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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约经费，更重要的是便于加强管理——他一个顾不过来，集中起来便于记分，就把全体教师都集中在几个大办公室里，实行集体办公。
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我那个小而破旧却充满情趣的陋屋呐。墙壁正中是一幅画有劲松新竹的风景画，左边是郑板桥的《竹枝词》，右边是于谦的《石灰吟》。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贴着刘禹锡的《陋室铭》：“孔子曰；何陋之有？”……坚韧、清白、孤独，是我向往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但此时便一去不复返了。我拖延着时间，企图赖着不走。
伯伯突然进来看也不看我，搬起我的办公桌就要走。我一惊，赶紧拿出几本书（要不他又要拿蛋壳壳来压我了），翻到有关教师的一节给他读：教师工作是个体劳动集体成就。不能撇开个体劳动这个特点而搞一窝蜂……
“你少来本本主义。”他拨开我按着桌角的手说，“毛主席都写过反对《本本主义》，你晓得不晓得？你那些都是文人没事干，吃饱了乱嚼舌头。理论重要还是实践重要？我十年的经验够写它十来本书的。少罗索，赶紧搬走。”
我只好狠狠瞪了他一眼，算作报复，无可奈何地搬起椅子跟他走，占了大办公室的一小角。
小丁帮我拿东西。这小子爱说笑，嘴巴上象安了一架永动机。集体办公给他这个特长以充分发挥的机会。加之园山中学是他的母校，自然又给了他无限多的谈资。所以，他很是高兴，双眼眯成两道缝。
看不出有人有沮丧情绪，仿佛对一切安排都心安理得。林主任殷勤地给大家倒水、抹桌子。领导这样作风民主，使我感到很高兴。但看着那张充满稚气的脸，大概至少比我小三岁。我猜想可能是哪个大学毕业分配的。一想到大学生，我由于年龄和地位所构成的不平之气顿时全消。我至今还不知道大学的门朝哪儿开着呐。
作为新教师，理应谦虚一点，请领导听课，提提意见。我于是干咳了两声，林主任回过头冲我笑笑。我赶紧说：“林主任，什么时候有时间听听我的课，多提些意见。我刚参加工作，还请领导多加帮助……”
我的话还没说完，形象各异的教书匠们竟看着我大笑起来，我莫名其妙。
林主任却涨红发脸，急惶惶地说：“他们拿我开心，你刚来，也、也开我的玩笑。”那样子简直要哭了。
“啥子主任。抹桌子主任——打钟孩儿。”门口的一个人说。
原来如此。我有种被捉弄的恼怒，又有一种捉弄人后的内疚。于是，我赶紧向这小主任道歉：“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
难怪伯伯的各项指令能畅通无阻。他简直是个山头王。一所中学竟连个教导员也没有，更别说教导主任了。打钟孩儿办些教导员的事务。据说以前教育局也给他配过教导主任，但由于不听话而被调走了。他一个人要忙几个人的事情，但他从不感到累。
安顿好以后，开始备课。作为新教师应注意一点。可话匣子们却都将对方当作听众，开始播音了。家长里短，儿女亲家，烟酒涨价，料子减价；汽车轧人，电影《苔丝》；小宝爱看《铁臂阿童木》，老爷子爱听《秦香莲》；天上掉下一块陨石，地下冒出一股泉水……叽叽喳喳，吵，烦。好容易备好课，刚想缓缓神，伯伯推门进来了。各式各样的声音嘎然而止。大家都装模作样地拿起课本，有的在纸上乱画着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实实在在备课的人还大胆地抬着头看着他。
他扫视着办公室，并不住地点着头，大概是清点人数，笑了，可能是没缺勤的人。
他见大家都认真工作，便关切地说：“大家伙不要只顾讨论，要特别注意基础问题，晓得吧？好比盖房子要打地基，基础扎不好就不行。”他走到小丁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班主任干得怎样？基础问题扎实么？”
“不含糊，再加一个班也带它个八九不离十。咱抓的就是基础问题。刚参加工作不抓基础问题抓什么？”
这小子说话油腔滑调，大大咧咧，根本不象对他的教师说话。他把一个字没写的备课本翻了翻说：“就是这集体办公相互干扰太厉害。您瞧，我的长腿也快给挤短了。”
