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文言小说发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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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代文言小说发展的状况
      中国的文言小说，发展到唐传奇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虽间有创作，但大多无甚可观，不久便湮灭无闻。直到明初，钱塘瞿佑的《剪灯新话》问世，又在文言小说的领域中掀起了小小的波润。鲁迅说："《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其风始衰。”但到了明末，传奇风前又弥漫天下，直到清代近三百年间，文言小说数量之多，是历代所不及的。据袁行需、侯忠义编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记载，现存者就有五百四十八种之多(实际上，该书尚有遗漏，加上失传的，总数远在六百种以上)。但是，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除了《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外，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得到读者承认的佳作却寥寥无几。因此，可以说，清代对文言小说来说，是一个“广种薄收”的时代。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段：
      一、清初阶段：从清王朝建立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现之前。这时的文言小说大抵继承明末遗风，志人志怪，真伪杂处，附庸风雅，无病呻吟，实际上，多数作品是一锅大杂烩，有些简直与小说不相干。这一时期的作品，较为可取的有张潮辑的《虞初新志》。此书成于康熙年间，其目的是“表彰铁事，传布奇文",实际上是一种传记文学的选本，共收入清初著名作家魏禧，周亮工、吴伟业、方苞、王士祯等数十人的作品一百五十篇。辑者自视甚高，在《自叙》中说：该书入选作品“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古无而今不必不有3,且为理之所无，竟为事之所有者，读之令人无端而  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诚得其真，而非仅得其似也。夫岂强笑不  欢、强哭不戚，订补缀之种官小说可同日语哉。”实际上该书思想水平和 艺术水平参差不一，体例也杂，真人真事与神怪灵异烈狐义犬错杂并出并非如辑者所说的那么高明。
      比蒲松龄略早一些的王士祯，居官之余，也颇热衷于此道，先后写有  《池北偶谈》、《居易录》、《皇华纪闻》、《香祖笔记》等书。其中《池北偶谈》  二十六卷，分“谈故”、“谈献”、“谈艺”、“谈异”四类，如其序中所说书中从  “论文章流别、晰经史疑义至于国家之典故、历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  懿行”及“神仙鬼怪之事”、“游艺之末”,可说是无所不包了。《香祖笔记  也是“或辨驳议论得失，或阐发名物源原流，或直书时事，或旁及怪异”,内容  甚为庞杂。虽然其中也不乏佳作，但总的来说，文笔比较枯燥，比起他的诗作来，大为逊色。
        二、清中期：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问世到纪的的《阅微草堂笔记 》刊行，约百年时间。这是《聊斋志异》风靡文坛的“聊斋热”阶段。《聊斋志异》问世后，“风行海内，几于家弦户诵”,被公认为“说部珍品”。文人们在推崇之余纷纷起而效仿，但大多为东施效颦之作，无甚可观。其中，袁枚的《新齐谐》(原名《子不语》),若有可观。作者认为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可以与孔子所提倡的“文行忠信”并行不悖，于是“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戏编”成此书，自称“非有所惑”,不过“亦适野之一乐也。”书中有些篇章在谋篇布局、遣词用意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作者以文人而才，创作态度又不够严肃，虽不必如前人那样讥之为“浅率庸妄”,但到底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有人以为此书可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鼎足而三，平分清代文言小说之秋色，实乃颂扬太过。此外，这一阶段还有一些所谓纯效仿“《聊斋》笔法”的作品，如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管世的《影谈》冯起凤的《昔柳摭谈》等作，时代或有先后，但大多无病吟，只学得《聊斋》的皮毛，因此都没有什么影响，甚者还为世人所诟病。
       三、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问世以后可作为第三期：”纪昀摘《聊斋》  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认为《聊斋》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  也”,他自己写《阅微草堂笔记》时便反其道而行之，以写史的眼光和笔法来搜奇志异，并且以“不乖于风教”为宗旨，许多地方不惜大发议论，以补形象之不足。由于他的官大，又是《四库全书》的总编，所以，推崇和效法者也很不少，成为当时一大流派，如鲁迅所说：“其影响所及，则使文人拟作，虽尚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终乃类于宋明人谈异之书”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大抵不外学《聊斋》与学《阅微草堂笔记》两大类，也有兼学者而略有侧重看。学《聊斋》的有邹弢的《浇愁集》、黍余裔孙(屠绅)的《六合内外琐言》(又名《杂记》)、王韬的《窟澜言》、《淞隐漫录》、《淋滨琐话》、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等，往往效法《聊斋》,描绘细腻，语言工巧，但内容方面，重点已从鬼怪而移到社会中的烟花粉黛之事了。学《阅微草堂笔记》的有许秋的《闻见异辞》、汤用中的《翼稗编》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耳邮》等书，多记载所见所闻的奇闻异事，带有消闲性质，但又着意于“劝善惩恶”,加上这些人大多是为官之余的信笔书写，无心也无暇精雕细刻，所以往往比较粗疏，不耐咀嚼。其中有些人文才不足而又说教心切，所写的东西已毫无小说味道。如金捧的《客窗偶笔》、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笔记》、许奉恩的《里乘》等书，正如鲁迅所说：“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
       清末林纾(琴南)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是清代文言小说发展的一个特异现象，它曾给文言小说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文言小说也连同文言文一起，走完子它的最后一段路程，最终成了历史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