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貴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識的興起 (完整版)

Tadzio

中國傳統貴族精神的概述

　　說傳統貴族，是因為中國已經沒有貴族，當今的中國只有平民與流氓。雖說還有極少數的人具有貴族精神，可畢竟為數極少，所以稱不上是一個族群了。下面所說的貴族，都是指傳統上的貴族。
很難概括出中國的貴族精神，因為中國的貴族精神在歷史的長河中不停地衰變，說不清楚哪一個時代的貴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國的貴族精神。籠統地講，我就用三個貴族的典範人物作代表，來表述中國貴族精神的特質。
　　第一個典範是屈原。
　　第二個典範是陶淵明。
　　第三個典範是曾國蕃。
　　這三個典範所具有的三種精神特質，可以概括出中國貴族精神的衰變。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種貴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種追求卓爾不凡的精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
　　這種精神代表中國古代貴族所具有的精神，我們今天讀到屈原的《離騷》，《漁父》等作品，仍能強烈地感受到那種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正是這種追求卓爾不凡的精神，激勵那個時代的精英勤於求索，勇於求索，為中華民族創造出燦爛輝煌的古文明，中華民族所有的偉大思想幾乎都是創建於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貴族可以與歐洲同時代的貴族並駕齊驅，中國的古文明不比歐洲的古文明遜色，就是最好的說明。
追求卓爾不凡的精神是人類追求文明的動力，正是靠人類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爾不凡，帶領人類掙脫野蠻，走向文明。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是一種殉道的精神。這是人類高貴的一種精神，當自己信仰的道義遭到毀滅，寧願選擇與道義同時毀滅，也就是選擇與道義永遠同在。

陶淵明所代表的第二種貴族精神

　　陶淵明精神代表一種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脫物慾的精神，一種甘於自我放逐的精神。
　　對比屈原的精神，陶淵明的精神明顯發生衰變，不那麼強烈地追求卓爾不凡，而是傾向崇尚自由：他不認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然而他堅守不為五斗米折腰，維護自身獨立的人格尊嚴。要恪守不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離體制的羈綁，那無異於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質極其貧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的折磨，時時刻刻面臨生死存亡的威逼。毫無疑問，自我放逐須具備無比的勇氣與忍耐力。選擇自我了結，只需要一時的意氣；選擇自我放逐就得忍受無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實是對權勢的一種蔑視，表現出一種道不同不相為謀，堅守自己立場的精神。這是一種固守高貴的精神。其實，以他們的才華，只要他們願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輕而易舉換來升官發財，享盡榮華富貴。然而，他們寧願選擇了自我放逐。這是對殘酷現實的妥協，更是對權勢的蔑視。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幾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對比屈原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顯然是一種妥協。然而，這種妥協並不是他們怕死。他們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來表示對權勢的一種蔑視，視權勢如糞土，讓權貴相形見絀，如骨在喉，寢食不安。這一點從竹林七賢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現的最為突出，他被司馬王朝處以極刑，從容赴死，慷慨以歌，視死如歸，這顯然比屈原的投河自盡表現得更為豪邁。
　　陶淵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賢的自我放逐，顯然又退了一步。陶淵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麼強烈地表現出對權勢的蔑視，更多的表現出對自然的陶醉與對自由的迷戀。這當然是因為殘酷的現實，逼使陶淵明自削鋒芒，換取封建王朝對他的容忍。
　　從屈原精神衰變到陶淵明精神，這是封建王朝的殘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創了屠殺民族精英的先河，殘酷的現實逼使追求人格獨立的精英不得不選擇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更是一種高貴的選擇。面對腐敗而殘暴的政權，不願同流合污而抽身離去，寧願自我放逐而過貧困的生活，換取精神上的自由與人格上的尊嚴。這種自我放逐，成為中國歷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這是對權勢的一種蔑視，這是對高貴品德的固守，這是另類的貴族精神。

曾國蕃所代表的第三種貴族精神

　　曾國蕃精神代表一種追求建功立業的精神，追求個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這種精神代表中國歷史後期士大夫的精神，這種精神歸功於孔孟之道的薰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於皇權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個人嚴謹的品格。孔孟之道個人品格修煉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為士大夫追求的三種境界。曾國蕃集三種境界於一身，成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為中華民族近代貴族的典範。
對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於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種不屈的追求，而曾國蕃的追求則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種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為屈原時代孔孟思想還沒成為一種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狀態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現出一種豪放的氣度；而曾國蕃的追求則處於高度的約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從細微處抵達至高的境界。
　　對比陶淵明。陶淵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自由，寧願自我放逐，也不願為五斗米折腰。陶淵明時代，雖說孔孟之道已經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還沒有深化到民間，所以陶淵明對孔孟之道不以為然。在他的心目中，權力與孔孟之道還不如野地裏的菊花，他對自然的陶醉遠遠超過對權力和物質的迷戀。當孔孟之道被歷代王朝強化之後，孔孟之道成為中國人精神的主宰，中國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類的貴族，也難以再有陶淵明類的貴族，唯有曾國蕃類的貴族，只能在封建的體制之內建功立業，完善自我了。

三種貴族精神的衰變

　　從追求卓爾不凡，到自我放逐；從自我放逐，到回歸權勢；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貴族精神的衰變。
從屈原的精神衰變到陶淵明的精神，是焚書坑儒殘酷的現實，逼使他們放棄了追求卓爾不凡，而選擇了自我放逐，為堅守高貴的人格，拒絕向權勢委身投靠。這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對權貴的蔑視，正是這種無奈與蔑視顯現出他們高貴的人格精神。
　　從陶淵明的精神衰變到曾國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權勢低頭，走入封建體制之內追求建功立業，來完成自己對世俗權勢的追求。這種靠近，失去了個人獨立的思想與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體制之內追求個人品格修煉的貴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飛，比如文天祥。柳宗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文天祥《正氣歌》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鐵肩擔道義的精神，都是傳統貴族精神的突出表現，他們都是在體制之內達到完善的人格。
　　貴族精神的衰變，實質上削弱了貴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國歷史上的貴族對人類文明的作為，對比歐洲的貴族，中國後期的貴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明顯大為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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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洲貴族的對比