“啥相互干扰？”他瞪起了眼睛，“这样可以相互研究么，你不研究，胡扯什么。挤？艰苦朴素的好传统还能丢？我们那会儿打游击，吃草根，啃树皮，在树底下过夜，还唱歌哩。不是有句话，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么。想一想，看一看，啥子挤不挤？”
小丁冲我扮了个鬼脸，反击似地说：“倒也是，凑在一起好打扑克，正好八个人两盘您瞧。”说着从抽屉里抽出个袖珍英汉字典晃了晃。
“什么？”他真生气了，“上班时间还想打扑克？你这是赌博。二流子作风，没收，没收。”他一把抓过来，转身问其他人，“你们谁还有？”
他见没人吭声。随手翻翻，差点甩到小丁的脸上去，“你小子。想糊弄我？这是外国字典，你以为我不晓得？”
说罢，一言不发地把每个人桌上的教案全部拿走，要检查。
突然袭击，除了我暗自高兴外，其他人都傻了眼，这下聊天可聊到家了。打负分是没得含糊了。。
没有比你周围的人都是失败者，而唯独你是胜利者的时候，更高兴的了。我微笑着拿出一本《我和拿破仑》翻着，并用足尖敲打着要板，哼起了歌曲。
“猫喝烧酒——够呛。”小丁伸长脖子朝窗外望了望说，“我说诸位，别嘴巴上拴叫驴了。乌鸦黑老鸹，大家还不都一样？法不责众。怕什么？我看大家还是听听这位贫协主任的故事吧。”
有人的脸色变得温和了，有的人开始往他跟前凑，大概都怀着一种报复的心里要丑化他。这小丁也真是。横竖是你的老师，你岂能这样对待他？更别说他还是大家的校长。我将头扭向窗台的一边，装作认真读书的样子，耳朵却扁向小丁一边。
“……你们小瞧他没文化不是？他可是有名的三国通哩。到方圆五十里打听去。梆梆响。有天早晨，给春播的人送饭，半道上碰见两个打羊圈回来的年轻人争论曹操兵马的多少，一个说是八十万，一个说是八十二万。他一听，气咻咻地把饭担子往地上一撂，嚷道，‘年轻人，过来过来，晓得就是晓得，不晓得就是不晓得。不要瞎说。’于是，他就蹲在路边讲三国故事，直到半晌午。他担的饭也叫两个年轻人吃了不少。等到饿扁了肚皮的耕耘者们踹了他几脚后，他才记起早饭还在路边放着。可他眼皮一翻说，‘饿死你们才七个人，曹老公的兵马丢了两万，那还了得。”
哄地一声，大家都笑了。我也想笑，但笑不出来。鼻子有些发酸。
“别笑，别笑。”我瞥见小丁朝我看了一眼，但我装作没看见他。他喝了一口水，眼睛里闪着被恭维后的快感。“他在园山中学给我们上《农业基础知识》课。还是我的班主任哩。根据政治思想状况和家庭成分，我们班被分成重点班。他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除政治思想和家庭成分外，把爱打扮的，脸皮白的，戴手表的，全清洗出去。说是不能让潘金莲的趾甲和西门庆的指甲污染我们班的空气，这样，我们班就只剩下武大郎，黑旋风和母夜叉了。”
哈哈哈哈……
人们又一阵开心的大笑打断了他的演讲，我却愤怒极了，真想在他那一歪一歪的嘴巴上扇两巴掌。
“教育学大寨时，他首创了学生评分制度，受到区教育局的嘉奖。他带领我们到普通班传授锄地法。据说他在农忙时能使两把锄的。左右开弓，龙飞凤舞，被同学们叹为观止。在空教室里，他先作示范，然后，按组排三行，一人一把锄头，从前锄到后，再由后锄到前。被他驱逐出来的几个西门庆和潘金莲果然厮混在一起了。有一对恰巧排在一起，男在前，女在后，。旁边人堆里就有人唱起了《朝阳沟》；‘你前腿哪个登，你后腿哪个跟，把脚步放稳劲使匀，吱哟吱哟锄把松……’把那两个羞得扔掉锄把跑了。何老师的脸色却气成了猪肝，这可是真的，我一点也都没瞎编。”
我越听越听不下去了。手里抓着茶杯，欲喝未喝，手，在微微发颤……
“你们瞧见了没？他的那付眼镜刚戴时是平光眼镜，那是表示为了跟知识分子打成一片；他头上有圈深深的印痕，那是长期箍白羊肚毛巾留下的……”
“咚。”
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把茶杯往办公桌上一墩站了起来。小丁也吃惊地回过头，但毫不示弱地盯着我说；“啊，何青，何校长的侄子，别激动啊。”
人们大概才听出我与何校长的关系，刷地一下齐刷刷都将目光堆在我身上。
我盯着小丁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足有两分钟，恶狠狠地说了声；“卑鄙。”转身朝外走去。
