，宋军西边一路又败于范村。
　　
　　种师道无计可施，只得把宋军全线撤回雄州。宋军刚到城下，辽军紧跟着就尾随而至，想缩回去没那么容易！种师道只得于城下与辽军大战。正在酣战中，天气忽然起了沙尘暴，又下起了冰雹。宋军不习惯北方天气，斗志全无，而辽军则司空见惯，越战越勇。最后宋军终于撑不住了，四面溃逃，遍野死伤枕藉。
　　
　　百年的和平生活，自然只能炼出这样的“熊兵”，不要说光复幽燕，能守住宋土都很难。好在大辽已是穷途末路，没心思跟大宋再玩了，追击到雄州也就罢兵，这次巡边，宋军还不至于把全部本钱输光。
　　

宋朝的中晚期，国力军力就像小丑一样。无论是先前与金结盟叛盟攻辽，还是后来与蒙古结盟攻辽，对手都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行将灭亡的国家，而且都被北方的强大巨兽不断攻击。宋军每次的攻击，面对对手的残兵败将均一触即溃。除了向新的北方强邻展示此处钱多人傻速来之外，几无意义。而之后的主动挑衅攻击蒙古帝国，更是嫌自己命长。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不过这以后，也是辽气数已尽，新帝耶律淳恰在这关键时刻一病不起，归了天。耶律淳的老婆萧后执掌朝政，立天祚帝之子为帝。辽大臣多有不服，内部人心混乱。徽宗得知消息，又来了精神，要趁火打劫，命童贯掌兵十万，以刘延庆为主帅，打算趁势攻取燕京。可巧好事接连而来，大辽涿州守将郭药师因为对辽的前景失望，此时率所部八千余人来降，连带献上涿、易两州。
　　
　　郭药师所部是强悍之师，投宋后，宋军声势大壮，燕京骤失屏障。这不是天助大宋么？徽宗喜出望外，还没等再次出兵，就先对燕京以及涿、易等八州改了名称，先美美地意淫了一把。
　　
　　但是这次出动的宋军，还是一群废物。郭药师原是大辽悍将，深通军务，见宋军放羊一样毫无军纪，就劝刘延庆一定要加强戒备，提防辽军在半路设伏。刘延庆也是大宋一贯的脑子进水作派，就是不听。果然宋军在良乡遭遇辽将萧幹阻击，又吃了一个败仗。刘延庆只好命全军坚守营垒不出。
　　
　　郭药师见状心急，献计说：萧幹不过仅万人，现在倾巢来战，燕京必然空虚。他请命，要率五千精骑绕开辽军，突袭燕京，必能得手。
　　
　　刘延庆这回倒是能听进去了，让郭药师放手去干。不过五千兵马就是再精，打下燕京毕竟还是有风险，于是郭药师提出一个条件，请求刘延庆派儿子刘世光领一支援军在后跟进，一旦拿下燕京，必须有后续梯队跟上，好扩大战果。刘延庆满口答应。
　　
　　当晚，郭药师和另外两员宋将高世宣、杨世可率领六千骑兵，趁夜渡过卢沟，到天刚蒙蒙亮时，一举攀进迎春门，杀入燕京！
　　
　　神兵天降，燕京居然被轻易攻破！
　　
　　但辽军也不是吃素的，神兵天降也没吓住他们，城中守军急忙穿好裤头奋起反击。两军就在胡同里展开了激烈巷战。
　　
　　宋军见奇袭得手，军心振奋，郭药师派人传谕萧后：投降可受优待！这萧后可不是个怕死的，她故意迟迟不答复，一面则派流星快马飞报正在良乡一线的大将萧幹。
　　
　　萧幹急速从前线抽出精兵三千，回援燕京，两军在城里杀得昏天黑地。宋军势弱，又是客场作战，渐渐不支。而此刻理应及时赶到的刘世光援兵，居然违约不至。
　　
　　可怜入城的宋军，终于顶不住，被围在核心。大将高世宣当场战死，郭药师、杨世可弃马缒城而逃，狼狈之极！
　　
　　刘延庆见没得手，就命全军驻扎在卢沟河南，仗着人多，与辽军僵持。
　　
　　萧幹见宋军当了乌龟，也不硬冲，只是分兵袭扰，断了宋军的粮道。辽军还抓住了宋护粮将王渊和两名小卒，将三人蒙住双眼，拘押在帐中。
　　
　　到半夜，萧幹故意派人在帐外小声嘀咕：“我军三倍于宋军，当以精兵冲击宋营，另分左右翼为策应，举火为号，必全歼宋军……”他料定帐内俘虏已经听到，便又故意放王渊逃走。
　　
　　兵者，诡道也，有时甚至是儿童游戏也。但是，往往就管用。

伊达政宗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这三个被俘宋军逃回大营，把听来的“绝密情报”报告给主帅，那刘延庆居然就像《三国》里的蒋幹一样蠢，信以为真，慌得不行。次日平明，他见北岸果然火起，以为三倍于己的辽军就要掩杀过来，急令全军烧毁营寨，抓紧逃命。
　　
　　其实这时在良乡前线的辽军实际数目，正好是反过来，仅有宋军的三分之一。
　　
　　大宋乃至此前中原政权的百年光复梦想，只差半步就能实现。宋军这时只要一鼓作气，用人海战术就能把这区区辽军冲垮。但是，但是宋军将士的敌人，除了有剽悍的辽军之外，最要命的还有他们自己内心的恐惧。总帅撤退令一下，士卒们心胆俱裂，惟恐晚走一步成了无定河边骨。
　　
　　奔逃之中，哪管什么建制、顺序，就来个十万人全体马拉松吧，辎重粮草全不要了。士卒们喧哗奔逃、自相践踏，落水跌崖的不计其数。百里逃亡路上，死尸遍地，
　　
　　这堂堂大宋的光复军，如泥足巨人般，颓然倒下。这真是大宋之悲啊，将士胆怯如此，活该就是个屈辱王朝。
　　
　　辽军跟着这帮马拉松队伍撵到白沟，宋军总算集结起来，两军正式开打。但是，一支怕死皇帝治下的怕死军，哪里还有斗志，刚一接仗，宋军又大溃，一溜烟地跑回了雄州，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了。
　　
　　可叹，经此一役，宋朝五十年来所积累的战备粮草和军械损失殆尽！
　　
　　辽军本来对南边的这个百年大帝国，都感到有三分惧意，这一场马拉松跑下来，什么大宋，什么“巡边”，什么北伐，辽军上下此后一提起宋军，就要把大牙笑掉！
　　
　　徽宗见凭自己的力量拿不下燕京，不思图强，却又打开了小商人的算盘。因那时交通不便，宋北伐军万人马拉松溃逃的事，金人尚不知道，宋廷就急忙派使者前往金交涉，企图抓紧时间与金达成收回云燕十六州的协议，然后再促大金赶紧出兵相助，以再次谋攻燕京。
　　
　　金太祖阿骨打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他却是个高级的政治艺术家，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仍算定了大宋根本没办法独立拿下燕京，所以始终不答应将来全部归还十六州，坚持只给大宋六个州。一场谈判，没什么结果。
　　
　　而在大辽的另一侧战线，却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次年底，金太祖阿骨打亲征燕京，以七千劲卒为前锋，大军分左右两翼直扑居庸关。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金大军一到，辽军竟然吓的屁滚尿流，辽军总统帅望风而降，金大军兵不血刃进入燕京城南门。辽枢密院的诸执政大臣，也都乖乖地奉表请降，唯有萧后带领少数官员逃走。
　　
　　盖世英豪阿骨打跨马进了燕京城，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宋军此前就打过燕京，惨败而归，不禁哈哈大笑，自此与宋谈判态度更是强硬，谈不好燕京就是不给你。——好你个礼仪之邦，跟你老奶奶讲道理去吧！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金占领燕京后，与宋讲价的底气更足了，第二年派出使者李靖到宋廷，提出了苛刻的交换条件，即不仅归还燕京及六州的条件不能变，而且还要将燕京一带每年的赋税交给金朝。双方使者往返多次，最后阿骨打开出条件：宋将原给辽的“岁币”转给金朝，每年再多交一百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否则不仅不归还燕京，还要兵戎相见。
　　
　　宋这时尝到了灭弱邻、换强邻的苦果。自己腰板不硬，又急于得到燕京，只能忍气吞声。金则步步紧逼，又提出在归还燕京时，金军要将燕京一带家产在一百五十贯以上的三万户全部带走，以及其他种种刁难，不一而足。
　　
　　直磨蹭到天气暑热，金人受不了燕京的气候，才交出了燕京。临行前把城中财富、官吏、富户、工匠、美女劫掠一空。等童贯、蔡攸带兵进城后，燕京已是满目苍凉，还有一大批饥民等着宋廷给饭吃。留守的郭药师又纵容部下经商牟利甚至抢掠，以至燕京成了一座恐怖之城。
　　
　　拿钱买回空城一座，宋廷不以为耻辱，打肿脸充胖子，还在告天下人民书中自吹自擂，说是“鼓貔貅百万之威，势如破竹；收河山九郡之险，易若振枯。”吹牛真是自古就不用上税的。
　　
　　至于辽西京大同府一带，宋廷也想拿钱买回。阿骨打在这文艺上倒还大度，考虑到想长期与宋保持睦邻关系，就答应了。但是，由于他班师回朝后，日夜与掠来的燕京美女交欢，严重透支，最终竟玩到一命呜呼。
　　
　　他死后，弟弟完颜晟继位，是为金太宗。金太宗原本想执行哥哥的决定，但后来考虑到辽帝西逃还没逮住，西京若给了大宋，追捕辽残部的金军又住在哪里？于是毁约，不同意归还西京了。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秋野刀客告网友：本帖楼主的主ID为“清秋子”，从下面起，本帖一律以“清秋子”的ID发表。希望继续支持！）
　　　　
　　　　
　　　　
　　　　
　　　　● 风云突变欲摧城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在复杂微妙的宋金关系中，大宋的地位虽然屈辱，但面子总算还有一些，毕竟收回了部分燕云领土。金灭辽后，似乎也还没有马上觊觎大宋国土的意思，只顾着享受战胜成果了。两国关系有可能重演百年和平的好戏。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此时，宋金边界上突然爆发了一桩“张觉事件”，导致宋金关系骤然紧张，金军铁骑转瞬间蜂拥南下！
　　　　
　　事件的主角张觉，这是一位辽的降臣，后来当了大金平州留守。平州是河北要地，治所在今河北卢龙，金灭辽后，将此作为南京。
　　　　
　　这位辽旧臣迫于时势，虽然降了，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听说逃窜到北方沙漠中的天祚帝有卷土重来的意思，立刻密谋响应。
　　　　
　　就在宋宣和五年的五月，张觉和一帮辽降臣筹划叛金，一门心思要复兴大辽。
　　　　
　　这个行动，从忠义角度看，无可非议；可是从当时的局势看，无疑是不智行为。秘密情报传到宋廷，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大宋的君臣在对待这一事件上，本应该慎之又慎，以维护宋金平衡为最高原则。但是，小商人图便宜的投机思想，长期就渗透在宋的对外战略中，此刻，宋徽宗又看到了贪小便宜的大好时机。
　　　　
　　天祚帝的反攻，在事实上万难成功，不过是一股不屈之气罢了。在宋金夹缝中的平州，公开反叛无疑是以卵击石。这个情势，张觉不是察觉不到。宋徽宗立刻派人与他联络，许以高官厚禄，劝说张觉降宋算了。
　　　　
　　徽宗的小算盘是：张觉叛金后难以自保，有大宋援手，他势必来降。一旦收降了张觉，平州不费吹灰之力就归了宋，又何乐而不为？
　　　　
