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讨论

Tadzio

这种耻感文化造就了道德绑架，也就让人失去了自由，

网络评语：
相云：分析得很正确，正是东亚的中国日本的共同缺点，这种耻感文化造就了道德绑架，也就让人失去了自由，只有在罪感文化之中才能获得自由，在罪感文化中没有道德绑架，完全靠的自己审判自己，没有唾沫星子 这不正是自由吗

Tadzio

罪感，是源于对外部神秘世界的敬畏，认为人类外部有一种神秘力量，是绝对正确不能改变的。。。

帅猫儿：
罪感，是源于对外部神秘世界的敬畏，认为人类外部有一种神秘力量，是绝对正确不能改变的律法，人类动辄得咎，于是就有罪感产生了。


耻感，是源于对自身行为的内心的反思，认为自己所做之事有不符合良知的地方，因而感到羞愧，于是就有耻感产生了。
故而罪感源于神本主义，耻感源于人本主义。

Tadzio

我的评论：
西方罪感文化现象的出现应源自于对《原罪》概念的引出（出自于圣经 旧约）；西方对罪感文化的深度认同应得益于 圣。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中对原罪论的深刻阐述。

Tadzio

"罪論:
奧古斯丁的罪觀及恩典觀，有受到早年宗教經驗及反伯拉纠（Pelagius）思想影響。但主要的概念仍來自他對羅馬書的研究。他認為即使人未曾墮落，人未來的命運仍得完全依靠神。
奧氏反對摩尼教在罪方面的解釋，而強調罪的自發性。他相信人的罪行使人遠離神，而導致惡。人因著犯罪就不能再行神所愛的真善，也不能瞭解他生命的意義。奧古斯丁認為惡是一種缺乏善的表現，不是惡加諸於人。他發現罪主要的根源是用「對自己的愛」取代了「對神的愛」。
人類的失敗大致是過分的慾念、無節制的尋樂及不聖潔的心思意念這幾類型。奧氏認為人類的被造原是不朽的，若是堅定在聖潔中，就能從不能犯罪與不能死的狀態中進到不可能犯罪及不可能死的境況中；但是若犯罪了，就進入了不可能不犯罪及不可能不死的境況中。
奧氏認為，亞當起初的受造是絕對的完美，不論在靈魂體各方面。亞當原處於良善、稱義、光照、至福的境界。他只要繼續食用生命樹的果子就能得到永生。他擁有不犯罪的自由及能力。神使他的意志傾向德行，肉慾聽從其意志，意志順服神。亞當被神的恩典所包圍，還擁有特別的保守恩賜，也就是保守其意志的正確性。
奧氏認為，亞當最後的墮落是自取的。而唯一可能造成亞當失誤的原因是「受造性」，因為這表示他的本性有可能改變而轉離良善；他是有可能作出錯誤的選擇。而造成這當中潛在的因素可能是「驕傲」，就是他想脫離他本來的主人－神。亞當的自作主張可能來自於他妄想自己取代神。
奧古斯丁對原罪的根據除了創世記外，還有詩篇51篇、約伯記、弗2：3；他最喜歡用的則是羅5：12及約3：3-5。
亞當因與後裔在機體上聯合，所以他墮落的本性就傳遞給他的後裔。全人類都是由亞當一人所生下來，因此也都承接墮落的本性。奧氏認為人類的人性不是個別被造，只有機體（肉身）方面是被造的。我們都從亞當承接人性，而人性的傳遞是藉由性（奧氏認為其中也有不好的慾念），因此世人都從罪中所生，這也就是奧古斯丁所謂原罪的由來。奧氏也從這觀點，發展出他嬰兒洗禮的教義，只有藉著洗禮，才能除去人的原罪；但無法除掉「原罪性」。人就是因著「原罪性」，所以無法行完全的善。罪人若要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必須從愛神的動機出發才有可能達成。"（ 注：引自网络）

Tadzio

Culpabilité : vivre sans, c’est possible

La culpabilité peut être définie comme une sorte de vision négative, à postériori, qui concerne nos actions, nos pensées, nos comportements. Il s’agit d’un sentiment d’avoir commis une faute réelle ou imaginaire et qui repose sur le sentiment qu’on porte une responsabilité personnelle dans un événement.

La culpabilité est une émotion saine dans la mesure où elle nous permet de nous auto-évaluer, de prendre conscience de nos erreurs ou de nos fautes et nous aide à réparer les erreurs que nous aurions ainsi causées à autrui ou à nous-même.

Mais elle peut aussi prendre une forme plus insidieuse et toxique, lorsqu’elle devient une sorte de sentiment chronique et tenace d’avoir une dette impossible à rembourser. On parlera alors de culpabilité malsaine.

http://pierrecocheteux.com/culpabilite-vivre-cest-possible/

Se sentir coupable permet d’avancer

Si par mégarde ou par inattention, j’emboutis l’arrière de votre voiture avec la mienne et que j’abime ainsi votre parechoc.  La culpabilité saine devrait me pousser à établir avec vous un constat à l’amiable permettant ainsi à mon assurance de prendre en charge les couts de réparation de votre véhicule et ce même si cela implique pour moi une augmentation de ma cotisation d’assurance.

