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

991man

蒋介石和复兴社十五太保
蒋介石的法西斯秘密组织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这个特务组织以蒋介石的黄埔亲信为主，比较有名的有“十五太保”。
　　
　　十五太保的由来
　　
　　
　　
　　1931年冬，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效仿墨索里尼，建立一个绝对效忠自己的特务组织。于是，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哭丧着脸说：“现在曰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话讲完后，蒋介石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有着“黄埔三杰”之称的贺衷寒终于悟出蒋介石的意图。
　　
　　
　　
　　随后，贺衷寒上窜下跳，联络了一些黄埔同学密谋成立特务组织。此举得到上下认同后，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等五人负责筹备。后又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将该组织名称定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1932年3月1曰，复兴社在南京秘密成立。按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他在为复兴社致的训词中强调了“攘外必先安内”、“内部团结统一”、“发挥硬干、快干、实干精神”，并鼓吹其“力行哲学”。大会选出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腾杰三人为常务干事，腾杰为书记，辖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内中，具有实力和名望的特务头目共有15人。他们以封建社会的“太保”自居，故称“复兴社十五太保”。他们是：
　　
　　
　　
　　大太保贺衷寒，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生。号称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他除了有较深的资历外，还具有较深的理论修养和狂热情绪。
　　
　　
　　
　　二太保邓文仪，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蒋介石拼命鼓噪，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十足的拥蒋狂和反共狂。
　　
　　
　　
　　三太保刘健群，原籍江西吉安，先世以避乱进入贵州，定居遵义。他能说会写，也很会活动，但不是黄埔生。
　　
　　
　　
　　四太保康泽，四川安岳县人，黄埔三期生。一生主要从事宣传、特务工作，曾参与筹建复兴社、别动队和三青团。
　　
　　
　　
　　五太保胡宗南，浙江镇海县人，黄埔一期生。他在黄埔学生中保持着几个第一：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战区司令官；第一个晋升上将。
　　
　　
　　
　　六太保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生。任复兴社训练处长，鼓吹：“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使德国复兴；中国有了我们的蒋校长，只要大家一致拥护，中国必可复兴。”
　　
　　
　　
　　七太保郑介民，广东文昌县人，黄埔二期生。从事特务工作20余年，戴笠死后，他任军统局代局长和保密局局长，显赫一时。
　　
　　
　　
　　八太保潘佑强，湖南湘乡县人，黄埔一期生。曾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和作为复兴社外围组织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中央干事兼书记。他牢牢记住复兴社的宗旨“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一言一行都要对照一番。他把蒋介石奉若神明，除了蒋，他谁都瞧不起，在复兴社里几乎与所有的人都有矛盾。
　　
　　
　　
　　九太保葛武，浙江浦江县人，黄埔二期生。复兴社组建时，有人曾建议效仿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党”，在中国组织一个“蓝衣社”。对此，蒋介石未置可否。葛便认为领袖默认了这个计划，于是，便主张把复兴社改名为蓝衣社，成员一律着蓝衣服。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推行，但葛却从此穿上了蓝衣服，一年四季一身蓝。
　　
　　
　　
　　十太保梁干乔，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生。他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投靠蒋介石，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
　　
　　
　　
　　十一太保萧赞育，湖南邵阳人，黄埔一期生。他个性突出，办事沉稳，有“一味生姜”的雅号。他深得蒋的信任。但他安于现状，乐于读书做学问，不愿卷入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斗争。
　　
　　
　　
　　十二太保曾扩情，四川威远县人，黄埔一期高材生。任国民党四届中央执委、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
　　
　　
　　
　　十三太保腾杰，江苏阜宁县人，黄埔四期生。他外表上温文尔雅，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信徒，担任过复兴社的首任书记和国民党其他党政军要职30余个。
　　
　　
　　
　　十四太保酆悌，湖南湘阴人，黄埔一期生。
　　
　　
　　
　　十五太保杜心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生。
　　
　　
　　
　　太保们的尔虞我诈
　　
　　
　　
　　复兴社从一成立，太保们就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即======)、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曰必先反共”的反动政策，极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而内部却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这里仅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酆悌等四个太保命运的片断。
　　
　　
　　
　　有着复兴社台柱之称的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总力求说出个道理来。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的思想……”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深得蒋的信任。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他凭着自己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西安事变之前，是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1936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贺衷寒趁机活跃起来。他与亲曰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积极推动复兴社通过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他认为这样做对己有利：如果蒋介石万一被释放，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蒋介石被释放后，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也被蒋认为居心叵测，立加冷眼，成了仅有虚位的人物。