　　两下里果然一拍即合。当月，金廷有一批高官前往广宁府（今辽宁北镇）的枢密院，途经平州。张觉派人把他们全部宰掉，以实际行动表示与金决裂，把金南京献给了大宋。
　　　　
　　对于张觉的反叛，金廷的反应极为激烈——这不是找死么！况且张觉部下有兵力五万左右，直接威胁着金在河北的四个州。
　　　　
　　这样的钉子不拔掉还行？金廷迅速派出讨伐大军，与张觉激战。张觉也算是运气好，他的五万兵虽没经过战阵，但可能是主场作战吧，居然先败后胜，挫了金军的锐气。
　　　　
　　此时金朝出兵，从某种意义上还算是内部平叛，不涉及“国际问题”。可是，宋廷高兴得昏了头，偏要明目张胆地趟浑水，马上把平州改为大宋的泰宁军，正式授张觉为节度使，并赏了他银绢数万。
　　　　
　　这一来，就等于宋与金两国之间已经宣战。
　　　　
　　设想如果大宋明智，主动助金平叛，说不定大金一高兴，把平州让给大宋也未可知。起码也能取得金朝的信任，为持久和平加上一个砝码。
　　　　
　　一件对自己有利无害的突发事变，大宋却把它变成了引火烧身的火种。
　　　　
　　先前的“海上之盟”虽然不公平，里面有欺负大宋的条款，但总体上金朝方面还是守约的。张觉事件的爆发，显然是宋先搞了一个小动作，迈出了背盟的第一步。
　　　　
　　短视君主，只看到小便宜不占白不占，没看到迫在眼前的危险：他这一步，恰恰触发了最危险地雷阵！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大金不可能饶恕这个降而复叛的张觉。金太祖丧事一毕，金太宗倒出手来，开始平叛。大将宗望率军再次讨伐，在金南京城外与张觉激战。
　　
　　前次讨伐，正值金太祖新丧，大金不想扩大事态，只派了三千阇母部落的兵马。因兵少势单，最后主动撤出战场。金军撤退前在营州大门上写下“夏热且去，秋凉复来”八个字，以示警告。
　　
　　张觉基本是个没有大眼光的人，侥幸取胜后，竟然以大捷报入宋廷，结果把宋徽宗给蒙了。
　　
　　金军这次挂帅的是名将，志在必得，果然，一仗就把张觉打得落花流水。张觉无奈，仓皇逃入宋境，躲进了燕京。
　　
　　宗望是个狠手，要不到张觉的脑袋，是不肯罢休的。他移书责问宋河北、河东、燕山三路的地方官，索要叛将。
　　
　　这时候张觉化名赵秀才，正躲在燕京郭药师的常胜军中，就藏在甲仗库里。宋徽宗起初还想保护他，命宋燕京守将王安中谎称没见此人。但是这小儿科的谎言骗不了宗望，宗望料定叛将一定在燕京城中，只是要人，否则就要冲进燕京自行捉拿了！徽宗没法，又指示，杀掉一个相貌类似张觉的人，砍下脑袋去顶缸，然而这骗术还是被识破。徽宗黔驴技穷，只好一咬牙，下令把张觉绑了，历数其罪，杀掉他去搪灾。
　　
　　无能大宋，庇护不了一个有功的降臣。不论敌友方面，都把这泥足巨人看得扁了！张觉临死前懊悔万分，破口大骂。他的首级被献入金营后，燕京城内的原辽降将与士卒，无不痛哭！
　　
　　自此，辽降将为大宋效力之心全无。其中郭药师尤为愤慨，觉得连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了，自己的脑袋也说不定啥时候会当做礼物送给金营。王安中作为边境主将，自知安抚不了这种局面，索性挂冠而去。
　　
　　张觉事件牵扯宋金两国边境领土的敏感问题，大宋方面，前后的处理手法，如同儿戏。皇帝糊涂，大臣也不发一言，只有那个从原辽朝来降的书生赵良嗣，有清醒见解，认为宋只要接纳张觉，金必然认为宋毁约败盟，不讲信用，如此将后患无穷！——大金的虎狼之师肯定会以此为借口打进来。连残辽都应付不了的弱宋，如何禁得起这虎狼一搏？
　　
　　可惜忠言从来不进昏君之耳。大宋君臣就这样把军国大事当作儿戏，以小商业思想主导“国际战略”，轻率败盟，终于引来大祸！
　　
　　继起的宋金冲突，引发的是北宋末年的一场壮阔大戏。由于《岳飞传》的通俗文艺的渲染，宋方面的正义性，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后来宋的抗金战争，固然有可歌可泣之事，但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大宋方面背信弃义在前，一般都被忽略掉了。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大宋在处理与残辽的关系上，也极不谨慎。居然异想天开，要招降在夹山一带苟延残喘的辽天祚帝，把他作为与大金抗衡的一个筹码。宋徽宗还正式答应，如果辽帝来归，将待以“皇兄”之礼，并赠女乐三千人，好好养起来。
　　
　　天祚帝对大金来说，是最后的心腹之患，且途穷不足以与金一搏。宋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顾金的感受，无谓地激怒金廷，不知是处于什么考虑。
　　
　　宋宣和七年，金怀疑天祚帝与宋有勾搭，向大宋方面负责前线防务的童贯提出责问，问得童贯哑口无言。这年初，天祚帝企图南逃入宋，被金军阻截，仓皇奔入西夏，终被擒获。残辽彻底覆亡。
　　
　　宋在灭辽过程中的背盟行为，激怒了大金君臣。此前金太祖和太宗从总体上都还能遵守“海上之盟”，压制住了大臣要求惩罚宋的冲动。而在灭辽后，大金再无后顾之忧，对宋在两国关系上的种种不智行为，就再也不能容忍了。
　　
　　金著名将领宗翰（粘罕）、宗望等一批激进派，都力主惩罚一下不知深浅的大宋。金太宗也感到：要是不打，宋是根本不能老老实实维持和平的。
　　
　　这年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拉开了对宋战争的序幕。其中以粘罕等为西路军，南下太原，进取洛阳，截断徽宗西逃入蜀之路。以达懒、宗望等为东路军，攻克燕京。而后，两路急奔汴京合围，要生擒宋徽宗这个大艺术家。
　　
　　歌舞升平了百多年的大宋本土，即将第一次被北方武士的铁蹄践踏！
　　
　　金军在开战前曾经频繁调动、集结军队，引起大宋方面少数边官的警觉，以银牌急报于朝廷。但是，朝中的主管者正忙于祭天地大典，竟然没有将情况报告徽宗。直到战争爆发的种种迹象，连傻瓜都能看出来了。身在前方的童贯这才慌了手脚，派人去和大金交涉。
　　
　　这时候去交涉，还顶什用？宋要求金归还燕云尚未归还的部分，金则提出让宋再割让河北大部土地，根本合不上辙。宋谈判使者马扩表示，一旦开战，宋军将奋起反击。
　　
　　可笑！大金还怕这无用的豪言壮语吗？金谈判使嗤笑说：若是怕你们，我们就不来了，如果你们能把河东、河北让出来，两国以大河为界，宋也许还能保全！
　　
　　海上之盟、尤其是宋单方面背盟的恶果，到这时尽显无遗。招惹了人家，又打不过人家；原来还可以引为战略伙伴的辽，也让自己亲手参与灭掉了。这时候，就是天王老子再生，也是没咒可念的！
　　
　　坐镇太原的童贯总算认清了形势，除了忧虑，一筹莫展。想想金军铁骑的厉害，太原一天也不能多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太原知府张孝纯不想让他走，便质问道：“金人背盟，太师应全力抵抗，假如离去，人心必摇！”
　　
　　童贯之脸皮也是比城墙还要厚的，他居然答道：“我不过受命宣抚，并非守土！”
　　
　　张孝纯知道从此大势已去，不禁叹息说：“童太师一生何其威风，怎么事到临头竟然怕成这样，抱头鼠窜，有何面目去见天子？”
　　
　　童贯不听，一心想走。他是宋西北军务最高统帅。他一开溜，大宋军队无人指挥，人心混乱。此时的宋军，就成了一群尚未逃散的鸟兽罢了。

伊达政宗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作者：清秋子　回复日期：2008-1-21　18:47:21　   
　　
　　金将领宗望此时也遣使到开封，向宋施加压力。宋大臣李邦彦等平时就没主意，现在更是吓得面如土色，小心翼翼地问金使：如何才肯罢兵？
　　
　　金使傲慢异常，硬梆梆甩下一句话：“不过割地称臣耳！”
　　
　　想出“海上之盟”馊主意的大宋君臣，此时被自己制造的苦果咽得喘不过气来，只得派出使者前往金廷求和。
　　
　　贪小便宜吃大亏，这买卖做得太不合算。大宋君臣都预感到前景不妙，但不去讲和，又能如何？
　　
　　当然，自从金军侵入宋境，这场战争就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大宋此前的举动就是再愚蠢，也不过是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这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的。金依仗武力，对宋提出骇人听闻的领土要求，悍然点燃战火，涂炭生灵，那么无论其出兵的理由多么充足，都是应受谴责的。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不管以前大宋君臣是何等低能少智，但他们今后所组织的任何抵抗，就都应视为保卫疆土的正义战争。
　　
　　对于这一点，我们后人不能因历史疆域的变迁，就对以往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抹杀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界限，否定宋朝杰出抗金名臣的民族英雄地位。
　　
　　大宋宣和末年，北方铁蹄踏踏，南方山河震悚。
　　
　　人间顿成烽火地狱。
　　
　　金东路军进入宋境后，几乎兵不血刃就接连拿下檀、蓟二州，进抵燕山府。燕京守将蔡靖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率军迎敌于玉田。宋军稍作抵抗，就不败自退。郭药师本来就恨大宋待辽降将凉薄，此时索性反了，捆了主帅蔡靖和一干宋文武官员，降了金军。
　　
　　燕京守军没了领导，一哄而散。燕山府所辖州县也尽入敌手。
　　
　　郭药师降了金以后，恨犹不已，向金将领献计说，宋军精锐都在太原防守，河北空虚，不如趁势南下。于是自为向导，引领金军直扑开封！
　　
　　西路金军此时也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太原城下。知府张孝纯最初倒还忠勇，传檄附近各郡援救，但应者寥寥。宋军本无斗志，又缺少高明的战场总指挥，在交城一战，不慎被金军劫了营，损失十之七八，太原城紧跟着也被攻破。张孝纯被俘，节操不保，降了敌。
　　
　　太原一失，牵动整个大局。若太原不丢，宋军精锐钉住这里，不仅能牵制住西路金军，就连东路金军也不敢冒然进犯汴京。如此，大宋还有喘息和反击之机。如今，雄关一破，河山袒露，哪里还能有大宋的一线生机！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 一位惯于“惹事生非”的太学生
　　
　　
　　就在大宋国运岌岌可危的巨变时代，有两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人物，一先一后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两人，身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太多的不同之处。他们在猝然而来的宋金战争中，被命运所选择，介入了当时的国家大政，或长或短地影响了大宋国策和历史的走向，从而留下显赫的名声。