　　歐洲貴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從遠古的哲學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紀的文化藝術，到近代的自然科學，到現代的民主機制，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思想，大多數都是歐洲貴族創建的。特別是近代的歐洲貴族，創造了《君主立憲》，《獨立宣言》，《人權宣言》，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創造了《我有一個夢想》，並將這些文明的思想付諸於實，創造出輝煌的歷史，成為人類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中國的貴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與歐洲的貴族並駕齊驅，創造出燦爛輝煌的古文明。中國的古文明並不比歐洲的古文明遜色，就是最好的說明。然而秦王朝之後，中國不再產生任何劃時代的思想，也就是說，中國的貴族不再對人類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貢獻。秦王朝之後所有的思想家不過學會了炒冷飯，炒孔孟之道的冷飯，這一碗冷飯長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還有人靠炒這碗冷飯混成大師。
　　這就是中國貴族精神的衰落，從屈原追求卓爾不凡的精神，衰變成陶淵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從陶淵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歸依附權勢。在殘酷腐敗的體制之內，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國的精英變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種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會有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後期的士大夫，不可能產生新的偉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賦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項基本原則：非禮莫視，非禮莫聽，非禮莫言，非禮莫行，嚴重地窒息了中國貴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對人類文明作出重大的貢獻了。
　　那麼造成中國貴族精神衰變的根源在哪裏呢？在殘暴的政權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原因呢？

導致貴族精神衰變的三大因素

　　導致中國貴族精神衰敗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大因素：一是政權的殘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專制的殘暴

　　秦王朝焚書坑儒開創了毀滅人類思想的先河，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宋王朝的反詩，到明太祖的文字獄，到了清王朝，一個錯別字殺萬把人也是等閒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殘殺摧殘，是貴族與貴族精神衰變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實質上成為中國貴族精神衰變的拐點。
　　然而，為什麼歐洲的貴族精神能與時並進而發揚光大，而中國的貴族精神卻日漸微弱了呢？難道說歐洲的封建王朝不殘暴嗎？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殘暴性不會相去太遠。我想深層次的根源應該是文化。

中華文化的缺陷

　　中華文化是一種奴性文化加謀略的文化，這是一種內在有嚴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帶來人格的缺陷。奴性文化只能培養出奴隸與奴才，培養不出真正的貴族。貴族追求獨立的思想與獨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養出來的人，缺失獨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說獨立的人格了。貴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貴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隸與奴才只會匍匐在權貴的腳下苟且偷生，難以抵達高貴的境界。
　　謀略文化帶來品格的缺陷。貴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誠信，謀略文化講的是陰謀詭計，所以謀略文化與貴族精神背道而馳。謀略文化信奉成則為王敗者為寇，根本沒有什麼原則與道義，崇尚陰謀詭計，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種文化很難培養出真正的貴族，大致只會培養出陰險狡詐心狠手辣的偽君子。
　　這種文化注定了中國貴族身上軟弱的一面和陰暗的一面。在中國很難有胸懷坦蕩的貴族，更難找到寬容仁慈的貴族。像曾國蕃那樣，身處腐敗的官場，能恪守品格潔身自好，成為鳳毛麟角，尤其難能可貴了。

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

    中華文化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是這種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為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中華文化實質上是各種思想的大雜燴，儘管孔孟之道佔據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終成不了一種宗教信仰。各種思想的大雜燴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什麼子都有：三字經、道德經、女兒經、易經、黃帝內經，也是什麼經都有。中國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國家，中國人什麼神都拜，似乎什麼神都相信，又似乎什麼神都不信，大致就是處於半信半疑之中。
　　因為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所以這種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無所適從。比如，一邊說：天道酬勤，勤勞致富；一邊又為殺富濟貧而喝彩。一邊叫人要「坦誠相待」，一邊又叫人「逢人但說三分話」。一邊叫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一邊又叫人「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所以最後只能抱定「難得糊塗」的理念做人了。「難得糊塗」反而成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顯然，這種文化造成了這個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體現在兩個層面上。
　　一是在個人的層面上，難以從這種文化中得到堅強堅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種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難達到信仰的境界。什麼叫信仰？信仰就是堅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會有「道德一斤值幾多錢？」的國問。有人概括說：中國的道德大致不會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說，在三十里之內，都是鄉里鄉親，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認識，所以什麼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體的層面上，也難以彙聚起巨大的正義力量。一個民族是否能彙聚起巨大的正義力量，取決於兩個前提：一是作為民眾的個體來講，是否有強烈的正義感；二是作為民眾的整體來講，是否有相同的正義觀。這兩個前提顯然都需要一種堅定的信仰，個體通過信仰得到堅定不移的正義感，並獲取不屈不撓的勇氣；民眾整體通過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義觀，這樣才能彙聚成巨大的力量。能擔當起這兩個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痛感：中國人熱衷窩裏鬥。為什麼會熱衷窩裏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認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認為代表正義，結果只能用暴力解決，宗姓與宗姓鬥，黨與黨鬥，派與派鬥，鬥得你死我活，鬥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為同一種思想鬥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顯然是把邪惡的思想當信仰了。
　　所以靠這種文化薰陶出來的貴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歷史上也曾出現過意志極其堅強的貴族，但立足於這樣懦弱的民族之中，個別人的堅強更是注定了悲慘的命運。就好比一隻大象陷入泥潭裏，奮力抗爭只會加速牠的沉陷，加速牠的滅亡。