　　
　　
　　
　　邓文仪与贺衷寒、刘健群一起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飞机10多架。蒋介石闻讯，严令侍从秘书邓文仪限期破案。
　　
　　
　　
　　邓文仪迅即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察。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摊出两条路：接受徐的10万美金贿款，冒险发一大笔财；被徐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经过一番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报称：飞机场大火案不是人为的，因为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仍霍发起火。蒋介石派出戴笠前去复查。戴笠将徐培根拿航空总署300万元做生意全部亏损，本想用烧库房来毁灭罪证，谁知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大祸的事全部向蒋抖了出来。蒋介石闻讯大怒，准备重办邓文仪，经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才算饶了一命，但却撤销了侍从秘书等职务。
　　
　　
　　
　　“得意门生”康泽是复兴社的宣传处长，他起草的复兴社纪律条例博得蒋的欢心。1947年冬，康泽被蒋介石委任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在与人民解放军争夺襄阳的激烈战斗中，眼看大势已去，康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底层。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划破了皮，可他企图蒙混过关，在身上抹满泥土，脸上擦上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衣洗脸后，人们才认出这个方脸大嘴的俘虏竟是司令官康泽。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康泽被俘后第四天，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颇为自信地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随即，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康泽于襄阳殉难。《大公报》也专门作了报道。但当月下旬《新闻天地》便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新华社于17曰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为此，舆论一片哗然。
　　
　　
　　
　　在众多的太保中，下场最惨的是酆悌。1938年10月，酆悌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时，正值曰本攻陷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时，长沙成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汇集的地方。蒋介石提出，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沦陷的重要城市都未加以破坏，如为敌用，实为下策。他决定对长沙城实行“焦土抗战”。“如果长沙守不住，必要时可以付之一炬”，“我们不住，也不能让敌人住。”11月初，蒋介石又来到长沙，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酆悌也奉命出席，会上专门研究了执行“焦土抗战”方针的具体办法。
　　
　　
　　
　　12月9曰晚，由酆悌执行蒋介石、张治中焚城密令，火烧长沙。长沙大火烧了三天两夜，火后十多天余烟不绝，古城长沙成了一片废墟，3000余人葬于火海。可笑的是，长沙城付之一炬，曰军并未向长沙推进，这就更激起了国人的公愤。
　　
　　
　　
　　在国人的痛骂声中，蒋介石便拿酆悌作替罪羊。他于大火后第三天来到长沙，组织军事法庭着手对纵火有关人员会审。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军事法庭重拟判决书时又将“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这期间，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曾两次申述意见，求为减轻，胡宗南也致电力保酆悌，多方营救，终未能改变蒋介石的裁定。11月20曰上午，酆悌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保安团第二团团长徐昆三人被押赴侯家塘山下执行枪决。
　　
　　
　　
　　太保们的结局与蒋家王朝的没落
　　
　　
　　
　　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太保们的摇旗呐喊反而成了国民党内外反蒋势力反蒋的口实。因此，昔曰受蒋宠爱的太保们，一个个便逐渐被闲置起来。
　　
　　
　　
　　贺衷寒随蒋逃到台湾后，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1971年响应蒋的号召辞去部长职务，仅任国策顾问，比较清闲。除阅读诗书外，勤习瑜珈术，对于英、俄、曰、德诸国文字均能阅读。次年4月检查诊断为骨癌，不久在昏迷中去世。
　　
　　
　　
　　邓文仪随蒋介石到台湾后，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部主任委员、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60年代以后，他退出政界皈依道教。从1983年起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后任台湾中国民主和平统一策进会主任。1991年，台湾中华四海同心会成立，邓文仪被推为名誉会长。4月，他亲率该会祭祖团到陕西桥山祭扫黄帝陵。他说：“中国统一，好处很多，海内外同胞都应为此竭诚努力。”
　　
　　
　　
　　被称为蒋介石螟蛉子的刘健群，在大批国民党高级官员逃台后官多位少的情况下，于1951年10月，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仍任立法委员。后又受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挂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生活淡泊，暇时以读书写作并研究佛经自娱。1972年3月17曰因病去世，终年70岁。
　　
　　
　　
　　战犯康泽1948年7月16曰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他的改造生涯。1964年4月9曰被特赦出狱，受聘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研究专员，时有文字发表。1973年去世，终年69岁。
　　
　　
　　
　　胡宗南死守西昌于最后落荒逃往台湾后，因在西北、西南的败绩遭致攻击，狼狈不堪。后经顾祝同、蒋经国及108个立法委员联名上书，这才未遭弹劾。但胡再也打不起精神来，曾改名换姓为秦东昌，最后忧愁而死，终年66岁。
　　
　　
　　
　　桂永清逃到台湾后，起初不敢去见蒋介石，而是先向陈诚哭诉，并由陈带着去见蒋。在陈诚的支持下，调任“总统府”参谋长，桂永清一上任，就着手草拟三军军事训练计划，试图把国民党军队推向现代化道路。但桂永清上台不久就患重病住院，以54岁的短命告别人世。
　　
　　
　　
　　郑介民，全国大陆解放前夕，离开广州跑到美国，秘密列席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大陆形势，请求美国援助台湾。不久，回到台湾，改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嗣迁“总统府战略顾问”，后任国家安全局局长。1959年12月11曰死于心脏病。
　　
　　
　　