　　
　　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纲和秦桧。
　　
　　这两人的生命轨迹，在早期有颇多重合之处。
　　
　　他们生于同一时代，李纲是宋神宗元丰六年生人，秦桧小李纲七岁，是宋哲宗元祐五年生人。按照当今十年为一代的划分法，他们是同一年代人，都是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大动荡中成长起来的。
　　
　　他们都是仕宦子弟。所不同的是，李纲出身于高官家庭，父亲李夔是龙图阁待制，相当于皇帝的文化顾问。而秦桧之父秦敏学，则只做到了知县一级。
　　
　　他们在年轻时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李纲幼年时即有大志，勤学苦读，十多岁时，其才学名动州县，二十二岁入太学（国子监），是那时国立最高学府的学生。二十九岁考中进士，有幸得到徽宗的再三眷顾，名次从乙科特别提至甲科。
　　
　　秦桧也是当时的青年精英，曾在太学“游学”。他博闻强记，擅写文章，尤其长于办理俗务，当时同学们的郊游活动，都是委托他一手奔跑操办，因此获得了“秦长脚”的美名。他二十五岁时进士及第，此后步入仕途。
　　
　　他们都曾经是大变动时期宋朝的宰执大臣，也就是宰相，以自己的意志和种种努力，影响了大宋的对金战略。
　　
　　他们同时也有泾渭分明的不同之处，一清一浊，一黑一白，判然不类。一个博得了千秋美誉，一个则留下了万世骂名。
　　
　　李纲，为相仅仅七十七天，被贬后一度流放到山遥水远的海南，所幸很快遇赦，但到底未能完成抗金复土的大志，郁郁而终。
　　
　　秦桧则要幸运得多，当了宰相之后，专国十八年。他的执政理念，决定了自这次宋金战争之后，“南宋”百余年委曲求全的命运。
　　
　　他们两人，一个，以文士之身，亲自上阵部署，拒强敌于城下，是个惟愿以死报国的热血汉子。一个，以宰执之尊，却处处破坏抗战，谋害抗金名将岳飞，是个令人不齿的巨奸大恶。
　　
　　这些区别，就是人性在历史考验中的善恶分野，是知识分子官员在品德上的优劣之别。
　　
　　盖棺论定，青史有判，鱼龙终究不可能混杂。
　　
　　一个正直人士在生前的不幸，是由千秋万代人们的赞美来做补偿的。
　　
　　一个奸侫小人在生前的侥幸得意，则是以臭名昭著、子孙蒙羞的身后定评来作为惩罚的。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对于宁愿让子孙也跟着挨骂的恶人，善意的劝诫是没有用的。只有世世代代的读书识字者，以白纸黑字的利剑，将他永远在历史上钉死。
　　
　　本章节以前的部分，就是李纲和秦桧在出场之前的大背景。之所以说了那么多，是因为其中的曲折、原委，如果不讲清楚，我们就很难评估这两人不同的历史作用。
　　
　　自下面起，我们就将按照年序和出场的先后，来说说这两个恰为对应的历史人物。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抗金名臣李纲。
　　
　　李纲（1083-1140，字伯纪，号梁溪居士。祖籍邵武（今属福建），从祖父一代起，迁居无锡。无锡有一条河叫梁溪，李纲便将此做了自己的号，大家都习惯叫他“梁溪先生”。
　　
　　李纲的家世很有来头，系出自唐朝的宗室。他们家的老祖宗，在唐时因宗室身份出任过建州刺史，因此家族从那时起就定居在福建。
　　
　　在研究李纲身世的过程中，我发现，李纲在史籍的记录上，虽是名声很好的“抗战派”大臣，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人。
　　
　　首先，很可能他一辈子过的都是奢华的生活。李纲祖先地位隆宠，父亲李夔是皇帝的近臣，他本人在三十岁后又多年在朝为官。宋代的官员，待遇之厚为历朝之最，李纲的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一生不缺乏锦衣玉食。据一些野史笔记上载，即便他后来遭贬后，家中财富也甚多，拿出来赠送朋友的珠宝，一出手数量就大得惊人。
　　
　　其次，据某些记载，他在政治上也有污点，是蔡京的儿子蔡攸一党。
　　
　　但是，这些问题即便有，也不能掩盖他在宣和、靖康年间挺身抗金的大节。
　　
　　兵临城下之时，一个出身高贵的知识分子官员，没有袖手，决不逃命，以文人身份亲历战阵，部署杀敌，这样的壮举，足以使他当得起民族英雄的称号。
　　
　　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当时的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一味忍让。而在民间，则抗日情绪陡然高涨，知识界中也弥漫着杀敌报国的豪气。1935年，上海“汗血书店”出了一套《民族英雄评传》丛书，其中的第六集，就叫《抗金护宋的民族英雄李纲》（成亚光著）。书中对李纲评价极高，称其保家卫国的精神与功绩，甚至要超过岳飞和韩世忠。
　　
　　作者说，假如宋朝当时没有李纲，那就连半壁江山都要保不住了。因此，李纲坚决抗战的决心和事迹，可说是“贯日月、泣鬼神”！
　　
　　民国的那些年，并不如当今某些学者所渲染的那样，是自由主义的宁静乐土。那是一个“国土一天天沦丧”的危难时代，整个中国，哪儿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因此，该作者疾呼：愿自己写的这本小册子，“能鼓舞第二李纲的崛起，来挽救这汪洋大海的的破舟”。
　　
　　国有难，英雄出！
　　
　　对李纲一生的总体评价，以“民族英雄”而论，大抵不错。这一点，恐怕只有身处危局的人们才有更深刻的感受。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李纲的家乡无锡，是锦绣江南之地。当年李纲的祖父退休，在还乡时途经这里，为太湖的烟波浩渺所陶醉，遂起意在此安度晚年。
　　
　　无锡山水，素有“吴山青，越山青”的那种空灵，李纲在此生长，自幼也就有着一份剔透明澈的聪慧，少年时胸有大志，学业精进。
　　
　　十九岁那年，母亲吴氏去世。李纲是孝顺儿子，在为母守丧的三年中，他结庐在母亲坟茔旁，清心寡欲，手抄了《妙法莲华经》七卷，放在母亲的棺木中。据说，在此期间还在墓地周围栽下了松柏数十万棵。
　　
　　李纲完成启蒙学业后，先后入了县学和州学，成绩一直优异，每次考试总能名列前茅。到二十二岁时，由州学推荐，进了京师的太学，名次是当年的第一。这个荣誉，他的父亲曾获得过，后来李纲有个堂弟也获得过。
　　
　　一门三个太学榜首，史书上说，如此盛事“时人荣之”。
　　
　　就在这一年，李纲娶了襄阳人张氏为妻。张氏也是官宦人家出身。李纲的老岳父张根，官居秘阁修撰。
　　
　　从崇宁五年起，夫人为他连生了三个儿子，即长子李仪之、次子宗之和三子集之。
　　
　　李纲入了太学后，如鱼得水，学业更加精进。第二年成为“进士预贡”，具有了考贡士的预备生资格。
　　
　　第四年，因父亲升职，按照古代官场规矩，获得了候补“将仕郎”的官职。这是一个最低品级的文散官，无具体职务，是专门赏给还没考中进士的官员子弟的。
　　
　　第五年，参加“国学贡士”考试，又得了个第一。这年春天，他已经具备了考进士的资格，但是突然听说有家中有亲丧，于是决定不参考。有朋友写信给他说，那不过是不确切的消息，劝他还是参加春季的考试，中了进士，也好安慰尊亲。李纲是个大孝子，坚决不干，宁可错失了这次机会。这一年，他被正式授予“将仕郎”和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法参军。
　　
　　从上面这个履历看，李纲也就是一个走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宦子弟，似乎看不出他后来怎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所以，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在这里必须一提。他父亲早年在延安为官时，李纲才十四岁。当时有西夏人来攻，围城甚急。李纲的父亲组织城防，万分紧张。小小李纲那时就有胆量骑着马，时时在城墙上绕城巡逻，无所畏惧。父亲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敌寇的蔑视，给了小李纲以深刻影响。
　　
　　良好、正派的家教，就是英雄的摇篮；不管这个家是华贵之所还是贫寒之舍。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在太学就读的日子，是李纲仕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开封城内蔡河湾南岸的这所森严学府，在李纲准备踏入仕之前，就锻造了他刚正不阿的为官原则。
　　
　　宋朝是个重文抑武的朝代。宋代的太学，规模甚为了得。这所当时世界上罕见的人文学院座北朝南，气象恢宏，共有1870多间大小屋宇。院内有亭园射圃，供太学生门练习射箭，触目皆是庭树森森，花木繁盛。
　　
　　从全国各州县推荐上来的优秀生，就在这里潜心攻读，学生人数常年保持在3800多名左右；再加上行政官吏、教师、工役，整个学院的人数，总计当在4000人以上。
　　
　　这里是全国读书人无限向往的深造之地，典籍丰富，浩如烟海，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太学生只要经过几次考试，朝廷就可正式授官，所以人们也把太学叫做“储材之地”。
　　
　　李纲赴太学就读之日，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一路水陆兼程，心潮难平。船一过尉氏县，远远就眺见汴京城楼高耸天际，端的是人间天上。进入东水门后，一座百万人口的繁华之都扑面而来……
　　
　　年轻的李纲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从此就要从太学的亭亭柏荫下，走上修身治国的坦荡大道。想到此，他怎能不心事浩茫！
　　
　　入学之时，朝中正是蔡京当道，朝政糜烂如江河日下。一路所见，应奉局太湖采石所的官船，高挂“应奉局花石纲”的皇家大旗，十多艘一队，在水路上横冲直撞。
　　
　　沿途百姓不堪搜刮，怨声载道，都说国家将要败在这伙奸贼手里了！
　　
　　民间疾苦，深深震撼了从深宅大院里走出的年轻李纲。他不禁浩叹：人间何世，百姓何辜？要遭这刮骨剔肉的残酷盘剥？
　　
　　李纲是精英教育熏陶出来的学子，坚信儒家真理。古来孔子讲“求仁”，孟子讲“民本”，可是眼前的景象，哪里有一点仁义和爱民可言？他搞不懂，难道真理就是写在纸上来哄老百姓的？
　　
　　在太学里，人也是物以类聚的。李纲结识了同学李彪、陈朝老等人，彼此情投意合，如同手足。他们目睹奸臣弄权，朝政腐败，都压不住心头的一股怒气。几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慷慨陈词，指斥时弊。