我毫不怀疑这话的真实性，那是不正常的社会迫使一个正常人所做出的几件当时很为人欣赏，现在却难免被人非议的事而已。但小丁在这个时候这样说，并且有那么多人随声附和，无非是对他突击检查教案的报复而已，看来，他们已经和伯伯到对立的位置上了。而我，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又是校长的侄子，将怎样扮演好这一角色呢？
晚上，召开全体教工会，无非是公布教案检查情况。我怀着某种报复性的期待。希望伯伯的表扬，能横扫落在我身上的那种充满猜忌的目光。
看起来，他对教案的检查情况还颇为满意。不过，真实情况，他并不真正了解。因为，检查者都是教研组长。好与坏都是听组长汇报，可能组长汇报的还是不错的吧。
他高兴地说；“看起来，同志们对党的教育事来的认识还是深刻的。基础问题抓得不赖。回想那二年，那可真是糊弄人哩。谁来抓个基础问题？不是叫你割麦子，就是叫你间谷子。这会儿可好了，真正能抓个基础问题了。咱贫下中农不来抓个基础问题谁来抓？人哄地皮，地皮返过来就要哄你的肚皮哩。到头来你能填饱肚子？不是糊弄人哩？现在可不是糊弄人的时候了。（有人窃笑）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他的眼睛变得虎视眈眈，两片眼镜片发出青蓝色的光直射向我。他情绪激动地拍打着桌子，简直要怒吼了，“新来的教师何青，备课极不认真，我真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操得哪门子心思。教学目的竟然写成西红柿。”
哗——
全场一片哗然。
怎么回事？我感到莫名其妙。我望了望他暴怒的目光，慌忙低下了头拍了一下脑袋——好在神经官能症还没把我的记忆力搞得太坏；记得她们曾经激烈地讨论市场上的西红柿的品种繁多，价廉物美。并且让我路过时代买几斤，当时，我好象正写教学目的……
严重教学事故，倒扣五十分。
我很惊异于夹在轴承中的滚珠，它们虽然遭受着两块坚硬钢圈的夹持，但由于自己圆滑而硬朗，所以，不仅自身可以灵活地转动，而且，可以负载着车体前进。我却在这种生活夹持中深感无能为力。
伯伯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侄子而对我有所宽容和保护，相反，凡事却都要拿我开刀，对我严格得近乎刻薄，可我的话，他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别人则把我当成校长的亲信，以为给点儿颜色看也不过是在众人面前做做样子，甚至以为是麻痹大家警惕性的一种手段，将我摆在校长的位置上，怨而远之。我试图创造一个被人了解的机会，证明我是个清白的人，我根本不象众人猜测的那样糟糕，但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我越努力，人们越认为我在做戏。而伯伯则对我怒目而视，大概以为我没为他争光，甚至丢了他的人。我真正尝到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滋味了。
伯父照例来看望大家，检查人数，强调基础问题，看看教室，布置工作——集体办公也确实给他的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有时，他还拿出一盒高级香烟散给大家，而他则噙根旱烟袋。
我觉得他这样做有讨好的意味，太没出息，但看看大家接烟时诚惶诚恐的样子，也真正体味到他在人们面前的份量。
期中小考加班阅卷，由于经费不足，加班费也没有。大家都小声怨着，几个人还不停地拿眼睛瞟着我，那眼神里包含着关于是不是汇报的发问，使我倍受难堪，世界上没有比被人误解、曲解，被人无端地猜疑和侮辱更痛的事了。但我对这些只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伯伯来了，他总是在大家最不满意的时候出现的。
他右手提着一只桶，桶里冒着热气。左手拿着一把大勺子，和大家热情打着招呼。林主任跟在他后边端着一摞子碗，腋下夹着两把筷子。
“来来，别干了，大伙先趁热喝点儿。”他满满地舀起一碗碗漂着一层葱花的羊汤端到人们案头，又回头招呼我，“青，别坐着，快来帮忙端。”
我对他这种没有出息地讨好别人大为不满。一方面用严格，简直可以说是刻薄的制度卡人，一方面又用小恩小惠收买讨好人。这样就能提高教学质量么？我实在不愿做这种没有出息的事情。但校长加伯父的双重身分，还是迫使我动了窝。