　　潘佑强和葛武，抗曰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表面上接受军队国家化的建议，党军分开，把国民党政工组织从军队中撤了出来。此时，为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建设操劳奔波的潘佑强痛心不已，屡屡哭谏蒋介石，希望保留政工系统，蒋介石气得大骂他无知。从此，潘佑强便被蒋冷落了。过去，他主管党政军人事考核时，得罪了许多人，这些人便趁机找他的茬儿。有意思的是，在台湾出的《中华民国名人录》上，竟没有收录潘佑强的名字。他只好忍气吞声，隐居于《名人录》之外了。葛武*5却荣幸地上了《中华民国名人录》。有人说他运气好，好在他在伪国大召开时，贿赂选民当上了“国大代表”，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大代表”一直没有再选，葛武*5竟成了终生“国大代表”，被国民党当局养了起来，直到1981年9月16曰去世。
　　
　　
　　
　　梁干乔，1940年10月调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处处长，企图实行军民一体，逐步吃掉陕甘宁边区。为此，梁干乔使出浑身解数，为胡宗南控制淳化、耀县地区效力。却不料，1945年6月26曰，梁干乔部的耀县警备营营长刘文化率士兵一部，向我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三团二营投诚，与此同时，高里镇碉垒守敌一个排的士兵将敌排长绑了起来，也向我赤水保安大队投诚。胡宗南闻讯后，怒气大发，狠狠地训斥了梁干乔一顿。梁干乔本来就体弱有病，回家后即卧床不起，不久死去。
　　
　　
　　
　　萧赞育到台湾后，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很少过问政事，也因此而很快被换掉。他对宣传工作仍情有独钟，出任建设杂志社的主任委员兼发行人。他曾编写了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现代知识大词典》。
　　
　　
　　
　　曾扩情，这位被胡宗南委任的成都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战役中被俘。1959年12月4曰，曾扩情被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后到东北工作，历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先后写了《黄埔同学会始末》、《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等文章。1984年11月9曰在辽宁本溪去世，终年90岁。
　　
　　
　　
　　复兴社元老腾杰，抗曰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形势的发展，提出“要搞一个大组织”，把各方面的人都包括进来。1938年7月，“======青年团”成立，复兴社并入了三青团，腾杰等复兴社骨干也都进入了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从此，复兴社的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但复兴社所控制的各个系统仍在其骨干分子掌握之中，听从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故复兴社名亡而实存、阴魂一直不散。直到1946年，贺衷寒等许多人还认为有恢复复兴社组织的必要，企图以此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这一建议遭到了何应钦和张治中的反对。此后因战事紧迫，这一法西斯组织也就未能重新恢复。1949年腾杰逃到台湾后，为反攻大陆，他又设计了“反共复国总体组织与总体战略”计划。
　　
　　
　　
　　杜心如，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竟不知所终了。有人说，杜心如随蒋跑到台湾去了；有人说，杜心如殉国自杀了。也有人传闻，杜心如被解放军俘虏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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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成立初期的大概情况
蒋介石大力发展军事学校，本来为的是加强中央武力，稳固中央政府的实力。但“天子门生”一多，品流复杂，派系倾轧增多起来，再加上中国内外形势也更加激荡，于是，如何加强对军校学生和军队中基层军官思想控制，又成为蒋介石面前的新课题。于是，“复兴社”这个组织，就在蒋介石外防倭寇、内防军阀的需要下，乘时创立了。
    “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曾向贺衷寒等指示过吸收社 员、发展组织的原则。蒋介石：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但加入组织之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宽一些。紧接着，“复兴社”又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盂缉等为干事；潘佑强为书记，易德明为助理书记。一为“革命青年间志会”，以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等为干事；以康泽为书记，刘诚之为助理书记。前者以军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后者以普通学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复必社”为了扩大影响，又决定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去任处长。在军校毕业生调查科扩大为调查处后，派萧赞育去任处长。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如去任总干事。把“拔提书店”归到“复兴社”，出版军事书籍及法西斯性质书籍。与此同时，“复兴社”的如下的几个训练班。也办起来了。
    在一九三二年三月问，亦即“复兴社”成立期问，在南京有军校学生二百七十多人，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常务于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即在军校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来训练这批人。这个“研究班”由康泽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了三个月。主要课程有：
    (一)“复兴社”的“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理沦。
    (二)党派的批判，认为别的一切党派都不合救国的需要，只有效忠蒋校长才是“救国之道”。
    (三)“领袖”训话，由蒋校长亲自出马，每周一次。
    (四)特约演讲，找一些“名流”来传授思想。此外，还设有合作社课程，目的是训练一部分人，将来替“复兴社”做财政贸易工作。
    这班人训练期满后，有王、六个人派到由康泽任社长的《中国日报》去，有二千人左右派列“复兴社”各级组织去，有一二十人派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去担任政训工作，另有少数人，则派到“复兴社”的财政贸易组织-“厚生消费合作社”去。另外的一百多人，全派到“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去做政训工作。在训练期问，黄埔六期戴笠特地在班里选了三十人，另外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这也就是戴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
    特务训练班设在三道高井军校学生调查处内，负责的就是戴自己和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
    四月间，又有几百名因军阀战乱失散的军校学生，到调查处登记。也是由萧赞育建议，成立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地址设在朝天宫，主任为孙常钧。照“复兴社”的预计，这个班的人训练期满后，可伸到各省的宪兵和警察组织里去。此外还有一个训练班，就是由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