　　
　　李彪入太学已有些年头了，因为敢言而触怒了学官，同时又无强势人物做后台，因此迟迟得不到授官。同年的学子，到了“释褐”（脱下布衣、换上官袍，意为毕业）之时，大多都顺利进入官场，风生水起。而他，则一直伴着真理的化身——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猪头肉。
　　
　　越是郁闷，他越是要说！
　　
　　借酒浇愁之时，他总要破口大骂：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宦官阉人只知残民，朝廷只知敲骨吸髓，让百姓还活不活了？
　　
　　除了骂以外，李彪还将所见所闻种种，写成了一道奏疏草稿，全面抨击当朝执政的弊病，准备有机会递交给皇帝。
　　
　　学官们对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烦，经常派人去监听。这日李彪骂得太狠了，太学当局认为不能再容忍，便将情况密报给了蔡京。
　　
　　蔡京大怒，说：太学本是弘扬朝廷教化之地，倘如此背逆，还要太学做什么？于是下令，将李彪逮入监狱究治。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太学当局杀了鸡，但是却没吓住众多不满的猴。李彪被逮后，又有陈朝老奋身而起，上书皇帝，说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当朝大佬只知贪婪跋扈，坏事做绝，天下万民恨不能食其肉！
　　
　　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是国家的栋梁，老是这么闹，着实堪忧。这日，徽宗。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十首。
　　
　　徽宗看罢，心里有气，半晌不语。
　　
　　蔡京在旁趁机奏道：“邓肃以诗讥讽朝政，还敢公然上呈，应予严处。如不杀，有人将更肆无忌惮，浮言谤语，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更别说杀太学生。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但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遣返回乡，交给州县严加管束。
　　
　　十天后，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临别的那天，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执手洒泪而别。
　　
　　几番整肃，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当局落得耳根清静。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以为人家不说了，就是问题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腐败弊政能亡国，而只怕人们发牢骚。
　　
　　高压之下，太学生们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花天酒地，无心向学，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
　　
　　太学的课程，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头烂额。当局还出了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比如《喜见黄河清》、《天下太平赋》、《鹤瑞呈祥诗》等，让学生们写诗做赋。实质上，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几年考下来，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
　　
　　这种吹牛文章，李纲不愿意做，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感到是耻辱。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写成讽刺文章了。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从出身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但从言行看，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不向学校当局靠拢，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专看异端的书，专写异端文章，显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青年李纲也许就像当今的“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好在李纲恰好也中了进士，他们松了口气，赶紧送神。
　　
　　跨出学院大门，李纲年纪已经二十九了，即便在今天，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
　　
　　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但这也磨练了他的性格，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有一个“叛逆太学生”的影子。

伊达政宗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
　　
　　
　　一个人的仕途走得如何，往往由三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天分，二是志向，三是性格。在这三样中，李纲前两样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直接导致他后来在历史舞台上，可以演出一场惊天大戏。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性格，他敢说话，不平则鸣。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可是古代的皇权统治，容不下认真负责的人。你一认真，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没穿衣服的窘态来。所以，不仅皇帝喜欢装聋作哑的人，整个机制也在淘汰着对政治认真的人。
　　
　　李纲的出身与学历，足可保他高官厚禄一辈子，他只要不说话，就一切平安。可他的思路是：既然国家高薪养士，就要对得起这份俸禄。看见了国家的弊病而不说，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这种性格，在皇权政治的混沌状态下，就显得太清醒了。一般执政的君臣，都喜欢混沌（混沌了才容易做坏事），他们容不下讲真话的人。即使在同一利益集团里，爱讲真话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类整肃，这就是历史上“自己人整自己人”现象的根源。因此，李纲的仕途坎坷，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其实，徽宗一开始倒还没把李纲当外人，对他青睐有加。李纲考中了进士乙科以后，据史料记载，发榜之日，皇帝“顾问再三”，也就是关照了三次，特旨升为甲等。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
　　
　　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让他当了承务郎、镇江教授。“承务郎”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教授”才是实际职务，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
　　
　　此后，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如果仅此而已的话，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一是金军入侵，二是他太敢说话。
　　
　　在镇江督学的两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这情形，有诗为证：“山川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李纲《谒告迎奉诗》）
　　
　　此后的五年间，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国子正”（国子监的职员），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少卿是副长官。拿到现在来说，是副部级的职务。应该说，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
　　
　　这期间，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徽宗注视李纲良久，慨叹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荣耀啊！”
　　
　　监察御史是“言职”，也就是负责纠风、提意见的官儿。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接连提了几条意见，就內侍（宦官）外派的问题、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徽宗见他说话太冲，赶紧罢了他的言职，让他干别的去了。
　　
　　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一切后面的大波澜，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可是，也许他心里有预感。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契阔离亲宁素愿，
　　迂愚报国只丹心。