“您这样经常掏腰包，叫人不敢再吃了。”有人拿着空碗客气地说。
在阴历十月这颇有些寒冷的夜里，不花钱喝上两碗羊汤，如果不是自私得连指甲长了都舍不得剪的人，是应该有这种感激的。
“您就甭管谁掏腰包了，这叫不吃白不吃，吃饱了好好干活儿。”那样子正象招呼一群参加秋收夜战的社员吃烙饼。
一碗碗端过来，轮到我却只有小半碗“福底子”了，而且，里边还有煤渣、沙子等诸如此类使人倒胃口的东西。至于伯伯和林主任则只有看的分了。
伯伯装了一锅旱烟，边抽边嘻咪咪地看着狼吞虎咽的人们，大概有一种如同口受的幸福感。
“呃，呃呃，”小丁打着饱嗝儿，伸着懒腰怪声怪气地说，“这羊汤就是好吃。不过，要有点干的，号起卷来不就更有劲儿了是不是？”
“唔唔，”伯伯脸上顿时显出愧疚的样子。他磕掉烟，拍着脑门说，“瞧我这脑袋。睢我这脑袋，后生子能干也能吃是不是？”说着，他浑身上下摸了个遍，才缓步走到我跟前说，“钱。”
我望着他那竟有几分得意的眼睛，按着装有本月工资的口袋，怨恨之气顿生：你搞得众叛亲离，民怨沸腾，连我都成了众矢之的，你还没有出息地讨好别人，这一顿夜餐得多少钱。掏钱买粉笔，把床让给新来的教师，连自个的自行车都成了公用的。你这个官当的有什么油水。
今天还要连我也赔进去么？然而，他那坚定的目光，使我不敢有更多的犹豫，便掏出钱包带着一股怨气扔在桌子上，啪，引来众人诧异的目光。
他竟一点也不计较，抓起钱包递给林主任，一句话没说，只伸出两个指头晃了晃。林主任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朝镇上走去。一会儿，提着一篮子饼子回来了。每人发两个。有的人吃了半个，有的只啃了一口，有的干脆没动就装进口袋里了。大概是为儿女们准备的点心。
这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有点儿哭笑不得。
吃饱喝足了，没人工作，也没人说话，大家都怔怔地望着他，象观察着一个天外来客，气氛显得不太自然。
他大概也觉得有些难堪，便搭讪着说；“我看，这基础问题很重要，大伙号卷要抓住基础问题号紧点，其他的松快些儿，这就象押土匪，你得讲究个路数。”
“押土匪？”小丁鼓着个腮帮子说，两个烧饼也吃得只剩下小半个了，“怎么个押法？”
“哎，这你还晓不得？”伯伯忽然来了精神，一磕烟锅立起身打着手势说，“那时候没有车晓得吧？抓住土匪五花大绑捆起来，一人押一个往城里送。那些土匪一个个肥头大耳，五大三粗，象大狗熊。半道上，他要解手了，你要给他解裤子是不是？你千万别到他前边去解，他一脚踢在你小腹里，你就没命了，你就在他的一侧把手伸前去，用屁股或外胯对着他，踢一脚也没事。还有，可别在墙根和树跟前，要在空地上，二愣子领着土匪在墙角解手，被土匪一头顶在墙上顶死了。……”
多么新鲜有趣。他还不停地作着动作，但除了我和小丁外，其他人都将脸扭向一边，有的已开始往卷子上打“x”、和“v”了。大概这样的故事讲得太多了吧，从人们不太恭维的目光里，他的话无异于祥林嫂在说：“我真傻，真的……”
他环顾左右，把烟袋掖到裤带上，才提起桶，讪讪地退了出去，目光幽幽的。
冬天来了，由于天黑由于冷，迟到早退的增多了。伯伯对这种不定期的检查也更紧了。把小林主任拧得哭了好几次鼻子了。
当然，他还是够照顾大家的，在检查前，特意在会上警告大家要自觉一点。特别是住得远的。他说这后一句话的时候，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因为我住得最远。
回到家里我做好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一切准备：检查了自行车的车闸和车铃。在链条上膏了机油；然而，物极必反，饭做得太早了，怕冷放在炉子上热着，当满怀进食的希望提锅时，饭，连同锅底都掉进炉子里：钢精锅底被烧化了。
发脾气，生闷气，揣了俩馒头，冒着呼啸的北风和扬起的雪霰上路。半路上，不留神与一行人相撞，虽未伤着人，对方却撑起了眼睛：“你这人，眼睛在哪儿长着？”
“哎哎，鼻梁两边，眉毛底下。”
等我紧赶慢赶到了到学校门口时，已经望见伯伯立在大门口了。高高的个子，弯弯的腰，寒风吹着他花白的头发，象几根枯草。林主任站在他身边正棒着一个硬皮笔记本往上记着什么。他俩跟前聚集了一群男女学生，在凛冽的寒风中吸着鼻子，缩着脖子，呵着气，跺着脚。