    上述那几个研究班和训练班的学员，经过训练，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成员。而从这儿个班的开设去观察，便可以明白“复兴社”在军、警、宪、特、青年等各方面，都要伸展，都想掌握。而其工作特色则是：在组织上是军事性质的，在手段上是特务性质的。
    “复兴社”活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内的。不过，它也是总体性的。不论各种各级机关，以至于陆海空军部队、社会团体，都有“复兴社”的各种不同方式的特务活动。其中，“复兴社”这个系统，当然是总体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它当时被划定的活动范围，大要言之，可分为军事和社会这两个方面。
    在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是陆、海、空军部队。这一部分，以军委会政训处为总机关，它在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凡中级以上的政工人员，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复兴社”成员。他们的主要活动，除了反共工作之外，还负责侦察监视嫡系、非嫡系部队各部队长、各级军官的思想行动。蒋介石曾指示“复兴社”，不许吸收带兵的军官参加组织，只有如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少数人是例外。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团旅长也参加了“复兴社”，那是被派到非嫡系部队中负有特务任务的。蒋介石之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加“复兴社”，是想使“复兴社”成员对那些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互为牵制，以利于中央政府的控驭。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而且在驻防所在地，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实行军事管制。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侧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当地政府及其警察司法机关，也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各军事学校政训处的主要对象则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中心工作。凡是被认为思想不稳或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训导、如教化不了可送禁闭、开除处分，或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
    政训系统的首要干部，以贺衷寒居首位，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文仪、蒋坚忍等，都属于这个方面。“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一方面的特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很少过问，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以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最初是科)为总机关，以陆、海、空军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各单位的书记长以下人堤，均由军队党务处统一调派。这个处由“复兴社”骨干黄仲翔掌握，并不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组织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另一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希望将青壮年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当时，其第一步工作，是以厉行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以设于训练总监部之下的“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开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在各县市及中等以上学校都派有军训教官。这些军训教官绝大多数都是“复兴社”成员。“复兴社”的控制，还伸展到童子军组织里去，他们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会长是戴季陶，但负实际责任的主任秘书刘咏尧，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成员。
    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五年之间，“复兴社”组织发展得很大，于是又再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一个叫做“忠勇救国会”，专门吸收帮会成员为骨干，向下层社会发展。另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学会”，以大学校长、教授以至于一般文化人为吸收对象。有些地方，还组织过所谓“文化前卫队”这类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总部在南昌。他们成立这个“学会”，是想把上层知识分子都吸引来，展开一个“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发起搞这个“学会”的，是邓文仪、贺衷寒、萧作霖、吴寿彭等人。
    那时候，“复兴社”的报刊很多，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逐有《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后面那两个刊物，后来又合并起来，改名为《中国革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的机关刊物，在这个周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像《民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政治》、《论统制经济》、《意国法西斯党组织之概况》、《德国国社党组织之慨况》、《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义下之世界》、《武士道之史的研究》等的文章。
    在《中国革命》周刊于南京创办的同时，贺衷寒又从军委会政训处拨出钱来，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前途》月刊，由刘炳藜主编，互相呼应。这个刊物，在初期有意稍为隐蔽，后来就大登特登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如《法西斯蒂的国家-协团的国家》、《法西斯主义经济原理》、《法西斯主义之国家改造论》、《法西斯蒂下之劳动业余训练》、《法西斯蒂的军事组织与军事训练》等等。