　　远游自是男儿事，
　　更把《离骚》细细寻。（《吴江五首》）
　　
　　像屈原那样忠诚，又像屈原那样被谗，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宣和元年，京师发大水，城西淹得渺漫如江湖。灾情严重，导致漕运不通。徽宗下诏令群臣献策，众人皆不敢言，惟有李纲敢说真话。
　　
　　他上奏说：灾害不是没来由的，必有其发生之因；防灾虽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灾之策。李纲分析，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认为，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当朝大佬不思国政，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结怨民间，由此才引来了天灾。
　　
　　那么如何治灾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严守卫。”
　　
　　这篇著名的奏疏，题目叫做《论水便宜六事奏状》，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想救灾的话，那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能省就应该省；各地凡是受灾的，秋租应一并豁免；“水过之后，安置居民，借贷赈济，无令复业，无使失所”。总之要安抚好老百姓。
　　
　　对于玩忽职守的“水官”，李纲则提出，要“诛水官之不胜任者，以正典刑。”
　　
　　那时的当朝宰执，是蔡京。李纲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当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纲提的这个意见，等于一头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宋朝的高层政治运作，承袭的是唐制，国家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国防部）议定，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办理。中书省和门下省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驳回。圣旨下后，允许侍从评论得失，也允许台谏奏劾，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最高行政层面上的相互制约，是皇权体制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纠错机制，是避免独裁政治蜕化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线。
　　
　　但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这套法度完全被破坏。圣旨往往由蔡京亲拟，徽宗御笔抄出发下，谓之“御笔手诏”，门下省必须照此办理，否则以违制论处。
　　
　　这样一来，原来的制衡程序就成了一纸空文，蔡京的个人意志畅通无阻。即便是一个好人，在这种“无障碍政治体制”中，也会犯大错，何况是奸人执政？
　　
　　果然，李纲的论水奏疏一上，马上有御笔诏书下来，说“所论不当”，要求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前后连贬两次，最后贬到南剑州沙县（在今福建）当税监去了。
　　
　　多年以后，徽宗皇帝退位，在南行道上遇到李纲，谈起了此事，不由道出了实情：“想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
　　
　　李纲这次崭露头角，虽然遭贬，但一时声誉满京华，人称“此为凤鸣朝阳之举也”。后来钦宗皇帝即位后，召见李纲，也谈到了这事，赞赏道：“你先前的论水奏章，朕在当太子时见到，至今犹能诵忆，曾为之赋诗‘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
　　
　　当时，老父亲得知儿子被贬往边远地区，并未忧心，反而写信教诲说：“进退出处，士大夫之常，你须自爱，勿以老夫为念也。”
　　
　　李纲是因直言得罪，心底无私，所以即使遭贬也未垂头丧气，赴贬所途中，心情很不错。从江南入闽，游览了武夷山，在山中乘小舟泛九曲溪，遍访山中道士，流连忘返，写了差不多五十首纪游诗。到当年的年底，才到任。
　　
　　从这一批纪游诗看，他的兴致很高，治国的抱负一点未减。仔细品味，大有深意——
　　
　　一夜武夷三尺雪，岩壑无声闻竹折。
　　云峰烟岫望都迷，玉树瑶林寒更发。
　　山中道士毛骨奇，劝我留宿山前斋。
　　轻裘冒雪非得已，仙赏更待他年来。
　　
　　 （《宿栖真馆夜雪大作诘旦遂行》）
　　
　　不过，他年再来悠哉游哉地赏雪，这个心愿，李纲在此后一生中恐怕是实现不了的了，时局之变，很快就要打破大宋太平君臣的清梦，李纲也将在血与火中奔突一生。武夷夜雪心情，只能常留梦中而已。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在沙县的一年多小税官生活，李纲似乎过得很有滋有味，写下了大量的诗赋文章，仅古诗和律诗，就做了三百多首，几乎是无日不诗了。从此时的吟唱，来看他的行止，大多为探幽访古、赏月看云，是一派寥阔的心情，全没有失意文人的抑郁不平。
　　
　　其中有诗云：“一叶轻舠漾碧流，却怜舟子解操舟。急滩乱石疑难渡，短楫轻橈反自由。”（《自建阳泛舟至建安》）
　　
　　官场险恶难测，如今远离了旋涡中心，外放边地，心灵反而获得了莫大的自由。在沙县的诗作，看得出他平日唱和多、交游多，生活颇不寂寞。这一段时间看的书、想的古今事也特别多。他尤其追慕放逸山水间的陶渊明，不仅步陶诗之韵和了二十六首诗，还专门写了一首《桃源行》诗。
　　
　　到了沙县的第二年，他的一个堂弟考入了太学，名次在上，弟弟李纶也进入了“乡选”，科举前途有望。李纲是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精英，为此颇感欣慰，有诗云：“吾家世儒业，教子惟一经。迩来四十载，父子三成名。”
　　
　　第三年，李纲游历山水的边地生活结束了，经过考核，转为“宣教郎”。这一年，父亲李夔为避方腊之乱，从锡山到了海陵。李纲乘船从长江来到海陵，父子终于团聚。当年的闰五月，父子俩回到了锡山。老爷子不幸感染疾病，卧床二十七日，终一病不起。死后，徽宗有旨赠太师衔、追封卫国公，相当之荣耀。
　　
　　从此，是三年漫长的守丧期，李纲度过了人生关键的不惑之年。这时候，他才深感命途坎坷，内心不胜忧伤，竟至停笔不再作诗。直至守丧将要期满，才渐理笔墨，又一气做了数十篇。
　　
　　“渺渺波涛淅淅风，此身忽在大江东。浮家泛宅云烟里，思古伤今图史中。”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境。
　　
　　家愁，国难（方腊之乱），交相咬啮着他的心。年华渐老，功业成空，他怎能不叹“抱膝空为《梁父吟》”！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李纲痛感当局昏庸、国事日非，渐渐萌生了退意，在梁溪河畔营造了一座庭院，想要归隐故乡了。守庐墓三年期间，在无锡惠山北面的湛岘山麓，他又亲手种下了松柏无数，郁郁葱葱，漫山遍野，以至后人将湛岘山称为“大松坡”。
　　
　　松柏劲节，直如其人。
　　
　　人间世道万年如斯，正人君子难道代代注定就是这种孤寂的命运吗？
　　
　　
　　● 国难当头的壮烈登场
　　
　　
　　宣和末年，大宋的厄运突如其来降临，北地烽烟骤起。李纲的命运也恰好在巨变前夕发生改变。他守丧期满，重新被任命，寂寞孤愤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
　　
　　一个兵戈铿锵的大时代，卷起中原遍地悲歌。李纲被时势所推动，既身不由己、又当仁不让地登上了大宋抗金的壮阔舞台。
　　
　　宣和六年，他又添了一个儿子秀之，与此同时，被朝廷任命为秀州知州。还未及到任，次年三月，又被任命为太常少卿，恢复了原官职，回到了久别的京城。
　　
　　赴京途中，烟雨蒙蒙里横渡扬子江，李纲抚今追昔，百感交集——
　　
　　“江山雄伟冠天下，景物瑰奇绕目前。远迹禹功须我辈，感时怀古一凄然！”
　　
　　壮志不可销灭，国势如江河狂奔难制。四十三岁的李纲，实际上大半生已过，他在今后还能有所施展吗？
　　
　　一个圆形线又回到了原点，可是一切都不同了。沙县生涯的散淡宁静和守丧期间的沉思，使他更坚毅、更执着。这次复出，有如蓄势跃出。同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时势也有意要造就一位千古英雄，一场大戏就等着他来导演了！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离开京都数年，李纲重进东水门，见汴京风物依旧，只不过上流社会的颓糜之风更炽。北方有强邻窥伺于国门之外，大佬们却在醉生梦死，依然做悬崖之舞。——国之安危，于我何干？
　　　　宋徽宗就是这全国性腐败的头子。有两个故事，足以说明徽宗和他的宰执大臣们荒唐到何等地步。
　　　　一日，徽宗从内库拿出一些金玉器皿，炫耀于诸近臣。他想试探大家对他享受奢华生活的态度，便说：“朕蓄此器多年，恐人多言，故未敢用。”
　　　　近臣们哪晓得徽宗的心思，连忙按惯常思维，一片恭维：“陛下节俭，远胜前代贤君，实为古今未有之圣明天子。”
　　　　这真是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徽宗脸色一下子黯然，不再说话。
　　　　蔡京在旁看得明白，不由一笑：“各位之论，固然高明，但我以为天生万物，足资享用。天子富有四海，理应以天下奉天子一人。且陛下抚育万民，恩被天下，今日天下太平，就应享太平之乐，区区珍玩有何不可用？所行既合天理，人言又何所惧？明理者，必不言。”
　　　　这个马屁，才是拍准了穴位，不是劣等的小人之技可以比拟的。
　　　　徽宗听了，十分受用，对蔡京也就格外青睐，从此对蔡京日见宠信，经常夸他：“得大臣之体统，有爱君之忠心！”
　　　　这就是古来的“王八瞅绿豆”原理，劣等领导的眼睛，就看着无耻的小人最顺眼。
　　　　还有一个故事是，一日徽宗在御花园里太清楼大摆夜宴，与群臣相乐。宋之历代君主，对大臣都比较宽和。徽宗为放下君臣之礼，玩得尽兴，便脱去龙袍，仅以绣花便袍在身。
　　　　开宴前，徽宗笑逐颜开，对群臣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古人白日乐不够，还要秉烛夜游，即是好例。今日夜宴，不谈国是，只论风月。望诸公勿拘君臣之礼，不醉无归，朕这里佳酿多矣！”
