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看电视剧边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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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必须要有职业精神，伊拉克战争曾经被媒体定性为被直播的战争，那么就要求记者走在士兵的前面，这就是一种职业精神。军事记者有时候真的是要面对死亡抢拍最新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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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我带队到利比里亚、刚果(金)采访中国维和部队。我们到达刚果(金)前一周，巴基斯坦维和部队就有9人在部族冲突中被打死。担任西南战区司令的巴基斯坦维和部队最高长官，听说中国中央电视台来人了，一定要请吃饭。到了约定时间，两辆满载全副武装士兵、驾驶室顶上架着机枪的卡车来接我们，一前一后严加保护，沿途所有路口都派有士兵把守。虽然赴宴回来大家又都吃了一碗方便面，但这却是我有生以来享受到的最隆重的一次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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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采访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工兵分队，他们担负着公路桥梁修建养护任务，工地大多在丛林地带，现场的白天气温平均45℃以上，而中午我们就要去拍摄。为防蚊虫叮咬，还必须长衣长裤，并扎紧裤管袖口，地下蒸、上面烤，最后连汗都没得可出时，头便阵阵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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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恐怖的还是疫病。中国维和部队在刚果(金)的驻地就是疟疾高发区，我在联刚团的局域网上看到一个统计，2004年联合国在刚果(金)的维和人员共死亡260人，其中40%死于疟疾。虽然出国前打了预防针、吃了预防药，但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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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丹采访维和部队时，由于刚刚布防，营地还在建设中，我们就和官兵一起住帐篷、啃压缩干粮、喝限量供应的饮用水，每天在50℃的高温下干10个小时的体力活儿。当地除疟疾、脑炎、霍乱等疫病高发外，水中还有一种虫卵，进入人的皮肤后会导致永久性失明，叫“河盲症”，那阵子水净化装置未到货，澡也不敢洗，几乎人人都出现了皮疹和烂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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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伟强：看猴子是童年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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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节前夕，关于过年的报道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当中。当时大多数新闻在倡导“春节送礼的新观念”，送软盘、书籍、录音带等等，但我就觉得还是缺了点对文化的关注，于是就想做一期关于年俗的特色报道，但无从下手。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儿子在做小老鼠的剪纸，突然茅塞顿开，找到了打通整个报道的切入点，这才有了后来持续了12年的生肖年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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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除夕，轻松有趣的年俗新闻“鼠年说鼠”在《新闻联播》里播出，引起了不小轰动，第二天，新闻中心接到了很多电话，纷纷询问：“《新闻联播》是不是要改进啊？”主任回答，《新闻联播》一直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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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联播》所有的新闻在播出时都有标题和记者名，唯独我的2006年年俗报道“狗年说狗”，播出时既没出标题也没记者名字。我当时还很纳闷，以为技术上出现了漏洞，后来才知道，这是台里领导的慎重决定，理由是“画面拍得太美了，实在不想破坏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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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触最深的是2004年“猴年说猴”，因为看猴子曾是我整个童年时代的愿望。我在宁夏长大，小时候爷爷就给我一枚清朝时的北京动物园门票，票面上那两只动物就是猴子，可那时宁夏根本没有猴子。直到上世纪80年代，借着来北京出差的机会，在动物园里把猴子看了个够。看到“猴年说猴”在《新闻联播》播出时，我真是百感交集。那则报道中也融入了我对猴子所有的情感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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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依然：我是“新疆的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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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在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偏远的地区，少数民族还没有完全掌握汉语，我们从1980年开始，把《新闻联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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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播出《新闻联播》开始时周期比较长，1980年时，我们把《新闻联播》一周之内的重要新闻汇编成半个小时的节目，每周播出一次；到1982年改为每周三期；1986年是隔日一期；到1999年9月1日，我们进行了“大提速”，把编译后的《新闻联播》提前到当天晚上11点播出；2006年9月15日，我们再次提速，晚9点半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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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提前播出，我们的工作累了，但观众再也不用半夜看《新闻联播》了，所以收视率骤然提高，观众给我们的电话也越来越多。有些观众不叫我名字，而是直接叫我“新疆的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