從文學名著看中國貴族精神的缺陷

　　讀歐洲的文學名著，我們不難感受到歐洲貴族那種可貴的精神，誠信，道義，擔當，勇敢，冒險，坦蕩，寬容，凡是人世間高貴的品格，都可以從名著的裏貴族身上讀到。那種決鬥的精神，那種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國貴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們從《基督山伯爵》裏讀到復仇的精神，也是一種不傷及無辜的精神。
　　我們從《泰坦克尼號》的悲劇中，看到了那種貴族精神的大愛，那決不是靠灌輸階級鬥爭的仇恨而產生的愛，而是靠宗教信仰賦予的博愛精神。船長可以淡定地指揮婦孺先逃生，最後他自己更拒絕登上最後一艘逃生艇而毅然決然地返回即要沉沒的船艙，選擇與郵輪一起葬身大海，這種殉道的精神，就是一種貴族精神。對比我們的克拉瑪伊劇院大火，「讓領導先走！」那是何等的悲壯與偉大！
　　轉過來看我們的四大名著，《西遊記》、《水滸傳》，主題就是宣揚流氓意識，造反有理，殺人放火，報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實質上是因為沒有給他官做，假如給他一個官做，便什麼道義都扔了。孫悟空之所以大鬧天宮，就是氣憤於弼馬溫的官銜太小了。
　　《三國演義》雖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劉備的仁慈，諸葛亮的忠誠。然而《桃園三結義》所宣揚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識。不是以道義作為結義的根基，而純粹是以個人的恩怨作為結義的紐帶，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會結義的模式。《三國演義》更把一個集陰謀詭計於一身的諸葛亮，塑造成中國的智慧之神。諸葛亮除了貢獻出陰謀詭計之外，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幾乎沒有什麼大的建樹，《三國演義》把他當作智慧之神，把中國人引入了文化的誤區，把陰謀詭計當作智慧。歐洲人提出知識就是力量，中國人認定陰謀詭計就是力量。
　　《紅樓夢》是一部真正描寫貴族生活的名著。然而，我們從這本書裏，讀到了什麼樣的貴族精神呢？唯讀到貴族的胭脂味，讀到貴族的酒色情慾加無病呻吟的詩文，整個大觀園就是縱情享受的樂園，除了勾心鬥角，就是縱情享受。我們讀不到一丁點的貴族精神，勇敢？冒險？坦蕩？擔當？寬容？仁慈？一丁點都沒有。
　　我們可以從屈原的著作中讀到追求卓爾不凡的貴族精神，但卻不能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讀到什麼貴族精神了。文化的衰敗，實質上也代表貴族精神的衰敗。

貴族精神短暫的覺醒

　　然而，中華民族在上個世紀初，終於迎來貴族精神短暫的覺醒。那是因為歷史的契機，讓中華民族一度獲得了生機。
　　那是新舊文明交匯的時代，腐朽沒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強悍，被長期禁錮的思想失去了枷鎖，得到了自由，因此獲得了生機。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時代，引發中華民族的精英蜂擁而出，走出國門去尋找救國之道。
　　中西文化就這樣在機緣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貴族，中西文化的精華在他們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璧的精英，他們即具有東方謙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愛的精神，堪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優秀的精英。
　　那是中華民族危難的時代，也是中華民族追求新生的時代，因此成為中華民族人才輩出的時代，一度人才濟濟，讓世人為之讚歎。那一代的精英，以他們卓越的學識與高貴的品格，讓世人敬佩；就連他們個人的生活情調，也讓後人為之傾倒；我們今天讀到他們的傳記，依然感慨萬千。
　　那是中華民族貴族精神覺醒的時代，是中華民族最值得驕傲的時代。
　　然而，悲愴的是新生的貴族旋即就被消滅了，像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劃過，只給人間留下閃亮的一瞬間。那是另話。

流氓意識三級跳

　　談這個主題還是要重複那一句經典哲言：一個好的制度可以把壞人變成好人，一個壞的制度可以把好人變成壞人。
　　用直白的話說：發動流氓起來把貴族消滅了，並不會使流氓變高尚，只會使流氓變得更加流氓，而且誘惑與逼使更多的人變成流氓。這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貴族遭到徹底毀滅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打土豪分田地，消滅了財富的貴族。
　　二是「反右」運動，消滅了文化的貴族。
　　三是「文化大革命」，消滅了所有的精神的貴族。
　　貴族被毀滅了，隨之而毀滅的就是貴族精神；貴族精神被毀滅了，隨之而毀滅的就是人類高尚的精神；人類高尚的精神被毀滅了，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流氓意識的興起。
　　貴族遭到毀滅的三個階段，就是流氓意識三級跳。
　　第一跳打土豪分田地，跳出「我是貧農，我怕誰？」
　　第二跳「反右」運動，跳出「我是文盲，我怕誰？」
　　第三跳「文化大革命」，跳出「我是造反派，我怕誰？」
　　這三句話代表那個時代的最強音，曾經是那個時代最時興最威風的口頭禪，成為那個時代最榮耀的身份，也就是代表那個時代的主體意識。
　　我是貧農，我怕誰？──張揚出：以貧窮為榮。
　　我是文盲，我怕誰？──張揚出：以無知為榮。
　　我是造反派，我怕誰？──張揚出：以野蠻為榮。
　　流氓的本性就是這樣練成的，先以貧窮為榮，再以無知為榮，最後必然是以野蠻為榮。貧窮、無知、野蠻，堂而皇之地成為榮耀的象徵，集貧窮無知野蠻三者於一身，則成為至高無上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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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意識深化到靈魂