　　　　座中有一人，恰是徽宗“君臣同乐”的好伙伴，他就是李邦彦。
　　　　这个李邦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人，市井出身，自小惯于花言巧语。该人头脑灵活，凡文艺技巧，一学就会。吹弹歌舞、琴棋书画、踢球唱曲，无所不能。当上了翰林学士之后，这个文艺天才被徽宗发现，视为知音，从此扶摇直上。
　　　　李邦彦生逢其时，志得意满，常忍不住夸耀：“鄙人半生赏尽天下名花，饮尽天下名酒，踢尽天下好球，做尽天下大官，好不快活！”
　　　　他在徽宗面前固宠，有一个绝招，就是故意放开胆子讲荤段子。民间的流氓文学，在古代是进不了官场的（不似今日），所以徽宗听得眼睛炯炯发光，通宵不倦。最后一高兴，干脆把李邦彦提拔为宰相，以酬谢他讲黄色笑话的启蒙之劳。
　　　　宋时京城人对流氓地痞有一雅称，叫做“浪子”，时人知道李邦彦当官的诀窍，都把他叫“浪子宰相”。
　　　　这天宴会，李邦彦早已想好了讨好徽宗的绝招，事先在生绢上画出各色花纹，贴于全身各处。待酒至半酣，见徽宗已进入状态，李邦彦就猛地脱去官服，浑身赤条条地，五肢毕现。他一面大跳宋代的“街舞”，一面大唱市井的流氓歌曲。座中诸臣，先是一惊，继而大乐，宴会骤然进入一个高潮！
　　　　徽宗也开怀大笑，但继而又觉得，这个李邦彦，真他娘的太那个了！于是假作嗔怒，拿起一根黄杨木杖，去追打这个浪子宰相。
　　　　李邦彦知道皇帝不是真生气，就绕着庭前桂树奔跑躲避，徽宗拿着棍子在后面且笑且骂地追。李邦彦身手敏捷，一窜就爬上了树，俯身向下，朝着徽宗媚笑。
　　　　徽宗望着树上，越发觉得这流氓可爱，也笑得喘不上气来！
　　　　此时此刻，家国天下，又有他娘的什么？今夜能如此纵情一乐，不就是五千年所未遇的盛世么！
　　　　合该是乐极生悲，老天爷恰在此时，给这对儿混蛋君臣上了一堂辩证法课。
　　　　嬉戏声中，一个近侍宦官急匆匆地闯进庭中，喘着大气报告：“枢密院转来一道奏章，请皇上到宣和殿过目！”
　　　　徽宗被搅扰了雅兴，大怒，喝道：“何不明日再报？”
　　　　近侍惶悚答道：“此乃河北军事急报，以前皇上吩咐过，片刻不得延迟。”
　　　　徽宗顿时被堵住了嘴，叹了一声，扔了木杖，连办公时必穿的龙袍也不穿了，就这么穿着绣花便服，走进了东边的宣和殿。
　　　　明烛之下，他坐下来，稍定了定心，展开从河北州郡递送来的加急奏章。
　　　　这一看可不打紧，只见徽宗脸上刚才的笑意还没完全消失，忽然刷地一下苍白如纸！

伊达政宗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边报上说的是什么？是塌天的大事！原来，金朝东路军的统帅宗望（也就是斡离不），率大军从平州出发，一路拿下檀州、蓟州、燕京，却在保州（今河北保定）、安肃军（今河北徐水）遭到当地守军的激烈抵抗，便绕道来到了中山府（今河定县）。
　　
　　中山知府詹度，倒还是个勇气可嘉的人物，他一面发动军民抗敌，一面紧急上奏朝廷，一日三报，称金人此次分道入寇，两路兵锋所指，都是汴京！
　　
　　中山这地方已是河北的南边了，离汴京也就十天路程！
　　
　　徽宗看罢边报，直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哆嗦，涕流满襟。
　　
　　此时，宠臣蔡攸侍立一旁，脸色也跟着变了。蔡攸是蔡京之子，这小子原是京城内的一个小官，深得其父的为官之道，万事只须拍领导马屁就是了。在和平年代里，这种马屁官员往往升职最快。他大获徽宗信任，数年间就拜领枢密院事，负责国防大计。
　　
　　这位国防部高官在任内却不理政事，唯知在徽宗面前大谈道家神变之事、演市井淫秽之戏以邀宠。甚至为争权而与老爹蔡京反目为仇，互相死掐。
　　
　　徽宗情急之下，一把拉住蔡攸的手，哭喊道：“万想不到金人无情无义，真的动了干戈，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他一口气喘不上来，一头栽倒，晕死了过去。众近侍大臣惊得酒全醒了，连忙宣召御医赶来抢救。一番手忙脚乱，总算把浪漫天子给唤醒了。
　　
　　大祸临头，眼看浪漫生涯就要难以为继了，作为帝国最高领导，徽宗自己也清楚，光哭喊是屁事不顶的。在慌乱之下，他还算“清醒”，一连布了几个局。
　　
　　第一个局是，他做好了随时禅位的思想准备。刀兵在前，这帝国最高领导可是当不得了，万里江山，丢给儿子去管算了。天下死活，再不操心。
　　
　　第二个局是，随时做好溜出汴京的准备。不过他深知自己一动，必牵动全国，因此保密工作做得极其周密，这个计划连身边宠臣也没告知，只偷偷摸摸派李梲出守金陵（今南京），为开溜打前站。
　　
　　第三个局是，表面的抗战文章还是要做。他急命各州郡长官带兵前来勤王，即便远水解不了近渴，也能对金军稍起阻嚇作用。
　　
　　第四个局是，赶紧改革弊政，争取民心，虽是临时抱佛脚，也总比不抱强。民心这东西，平时可以当它就是狗屁，但危难之际，不利用不行啊！
　　
　　随即，这几方面的部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分头实施起来了。
　　
　　首先是要挡一挡金军势如破竹的兵势。徽宗指派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出使金朝，通告对方：自己即将禅位，今后只当艺术家，不做皇帝了，试探金人能否给个面子同意议和？
　　
　　一个小小的地方业务官员，如何在此时当起了大宋的议和使者？原来，议和之事，先前大宋君臣与金朝方面早有过沟通。
　　
　　自从童贯从太原前线逃回后，金朝就派了使者来谈判。当朝的执宰大臣怕惊动徽宗，遭到责骂，就没告诉徽宗，自行在尚书省接见金使，看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待讨价还价后，有个较为理想的结果再上奏不迟。
　　
　　这是痴老婆想汉子，一厢情愿。那大金使臣一落座，根本就不跟你来虚的，开口就说道：我大金皇帝吊民伐罪，要替大宋百姓出口鸟气，打你个不顾民生的艺术家皇帝，此刻两路大军已向大宋境内进发了。
　　
　　宰相李邦彦、白时中还有蔡攸等一伙，皆大惊失色，一时说不上话来。哑了半天场，白时中才战战兢兢地问：“如何才能令贵国缓师不攻？”
　　
　　大金使者倒也爽快，一口报价道：“割地称臣便是！”
　　
　　白时中等人拿不了主意，便谎称要禀报徽宗定夺，赏了金使好多礼物，先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如何对付这帮盛气凌人的使者，大臣们颇有争议。其中蔡攸的弟弟蔡絛，意见最为激烈，他主张杀了这几个鸟人算了。诸执宰大臣都认为不可——这哪里行，把金人惹火了，还说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
　　
　　正巧在这时候，地方小官李邺上书，表示愿意充当朝廷对金的议和使者。
　　
　　这真是啊，想要什么来什么。徽宗正愁着议和使者的人选不好找，现在居然有敢于挺身犯难的，当即准奏，正式下了任命。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这个李邺，倒也不是狂妄之徒，他要揽这瓷器活儿，自然有他的金刚钻儿——能说会道。此外，“国际潜规则”他也通晓，临行前向朝廷提出：要携带黄金三万两，作为议和的润滑油。道理固然可以服人，加上金钱的分量就更有说服力。
　　
　　徽宗想想是有道理，但当前国库空虚，一时搜罗不到这么多金子。富甲天下的主儿，关键时刻拿不出钱来，中国的事情历来如此！无奈之下，徽宗下诏，命人从宫中拿出祖传的金瓮两个，熔成金字牌若干，交给了李邺去做活动经费。
　　
　　李邺志在必得，抱着为千古留美名的勃勃雄心出发了。但是，大金灭宋的国策已坚如磐石，不可摇撼。金戈动地之际，语言还能起什么作用？李邺到得金朝，用足了他的长项，口吐莲花，滔滔不绝，却都在大金的坚强意志前撞了墙。
　　
　　——首都眼看都要保不住了，你一个文官在这儿废什么话？
　　
　　你带来的金银，我当然笑纳。你的和平建议，请原封不动带回给你的艺术家天子。
　　
　　李邺白跑了一趟，垂头丧气，回来复命时，大概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吧，在朝堂上盛赞大金军容之壮，说是“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
　　
　　此言一出，举朝哗然！
　　
　　就算这说的都是事实，也不能这么长他人的志气啊。当即就有人给李邺起了个外号，叫做“六如给事”。
　　
　　议和不成，徽宗知道再没有圜转的余地了，就立即启动了禅位的计划。大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赵桓被任命为开封牧。
　　
　　宋时的开封长官，并不是个常设的职务，而是时有时无、因人而设。凡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般都是亲王，而且后来都做了皇上。以前的太宗、真宗，就都在开封府做过长官。因其身份特殊，等于明明白白就是皇储，所以仪仗旗帜极为壮丽，出行时辉煌夺目。时人称之为“好一条软绣天街”。
　　
　　现在太子领了这个衔，其意不言自明。
　　
　　也就在同一天，大金远征军围住了中山府，正式开打。中山知府詹度率领军民拼死抵抗，好歹保住了城池。
　　
　　徽宗这边，急得团团转，小小的一个中山，能挡得住几日，末日不是眼看就要到了么？惶惶之中，他想起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在先前对局势曾有过相当明智的分析，便急召来问道：“王黼为相，不用卿的良策，以致金人两路来犯，国家危若累卵。卿此刻可有挽救社稷之计？”
　　
　　宇文虚中叹息道：“国事颓唐，陛下惟有先下罪己诏，改弦易辙，革除弊政，以挽回人心。至于御敌之事，臣不才，只能委之于将帅。”
　　
　　这宇文虚中是个相当有文才的人，诗名满天下，在气节上，开初也是可以的。可惜后来阴差阳错，在朝廷南渡后被金人索要去，任了大金的官职，甚遭人鄙视，最终也没得好死。
　　
　　徽宗听了他的建议，感觉这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国都要亡了，老脸也可以不要了，就命宇文虚中负责起草“罪己诏”。
　　
　　自古皇帝很少有自己批评自己的，有那么一二个，不是国将亡。就是灾害中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批评一下自己，就无法向天下交代——全国乃至历史上最英明的人，怎么把事情搞成了这样？
　　
　　徽宗肯这么做，说明他也知道自己把祸闯大了，不做做自我批评，天地难容。
　　