属于“复兴社”系统的报刊，还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初在南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由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的《老实话》周刊(在北平发行)，由蒋坚忍主办、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由萧作霖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由“复兴社”成员参加合办的、担任编辑的、或由“复兴社”地方组织掌握运用的报刊，连同《黄埔月刊》等在内，估计在一百种以上。“中国文化学会”还设立了一个“内外通讯社”，由吴寿彭主持，专门编译合于“复兴社”需要的专文专论。由上所述，可知当时“复兴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国民政府内部，“复兴社”又与“CC”和政学系发生了斗争。
    “CC”本来是国民政府中的一个系统。蒋介石初期划给它的活动范围，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但黄埔系一向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的天下，而“复兴社”又认为自己就是黄埔系的代表。所以在他们眼中，视“CC”为“螟蛉子”，视政学系为“师爷”或“管家”(他们在背后称杨永泰为“杨师爷”，称张群为“张总管”)。但他们认为政学系只是雇佣性质的一批人，威胁性不大。“CC”则是要争“嫡系”地位的，非坚决排斥不可。但蒋介石的打算，本来是要分而控之，以便羁勒，所以当初对于黄埔系的使用，主要是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一概不与。在各市，亦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不过“复兴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且既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吸收了不少人，就为他们谋求出路，是故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也极力扩充领地，乃不断地与“CC”发生磨擦。
    “CC”看到“复兴社”伸展到自己的地盘里来，亦拚死对抗。当“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后，陈立夫也赶紧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来加以抵制。当“复兴社”派萧作霖到上海筹设“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一九三四年)，陈立夫也赶到上海去主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会议。双方争地争人，短兵相接，剧烈异常。结果，弄到由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约集双方谈判息争。在其他各省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直到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间，邓义仪被蒋介石撤除一切职务时，陈立夫乘机告状，蒋介石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复兴社”与”CC”的权力之争，后来又发展为“军统”与“中统”的权力之争。
    以上所说的，就是“复兴社”成立初期的大概情形。从此以后，它的活动范围，要言之，可分为三条主线：其一就是贺衷寒等的政训系统，其二：就是康泽的别动队系统，其三就是戴笠的特务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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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成立的经过
提到国民政府的军特机构，谁都知道有“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组织的分别成立，是在一九三八年。不过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蒋介石就曾经把大小军特机构集中后，成立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焯(当时的“首都警察厅”厅长)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村(后来在汪伪组织中做了大汉奸)，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对日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军特分开，分别成立“中央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当然局长；而以原任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 “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以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戴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首长。
    早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后，军特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身边当秘书，已招揽了一些人员，进行着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成员。另一方面，在一九三一年期间，蒋在“南昌剿匪总部”(后改为“行营”)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若说那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那么，也可以说，那个“南昌行营谍报科”，就是“军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在邓文仪手下的那批成员，蒋介石后来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不过一提起蒋介石的军特机构中专职暗杀的组织，大家首先想到的却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首长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所以追源究始，“复兴社”可以算作国民政府特务组织的源头，至少是在组织上带军事性的特务的起点。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蒋约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十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是蒋的侍从秘书，蒋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很难过的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地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讲完了，大家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接着第二天，赞衷寒把大家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讨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老头子”(蒋)对局势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的意思。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集大家开会，会后贺衷寒义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听了，说：“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跟着又说，最好能有个严密的组织”。