　　「文化大革命」是流氓意識暴漲的時代，「文化大革命」破產後，流氓意識外在的表現似乎有所收斂。然而，中國人並沒有對「文革」做出徹底的反省，反而是百般掩飾「文革」的罪惡；流氓意識不但沒有得到肅清，反而潛移默化到靈魂深處，進一步強化了流氓意識。
　　自小被流氓意識泡大的紅衛兵，已經全面接掌今天的中國，有些人有權了，有些人有錢了，有些人有文化了，可流氓意識在心底裏已根深蒂固，不思悔過，反而變本加厲，披紅色外衣，行流氓實質，把流氓本性進行到底。
　　近年興起的房地產大躍進，就是流氓本性絕妙的重新演繹。當年打土豪分田地，許諾農民以土地，誘惑農民為「革命」拚命，可是等到政權鞏固後，就把農民土地沒收了，而今就把那土地轉手賣給地產商，造就出新一代的超級地主。超級地主與權貴聯手壟斷土地，造房子賣給那些曾經是農民的子孫後代，讓他們買了房子也就當了房奴。房奴們在買房子之前，對節節攀升的房價，大罵地產商爹娘。然而，買了房子後就變臉了，巴望房價天天漲，見地產商要降價，恨不得殺了地產商。權貴富貴與房奴們把流氓本性演繹地淋淋盡致。
　　看強拆與自焚，年輕人應該也可以明白打土豪分田地是何等的殘酷了。當年可以打土豪分田地，今天當然也可以強拆圈地。在流氓的世界裏，暴力就是道理。要想不被欺凌，唯有把自己也變成流氓。
　　我是流氓，我怕誰？儘管沒有像當年那樣堂而皇之的成為口頭禪，也還沒有成為榮耀的象徵。然而，這種流氓意識早已滲透到骨髓，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各自各精彩用不同的方式把這種流氓意識淋漓盡致地演繹出來。
　　我有權，我怕誰？
　　我有槍，我怕誰？
　　我有錢，我怕誰？
　　我是法官，我怕信？
　　我爸是李剛，我怕誰？
　　我是郭美美，我怕誰？
　　我是老闆，我怕誰？
　　我是打工仔，我怕誰？
　　我是光棍，我怕誰？
　　我是毛澤東，我怕誰？
　　千言萬語歸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誰？

流氓意識的根源

　　
　　流氓意識的根源，也就是流氓意識的邏輯依據，可以概括為四句話：
　　一是：成則為王敗者為寇。
　　二是：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三是：造反有理。
　　四是：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
　　成則為王敗者為寇，這是中華文化致命的糟粕。正是這樣的糟粕，才會演繹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就是成則為王敗者為寇的翻版，
　　或者叫通俗版。文盲流氓不明白什麼叫「成則為王敗者為寇」，譯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就不難明白了。小流氓原來信奉拳頭出權力，等到明白了槍桿子裏面可以出政權，結果就可想而知了。高興與你講點道理，不高興，就一槍斃了你。於是紛紛起來打土豪分田地，你的就是我的，你不給，我就斃了你。
　　成則為王敗者為寇，還表現在集團內部的鬥爭中，一會兒是「革命」家，一會兒是叛徒內奸工賊，一會兒是親密戰友，一會兒是罪大惡極的頭號敵人。昨天是英雄，今天就變成了狗熊，明天又化狗熊變英雄。總之，毫無原則可言，也毫無準則可言。流氓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世界。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演繹出：知識越多越「反動」，文化越多越可恥。進一步演繹出：以無知為榮，以卑賤為榮。於是便有了後來一系列的天方夜譚，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貧下中農管理學校，造反派司令晉身國家領導人。
　　造反有理，成為流氓無法無天的大旗。在流氓的眼裏，世界沒有公理，也沒有道理，暴力就是道理，強權就是公理。誰來做官，都是沒道理，只有我來做官有道理。誰比我富都不合理，只有我比別人富才合理。所以要打土豪分田地，所以要消滅一切「反動」派。在流氓的眼裏，全世界有錢有文化的人都是「反動」派，都是罪該萬死。
　　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流氓本性就是這樣天不怕地不怕，無法無天，蔑視道德，蔑視公義，崇尚暴力，以鬥人取樂，以鬥人為樂。
流氓意識，禍國殃民，而且遺禍無窮

　　現在回過頭來看，近代歷史實質上就是流氓意識泛濫成災的歷史，是逆人類文明而倒行的歷史。儘管在物質上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山寨也取得水漲船高的進步，然而物質進步的背面，卻是人文精神的全面潰敗。
　　人與動物的分別在於：動物只有一個物質世界，而人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物質世界，一個是精神世界。上帝賦予人類智慧，人類用智慧為自己建立起一個獨有的精神世界。人類所有的意識觀念，如正義，真理，快樂，幸福，意義，愛與恨，美與醜，善與惡，林林總總，構成一系列的價值體系，就是精神世界的總和。
　　物質世界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根基，精神世界是我們生活意義的根本。毀壞了物質世界，我們就會陷入生存危機；毀壞了精神世界，我們就會失去生活的意義。
　　我們常常談到生存環境，實質上應該說是生活環境。動物只求生存，人類生活不僅僅只是生存，而是要生存得有意義。人類的生活環境包涵兩個範疇：一是自然環境，二是人文環境。自然環境是上天賦予人類的，人文環境是人類自己創造的。上天賦予的自然環境，不是僅僅賦予我們這一代人；人文環境是人類幾千年來一代又一代承前啟後累積而成的。近代的中國，公然宣揚：「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把自然和人類作為我們鬥爭的對象，而且把這種鬥爭作為人生的意義，不僅破壞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且破壞了人與人的和諧，把中國推進了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雙重潰敗的處境。
　　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原本相輔相成，而如今，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陷入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人文環境惡化，導致人心惡化，加劇了人類向自然界掠奪，導致自然環境惡化；自然環境惡化，進一步激發野蠻地競爭，進一步導致人文環境惡化。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陷了雙重潰敗。
　　近年冒起的移民潮正是這種雙重潰敗所引發，因為潰敗，所以要移民；為了移民，更要加快掠奪；加快掠奪更加速了潰敗，加速潰敗又促使更多的人移民。
　　我們不僅摧毀了傳統文明，而且還擊退了現代文明。而今的中國，離傳統文明愈來愈遠，也與現代文明漸行漸遠。我們成了人類文明的邊緣人，更可怕的是還自以為是，自以為傲。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官民關係，僱傭關係，師生關係，醫患關係，甚至夫妻關係，幾乎所有的關係都陷入了前所未見的惡化，而且還在惡化中，這都是流氓意識惹出來的禍。
　　我們失去了傳統素養，我們失去了宗教信仰，我們幾乎失去了人類所有的美好理想，唯留下一身貪婪的慾望，任由流氓意識所支配，在物質世界裏橫衝直撞。有人靠權勢，有的靠刀槍，有人靠拳頭，有人靠金錢，有人靠出賣靈魂，有人靠出賣良心，有人靠出賣肉體，貪婪的慾望彙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把這個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推上了腐敗墮落的不歸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從信奉成則為王敗者為寇，到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暴力赤裸裸地主宰了這個民族，這種思維不但沒有改變，而且還在深化。權貴們依然沉迷於槍桿子，流氓們依然渴望打土豪分田地。
　　這個民族拋棄了公義，公義也拋棄了這個民族。逆人類文明而倒行，拋棄公義，擁抱暴力，注定要走向暴戾，走向腐敗。流氓意識主宰的民族，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只能在歷史的惡性循環中苦苦掙扎，未知何時是盡頭。
　　摩西憑著信仰，帶領苦難的以色列民族逃出埃及；一個沒有信仰的國度，憑什麼力量帶領這個龐大而古老的民族走向現代文明？
http://blog.udn.com/alain7075/16937922