La culpabilité saine permet de reconnaître mes torts, de solliciter de l’autre qu’il me pardonne après avoir réparé mon erreur ou mes torts.

C’est ainsi que l’on devient des personnes responsables, la responsabilité étant d’ailleurs le meilleur antidote à la culpabilité.

La culpabilité peut aussi devenir un fardeau immense

Il arrive que certaines personnes se construisent autour du sentiment de culpabilité, en ayant un sentiment de dette insurmontable envers les autres par exemple.

Ces personnes s’interdisent alors d’être heureuses avec l’idée inconsciente qu’elles vont ainsi expier leur « péché ». Ce qui est paradoxal c’est que bien souvent, la faute n’est pas réellement la leur.

Elles peuvent se sentir illégitimes dans leur travail, ou dans leur vie affective, se sentant ainsi incapables de « bien faire » les tâches qu’on peut attendre d’elles.

Les personnes qui sont ainsi enfermées dans ce sentiment malsain de culpabilité développent souvent le « syndrome du sauveteur ». Elles passent leur temps à vouloir aider (à « sauver » comme on dirait en analyse transactionnelle) les autres.

Cette attitude de « sauveteur » peut d’ailleurs sembler très confortable dans un premiers temps aux autres, qui se trouvent ainsi déchargés d’une partie de leurs propres responsabilités et donc aussi d’une partie de leur propre culpabilité.

Mais à long terme cette attitude est néfaste aussi bien pour la personne qui se sent coupable que pour son entourage.

Comment s’en sortir ?

Comme je le disais plus haut, le meilleur antidote à la culpabilité c’est la responsabilité.

Être responsable c’est :

• Reconnaître ses erreurs et ses torts
• Accepter d’en demander pardon
• Réparer ce qui peut l’être.
  

Être responsable ce n’est pas :

• Prendre sur soi la responsabilité des autres (parents, famille, amis, collègues) …
• Se sentir responsable de la souffrance des autres, ou du monde.
• Se sentir redevable pour l’éducation, la culture, la nourriture… que nous avons reçu lorsque nous étions enfant. L’on peut s’acquitter de cette dette là en élevant à notre tour des enfants ou en aidant d’autres à le faire.
  

Pour sortir de la culpabilité malsaine, il faut apprendre à utiliser correctement le sentiment de culpabilité et de responsabilité. C’est refuser de culpabiliser pour le comportement des autres (certaines personnes par exemple culpabilisent parce que l’un de leur parent est alcoolique), c’est accepter de s’attribuer les conséquences de nos actes (en positif comme en négatif), c’est aussi arrêter de se comparer aux les autres (qui seront toujours plus ceci ou moins cela)…