　　宇文虚中领命后，一夜没睡，把一道罪己诏拟了出来。这诏书总算是说了真话，可谓字字泣血，悔恨不已。次日便颁行全国。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这是徽宗头一回坦言执政二十余年来的失误，说得相当透彻：“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奸佞掌权，宵小得志，忠良之臣蒙冤受害。朝纲败坏，世风日下。赋敛畸重，生民之财枯竭；戍役繁重，军民不堪其扰。无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甚多，奢靡之风渐成。国家资财被窃取一空，谋利者仍然搜刮不止。戍边士卒衣食不保，冗官滥将坐享富贵。数年来灾异不断，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思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居深宫而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
　　
　　诏书是文虚中起草的，他显然是借机批判了徽宗的恶政。而徽宗过去固然是昏到了家，现在也都还认帐，承认是自己搞砸了，绝非圣明天子。
　　
　　这份诏书之所以顺利被通过，是因为徽宗明白，事到如今话不说透，就没人愿意卖命了。身边宠臣们跟着一块儿败家是内行，要是卫国御敌，一个也指望不上，关键时刻还得依靠那些不肯拍马屁的正人。
　　
　　因此，在诏书的后半部分，徽宗故意说得很坦诚，以“大义”唤起民众，让大家都来保卫赵家江山：“今起朕决意大革弊端，废除苛虐之政，以救国祚，以谢天谴，以保祖宗之业。先前朕亦屡有求直言之诏，但为权臣所阻，致使人心离散。今日改革之志，神明在上，决不更易！”他号召天下州邑官员赶紧率师勤王；草野之士如有安邦定国大计，或者有异谋可出使外邦者，通通破格提拔，甚至可拔为将相。他还号召中外士庶，都赶紧建言献策，可用者一定采用，不当者也不加罪。
　　
　　——伙计们，我自打耳光如此，你们难道能见死不救吗？
　　
　　罪己诏书一下，相应的措施也立即展开。重点是节约用度，宫中开支大幅削减，亲信的俸禄也有所降低，道士当官一律免职，给寺院的赐田也强行收回。对那些招致天怒人怨的采石所、教乐所、应奉局、行幸局、制作局、花石纲等等，一古脑都撤掉。
　　
　　可是他不知道：民心一失，就再不可能收回来。胡闹了二十年的执政者，老百姓谁还相信他能改邪归正？罪己诏颁下后，在民间根本就没引起什么动静。谁心里都在嘀咕：把国家祸害够了，忽然又要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这不是等于愚弄民智么？
　　
　　结果，不见人民踊跃建言，也不见勤王大军潮水般涌来，倒是金兵一天比一天逼近了。
　　
　　京城眼看就要成危城一座，老百姓哪还管你是否革故鼎新，都担心那北虏一到，鸡犬不留，血流成河。人心惶惶之际，担负国家大任的执宰大臣全没了往日的威风和儒雅，日聚朝堂，无计可施。但凡脑袋活络一点的，都在打主意先把家属送出汴京城去再说。
　　
　　徽宗见局势并不如自己预期的那样发展，也大起惊恐。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起“金人檄文”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刺激。——这皇帝，他娘的做不得了！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事由童贯而起。
　　
　　童贯是中国历史上闹出很大名堂的一位宦官，由于被写入了《水浒传》，至今仍大名鼎鼎。这人，确有可让后人瞠目之处。《宋史》上说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身为宦官而有胡须，这甚为奇特；据有人分析，这与他二十几岁才净身有关系。
　　
　　他在宦官史上，创下了几项无人可破的记录——作为宦官，他掌握军权的时间最长，并且实际掌控的军权最大；本人获得的爵位最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童贯读过四年私塾，又曾出入过前线，能文能武。他在前线时，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了若指掌。这个阅历，使他在宦官群中显得极不寻常。
　　
　　入宫后，他一开始蹉跎了20年没有长进，直到徽宗登位，发现了这位已经48岁的奇才，他这才算一步登天。
　　
　　这家伙善于观色，有办法搜刮古玩字画，由此讨得徽宗的欢心。可是长袖善舞的人，一般都贪生怕死。徽宗让他做军事统帅去伐辽抗金，那纯粹是嫌大宋亡得不快。
　　
　　宣和四年．他受命攻辽，惨败而归，只得乞求金兵代为拿下燕京，最后以百万贯钱赎回燕京等几座空城。事毕后，还侈言恢复之功，这引起了徽宗不的极大不满，就强迫其致仕，把他晾到一边了。
　　
　　不久，通贯又用了一点小权谋，东山再起，被派去坐镇太原。他在前线时，曾收到过金人写来的一封书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篇痛骂徽宗的檄文。童贯不敢上报，只偷偷把檄文藏了起来。
　　
　　当他从太原逃回来以后，大宋中枢已经乱了套，居然也没有人追究他的临敌脱逃之罪。在朝堂议事时，他照样没事儿似的参加。就在这时候，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份檄文拿了出来，请诸执宰大臣定夺如何处理。
　　
　　众人也都指望徽宗能振作起来，领导大伙保住江山，继续往日幸福的日子。于是李邦彦提议，别怕皇帝上伤心，此时应该把金人檄文呈上去，可促使徽宗下决心求直言。
　　
　　次日，在宣和殿早朝时，徽宗就看到了这份檄文。一看之下，差点没气死。檄文斥责徽宗在当亲王时就包藏祸心，谋夺帝位，后来果然借宫中之力，登上了大宝。得逞之后，用心险恶，政治昏聩，而且还目空四海，以为天命在身，就可以为所欲为、作恶多端了。
　　
　　普天之下，除了敌人，谁能把皇帝的缺点错误说得这么透彻？徽宗看了，又一次当场失态，声泪俱下。过了好久，才对大臣们叹道：“休，休矣！卿等晚间可来商议！”
　　
　　他知道，不禅位是不行了。皇帝这帽子，再不能留恋，管它今后天翻地覆，把事情都交给太子去收拾吧。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徽宗想开溜的想法，蔡攸是最先知道的，他把这消息透露给了给事中吴敏。
　　
　　此时吴敏的家中，正住着一位贵客，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纲。
　　
　　李纲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他返京之后，因京师房子紧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宅邸，就暂时借住在好友吴敏家中，起居就在吴敏后花园的书斋内。
　　
　　吴敏得知徽宗要跑的消息，当晚便告诉了李纲。两人在书斋谈到很晚。
　　
　　国势危殆，皇帝却要一走了之。大宋的明日，可怎么得了？
　　
　　李纲忧心如焚，对吴敏说：“如今外有强敌，内有六贼，上下不和，人心不一。惟有除去六贼，方能聚四海之力以御敌。可是，皇上若不去位，则六贼坚不可拔。我以为，今日皇上须断然措置，则事或可济。”
　　
　　吴敏急迫地问道：“何如？”
　　
　　李纲说：“非传位于太子，不足以安人心，亦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
　　
　　吴敏大惊：“此事不可妄议，恐大祸将临！”
　　
　　李纲说：“不见得，我看皇上已有此意。”
　　
　　吴敏说：“皇上不过想暂避一时，巡幸东南，令太子监国，守城御敌。至于传位一事，莫须有吧？”
　　
　　李纲说：“皇上巡幸一事，万万不可！如今皇上威信已失，人心早已离散，即使贩夫走卒之辈，也聚在宣德门前指名咒骂。朝中大臣，除却六贼之外，皆已离心。如此朝廷，何以为继？且太子留守监国，威望不足以服人，政令难行，危局难解。”
　　
　　吴敏听了，着急起来：“这如何是好？”
　　
　　李纲霍地起身，慨然道：“依我之见，为大宋宗庙社稷，我辈应对皇上直陈利害。若皇上采纳，则国家可转危为安，天下后世，必对我辈感激不尽！”
　　
　　国家将亡，妇孺皆知道忧愤，况堂堂七尺男儿！李纲的一番话，说得吴敏难以安坐。他立刻决定，明早通过蔡攸的关系，面见皇帝，伺机进劝阻之言。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这个时候的李纲，年已四十三。前不久守丧期满，被任命为秀州知府，还未等到任，就又提为太常少卿，官复原职，于宣和七年夏重返京城。当年冬，就碰上了金人入寇的大事。李纲在不惑之年回顾自己的官宦生涯，有作为的时间太短暂，在福建沙县，基本上过的是野老生活。如今，报国的时刻到了，他很希望以自己的意志打动“圣上”，只要能保住国脉，拼了头颅一掷也可以！
　　
　　他的意志，后来果然影响到了宣和末年的大宋命脉。次日，被他点燃了报国激情的吴敏在蔡攸安排下，来到了玉华阁，准备找机会面见皇上。
　　
　　当天，朝堂上纷乱如麻。徽宗一早就有圣旨下来，正式公布了要巡幸淮、浙的消息。汴京城外，金军的鼙鼓似乎已遥遥响起；城内，皇帝马上就要逃离这座危城了，大臣们怎能不乱！
　　
　　徽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又紧急召大臣到都堂问计，看大家有什么好主张。
　　
　　就在徽宗神色恍惚地带着诸大臣去都堂时，吴敏在玉华阁看好时机，上前一步拦住圣驾：“请陛下稍停片刻！”
　　
　　徽宗面露讶异，正要发火，又见吴敏面色严肃，似有要事上奏，便回头示意群臣止步，想听听这个学士院的代理长官要说些什么。
　　
　　吴敏直截了当地问：“陛下，金人毁盟，将如何措置？”
　　
　　徽宗一听又是这事，几乎要晕。他叹了口气，以手抹额道：“事已至此，朕六神无主，已无良策。”说罢，示意侍从抬起软轿就走。
　　
　　吴敏这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见徽宗到现在还不说实话，便不依不饶，跟随众人来到都堂，大声道：“朝廷欲弃京师不守，将祖宗一百年基业拱手让与金人，这是何道理？果真如此，臣即便死，也不奉诏！”
　　
　　这一声喊，唤醒了大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大臣们纷纷响应，都说朝廷此时不应该向东南奔逃。
　　
　　吴敏趁势进言道：“以臣之见，京师士庶闻知金人南下，人情震动。陛下若走掉，则局面不可收拾。京城中人，有的想跑，有的想固守，还有的想趁机倡乱。此三类人共处一城，京师必破无疑！”
　　
　　徽宗被他说的一怔，连忙问如何可解。
　　
　　好，只要你不耻下问就好！吴敏就按原计划来了一番说词。

伊达政宗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他不慌不忙地述说了几天前的一个梦，梦中所见大水、山丘、大佛等异象，分别对应皇帝、太子和金人。徽宗听得入神，忧虑之情减缓了许多。