Tadzio

  转载 对《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一文的批驳
　　读了维杰先生发表在《共识网》上的《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一文，乍一读似乎有些道理，但越细读越发现大小谬误实在多多，特别该文中有几个完全毫无根据的武断结论，令人无法接受。此文完全不具有建设性正能量，而是破坏和摧毁国人自信的负能量，作者的说法不是令人振奋精神，为中华复兴共同构筑中国梦而奋斗，而只能使读者沮丧 泄气，因此，笔者认为此文有害无益，有害无益，必须加以批驳。
　　先捡几个大谬说吧。
　　首先，该文作者在文章的标题上就开始玩起了混淆概念的把戏，企图以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概念来误导读者，以利贩卖其自家独门秘制的私货。作者在该文中把贵族和流氓作为同一范畴中的对立概念提出，这是不对的，是一种障眼法。贵族本是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特权往往是由世袭而来。贵族一词不包含对个人人品高下的道德评价含义，而流氓一词则不同。流氓原是指无业游民（古文中氓等同於民），而在现代汉语中是有着鲜明的贬斥含义的词汇，流氓是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思想和行为卑鄙下流的人。流氓可能是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事实上贵族中也有流氓。西方文学名著中就有不少例子，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托尔斯泰笔下的涅赫留道夫和沃伦斯基都可以划分为这类，这也是现实生活在艺术作品中的真实写照。在汉语中贵族少爷和纨绔子弟几乎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富且贵而且流氓。维杰先生把贵族和 流氓 两个词放在一起类比，就如同把人分为男人，中国人，小孩，农民的分类法一样的可笑，但先生之所以这样写是有用意的，目的就是诱导读者产生错觉：既然流氓是卑劣的，那与之相对的贵族就必然是高尚的了。
　　因而维杰先生就把自己的私货端了出来：先生把本是人类共有的高贵品质，诚信，道义和使命感界定为贵族所特有的贵族精神。这完全没有依据凭空产生的论断，纯粹是先生自说自话的想当然，不知能有几人认同呢？大约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属於独一无二了。贵族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曾达到鼎盛时期，在而后的资本主义时期则衰落下来，资产阶级标榜的是平等，自由，个人奋斗，不承认贵族世袭的特权，也不承认出身高贵的人人品就自然高贵。在今天的欧洲，既便是曾经的真贵族后裔，恐也不敢公开地以自己的高贵出身为傲，无端地藐视出身低微的人，因为这就叫歧视。如若他们知晓了先生的理论，最多会给一句笑骂：自作多情。
　　第二，维杰先生在文章一开头就毫无根据地断言：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并在后文中又重复了一次。笔者想请问维杰先生：流氓大国的标准是什么？你又是据何作此结论的？你做过科学调查和统计对比吗？曾有专家说中国是乙肝大国，并有详细的统计数字，有和世界水平及它国情况的比较分析为证，这样的结论令人信服。 若先生信口讲中国流氓总数世界第一，按照中国总人口数推算，也就罢了，不和你细究。但现在维杰先生楞是硬生生地把这样骇人听闻的大帽子扣在了中国的头上，这怎能不令人气愤？难道就因为目前社会上仍存在着一些坏人坏事，也确实还有流氓存在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吗？一直以绅士为世人所称道的英国人不是曾因球场闹事，被冠以足球流氓而被拒绝入境吗？前两年英国还曾曝出一桩丑闻：一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去世后，被揭发出其在生前曾长期性侵少年儿童，被害人总数达百人以上。还有在外表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中间，少女援交文化如此盛行，以至多数日本人都，见怪不怪了。这些丑恶你看得见吗？相反，在我们身边有多少善良暖心的人和事，你却视而不见。就说中央电视台近几年播出的《感动中国》、《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寻找最美孝心少年》节目中介绍的人物，其中少有出身高贵者，却个个行为高贵感人，他（她）们才是中国人的代表，他们能感动中国，可打动不了维杰先生的心。这些节目充分体现了我们社会主流价值观导向，也反映出近年来我们的党风、民风、社风在一天天地好起来，党中央、大提出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政新理念，狠抓反腐倡廉，已经初见成效。笔者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先生的感觉会如此不同呢？莫非先生自己就生活在一个流氓圈子里，所以会得出如此结论，也未可知啊。还有一句话说得好：有什么样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今天的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是美好的事物更多些。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要害，维杰先生在该文中直接剑指中华文化，又提出了一个无依据的论断：维杰先生写道，中华文化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是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写到这里，先生的意图也清晰起来了，原来先生此文并不是批批现今中国一些土豪之作，其核心要害就是完全彻底地否定我们的中华文化。按照先生的这一逻辑，中国堕落为流氓大国就是一个无解的死结，中国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该文中写道：秦朝以后中国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贡献）。
　　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维杰先生此文虽然一直在喋喋不休地为贵族歌功颂德，什么贵族具有关怀弱者的情怀，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等等等等，但是先生的真实意思并没有完全说出来，实际上维杰先生所爱的贵族仅仅限於信奉基督教的欧美贵族，不包括亚洲、非洲及其它地区的贵族们，这从该文所述内容、举例可看得很清楚。先生之所以不明明白白地讲清楚，是因为这样一来所谓的“贵族精神”的命题，即贵族天然地就会占领道德高地的神话，岂不是被自己的偏狭不攻自破了吗？但心中的偏见是掩饰不住的，该文中专门写了中国与欧洲贵族的对比，先生所赞颂的、欣赏的全是欧美的王公贵族，就是欧洲贵族一切皆是高贵可敬的，而中国人无论贵贱都是差劲的、不行的（按先生的说法：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之后就整体消失了），入不了先生的法眼。
　　我们的大文豪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包括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多年）有过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智者先贤，真是数不胜数，是足以令人自豪的。信手拈来就有很多很多：霍去病，苏武，张骞，史可法，于谦，戚継光，林则徐，左宗棠，••••••可有些人就是视而不见，或者死不承认，这种选择性的失明和失忆，其倾向性也太明显了，就连盲人也能看出来。不错，维杰先生文中也提到了几名中国人，他们是作为论述中国贵族衰亡过程的屈原、陶渊明和曾国藩，然后又提到了柳宗元，岳飞，文天祥，可惜，这后叁个人中把两个人都搞错了。维杰先生把宋代范仲淹的诗文安在了唐代柳宗元的身上，把文天祥的《正气歌》说成了《正义歌》，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维杰先生对中华文化的学习了解造诣之深！先生又有什么资格来评价中华文化的优劣？