Tadzio

西方的“罪感文化”与东方的“耻感文化”
全文｜理钊

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一本特殊背景下写就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人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日本，以便制定出战后对日本的政策，由军方资助学者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菊与刀》便是其成果之一。这本书从另一个视角细致地观察、研究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据介绍，日本学者虽然并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日本仍然于1951年将此书列入了《日本教养文库》，至1963年在日本重印了36次，可见日本人对它的重视，以及此书在日本的流传之广。这一做法本身，便证明了书中所提出的日本人“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对待外来评论的态度是与我们不大相同的，典型的例子是，1972年我们曾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可拍成之后不但不允许在中国放映，还对其公开批判了一通，直到32年后普通观众才能看到这部片子。我曾在网络上看过这部片子，并没有从中看出什么“恶意污蔑社会主义中国”的地方，所看到的不过是那时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漠然而又麻木的样子。
抛开《菊与刀》中的其他观点不说，从文化分析论上讲，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所提出的“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她认为，西方以“罪感文化”为主，而东方则是“耻感文化”。
所谓“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从这个定义上来理解，意思就是在“罪感文化”社会中，人如果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感到是有罪的。这一点，与我们惯常所认为的“天主教”中的“人生来是有罪”的说法略有不同。但也还是能够从“罪感文化”的定义中得到解释，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开始便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听信了蛇的谗言，偷吃了禁果，犯下了罪恶，并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
然而，什么是“耻感文化”呢？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说“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行善。”根据本尼迪克特对“耻感文化”零零碎碎的介绍，我想，所谓“耻感文化”，就是也有一个公认的道德标准，并且在外力的作用下依靠这一标准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相对于“罪感文化”，“耻感文化”更加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力来达到那个道德标准罢了。
由此，我们便可以来对比这两种文化的异同，并以此来观照分别由这两种文化所主导下的社会生活了。
没有疑问的是，不论是“罪感文化”还是“耻感文化”，它们的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的都是“劝人向善”，并最终建立一个“善”的社会。劝善的方式都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一旦违背了那个“道德标准”便有一种心灵上的不安，会有一种懊悔、羞耻和罪恶的感觉，同时使人为了解脱这种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过错或罪恶，从而达到减恶增善的目的。
但是，这两种文化在“导人以善”的作用机制上，却又有着重大的不同。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对这一点，我们能够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个过程。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认为，杀死那个年迈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伊万诺芙娜，把她的钱用于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的学习，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然而，等他真的用斧头杀死了那个以“剥削”他人为生的老太婆后，尽管他的恶行并没有被人发现，甚至警察已经捉住了两个嫌犯，可他仍然深深地为这种罪恶而倍受煎熬。拉斯科利尼科夫自从走出那个血淋淋的现场之后，心灵上便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罪恶感始终弥漫在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里。他想尽一切方法，比如他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人，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可无论如何他都感到无法赎清那个罪恶。最后，他只好去自首，主动地在肉体上接受流放的惩罚，在精神上皈依上帝来救赎自己。在位斯科利尼科夫身上，我们感到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大。
由于这种导向机制的不同，所以，在“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之下，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社会景象。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我在《忏悔的土壤》一文中曾说：“忏悔是对人发露自己的过错，以求得他人的宽恕和容忍，是彻底、完全和自愿地改正过错的心灵基础，是对过错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惩戒。”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尽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二战之后，德国的政治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反过来，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又对主动、自觉、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从而强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在“耻感文化”中，要想使人们对过错保持羞耻感，则必须不断地保持住一种舆论的压力，形成一种“宣扬过错”的舆论氛围，使人感到周围有着无形而又无限的压力，觉得背后老是有人在看着自己，议论着自己，甚至用自己的过错或恶行在教育着别人，让他人引以为戒，在明里或暗里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使其活着感到不安，即使死了也是“遗臭万年”。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社会生活中的“长舌妇”现象了。当然，这里并非是在歧视女性，所谓“长舌妇”，说的是爱在背后说三道四、拨弄是非、传播小话的人。这种人，有女人，也有男人。从“耻感文化”的角度上讲，这不但不是一种恶行，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它还是“耻感文化”所需要的外部舆论压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耻感文化”中需要这种人在明里暗里议论他人的短长，从而制造出“耻感”的压力来。所以，说一个人是“长舌妇”，并不让感到十分地厌恶，只是有一点反感而已，有些人甚至还喜欢它。不然，一种“恶俗”决不会历千年而依然活跃得很。当然，提起“长舌妇”，有的人可能有点儿厌恶，但这大多是在“长舌妇”议论到自己的头上才有的感觉，或者这种感觉才更强烈一些。相反，一些人如果听到“长舌妇”在议论别人的“丑行、恶行、短处、不是”时，则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暗地里感到自己比那个被议论的人在“道德”上高尚与纯粹得多。因此，在“耻感文化”中，人们是很难有个人隐私的，“耻感文化”很容易派生出“窥视他人隐私”的文化兴趣来的。
分析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特点和作用机制之后，我们不妨分别来看一看这两种文化的另一面，或者说，看一下这两种文化在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时，是否存有先天性的漏洞。
从理论上分析，注重内省、内动的“罪感文化”，由于它以内因为主，应该说，只要这种文化发生作用，其运行机制是比较周密的，没有多大的漏洞可寻。一个人只要犯下“罪恶”，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无须外力的参与，灵魂上便会感到不安。只要“罪感文化”这台机器运行起来，便很难从罪恶感中逃脱出来。而“耻感文化”便不同，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需要外力的启动，这就给人留下了“脱耻”的暗道。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
因此，乖巧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一般说来，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媒体舆论是很难开展“负面报道”的，原因就在于虽然这种文化需要舆论压力来促成耻感，但由于这种耻感是外加的，而不是内生的，所以人们总是愿意用相应的手段来逃脱这种耻感。近年来，“神道文化”盛行，各地庙宇香火旺盛，进庙烧香拜佛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家中的内室里还供有佛龛，但这些都不是用来忏悔的，而是用来祈福求运的。因为一些人做起事来是讲究“神不知鬼不觉”的。“脱耻”的另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更不以为此而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教课书，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出来的铁证视而不见，可以说，这正是“耻感文化”本身给他们开出的后洞。为了弥补“耻感文化”本身的这一不足，便有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之类的警语，而且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四知”官员奉为守官德的楷模，历久诵扬。但想一想，这种方法则又流于“罪感文化”的套路中去了。
于是，在“耻感文化”的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耻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脱耻”的通道。因为，即使是惯常在“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机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或者即使走漏了风声，也会运用强力“封了口”，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所以，我担心这种对付“耻感文化”的法子发展到极致，“耻感文化”也就可能只剩下了一面好看的旗子。原因在于，在这种文化下生活的人们，只要达成一个集体的协议，“你不说我，我也不说你”，把外部的舆论压力全部消解掉，那岂不是很容易达到“耻感文化”中所要求的那个“道德标准”么，如此，“人人皆圣贤”的社会也就来到了眼前。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许就会理解主导当下社会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地任性，为什么会对“历史库房”的大门如此地严防死守了，也就明白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会如此漫长而又不断地千回百转！
但愿这是一种胡思乱想罢。
2016年10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