　　
　　吴敏见时机成熟，就提出了最要害的问题：“陛下定计巡幸东南，臣不敢劝阻，然万一京师守卫不固，必将危及此次巡幸。如此，陛下将如何应付？”
　　
　　徽宗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便脱口而出：“朕之忧虑，正在于此。”
　　
　　吴敏接着说：“陛下若使守京师者有至尊之威权，则京师守御必固。京师守卫既固，陛下则可安心巡幸。”他渐渐把话题引到太子身上，暗示只要将太子推上台，目前凶险的局面立即就可扭转。徽宗受到吴敏思路的启迪，也觉得事情甚有可为，情绪渐渐高了起来。
　　
　　吴敏推断，金朝大军离汴京还有十日路程，因此向徽宗提出，必须在三日之内物色好守城人选。他说：“若陛下早定计，则中原今后数百年不为狄夷所有。若不能定计，则中原自此沦陷。百年之运，就在陛下手中。”
　　
　　安徽宗对他这个建议大为嘉许，吴敏就趁机提出：“太常李纲机智刚正，忠义许国，才堪大用。他自称有守城奇谋、定国妙计，望陛下予以召见。”
　　
　　徽宗一听，喜出望外，马上同意召见李纲，下诏让李纲明日一早随着执宰大臣，到文字外库等候。
　　
　　李纲接旨后，大为振奋，当即脱衣露出左臂，刺血写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主旨是劝徽宗不要急于逃跑，要有抗敌的决心。李纲写道：今日御敌之策有三：上策为亲征，中策为坚守，下策是避狄而走。若按下策办，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危害甚大。若弃宫室、社稷、百官、万民而去，就等于将中原委之豺虎，大势一去不可复振。恐怕局面将朝行而夕乱，虽命太子监国，也于事无补。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在奏疏的后半部分，李纲也谈到了要给太子以正式名号（实际上就是敦促徽宗传位给太子）。李纲说，以本朝和唐的旧例，皇帝巡幸，则皇太子监国，这没有问题。但这只是和平时期的礼法。现在大敌人当前，天下震动，国家存亡在一线之间，又怎么能用平时的礼法？太子若以监国身份领导军民去御敌，名分不正。要是他事事都请示你，那还有什么权威可言？要是他事事都自己说了算，又是大不孝。这样尴尬的身份，何以号召天下，何以率领豪杰以死抗敌？成功的机会怎会有万分之一？
　　
　　然后李纲对徽宗使用了激将法，他写道：今日人心已动摇，陛下您考虑，要是认为可以与军民共患难，则可坚守不去；如果认为守不住，那为何不给太子以“位号”，让他以堂堂正正的身份来收将士之心、以死御敌呢？臣观察太子，是仁孝、恭俭、好学的那一类，四海归心，大家都服。陛下若采纳了臣之计策，“天下可保，在此一举”！
　　
　　这份奏疏，是李纲以墨和血而写成，可说是李纲自此之后人生轨迹的一个象征。——人都仅有一命，大家都爱惜生命，但是假如活得太憋屈，这命，不要它了也罢！
　　
　　他在奏疏上跟皇上谈论交权、让位的问题，心知是有极大风险的。他写道，臣之愚计，恐怕陛下不能采用，臣今日说出，倘若不合圣意，臣必死于刀斧；但我假如不说，来日战败，臣必死于乱兵。
　　
　　他认为：“与其死于乱，不如死于国”。
　　
　　这就是李纲这个真儒生的价值观——烈士不仅是指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也包括那些因为提意见而被砍了头的忠贞之士！
　　
　　一封奏疏，字字赤心。
　　
　　不愿做蝼蚁贪生的好汉，看来世世代代都有！
　　
　　宣和七年腊月二十三的一大早，在凛冽寒风中，李纲怀揣着这份滚烫的奏疏，来到文字外库，等候召见。
　　
　　但是，他眼巴巴地等到红日落山，也没等到徽宗派人来宣他进去。
　　
　　可惜这一腔热血，抛洒向了一个虚空！
　　
　　徽宗为何没见他？原来头一天徽宗被吴敏说动，今天，正想着怎样才能顺利地禅位。
　　
　　他要花的心思太多了，比如，事不便宜迟，明日一定要退位，那么退位的公开理由是什么，如何向天下做个交代？退位以后的称呼又该是什么，是否按旧例叫做“太上皇”？以太上皇身份退下来之后，是继续住在宫禁之中，还是迁出去住？
　　
　　整整这一天，徽宗都在与李邦彦等执宰大臣议论这些。根本没工夫召见李纲。
　　
　　第二天李纲又跑来等，徽宗也传话，答应一定见。可是，这一天君臣俩还是没碰面。
　　
　　徽宗已被退位的大事搅得心乱如麻了。
　　
　　这天徽宗定下来的大事有：次日就退位；退位理由不能是称病；他本人迁移到龙德宫；正式称号就叫“道君”。
　　
　　他还特别交代，退位诏书中一定要写上：“朕不能内修政事，外禳狄夷，所以传位给太子。传位是上承天意，下为百姓。”
　　
　　对退位的首倡者吴敏也有特别的嘉奖，任命他为门下侍郎，专门辅佐太子。
　　
　　几件大事敲定后，又是例行的执宰上奏言事。正在奏报间，徽宗忽然伤感，对蔡攸说：“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猖獗如此！”说罢头一晕，又一次栽倒在御床之下。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堂上的群臣一片慌乱，连忙吩咐内侍将徽宗扶到宣和殿东阁，七手八脚灌了汤药。过了好久，徽宗才苏醒过来。他不想说话，向左右索了纸笔来，以左手执笔，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料理大事？”
　　
　　众执宰看了，皆默默无语。徽宗又示意其他大臣说话，众人也是一片哑然。徽宗叹息一声，又写了一行字：“东宫（太子）即可即位，我以教主道君身份，退居龙德宫。”
　　
　　写罢，他忽然来了精神，掷下笔，大声喊道：“吴敏为朕所亲拔，必不负朕，可传他前来起草退位诏书！”随后，又召太子赵桓和掌管禁军的“三衙”官员前来，要在仓促中完成传位的实质程序。
　　
　　徽宗虽然昏庸，但玩起宫廷政治来，却是一把好手。他的突然发病，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作戏，很难判断。他既然铁了心要卸下军国重担，就不能不想到：跟随他的一批执宰大臣因为利益关系，必然反对禅位，如果和他们在礼法上纠缠下去，这事恐怕就要没结果。
　　
　　为了能顺利脱逃，就只有制造戏剧性效果——老子病成这个样儿，你们还忍心让我再干么？
　　
　　徽宗在朝堂上这样一闹，召见李纲的事，自然也就泡汤了。
　　
　　第二天，太子赵桓在福宁殿正式即位，成为北宋王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宋钦宗。
　　
　　钦宗的即位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在古代，皇帝这位置，恐怕没有人不心向神往之的。可是太子赵桓这时候可不大想接老爷子的班。大敌当前，国运难料，闹不好就是亡国之君，他哪敢冒然就把这付担子挑起来。
　　
　　禅位的消息一传出，赵桓极为震惊，跑到徽宗的卧榻前大哭，死也不肯受命。童贯、李邦彦把龙袍加于他身上，他坚持不受。
　　
　　徽宗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挥手叫内侍把太子拉到福宁殿去完成即位仪式。太子挣扎着不肯去，拉拉扯扯之中，竟然也一头昏倒在地。
　　
　　混乱之时，又有以外情况发生。太子的异母弟弟、徽宗的三子郓王赵楷，带着几十名内侍冲到了玉华阁的殿门。郓王赵楷的职务，是负责拱卫京师的皇城司头头，也就是首都卫戍区司令。这时候带人来闯宫，显然是要与太子争大位。
　　
　　宫中形势，骤然变得凶险！
　　
　　正在值勤的殿帅何瓘见势头不对，便在殿门仗剑而立，不许任何人入内，并喝令郓王后退。郓王连忙满脸堆笑，上前说道：“何帅难道不认识我赵楷吗?”何瓘以长剑指着郓王道：“我虽认识大王，但此物不识!”
　　
　　利剑寒光闪闪，直逼鼻尖。郓王与众内侍见状，面面相觑，都惶恐而退，一场风波才算消弥。
　　 ● 大宋王朝的两位宰相●
　　
　　
　　
　　
　　
　　
　　徽宗去意已决，宰执大臣们拗不过他。大家都知道，现任皇帝一走，以往的好日子就彻底走到了尽头。第二天，君臣在分手之前，相对痛哭了一场。
　　
　　哭罢，徽宗道：“内侍们都说禅位为大错，真是浮言可畏！”
　　
　　吴敏听了一惊，他担心形势逆转，就在人群中抗声道：“何人说禅位为错？请斩一人，以儆效尤，”
　　
　　徽宗摆摆手，表示不想追究，当然，他也决不可能轻易改变主意。
　　
　　他自此渐行渐远了。
　　
　　我们再来看钦宗。钦宗被几股力量推着，当了这个朝不保夕的末代皇帝。如今的龙椅，是连穷掉底的老百姓也不会羡慕的，
　　
　　钦宗好歹比老爹要有正事一些，既然不得已坐上了这个烫屁股的皇位，就不能坐以待毙。三天后，他下令节度使梁方平率领禁军精骑七千，前去守卫黎阳津北岸；又指派步军都指挥使何灌带兵两万去扼守黄河。
　　
　　这个棋路本来不错，近三万兵马加上黄河天堑，肯定够金军喝一壶的。但后来出现的情况却表明：战时皇帝，光棋下得好还不行。
　　
　　军事部署完毕，钦宗马上在延和殿召见了李纲，讨教安邦定国之计。钦宗对李纲当年的直言劝谏，印象极深，他这次特别提起了论水奏疏的事，对李纲的孤忠大加赞扬。随后，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
　　
　　这一任命，标志着李纲从此走入大宋的政治中心，以文臣身份介入了军事行动。
　　
　　李纲叩谢过后，当场向钦宗递交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抓住了钦宗与徽宗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敦促钦宗进行政治革新。他逐个点名，痛斥“六贼”之误国害民。他说，昔日孔子任鲁国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陛下即位已经累日，却不见有决断之举，群臣为之犹疑。
　　
　　接着，他谈了为什么要换掉现任宰相、台谏之臣的道理。他说，天下之事，惟有宰相可行；惟有台谏可言。宰相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协商治国；台谏立于殿堂之间，与天子争是非。如果他们失职，则为宰相者何以领袖百官、安抚四夷？为台谏者何以纠百官之邪、谏皇帝之恶？他们尸位素餐，就是无补国家；他们沉默不言，就是危害宗社。其罪恶，不是一点点！
　　
　　他说，拿掉“六贼”，是“上应天心，下顺民欲”的大好事。望陛下为宗社生灵大计，断然处置。那样的话，人心大悦，夷狄就不难抵御了！

crouye

:em00025: :em00025: :em00025:
好长的历史~~回帖后慢慢看

eric1975

何苦转个半截帖...像那个宋朝三百年的太监文。要不标题上就写上连载待续。

jadejade

对的啊。。半截。。不看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