　　这里我们对古代人物就不再一一细讲了，就谈中国现代史中涌现的人物吧，他（她）们比起欧洲贵族也绝不逊色。我们的女英雄刘胡兰以十五岁的稚龄慷慨赴死，英勇就义，她所体现的诚信，道义，使命感，欧洲贵族无人能及。如果说比较的话，也就是圣女贞德能有一比。对了，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又是西方文化中的重要角色的圣女贞德为什么没有被先生提到？哦，原来贞德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不是贵族出身，况且贞德恰恰就是被英、法两国贵族勾结起来联手杀害的。致於被先生极力推崇，并借着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之口，为其大唱挽歌的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因其奢华无度，贪得无厌，当时被人们称为赤字夫人），本不值一提，但先生引用密特朗的话时，把紧接着但意思转折的一句话吞掉了，密特朗说：“但当时这是不可避免的”（指法王和王后被处决）。可见先生对欧洲王公贵族的惋惜之情，真是一往情深。
　　除了那些在战场和敌人的刑场上流血牺牲、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烈士以外，笔者的眼前总是浮现出这样一群人的形象：他们衣衫褴褛，穿着草鞋甚至光着脚板，他们蓬头垢面，面黄肌瘦，眼窝深陷，眼中放出的是饥渴而又不屈的光芒。他们和先生所至为欣赏的，张爱玲笔下那些永远打着领带，衣冠楚楚，穿得规规矩矩的良民形象确实是截然不同的，大概，不，恐怕肯定是会被先生归为“流氓”之类的人们。可就是他们在为我们的部队送军粮，运弹药，抬伤员••••••他们是千千万万在历史上无名无姓、默默无闻的人们，他们没有英雄的称号，可他们也是创造抗战胜利历史的人，是创造民族解放历史的人们。也就是他们，使先生现在能安享胜利的成果，可以稳坐书房，洋洋洒洒地写下你的长文来痛批流氓大国。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我们的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可以说和二战胜利有绝对密切的关系。你可以攻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暴力，是对人间公道的蔑视，可你抹煞不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事实，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关键是枪杆子摧毁的是什么政权，又是建立了什么政权。二战中德、日、意法西斯是靠枪杆子，发动战争来征服世界。世界人民也是拿起枪杆子打败法西斯才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二战后世界国际新秩序。二战期间据估计共死亡七千万人，二战的过程可以说要多残酷有多残酷，要多血腥有多血腥，要多暴力有多暴力，可面对着敌人的侵略，如果还假装贵族的优雅宽容，那你只能乖乖地当内奸、当亡国奴，而世界也绝不会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模样。
　　在先生的文中有着太多的偏见和毫无依据的想当然，比如文中说：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又说：无需我来举证，查一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贵族？先生以为这样笼而统之的一句话就可以唬住读者了？其实，先生文章最致命的问题就是缺乏证据，证据，证据，而缺乏证据的结论对读者来说只是胡扯淡。先生不愿举证，而笔者倒是乐于略举几例：狄更斯，巴尔扎克，莫扎特，贝多芬，爱因斯坦，瓦特，爱迪生，马克•吐温，高尔基，他们都可堪称为大家，但过去没太留意他们的出身，请问先生：他们是贵族出身吗？这里笔者还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居里夫妇就不是什么贵族，因为笔者手边就有居里夫人写的自传和其丈夫的传纪。居里夫人写道：皮埃尔•居里家与上流社会毫无瓜葛。她还明确写道：皮埃尔不信仰任何宗教，而我自己也不是教徒。可见，历史的真实并不理睬你自以为是的想当然。
　　我们前面谈到，维杰先生在他的文中判定现今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并把问题归罪於中华文化，说什么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其实，维杰先生真实意思是指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基督教），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依照先生之意，似乎中国人只有信奉西方的宗教，才能使个人和民族品格提高，才有可能构建文明和谐社会，否则，中国就摆脱不了流氓大国的噩运。这种说法怎么似曾相识很耳熟啊？很象近百年来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又象是一直以来以西方标准指责、抹黑中国的西方贵族老爷们。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这里我们不必来论述宗教的本质，今天我们虽然不必把宗教视为洪水猛兽，但是宗教也绝不是什么济世良方（无论何种宗教）。我们还是看一看历史的真实是怎样的吧。例如：从十一世纪开始，欧洲发生过八次十字军东征，绵延近二百年，这是西欧封建贵族发动的以捍卫基督教为名的侵略战争，这里完全没有什么贵族的优雅和慈悲，只有十字军对被侵略地区人民的血腥屠杀和劫掠。再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越战期间不顾国际公约规定，使用了化学落叶剂和凝固汽油弹。更有甚者，1969年9月16日一个美军排长，带领十几名美军士兵，一次就屠杀了五百余名越南村民，其中绝大多数是老幼妇孺。这名排长讲，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拯救这些异教徒的灵魂！而且，他的说辞居然得到了美国不少教徒的赞同。这就是维杰先生推崇的宗教慈悲？！笔者所举事例仅是历史的片段，但这些大小片段和其它历史事实才是说明问题真相的证据。事实上，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虽有着共同的渊源因素，发展至今天却是水火不容，天主教、东正教和 基督教 更是从一体逐步分裂而来，每种宗教内部又分为数不清的不同教派，它们之间又往往争斗不停，哪里有什么和谐、宽容而言？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由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组成的，每个兄弟民族都不可或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我们中华大家庭的繁荣稳定打下了坚不可摧的基础，就是各个民族一侓平等，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特别是汉族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我们国家里，没有也不允许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对各种宗教要一视同仁，不加歧视，一侓平等。我国宪法还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侓是保证和维护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和睦的法宝，是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法宝，也正是拥有了这样的法宝，我 们才有今天五十六个民族相亲相爱、平等互助、共同发展进步的大好局面。先生所倡导的什么主导性的宗教信仰的主张，纯粹就是想把国家搞乱、分裂祖国大家庭的大祸害。