我刚跳下车子，他就仰着一张冻得乌青的脸，睁大微微肿胀的眼睛，抖动着手指着我训斥说：“学生迟到，你也迟到？象个做老师的样子么？”
学生们都有用幸灾乐祸的目光望着我：你常教训我们，你也有今天？活该。
在学生面前挨批评的确不好受。可也没法，只得讪讪地站在一边，迟到了么。
伯伯咳嗽着走过来，伸出一只干瘦的手捏了捏我的棉袄说：“哎，你咋穿得这么单薄？快，先登记，回去烤烤火。”
“冻不死的。”我索性把外套脱下来搭在车把上。不料，冻硬了的馒头掉了出来，象两颗手雷在学生脚下骨碌碌地滚动着，几个胆小的竟尖叫着跑开了。
他看见馒头，立刻显出不安和愧疚的样子，拣起沾着雪沫的馒头端详着说；“还没吃饭？这冷馒头咋 吃？”
学生们趁他不注意，趁机从他身后溜进去，撒腿跑了。
他一看，慌了手脚，追了几步没追上，便跺着脚弯腰打弓地喊：“站住，你，你们给我站住。”
可是，顷刻之间，连个学生和影子也不见了，他气得脸色乌青。嘴角溢着白沫子说；“你晓得他们都是多少斑的学生？都叫啥？”
我摇了摇头。
“你为啥不帮我挡住？”
“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啥？”在寒冷的晨光中，他的两眼射出两束寒冷的光，伯父加校长的双重身分一下全亮出来了。他大声训斥我，“啥是你的职权范围？搞好工作抓好你的基础问题就是你的职权范围。晓得吧？可你来半年不到尽给我闯乱子，惹事生非。叫我咋工作？这人数查不出来，我得扣自己的分呢，晓得吧？你呀，唉。”
“什么？”我吃了一惊，这大概就是他给自己定的校长岗位责任制吧？据说定下了，但没有公布，想不到，他居然在暗中执行了。这岂不是自己给自己往头上套枷锁？天底下哪有这号没出息的人。近半年来积郁的悲伤、恼怒，夹缝中的苦衷，以及寒冷的北风，冻硬了馒头，扣除了的十分，和这张出力不讨好的老人的脸……一切都化作了喷口而出的岩浆般的话语：“您好，您能干。您聪明，世界上哪有您这么好的官儿。您跟自己过不去，也跟别人过不去，我闯了乱子，到了这儿实指望你照顾点，谁知您对我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别人却把我当成你的一丘之貉。冷嘲热讽。我是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我哪一点不如人？我闯了什么乱子了？你这哪是改革，你这是借改革之名摧残人才，扼杀人才。你要把你手下的人全变成奴才、蠢才和庸才。我不干了，下一学期我就调走。我要是象您这样干，早回家卖红薯去了。”
空荡荡的校园门口只有我们三人。北风吹得电线杆嗡嗡作响。风扬起的雪霰直往脖子里灌。天空灰蒙蒙的，象我们三个人的脸。我咆哮般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着。
林主作吓得脸色苍白，直愣愣地望着我。伯伯的脸则由乌青渐渐涨红了，眼睛里闪着愤怒而委屈的光。他哆嗦着嘴唇说：“好，你说得对，你走吧。可是你也不寻思寻思，我不这样干咋干？我不抓基础问题抓什么？我何曾不晓得抓个教学方法，可我满脑子高粱花子，知道方法是个啥？勾勾叉叉洋码字，我晓得是啥意思？调动教师积极性，局里边块二八毛也不给往下拨，冬天连炉子都生不着，我拿什么去调动？我自个儿买粉笔，做夜宵，自行车也成了公用的。我为了啥？卖红薯？我还想卖梨呢。我能不听党的话么？我苦打实熬十年，盖了房，栽了树，办了农场，红旗中学十年没动过，我图个啥？现今，我能看着人家改革上去把我的红旗中学挤跨吗？你说不这么抓咋抓？卖红薯，我咋不想如今种地轻松自在，可这十年生了根的红旗中学能随便丢了么？要是十年来的红旗中学在我手里丢了，我这老脸还往哪儿搁？我还能活么？啊？你不是说要走吗？你立马就给我走，你们都走，你们走了我一个人干，咳咳咳…”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抖动着双肩剧烈咳嗽起来。我和林主任忙一人扶住他的一只胳膊朝学校走去。
风，刮得更紧了，天空中飘起了雪花。 |
2013-10-1 02: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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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卡
千斤顶
楼主 