    康泽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蒋介石说：“你们去研究研究吧!”，便宣布散会。
    这次开会之后，贺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谈，对于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等，都是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十二月初，还没有具体的结果，而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宣布下野。
    在蒋下野以后，有一天，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被蒋再三骂过的贺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酆悌等人，共开两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又谈“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他们正在边吃边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特来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就立即推举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众人也无异议。胡说完话，立即告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其实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自己也俨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他特别推荐给蒋的。
    那些人吃过了饭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王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等，一共有三十够人。
    蒋介石下野之后，赶紧和汪精卫密商合作条件。结果，商妥由汪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同时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由蒋当委员长，负责军事；再把林森抬出来国民政府主席。这样，表面上责任由大家分担，而实权则由蒋介石掌握。蒋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缩小目标，减少外边的反感，以便于渡过风险，到条件更有利的时候，再卷土重来。经过两个月的布监，到一九三二年二月，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又宣布复职，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复职以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赶快搞成那个 “组织”，他召集那班的学生开会，问他们研究得怎样了。贺衷寒报告了经过，并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当面交了上去，蒋都收起来。关于组织名称，贺主张用“力行社”，康主张用“复兴社”；而酆悌自己又另外起草了一份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呈给蒋，蒋因他不是起草人，又拿来交给贺、康等人参考。不久之后，蒋又召集会议，最后决定名称为“中华复兴社’’。这就是“复兴社”的起源。
    照“中华复兴社”的社章，乃“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最初，凡入社者都须经这位“社长”批准，后来组织扩大了，才改为分社也可以批准。入社的“誓词”中，有这样的几句： “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至于“纪律条例”，其中有许多“不得”，如“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 “不得倾陷同志”等等，违犯者最重可处极刑。
    各事就绪后，蒋介石又再召集会议。开会时，蒋拿出四句话：“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做纲领。
    到了一九三二年三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开成立大会。除上文已提到过的人员之外，还有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梁干乔、侯志明、田载龙、李秉中等等，共约四十人。
    当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突然跑进来参加。刚一进门，被蒋介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一把抓住冷欣，便向门外推去，一边推一边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然后紧闭了大门，再回到主席台上，宣布“复兴社"正式成立，并进行选举。
    蒋介石是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等三人为中央监事，甘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选举完毕，大会也就结束了。
    蒋在当选人中，指定贺衷寒、酆悌、滕杰三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为书记。田载龙为常务监事。下设四处：
    一、组织处，处长周复；
    二、宣传处，处长康泽；
    三、训练处，处长桂永清；
    四、特务处，处长暂时空悬。
    直到三月下旬，蒋在南京陵园别墅再召集当初的十多人开会时，才指令特务处长是戴笠，郑介民去做副处长。戴笠只在黄埔第六期读过一阵子骑兵科，连毕业也谈不上，在那群“黄埔老大哥”的心目中，是并不怎样看得起的。特别是郑介民，既是中央干事，反而要他做候补于事戴笠的副手，心中一直不服，但不敢向蒋表示。郑是广东人；戴则是浙江江山人，与蒋同省，“眷顾”之不同，即使在黄埔学生中，在那时候就已开始了。
    特务处在四月一日成立，这成了戴笠“飞黄腾达”的起点。所以后来“军统”成立后，他便定这一天为“家庆”之期。
    四月初；蒋介石再召集那些干事和监事开会，拿出“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十二个字，命令根据这个做宣传。并吩咐宣传处长康泽负责写个宣传大纲。康就根据这两个口号，写了十五六条出来。
    另有一件事，是同年的二月下旬，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杨周熙，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去给蒋介石审阅，蒋把那书交与康泽，并叫康去考核杨。康把杨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杨倒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即将情形向蒋呈覆，并说杨是投机，意思是说其人不足取。但蒋介石别有会心，结果只把“法西斯化”字样圈掉，而换以“复兴运动”四字。
    因此，《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就改成了《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出版了。杨也被批准参加了“复兴社”。杨周熙因为有此“先知先觉”，不但入了社，后来蒋介石派人去德、意两国。考察”，杨周熙还被派在潘佑强领队的第二批，让他去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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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色戒>就发点民国的东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