Tadzio

　　维杰先生对欧美贵族 真是推崇备至，一再给他们身上增添光环。先生说：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创造了《独立宣言》、创造了《人权宣言》，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吧。君主立宪制，1689年以英国颁佈《权利法案》为标誌，首先确立。《独立宣言》1776年美国颁佈。《人权宣言》1789年法国颁佈。但是先生在这里又犯了个大错误，君主立宪也好，还是《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也好，都不是欧洲封建贵族创造的思想果实，恰恰相反，它们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封建贵族世袭特权的武器。如果硬要说是贵族思想，那就只能让资产阶级委屈地与贵族为伍，称为资产阶级新贵族了。资产阶级标榜的是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可惜的是，无论封建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新贵都只是说得好听，他们并不准备真正实行自己的宣言，他们完全实行的是双重标准。我们来看看先生所说的这些文明思想在中国创造出的辉煌历史：君主立宪并没有帮了中国人，是辛亥革命才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把封建皇帝赶下了台；1776年美国颁佈了《独立宣言》，1882年美国又颁佈了《排华法案》，对为开发美国西部立下汗马功劳的华工大加排斥、迫害。1789年法国颁佈《人权宣言》，宣佈自由，财产和安全是天赋的人权，然后是1840年英国对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对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焚烧、劫掠圆明园即是此年），华人的自由，财产和安全这些天赋人权到哪里去了？自此以后，中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西方列强逼迫着大清订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被践踏，割地赔款数不胜数啊。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人可以立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先生所推崇的欧洲贵族文明带给中国人民的不是什么自由平等，而是屈辱、被奴役、被掠夺。其实这些高贵的贵族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是这样，对待他们本国底层民众也不会真正实行什么宣言原则。先生若是学过英国近代史，就不会不知道“圈地运动”和贫民习艺所。圈地运动是英国贵族用暴力流氓手段大规模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成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大约就是先生文章开头处，外国领导人所说的消灭了贫农的过程）。对丧失家园而流浪的农民，英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野蛮法侓，把他们视同罪犯。马克思曾愤怒地把这些立法称为“血腥的立法”。贫民习艺所就是当时政府设置的强制穷人劳动的监牢，对此英国作家狄更斯在1838年出版的《雾都孤儿》中有着生动真实的描写，因为作家本人就有类似的经历。西方国家从那个时期宣言的原则也未曾普遍实行过，甚至直至今天，在自称最为自由平等的美国，对黑人和其它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也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倾向性的失明失忆症再次严重地发作：先生把这些伟大的宣言捧上了天，可对人类智慧最伟大的结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闭口不提。凡是有起码的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 一百多年来马列主义影响了世界大势和面貌，改变了十几亿人口的生活和命运，这其中就包括我们新中国的建立，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才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今天许多西方国家著名高校都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为学生必读书目，说明马列主义作为人类伟大的思想成果，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还应谈谈秦始皇，因为先生在文中把秦皇列为对中国影响巨大的流氓。秦皇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作出了全面科学的分析和评价，笔者以为先生把生活在公元二百多年前的秦皇和他身后一两千年的欧洲王公贵族作比，是不科学、不公正的，除了偏见毫无意义。秦皇搞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措施，无疑对国家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秦皇除了万里长城，还修了广西的灵渠。灵渠至今仍在发挥灌溉农田、沟通中原和岭南地区交通运输的作用。灵渠和都江堰一样，几千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世界上被誉为古代水利工程的明珠，是足以令我们为老祖宗惊叹、自豪和骄傲的。即使是今天身处高铁时代的我们，想想从陕西到广西旅行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灵渠的修建足以说明那时秦皇对岭南地区施行着稳定有效的管理（当时的欧洲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些部落联盟）。
　　其实，先生对秦皇的极力贬斥意图是在对中华文化的极力贬斥。先生把中华文化斥为自相矛盾的大杂烩，而他所说的矛盾之处其实并不矛盾， 只是先生自己的理解力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讲解了。倒是先生回头看看自己的文章，自相矛盾还少吗？先生说：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贵族群体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云云，这里先生把贵族定义为天然高贵的社会群体，这也是先生文章立论的基础。然而先生又说什么：贵族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否则即使权倾天下，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这里先生又心虚地把一部分人剔了出去，以便自圆其说，使贵族看起来更光鲜些。
　　维杰先生对中华文化的结论武断且是完全彻底地否定。先生在文中写道：（中国）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先生的逻辑是：中国自秦之后就无贵族，而贵族是一切文明的创造者，况且中华文化又有着致命缺陷，中国沦为流氓大国是必然。可以说象先生这样地轻视和鄙薄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民族文化（当然我们从文中内容不知先生的国籍，只是从他用中文写作姑且算是中国籍），真是举世罕见啊！笔者算是从先生这里领教了什么叫妄自菲薄。

Tadzio

　　对中华文化的否定、攻击是先生其文的核心要害。中华文化是我们思想的基础，我们灵魂的根，是我们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源头。中国人若是没有了中华文化的滋养，那和外国人又有什么区别 ？中国人若是全盘接受西方思想文化，不就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其实香蕉人的处境是很可悲的，虽然他们以自己的祖宗为耻，一厢情愿地想成为西方人，却终究不会被西方人接纳和认同。在我们眼前就有很明白的例证：香港目前有40万持有英国护照者，英国政府的算盘是：把他们留下和香港政府、中央政府作对是极好的，给予他们英国本土居留权是不行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的灿烂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当然仓库历史悠久又体量巨大，难免会有垃圾和糟粕混杂其中，只要我们有判断力，把它们剔除出去就是了。世界很大，世界各国、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各种不同文明和文化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可有些西方人氏就是维持着老殖民主义者的思维不肯改变，总是以自己为标准，标榜西方道德如何优越，西方政治制度如何先进••••••对於近年来中国国力的发展壮大，他们就是看不惯、不舒服。我们完全无意与西方在所谓的道德优越性上展开竞争。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向全世界说：中国从不拒绝学习外来文化中先进和优秀的东西，以此来丰富自己。我们还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中华文明比其它文化毫不逊色，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还将为全人类做出更加灿烂辉煌的贡献。
　　依笔者所见，维杰先生之文只不过是 某些西方人氏抹黑中国、唱衰中国的污泥浊流中的一丝皱折，虽掀不起大浪，但散发出的熏人臭味很令人讨厌。1988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了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他在书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今天若是尼克松看到先生的大作，一定会庆幸，虽然他的预言已经超过十几年了未能实现，但他竟会在中国找到了忠实的门徒和助手，正在尽心竭力地为实现他预定目标而努力呢。一直以来，很有些西方人氏就是抱定与中国为敌的立场，他们妄想的第一步就是诋毁中华文化，努力西化、分化中国。他们全力向一些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渗透西方的价值观，利用中国可能出现的失误 ，来制造混乱和麻烦、制造分离主义倾向，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先生的大作恰是迎合了他们这种需要。
　　毋庸讳言，现在社会中确实还存在着种种令人不满的坏现象，甚至也还有流氓横行之事。其实有问题并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是完美的乌托邦。特别是我国先有文革十年动乱，搞乱了人们思想。之后三十几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了，社会基层组织结构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空前活跃，各种思潮涌动，其中有旧的沉渣泛起，也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包括先进的新鲜思想和外表光鲜的腐朽垃圾。现在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影响都会加倍地放大。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复杂多样，因此在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国家过程中，如何凝聚人心、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是一项最为长期、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笔者以为这主要应从教育、宣传和法治三方面入手。教育主要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教育，这点我们确实不如其它很多国家 做得好。爱国主义的教育首先要让人们了解国家的灿烂历史文化，同时增强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意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俞是深入人心，炎黄子孙的家国情怀也俞是强烈，成为人们坚不可摧的信念。公民意识的教育就是使每个人都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既能依法维护个人的权利，又能义不容辞地承担个人应尽的义务，首要的义务当然就是爱国、守法。宣传工作和教育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笔者以为宣传工作更应注重对当前一些影响较大的错误观念、错误思潮及时地加以分析批判，拨乱反正。特别是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者，以精英和公知的面目出现，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忽悠大众，向人们灌输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灌输没有是非正误的观念。近年来，还有一些心怀恶意的写手，以揭真相为名，极尽造谣之能事，通过各种新媒体渠道，肆意抹黑诋毁我们的伟大领袖和英雄人物，妄图制造混乱，颠复国人的历史认知。这些问题极需宣传教育部门及时地发声，批驳謬误，辩明是非，弘扬正气，营造气正风清的社会氛围。我们的法治建设也需要大力加强，毕竟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年代还不长，而社会的发展又不时地提出新问题、新需要，因此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时出台，并大力加强法律意识宣传教育。有完备的法律、法规约束和引导，才能使人们依法行事，言行举止文明。 在这方面国外的治理经验可以引为借鉴。
　　1935年革命先烈方志敏在临刑前写下了《可爱的中国》。在那国家衰弱贫困之极，白色恐怖猖獗，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年代里，方志敏烈士仍然满怀热望地呼唤着祖国的光明未来，他仍不改对祖亲的赤子深情。今天在我们为中华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征程上，全国人民必然进一步发扬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挥我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团结一心、凝心聚力。我们中华民族不仅要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们还会为世界的和平安宁做出我们的贡献，为进一步丰富世界文明宝库贡献出我们中华民族最为璀璨瑰丽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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